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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Hungary – “Where we went wrong”
访谈：匈牙利——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匈牙利﹞G.M.塔马什（G.M. Tamás）
2009年
Moses 翻译、宋治德 校对
摘自《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第2：123期，2009年夏季号。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isj2/2009/isj2-123/tamas.html
G.M.塔马什是著名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现在是在布达佩斯的哲学教授。他向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谈到了东欧自斯大林主义政权倒台以来的发展。
哈曼：今年是匈牙利斯大林主义政权崩溃和柏林墙倒塌的20周年，也是世界经济危机对东欧造成了破坏性影响的一年。你是1989年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
塔马什：匈牙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规模不是很大。我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并在1970年代末开始参与了抵抗运动。当我决定全面对抗这个政权时，我还是一个左翼人士，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我和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的朋友们几乎都来自左派，并且作为一个团体变成了自由派。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另外一些人则不然。在东欧几乎所有地方，这些群体的知识和社会学上的起源都是左翼的。我们的第一次争吵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而是针对斯大林主义政权。
这里的两个意识形态人物很有特点，贾诺斯·基思（János Kis）和我。贾诺斯·基思是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第二代学生。他创作了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作品（不幸的是，通常没有被翻译成其它语言）。[1]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并且非常左倾。我们与我们波兰和其他兄弟姐妹们一起都朝着自由派的方向前进。1988年，在匈牙利，我们到达了一个分水岭。那时我们几乎都致力于一个自由主义的人权纲领。这种情况几乎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哈曼：米克洛什·哈拉兹蒂（Miklós Haraszti）的著作《工人国家的工人》（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2]对英国左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
塔马什：绝对是的。他最初是个格瓦拉主义者，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现在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the Organis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的新闻自由专员，当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访问斯洛伐克时，我在一张 "意愿联盟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校按：美国于2003年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时，站在美国侵略者一方的国家）类型的会议照片上看到了他。就新闻自由而言，哈拉兹蒂是一个战斗的自由主义者，就社会和经济问题而言，他是一个战斗的新保守主义者。最终我走向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直到1990年代中期，我与我这一代的其他成员并无不同。
在超过15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生涯中，我没有工作，靠用别人的名字做翻译和黑市的语言教学工作来养活自己。我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在地下出版物（Samizdat）上写理论、政治和政治新闻的文章。[3]我们就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话题进行了在当时法律下不容许的研讨会。从1986年开始，我被允许到国外教书，包括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并在牛津大学做一些研究。从1988年开始，我参加了日益组织化和正规化的反政权抵抗运动。我在示威活动中发言，并积极参加抗议行动。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新团体、论坛和俱乐部。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从1988年到1992年，我们几乎不怎么睡觉。与不同的人不停地交谈、交谈、还是交谈。那是一个社会想象的时期，即使没有什么结果，但那是一个可感知的、希望获得自由的时刻。我处于这一切的中心，后来当选为“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The Alliance of Free democrats--Hungarian Liberal Party，简称SZDSZ））的议员，该党是当时持不同政见者的政党，是议会中的第二大党。这是一个自由派政党，我在其中是相当右翼的。
哈曼：欧洲的“自由派”而不是英国或北美意义上的“自由派”？
塔马什：实际上，两者都是。在人权、少数民族权利、文化自由、男女同志平等权利等方面，欧洲的“自由派”是相当左翼的——在这方面非常像美国的自由主义。但在经济上，欧洲的“自由派”却是新保守主义的。而这也是我提出来的一种混合产物。
我们却出乎意料地卷入了与保守右派的斗争中。我们的第一次选举活动是为了针对主要的敌人——也就是后斯大林主义党。但该党显然消失了，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它的几个成员进入了议会，但他们基本上保持沉默。突然间，我们面对的是保守的右派，他们谈论“犹太人的阴谋”，谈论“我们种族的敌人”等等。这已经是“西方人”和“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爱国者”之间的古老冲突——以及在匈牙利的右翼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说法，即“心系外国的人”和“根深蒂固的人”。到了1990年，尽管这种讨论很无聊和贫乏，但仍在继续。在1988到1989年，我们仍然受到一些来自老斯大林主义卫队的威胁——说出“你会被绞死”之类的话，我们预计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来临。相反，我们遭到了民族主义右派的攻击。我的所有海报都被毁坏了，上面涂上大卫之星和纳粹标志。但在当时，这种态度被大多数选民所拒绝。
右派赢得了选举，但其温和派代表了多数意见。因此，这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减缓。到1994年，我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离开了职业政治生涯。选举由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派（校按：即SZDSZ）的联盟而赢得。当时的气氛完全不同，右翼民族主义的危险似乎消失了。
事后看来，重要的是，当我作为立法者在我国最高议院度过的前两年中，有20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了，而我认为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之一。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有所呈现。当时的重要辩论是关于宪法权利和国徽的共和主义或君主主义的标志，以及对国家广播和电视台的控制权的争斗。我不会说政治冲突不重要，但与经济灾难相比，它们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我们没有看到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什么统治阶级需要媒体权力的集中化？因为它正在失去来自日益贫困的人口的多数支持。我们完全是天真的，我们当时的论述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而且相当无用。这个自由派政党现在很可能和咎由自取地会从议会中消失（校按：即SZDSZ，已于2013年解散）。
当我开始意识到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时，该届立法机关也行将结束，于是我决定不再参选议会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匈牙利的问题。从西伯利亚到布拉格，从阿拉木图到东柏林，都有同样的问题。所发生的不是经济的转型，而是经济的破坏。我们不是简单地找到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而是一个黑洞。这是资本主义破坏性力量的一种展示。
这些方法与你在世界其它地方看到的一样——裁员和外包、私有化和社会倾销。外国资本来到这里寻找消费市场，关闭它以低价买来的制造业——但区别在于规模的不同。在任何地方都有大量的劳动力流失，特别是在制造业，但在这里失去的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相当成功的合作社农业实际上消失了；新的家庭式农场没有证明在商业上是可行的。农村的失业是普遍现象。我清楚地记得，在英国的矿工罢工期间，人们突然意识到，行将消失的不仅是采矿业，还有数百个采矿村庄的文化，因此，威尔士以后再也不可能是原来的样子了。但在这里，我们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了整个文化消失的情况。从1920年代起，斯大林主义制度——无论它是多么畸形、暴虐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创造了数亿人的生计和生活形式。他们可能对这种生活方式感到失望和不满，但这毕竟是他们的生活。没有人给他们准备好取代它的东西。最终换来的不是更好的东西，不是我们所说的“变化”，而是经济本身的终结。
在东欧和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失去了我们所知道的文明。这些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在普京的俄罗斯，国家勉强开始重新运作起来——以一种非常不快的方式——但它开始定期工作、做记录、收税、支付公务员、回信、接受公民的投诉。但在1990年代初，甚至连这些都没有：这完全是一场灾难。与此同时，我们却在这样的泡沫上庆祝自由、开放、多元化、幻想和快乐以及所有这些的胜利。我为这种轻率深感羞愧。
然而，我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这反映在我的著作中。但我所提供的是表面的政治分析。有一些迹象——例如，美国对巴尔干半岛的政策、海湾战争、对事情发展不顺的普遍不满。但这些在我的著作里都被看作是过渡性的现象：过渡是困难的，但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正确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一样，现在是可怕的牺牲，然后是光明的未来，“歌唱的明天”（“les lendemains qui chantent”）。[4]
但是，一切都不是这样，也不会好起来。作为一个专业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我觉得我必须要理解它。所以我开始阅读、重读理论和经济科学，以及实证社会学和历史，并试图了解发生的事情，试图找出我们思想基础的错误之处，并试图找到出路。我甚至在保守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文献中走过一段弯路，并从那里跃升到马克思主义。（有趣的是，保守主义对虔诚自由主义的批评，如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和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批评，为我走向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因此，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习，而不是重新学习，因为我以前从来不是一个真正有知识的马克思著作的读者，然后回到学校。我非常缓慢而彻底地试图理解前政权的特征，为什么向市场的过渡是这样的，为什么市场形式在对东欧国家资本主义从总体上或地方特有问题上来说都是不充分的。
我花了很长、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并在政治上阐述它，改变我的论述、语言和词汇。这就像一场长期的疾病和漫长的康复。但我认为我可能最终要开始一个新生活了。
哈曼：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你个人而言，而是因为在整个东欧集团，无数人致力于自由民主的变革，并相信它可以通过市场来实现。我们在1988年波兰的罢工期间访问了那里，并与一般的左派人士交谈。我记得在波兹南（Poznan）与人们交谈，对他们来说，过渡将是朝向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校按：即北欧模式的福利国家）。没有人理解，世界上其它地方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的。[5]然后在1989年初，我去了当时的列宁格勒（Leningrad），与那些为选举而手工打印传单的勇敢的人们交谈。他们对西方形式的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一无所知。他们认为这意味着自由和繁荣等等。
塔马什：我们的消息比较灵通。我们来自左派。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罪行并非一无所知。匈牙利反对派运动的领导人在1980年代都去了西方，可以亲眼看到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里根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1973年在智利发生了什么，甚至不能用我们的无知来使自己惬意。我们并非如此。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旁观者》（Spectator）（我甚至为其撰稿）、《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和《评论》（Commentary）的热心读者。我们接受了带有所有污点的资本主义，而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不是斯堪的纳维亚，而是美国。那时，福利国家已经解体了很久。我们是睁大眼睛见证着这一幕的。当然，波兰和苏联的人民相比我们和南斯拉夫的人民与西方的隔阂要大得多。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
还有一些次要的考虑。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工人运动，即波兰的团结工会工人运动，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抛弃了。德国社民党领导人赫伯特·维尔纳（Herbert Werner）和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以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布鲁诺·克雷斯基（Bruno Kreisky），都在问：“为什么俄国人不干预？”他们担心这可能会蔓延到东德，可能会出现工人阶级的动乱，从而扩散。然后，在和平运动中，有人真正站在苏联一边参与冷战（参照“单边裁军”），在我们看来，非共产党的左派对把东欧从斯大林体系中解放出来不感兴趣。我始终对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传统保持尊重，我想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仍然非常尊重左派共产主义和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t）的传统。我是在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和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的作品中长大的。我最早读的法语书之一是《被出卖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校按：应是指托洛茨基著作的法译本）。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说，“这都是一样的，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古拉格主义者，每个共产主义者都是坦克手（tankie）。”我们没有那么愚蠢。但在我们看来，从左翼克服苏维埃式制度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必须付出资本主义的代价来结束独裁统治。起初我们是说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唉，后来却是爱上它了。
但这并没有持续下去。我自己的情况在匈牙利成为了热门话题。因为我被称为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然后我一度是自由派政党（校按：即SZDSZ）的主席。我作为一个为发行量大的报纸撰槁并仍在撰写以及上过电视的人，有很高的知名度。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情况很重要，但它是大家能看得见的。
我不认为我有可能回到我在1980年代赞同的那种混乱的自由意志主义左翼。[6]我也仍然不认为部分成功的社会民主模式的福利国家可以重新启动。我也不认为它的各种模式是那么理想的。我倾向于不会忘记1968年，西欧离我们最近的革命时刻，是在抗议福利国家的情况下爆发的。我们很容易忘记福利国家的问题，而且，即使有可能重新创建它，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国家主义、顺从主义和威权等级模式的政治。新保守主义者用这些词来批评福利国家是立心不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福利国家版本的资本主义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尽管在许多方面它比今天的版本更优越，更平等，并允许有一定程度对权力和霸权的制衡。但它毕竟是一个妥协的体系，而这是一个完全由资本支配的体系。
我不认为这个体系还能找出多少的资本主义版本，甚至以欺骗的方式向那些不拥有资本和不受帝国主义国家保护的人作出承诺。因此，如果你现在与资本主义决裂，你的幻想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所有的妥协。1914年的老式社会民主派的妥协，斯大林主义构建的暴虐的国家资本主义，军事独裁（caudillismo）的右派和左派，新政，国家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制度，民族主义制度，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的天主教社团主义（校按：1930年代奥地利的基督社会党领导人，他实行威权一党制），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的独裁体制（1930至1970年代统治葡萄牙的独裁者），新保守主义。大多数可以想象的版本都被尝试过，而问题却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现。
当我与资产阶级主流决裂时，已经没有替代物了，所以我不得不成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没有看到任何其它明智和可信的解决方案。你必须正视事实。这不是一个舒服的选择，也不是一个大多数人的选择，但这并不重要。我认为，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用尽。
现在，它在当今的危机中显露无疑。当宇宙的主宰者们正在试验各种旧的解决方案的混合版本，甚至比他们在1930年代或1950年代更不聪明、更不激进时，谁能相信他们能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将资本主义从其最糟糕的方面拯救出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早点与自由主义决裂，那么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民主派。但社会民主主义在哪里？它已经死了。它是一个传统，但它不是一个活的政治选择。人们仍然投票给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因为在他们看来，传统上工党是工人阶级和中下层人民的隐喻意义上的家园，代表了更大的平等。但这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想法，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哈曼：还有几个关于匈牙利的问题。在1980年代初，匈牙利被认为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典范，建立在大量外国贷款的基础上，而这在1988年和1989年陷入了困境，你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接掌了政府。
塔马什：我们从未这样做。我们一直处于在野的反对状态。
哈曼：非共产党的力量接管了国家。但国家的中央结构仍然保持不变——警察局长、管理武装部队和企业的人？
塔马什：是的，但国家最重要的机构是党，而那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变化是巨大的，甚至在国家机器中也是如此。党是国家机构在地域上和所有经济部门（即横向和纵向）的骨干，因此它在国家指导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创造了一个统一性。在古典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官僚机构仍然在工厂之外。但党在政府和企业管理中是一样的，是维持秩序的工具，是现代化的工具。它是一个提供纪律的、也是文化和休闲的结构，它创造了这么多人的生活，提供了进步的手段、灌输、地方感、归属感和一个看似稳固的未来计划。所以你不能说一切都保持不变。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些变化，尽管共产党领导层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政策是教条地倾向于市场的。
同时，不应忘记连续性的关键因素。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生产的、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不平等的、等级森严的、压制性的货币经济，是一个超越所有阶级社会的阶级社会，在镇压无产阶级反抗方面效率极高。对该政权的反抗一直是社会主义的革命，1956年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道社会主义。团结工会实际上不是工会组织，而是一个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工人委员会网络，它最初希望建立一个由人民自治的无产阶级自我管理的共和国，后来遭到镇压使它变成一个极度保守、悲观和天主教式的运动，在政治“胜利”的时刻解体。中欧式的“开明专制主义”，由受过科学和哲学训练的精英规划者所设计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自18世纪以来没有改变过。“共产主义”的经济规划者无痛地转化为新保守主义的货币主义规划者。对他们来说，以一种典型的实证主义方式，“社会主义”只是经济计算中的一个错误。边际效用似乎比劳动价值理论更“现代”—官僚们比服装设计师更愿意追随流行的时尚。[7]
哈曼：共产党人握紧他们的权力了吗？
塔马什：是的，特别是在各省——在地方议会、警察、经济生活、商会和资产阶级政党。我的前自由派政党的困难之一是，它来自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不能吸引前共产党员。因此，它仍然没有在地方行政部门、地方老板和地方小集团中的那些根基。
关于匈牙利1980年代的经济，它不仅依赖外国贷款，而且还参与了“经济互助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简称：Comecon）而得到它良好保护的贸易机制。[8]因此，即使是匈牙利相当落后的技术和低成本的生产也可以出口到拥有巨大内部市场的苏联。这在通过西方贷款吸引投资的同时，也保留了老式的制造业。因此，苏联的卖方市场和外国投资共同提供了优势。其它“斯大林主义”家也有市场，但没有贷款。
斯大林主义政权在东欧各地崩溃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没有了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认同感而无法生存。无论党在多大程度上是权力和控制的工具，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党员的自愿献身，但党试图对党员在意识形态上进行阉割。马克思主义对党来说是不舒服的，因为如果你要保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它就会产生造反者。所以他们以各种方式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思考——在匈牙利通过韦伯式的“现代化”理论和泛滥的美学主义，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通过民族主义。当然，到了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只限于老同志的一种少数人的世界观，而他们在新党员干部的社会化过程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东欧社会主义政党中那些来自旧的国家党的四十、五十多岁的人，一生中从未读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在东欧各地，当然包括苏联，党都失去了它的意识形态核心。党在没有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以完全空洞的方式运行了一段时间，权力是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但结果它在面对人权自由主义者和民主民族主义者的第一次真正的（一个相当平庸的）挑战中倒下了。他们这些人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们的态度是：“我们想要同样的东西（即自由资本主义），但要慢一点。”
哈曼：1988年6月16日，他们极其暴力地驱散了纪念纳吉（Imre Nagy）逝世30周年的示威活动（并在电视摄像机前殴打你），然而仅仅12个月后，当大量东德人通过匈牙利越过奥地利边境进入西方时，他们就崩溃了。
塔马什：阻止东德人过境需要大规模的武力展示，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总的来说，东欧的变化是不流血的——只有少数例外，例如在罗马尼亚。没有人愿意开枪，旧的“共产党”中也没有人愿意为此付出生命。没有人意愿动一根手指来捍卫毕竟由十月革命创造的制度。没有真正的动机来抵制这种变化。执政的“产党”有什么存在的理由？货币化和市场化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身的区别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可以选择某大国的方式（野蛮的资本主义加一党专政），但他们缺乏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革命根基。中东欧地区的主要推动力，很简单，就是西方。“共产党”领导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漫不经心地把自己变成了“会—自由派”议会班底。他们政党与其它政党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其成员的过去，而不是现在的他们。这些前“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宣言与其它党派没有什么不同。
我记得在1989年的一次补选中，我作为第一个反对派议员——唯一的一个——被选入旧议会，我发表了一个演讲，当面斥责“共产党”的总理为骗子，这在电视上现场直播。这是40年来第一次有人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后来党的秘书长在大厅里走到我面前，作了自我介绍（当然，我们之前从未见过面），并告诉我我是完全正确的，令我非常惊讶。裂缝已经变得明显，甚至连外墙都在摇摇欲坠。第一号人物谴责第二号人物是人民的敌人……
哈曼：告诉我一些关于匈牙利今天的情况。
塔马什：正当工业和农业崩溃之际，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表示，他们要把匈牙利变成世界的金融服务中心。这是一派胡言。在1990年代初的全面崩溃之后，一些外国投资来到了匈牙利，由于廉价劳动力充足，周围都大兴土木。所谓的收购主要是为了清除竞争对手，并为跨国公司从消费市场中获利而铺路。然而，随着工人们失去工作，这些消费市场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到现在，跨国公司都在收拾行李离开。总的来说，还是国家以某种方式试图为越来越多的没有任何资源的人提供服务。我们的养老金领取者比私营部门的有酬就业者多得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仍然在职的人工作时间变长，失业现象随处可见，救济金只给付6个月。许多人正在挨饿，而他们并不习惯这样。在1970和80年代，与该地区其它国家相比，匈牙利是繁荣的，特别是在1970年代，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这一切都在崩溃。
决定这里的政治冲突，是对日益减少的国家资源争夺的殊死斗争。这是一场中产阶级和其它阶层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极右派的基础。没有足够的资源给每个人。人们不顾一切地争夺社会援助、收入支持、社会住房福利、欧洲补助金等，而“社会主义”政府的削减、削减、再削减的政策，将中产阶级与代表跨国资本的“现代化者”、也就是“外国人”对立起来。
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人，主要是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在一个或多或少是民主的国家内，有必要向国民解释如何以及为什么敢于拒绝向有需要的人提供资源。而国家给出的答案是将冲突刑事化和种族化——说所有需要社会援助的人在种族上都与我们不同，在罗姆人身上是次一等的种族，或者在“白人废物”身上是好逸恶劳、依赖福利。答案就是要建造更多的监狱，配备更多的警察，让无产阶级、收入不稳定阶级和下层阶级处于次一等的地位。对危机、急速社会失范和贫困蔓延的普遍回应则是反平民的，这是相当不寻常的。对养老金领取者、失业和社会福利领取者冠以“寄生虫”的公开仇恨，被对“外国”资本的统治秩序的仇恨所抵消。西方的自由主义对东欧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批评，被认为是一种幌子，其旨在对无根的世界金融资本和破坏生活的“政治正确”的“民族”抵抗，作出压制。右翼势力的壮大，不仅是令人厌恶的准法西斯传统的复活，也是对社会崩溃和解体的响应。右派的承诺是：秩序、社会凝聚力和中产阶级的生存，尤其是年轻的白人、非犹太人、基督教中产阶级家庭。
而这正是在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政治代表（即使是在冲突情况下可能产生影响的少数派或先锋党的代表）的时候发生的。甚至没有像工党那样的象征性代表，也没有像你们自己在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的激进的少数派代表。这里的工人阶级是沉默的。它是沉睡的巨人。它是东欧唯一一个在等待的阶级，没有做任何事情，在政治上不存在。他们既没有加入极右派对底层人民作出的攻击，也没有加入任何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派的反对派，因为后者并不存在。工会害怕失去他们的特权和通常的谈判地位。
我不知道事情像这样会持续多久。目前，唯一可见的斗争是中产阶级对下层阶级和应对危机的斗争，危机被认为是来自国外的阴谋，是西方、财阀、世界主义、反匈牙利、反波兰的全球秩序强加给我们的东西。一方面，我们目前执政的是新保守主义政党，代表全球资本主义主导力量的一翼；另一方面，有象征性地代表却又不公开宣称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保守主义”右派。这种紧张关系是巨大的，但真正的政治用语并没有呈现给公众舆论。这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进行的斗争，但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目前只是一个宣传和启蒙的问题。我们或者最终可能会达到目的，但可能为时已晚了。
哈曼：你身边有一小群人，而你参与了一个选举计划。
塔马什：这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非正式团体，正在努力帮助工会开展工作——为他们做免费的公关工作，使他们更容易被主流社会接受，因为他们在主流社会是被污名化的。他们被定型为就是用气球、香肠和啤酒组织五一劳动节的人。他们受到了轻蔑。这个社会的人们并不隐瞒他们看不起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甚至所谓的中左派出版物也会公开取笑那些手脏的人。这就像1920年代：在没有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左派的情况下，出现的反民主、反工人阶级、狂热地反共产主义。
因此，我们不只是说我们在原则上厌恶不平等。我们去找铁路工人和金属工人，试图帮助他们，与他们交谈，学习。我没有组建这个新的选举团体。共产党的一群小型正统继承团体再加绿党和女权主义者的领导人，要求我在他们于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候选人名单上排在首位。我犹豫了很久。对我来说，作为一个顽固的反对前制度的斗士，我很难与前制度继承人（无论多么谦虚、无酬、完全无辜的）结盟。并不是说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权力。这个党的领导人是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在制度结束时他才20岁。我最后还是答应了。同时，其它团体也加入了我们——匈牙利的“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Association for the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Citizen's Action，简称ATTAC），左派“公民社会”团体，我们还有一些小的、被压制的工会支持。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不抱任何指望的小型运动；尽管如此，我们正在吸引了一些关注。我们可能会让人们坐下来倾听，然后也许会拿着我们的文献开始做些什么。[9]
因此，我们是任何左翼、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的肇始，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是一场缓慢而艰难的斗争，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这是绝对必要的。现在有一场尖锐的颠倒的阶级斗争。有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跨国资本和国内中产阶级，他们有着不同但部分重合的利益，攻击无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没有答案——但应该要有一个答案。
如果一些中产阶级不希望出现某种威权的民族主义半独裁政权，那么就像在旧时代一样，与新的无产阶级力量结盟也将符合他们的利益。人们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我担心这可能为时已晚。因为现在威胁我们的是保守派和极右派之间的联盟。在这种联盟中，将接受全球资本的指令，同时以民族主义口号和对无产阶级的抵抗以种族化和刑事化作为掩饰。
你看这个资产阶级机构是如何试图把所有看起来是外面的人赶走。男女同志俱乐部、妇女团体受到攻击——烧毁、焚烧——罗姆人也是如此。有一些组织严密的新纳粹恐怖组织已经杀害了一些罗姆人，并试图暗杀社会主义和自由派的政治家。“国民保守派”的政客总体上不愿意谴责这种行为。匈牙利有欧洲、也许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日报和电视台。在主流中左报纸的网站上，每天都有数百条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评论，更不用说其它媒体了。主张用体罚儿童的方式进行专制教育改革——这是自1945年以来被禁止的做法。有人呼吁重建恶名昭彰的宪兵队，他们在1944年驱逐匈牙利犹太人的狂热和残忍程度，甚至让阿道夫．艾希曼（Otto Eichmann）（校按：纳粹德国党卫军中校，对犹太人屠杀的主要执行者）都感到惊讶。在学校里采取温和的反种族隔离措施，遭到了地方当局的强烈反对和拒绝。深色皮肤的儿童有他们自己悲惨的“教育”机构。现代艺术受到嘲笑，这是自1930年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遗产再次被说成是堕落的和邪恶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被看作是具有造反的潜力。所有反动的陈词滥调都出来了。[10]反动派正在教导东欧人如何将这些斗争联系在一起。我们正在以艰难的方式汲取教训。我们不需要被告知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同志活动家、少数民族权利运动者和工会成员属于一起的，因为我们都被同一个敌人击倒了。
参考书目
Haraszti, Miklós, 1977, 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Penguin).
Rakovski, Marc, 1978, Towards an East European Marxism (Macmillan).
Tamás, G.M., 1985, L’Oeil et la Main (Editions Noir).
Tamás, G.M., 1989, Les Idoles de la Tribu (Editions de l’Arcantère).
Tamás, G.M., 1996, Ethnarchy and Ethno-Anarchism, Social Research, volume 63, number 1 (Spring 1996).
Tamás, G.M., 2000, On Post-Fascism, Boston Review (Summer 2000), www.bostonreview.net/BR25.3/tamas.html.
Tamás, G.M., 2007, A Capitalism Pure and Simple, Left Curve 32.
Tamás, G.M., 2008, Counter-Revolution Against a Counter-Revolution, Left Curve 33.
Zebrowski, Andy, and others, 1988, Solidarity at the Crossroad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41 (Winter 1988).
[1] 贾诺斯．基思 (János Kis) 与捷尔吉．本斯 (György Bence) 合著了这本书，该书在1978年以笔名马克．拉科夫斯基．拉科夫斯基 (Marc Rakovski-Rakovski) 出版。本斯、基思和他们的前老师捷尔吉．马库斯 (György Márkus) ，在 1970 年代在一本重要著作中尝试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系统批判，在 1989 年之后才以匈牙利语出版，但未有其它语言的翻译本。
[2] Haraszti, 1977.
[3] Samizdat是俄罗斯名称，指未经审查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材料。
[4] “歌唱的明天”——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口号。
[5] 讨论记录包括在Zebrowski and others, 1988.
[6] 见Tamás, 1985.
[7] 见Tamás, 2007, pp. 66–75, and Tamás, 2008, pp. 61–67.
[8] “经济互助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简称：Comecon）
[9] 自这次访谈后，匈牙利的绿色左翼设法收集了必要的两万个签名，但因官僚的恶作剧而无法参与，成为一个重大的国际丑闻。德国左翼党（Die Linke）为此四处进行抗议。该组织呼吁同情者通过在选票上写上“绿色左翼”作为无声抗议，来使他们的投票成为无效票。甚至在主流媒体中也有一些团结的展示。
[10] 见Tamás, 1989; Tamás, 1996, pp. 147–190, Tamá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