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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由主义全球化：更好还是更糟的世界
萨米尔·阿明
来源：《每月评论》2006年12月号
美国所预测的世界未来
美国对2020年的世界的预测没有想到，被称为“达沃斯计划”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原则可能遭到质疑。这是因为美国及其盟友认为，这些原则完美无缺，因而不可能有取代它们的可靠原则。
在美国看来，欧洲将继续无力地挣扎，经济发展将会受到重挫；仍然在抵制民主制度的俄罗斯将不会再次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强国，而是成为一个完全立足于石油的大国；拉丁美洲基本上将仍然保持现状；非洲仍然不会进入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众多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由于人民热衷于重建一个虚构的哈里发政权而无法动弹；联合国的作用将继续下降，同时由于北约可能提供的支持，美国将“担负”起全球政治治理的重任。
这种关于世界未来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一未来是在所谓总结了两个世界前景的背景下提出的：其中的一个是“达沃斯计划”的前景，而另一个则是“混乱”的前景。这是一种误导性的比较，因为事实上正是“达沃斯计划”的实施导致了混乱：对社会失败的民粹主义反应、恐怖主义，等等。事实上，这种关于世界未来的观点所提供的是一种单一的前景：由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保证的自由主义计划的实施，以及依靠军事全球化来管理混乱。
我对现存资本主义的分析促使我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现存资本主义的体系——在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形式上的——并不可行，因为它所带来的混乱决不是它的统治阶级构想的手段所能控制的，只会迅速地变得更加严重。美国在伊拉克的政治和军事失败，相关人民对“欧洲计划”越来越多的反对，暴力活动的爆发（2005年11月法国郊区所爆发的暴力活动），以及许多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我这样说，并不会得出如下结论：必然会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明天的世界，或许远至2020年的世界，将会不同于今天的世界，但并不必然会更好，而有可能会更糟。
欧洲计划可行吗?
事实上，“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极端令人困惑。特别是自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签订后，欧洲计划致力于限制国家的经济政策，而没有同时代之以一个欧洲政府。换句话说，在“全球化区域”这个术语最原生的意义上（意味着国家自主权的消亡），欧盟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全球化区域。这无疑并不是美国的状况，也不是世界其他地区的状况。因此，就这种大倒退而言，欧洲比世界其他地区走得更远。
欧洲国家给自身所带来的伤害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欧洲不再有任何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预算政策、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欧洲计划对那些完全不利于欧洲经济发展的做法的支持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因此我们应该问问为什么会做出这些选择。
对于这个问题，惟一合理的回答是：这些选择是由占支配地位的大资本制定的，因为这是可以用来镇压欧洲工人奋斗了两个世纪才获得的社会力量的手段。苏联制度的崩溃为此提供了机会。因此，这些选择完全是理性的，但显然是建立在短期的政治目的之上。荒谬的是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行为：它们相信自己一定会从共产党的垮台中获益，而事实是，自由主义的战略则想把它们全部铲除。
因此，我相信，无论从极端的自由主义还是从与美国地缘战略的联盟来看，欧洲计划都是行不通的。至于欧洲计划会遭到何种质疑以及何种发展会束缚它，目前还不得而知。
今天在欧洲所提出的问题是：它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否会因为目前进行的美国化而消亡?或者新的左翼是否将能够围绕着各种应对挑战的纲领联合起来?我认为，这两者都有可能。
新右翼发动了意识形态上的进攻。这种进攻之所以产生了一种有害的反法国话语，恰恰是因为法国在欧洲政治文化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个右翼则在法国看到了欧洲体系由于致力于美国化而存在的薄弱环节。柯柏尔主义（colbertism）、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世俗主义（secularism）乃至“高卢—共产主义”（Gaullocommunism）都是反复出现在媒体宣传中的令人厌恶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主题在欧洲的话语（亲欧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欧洲计划的实施之外，还值得研究的是围绕着欧洲计划的话语。只要提到欧洲政治文化的遗产如捍卫以阶级为基础的利益和对国家的尊重都被说成是“过时的”。矛盾的是，继之而来的东西又被称为“现代的”：称赞工人之间、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反世俗的宗教观念。
显然，欧洲左翼的重建需要对这一切话语进行彻底和批判性的评价。它也意味着要确定哪些能够建构一种替代的原则，尤其是要设想到短期和长期纲领的结果。
上述思考既不看好欧洲计划本身，也不看好进步社会运动对这一计划的反应。从其目前的状况来看，欧洲计划无疑不应该说成是欧洲人的计划，而应该被说成是美国霸权下的大西洋主义计划的欧洲部分。在我看来，对这一计划的批判反应更关注的是减少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非对称均衡，而不是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利的全球均衡。
在这些条件下，问题依旧悬而未决：欧洲计划能改变方向吗?或者为了实现这一点，欧洲计划必须公开地承认它的失败吗?
南方能够抵抗资本主义吗?
美、欧、日的集体帝国主义正在发动攻势，并且为了它们的目的而积极努力地重新塑造世界。它们已经设法削弱了几乎所有南方国家的实力，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沦落到买办的境地上。在这种环境下，由于带头采取攻势，美国能够实施它的特殊霸权计划。而这一计划则取决于“全球军事控制”的实施。
为了完成它的计划，美国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中东作为它进攻的第一个地区。然而，这一计划的目标远远超出了中东地区，实际上包括整个南方，即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总的来说，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南方国家关系的破裂，以及在所谓的新兴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和巴西，以及较小的国家，例如韩国）和另一个停滞乃至正在退步的“第四世界”之间日益显著的反差。我们由此能够得出新兴国家正在实现追赶意义上的发展的结论吗?从新中心—外围体系的特征来看，我认为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在过去，中心—外围之间的矛盾几乎就是工业化/非工业化国家的矛盾。现在，使中心获得支配地位的新的决定性优势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工业垄断构成，而是由技术控制、资金流动、自然资源的获得、信息和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决定的。通过这些手段，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区有效地控制了那些迁到新兴外围地区（未来的真正外围地区）的工业。
帝国主义计划为非新兴外围地区人民所安排的命运更为引人注目。事实上，世界的边缘化地区服从于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全面推行的政策。这些政策是有计划地排斥相关人民的战略，促进了被疯狂掠夺的自然资源更快速的集中。帝国主义计划的实施取决于侵略和军事占领（例如伊拉克的状况）以及由于债务产生的监督（例如非洲国家的状况）。在这种环境下，欧洲和日本实际上是美国的帮凶。2005年11月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地中海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欧洲国家试图推行布什偏爱的议程，把“反恐战争”置于优先的地位。今天，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极其顺从新中心/外围体系主人的要求。因此，欧洲就使它在阿拉伯地区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保持了一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情况同样如此，《科托努协定》（2000）和欧盟与非洲地区共同体之间所谓的伙伴计划就是证明。削减贫困和善治尽管是同样乏味的话语，但却被所有国家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新总干事接受，这些话语甚至使美国大使们的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这表明帝国主义三角持有共同的观点。
面对这种空前严峻的挑战，南方国家的反应要么极为怯懦，要么极不适当。就像过去的被保护国政府一样，现在的南方国家政府只有有限的活动空间，并且小心谨慎，没有对它们正在为之付出代价的经济自由主义提出质疑。由于遭到抛弃，大众阶级中的许多人沉迷于半宗教或半种族的言论，从而加剧了南方国家的分裂。
目前，亚非拉人民所面临的挑战是重建南方反对帝国主义和美国武装进攻的联合阵线。在万隆时代（1955年—1975年），亚非人民通过结成联合阵线成功地抵制了当时的帝国主义。但是，当前的形势不再具备这些成功的条件。当时，由于亚非国家的执政者来源于民族解放运动，有时甚至来源于真正的人民革命，因此他们拥有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并对自己的人民充满信心。此外，这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获得了苏联的支持，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在这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帝国主义列强又回到了野蛮侵略的传统。
因此，真正的替代——我称之为“人民万隆会议”——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南方国家左翼必须完成的任务并不比欧洲左翼面对的挑战更容易。
文化阵线：衰落
欧洲文化的可能衰落和世界的美国化表现得好像是将导致基于强有力的“共同体认同”的“广泛共识原则”一般化。我们不能低估往这种方向上的大力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严重危险。此外，欧洲文化早已出现的衰落或许代表着右翼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这种方法使衰老的资本主义不被社会主义的进步所推翻，而是被一种新的依附体系所征服。换句话说，另一个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定会出现的。与我们目前所生活的世界相比，它或许会更好，或许会更糟。
资本主义体系显然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衰老阶段，因为推行这一体系所产生的矛盾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永远使用这一体系的主人所能够最大限度地聚集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包括北方对南方的永久战争。然而，由此并不能必然得出结论说，全球社会主义将会消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在我看来，这需要以下条件：（1）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联合社会进步力量，巩固民主，以及在一种多极全球化的环境下加强民族国家的自主性；（2）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复兴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在这第二个方面上，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正在走向相反的方向。这种大倒退的证据在后现代主义的建议中清晰可见，因为至少就后现代主义的主导倾向而言，它怀疑“客观真理”和承认“话语的多元性”。
然而，这种版本的后现代主义受益于一种顺风的潮流，本身没有提供这种必需的、尖锐的批判性分析。后现代主义怀疑科学在知识问题中的特权地位。它声称，客观真理根本不存在，而真理就是人们认为是真的东西。换句话说，它把科学话语与其他的叙事类型（例如魔法、准科学和宗教）置于同等的地位上。它甚至宣称，事实上叙事的多元性正在有效地消除所有对普世性的要求。后现代主义把所有这些话语放在了相同的地位上，并且奇怪地禁止那些自称是反霸权的人遭到同样严格的批判。
现代主义话语大都陪伴着并合法化了当前的重大发展，例如文化主义的出现（总是多元的）。我借此明白了如下断言：按照这一断言，各种文化构成了横贯历史的现实，而这些现实的基础则是多样的、不可通约的和永恒的价值观。在人民的真正历史中，没有什么证实了这种先天的偏差。文化主义不应该与文化多样性这种平常而又明显的现实混为一谈，但却合法化了追求绝对的话语，而所有的准宗教运动和准种族运动都是依靠对绝对的追求而得以发展的。超级保守的话语从未想过要解放人类、被统治阶级特别是各国人民；相反，它把他们关进了一个死胡同，并使之接受垂死资本主义的真实支配。
就文化多样性和反霸权话语而言，相关问题的实质是这样的：它们常常会导致一种必须要避免的混淆。面对这种挑战，呼吁放弃普世主义愿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反动的。显然，只有继续停留在指定的范围内，反霸权话语才是可以容许的。美国式的民主鼓励了这种软弱的“多样性”。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不会产生改变世界所需要的激进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支配性力量尤其是美国当局宣扬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因。就维持支配性力量的地位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比这种意识形态更有效了，因为它为那些由自身“不可通约的特殊认同”决定的个体带来了一种明显的群体共识。相比之下，肯定对科学和普世性的需要是人类文明惟一可能的基础，这决不意味着一种无批判的现代性概念，因为如果现存现代性的形成时间和条件能够得到认识，那么后者就没有到达发展的终点。既然现存的现代性目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那么以一种更优越的后资本主义现代性来超越这种现代性就成为世界的任务。
如果目前的各种保守性倒退要获得支配地位，并压制它们的反对者，那么它们就可能通过一种建构新依附体系的过程来战胜资本主义。
重建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国际主义
面对各种挑战，抗议和对抗运动没有发展出一种连贯、稳定和替代性的战略构想。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勇气，才不会在这一点上怀有幻想。太多的运动相互祝贺它们的行动，但不承认前进的必要性，更不用说讨论任何缺点了。运动声称要为这一切抵抗和反抗增添某种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将会自动地带来某种替代。历史和对现实的理论反思都不会强化这种过分简单的观点。
这一建议决不敢声称可以轻而易举地应对挑战。实际上，它意味着占支配地位的价值和观念体系必须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取决于体系中心的人民（特别是欧洲人），他们应该重建一种真正的左翼文化，并且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决裂。同时，在构成欧洲左翼政治文化的一系列事件（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相继发生之后，欧洲人民的想像力能够开创一个新篇章。这意味着外围地区的人民既要消除认为发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环境下是可能的这样的幻想，也要消除向后寻找替代的幻想，并且要提出各种替代，带来一种与当代的挑战和机会相适应的突破。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要重新发明合适和有效的组织模式和政治行动方式，而每个人所要求的议程则充满了目前仍然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的问题。
我将非常简单地谈一谈我所看到的一些挑战的要点：
1．界定新的历史主体，这些新的历史主体能够控制发展并使之走向期待的方向。
2．界定我用如下术语所概括的政治战略挑战：制定出把如下方面联系起来（而不是分离）的纲领：（1）社会进步，（2）民主发展，（3）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此外，这还意味着创造出一个支持而不是反对民族国家的欧盟。
3．在一个逐渐获得主导地位的民主社会内消化市场社会化。
4．确立团结的优先性，以团结超越竞争；在整个历史上，团结而非竞争一直是进步的源泉。
5．为了走向社会公平、生态可持续、多维度的发展，把有效的调节和保护政策转变成具体的法律规定。这意味着赋予法律而不是合同以更大的权力。
6．准确地评估欧洲大陆人口的发展，并且正确地对待移民。同时，就筹措退休金而言，它的基础应该是再分配原则，而不是导致代际冲突的养老金原则。
7．根据南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确认反帝阵营、大众和民主阵营、民族霸权阵营的构成成分，并为它们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目标。
这些方面的进步就等于人民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实际上，这既是一个（通过欧洲左翼文化的重建）组织北方人民斗争的问题，也是一个组织南方国家人民斗争的问题。这种必需的人民——所有人民——国际主义不能建立在“世界人民团结”这类模糊的概念之上。后者忽视了相关社会群体的利益及其冲突。反贫困斗争、争取善治的斗争和面对生态挑战时主张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上述唯心主义方法的表现。我们所讨论的国际主义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面对一个只能被称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共同敌人时确定出共同的利益。
另一个世界，一个更好的世界，当然是可能的，因为存在这样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先于历史的历史决定论。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趋势与抵抗的力量之间无法调和。因此，真正的历史产生于资本主义扩张和那些反对这种扩张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中。在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的基础上，社会斗争的发展或许会使不同的霸权阵营上台，而它们不同于那些控制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的霸权阵营。这样一来，在一个基于多极协商的全球体系环境中，国家找到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我们必须努力实现这一点。因此，多极化就等同于真正的国家自主性。
只有当下述四个条件得到满足时，真正的多极世界才会变成现实。
1）欧洲必须真正致力于建设“另一个社会欧洲”（并因此参与向全球社会主义的长期过渡），并且必须开始脱离它的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很明显，这意味着欧洲并不只是简单放弃大西洋主义和极端新自由主义。
2）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战胜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极端虚幻的逆流。由于国家资本主义排斥了大多数工人阶级和农民，因此它不可能是稳定的。
3）南方国家（民族和国家）必须成功地重建一个共同阵线。这反过来为大众阶级提供了活动空间，并使国家不仅能够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让步，而且能够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用民族、民众和民主的阵营来取代占统治地位的买办集团。
4）至于民族权利和国际权利体系的重新组织，必须沿着一种把尊重国家主权（通过从国家主权到人民主权的推进）与尊重所有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结合起来的方向前进。
感谢 闲汉 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