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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苏维埃制度的30年
萨米尔·阿明
《每月评论》1992年5月号
胡强 译
除了靠意向预言的人，谁都不会自称他（或她）对东欧和苏联体制的突然瓦解一点都不感到意外。然而，对这一意外事件的直接反应已经过去，目前是对各个国家在过去30年产生的体制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我甘冒看来不太谦虚的风险大胆地说，自1960年以来，我就已经是极少数左派中的一分子，预见到了在总的形势下1989—1991年之间最终会无情地发生什么情况。
说实在的，我认为十分可能的苏联解体并非是苏维埃制度危机的唯一可能结果。我不相信历史上任何一种不会犯错误的路线决定。充满各个社会的矛盾要按照其阶级内容以各种反映寻求其解决办法，也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开始向右（这已经发生）或向左变化，始终是很可能的。然而，上述后一种可能性（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能的）仍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秩序。这不仅是因为历史是无止境的，尤其是因为对右派能稳定东方社会的解决办法，实在难以使人相信，即使到中期也是如此。因此，还会继续寻找解决其苦难的其他办法。
自1960年以来，我就认为不能把苏联社会再称作社会主义，而且工人的政权已经被官僚主义扭曲了。从一开始，我就把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叫做资产阶级。我这么说指的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人”（HOMEHKJIATYPA）照着西方的镜子渴望仿效西方。
根据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分析，以及人民大众对苏共政权的态度，我从逻辑上得出结论，显然人民大众不可能认识到他们在该政权中的地位——即使它不断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而相反，他们把苏共看作是他们阶级敌人的代表。根据上述情况，该党“长期以来已成为腐朽的僵尸”，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控制人民大众的一种工具。为了补充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不足，该党还组织了某种庇护网络，通过它的控制凌驾于各种社会利益（即使是最不足道的利益）之上，从而用先发制人的手段阻止有组织地反对它的统治的活动。
从这方面来说，苏联共产党同第三世界许多选择资本主义，打着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帜，行使同样职能的党便没有什么两样了。因此，这就提出了正确地系统阐述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资产阶级尚未确立其思想支配地位的局面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好象不是合法地行使它的权力：它要求相互默契一致效忠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靠依附他人、剥削人民大众来行使权力的方式，具有使之非政治化的作用，对它的破坏性结果不应低估。实际情况表明，苏联的非政治化是如此普遍，以致使得人民大众认为，他们最近推翻的政权竟是社会主义；并由于这一实际情况，使他们认为还是资本主义好。
所有这种事业的垮台就象用纸牌搭的房子一样，一俟它们声明不再有国家政权支持它们，哪一家都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和躯体的危险去捍卫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控制这样的政党的斗争往往采取宫廷政变的方式，不会得到来自基层的干预，以至于忠实可靠地接受这种既成事实。因此，我对埃及从纳赛尔到萨达特的“社会主义联盟”的突然变化，或对第三世界许多国家贴着同样标签的其他政党的自动消失，并不感到奇怪。所以，对苏联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自1989年以来所表现出来的消极状况，也不感到惊讶。
我不是经常怀念1917年革命的那种人（这场革命本来不应发生，因为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必须等待资产阶级革命）。依我看来，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必然是两极分化，因而人民是它的主要受害者——生活在这一制度外围的那些人，他们起来反抗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都只能在人民起义中同这些人民站在一起。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踌躇不决就是背叛人民，因为由资产阶级革命造成的外围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允许对促使外围地区起义的事情作出任何可以忍受的反映。
俄国和中国革命开始了外围地区的长期过渡时期，其结果还无法断定，逐渐发展的动态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中心或外围。无论只是在这些国家的内部或世界范围，这都可能发动一场实现社会主义的运动。在这一框架里，最重要的是，要分析它可能发展的方向。据我看来，以下两个论据对分析苏联演变是很重要的：（1）斯大林在30年代着手进行的集体化，破坏了1917年产生的工农联盟，并为从国家独裁政府机构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阶级”的形成，开辟了道路，那个“新阶级”成了苏维埃国家的资产阶级；（2）因为某些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主义在无意中成为命中注定要选择的基础。我这么说，除了别的以外，还认为列宁主义没有同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和西方工人运动彻底决裂；它的关于技术的社会中立性的学说，便是我想到的例子。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从右的方面提出了批评，而毛泽东则从左的方面提出了批评。赫鲁晓夫声称，苏联没有充分承认经济上的限制因素（技术和科学革命、全球化）及其政治含义（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企业经理，即交给资产阶级）。毛泽东则说，在各个发展阶段保持可看到的最终目标，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政治挂帅”的真正意思，它和任何不花力气的“唯意志论”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为了抓住最终目标，毛泽东的学说坚持从平等、特别是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平等（象30年代的苏联那样，这在中国是十分必要的）来维护他们的联盟。是苏联的演变以及中国的情况使毛泽东相信，问题是在政权方面引起的——向共产党的垄断地位（新资产阶级的熔炉）提出挑战。这样他才“炮打司令部”，下令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当时认为，这是加强工人权力、削弱资产阶级力量的唯一途径－—难道他不对吗？他当时没有想到，随着企业权力的加强和它们之间的竞争，容许市场会使人民有权——难道这一点他也不对吗？我不想说他不容许市场。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在当时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容许市场是必要的，但这必须伴之以政治民主化，必须使工人比资产阶级技术专家拥有更大的实际权力，坚定地以根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价值规律制定的国家政策来限制市场。南斯拉夫曾经想这么做，但是大多太胆怯而且没有做好：对外界太敞开：在竞争的名义下，各共和国之间太不平等；自治的集体企业之间竞争太激烈。在这些方面，苏联什么都没有做；而中国做得也不多，尽管毛泽东时代的打算，后来被放弃了。
不过，公开选择资本主义表明苏联和东欧新时期的到来——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的外围化，对此，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甚至国内资产阶级）是没有准备的。由于低估了这种非政治化及其灾难性的后果，我曾以为东方的人民和统治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就会向政治民主方面转变。我还认为。在这些条件下，人民大众便能使这种变化转向有利于社会主义方面：由于工人的愿望和市场的迫切需要之间较好的平衡，我觉得世界范围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会重新展开。
关于这一点，我应该向读者作自我批评。因为今天发生这种变化是不可能的，而且一切动向正朝着残酷的难以抗拒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不过，就较长时期来说，既然这种外围化的结果会变得很清楚，既然工人们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不是由于过渡时期必然要遭受的暂时牺牲，难道还能说我不对吗？
我从一开始（即自60年代中期起）就谴责苏联改革者们提出的建议。当时我预见到走出斯大林主义死胡同的尝试，将来自右的方面而不是左的方面。他们的建议就是我所说的“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乌托邦”。新西伯利亚学派（鼓励戈尔巴乔夫出山的人多数来自这一学派）把瓦尔拉（Walras）逻辑推到了极限。他们设想了某种纯粹和完美的自动调节市场，不仅需要（瓦尔拉了解这一点，并于1908年由巴罗内加以阐明）普遍分散的私人所有制，而且还要完全集中的生产资料，并由部分无拘无束地称自己是出卖劳动力的人或企业家的所有老百姓投标来获得它。这种过时的圣西蒙科学管理社会的空想（恩格斯首先看出这是不存在的东西，而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发展到它的最大限度时，便表明所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主义异化，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它的幻想和乌托邦特征。
但这种哲学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改良主义观念的要害。历史已经表明，这些观念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向右转便达到其把苏联资产阶级变成真正资产阶级（私营企业主阶级）的目的。
上述思考表明，“1989—1991年的革命”是由统治阶级本身从上面进行的。不是由人民从下面进行的。从前有段时期我对1971年“萨达特的反革命”进行过类似的观察；对此我说过，这不是一次反革命，而是纳赛尔时代没有发觉的发展进程的加速实现。它也许只是通往残酷和专横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桥梁。不过，如果由左派进行这场革命，而且这么做是为了加速体制的自然演变的话，就应另当别论了。
实际情况仍然是戈尔巴乔夫想造成改革进程；但他没有想到，他会被他所代表的阶级（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中的大多数人包围。他也不知道，叶利钦的成功表明共产党已无力再成为实行人民计划的承受者。“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今后都将是资产阶级，以私人资产方式占有生产资料。但这不是社会革命问题，而是政治颠覆，就象“萨达特反革命”在当时所做的那样，会要求在领导人员一级进行彻底更换。因此，这将导致产生新的富裕的投机阶层；过去“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惹人注目地垮台；玩世不恭地处理业已不存在的联盟的各族人民的民族愿望。所有这一切都将难以避免。这还没有谈及西方列强乘机利用它们的势力，以财政援助作交换迫使各种让步，它们将抓住机会把俄国的边界推回到16世纪莫斯科公国的边界，从而彻底打破它可能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的美梦。
苏维埃制度的瓦解，是我们时代的重大事件；尽管这早已可以预料。所有关于今后的推论和方案，都一定要根据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新情况予以重新思考。但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所以，我再次提出我在《混乱的帝国》和《美国霸权的地缘政治学》这两本著作中对这一主题的某些思考：
苏联的瓦解是否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完结”，正如主要媒介一再喜欢说的，它是“历史的结束”，单方面舆论的喜悦是否就能保证使资本主义精神永垂不朽？我认为这是废话，但纵然这样，显然一个时代已经归于结束。
由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变成本国帝国主义的公开帮凶，19世纪构思的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已于1914年结束。列宁把这称做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丧钟，是完全正确的。
随后而来的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即第三国际和列宁主义，在长期病入膏肓之后，今天也接着死亡了。1963年我写道，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象1914年列宁曾经做过的那样，彻底丢掉苏维埃主义。今天进一步证明，苏维埃制度在它公开转向资本主义时，把它自己与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反对第三世界”的立场（即反对人类的3/4)，联系在一起了。
儿子的死不会使父亲复生。这是追随其祖先的孙子的任务，所以，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第三阶段将长期存在下去。
那么，是否还要制定社会主义第三阶段构思的方针路线呢？我认为是的，而且我大胆地在这一范围内提出我对苏维埃制度和全球资本主义30年的批判中吸取的三点教训：（1）事先提出“做某些新的重要事情”的意图，并“不惜以任何代价”加紧赶上；（2）要承认全球两极分化的意思就是，“解除联系”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进行的方式应该不断根据一般发展的限制因素来观察；（3）提出在重建多中心世界方面使其人民拥有独立自主发展广阔天地的系统行动计划。
以上三点需要本星球人民能与资本国际主义作斗争的国际主义，因为开辟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即使是遥远的事情）如果存在的话，只能是全球性的。
感谢 希哲 收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