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斯大林 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 斯大林 附：〔俄〕亚·米·格利戈里耶夫《关于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来源：《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第66—74页。
译者：李玉贞，李琦 说明：此文件现藏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58，目录11，案卷1110，第77—93页。为打字件，经校对的速记记录，原件。俄文件已发表在《远东问题》杂志2001年第1期，人名和地名在刊登时使用当代拼写法。斯大林所作的修改和速记稿中的手迹用黑体字标出。2001年5月，俄罗斯社会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远东问题》杂志主编亚历山大·米罗诺维奇·格利戈里耶夫（Александру Мироновичу Григорьеву，中文名高黎明）博士来中国访问期间，授权本文校者在中国用中文发表。（此为原译文注释）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同志们，我就讲几句话，因为我完完全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报告[1]，虽然一些挑拨是非的人散布谣言说，我们中央好像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存在分歧。不需要再重复布哈林同志的话。我声明，我完完全全同意布哈林同志报告讲的所有观点。那些挑拨是非者散布谣言说中央有很大分歧，这令我震惊，因为那些谣言绝对毫无根据。——这些挑拨是非者应当知道，我们没有分歧，我们也不会有分歧（掌声）。 现在谈谈问题的实质。首先讲我们常说的性质问题，及前景问题，即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现在中国形势怎么样呢？在农村——是封建残余的压迫。拉狄克同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不明白，在中国农村，封建主义残余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原始积累型城市资本结合在一起。拉狄克同志不明白这一点。这就是封建残余，就是它在中国农村压迫农民，使他们无法生存。此其一。再者有各省的封建官吏。中国的一些省份的人口少说也达到三四千万。掌管这些省的是省长及其幕僚，他们以种种苛捐杂税剥削农民。此其二。那里有中央当权集团，北方的张作霖[2]和张宗昌[3]等，他们同样在压迫、掠夺、剥削农民和工人。此其三。还有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它也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剥削中国工人。此其四。在中国，有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帝国主义，还有日本、法国、美国等等。这些帝国主义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有坚船利炮；是因为这些帝国主义者把持着主要的工厂、银行、商号和铁路，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它们手中。中国资产阶级依赖于帝国主义，因为它被像条链子一样拴在英、美、日银行身上。此其五。那么，最后，是工人和农民。 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 谁是主要的敌人，最强大、最凶残、最有威力的敌人？帝国主义。这才是主要的敌人，因为它支持中国的封建残余、官僚政治、官吏集团，当革命者在中国刀上膛剑出鞘朝封建残余和军阀挥去时，帝国主义就给它们撑腰，给它们提供保护。 主要的革命力量：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手工业者。然后是同路人：民族资产阶级。它对帝国主义不满，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它受到帝国主义银行的束缚，受帝国主义商号的束缚。然后是民族知识分子。这些人中工人和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动力。其余所有的阶层虽然也支持反帝战线，但却是辅助阶层，它们很重要，但毕竟是辅助性质的。从这里可看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类似1905年我们经历过的这么一种革命。 但是，同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者却有区别，并且是根本区别。我们那时的革命是针对沙皇制度和地主，而在中国这里，主要说来，是针对主要势力，即主要敌人——针对支持地主，也支持官吏的帝国主义。可见我们面对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锋芒所向主要是帝国主义。由此，这个革命被称为民族解放革命。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在上述阶段，中国的政权应当是何种性质？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主要动力，如果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显然政权应当是民主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与1905年时我们所说的相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以反帝斗争为主要目的的专政。我想，我们这最后一个问题不叫分歧，因为拉狄克同志说过[4]，他承认中国走的是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的道路，即以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为形式的政权。所以，如果不提他对中国封建主义残余认识混乱的话，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拉狄克同志没有任何实质分歧。 可是接下来我们之间就出现分歧了。拉狄克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或者革命民主政权有能力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是错误的，同志们。这是根本错误的。任何一种革命民主政权都不能消灭帝国主义。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应当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拉狄克插话：我完全同意这一条）。拉狄克同志，您说过很多次，这都有记录，说革命民主政权是一个将消灭和根除帝国主义的政权。这是幻想，拉狄克同志。（拉狄克插话：我完全同意这一条，这里可能有错误）如果您同意，我很高兴。所以，为了使中国革命能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为了这个，革命应当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进行斗争的阶段。同志们，这才是前景。 如果我们说，革命民主性质的政权必须向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过渡，这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列宁早在1905年讲到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民主专政时就说过，这种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是其过去，即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一是其将来，即反对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所以为了这个将来，中共应该抓住越来越多的东西，以便将现在的革命，极其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那时，也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真正谈得上在中国根除帝国主义。 正因为如此，虽然拉狄克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5]中表示反对，但布哈林同志在这里讲的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可能性，从现在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都是完全正确的。 我想，拉狄克同志所有的报告中的错误，在共产主义学院以及在这里，在这次会议上的根本错误在于，他忽略了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它所处的国际环境。他在这里慷慨陈辞，说是胡汉民[6]在什么地方说过，他们国民党人有时应当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暂时妥协。拉狄克同志慷慨陈辞，说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出将资产阶级部长从中国国民政府赶出去的口号。这样的部长那里是有的。他们不占优势，但他们存在。他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我们没有采取措施使中国像我们的十月革命那样超阶段地跃进。但他不了解，现在的世界形势不一样了。他的根本性错误在这里。他老是将目前的中国革命的形势等同于我们的十月革命的形势。这是愚蠢的，这是不严肃的。十月革命的时候，帝国主义被分裂成两个同盟，两个阵营，因为那时进行着帝国主义间的战争。那时帝国主义之间的角逐瓦解了他们自己，削弱了他们的力量。正因为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帝国主义前线的瓦解，正因为如此，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那时才得以如此轻松地跃进到社会主义。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我们可能已经完蛋了。 中国现在有这样的环境吗？当然，没有。现在没有出现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帝国主义从战争中解放出来了。中国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市场。它成为全世界帝国主义的主要市场。四亿人口，庞大的铁路网，三条大河能承载一切运送货物到中国内部去的船只，巨大的港口上海——世界第二大港，仅次于纽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市场，现在帝国主义算是在争抢这唯一的前线。日本帝国主义耍花招，装扮成自由派，但这并不表明他们能白给中国哪怕一团羊毛。绝对如此。美国有时候会玩弄点自由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向中国人开枪，绝对如此。我就不说英、法等国了。目前并不存在帝国主义在前线的分裂。并不存在交战的两个联盟。不存在十月革命时期的那种有利形势。现在中国革命的条件更为艰苦。因此这个革命将进展得很缓慢，比我们的1917年革命更慢，曲折而又坎坷，失败和成功相伴，挫折和跳跃共存。而且毫不奇怪，在这条曲折行动的道路上，国民党政权有时不得不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以便先消灭一个敌人，再消灭另一个敌人。全部一起消灭相当困难，同志们。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拥有一个有25年历史的党（而中国的党才成立不久），拥有像列宁这样一些领袖，中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人。与中国人相比，虽则我们同西方工人的联系比较密切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况且还是在战时帝国主义分裂的形势下，但就是这样，我们在各个革命阶段推动革命都还是举步维艰。毫不奇怪，中国人缺乏这些有利因素，必然艰难得多。毫不奇怪，中国革命的进度会慢一些。拉狄克同志的错误在于，他不明白这个国际形势的差异。 听了拉狄克同志的发言，我就想：如果让他来领导革命，他就会慷慨激昂地唱一番革命高调诸如赶走资本家部长、上海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之类，三下五除二就把革命糟蹋完了。（笑声） 所以我说，拉狄克同志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没有研究国际形势，没有看到现在帝国主义像一道墙一样挡在中国面前，它不像我国十月革命时期那样处于分裂状态。 拉狄克同志的其他所有的错误都发端于此。 举个例子，就说上海问题吧。拉狄克同志说，上海人民应当起义，立即赶走帝国主义。这是愚蠢的，同志们。拉狄克同志不知道，我现在秘密地告诉他，自从南京枪击事件[7]后，我们从上海接到过类似的电报[8]，里面说：我们想举行起义，立即武装推翻帝国主义。我们回答他们：再等等，同志们，不要单独组织上海工人与帝国主义军队战斗。形势如此，现在不能进行决战。我们希望上海工人稳住，为以后的决战保存力量。我们不希望上海工人组织巴黎公社那样的流血行动。上海工人——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推动力。我想问：决战刚刚开始就让这个推动力遭到毁灭，难道是明智的吗？显然，不是，这形同犯罪。这就是拉狄克同志不想搞清楚的地方。 我们禁止他们组织武装暴动，保住了实力，用于未来的反帝斗争。而战斗才刚刚开始。根本问题还没有摆上日程。应当从帝国主义手中把铁路夺过来——这是一场战斗；应当夺回各类工厂——还是一场战斗；还应当夺回银行——又还是一场战斗。数不清今后还有多少战斗。我们需要后备力量，而最好的后备力量，就是需要极其慎重地使用的上海人民。（有人插话：大声点。） 我刚才没说话，再开口说话的时候，能让你们听见（笑声）。 国民党问题。国民党是什么——它是一个由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反帝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党。它是一种类似革命议会的东西，有着自己的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9]，并建立了政权。有人对我们说：“不能参加这个议会。”这可不严肃，同志们。严肃的人不能这么说。这个天赐我们的革命议会，里面聚集了所有持反帝主张者的代表，应有尽有，包括明天可以搁置起来的右翼，——但现在还不能急于动它。那里有中间派，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情况就这么摆着，有一个议会，事实上是共产党人在那里起领导作用，共产党周围团结了多数人，有这样一个在全国的意义非同小可的议会——有人居然建议我们离开它。拉狄克同志，你说，这是为什么？如果右派听从多数人的决定，而这个多数又是我们的人，那我们见什么鬼就得退出议会，为什么急于赶走右派？难道不能利用右派，就像到今天为止所做的那样？要是有一匹母马，它不怎么好，可是毕竟有点用，也还听主人使唤，哪个主人会同意把它赶走呢？（笑声，掌声）谁同意这样做呢？母马再不好，只要它听话，能使唤，它也是马呀。右派要是不听话了，我们就把他们赶走。右派开始阻挡革命的时候，我们不是已经两次赶走他们了吗[10]。只要我们抓住他们的把柄，我们就叫他们滚，我们还会再三次五次地甩掉他们，到时候人民就明白把右派甩开是应该的了。 在国民党内，右派是中国人里最老谋深算的一部分人，虽然它代表少数派。这些老练的老政客，在中国之内算得上老谋深算。有时甚至是顶级的骗子。他们与商人有密切的商业联系，他们向帝国主义送秋波，并和他们有来往。试想，把共产党人从这么一个国民党里拉出来将意味着什么？这将意味着——让国民党听凭右派摆布，让国民党的旗帜，这面全中国旗帜中最深入人心的旗帜被右派耍弄，使右派更加强大。这就是拉狄克同志的策略。但究竟是谁，请原谅（笑声），究竟是谁，除了（笑声）（拉狄克插话：“都明白，都明白。”）有谁，除了极其精明的人（笑声）和极其有经验的人，可能提出现在这样的策略？ 说到右派和强行驱逐他们，拉狄克同志不明白中国存在的独特国情。这种独特性是什么？我顺便说说：尽管这些右派身上有各种毛病，有各种缺点，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性质，尽管他们是中国新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和将来反革命的中心，从这些人中将来会产生中国真正的反革命政党，尽管这，尽管那，然而这些人眼下毕竟正领导着反帝军队。这是不是事实？独特性就在这里。蒋介石是否领导着反帝军队？是的，是领导着。蒋介石明天会做什么，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现在，他领导着军队，命令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事实。在这方面他比所有的策列铁里[11]和克伦斯基[12]们都高。当然，蒋介石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而策列铁里和唐恩[13]以及克伦斯基也许读过马克思著作。蒋介石没有自称社会主义者，但情况恰恰是，他高于这些社会主义者，高于这些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唐恩之流。为什么？因为，由于事物的逻辑所致，他领导着反帝的战争，迫于形势他在打仗。因为他不想失势。而克伦斯基与帝国主义者一起，挑起反对被压迫人民的战争。这就是根本区别所在。 这就是不能放弃利用右派的原因。目前还有可能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谁不这么做，谁就是笨蛋。这是我的看法。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由于开展革命，建立起了一个极其独特但非常强大、群众基础相当广泛的政党，一个工人、农民、民族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党。在这个党内，在这个组建了政府的革命议会里，实际的掌权者是共产党人。这个，同志们，不是说大话——就是这样。别以为鲍罗廷[14]同志和其他同志在那里白呆着。如果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帝国主义（笑声，掌声）。这样，同志们，就说明，如果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退出，由于国民党中间派和左派的组织水平差，右派就会成为领导力量，他们会将革命引上别的道路，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道路，不是进一步开展革命的道路，而是消灭革命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拉狄克同志不对，他在不自觉地帮助右派，不自觉地帮助同样也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军阀和帝国主义者。 拉狄克同志不是第一个得出这样结论的人。托洛茨基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早就提出过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建议。这些同志不明白，他们喊着让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革命口号，实际上是在帮助右派，帮助军阀。 关于该不该让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的争论由来已久，同志们。还在1926年4月下旬，拉狄克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时[15]，争论就开始了。我不记得当时托洛茨基同志是否在政治局里。托洛茨基以前就提出过这问题[16]，但中央政治局当时一致否决了这个提案。（当时季诺维也夫不得不同意，因为他什么也没有了，因为那些提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人被斥为中国革命的取消派）。政治局当时通过了如下决议：（略） 关于让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及将右派孤立和排挤出国民党的方针的引文。[17] 这就是我们当时发出的基本指示，我们执行了，现在仍在执行。 我想问，采取这个政策的结果，我们是不是赢了？我想是的。共产党在中国壮大了，它在国民党内的领导角色，好也罢，坏也罢，还是有保障的，前方战事取得了成功，孤立了右派，把革命向前推进了。 这就是上述政策的结果。 如果当时我们赞成拉狄克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让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在拉狄克同志口中共产党员和共产党是一回事）退出国民党，结果将会怎样？我们，我是说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就会在国民党内被孤立，右派会占大多数，革命运动会面临灭顶之灾。 现在，谈谈参加革命政府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拉狄克同志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员加入拥有革命议会的国民党，另一方面却又赞成共产党员参加由国民党建立起来的政府。如果国民党内的革命议会建立了政府，为什么我们不应当加入这个国民党，可又加入这个党建立起来的政府——您的逻辑究竟何在，拉狄克同志？我想，就像刚才布哈林同志所说的，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些混乱。拉狄克同志不能自圆其说，这就是一个实例。 好了，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拉狄克同志在这里提出的我们的分歧这个问题，以外交方式来缓和这个状况。他认为，不是他，而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退缩了；不是他，而是共产国际或者我们的党中央应该受到责难。这是在耍滑头，而且是目光短浅地耍滑头。毋庸置疑，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存在过分歧。去年4月拉狄克同志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是事实。党否决了这个意见，也是事实。 事实是，现在拉狄克自己在这个讲台上也不得不说，他也不是反对加入。到底是谁在退缩，谁在前进？我想，是拉狄克同志在退缩。谁应受谴责？我想，是拉狄克同志。可是为什么要把事情说成这样呢：好像拉狄克扮演了原告的角色，那谁应当成为被告？哪儿来的这种狡猾手段，为什么要这样？ 最后说的是，有人认为我们像是在掩盖国民党的缺点，不向党通报过去和现在依然在持续的国民党右派在一些省份的恶劣行为。它有没有枪杀、逮捕，或者以逮捕相威胁？有没有过这样的事实？是的，有过。以后还会有的，同志们。如果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两年前共产党才开始发展的国家，在一个遭受帝国主义70年摧残、文明程度低、组织软弱无力、帝国主义到处进行挑拨活动的国家，——如果以为在那里不存在恶劣行为，是很难想象的。说我们掩盖它们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没有在这里夸大这些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应当核对“事实”，因为我们不能相信在中国发行的帝国主义的英文报刊的报道（他们经常撒谎）。其次我们不能公开地从莫斯科发出指示。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同志，采取对外界来说是内部的、不为人知的方式进行，用建议的形式来体现指示。而我们相信我们的建议会被采纳和发挥指导作用。我们对此毫不怀疑。本来中国共产党就受到责难，说它似乎靠俄国革命者的帮助才得以发展。有人叫嚷，在中国进行的不是国民革命，而是“莫斯科的狡猾伎俩”。面对这些情况，请想想该不该在报刊上夸耀我们的领导作用。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愚蠢的和不严肃的。我们有别的非常严肃而可行的方法，以根据需要来把握方向。我们有这样的方法吗，拉狄克同志？（拉狄克：我深表怀疑）非常遗憾，您没有说明这些方法为什么可疑。我想，恐怕您现在可以说，该是我而不是您做“结论”来表述一些您无法驳倒的论点了。但是，拉狄克同志，我不打算在这里，也不能演示我们拥有的各种方法和渠道。我可以说，这些方法是存在的，而且它们是切实可行的，可以达到目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就看不到国民党的左倾化，不会有北伐大业的成功，不会把右派逼得像现在这样躲躲闪闪和表示自己的忠诚，就不会使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动摇”，乃至有时让帝国主义的统一阵线不再铁板一块。我这里说的是——日本人。他们已经感到骨鲠在喉，因为一旦革命的中国扩展到北方，那么朝鲜就要发动起来，日本人感到了，所以沉不住气开始动摇。有了这个，怎么能说，我们没有领导运动呢？[18] 我就讲这些了，同志们。总之，拉狄克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没有研究中国在世界政局中的特殊性——鉴于帝国主义阵线的统一，你不可能以比目前更快的速度或者和我们的十月革命一样快的速度推动革命。那时是帝国主义阵线瓦解了，他们正兵戎相见，互相厮杀。 再者，拉狄克同志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不明白，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想把国民党交由右派摆布的话，它目前就不应当退出革命议会，退出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国民党。 第三，拉狄克同志的逻辑一片混乱，准许共产党员进入政府，但不准许他们进入国民党。这简直是语无伦次，简直是无稽之谈，胡说八道，我甚至懒得驳斥。就说这些了。（掌声） 附： 关于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俄〕亚·米·格利戈里耶夫 现在首次发表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这一讲话在两个方面会引起人们的关注。首先，它十分完整而直白地反映了当时斯大林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层在1925—1927年间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激烈争论的一系列问题的观点，诸如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性质、动力和前景，国民党的成分和性质，跨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国民党内各派系间的角逐，以及莫斯科能否控制和利用国民党的发展，以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等。第二，斯大林的这个讲话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打算抓住这个讲话的小辫子为反对派服务这一事实，在1927年4月开始的新的（也是最后的）一轮联共（布）党内反对派与斯大林—布哈林多数派的斗争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这一阶段斗争的焦点是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春夏遭受的挫折（当时认为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和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和布哈林本人对此应承担的责任。 联共（布）积极分子会议是在1927年4月5—7日召开的。此前两个星期，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3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工人联合力量占领了上海，蒋介石为司令的北伐军占领了中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上海。 这一事件在联共（布）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形势、革命发展的前景，就这些问题在党内、共产国际办的院校和研究机关内进行的争论，促使联共（布）领导把中国问题当作积极分子会议的中心议题。在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布哈林做了主题报告。反对派的代表拉狄克在讨论时做了发言。十分明显，落在他身上的是一个“受气包”的角色。 占领上海一事，使共产党人和相当数量关心政治但远不了解内幕的苏联人真切地感到一阵欣喜。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工人，广州军队（这指的是从广东省会广州出师北伐的国民党军队——作者注）占领上海”，把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能量的估价推到了最高点。从这里发表的斯大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种情绪也同样感染了联共（布）的领导层，不过它当然也知道，国民革命阵营的上空绝对不是一片万里无云的晴空。“广州军队”是一些雇佣军，这一支军队不断收编华南地方军阀的散兵游勇，在这个过程中军阀习气、对国民党占领区日益高涨的工会运动和工农运动的仇恨也不断增长。莫斯科已经知道蒋介石的部队做出过镇压工人和工会运动以及农会领袖的行为。莫斯科也很清楚地了解1927年初出现的蒋介石及其司令部和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组建的武汉政府之间的对立，了解关于蒋介石同武汉政府总政治顾问鲍罗廷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这一切都在不断激化之中。 1927年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会经莫斯科授意解除了蒋介石在党内的多项职务，有意保留了蒋介石军队最高统帅的职务，按照国民党章程（及他本人的保证），该职务将服从于鲍罗廷尚能控制的中央决议[19]。 这件事，反对派领袖们也大体知道。由于1926年底遭受损失，也由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二人在1927年的前几个月在中国政治问题上产生分歧，他们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了[20]。在这种情形下，1927年3月18日拉狄克在共产主义学院讲话时就陈述了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反对立场。他认为：既然中国资产阶级是“非革命者”，而“蒋介石将军准备作背水一战”，那就应该立即开始与他们斗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必须找到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赶走右派，并把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必须立即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和武装起工人和农民的队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必须“为自己的独立性”（即中共退出国民党，斯大林和布哈林发言反对此观点。——作者）及在革命中的“实际领导权”而斗争。[21]托洛茨基3月31日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陈述了其他几个行动计划，他以群众运动似乎已达到高水平和蒋介石的地主资本家势力把持着军界最高层而出现的“中国波拿巴主义”的威胁为依据，说必须立即在中国建立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托洛茨基当时把这些苏维埃看作民族民主革命（几个月后他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机构。他认为，这些苏维埃“将成为夺取权力的机构或地方上的权力机构”、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的机构。托洛茨基认为，这些苏维埃将暂时在各党派联合领导下活动，这些党派则将为争夺城乡下层人民而开展斗争。他没有直接要求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因为他觉得一俟这些苏维埃建立起来，这个问题会自行解决[22]。 拉狄克和托洛茨基提出的方针，比斯大林和布哈林所坚持并实施的方针还要“左”，相应地说，实现的可能性就自然更少了。但拉狄克和托洛茨基发出警告，说近期有右派、“蒋介石的将领们”发动“决定性打击”的危险，而从斯大林在积极分子会上的讲话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没有接受这个警告。斯大林嘲笑拉狄克（当然，还有讲话里未提到的托洛茨基）悲观的预言和极端的解决方案，并向听众表明，关于国民党“右派”的计划和本性，他并不比反对派知道得更少。然而，他显然过高估计了莫斯科及其顾问对蒋介石和“右派”的影响力，没有掌握关于蒋介石已经与上海、江西和浙江的实业界建立联系并拟定了限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计划的情报（苏联顾问和情报人员对此也不知情），所以他宣称不得与“右派”分裂，而要利用他们，然后再将他们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抛弃。 还不到一个星期，整个情况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翻个”的结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缴去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残酷镇压了他们进行的抵抗，在国民党机关和军队中展开针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清党”运动。结果，不是斯大林利用了蒋介石，而是蒋介石利用了斯大林。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们把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惨痛失败（这决定了随后在1927年7月的彻底失败和寻求新方针的必要性）与他4月5日不理会反对派的警告而在积极分子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反对派在4月12日后立即开始了反斯大林斗争的新浪潮，后者的讲话成了一张“王牌”。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握有斯大林讲话的简短记录，是他们的某个追随者在参加共产主义学院积极分子大会后转交给他们的。4月12日后，托洛茨基想得到全文。他估计，将之公之于众，必定成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失败负有“罪责”的铁证，并且能够证明斯大林在讲话中否决掉的反对派意见的“正确性”。但托洛茨基想得到全文的目的却没有达到。他去找政治局和联共（布）共产主义学院，得到的回答是发言速记稿在斯大林的秘书那里，去找斯大林秘书处，说斯大林管着发言稿，或者说送到什么地方去了，不清楚现在在哪里。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的发言中，在随后的一系列发言和著作中，都指责斯大林隐藏了这篇讲话稿。斯大林对所有这些都毫无反应。 现在刊出的斯大林讲话稿，在他的个人档案里沉睡了70多年。该全宗已经解密，后来它作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的一部分，被转交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卡尔图诺娃发现了它，热心建议《远东问题》编辑部将其发表，并提供了必要的注释。除了这篇讲话稿外，卡尔图诺娃还给我们看了一个经过校订和删节过的版本，原准备收入斯大林“文集”中的某一卷，但一直未能得见天日（该文件尚未公布）。 注释： [1] 没有发现布哈林报告的速记记录。尼·伊·布哈林（1888—1938）当时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他做了对华政策的主报告。他的报告经过校订于1927年4月19、20日由《真理报》予以刊登。然后以《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为书名出版了一个小册子（1927年莫斯科版）。 [2] 张作霖（1875—1928），奉系军阀首领，当时执掌北京政府。 [3] 张宗昌（1881—1932），1925—1928 年任山东省省长、督军，1926—1927年任直鲁联军总司令。 [4] 未见拉狄克的发言。卡·伯·拉狄克（原名索贝尔松，1885—1939）。1925—1927年任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5] 指1927年3月18日拉狄克在共产主义学院讨论中的发言。该文件尚未发现。 [6] 胡汉民（1879—1936），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7] 指1927年3月24日英美战机轰炸南京的事件，借口是军阀部队抵挡不住国民革命军的打击，从南京撤退时，南京城里有“事件”发生。 [8] 该电报尚未发现。 [9] 以下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 [10] 第一次，显然指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6年1月1—19日）的决议，其中指责国民党领导集团企图在1925年11月的会上另立中央、修改与中共合作的政策、解除鲍罗廷的职务。第二次，所指不明。可能斯大林指的是1926年3月，蒋介石免除了许多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中的职务。 [11] 伊·格·策列铁里（1881—1959），1917年2月革命后领导孟什维克护国派，曾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 [12] 亚·弗·克伦斯基（1881—1970），1917年任俄国临时政府首脑。 [13] 费·伊·唐恩（真姓古尔维奇，1871—1947），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主张继续战争。 [14] 米·马·鲍罗廷（真姓格鲁津贝格，1884—1951），1924—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总政治顾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 [15] 尚未发现可为这一时期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佐证的文献资料。 [16] 尚未发现可为斯大林该主张佐证的文件。 [17] 指联共（布）中央1926年4月29日决议的以下条款：“3）承认关于国共分裂的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认为这种分裂绝不可行。承认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4）因此认为，无论如何，在共产国际下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就组织关系做任何改变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对国共两党都是危险的。5）设法使国民党右派退出（或将其开除出）国民党。”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文件集第2卷，1996年莫斯科版，上册，第202页。 [18] 标出的句子下，原有被删去的一句话：“我们在掩饰国民党活动中的缺点。” [19] 参见《中国现代史》，莫斯科，1972 年，第101—106 页；关于莫斯科究竟掌握多少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1926—1927），第2卷，第3部分。 [20] 关于这一时期反对派内部的争论及其纲领，见格利戈里耶夫《关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的斗争》，《远东问题》，莫斯科，1993年，第113页。 [2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66，案卷191，第29 页。 [22] 《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2卷，波士顿，1988年，第224—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