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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工人和人民的国际组织是当务之急
萨米尔·阿明
2017年8月10日
一、资本主义寡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对社会治理造成破坏性影响
在过去30年中，世界体系在地方和国际、经济和军事、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
相互之间已经结成联盟的几千家大公司和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已经把国家和全球的生产体系降至分包商的地位。金融寡头们通过这种方式侵吞劳动者以及已经变成租赁生产者的各个公司的越来越多的利益份额，获取垄断利益。
在收服了主要的右翼和左翼政党、工会以及那些所谓的民间社会组织之后，这些寡头们现在也行使绝对的政治权力，指使隶属于他们的媒体制造其所需的去政治化的虚假舆论信息。寡头们已经把传统的多党制消灭了，代之以由资本控制的近乎一党制。代议制民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并正在失去全部意义。
这种当代资本主义晚期制度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制度，它符合“极权主义”的标准，尽管人们谨慎地不这样去命名它。虽然这个极权主义仍然是“软弱”的，但一旦受害者（大多数工人和人民）开始反抗，它会随时准备使用极端暴力。必须根据上述分析来看待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一切变化。这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重大生态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也是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包括信息科技和产业）都严格受制于垄断经济利益要求的原因。卑躬屈膝的媒体把市场竞争和市场自由吹嘘成民间社会自由和效率的保障，但现实却截然相反在现实中，现有寡头各派别之间暴力冲突不断，寡头治理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
二、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全球性”掠夺剥削劳动者，建立工人和人民的国际组织成为主要目标
在世界层面，当代资本主义始终遵循同样的帝国主义逻辑，这种逻辑在帝国主义最初开始全球化时（19世纪开拓殖民地显然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就很典型了。当代“全球化”并没有摆脱这种逻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一种新形式。没有任何定义而又经常被使用的“全球化”这个词，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通过部署由传统帝国主义列强（美国、西欧和中欧国家、日本，我称之为“三元体系”）制定的战略系统，继续掠夺南方国家的资源，通过去地方化和转包的方式，变本加厉地剥削劳动者。这些列强想要继续保持其“历史特权”，并防止其他落后国家摆脱处于被控制的边缘地位。20世纪的历史实际上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人民的反抗史，他们曾致力于社会主义斗争或较温和的民族解放运动，目前，新的一页已经翻开。现在正在进行的再殖民化没有合法性，因此是脆弱的。
“三元体系”传统帝国主义势力建立了一个由美国指挥的全球集体军事控制系统。北约成员与欧洲建设密不可分，还有日本军事化趋势，都是这种新集体帝国主义利益要求的反映。这种新集体帝国主义（由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组成），已经取代了以前始终处于暴力冲突中的国家帝国主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全世界工人和人民的国际战线必须成为应对当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挑战的主要目标。
三、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无产阶级斗争自身的缺点与反思
面对巨大的挑战，这一体系的受害者所进行的斗争显然是不够的。他们的弱点是不同的，我对其进行了以下分类。
第一，无论在地方层面还是在世界层面，斗争都是极其零散的，总是在某些特定地方为某一主题（生态问题、妇女权利、社会服务、社区需求等）进行具体的斗争。国家甚至世界层面的斗争很少，也没有取得任何重要的成功，没有迫使当权者改变任何政策。这种斗争很多都被帝国主义体系所收服，而且还助长了一种错觉，即认为改革是可行的。
然而，人口普遍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却大大加快。全球南部地区的工业化创造了工人无产阶级和工薪中产阶级，这些地区的农民现在完全融入了市场体系。但是，列强们的政治策略却成功地把这一庞大的无产阶级分化成不同的群体，而这些群体之间往往相互冲突。这一矛盾必须克服。
第二，“三元体系”国家的人民已经放弃了国际反帝团结，情况最好的也就是代之以“人道主义”运动和垄断资本控制的“援助”项目。继承了左翼传统的欧洲政治力量现在转而支持帝国主义现代全球化观念。
第三，新的右翼思想得到比以往更多的支持。在北方，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这一主题已经被放弃，或者沦为一种极不完整的表述——为了所谓的新定义的左翼“合作文化”或者社群主义利益而斗争。维护具体权利的斗争与一般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被分开了。
在南方的某些国家，反帝斗争与社会进步相联系的斗争传统，已经让位于宗教或虚伪伦理所表现出的反动的、保守的幻觉。在南方的其他一些国家，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加速增长，助长了一种错觉，即构建能够积极参与塑造全球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可行的。
四、危机重重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及重建人民和国际组织的路径探索
在“三元体系”国家，甚至是在世界层面，当代帝国主义寡头的力量似乎是坚不可摧的（即所谓“历史的终结”！）。公众舆论把帝国主义寡头的伪装称为“市场民主”，帝国主义寡头更受欢迎，而其过去的对手——社会主义，总是被添油加醋地冠以罪犯、民族主义者或极权独裁等令人憎恶的称号。然而，很多原因决定了这个体系是行不通的。
1．当代资本主义被认为对批评和改革持“开放”态度，是创新的和灵活的。一些声音称，通过消除失控的金融弊病，结束与之相伴的永久性紧缩政策，可以“拯救资本主义”。但是，这种呼吁仍将是徒劳的，因为“三元体系”目前的做法是为了服务于其寡头们的利益，寡头们是唯一重要的。然而，无论自己的国家是不是遭受经济停滞的困扰，寡头们首先要保证的都是自己财富的持续增长。
2．欧洲体系是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该体系是反动精神孕育的，是反社会主义、亲帝国主义的，从属于美国军事指挥体系。德国在其中，特别是在欧元框架内行使着霸权，使东欧成为其附属，正如美国使拉丁美洲成为其附属一样。“德国的欧洲”是为德国寡头的民族主义利益服务的，这已经被傲慢地表示出来了，正如我们在希腊危机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欧洲是不行的，其内爆已经开始了。
3．“三元体系”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这与已经能够从全球化中获利的南方地区经济的加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即使资本主义的重心正从大西洋西部的原有国家转移到南方，特别是亚洲，得出资本主义仍然具有良好的活力这样的结论，还是显得过于仓促。事实上，阻碍历史进步的障碍可能会越来越暴力，包括军事侵略。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允许外围国家——无论其大小——摆脱被控制的命运。
4．生态破坏与资本主义扩张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更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行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秋天”，而且，“人民的春天”已经出现，社会主义的观念已经凸显。认为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能够进行实质性渐进改革的观点只是一种幻觉。
能够推进社会主义进步（不仅仅是想象）的，除了国际激进左翼的复兴之外，别无选择。与其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倒不如终结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
假设没有任何决定性因素会影响到“三元体系”国家的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依附，特别是在欧洲，该体系的受害者们仍将无法从“欧洲的计划”中找到出路。这样，必须先解构“欧洲的计划”，才能用另一种愿景重建希望。激进左翼联盟、社会民主力量党和“不屈法国”运动的经历，德国左翼党的踌躇，都证明了这种挑战的难度和复杂性。轻率地指责批评欧洲的行为是“民族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欧洲的计划”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德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欧洲，与其他地方一样，除了建立同帝国主义全球化脱钩的、民族主义的、受欢迎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实际上是反资产阶级的）计划外，别无选择。必须对财富的极端集中和与该体系相关联的权力进行解构。
根据这个假设，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实现对20世纪的翻版——在该体系的外围取得某些进步。但是，这些进步仍将是脆弱的，就像过去一样，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帝国主义权力中心与他们进行永不停息的斗争，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偏差。
然而，如果建立一个工人和人民的国际组织，将为必要和可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第一种道路是“文明的衰落”。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演变不是任何人策划的，现实需要是导致其衰落的唯一原因。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态和军事破坏力量以及列强们使用这种力量的意愿，使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所谴责的风险——战斗将摧毁所有相互对立的阵营，成为非常真实的风险。相反，第二种道路，则是要求工人和人民国际战线进行清醒而有组织的干预。
创建新的工人和人民国际组织必须成为真正的战士们的主要目标，真正的战士们坚信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性质是恶劣的。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任务，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取得实际成果。我本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组织（新的国际组织），而不仅仅是发起一项“运动”。这涉及超越论坛概念的问题，还涉及要分析“运动”这个概念的不足之处的问题。各种“运动”仍然普遍自称是横向的，并且以“垂直组织天生是反民主的”作为借口，敌视所谓的垂直组织，认为组织实际上是行动的结果，结果自行产生“领导人”，“领导人”会想办法发挥主导作用，甚至操纵运动。但是，这种危险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法规来避免的。应该对这一点进行讨论。
第二，即使工人国际已经属于过去，也应该对其经验进行认真研究。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从中“选择”一种模式，而是为了创立最适合当代的方式。
第三，应该向大批斗志旺盛的政党和组织发出邀请，首先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启动这项计划。
感谢 罗曼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