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萨米尔·阿明
帝国主义和全球化
萨米尔·阿明
《每月评论》2001年6月号
徐洋 译
帝国主义的三个阶段及其意识形态
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与生俱来的。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征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欧征服美洲，其结果是印第安文明的毁灭、印第安人的西班牙化一基督教化或者干脆是种族灭绝。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以宗教的名义行动，英国新教徒从圣经出发认为他们有权铲除“异教徒”。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上述暴行与商业资本的扩张密切相关了，但是现在的欧洲人仍然接受为上述暴行辩护的意识形态话语。帝国主义扩张的第二个阶段以产业革命为基础，并表现为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征服，目的是攫取全球自然资源。但是包括第二国际在内的欧洲人再次接受了资本的话语，称帝国主义的扩张为“文明传道。”
人类社会在帝国主义的第二阶段遭遇了空前的两极分化。1800年世界富人与穷人的财产比例为2:1，今天这一数字已经变成60:1。资本主义文明的巨大“成就”也引发了空前激烈的斗争。“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束了殖民主义体系。欧洲殖民国家的统治阶级不得不在没有殖民地的背景下开始了复兴资本主义积累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一种新型全球化的基础上，在不同于1492年以来体系的基础上建设宏大的欧洲人空间。
今天，帝国主义扩张开始了它毁坏世界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受到苏联解体和第三世界新自由主义政权执政的鼓舞。资本的目的仍然与以前一样：控制市场，掠夺资源，超额剥削边缘国家劳动力大军——尽管在某些特征上与此前的帝国主义时代有所不同。这一次，帝国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建立在“干涉责任”上，并宣称“干涉责任”是出于对“民主”“人权”和“人道主义”的保卫。但是西方在使用这些话语时运用了臭名昭著的双重标准，以致在亚洲人和非洲人看来这些语言的使用具有极大的讽刺性。然而西方人却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这些话语，就像当年为帝国主义早期阶段的暴行辩护一样。
美国将它的帝国主义目标用神圣的语言仔细包装起来，这种美国意识形态宣扬“美国的历史使命”。这是从建立美国的“国父们”那里流传下来的传统。因此，目前美国的霸权必然是“仁慈”的，是道德和民主的源泉，那些受这种霸权统治的人是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美国霸权、世界和平、民主和物质进步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术语。欧洲舆论尤其是欧洲左派舆论大多支持美国的论调。媒体的宣传使西方人相信，美国和欧盟国家是“民主的”，他们国家的政府不可能产生“坏意志”，“坏意志”是东方“独裁者”的专利。西方人深陷于这种信仰之中，忘记了资本利益的决定性影响。于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人民再一次赋予自己良心以清白。
民主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民主与市场的关系
1．民主与市场是一致的吗？
对发展而言，民主是绝对必要的方面。但是这种观念似乎只是最近才被广为接受。不久以前，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东方国家或者南方国家，民主都被认为是“奢侈品”，这时资本主义世界统治阶级普遍接受的信条是，只有在“发展”解决了社会物质问题以后，民主才会到来。美国以此为它支持拉丁美洲军事独裁者辩护，欧洲人以此为他们支持非洲专制政权辩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党制国家以及苏联体制国家也接受这一信条。但现在这一信条一夜之间被颠倒过来了。现在在世界各地，官方几乎每天都在谈论民主问题，获得以正式形式颁发的民主合格证成为从富裕的大国获取援助的一个“条件”。
从一开始，资产阶级社会将经济管理和政治管理分割开来，对它们采用不同的特殊原则。根据这种观点，民主是好的政治管理的理性原则。由于男人（当时妇女是不包括在内的）或者说一定的男人（受到良好教育的富足的男人）是理性的。他们有责任制定法律，有责任通过选举选择执行法律的人。另一方面，经济生活受另外一种原则的支配，这同样被说成是“理性”要求的表达，这些原则指私有产权、成为企业家的权利、市场上的竞争等。这一套原则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相同，而与民主原则没有任何关系。
“民主”（即对政治生活的现代管理）和“市场”（即资本主义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应当被看作一致的还是分歧的？当前的时髦话语宣称这两者是一致的，民主和市场被认为互为存在基础，民主需要市场，市场也需要民主。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曾询问自己，这两者为什么是一致的？最初，民主必须建立在财产资格的基础上，必须只给予那些同时既是公民又是企业家的人。那么很自然，作为资本家，他们选举时的选择总是与他们的利益相一致的。但后来民主权利向其他公民扩展了。这一扩展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结果，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体现。恰恰相反，这些权利是该制度的受害者逐渐赢得的，是他们向该制度斗争的结果。民主权利的扩展必然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大多数人（该制度的被剥削者）的意志与市场为他们准备的命运之间的矛盾通过民主投票表现出来了，这使得该制度出现了不稳定甚至爆炸的危险。至少存在这样的风险和可能性，即受到质疑的市场不得不服从于社会意志，而这与资本利润最大化是不一致的。换句话说，对一部分人（资本家）而言存在风险，而对另一部分人（工人公民）而言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即市场可能受到调控而不是严格按照市场单方面的逻辑运作。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战后福利国家中已经实现了。
如果具体的历史产生了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社会批判运动变得四分五裂毫无力量，以至于似乎不存在对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起替代作用的思想，那么这时民主就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你可以以你所喜欢的方式自由投票。但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效果，因为你的命运决定于他处，决定于议会之外，决定于市场当中。民主对市场的从属（而不是一致）反映在政治学语言中，便是“交替”（alternation)（变换当权者的面孔以便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取代了“替代”（alternative)（做另外的事情）。
从一开始，民主与市场“天然”一致的理论就包含着危险。它假定一个社会与它自身是协调的，这个社会不存在矛盾，就像一些所谓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但是现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已经产生了空前规模的不平等。市场与民主一致的理论今天只是纯粹的教条，是虚构政治学（imaginarypolitics）的一种学说。这正如“纯粹经济学”不是关于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理论，而是一种虚构经济学（imaginaryeconomy）的理论。
2．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危害
由于上面论述的原因，我们再也不能接受被普遍宣传的所谓民主与资本主义一致的观念。相反，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中潜藏着专制主义。
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是每一个社会与生俱来的，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层次。这一矛盾在所有前现代的社会制度下，是通过社会对个人的否定和驯服而克服的。个人只能通过他在家庭、部落和社会中的身份而获得承认。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里，上述否定关系被颠倒了：现代性通过个人的权利来表明自身，这种权利甚至是与社会相对抗的。在我看来。这一颠倒只是解放的前提条件，只是解放的开始。因为它也释放了个人之间互相争斗的潜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坚持这种暧昧的伦理观：竞争万岁，让强者获得胜利。这种意识形态的毁灭性后果有时为其他尚存的伦理原则所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有源于宗教的伦理道德和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形态继承下来的伦理道德。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性因素，那么个人权利这种单方面的意识形态就会产生恐怖和专制。
我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全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潜在反动性。他认为美国没有封建社会的残余，这是美国较之欧洲的优势。但是我的意见正相反，我认为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相对而言具有积极意义——支配美国日常生活的那些比欧洲多得多的暴力的存在，不正说明美国缺乏前现代的传统导致的恶果吗？就这些前现代传统强调宽容和团结而言，它们对于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如果缺乏它们就会增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软”专制主义（与硬专制主义如麦卡锡主义交替使用）正是美国的一贯特征。在美国，人民参加投票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低。
3．真正的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如果在市场与民主之间没有一致性，那么发展（按照通常的理解，指通过市场的扩展使经济加速增长）与高度发达的民主实践就不相容了吗？
要证明这个论点并不缺乏证据。韩国、台湾和巴西在军事独裁之下的“成功”以及许多民族主义者的平民主义政府的“成功”与民主没有什么关系。当年德国和日本在赶超英法时并不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民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战后民主的意大利比法西斯时代的发展要快得多，西欧在社会民主主义之下也取得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发展。
或许有人会说，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会反驳这一论点。确实，苏联意识形态认为，取消私有财产就直接意味着私有财产被社会财产取代了。但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做过这样简单的陈述。对他们来说，取消资本和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只是向构建社会所有制的长期演化的可能性迈出了必要的第一步。只有当民主化已经成为强大的进程，当公民一生产者已经变成对从工作场所到国家大事的一切事情所作出的决定的主人的时候，社会所有制才开始变成现实。这项任务的难度不亚于建设一种新文化，需要连续数代人不懈地用他们的行动逐渐改变自身。
4．真正的民主与“社群主义”
民主必然是一个普世主义的概念，在这一本质点上民主不容有任何折扣。但是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在解释民主时割裂了民主，他们的解释有利于某“种族”、“社群”或“文化群体”（如伦敦郊区的印第安人、法国的北非人、美国的黑人），却最终否定了人类的统一。盎格鲁—撒克逊的身份认同政治学（identitypolitics）将这一倾向发展为“社群主义”（commumitarianism)，这就否定了人类真正的平等。即使初衷是好的，“社群主义”也要将个人禁锢在社群中，将社群禁锢在现行制度强加的等级制度的严密限制当中。这其实与种族隔离相差无几。民主的有效性、可信度和合法性被侵蚀，人们只有到特别的身份认同中寻求虚幻的保护。文化主义认为每一个社群（宗教、种族、性别或其他）都有自身不可约减的价值。这种观念不是对民主的补充，而正好与民主矛盾。
社会斗争的全球化：重振发展的条件
民主和发展的未来前景取决于现存的强大的客观趋势的发展和人民及社会力量对这种客观趋势的反应和挑战。
在我们的时代，对未来作出预言尤其困难。因为支配各种行为者的所有的政治机制都消失了。当后“二战”时期结束之际，政治生活的结构也崩溃了。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传统上在政治国家的背景下进行，政治上国家（不是政府）的合法性不存在问题。在国家内部，政党、工会和其他许多组织，构成了该体系的基本结构，政治运动、社会斗争和意识形态思潮就在这个体系中发生。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几乎在世界各地，这些组织都丧失了一部分甚至全部合法性。人民不再相信它们了。
在这些组织原来的位置上，各种各样的“运动”层出不穷、这些运动围绕环保、妇女问题或者民主、社会公正问题或者种族、宗教认同问题而展开。这种新的政治生活很不稳定。因为其中有些运动有意识地参与了（或者能够参与）对由当权者统治的社会的拒绝。另外一些运动则相反，对此毫无兴趣。当权者能够并且确实利用了这一区别。当权者扶持利用一部分运动，而打击压制另外一部分运动。
目前世界管理存在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策略。该策略的目标是通过促成国家和社会组织的解体来尽可能地造成敌视现存制度力量的分裂。车臣和科索沃越多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和操纵基于身份认同的运动就受到欢迎。因此，社群认同（种族、宗教或者其他）问题是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
我认为在辨别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运动时，存在一个根本的标准。一部分运动，它们提出的要求反对社会剥削，它们要求在每一个领域都实行民主，这样的运动是进步的。与此相反，另一部分运动，它们标榜自己“没有社会纲领”（因为这不重要）,“对全球化没有敌意”（因为这也不重要），宣称它们与民主概念不相干（民主是“西方”概念），这样的运动显然是反动的，是为统治资本的目的服务的。
民主和各族人民的权利，这在今天只不过被理解为新自由主义者控制世界危机的政治工具，以此作为经济工具的补充。所谓“善治”，其真相也是这样。特别当这些概念成为美国和发达国家战略目标的工具时，其双重标准和讽刺意味就尤为明显。为了所谓的民主和人民权利可以去干涉海湾地区、科索沃（将来或许还有西藏），但是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卢旺达人的民主和权利就被忘记了。
为了实现民主和人民的权利，就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已经看到现行制度的受害者发起了斗争。巴西的无地农民，欧洲国家的工薪阶层和失业者，印度尼西亚的学生和工人……这个名单每天都在增长。
感谢 希哲 收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