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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衡帝国主义美国
﹝埃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2003年7月
王中保 翻译
〔说明〕译自美国《每月评论》2003年7-8月号
﹝内容提要﹞美国的霸权计划确定无疑是最野蛮的帝国主义，其实质是把社会思想简化为庸俗经济学的教义，把武力置于统治资本的控制之下，割裂统治资本与任何人类价值体系相联系，谋求短期内统治资本财务收益的最大化；美国生产体系远不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相反，在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梦想的真正自由市场上，美国生产体系没有哪个领域可以确信击败竞争对手；美国不会放弃非对称的自由主义的实践，因为这是它弥补赤字的惟一途径，美国的繁荣正是以别国的停滞为代价的；审视罪孽的美国霸权计划与由三个超级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的逻辑，人们可以理解美国霸权计划有强势的一面，也有弱势的一面；亚、非、拉人民必须跨越三大洲而团结起来，希望应对当前华盛顿新纳粹的行动早点到来！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的崩溃，美国的统治阶级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开始实施一项霸权计划。美国凭借其军事实力野心勃勃，还从未遇到来自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力挑战，它采取旨在“全球控制”的军事战略，企图强化其霸主地位。这项战略计划在早期的一系列军事干预中——在海湾、南斯拉夫、中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得到实施，引发了无休止的战争。它是由华盛顿单边制定和决策，标榜为“美国制造”。与这项霸权计划随之而来的政治手腕，无论是打击恐怖主义、反毒品走私，还是指责生产大规模武器，都是在为实施霸权计划寻找借口。当人们联想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发明——轻而易举地找到恐怖主义对手，而不管它是塔利班还是本·拉登时，所有这些为实施霸权计划而寻找的借口就昭然若揭了。
美国今天指责伊拉克和北朝鲜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明天可能会很方便地把矛头指向其它任何国家，反衬美国自己使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指责就会淡然失色。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使用了原子弹，在越南使用了化学武器，还威胁在将来的冲突中进一步使用核武器。因此，这些借口不过是宣传工具而已，套用歌拜尔斯的话说：它们在操纵美国舆论上也许还起得点作用，但是在世界其它地方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先发制人的战争”思想，现在华盛顿声称是自己的一项“专利”，它完全抛开了任何国际法的理念。联合国宪章规定除了合法自卫外禁止诉诸于战争，它允许在非常严格条件下进行军事干预，并且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慎重考虑，都必须是暂时的。国际法的所有专家都清楚，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战争完全都是非法的，因此，这些对战争负责的人也都是战争罪犯。事实上，现在美国正伙同其它国家，同当年法西斯国家对待国际联盟一样来看待联合国。
抛弃全人类的共同人权已经甚为嚣张。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已被对“优等民族”（日尔曼语）和其它民族的歧视所取代，也就是美国民族及其后的以色列民族是优等民族。只要除美国优等民族之外的其它民族不对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目标构成威胁，它才会被容忍生存下去。优等民族为它自己和它的支持者的利益，有权征服任何它认为必要的生存空间。
美国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利益是赋予他们的权利，试问这种国家利益是什么呢？
美国统治阶级只认一个目的——那就是赚钱。北美国家公开满足美国跨国公司主导的资本需要。
在华盛顿眼里，我们因此都成为了“红皮肤”，这是对土著美国人的蔑视性称谓，就是指那些不阻碍以美国为基础的跨国资本的扩张才有权生存的人。我们已经预言，不管使用任何手段来抵制美国，都将遭受打压，如果必要可能遭受灭顶之灾。人们会质问，美国毫不犹豫地会以受害者损失3亿美元的代价来谋求美国跨国资本获得额外的 1500万美元的利益。借用美国总统老布什、小布什或克林顿的话说，“流氓国家”甚嚣尘上。这正是美国自己。
美国的霸权计划确定无疑是最野蛮的帝国主义，但它不是安东尼奥·奈格瑞提出的那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因为它不是志在管理全球社会，以便更好地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和谐的资本主义体系。相反，它仅仅志在掠夺它们的资源。所有这些实质是把社会思想简化为庸俗经济学的教义，把武力置于统治资本的控制之下，割裂统治资本与任何人类价值体系相联系，一心谋求短期内统治资本财务收益的最大化。统治资本隐藏在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野蛮扩张之中，以绝对服从所谓的市场法则的需要来取代人类价值。
贯穿美国历史，美国资本主义已表现出比欧洲的各种资本主义更易采取这样的步骤。在政治上，美国政权内在地服务于经济而别无其它，完全消除了经济与政治间的冲突和利害关系。针对土著美国人的种族灭绝、对黑人的奴役、以及由统治阶级一手操纵，以牺牲阶级意识的成熟为代价，相继地向美国进行的移民浪潮，而导致的伦理和种族的冲突，所有这些共同促成单单由美国资本党专制的美国社会的政治寡头。资本党的两个派别共同分享全球霸权的图谋，虽然他们向不同的“选民”美言相诱，但是，他们还是在不到美国选民一半的投票中产生，美国社会对它的制度有充分的信心，却烦得去投票。
得益于传统，社会民主工党和共和党标志了现代欧洲政治文化的形成，而美国社会却没有得益于这种传统，因而缺乏可操作的意识形态工具来允许它抵制资本的独裁。相反，资本铸就了美国社会思维方式的方方面面，并依靠强化深层的种族主义来重塑美国社会，这种种族主义纵容美国社会构建优等民族的出现。“花花公子克林顿，西部牛仔布什”：这个来自印度的广告语正强调了这个经营所谓美国民主的惟一资本党的本性。
因此，美国的霸权计划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古代和现代历史上的霸权，后者仅仅是为了取得霸权。不管是基于经济的剥削，还是政治的不平等，后者所包含的一系列问题都有着内在一致的答案。相反，美国霸权计划从其单一和极为片面上讲，无疑更为野蛮，也是基于优等民族的理念之上。一些美国自由主义学院派认为，美国的霸权是“温和的”，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美国的霸权计划如果要继续进行，它只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混乱，这反过来又持续要求更为野蛮的管理，而无法顾及战略性的长期谋划。最后，华盛顿甚至不会再企图扶持它的真正盟友，这在于华盛顿一直得需要他们明白怎样做出让步。伴随武力支撑美国“不可战胜”的信仰，像阿富汗的卡尔扎伊政权这样的傀儡政府将会更好地管理事务。
审视罪孽的美国霸权计划与由三个超级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的逻辑，人们可以理解美国霸权计划有强势的一面，也有弱势的一面。
如同一些非反思性的媒体所倡导的，一般舆论认为，美国军事力量恰恰构建了冰山之颠峰，它展现了美国优势在各个领域的扩张，在经济领域尤为显着，但也表现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因此，这种舆论认为，臣服于美国自称的霸权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对美国经济现状的考察使得这种观点大打折扣。美国生产体系远不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相反，在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梦想的真正自由市场上，美国生产体系没有哪个领域可以确信击败竞争对手。美国贸易赤字逐年增加，从1989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 500亿美元。而且贸易赤字实际涵盖了生产的各个领域，美国在高科技领域曾一度享有盈余，1990年盈余为350亿美元之多，今天也变成了赤字。
阿丽亚娜火箭与美国航天航空局的火箭之间的竞争，同样存在于空中客车与波音之间的竞争，表明美国现有优势的脆弱性。美国制造商必须面临来自欧洲和日本高科技产品的竞争，面临来自中国、韩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及拉丁美洲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竞争，还面临来自欧洲和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农产品的竞争。美国如果不求助于非经济的手段，它就很可能不能在竞争中取胜，美国采用非经济手段明显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但是却把自由主义的原则强加给了它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美国只在军工领域享有比较优势，这恰恰因为这个领域很大程度上在市场法则之外运作，并得益于国家的支持。军工的发展可以给人类带来一些好处，网络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它也造成了阻碍许多生产领域发展的严重畸形。美国经济是寄生于世界体系中其盟国的经济削弱之上的：“美国工业出口的产品占美国工业消费的进口产品的10％”（艾莫纽尔·托德《帝国之后》）。
克林顿时代的经济增长，被吹嘘为是欧洲不幸拒绝过的“自由主义”的结果，事实上克林顿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推广为一般化，因为它依赖于资本转移，而这意味着盟国经济的停滞。从实际生产体系的所有部门来看，美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并不比欧洲好。“‘美国奇迹”完全是由于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所导致的消费增长支撑的，例如，表现在金融和个人服务业、律师业和私人警卫业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林顿的自由主义为保守主义的兴起和小布什的胜利准备了条件。而且，正如托德写道：“从精确的统计数字上看，美国的 GDP开始类似于前苏联，靠欺诈膨胀起来。”
全世界都在生产，而实际上没有外汇储备的美国在消费。美国优势就是强盗优势，它的贸易赤字是靠别国的贷款来弥补，不管贷款的获得是征得了同意还是强迫而来。华盛顿正采取多种手段来弥补财政赤字，包括反复单方面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对臣服盟国很大程度上强加武器出口（占世界市场的60％），如对波斯湾国家的武器出口，而这些武器从来派不上用途；以及从石油中寻求更大的利益，这意味着对石油生产国进行更多的控制——这就是中亚和伊拉克战争的真正原因。
美国财政赤字主要部分是靠来自欧洲、日本和南方的资本倒流弥补的。倒流的南方资本来自从石油富国，到第三世界的各国，甚至最穷国家的买办阶级，以及强加于世界体系中所有边缘国家的额外债务收益。这种持续的资本倒流滋养了美国经济的寄生性，允许这个超级大国一天天生存下去，其背后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但是，它们却与设定的市场法则无关，这些市场法则虽然曾一度被认为是理性的和不可更改的。
占统治地位的跨国资本与资本主义三巨头之间的联盟是真实的，这可以解释它们为什么重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美国被看成是它们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必要时还可以诉诸于武力，虽然美国几乎不愿公正地分享领导者的好处；相反，美国企图把它的盟友变成奴仆，只愿意向三巨头中的低一级盟友做出轻微让步。统治资本的利益冲突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崩溃吗？希望很小，但并不是没有可能。
真正的冲突存在于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政治文化方面。在欧洲，一种打破新自由主义的左的选择仍是有可能的。然而，这要求放弃这种空想，这种空想以为美国会同样屈服于它强加给别国的新自由主义的规则，会与欧洲资本在同一游戏层面上竞争，并允许欧洲有独立的外交政策。直到目前，欧洲一直乐意把资本盈余存放在美国，然而，这些资本盈余本来能够被用来发起新一轮的欧洲经济和社会复兴。正是没有这些资本盈余，欧洲新一轮的经济和社会复兴才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欧洲以这种方式优先关注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话，美国经济表面上的安康将会崩溃，美国统治阶级将会遭遇自身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要说的“欧洲要么站在左派一边，要么什么也不是”的意思。
然而为达到这一步，我们必须抛弃这种幻想，这种幻想以为所有国家都应当或能够诚实地参与自由博弈，于是情况随后会好起来。而美国不会放弃非对称的自由主义的实践，因为这是它弥补赤字的惟一途径。美国的繁荣正是以别国的停滞为代价的。
那么，有益于美国的资本流动为什么一直在持续呢？可能因为对许多人来说，美国是富人的国度，是最安全的避难所，这正是第三世界的买办阶级在美国投资的原因所在。但是，欧洲的态度又怎样解释呢？“‘自由主义病毒”连同认为美国会不再违规、将接受市场规则的幼稚想法，在公众舆论中很有影响力。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奉为信条的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使得美国可以抽取其它地方产生的财政盈余来弥补它的财政赤字，然而其它地方产生的盈余也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对此美国却仅仅特别选择地去遵从。然而，对于统治资本来说，这种制度的好处胜过了它的不便——这是为了确保这种制度的永存而向华盛顿支付的费用。
那些所谓的“贫穷的债务国”被迫偿还债务，但是却有一个负债的强国从来不会偿债。美国选择的军事计划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这允许美国只靠这种手段来实现它的经济霸权。
美国生产体系弱化的原因是复杂的。这种弱化当然不是偶然的，比如，它不可能通过采取一种合适的汇率，或在工资与生产力之间采取更有效的平衡来加以恢复。相反，这种弱化是结构性的。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而这场深刻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普及教育和培训的低劣，它正是对私人部门推崇而损害公共部门，以及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产物。
因此，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欧洲远没有从观察美国赤字中得出合理的结论，而是在积极地模仿它。这里，“自由主义病毒”同样没有说明一切，即使它在体系内瘫痪的左派发挥了作用。大规模私有化和公共服务的削弱，将只会减少“老欧洲”仍在从中受益的比较优势。然而，这些措施不管在长期造成怎样的破坏，他们都向短期生存的统治资本提供了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
美国采取的军国主义计划现在正威胁着所有人。它表现出这样的逻辑：为了有利于当时的优等民族而使用武力来改变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这项军国主义计划现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完全决定了整个政治环境，因为这项计划旨在削弱通过社会和民主斗争而获得的进步。因此，阻止美国军国主义的计划就成了我们所有人的一项主要目标和责任。
这场斗争的胜利将有赖于全世界人民消除对自由主义幻想的能力，因为从来就不会有真正自由的全球化经济，这就是事实，尽管还有各种努力试图使我们相信有悻于它的东西，诸如世界银行论文除了被作为华盛顿鼓吹民主、善治以及消除贫困的一种工具外，别无他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使得这个问题得到媒体相当程度的关注，在于他重新发现了一些基本事实，并权威地公布了这些事实，但由于庸俗经济学的偏见，他没有得出最简单的结论。
重建南方阵线，从而使亚、非、拉人民能够跨越三大洲团结起来，使得他们的声音能够被世人听见，这就要求我们自己从幻想中解脱出来，这种幻想以为非对称的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能够给第三世界的人民带来福祉。看看南方国家坚持“无差别地实施自由化原则”，以此博得世界银行的喝彩，不是滑稽之极吗？世界银行什么时候为第三世界利益而与美国作对过？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军国主义计划的斗争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参与，从亚、非、拉的主要受害者，到被当作附庸的欧洲和日本人民，也包括北美人民自己。我们应当向吞入火口仍奋勇抗争的勇者气概致敬，像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拒绝顺从于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如同敢于抵制希特勒的人一样，他理应受到历史厚予的赞誉。
美国统治阶级将有能力实施其已经重振后的邪恶霸权计划吗？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因为美国社会的历史没有提供可能的先例。惟一的资本党在美国的势力没有受到挑战，它至今还从未正视军事冒险，因而作为整体的资本阶级的责任心不容小觑，小布什的权势就不仅是代表军火商和石油生产商。正如美国整个现代史所表明的，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是资本各部门利益权衡的结果，这却被虚假的描述为“游说”。
然而，只有资本的另一部分接受，这种权衡才能奏效。显然，政治上、外交上、甚至军事上的挫败，能够鼓励美国政府的少数派的力量壮大起来，他们正准备与国家正从事的军事冒险划清界限。当然，我的希望只能是这点，超过这个限度，就像曾经希望在纳粹政权巅峰时期刺杀阿道夫·希特勒能够成功一样天真幼稚。
假如欧洲人在1935年或1937年就做出反应的话，他们就能够阻止希特勒政权。他们直到1939年才采取行动，这就付出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代价。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希望应对当前华盛顿新纳粹的行动早点到来！
感谢 雪球 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