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日本社会党和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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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日本社会党和它的活动

↘社会主义运动和知识分子
↘日本社会党和它的活动
↘《平民新闻日刊》
↘足尾铜矿的暴动事件
↘社会党大会和战术的辩论
↘有关社会主义战术的论争
↘别子铜矿的罢工
↘社会主义讲习会

　　反对日俄战争的斗争，在社会主义者的主持下，勇敢而且坚决地进行着。那就是一贯地对日本的主战论者所作的辉煌的斗争。

　　日本社会主义者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极高贵而且强烈的，所以得到了有名的托尔斯泰伯爵的鼓励（这鼓励的函件，发表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可是，因为我们的同志把全部精力耗费在这反战运动上，因此有一段时间，是失去了不少的活动家；他们不是被捕入狱，就是被强制从事劳动。在政府的检查官吏不断地加以禁止发行和迫害下的《直言》，不用说在经济方面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而其最后的打击，则是在1905年（明治38年）3月5日，东京市发生大暴动时所下的完全禁止发行的命令。当时，为了抑压人民群众的蜂起，政府方面发布了戒严令，这个命令就成了促使《直言》周刊停刊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成了解散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平民社”的直接原因。平民社是我们同志为了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而组织的，以发行《平民新闻》，到后来是《直言》和其他社会主义书籍为主要目的而组织的一个团体。

社会主义运动和知识分子

　　这个刊物受到镇压之后，幸德同志一方面是为了治疗疾病，另一方面也为了组织在美国日侨中的社会主义者起见，就动身往美国去了。那时候，我正在美国。而在日本国内则有许多的同志，因为上面所说的事件而处于待审的情况中。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自从由幸德同志和堺同志在1903年（明治36年）11月开始以来，虽然吸收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其对问题的看法，却逐渐趋向于知识分子的、急进的了。大批学生的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由于这原因所致。也就是说，上述的两位同志和以后参加的人们，都具有颇为丰富的英语知识，并且还精通日本文学，所以他们就用了能引起学生们注意的，使他们关心的方法来介绍社会主义。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极有才能的著作家，其中还有许多是优秀的演说家。到日俄战争的末期，产生了一个怎样来维持他们生活的问题，这问题在当时是比怎样才能使那种活跃的宣传活动继续下去，更为困难和严重；他们都是优秀的编辑人员，不但能编社会主义的报纸，就是对其他任何报纸也都是优秀的编辑；可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关系，所以无法进入资本家所经营的报社中去工作。当时，支持社会主义报刊的，特别是它的读者，差不多都是还在依靠家庭补助中的学生和小城市中的青年们；例如，我所主办的《劳动世界》，就没有得到实际上从事劳动的工人阶级的强力支持。

　　因有这一个弱点，和上面所谈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问题，在平民社解散以后，与《平民新闻》有关的同志们又分别创办了三种社会主义的出版物——《光》、《新纪元》和《家庭杂志》。另外，还有一种名为《火鞭》的报纸，是由其他同志所创办的。《光》由西川及山口两人编辑，并且得到了几乎是全部同志的支持、投稿；不用说，每一个刊物都有它的编辑人，在其周围也都有支持的集团。不久以后，社会主义者间的内部的困难和知识分子组织化的问题等，都依靠上面那些出版物得到多少调整，整个的社会情势也逐渐转向到有利的方面了。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桂内阁下台，以西园寺侯爵出组新内阁而起的。新内阁成立以后不久，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组织政党了；因此我们创办了新的社会党，并向内务大臣提出申请；这一次，内务大臣并没有禁止（明治39年1月14日，樋口传和西川光次郎组成了日本平民党）。其他的同志们，也有这种想法，所以也作了同样的尝试，结果也都相同（如堺利彦、深尾韶组织了日本社会党）。1906年（明治39年）2月24日，同志们都齐集在新桥的加藤医院，正式组成了社会党（日本社会党系将上述两党合并而成的）。当时，我正回到日本，因此也参加了社会党的组成工作。

日本社会党和它的活动

　　警察厅曾向东京市内各报纸的编辑说，日本全国大概有二万五千名社会主义者存在，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能相信。为什么呢？我们认为政府方面，为了能使镇压社会主义者的预算通过起见，说不定就会把社会主义者的人数言过其实地作夸大的报告，不过当时在日本全国有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存在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在我们的运动中，对于组织政党这件事，实在是很漠不关心的，再加上政府方面所实施的禁止组织的措施，所以使我们的同志们，从日俄战争开始的时候起，就多少有意识地避免有强固的政党组织。其理由是，如果在法律上并不作为政治结社的社会主义协会，而公然的以社会党的姿态出现，则必然会遭到镇压。此外，根据日本的法律（治安警察法），妇女以及未满二十一岁的男子，禁止组织和参加政党，禁止出席政治性的集会。这些规定，对于我们来说，确是极大的障碍。因为社会党的同志中，大部分是青年，特别是不能组织和参加政党的学生。不过，如果我们组织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那幺我们就可以把分散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团结成为一个强固的组织，并且比没有这种政党时更能进行有力的活动。

　　社会党最初的活动是在1906年（明治39年）3月11日及15日两天召集人民大会的事。这大会是为了抗议东京市内电车的票价从三钱涨到五钱，而在日比谷公园举行的。第一次的大会因下雨而失败，第二次的大会，则因天晴而大告成功；当天参加的群众有一万人以上，许多的社会主义者都在大会上作了动人的演说；使东京市民，特别是出席这大会的人们，才知道有社会主义者。

　　在这大会结束以后，兴奋的群众们，因为对贪得无厌的市内电车公司这种行为感到愤慨，所以袭击了电车和电车公司；使这个示威运动更增加了效果。这次群众大会的结果使政府没有批准电车票价的上涨，因此使市民们能够一直到现在，还能保持过去那种无论到市内什么地点，都只要花三钱的票价。这一个开始，对于党来说是个莫大的激励。这是红旗在日本的最初的胜利。对于这次运动的宣传、鼓动方面，我们曾将我所写的小册子（《反对电车票价上涨的意见》）印了二万册，其绝大部分都卖了出去；此外，还在全市召集了不少的群众会议；这样，我们掀起了有力的反对电车票价上涨的社会与论。

　　由于第一步的出发比较好，所以社会党的发展也极为顺利，即：在几个月之中，党员增加了十倍，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不少的支部；十二个支部很快就发展到十五个支部——曙、横滨、火焰、日立、A.B.C俱乐部、冈山、茶话会、广岛、平民俱乐部、二之宫、神户、横须贺、鹿儿岛、函馆、社会主义协会、串本，此外还用不同名义有所组织。当时，幸德同志正在旧金山，从事于日侨中的活动；他所写的文章，或是有关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发展情况等的报告，都曾给予国内的同志们以很大的刺激。

《平民新闻日刊》

　　在1906年（明治39年）10月25日出版的《光》上，发表了一则消息说：“最近就有一个出版社会主义日报的出版社要成立。”这个消息，是由下列一些人的名义发表的。即：作为最初发起人的有堺、幸德、石川、西川及竹内等人。《平民新闻》的这五个发起人和股东（每股五十圆）、编辑、办事员和工友们共同构成了这出版社——平民社。发起人们，竭力从事民主的经营；股东们持有能收到一切有关业务的报告的权利，同时持有对一切与工作有关的事情加以质问和提出意见的权利。

　　就在这一期的《光》上，还报道说，他们已经在购买社址、全部印刷用具、铅字和机器；《平民新闻日刊》的创刊号，将在1907年（明治40年）1月15日出版。在《新纪元》的终刊号上，发表了平民社的极详细的说明，即有二十一名社员与这报纸有关；平民社共有股东二十八人。

　　经过了两个月的准备以后，我们同志们把编辑得很好的社会主义日报送到社会上了。也就是说，这份报纸，无论新闻、社论和论文等，都是具有深长意义而且有益的；整个的报纸上洋溢着热情、有力量和急进性，因此，其销路也一天天地增加。然而，由于不断地表现着极端的急进性，率直的报道，所以招致了政府方面对该报的严厉检查；这样，更使论文方面强化了，例如该报第五十九期所载，山口义三（孤剑）执笔的《践踢父母吧》那样。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情况妨碍了这个日报的健全发展；同时，更由于禁止发行、提起公诉、判决、罚款以及逮捕编辑人等等的行动，都削弱了其战斗力，所以这份报纸仅仅在1907年（明治40年）1月15日起到4月14日之间，出版了七十五期之后，就被政府禁止，并且不准复刊而停刋了。

　　可是，《平民新闻日刊》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却是发生了很好影响的，这使我们同志又一次表现出了报刊的威力。

足尾铜矿的暴动事件

　　在1907年2月中，发生了两件值得记忆的，足以理解在这个转换时期及其接连的时代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立场的事件。一件就是在足尾铜矿所发生的大暴动。这个大暴动从2月4日开始，连续了三天，才由于军队的出动而逐渐地被镇压了下去。这在日本的工人运动史上说，是在这一方面的首次经验。这个暴动扩展到了整个的矿山，接近暴动人员的一切设备，大部分都被破坏了。全部的损失计美金达二百万元；政府方面在事后，检举了二百名以上的矿工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足尾铜矿中的工人运动，是1903年（明治36年）12月，由永冈鹤藏同志所创始的。他是我的友人，早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就以小坂铜矿罢工的领导人，以后几年中又在夕张煤矿以工人运动者而为大家所熟知；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矿工。当他到足尾铜矿去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矿工而进去的；但没有多少时候以后，就被矿工们拥戴为他们的领导人，因此他就不能不摆脱了他那矿工的生活，而创办了一个名叫《矿工之友》的小报。他还出版了许多由他自己作曲，供矿工们歌唱用的歌曲，随报纸一同出售，以支持这运动。有时，他为了经常和矿工相接触起见，又做了叫卖商人。就这样地他在足尾把矿工们，陆续地组织在以“至诚会”为名的、诚实人的团体之下。在几年的中间，“至诚会”拥有大约四千多会员，发展成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工会组织。1905年（明治38年），曾经在夕张和永冈合作过的工人运动者南助松同志也到了足尾，参加了永冈的工作。

　　1906年（明治39年）2月10日，至诚会想举行年会，并准备讨论在最悲惨的条件下工作的矿工们的要求，一切筹备工作都已完成，但到2月4日，因为矿工们的工资问题，发生了有一百多矿工与大批工头们发生冲突的事；以后又有几百矿工参加进去，于是这种冲突就扩大成了暴动。至诚会的领导人们，在暴动刚开始的时候，还拚命地劝慰那些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矿工，有一部分是得到了成功。可是当另一个地方发生暴动的时候，政府方面却突然出而干涉，把至诚会的领导人和暴动的工人——共二百人一同逮捕了起来；于是使没有在暴动地点的矿工们也愤怒到极点，因而在他们一听到南同志和永冈同志两人被捕的消息以后，就把矿上的设备加以破坏，以表示他们对当局那种非法行为的愤慨。

　　矿业公司方面为了要逮捕至诚会的领导人，然后再进一步寻找破坏至诚会的口实，所以故意煽动几个矿工跟工头发生冲突。可是，等到调查和判决之后证明，暴动的工人们既不是由于受到别人的煽动，也不是因为受到公司方面的挑拨而起的，是一种由于矿工们在受到无法用言词来形容的虐待，和矿山资本家们对他们那种残忍的榨取之下自然发生的暴动。三个月以后，至诚会的领导人们都被释放了。不过，这一次的暴动时，无论是报纸也好，警察方面也好，都认为这些骚扰是由于受到了社会主义者和《平民新闻日刊》的影响所致。所以其结果是至诚会被禁止设立，它的全部财产也被政府所没收；矿方也搜索和开除了至诚会的会员。由于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次暴动以后，在足尾，无论是工会，或是工会运动者都没有留下。

社会党大会和战术的辩论

　　在这个月中所发生的第二个重要事件，就是2月17日在东京举行的社会党一周年纪念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讨论得最激烈的就是社会党的战术问题。评议员会在经过多少次的讨论以后，在修改党章和战术方面，采取了妥协的决议。在修改党章方面，提出了删除“本党在国法容许的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的一条。这一个决定，包括着下列各点：

　　对于目前社会的最剧烈的、根本的变革、普通选举权、反军国主义和反宗教等一系列的问题，提出了两个意见完全相反的提案，提出的人是两个正对立着的党内领导人。其一是幸德同志所提出的直接行动论，他反对争取普通选举权的运动；另一个是田添铁二同志所提出的议会政策论。经过了几小时的讨论以后，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意见都被否决，而以大多数通过了妥协的方案。这个妥协的方案，在这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决定着社会党的命运。虽然说，在这次社会党大会中所发表的演说，无论在语气或思想，以及其后所采取的决议，都是两极端间的妥协。可是在政府方面看来，却还毫无疑问地认为是极端革命的，急进的东西；因此，政府禁止了社会党，至今未许重新成立。

　　载有幸德和田添两同志的演说和决议案的《平民新闻日刊》，被以违反新闻纸条例，紊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提起了公诉。我早就预见到，如果我们要采取比较激烈的战术，那么一定会发生这样不幸的；所以在1906年2月，起草社会党党章的时候，就说服了同志们，在党章中加入了这样的一条：“本党在国法的范围以内主张社会主义。”我的论点是，在日本，只有根据国法的社会主义者，才能从事于非常有力，而且非常顺利的社会主义宣传。我们工人阶级，在工人运动的战术方面，是丝毫没有常识的；因此，为了要指导他们和教育他们，就非逐渐地进行不可。不幸得很，从这一年的6月份起，我就离开了日本；而这一次到横滨，又在社会党大会以后两天。幸德同志，自从去年6月从美国回国以后，就主张直接行动和从事同盟大罢工；他这种主张，成了在政治运动方面无法取得一致的主要因素；而《平民新闻日刊》的编辑同志，也都被幸德同志这种主张的影响所支配着。虽然这样，但仍有不少同志主张从事政治运动，其中还有继续主张议会政策论的，这里面也包括着堺同志在内。年轻的同志，特别是学生们都倾向于急进主义。遗憾的是，因为《平民新闻日刊》的被禁出版，所以这种倾轧并没有得到在该报上充分具体化的机会。而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就残留在以后不久所产生的机构中了。

有关社会主义战术的论争

　　有一段时间，我曾静观着《平民新闻日刊》中同志们的工作，而只不断地写一些时事论文寄给他们。我见到这个运动逐渐的变为急进的、极端的，到最后不免陷于崩溃的情况，实在觉得有些遗憾。从1908年（明治41年）的3月中旬起到6月初止的两个月中间，就没有社会主义报刊的存在。《平民新闻日刊》那种激剧的昂奋情形和它最后的消灭，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当时大概有二十人，或更多的同志，其中还有些同志是有家眷的——由于该报的突然停刊，而失去了生活的依据。我曾出席在平民新闻编辑部中所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且还被指名发表意见。当时我说了些什么，虽然已不复记忆，可是我还记得，为了这批比我的立场更困难，比我的境遇更可怜的同志，几乎是要哭出来了。

　　在几个星期中，虽然已有不少的同志找到了职业，可是还有很多人依然在和极度的生活困难作斗争；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麻烦、而且困难的。因为谁都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满意，而多数的人在对已经停刊的《平民新闻日刊》的经营上又非难和责备其他的人们。这样，使我威觉到要解决这个纠粉，就必须从他们之中开除几人。1905年（明治38年）9月间《平民新闻周刊》解散之际所面临的问题，现在又再度发生了。其中多少有些不同的，只是在社会主义者的战术，社会情势以及政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者所采取的政策这几点而已。由于这些变化，使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者，在生活上更加困难了。

　　就在这种种困难之中，却出现了两个社会主义的报刊。一个是由西川同志、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在东京所出版的；另外一个则是由森近同志在大阪所创办的。前者名为《社会新闻》，后者名叫《大坂平民新闻》。《社会新闻》是主张议会主义的，而《大阪平民新闻》却是主张直接行动的。在这以后不久，在东京又有两个社会主义团体成立，一个叫同志会，一个叫金曜会。同志会以西川同志和我为代表；金曜会则以幸德和堺两同志为代表。这两个会彼此都有同志们的小集团支持着。

　　《社会新闻》主要是由西川同志所编辑的，他和我曾在1901年（明治34年）到1903年（明治36年）三年中一起工作；现在，西川同志已经被目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了；他，开始和他以前的同事，幸德和堺两同志——他们两人的论文，定期地发表在《大阪平民新闻》上——从事于有关社会主义战术方面的论争。我虽然也是《社会新闻》的一员，但只负该报在经济方面的责任；同时我也知道，我在执笔写这种理论性的文字和辩论却不是这班知识分子的对手。我只能为工人阶级来写，为工人阶级来争论，或者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加以说明而已。我的思想和同情，完全是为了工人阶级，并不是为了知识分子。

　　我主张普通选举权是教育工人阶级最好的手段，又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平的发展方式，但是我也深信工人阶级的直接行动、同盟罢工以及加强工人阶级的地位是最高的手段。

别子铜矿的罢工

　　1907年（明治40年）6月4日，别子铜矿的矿工，大概有二百人开始与公司的代理人之间发生了斗争。这种斗争是由于公司方面解雇了发起召集矿工大会、向公司方面提出增加工资三成等等要求的领导人而起的。矿工们在平时受工头们的虐待，所以到这时，就极为愤怒而把纠纷扩大了。这批愤怒万分的矿工，当时就占领了火药库，并且还破坏了学校、医院以及矿工宿舍之外的一切建筑物；片刻之间，参加暴动的人数增加到六百人，连矿山上别的设施也受到了破坏。这样继续了三天，最多的时候，参加暴动的矿工达一万五千人之多；他们支配了整个的矿山，警察在他们面前，也变得软弱无力了。公司方面，实际上还不如说个人所有者的好，他们一面接受了矿工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向政府要求派遣军队来镇压工人们的暴动。政府答应了这个要求，派出了军队。在这以前，矿工们所受到的剥削是极为残忍的；这一次暴动中，在他们进入火药库时，曾经发现了不少的手枪和步枪。这些手枪和步枪是用来剥削他们的，过去在实际上，矿工们是时常手枪和步枪的胁迫之下而从事工作的。就在暴动的前年，公司方面为了要减低矿工们的工资，所以每一个工长的口袋中都放着手枪。这一次暴动的结果，虽然有许多矿工被捕入狱；可是过这次的暴动，把别子铜矿中剥削工人们的丑态完全暴露了出来。

社会主义讲习会

　　关于社会主义战术方面的辩论，两派的社会主义者分别通过他们的机关刊物进行着；虽然如此，在两派之间都依然保持着宁静的态度，因此到后来，他们之间又决定合办讲习会。这个讲习会由1907年（明治40年）8月1日起到10日为止，在东京联合教会中举行。其讲题和讲师如下：

　　社会主义伦理学——幸德
　　社会主义的历史——田添
　　社会的起源——堺
　　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山川
　　罢工——西川
　　工会运动的历史——片山

　　在这讲习会中，彼此都可以自由地陈述其对战术的意见。有相反的意见，则由两派分别派出讲师来讲述。这样虽然能使怨恨和派别的感情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一种敌忾心，但并没有发生冲突。这种对立，以后由两派分别发表在其报刊上；这样马上就引起了个人间的怨恨；实际上就成了两派的互相攻击。当时参加这种辩论会的同志，无论对哪一方都不同意，并对于战术的分歧，谁也不关心。他们只是暂时仿徨于两派之间，可是因为领导人之间的对立，不但更形强化，而且还更个人化了，所以榜徨的人也逐渐的，减少了。这样一来，两派的领导人们，完全无视了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并且也根本忘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