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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产生
1905年的10月、11月和12月是革命的最高潮。它以莫斯科排字工人的小规模罢工开始，以政府血洗了俄罗斯沙皇的古老首都结束。但除了闭幕的时刻，即莫斯科起义以外，莫斯科在这一时期的事件中并没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圣彼得堡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不能与巴黎在18世纪革命中的作用相提并论。法国一方面在经济上具有原始性（特别是通讯手段的原始性），而在另一方面，法国在行政上是中央集权的——这使得法国革命能够在巴黎城墙以内进行。这和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多少大型产业中心，就创造了多少独立的革命策源地。这些产业中心是独立的，但也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尽管国家具有中央集权的特点，而铁路和电报使得革命分散化了，但是它们又使革命的所有分散行动统一起来。如果从这一个结果来看我们就说彼得堡的声音具有最主要的意义，那么这并不意味着革命集中在涅瓦大街又或者是冬宫外，而只是在说它的斗争口号和斗争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都得到了有力的革命的回应。彼得堡采用的组织类型，以及彼得堡报刊的口吻，立即成为各省的典范。地方各省的事件，除了舰队与要塞的起义以外，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
因此，如果我们有权利把涅瓦河畔的首府看作是1905年底所有事件的中心的话，那么，就可以将工人代表苏维埃视为彼得堡本身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苏维埃直到今天为止都是人们见过最伟大的工人组织；这不仅是因为彼得堡苏维埃给莫斯科、敖德萨和其他一些城市树立了榜样；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纯粹以阶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的组织。苏维埃是一切事件的轴心，事件的每一条线索都交汇于它，每一次行动的号召都来自于它。
那么，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什么？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出现，是对事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客观需求的回应——需求呼唤这样一种组织：既具权威，而又无传统，一下就能卷进多达几十万人的分散群众，而又几乎没有任何组织的依靠；团结无产阶级内部的革命潮流，能够主动和自动地控制自己；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在24小时内从石头里蹦出来。在地下把几百名彼得堡工人结实地焊接在一起，并在思想上与几千名彼得堡工人相连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善于向群众传递自己的口号；但是，它却无力和几十万人群建立起活生生的组织上的联系——它一直都在群众眼光之外的秘密实验室里从事主要工作，仅仅这一点就让它如此无力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组织也有同样的地下工作者职业病，并且病情还因为其软弱无力和不稳定性而不断加重。社会民主党中两个同样强大的派别之间的倾轧，以及这两个派别与社会革命党的斗争，使得另外建立一个非党的组织变得绝对必要。[1]这样的组织为了能在诞生的第一天就在群众的心目中树立权威，就必须以最广泛的代表性为基础。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不言自明。由于生产过程是联结无产阶级群众的唯一纽带，而这一无产阶级群众在组织上还相当缺乏经验，因此，只能使选派代表的制度与工厂和车间联系在一起。[2]施德洛夫斯基[3]参议员的委员会就提供了一个组织上先例。
10月10日，在最大规模的罢工临近的时刻，彼得堡的两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其中一个抓住了主动权，建立革命工人自治。13日晚，后来的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在技术学院的建筑里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超过三四十人。会议决定立即号召首都无产阶级举行政治总罢工并选举代表。“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会议上起草的呼吁书上写道，“将诉诸世界工人运动最后的、最强大的武器——总罢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俄国将发生决定性的事件。这些事件将决定工人阶级今后许多年的命运，我们必须在我们共同的苏维埃的团结下，做好充分准备应对这些事件。”
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得到一致通过的——而且，况且，这里并没有对总罢工及其方法、目的和可能性开展任何原则性的辩论。尽管不久之后，正是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德国党的行列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一事实没有必要用民族心理的差异来解释；相反，这意味着我们俄罗斯人总是病态地倾向于在战术问题上自作聪明并作细节上的预测。原因就在于这一时代的革命性质。苏维埃从诞生那刻起，直到它灭亡的那一刻，一直处在革命自发力的强大压力下，而这一自发力以毫不客气的方式超越了政治意识的工作。
工人代表的每一步都是事先注定的，而他的战术则是显而易见的。斗争的方法不必讨论——几乎没有时间来制定这些方法……十月罢工满怀信心地接近了自己的顶峰。金属工人和印刷工人冲锋在首。他们是第一批参加战斗的人，并在10月13日的时候明确无误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口号。
※ ※ ※
“我们宣布举行政治罢工，”革命的堡垒奥布霍夫厂如此表示道，“并将为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而战斗到最后一刻，以便在俄国引进（Введение）民主共和国。”
发电站的工人喊出了同样的口号：“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一道，将为自己的诉求战斗到最后一刻，并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展示我们拿起武器为人民解放作斗争的战斗准备。”
印刷工人在10月14日向苏维埃派出自己的代表时，更加坚决地制定了当下的任务：
“我们认识到了仅仅作消极斗争和怠工是不够的，因此我们通过决议：把罢工工人阶级的军队转变为革命的军队，也就是说，立即组织工人战斗队。让这些工人战斗队负责武装剩余的工人群众，最好是通过突袭枪店，并尽可能地没收警察与军队的武器。”这项决议并不曾流于空话。印刷工人的工人战斗队异常成功地夺取了城市最大的印刷厂，以便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й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Депутатов）并在组织邮政—电报罢工方面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0月15日，大多数纺织厂仍在工作。为了吸引非罢工工人参与罢工，苏维埃制定了一整套方案——从口头呼吁到强行胁迫。但是，极端的方法并没有派上用场。在传单召唤没有效果的地方，只要有一群罢工者出现在现场——有时只需要几个人——工人就会立马停止工作。
“当我经过佩克利耶（Пеклие）工厂时，”一位代表向苏维埃作报告：“我看到它还在运转。我打了个电话，表明了自己是工人苏维埃的代表。‘你想干什么？’工厂经理说道。我说：‘我以苏维埃的名义要求你们的工厂立即关闭。’‘好的，我们将在下午三点停工。’”
到10月16日，所有的纺织厂都开始了罢工。除了市中心以外，贸易都停止了。在工人区，所有的店铺都关闭了。苏维埃通过扩大罢工，巩固并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每一座进行罢工的工厂都选出了一名代表，并为他准备了证明文件（грамота），以便将他派去苏维埃。参加第二次会议的已经有来自40个大工厂的代表，2个车间和3个职业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店员工会和办事员工会。在这次于技术学院的物理教室举行的会议上，这几句话的作者第一次参加了会议。
这是在10月14日——一面是罢工，另一面是政府的分裂——坚定地走向危机时刻。那天是特雷波夫下达著名命令的日子：“不放空炮，不留子弹。”而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15日，这同一个特雷波夫认识到，“人民对会议的需要已经成熟了”，便禁止了高等教育机构围墙内的集会，并承诺拨出三座市政建筑供会议使用。我们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里这样写道：“这24小时以来的变化真大啊：我们昨天还不够成熟而只能吃子弹，今天就已经成熟到可以开人民会议了。双手沾满鲜血的恶棍是对的：在这些伟大斗争的日子里，人民正日渐成熟。”
尽管有禁令，但在14日晚，高等教育机构还是人满为患。到处都是集会。我们对当局的答复是这样的：“我们，聚集起来，宣布特雷波夫将军为我们彼得堡革命人民准备的圈套对我们来说太窄了。我们声明，我们将继续在大学、工厂、街道以及其他所有我们认为必要的地方进行集会。”在技术学院的礼堂，我们讨论了要求市杜马武装工人民兵的必要性，并从那里进入了物理教室。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前一天成立的代表苏维埃。有100名工人代表和革命政党成员坐在阶梯室的长凳上。主席和秘书们被安排在演讲台后坐下。会议与其说是一个议会（парламент），不如说像是一个军事委员会（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连篇的废话（这是代表机构的症结）丝毫不见踪影。讨论的问题——扩大罢工和向杜马提交要求——都具有纯粹实际的性质，而且讨论进行得认真求实、简短有力并充满活力。人们感到分秒必争。主席坚决制止了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夸夸其谈，并得到了整个会议的严肃赞同。一个特别代表团奉命向城市杜马提出以下要求：
1．立即采取措施，规范数千数万名工人群众的粮食供应；
2．拨出房舍以供会议使用。
3．应该立即停止向警察、宪兵等机关提供粮食、房舍和资金。
4．发放资金武装为自由而战的彼得堡无产阶级。
鉴于杜马是由官僚和房东们组成的，表达这种激进的要求纯粹是一种煽动性的步骤。不言而喻，苏维埃在这一方面不抱有任何幻想。它既没有期望，也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结果。
10月16日，在经历了一系列事故、逮捕的尝试等危险以后（请允许我们提醒一下，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立宪宣言发表之前），彼得堡市杜马以“个人会面”的形式受到了接见。在开始讨论以前，在议员不遗余力的支持下，杜马决定，倘若工人代表遭到逮捕，就会将市长派到市行政长官那里去，以声明：议员将会把代表的逮捕看作是对杜马的侮辱。在这之后，代表们才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代表团的发言人拉丁同志（已故的克努尼扬茨[4]）是这样总结他的讲话的：
“俄国正在进行的政变是一场资产阶级政变，有产阶级也有利益在里面。先生们，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应该推动这场革命尽快完成。如果你们有任何的远见卓识，如果你们广泛地了解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阶级的事物，那么就应该全力以赴帮助人民，以让他们最迅速地战胜专制主义。我们不需要从你们这里得到同情的决议，也不需要你们对我们的要求给予柏拉图式的支持。我们要求你们用一系列实际行动来表达你们的合作。”
“‘多亏’我们畸形的选举制度，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城市的财产被掌握在几千名有产者手中。工人代表苏维埃有权要求——它有权要求，而非请求，因为它代表着这个首都城市的几十万工人、居民，而你们只代表少数选民。——工人代表苏维埃要求把这个城市的财产供它的全体居民使用，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既然如今最重要的社会任务是与专制主义做斗争，而我们为了完成这场斗争需要会议场所，那么，就向我们开放我们的市政大楼吧！”
“我们需要资金以继续罢工——因此，为罢工拨出市政资金，而不是用于支持警察和宪兵！”
“我们需要武器以获得并保卫自由——因此，为组织无产阶级民兵拨出资金！”
代表团在一部分议员的保护下离开了会议厅。杜马拒绝了苏维埃的所有主要诉求，并表示了对警察的信任——对警察作为秩序之守护天使（охранительница порядка）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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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月罢工的发展，苏维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民关注的政治焦点。它的重要性不是每日，而是每小时地增长。工业无产阶级是首先团结在它周围的第一批人。铁路工会出来与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10月14日开始与罢工汇合的工会联盟，几乎从其一开始就认为自己不得不置于苏维埃的保护关系（Протекторат）下。众多的罢工委员会——工程师、律师以及政府官员的罢工委员会根据苏维埃的决定来调整自己的行动。通过把零散的组织划归到自己控制下，苏维埃把革命团结到了自己周围。
政府队伍的分裂也在同一时间不断加剧。
特雷波夫横冲直撞，扣下了板机。10月12日，他逼宫尼古拉，让他把自己安排在全彼得堡卫戍部队头子的位置上。14日，他就已经下达了不留子弹的命令。他把首都分为四个军区，每个军区都由一个将军做头子。他以总督的身份威胁所有食品商：倘若关闭商店，就以24小时内驱逐出城伺候。16日，他拔除了所有位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城池”，并让部队占领了它们。在没有正式宣布戒严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实施了戒严。骑在马背上的巡逻队在街上制造恐怖。部队无处不在——在政府机构，在公共建筑，在私人住宅的院子里。在连帝国芭蕾舞团的艺术家都参加了罢工的时候，特雷波夫则坚持在空荡荡的剧院内塞满了士兵。他笑眯眯地摩拳擦掌，期待着一场畅快淋漓的战斗。
（十月的时日——被关闭的大学。）
但是他的小算盘打错了。反对他的官僚派系赢得了胜利。他们希望与历史做一个狡猾的交易。维特正是为此目的而被召来的。
10月17日，特雷波夫的手下驱散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会议。但是苏维埃又找到了开会的办法，并决定以加倍的精力继续罢工，建议工人在复工以前不交房租，也不支付购买货物赊的账，并号召房东和店主不要向工人催账。10月17日这一天，《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一期发行。
也就是在同一天，沙皇签署了立宪宣言。
[1] 译者手上的原书（俄罗斯国家出版历史图书馆）在“在地下把几百名……变得绝对必要”的部分上打下了疑似删除的标记，请各位读者予以注意。就译者本人看来，与主张错误理论的派别作斗争，是绝对必要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与错误理论作斗争的人是否就真的也没有犯错？历史以一种相当鸡贼的方式向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1917年，列宁颠覆了布尔什维克的秩序，托洛茨基也就颠覆了自己的派系调和主张。——Uni
[2] 每500名工人派（посылать）出一个代表。小型工业企业为组成选举小组而汇合在一起。那些年轻的工会也可以获得（委派）代表权。但是，也有必要指出，数字标准并未被严格遵循——有的时候100—200名工人就能派出一个代表，有时甚至更少。——原注
〔中译者补注1〕 为了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选举”进行区别，这里特地根据原文用词重新斟酌了中文翻译。英译本此处直接使用了选（elect）。
[3]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施德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идловский，1843年11月26日—1907年3月14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5年进入俄罗斯帝国国务院工作。1879年历任助理国务卿和代理国务委员。1885年起任枢密院议员。1892年起任参议员。1895—1907年任国务院国务秘书，在任期间于1905年领导了“希德洛夫斯基委员会”。1907年去世。
[4] 博格丹·米尔扎赞诺维奇·克努尼扬茨（Богдан Мирзаджанович Кнунянц，1878年11月26日—1911年5月14日），1897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1年被流放到巴库，随即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和高加索委员会委员，并参与创立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组织。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年在莫斯科被捕。1905年获释，并担任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委员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被捕并被判处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7年越狱，流亡国外。后回国，在巴库开展地下活动。1910年再次被捕。1911年在狱中病逝。——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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