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俄文第一版序言
1905年发生的事件有力地为1917年革命剧揭开了序幕。在若干年反动派得意洋洋地占上风的时间里，1905年本身作为一场完整的俄国革命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现在它业已丧失了这种自主性，但是其历史意义却丝毫不减。1905年的革命焰苗直接在日俄战争的战火中茁壮成长起来，就像1917年的革命之花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果一样。因此，从起源和发展来看，过往那场序幕中存在过的所有元素都包含在了我们现在见证着并参与着的这场历史大戏之中。不过，在那场序幕中，这些元素都被压缩了，还并不是完全展开的模样。1905年斗争舞台上出场的每一部分力量，而今被1917年的事件投射回来的光芒照亮，变得比当年更明亮清晰。当时（1905年）我们所称呼的红色十月，在12年间成长为了又一个十月——无比强大、真正胜利的十月。
在1905年，我们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即使是在这场革命的序幕中，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用认识历史进程的科学方法论武装自己了。这使得我们能够用理论来理解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历史的物质发展进程中被覆盖了一层朦胧的面纱。1903年7月发生在俄国南部的那场大罢工，给予了我们充分的材料，以便让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俄国革命的基本方法，便是将无产阶级的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1月9日发生的事件，生动有力地证实了这一预测，并对革命政权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从那时起，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内在阶级动态问题就变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迫切需要解答的设问。在笔者看来，正是1905年的1月9日到10月罢工的这段间隔期，体现了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也就是被笔者概括起来并称之为“不断革命论”的那套理论。 这一令人费解的名称表达了这一思想：尽管俄国革命本身直接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但它不会也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除非让无产阶级掌握权力，否则革命将无法完成它面临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而无产阶级一旦入场，他们就绝不可能容忍革命继续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架之下。正好相反，为了保证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它取得控制的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不会把自己限制在砸烂封建所有制的任务里，而会一并完成砸烂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不仅会与所有的资产阶级团体发生敌对冲突，还会与协助了无产阶级获得政权的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在落后国家发生的工人政权与大多数农民人口之间产生的矛盾，只有在国际的意义上，也就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才能得到解决。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限制框架，会因为历史必要性而爆炸；而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爆破他们头上的民族—国家框架，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有意识地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章。
即便事隔12年，这一判断也被完全地证实了。俄国革命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上位而结束。工人阶级必须在这场革命中取得政权。如果我们说在1905年，无产阶级力量尚且弱小以至于不能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那么事实上它在六三沙皇制[1]眼皮底下的地下斗争中就已经发展壮大，而并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时期才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得益于1905年斗争过的老一辈的经验，无产阶级终于在1917年走上了权力舞台。年轻工人们如果要掌握这一经验，则必须熟知1905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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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的附录中，我决定放入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是关于切列万宁[2]的书的）在考茨基的《新时代》（Neue Zeit）[3]杂志上于1908年刊出过的文章；而另一篇，则是专门叙述了“不断革命论”，并对当时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对这个问题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进行了论战。这另一篇文章（我觉得应该是在1909年）在波兰的党刊上刊出过，而这份党刊的指导思想则来源于罗莎·卢森堡和列奥·约基希斯[4]。在我看来，这些文章不仅能帮助读者将自己置身于那紧随第一场革命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列中进行的那场思想斗争，还能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最急切的那些问题。1917年10月的这场夺权，绝不是小市民所倾向认为的某种即兴之举；胜利的工人阶级将各种工厂国有化的举措也绝不是什么工人政权的“错误”。他们说这种错误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工人政权没有及时听取孟什维克的警告。这些问题讨论了十五年才在原则上得到了解决。
在这个时代，围绕俄国革命性质的争辩已经远远超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范围，而它已经吸引了世界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注意。孟什维克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已经在切列万宁的书中得到了最认真的阐述——也就是说，最坏[5]最坦诚的阐述。它一出现就得到了德国机会主义分子的追捧。在考茨基的建议下，我在《新时代》[6]上评价了切列万宁的这本书。当时的他就和现已过世的梅林一样，是支持“不断革命论”的。而现在，考茨基已经倒退到孟什维克那儿去了。他想把自己的过去贬低到自己现在的水平。但是，这种在不纯的理论动机驱使下进行的篡改，终敌不过印刷文件的铁证。考茨基在他科学和写作活动较早——且更好——的时期写下来的一字一句（比如他对波兰社会主义者利尤斯尼亚的答复，他对俄国和美国工人的研究，以及他对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调查问卷的答复等等），是而且仍然是对孟什维主义毫不留情的进攻，是而且仍然是对布尔什维克最新的革命策略的彻底平反。而在今天，以考茨基为首的那群蠢人和叛徒，却在指责同样的事物为“冒险主义”、“妖言惑众”和“巴枯宁主义”。
附录里的第三篇文章则是《为政权而斗争》。这篇文章于1915年被发表在巴黎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上，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在第一次革命中初具轮廓的政治关系必须在第二次革命中彻底展现出来。
这本书，正如它所描述的那场运动一样，并未能够以必要的清晰程度给形式民主的相关问题下结论。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即使是十余年后的1917年，我们的党也没能完全弄清楚这一问题。但是，这种棱模两可和一致性意见的缺乏却并没有影响到原则性的问题。无论是在1917年还是1905年，我们离民主的玄想都丝毫沾不上边；我们并不幻想革命的道路会彻底落实民主原则，而是清楚地明白：革命是一场阶级战争。而在这场阶级战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会为了暂时的需要而不得不利用民主的口号和制度。在当时，我们直接提出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从某种“民主式的”统计机会中得来的，而是从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推断出来的。彼得堡工人在1905年就已经称呼自己的苏维埃为“无产阶级政府”。这个称呼很快就变得时髦了起来，并且完全符合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纲领。并且，在那时，我们针对沙皇制度提出了发达的政治民主纲领（比如普选权，共和制，民兵等等）——事实上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政治民主是工人阶级发展的重要阶段——但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在某些情况下，工人阶级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停留几十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革命形势很有可能使群众哪怕是在政治民主制度还没有形成之前，就能从政治民主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政权（1917年3—10月）彻底地损害了民主，而这个民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按照任何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稳固模式来进行塑造。但是在这个时期，也就是紧靠在无产阶级政变[7]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虽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字样，但是，我们仍然在形式上支持民主的口号，还不能给群众（甚至是我们自己）明确回答以下问题：如果形式民主这幅车轮上的齿轮无法与苏维埃制度的齿轮耦合，将会发生什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以及在那很久之后——也就是在克伦斯基[8]统治时期，我们任务的实质就已经包含了“工人阶级实际地掌握政权”这一项了。在这个过程中，形式上、法律上的部分退居其次——当我们还在面临着物质障碍的时候，我们就根本没有花心思去解决形式上的矛盾。
驱散立宪会议革命地且粗暴地实现了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也许也可以通过推迟或筹备选举的方式达成。但是正是这种对法律程序漫不经心的态度使得革命政权面临的问题尖锐了起来；反过来，无产阶级武装驱散立宪会议的行为，又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民主与专政之间关系的问题。归根结底，无产阶级国际在这里同时收获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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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本书的来历大致如下所述：它作于1908—1909年的维也纳，是为在德累斯顿以德语出版而写的。德文版收录了1907年出版的俄语书目《我们的革命》中的其中几章。但是，我对那些内容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调整，以便适应非俄国读者的需要。该书的主要部分是专门为德文版而写的。现在，我不得不重新构思该书的文本，一部分是根据尚存的某些俄文手稿，另一部分则是从德语重新翻译过来。在后一项任务中，我得到了鲁梅尔同志的协助——他以极其认真和谨慎的态度完成了他的工作。我已经对全文进行了校对。我希望，读者不会受到无数谬误，错字，扭曲或是错印的困扰，而上述错误如今经常出现在我们出版物当中。
列夫·托洛茨基
1922年1月12日于莫斯科
[1] 这里指“六三政变”体制。六三政变即指1907年6月3日俄国沙皇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国会），并逮捕、流放其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期至此宣告结束。——中译者注
[2] 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切列万宁（Федор Андреевич Череванин，1869年11月？日—1938年3月8日），1891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5年革命失败后逐渐倾向于取消主义。一战期间在全俄消费合作社工作。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鼓吹“护国主义”。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部分措施，但也反对白军。1922年起长期被流放。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1931年被判处5年徒刑。1935年被流放到阿克莫林斯克。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3]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83年至1923年间出版的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刊物，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中译者注
[4] 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列昂·蒂什卡（Leon Tyszka），也曾用过格罗索夫斯基（Grosovsky）、约翰内斯·克拉夫特（Johannes Kraft）、奥托·恩格尔曼（Otto Engelmann）、克伦巴格尔（Krumbagel）等化名，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斯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斯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局领导人。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入选中央局。1919年1月反对李卜克内西的政策，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中译者注
[5] 原文直译为“最扁平的”，这里采用了英译本的译法。——中译者注
[6] 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中译者注
[7] 执政初期（到列宁逝世，以至于到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并不在“政变”一词上避嫌，因此按照原文进行翻译。在这个语境下政变的确是革命的同义词。而我们也并不应当抱着刻板印象去看待“革命”、“政变”还有“起义”等概念，因为这样的一种看待方式往往对于贯彻政治唯物主义——即忠于现实——是有危害的。——Uni
[8]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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