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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俄国的社会发展与沙皇制度
我们的革命[1]破除了关于俄国“独特性”的迷思。这场革命向我们证明，俄国的历史发展没有特殊规律。但同时，俄国革命也极具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造成的结果，又在我们面前开辟了全新的历史前景。
“俄国和西欧之间是否存在‘质’或者‘量’的区别？”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如此形而上学的问题。但是，俄国社会发展具有缓慢性和原始性——这点却是不容置疑的。俄罗斯国家在本质上并不比欧洲国家年轻多少：俄罗斯的国家生活是从公元862年开始的。然而，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稀少的人口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的速度，这就耽误了我国社会结晶的进程，使我国的整个历史都打上了极端落后的烙印。
很难想象，俄国国家在封闭的条件下将会何去何从——这种封闭的条件是受内部趋势影响的。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说，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俄国的社会现实[2]，长期面临着西欧发达地区社会关系与国家关系的压力，并且时间过得越久，这种压力就越大。在相对较弱的国际贸易条件下，国家间的军事关系起决定作用。欧洲的社会影响首先体现在军事技术的形式。
俄罗斯国家建立在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被迫与建立在更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组织发生正面冲突。这里可以存在两种可能性：俄罗斯国家要么像金帐汗国败于莫斯科沙皇国那样，在与这些国家组织斗争的过程中倒下；要么在外部的压力下，消耗掉民族的所有养分，以便超越自身经济关系的发展速度。对前一种可能性来说，俄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太过发达了[3]。国家并没有崩溃，相反，它开始成长，但其代价却是国家的经济力量——巨大的压力被施加在它们的头上。
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也适用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只不过，不同之处就在于，当其他国家为存亡而互相斗争时，凭借的是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它们国家体制的发展就不会遇到这种强大的、在经济上无法忍受的外部压力。
与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人[4]进行的战争加强了这种压力。不过，当然，与英法百年战争带给法国的压力相比，这还算轻的了[5]。并不是鞑靼人使俄国人不得不装备火枪，组建正规步兵团；并不是鞑靼人使俄国人在晚些时候不得不创建骑兵和步兵部队。真正的压力来自立陶宛、波兰和瑞典。为了战胜那些装备更精良的敌人，俄国政府不得不在自家购置工业和技术、雇佣军事专家，为国家工作的假币制造工匠和火药师傅、进口和筑垒技术有关的课本、引入领航学校和工厂，并“进口”二等文官和三等文官。如果说军事教官和三等文官还可以从国外“进口”，那么物质要素就只能不惜代价地从国内获取了。
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史就像是由一系列的英雄尝试所组成的锁链，这些尝试旨在为军事组织的继续存在提供必要的手段。整个政府机构就是为了国库的利益而不断重建的。它的职能就是榨取人民积累的每一份劳动，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
政府在搜刮民脂民膏的时候毫不留情：政府任意地向农民摊派苛捐杂税，而这些重税都是居民无法忍受的。政府在农村建立了公社集体负责制（круговая порука община）。政府借助“恳求”与威胁，“劝告”与勒索的手段，从商贩和修道院那里巧取豪夺。农民弃耕而逃，商人纷纷移民。十七世纪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俄国的人口日益减少。当时，在150万卢布之巨的国家预算中有将近85%被用作了军费。十八世纪初，彼得[6]面临着严重的外患，不得不以新的模式重组步兵并创建海军舰队。十八世纪的下半叶，俄国的国家预算已经达到了1600万到2000万之巨，其中有60—70%被用在了陆军和海军上。即使到了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这个比重也没能低于50%。到了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使得沙皇的专制统治不得不与在经济上更加发达有力的欧洲敌手——英国和法国交战。交战的结果表明，俄国必须在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重整军队。出于财政和军事上的需求，沙皇政府才在1861年实现了农民的半解放。
但国内的物质要素当然是不够的。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时候，政府就已经能够向外举债。在这之后，欧洲的交易所就越来越成为沙皇制度的财政来源。西欧的资金市场正是从那时起就聚集起了庞大的资本，对俄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国家组织的强劲成长在这时已不仅表现在贪得无厌的间接税，同时也体现为疯狂发行国债。在1898年至1908年的这10年里，国债的发行数已经增长了19%。而且到这十年结束的时候，国债的总额已经有将近90亿卢布。俄罗斯专制政府机构对罗斯柴尔德和门德尔松家族的依赖程度，在这样的事实里可见一斑：偿付给这两个家族的利息，占国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1908年的政府预算中，如果把对陆军与海军的投入、付清国债利息造成的损失以及结束（日俄）战争的费用加在一起，就会得到1018000000卢布（十亿零一千八百万）这个数字，而这足足占了国家预算全额的40.5%。
由于面临着西欧的这种压力，专制国家吸收了过多的过剩产品。也就是说，专制国家以牺牲当时正在形成的特权阶级（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ый класс）的利益为代价，限制住了这些阶级本就缓慢的发展。但这还不是全部。国家夺走了庄稼人的基本必需品，断了他们的活路，并趁机把他从还没来得及安居的土地上赶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人口和生产力的增长。因此，由于国家吸收了过多的过剩产品[7]，本就缓慢的等级分化（сословная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过程就被限制住了；由于国家夺走了相当一部分的必需品，它也就那摧毁了唯一支撑着它的落后生产基础。
但是，这个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和统治，自身也需要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看吧，这就是为什么它在破坏这种组织发展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在用国家秩序的手段来为这种组织拔苗助长。并且，它也像所有的国家一样，努力地让等级分化的进程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社会的力量让天平以比西欧历史更为严重地向国家权力倾斜。国家和上层社会集团之间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进行的那种服务交换，体现在权利与义务，还有特权与重负的分配上。俄国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在这种交换中可以获得的利益，要比他们在西欧中世纪的同行要少得多。然而，如果像米留可夫[8]在他的《俄国文化史纲》[9]里那样，说什么在西方是“等级缔造了国家政权”，而在俄国是“国家政权创造了等级”，那就未免有些耸人听闻了。
等级不可能通过立法或是行政手段建立起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借助国家权力成为一个成熟的特权等级之前，它必须先在经济上拥有自己所有的社会优势。等级不可能通过提前编制好的官秩表（табель о рангах）[10]或者荣誉军团（Légion d'honneur）[11]章程来人工制造。
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沙皇专制在与俄国特权等级的关系中，比起从等级制度森严君主制成长起来的欧洲专制，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立性。
当资产阶级站在第三等级的肩膀上，变得足够强大，足以制衡社会的封建力量时，绝对主义政体的力量就达到了它的顶点。在这种情况下，特权阶级与有产阶级相互斗争，相互平衡，保证了国家组织的最大独立性。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普鲁士的绝对君主制在黑格尔看来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是国家理念现实化的产物。
沙皇专制在努力建立自己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时，并不需要和特权等级的野心做多少斗争，却需要对付野蛮、贫穷以及整个国家各部分经济生活互相隔离的状态。俄国自成一体的官僚专制组织并不像它的西方同类国家那样，创造了经济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平衡，而是使得俄国的这种阶级在社会上柔弱，在政治上渺小。从这方面来讲，俄国沙皇专制制度（Царизм）处于欧洲绝对主义制度（Абсолютизм）与亚洲专制制度（Деспотизм）的居中点上，但它可能离后者要更接近一些。[12]
但是，当半亚细亚的社会条件使沙皇制度变成一个专制（Самодержавный）组织时，欧洲的技术和资本却用欧洲大国才有的一切手段来武装这一组织。这也可能促使沙皇专制介入欧洲的一切政治关系。沙皇专制的重拳在欧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815年，亚历山大一世到达巴黎，复辟了波旁王朝，而自己则变成了神圣同盟的思想化身。而在1848年，尼古拉一世获得了镇压欧洲革命用的巨额贷款，并派俄国士兵镇压起义的马扎尔人。欧洲资产阶级寄望于沙皇军队，希望他们能在今后的某个场合再度充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掘墓人，就像他们曾经为欧洲专制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己服务一样。
但是历史的发展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绝对主义含辛茹苦地培育资本主义，却最终被后者击败了。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欧洲的经济只能有限地影响俄国。俄国国民经济的自然性（也就是说，自成一体性）保护了自己，使其不受更高级生产方式的影响。我们的等级结构，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即使是在其终结的时候也未能充分发展。但是，当资本主义关系在欧洲终于取得主导地位时，当金融资本成为新式经济的领头羊时，当绝对主义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从而与欧洲资本主义同流合污时，情况就彻底改变了。
那些不再理解国家政权对社会主义革命意义的“批判”社会主义者，应该至少去研究一下俄国专制制度非系统和野蛮活动的历史，以便认识到国家政权在总体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时，在纯经济领域能起到的重大作用。
沙皇制度变成推动俄国经济关系资本化的历史工具，其首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当我们日渐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开始觉得需要西方的政治体制时，专制制度就已经在欧洲技术和资本的帮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银行家、铁路和酒铺的垄断所有者。这一点上得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的支持。这种机构根本不适合用来调节新的关系，但却能以充沛的精力，有条不紊地完成镇压的任务。电报征服了国家的广阔疆域，使行政当局的行动充满了信心，快速并整齐划一。而铁路则使军队可以短时间内从欧洲的布列斯特要塞开到亚洲的黑龙江边[13]。而欧洲的政府在革命以前根本就不知铁路、电报为何物。专制制度掌握的军队是庞大的——虽然它没能顺利经受住日俄战争的严峻考验，但显然足以去对付“内乱”和维护统治了。无论是昔日的法国当局，还是1848年的欧洲政府，都没有能与现今的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的事物。
专制制度的财政和军事力量，不仅压迫并蒙蔽了欧洲资产阶级，同时也遏制着俄国的自由主义，使其不再有信心借助公开的武力斗争来挑战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军事和财政力量，似乎让俄国革命沦为空谈……
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正好完全相反。
一个国家越是中央集权，越是独立于统治阶级，就会越快地转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自足组织。这样的组织的军事—财政力量越强大，它的生存斗争就会持续的越久，越成功。一个总预算为二十亿卢布，举了八十亿卢布的债，手下还有百万武装士兵的中央集权国家，总是能在它不能继续顺应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时，仍然苟活很久。这里的需要还包括军事安全的需要，而它当初正是为了这种需要而创立的。
因此，专制主义的行政、军事还有财政力量能够使它不顾与社会发展脚步的对立而继续存在，而这不仅没有排除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就像自由派认为的那样），而且正相反，它使得革命成为唯一可能的出路。此外，专制主义日益强大的力量不断加深它与推动新的经济发展的人民群众的鸿沟，这一事实提前保证了日后的革命将带有极其激进的性质[14]。
在自由派以最乌托邦的“现实主义”进行自我暗示的时候，在革命民粹主义者以幻想和奇迹为食的时候，只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事物的发展方向并预测了这种发展的一般形式[15]。这一点足以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昂首挺胸了。
[1] 这里说的是1905年的革命和它给俄国的社会和国家生活带来的改变：政党的组建，杜马政府，公开的政治斗争等等。——原注
[2] 原文直译为“社会生活”，这里采用英译本的译法。——中译者注
[3] 原文直译为：“俄国的国民经济已经不再原始到可以采用前一种解决方法。”——中译者注
[4] 诺盖人（Ногай）是生活在北高加索地区的突厥人，其中多半都在俄罗斯联邦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达吉斯坦共和国。——中译者注
[5] 原文直译为：“不过，当然，并不会超过英法百年战争给法国带来的压力。”——中译者注
[6] 这里指彼得一世。——中译者注
[7] 原文直译为“过剩产品中的不成比例的很大一部分”，下同。——中译者注
[8]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9] 原文这里并未直接引用书名。原书名直译过来，应该是《关于俄国文化史的论文集》，这里采用通行的译法。——中译者注
[10] 官秩表是俄罗斯帝国军队、政府和宫廷中职位和级别的清单，由彼得大帝于1722年实行，以限制贵族对政治的影响，使得有才能的人可以得到提拔并获得爵位。在官秩表中，每一个对应的等级（Класс）都有相应的文官官衔、军官军衔和贵族官衔（部分缺位），共14个等级。贵族官衔由于二月革命事实上已经被消灭，而文官官衔则在1917年11月25日（公历），被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消灭等级制和文官制度的法令》废除；而军衔官秩表则随着革命向整个俄国扩散而逐步废除。1935年9月22日，苏联恢复了军衔制度；1943年，苏联恢复了检察官与侦查人员的衔级制度；而在如今的俄罗斯联邦，连公务员的等级制度也已经以新的形态卷土重来。——Uni
[11]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勋位勋章，以表彰对法国做出特殊贡献的军人和其他各界人士。这一勋章系统总共有六个等级，是由拿破仑在1906年创立的。——中译者注
[12] 正因为如此，“Царизм”和“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一词会使用在中文语境上与亚洲专制更为接近的“沙皇专制”一词进行翻译。而接下来提到的所有“绝对主义”，指的都是欧洲绝对制度（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君主制），但有时“绝对主义”一词也会用于表示俄国体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主义”会被翻译为专制主义或专制制度。——中译者注
[13] 原文直译为“……从国家的这头开到那一头。”——中译者注
[14] 这里的着重号是中译者添加的。——Uni
[15] 甚至是像门捷列夫教授这样的反动官僚，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在谈到产业发展的时候，他提到：“社会主义者在这之中看到了一些东西，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看透了它们，但是他们走入了歧途，因为他们太坚持自己的教条，建议使用暴力，鼓励暴民的动物本能，使他们追求政变与权力。”——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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