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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一年之后
萨米尔·阿明
2012年
支晓兰 译
说明：从2010年12月17日发端于突尼斯的所谓“茉莉花革命”算起。“阿拉伯之春”在西亚北非肆虐已有一年有余。在这期间，西亚非洲的动荡使得埃及、利比亚、也门威权政权相继倒台，叙利亚和伊朗局势成为新的热点。然而，仔细考察这些事件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所谓“阿拉伯之春”初步显现出来的阶段性成果，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的战略密谋。埃及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继《2011：阿拉伯之春》后再次在非洲新闻网站“PambazukaNews”上撰文，精辟总结了阿拉伯革命一年的发展历程。他认为革命的到来并非毫无预兆，而是民众情绪在国内外反动势力长期剥削下的爆发。在过去的一年中，伊斯兰政党先后在突尼斯、埃及取得了大选的胜利，但这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与美国和海湾国家的长期支持分不开的。阿明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目标绝非在大中东地区建立“民主”，而是推行“遏制加削弱”政策，矛头直指新兴国家。
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2011年的阿拉伯人民起义（包括突尼斯、埃及、巴林和也门，之后是叙利亚）并非毫无征兆，与西方国家的专家相比，至少在许多阿拉伯的左派活动家们看来是如此。
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时期（1955—1970年），阿拉伯国家处于争取更美好未来和更平等国际体系的斗争的所有人民、民族和国家组成的共同阵线的最前沿。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与布迈丁和纳赛尔时期的埃及，复兴党统治时期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南也门共和国，在这一时期具有共性。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它们并不是所谓的“民主”政权。即使按照我们的标准即人民真正掌握权力来评判，它们也不符合民主的标准。然而，在这些国家和人民眼中，这些政权却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成果：民众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工业化和就业保障，以及伴随着独立倡议和反帝斗争而出现的社会向上流动的能力。所以，它们遭到了西方的强力打压，尤其是通过以色列的屡次入侵。
在这一框架下，这些政权在短时期内，也就是在20年时间里，取得了它们能够实现的所有成果，但很快由于内部制约和矛盾失去了发展势头。这与苏联解体巧合，进一步刺激了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进攻。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选择放弃并屈服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要求。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生活水平急剧下滑，在民族大众国家时代所取得的有益于大众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成果在短短几年之内全部丧失。贫困和大规模失业成了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后的正常结果。这些都为此次变革提供了客观条件。奇怪的是，那些呼唤西方拯救的“民主革命”的口头支持者们竟然是热情支持新自由主义联盟的国家领导人。
因此，爆发此次起义并非意料之外，而且之前已经出现了许多迹象，例如，埃及2007年8月大罢工，小农反对富农征田进程的抗争，一些新兴中产阶级组织（比如“肯飞亚”运动）的抗议等等。
政治伊斯兰在突尼斯和埃及大选中的胜利
突尼斯大选（2011年10月举行）为右翼阵营上台清理了道路。右翼阵营包括复兴党（穆斯林兄弟会）和自称为布尔吉巴主义者（突尼斯首任总统布尔吉巴的追随者）的政客，这些人之前是本·阿里政权的追随者。这一政治联盟依赖议会多数，该议会的任务是负责制定新宪法。
这一新政权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可能会取得一些民主进步（尊重多元化和言论自由以及停止最糟糕的警察镇压制度），但在关键的社会问题上（妇女权利、世俗教育和国家）可能会倒退。
我们有必要记住突尼斯革命运动并没有挑战对本·阿里时代的依附型发展模式，反而认为这种模式“有效”，并接受了世界银行的表述。突尼斯革命满足于批判警察镇压制度，和对由总统家庭成员控制的所有“王室”产业征税。这一些还算令人满意。而且公众（除被孤立的左派外）并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种依附型发展的模式导致了社会条件的恶化，进而导致大规模的起义的爆发。新的执政联盟不会改变由突尼斯第一任总统布尔吉巴所开创的发展模式，而是注入了新因素以巩固所谓的伊斯兰特殊主义（Islamicpar-ticulanism)。
突尼斯的新总统马祖吉恰好是被本·阿里镇压的前左翼活动家，但是他似乎并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奇怪的是，这位总统2012年2月在突尼斯组织召开了“叙利亚问题”会议，竟然间接支持西方对叙利亚的干预。
在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取得了更大规模的胜利。政治伊斯兰的成就、它在公众中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社会伊斯兰化”呼声的增强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是一次选举胜利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重新揭示它成功的原因。
无论如何，伊斯兰政党的胜利（至少在埃及）不仅仅是故事的结局。在西方势力眼中必不可少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的“合法性”，受到同样具有合法性的争取社会进步以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真正民主化的斗争的质疑和对抗。
然而，只要这一运动的主要力量没有达到一定的认识水平，仍然支持具有破坏性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仍然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结盟，那么这种激进化的斗争就依然面临巨大的阻力。但是在观念方面的进步还是显而易见的。
伊斯兰政党的成功
我曾论及这些成就背后的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是纳赛尔主义政权惯用手法所致。需要注意的是，纳赛尔主义政权并不是采用这种方法的唯一体制。事实上，大部分南方发展中国家首次觉醒浪潮中的大多数民粹主义政权也采取类似的方法运作。同样，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权也采用这样的方式，至少在革命之后，当这些政权进入政权巩固阶段时，这种方法事实上是民主的。
所以，共同点就在于民主实践的废除。当然，我并不是将民主和多党选举等同起来。民主实践的恰当含义是尊重多元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方案，并尊重其组织。因为政治化需要民主，只有那些与当局意见不一致的人享有言论自由时，民主才存在。但是，取消整合不同政治观点的权利和消除政治化的做法最终导致灾难不可避免。
这次灾难通过复归过去古老的观点（宗教的或是其他的）显示出来，同时也表现在对“消费型社会”计划的接受上，这种社会基于巩固所谓的“个人主义”趋势之上。这种趋势不仅在从这种发展方式中的中产阶级中流传，而且贫困阶层也呼吁分享显然属于最低限度的福利，虽然这已经是最简单不过了，但还是不存在其他可以接受的选择。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看成是大众的合法要求。
在伊斯兰社会，去政治化普遍采用明显的或形而上学式的“回归”到“伊斯兰”这种形式体现出来。所以，在纳赛尔时期只允许发布清真寺的言论和官方观点，而且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也是如此。这些言论被用来阻止引入社会主义作为替代方案。之后，这些“宗教”言论得到了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鼓励，以应对由于埃及屈服于帝国主义全球化而导致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恶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政治伊斯兰并非穆斯林兄弟会标榜的那样属于反动派，而是统治集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原因。
解释政治伊斯兰的成功还需要进一步澄清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成功与穆斯林兄弟会提出的口号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所导致的恶果已经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非正规部门扩散，而这些部门正是大多数埃及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数据显示为60%)。因为穆斯林兄弟会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运作，所以它已经成功导致了这些部门生产活动的膨胀并确保了更大规模的再生产。穆斯林兄弟会以它简单的政治文化而广为人知。这种政治文化仅仅满足于承认伊斯兰关于私有财产观念的“合法性”与“自由”市场的关系，而不考虑这些活动的本质，这些基本的经济活动（“巴扎”，意为集市。——译者注）无力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此外，海湾国家提供的资金导致了这些经济部门的繁荣，因为这些国家设立了大量的小额贷款和赠款作为这些经济部门的启动资金。伴随着这些部门膨胀的慈善事业（诸如诊所之类的）的发展，也要归因于海湾国家的支持。海湾国家并不想为埃及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出力，而只看重“无业流民”式的发展，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埃及如果经济得到恢复，就将终结海湾国家的主宰（这些海湾国家是建立在接受社会伊斯兰化的基础上的），终结美国的主宰（美国把埃及视为受极度贫困影响的买办国家），终结以色列的主宰（以色列把埃及视为犹太复国主义面临的主要对手）。
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政治组织与隐藏其后屈服于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式资本主义的当局结成了轴心，造成了民众的赤贫。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埃及。这是大多数阿拉伯一伊斯兰社会的共同特征。这种轴心正在伊朗起作用，在那里，霍梅尼主义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巴扎经济”的主导权。这也是导致索马里灾难的原因所在，它使索马里从现代世界国家名单上除名。
那么，我们对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其他国家）的统治的可能性还能有什么期盼呢？目前存在的一种主流媒体观点认为，政治伊斯兰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伊斯兰的自我认同主宰了我们社会的现实，而且是一个被拒绝的现实，这样，这个现实就选择了强行建立。
然而，这一论断完全忽视了另一个现实，也就是去政治化进程是人为的结果，如果没有去政治化，政治伊斯兰也不能强加于其社会之上。而且，这种观点认为“政治伊斯兰的上台没有任何风险，因为这只是暂时的，从中产生的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届时公众舆论必将与其背离。”这正如认为穆斯林兄弟会在违背它们利益的情况下选择履行民主原则一样。
然而，美国政府明显接受了这一观点，美国民众在这种媒体制造出来的舆论的影响下也接受了这种观点。许多埃及人和阿拉伯知识分子显然也认可了这一观点，也许是出于偶然，也许是他们缺乏清晰的思想。
但这是一个错误。人们应该清楚，假如让政治伊斯兰掌控政权，如果不是“永远”，但至少也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50年？让我们看一下伊朗的例子）将会持续强加这种统治。在这段“转型”期，其他国家将持续发展，我们却发现自己落在了最后。所以我根本不把穆斯林兄弟会看作是“伊斯兰政党”，相反，它首先是个反动党，如果它试图掌握政权，这就意味着为帝国主义体制提供了最好的保障。
关于萨拉菲主义
穆斯林兄弟会和拉希德·里达为萨拉菲主义添加了蒙昧主义成分。它公开反对“自由”主义（所以也反对民主），在他们看来，人类的本性在于他/她生为伺候他的创作者的奴隶（注意这个词），就如一个奴隶就要服侍他/她的主人一样。当然，这一主义并没有解释这个创造者在现代世界的具体要求。例如，他是否接受工资的不断上涨？这就通过自称垄断知识的“科学家/乌勒玛”教士的独裁专制为“伊朗式宗教统治”开辟了道路。
萨拉菲主义是现代性的敌人，因为现代性基于解决世俗问题和人类社会其他问题时的人类创造性的权利之上。而且创造性需要自由和自由的批判思维，而这正是萨拉菲主义所反对的。那么，那些因为教授学生如何使用电脑和“商业管理”知识而声称“属于现代世界”的萨拉菲主义领导者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言论不仅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滑稽剧，而且，这里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当前的资本主义式帝国主义，他们只是在练习这种“仆人艺术”，除此之外，再无他意。
只有在克服这些缺点并接受自由原则后，现代性才算开始，自由是开发一个国家的能力，使其真正积极进入现代世界的必要条件。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派相互协调，分工完成任务。穆斯林兄弟会需要一份民主的“证书”，奥巴马授予了它，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它们与萨拉菲主义“极端分子”“分离”了。
阿尔及利亚民主改革是否具备条件？
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时期，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在“南方的觉醒”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两个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取得了真正称得上是“后殖民”的成功进展，尽管存在一些局限，但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取得了显著进步，在继续迈向自由的道路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然而，这种进程被迫中断了，它们的国家和社会都退回到了帝国主义统治模式。
阿尔及利亚的模式似乎具有比埃及更强的持续性，这体现在它们后来抗腐蚀的能力上，所以阿尔及利亚的统治阶级仍然分为爱国势力和买办阵营。在有些时候，这种相互对立的特点显示在统治阶级的同一个人身上。这与埃及的情况不同，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埃及的统治阶级完全抛弃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
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有两个。
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战争导致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都孕育了激进倾向。这不同于埃及。一方面，在埃及，诸如以1919年革命开始的解放浪潮，经过了高涨和退却的时代，在二战后产生的激进主义种子生根之前产生了纳赛尔主义。之后发生了模棱两可的1952年政变，阻止了解放运动的激进化发展。紧接着，在1954年发生了纳赛尔主义者政变，修正了右翼倾向，但是，这种修正采取了精英主义道路，将可以积极参与这一运动的民众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从法国殖民统治模式那里继承的破坏性的后果，阿尔及利亚的“传统”社会已经瓦解，因此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新社会被赋予了无处不在的平民主义特点。因此，对“平等”的要求成了阿尔及利亚公民行为和观点的显著特征，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无法比拟。这也与埃及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开始，埃及的统治阶级就开始影响社会演进和埃及复兴计划。埃及的计划仍然处于倡导现代化的贵族的影响之下，因此它也逐渐变成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计划。
这两点不同也造成了应对政治伊斯兰崛起挑战的不同状况。就像侯赛因·贝拉鲁菲（Hocine Bellalouf）在他的著作（《阿尔及利亚的民主：改革还是革命》，尚未出版）中阐释的那样，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伊斯兰早就暴露了它的丑恶嘴脸，并经历了失误和挫败。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伊斯兰已经成为过去，不会复兴。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存在很大的区别，埃及的政治伊斯兰在公众心目中仍然享有“合法性”。而且，买办资产阶级和政治伊斯兰的联盟仍然是主轴心的代表，它将保障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埃及的统治地位。
因此，至少在短期来看，我们可以想象这两国面对当前挑战时的不同发展，因为我们不能排除阿尔及利亚有控制改革的可能性。至少这种可能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而想象埃及可以避免民众运动与反动的“伊斯兰/买办”联盟集团的暴力冲突并有所发展简直是不可思议。
而且，在把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列入“新兴”国家候选名单的两个阿拉伯国家时，它们也代表了那种没能达到这种水平的悲惨模式。尽管统治阶级在这次失败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他社会阶级、知识分子和行动主义者在这一政治运动中的责任。
提到马格里布阿拉伯国家时，大家认为摩洛哥王国是另一个改革的正面例子，因为这个国家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了渐进民主改革的成就。我对摩洛哥实现这种目标的可能性持保留意见，因为这一变革从一开始就受国王诏令的制约，这一诏令首先排除了所有对建构这一计划的依附性资本主义模式的质疑。
而且，只要摩洛哥人民仍然满足于宗教一王朝体制（因为国王是“信士们的长官”），这些受限制、有缺陷的改革就不能为真正的民主开辟道路。也许这就是摩洛哥为什么不能理解西撒哈拉问题重要性的原因所在，西撒哈拉的自由民为拥有伊斯兰教的另一种解释而自豪，这种解释不要求他们向真主以外的任何人乃至国王下跪。
叙利亚灾难
叙利亚复兴党政权过去属于民族民众运动实践（虽然不算民主），其形式与纳赛尔主义及万隆会议时代出现的其他实践类似。当在这种框架下取得真正成就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时，哈菲兹·阿萨德转向了另一个计划，一方面试图将维持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与反对殖民主义立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从向右翼一保守势力的妥协中获利，这体现在“开放”（自由化）中，类似于1967年战败后纳赛尔采取的路线。
这一计划的后续历史非常明朗。1970年纳赛尔逝世后，埃及立刻毫无保留地倒向了以美国、海湾国家和以色列为轴心的反动势力。
在叙利亚，这一“开放”也导致了类似于其他国家的后果。那就是，贫民阶层的社会生活急剧恶化，从而也损坏了政权的合法性。当前的情况是，叙利亚政府面临的仅仅是针对镇压的抗议。穆斯林兄弟会利用这一时机以“反动派”的姿态出现。因此，帝国主义国家和同盟领导下的整套计划不是“将叙利亚人民从独裁统治中解救出来”，而是以美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建立的那种模式摧毁叙利亚国家
这里同样存在三方在追求以下目标时明显的利益关系：（1）对美国来说，需要破坏阻碍其巩固对该地区控制的伊朗/叙利亚/真主党联盟；（2）以色列想让叙利亚分裂为一些宗派主义小国家；（3）对于海湾国家而言，就是在瓦哈比派的模式下确立“逊尼派”的专制统治，尽管这种独裁将建立在杀戮和灭绝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的基础之上。阿萨德政府面临这一可能的危险命运时，仍然不能做出唯一有效的反应，这种反应应当排除使用暴力，进行真正的改革，因为唯一可以被各方接受的途径是诚恳的谈判，这是加强民主阵线的必要条件。尽管有人试图消除民主阵线的声音，不过目前他们的力量仍然在基层存在着。单纯反对针对所谓的“伊斯兰/萨拉菲”恐怖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毫无意义。
结论
1．当前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大中东”）的战略目的绝不是建立一些“民主”政权。它们的目标是通过所谓的伊斯兰政权的支持来破坏这些国家和社会，而这些伊斯兰政权保证了“无业流民式发展”（用我已故的朋友A.G.弗兰克的话说）的继续，也就是继续贫困化。最终出现的被世界银行赞誉的“高速增长”毫无意义，它是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为基础的，给大多数人带来的只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日益贫困化。
伊拉克是这一地区的“模式”。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专制被至少三个（甚至更多的）恐怖主义政权所取代，这些恐怖主义政权打着“宗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和种族（库尔德人）的口号，彻底毁灭了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有计划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精英分子，特别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并破坏了教育系统（这在萨达姆时期还不错），将其降级为教授宗教和商业的学校。
这也是针对叙利亚的目标。
这样，回过头来看鼓吹“民主”最起劲的竟然是卡塔尔的埃米尔和沙特阿拉伯的国王也就不奇怪了。这是一场闹剧。
2．土耳其在与美国一起（不要忘记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实施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土耳其在哈塔伊省建立了营地，招募新兵并训练向叙利亚渗透的杀手（“所谓的穆斯林教徒”）。
3．美国对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起义表示“惊讶”。它们打算通过发动由它们支持的小团体武装起义“抢占”类似的可能运动。这种战略已经在利比亚（现在已经是一个分裂的国家）试验成功，现在正在叙利亚试行。
下一个目标是伊朗，以发展核武器为借口，因为这影响到了以色列，没有美国部队的积极介入，以色列无法实现拥核。不论人们如何评价伊朗的政权（事实上与“伊斯兰统治”市场经济有关！)，伊朗确实是美国军事控制这一地区的一个障碍。因此，必须消灭这个国家。
4．当代帝国主义的终极目标是针对一些对它们构成威胁的新兴国家（中国首当其冲）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遏制和削弱”这些国家。还有俄罗斯，如果它能够成功取得军队的现代化，就能终止美国的军事独裁。
这意味着所有的南方国家处于依附地位，这种观念还要确保全球的自然资源都为三方（美国、欧洲和日本）为了它们的利益独自使用，任由它们掠夺和浪费。所以，这意味着无业流民越来越多，贫困化越来越严重，恐怖主义政权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当代资本主义不能带来其他任何东西。
感谢 希哲 收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