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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民主
萨米尔·阿明
法国《思想》2001年10月-12月号
陆象淦 译
没有必要对雅克·特克西埃的《马克思、恩格斯论革命和民主》一书（《今日马克思丛书》，法国大学联合出版社，1998）大加赞美。特克西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严谨和细心的读者，阅读他的书总是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笔者在这里不想撰写这本应该全部读完的书籍的提要，因为它的各种细节也是十分重要的。笔者要做的完全是另一件事：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美模式的民主开放或者封闭的前景问题上作出的论断的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分权的和非官僚化的英国和美国的民主极为赞赏，甚至把它们看作是可能承载政治激进化的最好形式，这是可以理解的。继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历史的各个激进时代之后，接踵而来的总是不民主的复辟时期，而德国当时只有装装门面的民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今天回顾历史，不能不说英国和美国的民主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让它们的人民看到某种显见的激进化的希望。这种形式的民主根本不允许发展阶级意识（更不必说社会斗争），它成为淡化民主的完美手段，从而有利于对资本的统治没有威胁的其他形式的社会认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设想到这一点，我们今天有义务对此加以阐述。
英美民主特别是美国的民主，今天构成笔者称之为“低强度民主”的先进范例。它的运作基础乃是植根于多党制的选举民主实践的政治生活的管理与资本积累法则所支配的经济生活管理之间的完全分裂。除此之外，这种分裂不是激进治理的目标，而毋宁说是所谓普遍共识的组成部分。这种分裂摧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寄予重大希望的政治民主的一切革命潜力，它阉割了形形色色的代议制机构（议会及其他），使它们在“市场”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只能俯首听命。选举红党抑或白党，这无关紧要，因为你们的前途并非取决于你们的选票选择，而是取决于市场的机遇。轮换—亦即执政（不是掌权）的人物变了，其实永远是换汤不换药（服从于市场）——替代了选择，即替代了不同的社会选择和前景之间的明智挑选。人们关于公民意识和阶级意识在政治喜剧和商品消费的场面中双重淡化所说和所写的一切，构成了这种政治一经济分裂的内容[1]。
这种民主观念本身的蜕化损害了其意义，成为一个殊为复杂的现象，笔者不打算在这里分析它的全部表现。笔者从这样一个普通的观念出发：这种蜕化的根子在于各国不同的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演变，以及始终由它们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文化和政治遗产。笔者选择其中若干被认为是重要和明显的东西。不过，在阐释这些因素之外，笔者还将补充其他一些同上述民主体制的运作及其为资本服务的方式相关的论述。
笔者将把自己的话题限于考察美国，并将首先提出同其历史形成相关的几点看法。
第一点看法是：“美国革命”虽然得到许多1789年革命家的赞赏，而且今天更比以往任何时候被吹捧得无以复加，但据我的看法，它只不过是一场缺乏社会内容的有限的政治革命。美国的移民在他们对于英国王朝的反抗中，丝毫不想改变既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而只是不愿再同宗主国的领导阶级分享利润。他们要自己掌握权力，目的不是为了做不同于他们在殖民时代所做的事情，而是为了通过获取更多的决定权和利润继续原来的一切。他们的目标首先是继续向西部扩张，其中包括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在这样的框架内，保持奴隶制同样也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事情。美国革命的主要领袖几乎都是奴隶主，而他们在这方面的成见是不可动摇的。惟其如此，直至几乎一个世纪之后奴隶制才被废除，而又经过了一个世纪，美国黑人才得到了对于他们的若干公民权的最起码的承认，但主流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依然未曾动摇。
其实，在这个时代的美国人中间只有一场惟一的社会革命——圣多明各的奴隶们为争取自己的自由而进行的革命，生成此后的美国革命是另一回事。美洲的西班牙语区所有革命（在当时的巴西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发生革命）有着同美洲英语区的革命同样的性质：克里奥尔人为了继续同样的事业，用他们自己的政权代替了卡斯蒂利亚王朝的政权。
第二点看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美国社会得到自由发展，没有遭受封建主先辈遗留下来的阻力干扰，这个事实成为他们的比较优势。笔者今天倾向于对这个就资本主义的本质所作的过于片面的——我感到——判断表示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既是人类生存的建设者（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生产力最惊人和最迅速的发展的发轫而言），又是通过商品异化毁灭人类生存的破坏者。随着它的发展，积累的破坏的侧面日趋强化，直至今天变成对文明的一个实际的威胁。[2]这种根本的异化不仅规定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内容，而且也规定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乃是确立“低强度民主”的共识的来源。
商品的异化导致把自由置于人类价值的最优先地位。自然，一般地说，是个人自由特别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自由，使企业家的能量得到解放并制约着经济权力。但还存在着其他人类价值，包括平等价值在内。平等价值并非直接来源于资本主义的要求，除了在其最利害相关的层面上—一方面允许充分发挥企业自由，另一方面支配屈从于受雇佣地位的劳动者（即本身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出卖者）的权利平等（部分的）。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平等”价值同“自由”价值发生冲突。而在欧洲部分地区—且不说是整个欧洲大陆——特别是在法国的历史上，这两个价值被宣布为具有相等的地位，如像法兰西共和国铭言所表述的那样。这并非偶然，这种冲突的双重性的起源也是复杂的，其中无疑包括寻求不屈从于资产阶级野心而独立自主的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我认为这在法国大革命中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矛盾由山岳党人明确而公开地表达了出来，他们正确地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完全的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乃是民主的敌人（如果民主对于平民阶级应该意味着某种权利的话），但也许在这种双重性的起源中同样也包括某种先前的文化遗产。
因此，笔者从这种看法出发，斗胆对美国社会和文化为一方与欧洲社会和文化为另一方之间今天仍然清晰地显示出来的一个差异进行阐释。在美国和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的运作和利益的差异也许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大（通过众所周知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资本主义”与“莱茵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它们的利益的连接无疑可以说明美国一欧洲一日本“三驾马车”之间的团结，
尽管贸易冲突——次要的——可能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使彼此产生对立。但社会判断，萦绕着精神的社会设想——即使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也许差别相当大。在美国，自由的价值很大，占据全部阵地而不会发生问题。在欧洲，自由的价值自始至终不停地受到对平等价值的热爱的制衡，自由的价值必须同平等的价值联手。
美国社会轻视平等。极端的不平等不仅得到容忍，而且被当作自由所许诺的“成功”的象征，但没有平等的自由无异于奴役。这种片面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暴力并非是偶然的产物，而且无论如何不是激进化的一个动因，而恰恰相反。欧洲社会中的主流文化至今把自由和平等价值结合起来，尽管稍许有点失衡。而且，这种结合成为社会民主历史妥协的基础。
然而不幸的是，现代欧洲的演变，趋向于促使这个大陆的社会和文化向着被标榜为模式和不加批判而日趋蔓延的欣赏对象的美国文化靠拢。
第三点看法是：一浪接着一浪的移民潮在强化自由的意识形态而损害平等的价值方面，发挥着固有的作用。诚然，移民对于贫困和压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他们背井离乡的原因。恰恰相反，他们是贫困和压迫的牺牲品。但环境——亦即他们的迁移——导致他们抛弃集体斗争来改变他们的阶级或群体在自己国家中的共同条件，而倾向于拥护个人在接纳国中取得成功的意识形态。这种态度得到美国制度的鼓励，两者一拍即合。它延迟了阶级意识的产生，而阶级意识刚刚开始成熟，就必须面对新的移民浪潮，从而促使阶级意识的政治结晶归于流产。但与此同时，移民刺激了美国社会的“社群化”，因为个人的成功不排斥牢固地立足于其出身的社团（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等等），离开了这样的社团，个人的孤立存在着不可支撑的危险。正因为如此，美国制度给予补偿和满足的这个认同性维度的强化，是以损害阶级意识为代价的。
与民主在美国的制度化相关的种种问题，不能撇开——像笔者在这里建议要做的那样——带有明显特征的历史基础来加以讨论。而且，这种制度化的形式也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那个时代所设想的积极意义。根据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这些制度化的形式完全是为了服务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的计划而设置其功能的。
美国发明了总统制。也许在那个“理所当然”的时代，帝王（通过选举产生的）观念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国王而毫无问题地从1793年延续到1798年。总统制始终表明是对民主激进化的一场灾难，而且今天比昨天更加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总统制有利于转移政治争论，通过挑选个人代替挑选观念一纲领——这些个人被认为“体现了”观念一纲领——来淡化政治争论。不仅如此，几乎是命运注定地把选举集中在两个人身上的这种极化，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对最广泛的共识的寻求（以争取赢得未下定决心者、不问政治者为中心的战斗），从而损害了激进化。这不啻是对保守主义的一个褒奖。
这种总统制——本质上是保守的——由美国毫不费力地出口到了整个拉丁美洲，其原因如上所述，亦即这种制度完全适合于那些具有同样性质的局限的政治革命。然后，它又征服了非洲和亚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原因同样是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局限性相关。
它也正在征服欧洲，尽管它在那里的民主派中间只留下了一个可憎的回忆，曾被人们与蛊惑人心的波拿巴主义的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法国随着戴高乐共和国的建立，也令人惋惜地邯郸学步，开始进入这个运动，这并非标志民主进步中的前进步伐，而是一种倒退。法国社会看来深深陷入了其中，而被人们所援引的关于议会制度中“政府不稳定性”的论调无非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借口。
总统制同样还有利于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结合（在“总统候选”竞争者背后很理想地分立出两个对峙阵营），损害了真正的政党（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名符其实的选择性的社会设想的潜在代表者——的形成。关于这一点，美国的案例再次成为具有说服力的例证，那里只有民主和共和两党。尤利乌斯·尼雷尔不无幽默地说过：“这是两个独一无二的政党”。此话是“低强度民主”的极好定义。总之，美国的平民阶级是这样理解这种民主的，众所周知，他们抵制投票，因为他们知道——事出有因—所谓投票选举毫无作用。
各种形式的美国民主非但不是可能的社会激进化的工具，而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正相反，乃是滋生保守主义的完满形式。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积极的美国民主的其他一些方面，转化为它们的反面。
例如，“分权”以及随之出现的被赋予某些选定的地方权力的机构的增多，促使地方特权阶层的权力和“社团主义”精神的强化。我们知道，在法国，新行政大区的政权也始终或者几乎是始终比全国范围的情况表现得更右。这绝非偶然。
美国没有常设的官僚体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将此视为不同于欧洲的根深蒂固的官僚遗产体制的一个优势，但它今天变成为保守政权用来委任直接在生意场中广泛招募来的不负责任的临时支持者（既是裁判者又是当事人）实施其纲领的手段。这难道确实是一个优势吗？不论人们对于譬如说法国的“国立行政学院帮”说些什么——对于他们的大部分批评无疑是可以接受的——通过真正民主的方式招聘一个官僚阶层的观念难道不比期待终于实现（也许一个无需官僚阶层的社会这样的遥远理想来得更加美好（至少不是更坏）吗？
对于“官僚”的不假思索的批评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它直接引发了把矛头指向公共服务观念本身的体制运动，人们试图用商业性的私人服务来取而代之。对于现实世界的客观观察表明，公共服务（所谓“官僚化的”）并不像人们所指责的那样低效，美国同欧洲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比较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全国医疗保健（广泛私有化的）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而在欧洲（其医疗保险大都是由公共服务保障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就结果（医疗保健质量）而言，对比也是有利于欧洲的，但医药和保险的卖方垄断利润在美国大大高于欧洲。除此之外，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公共服务至少是潜在地可以保持某种透明度。受所谓“私人商业秘密”保护的商业性服务却注定是不透明的。用私人服务（亦即通过市场实现社会化）来代替公共服务（亦即通过民主实现社会化），其宗旨在于力求强化那种把政治与经济当作两个彼此严格分离的领域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恰恰成为摧毁一切民主激进化潜力的破坏者。
“独立的”司法和遴选法官的原则，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赞赏的东西，但事实表明，它们又是怎样为根深蒂固地树立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成见大开方便之门，不但无助于激进化，而且恰恰相反，成为激进化的障碍。这一模式正在被其他地区（例如法国）仿效，其直接结果笔者不想多加评论。
所有这些原因今天在笔者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却并非如此。除此之外，笔者还要加上另一个摧毁民主自身包含的激进化潜力的重要原因，亦即帝国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有所察觉，而且已经为历史所完全证实：一个剥削他国的民族不可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塞西尔·罗德斯也完全是这样来理解19世纪末的英国的，他宣称帝国主义的扩张乃是从社会主义威胁下拯救这个国家的最好手段。今天美国的霸权主义就像昨天的英国、法国等等帝国主义一样，同样是民主激进化的一个主要障碍。这种现实对于整个当代资本主义中心，亦即对于美国一欧洲一日本三驾马车来说，是实际存在的。
笔者不想责难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他们那个时代看到今天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本身深入到民众阶层中间，这种状况在世纪末之前几乎是看不到的。但我们必须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寄予英美民主的厚望今天看来是十分天真的。
[1] 萨米尔·阿明，1998～1999年，《世界化与民主：我们时代的一个主要矛盾》,载于《国际研究》第55期，第145～167页。
[2] 萨米尔·阿明《资本积累的破坏侧面》，即出，新科学出版社，纽约(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