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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在反革命的门槛旁
精明的保守派托克维尔说过：“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事件每天都越来越坚决地向维特伯爵证明这句话。革命坚决地、无情地反对着他。自由主义反对派不敢公开支持他。宫廷里的奸党都在反对他。政府机构在他手里摇摇欲坠。最后，他自己也在反对他——他对事件一无所知，没有计划，依靠阴谋而不是行动方案。在他无助地瞎忙活时，反动派和革命派正在互相逼近。
1905年11月，根据维特的指示，一份主旨为“与特雷波夫帮斗争”的秘密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一些事实，甚至是从警察局的档案中提取出来的一些事实，正在清楚的表明：在宣言发表后的几天里，社会和人民对政府提出的严重指控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根据的——存在一些政府高官成立的政党，以‘有组织地打击极端分子’；政府组织了爱国主义的示威，而其他示威者则被驱散；和平的示威者遭到了枪击，人们在警察和军队的眼皮子底下遭到殴打，一个省级地方自治委员会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被烧毁；没人敢碰一下屠杀者，但敢于在屠杀之中自我保护的人却遭到枪击；带有大城市政权最高代表签字的官方公告有意或无意（？）地煽动人群使用暴力，而当混乱发生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进行镇压。所有这些事实都在俄国各地持续了3—4天，它们在居民当中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完全冲洗掉了十月十七日宣言给人们带来的愉快感想。
居民因此坚信，所有这些出乎意料地在同时席卷全俄罗斯的大屠杀，都是由同一只手挑起并指挥的，而且这只手具有很大的权力。不幸的是，居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么想。”
当库尔兰总督发来电报，支持两万人会议提出的取消戒严令的上诉状，并表示“戒严令与新形势不相容”的观点时，特雷波夫自信地发回了以下文字：“关于10月20日发来的电报。不同意您关于‘戒严令与新形势不相符’的结论。”维特，在其下属的出色解释，——即“戒严令并不违背十月十七日宣言”面前，忍气吞声。他甚至还试图说服一个工人代表团：“他根本就不是人们说的那种衣冠禽兽。”
我一字没改。不错，特雷波夫在普遍愤慨的压力下，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但是，接替他担任内务大臣的杜尔诺沃，也好不到哪里去。此外，同一个特雷波夫被任命为宫廷警备长，这让他保留了对事物进程的影响力。省级官僚机构对他的依赖远超于对维特的依赖。
之前引用过的同一份备忘录写道：“极端政党获得了力量，因为在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每一个行动时，他们太频繁地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如果群众在宣言被公开发表后，立即看到政府确确实实地决定走宣言中概述的新道路，而且也确确实实地走上了这条道路的话，那这些政党就会失去相当一部分威望。不幸的是，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而极端党派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一次重要性难以估量的机会，使自己以正确估计了政府承诺的意义为荣。”11月，正如备忘录所示，维特开始理解这一点了。但他不曾有过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理解的可能性。根据他的指示写给沙皇的备忘录仍然是“未得到采用”的。[1]
维特无助地使劲挣扎，此后只能被反革命拖着走。
早在11月6日的时候，莫斯科就举行了一次乡绅大会，以便确定自由主义反对派对政府的态度。情绪摇摆不定，但无疑是偏右的。诚然，也出现了一些激进的声音。有人说：“官僚机构没有能力进行创造性的行动，只能进行破坏”；有人说，任何创造性的力量都应该从“产生了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强大工人运动”中寻找；有人说，“我们不希望恩惠性的宪法，而只想要从人民的手中接过它。”对伪古典主义风格有着不可抗拒的喜爱的罗季切夫大声高呼：“要么实行普遍直接选举权，要么就没有杜马！”但是，就在这同一次大会上，也有人说：“农业骚乱、罢工——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恐惧；吓到了资本，吓坏了富人。他们把银行里的钱取出来，跑国外去了。”地主清醒而又高亢的声音响起了：“总督辖地的机构作为打击农业骚乱的手段受到嘲弄，但谁能提出一个更符合宪法的手段来打击它们？”“与其让斗争尖锐化，不如接受任何妥协……”第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古契科夫喊道：“现在是叫停的时候了，我们只是亲手在为一场会将我们所有人吞噬的大火上浇油。”
塞瓦斯托波尔舰队起义的早期消息，使乡绅的反对勇气受到了力不胜任的考验。一位自由派乡绅中间的睿智长者（Нестор），彼得鲁肯维奇[2]先生宣称道：“我们现在拥有的不是革命，而是无政府状态。”在塞瓦斯托波尔事件的直接影响下，立即与维特内阁达成协议的倾向占了上风。米留可夫试图阻止大会采取任何可能的妥协性措施。他安慰乡绅道：“塞瓦斯托波尔的暴乱正在结束，主要的叛变者已经被逮捕了，任何担心似乎都是为时尚早的。”徒劳无益！大会决定向维特派出一个代表团，递交了一份用反对派—民主主义的措辞表达有条件信任的决议。与此同时，大臣会议在自由派右翼的几个“社会活动家”参与下，正在讨论国家杜马的选举制度。这些所谓的“社会活动家”赞成普遍选举权，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必要性。维特试图证明逐渐完善布雷金的天才制度的好处。他们没取得任何结果，而从11月21日起，大臣会议在没有“社会活动家”的帮助下继续进行。11月22日，由彼得鲁肯维奇、穆罗姆耶夫[3]和科科什金[4]几位先生组成的乡绅代表团将地方自治派的照会提交给维特伯爵。他们7天都没有得到答复，耻辱地回到了莫斯科。伯爵的回复紧随其后，是以一种达官显贵、高级官僚的口吻写出来的。大臣会议的首要任务是执行最高意志；任何超出十月十七日宣言范围的将被取消；动乱使得不可能放弃宣言中的限制性条款；至于那些不愿意支持政府的社会团体，政府唯一关心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
作为对乡绅大会的制衡，11月24日，图拉省乡绅代表团，由于其软弱无力，以及无疑因此导致的对乡绅和杜马情绪的偏离，被带到了皇村。代表团的团长博布林斯基[5]在一次具有拜占庭式奴性的讲话中说道：“我们不要求特别多的权利，因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要求沙皇的政权强大而有效……皇上，您不能偏听偏信，而只能从您合法召开的国家杜马中了解人民的需求。我们恳请您不要拖延它的召开时间。人民习惯了8月6日进行选举的法令……”
事件就像约定好的一样，正在加速把有产阶级送进秩序的营帐。早在11月中旬，邮政—电报罢工出乎意料地自行爆发了。这是邮政部门的觉醒奴隶对杜尔诺沃“禁止官员组建工会”通令的回应。邮政—电报工会给维特伯爵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取消杜尔诺沃的通令，并恢复因参加工会而被解雇的官员的职务。11月15日，邮政—电报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召集了73名代表，一致决定向所有线路发出以下电报：“未收到维特的答复。开始罢工吧。”紧张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西伯利亚在最后通牒中指出的时限还没过，就已经开始了罢工。第二天，罢工在广大进步官员团体的掌声下，占领了整个俄罗斯。维特明智地对各种各样的代表团解释说，政府“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自由派开始担心起邮政通信中断对“文化”造成的损害，开始皱着眉头研究比较“德国和法国职业协会自由的限度”……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没有丝毫的犹豫。而且，邮政—电报罢工虽然并不是在其倡议下爆发的，但在彼得堡也得到了苏维埃的积极支持。苏维埃从钱箱里给罢工者发放了2000卢布。执行委员会派人到他们的会议上发言，印刷他们的呼吁书，并组织纠察队对付工贼。很难评估这个策略对“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它使邮政官员开始同情无产阶级。在罢工一开始，邮政—电报代表大会就向苏维埃派了五名代表……
邮政通讯的中断即使没有伤害文化，但也必定极大地损害了贸易。商人和股票经纪人在罢工委员会和部委之间来回奔走，一会儿恳求官员们结束罢工，一会儿又要求对罢工者采取镇压措施。由于他们的腰包不断受到新的影响，资产阶级日趋反动。与此相伴，皇村阴谋家反动的无礼行为以小时计在不断增加。如果还有什么能抑制反动的冲击，那就只剩下对革命不可避免的回应的恐惧了。接下来提到的事变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中亚库什卡要塞的军事法庭对一些铁路职员进行了判决，由于这个判决的关系，事变爆发了。事实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因此将在这里用几句话来讲述它们。
11月23日，在邮政—电报罢工的最高潮，彼得堡铁路枢纽委员会收到了一份来自库什卡的电报。电报中说，要塞司令工程师索科洛夫和其他几名服务人员因被指控进行革命鼓动而被送上战地军事法庭，并被处以死刑，而判决必须在11月23日午夜执行。罢工中的电报网络在几个小时内就将所有铁路枢纽联系起来了。铁路大军要求向政府发出紧急最后通牒。然后，最后通牒被发出了。在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的同意下，铁路代表大会告诉内阁：如果晚上八点以前死刑判决没有被撤销，所有铁路交通将被中止。
在笔者的记忆中，还生动地保留着那次难忘的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经过。会议在等待政府答复的同时，也制定了行动的计划。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看着时钟上的指针。各条铁路的代表相继前来，报告越来越多的铁路相继发出电报表示支持最后通牒。很明显，如果政府不让步，那么一场绝望的斗争将会开始……然后呢？在8点05分（沙皇为了挽回面子，只推迟了300秒），交通大臣通过加急电报通知铁路委员会，表示它将停止执行该判决。第二天，内阁自己在一份政府公告中公开表示投降。在这份公告中，提到政府收到了“废除判决的请求（！），请求中表示假如不予实现，就打算（！）宣布罢工”。政府没有收到当地军事当局的任何消息，因为“可能是由于国有电报在罢工”。无论如何，“在收到这份电报宣言后”，陆军大臣立即发出命令，责成“暂停执行判决，如果判决的确成立，那就推迟到查清事件真相”。官方公告没有提到，陆军大臣不得不通过铁路工会发送他的命令，因为政府自己的电报正在罢工，无法使用。
然而，这场漂亮的胜利是革命的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以后，革命只看到了失败。很明显，一场针对革命的无情攻击正在准备之中。早在11月14日，农民联盟的官员就在莫斯科被捕，而理由则是政府颁布了加强安全措施的法令。大约在同一时间，皇村也决定了要逮捕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但是，行政当局推迟了自己这一决定的执行。它还并没有感到完全的信息，它还在试探逮捕的基础，并犹豫不决。皇村阴谋的反对者是司法大臣。他作证指出，代表苏维埃不能被视为秘密结社，因为它的行动是绝对公开的，公布了自己的会议，在报纸上刊登了自己的报告，甚至与行政人员进行了接触。消息灵通的媒体在总结司法大臣观点的时候写道：“政府和行政部门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旨在推翻现存制度的活动；后者甚至经常派出巡逻队到苏维埃的会议现场上维持秩序；彼得堡市行政长官甚至亲自接待了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6]，知道他是谁，以什么身份出现——所有这些都使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有充分根据认为自己的活动与政府遵循的政策毫无抵触，因此也不算犯罪。”
但是，司法大臣终究还是找到了克服其法律上顾虑的方法——然后，11月26日，赫鲁斯塔廖夫就在执行委员会所在地被捕了。
关于这次逮捕的意义，我要稍微说下。在10月14日的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根据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的提议，年轻的律师格奥尔基·诺萨尔（后来以赫鲁斯塔廖夫的名字获得了极大的知名度）被当选为主席。直到他被捕的那天，他都还在当着主席，而且苏维埃实际活动的所有组织线索都集中在他手中。在几个星期内——一方面是街头的激进报刊，一方面是反动的警察报刊，都围绕着这个人物创造了一个历史传奇。就像在早些时候，他们把1月9日看成是格奥尔基·加邦充满热情的谋划与巧惑人心的才能的结果一样，工人代表苏维埃在他们看来也是格奥尔基·诺萨尔巨手上的一枚柔弱的棋子。后面的一个错误，要比前面的一个更加不可饶恕、荒唐。尽管赫鲁斯塔廖夫作为主席做的工作在内容上比加邦的冒险主义活动无疑要丰富得不可估量，但苏维埃主席对事件的进程和最终结果施加的个人影响，要比警察部门的造反牧师获得的影响要小得多。这不是赫鲁斯塔廖夫的错，而是革命的功劳。从一月到十月，革命迫使无产阶级在一个大型的政治学校进行学习。在工人群众的革命实践中，“英雄”与“群氓”[7]的概念已不再适用。领袖的人格溶解在组织之中；同时，联合起来的群众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政治人格。
赫鲁斯塔廖夫作为一个实际上机智、精明能干的人，一个精力充沛、高水平的主席，尽管只是一个平庸的演说家，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历史和明确政治面貌的易冲动的人物，是为自己在1905年年底要扮演的角色而生的。工人群众虽然有革命情绪和强烈的阶级感官，但总的来说，大部分都没有政党上的明确性。我们上述关于苏维埃本身讲过的话，在这里也都可以放在赫鲁斯塔廖夫身上。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党的人（Партийные люди），而党的人的候选资格会在苏维埃成立之初就给它带来摩擦。此外，由于赫鲁斯塔廖夫存在政治上的不明确性，这使得苏维埃与非无产阶级的大众（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мир）更容易地建立关系，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组织的关系——苏维埃从这些组织获得了大量的物质援助。社会民主党把主席职位委托给一个非党的人士，是指望对苏维埃施加政治控制。他们没有指望错。仅仅过了三到四个星期，他们的影响力和力量有了极大的增长，这一点尤其可以通过赫鲁斯塔廖夫公开宣布加入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事实来判断。
政府希望通过逮捕赫鲁斯塔廖夫达到什么目的？它是不是以为，通过消除苏维埃的主席，就能摧毁该组织？当然，这太愚蠢了——甚至对杜尔诺沃来说也是愚蠢的。然而，我们很难对这一行为的动机做出准确回答，因为，那些在皇村聚集起来讨论革命前途的反动阴谋家，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而只能采取宪兵式的措施。无论如何，主席在这种条件下被捕，在使这种主席产生的条件下被捕，对苏维埃而言具有巨大的征兆性意义。以下几点，对于任何一个在前一天还在怀疑的人来说，都在主席被逮捕的那一天之内清楚明了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再退却了；决定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冲突与我们的时间间隔，不是几个月或者几周，而是几天。
[1] 这份有趣的备忘录被印在了题为《俄国反革命史资料》（圣彼得堡，1908）的文集中（当然，这本文集被没收了）。——原注
[2] 伊万·伊里奇·彼得鲁肯维奇（Иван Ильич Петрункевич，1844年1月4日—1928年6月14日），俄国律师。1868年起担任切尔尼戈夫地方自治局议员。1878年因鼓吹改革而被捕。1879年被流放到科斯特罗马。1887年移居特维尔。1890年当选为特维尔地方自治局议员。1903年移居克里米亚，同年参加了解放社。1904年反对日俄战争。1905年创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6年任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被解散后签署了《维堡宣言》。1908年被捕并被判处三个月监禁。1909—191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经希腊流亡法国。1921年流亡瑞士。1924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28年死于布拉格。——中译者注
[3] 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穆罗姆采夫（Серг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Муромцев，1850年10月5日—1910年10月17日），俄国律师、社会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0—1899年任莫斯科律师协会主席。1881—1885年、1888—1908年任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05年创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6年任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杜马被解散后签署了《维堡宣言》。1908年被捕并被判处三个月监禁。1910年去世。——中译者注
[4] 费奥多尔·费奥多洛维奇·科科什金（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окошкин，1871年7月14日—1918年1月7日），生于卢布林一个贵族家庭，189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07年成为教授。1905年参与创立立宪民主党。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并担任杜马副主席。二月革命后出任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主席、立宪会议选举章程起草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8月担任临时政府审计长。十月革命后被捕，1918年与盛加略夫一同被处决。——中译者注
[5]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布林斯基伯爵（граф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Бобринский，1868年1月9日—1927年11月9日（或11日）），俄国君主派政客。出身于政治世家。1892—1897年任博戈罗季茨克区地方自治局议员。1895—1898年任博戈罗季茨克区地方自治委员会主席。1897—1904年任图拉地方自治局议员。1905年参加俄罗斯人民同盟。1906—191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14—1915年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1917年期间在杜马领导进步党党团。1916—1917年任国家杜马主席助理。十月革命后参加了白军。内战结束后流亡法国，继续参加流亡君主派的活动。1927年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6] 格奥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Георг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русталёв-Носарь，1877—1919），早年即参与学生运动，1903年加入基辅同盟。1905年10月当选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1月被捕。1906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孟什维克。1910年退党，转向工团主义。一战中持护国主义立场，并回国。1915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被拒绝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1918年支持彼得留拉。1919年煽动对抗布尔什维克，被下令逮捕并处决。——中译者注
[7] 这正是民粹党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标题（Герой и толпа）。原文又长又臭，这里大概我引用一下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来大概刻画一下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思想：“那时甚至连多数先进的活动家都认为，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即英雄，才是进步的动力，没有个性的、愚昧的人民群众，即群氓，是跟着他们走的……群众只能效法英雄，并且要由英雄来带领。群氓只是盲从的……”当然，这样一种本该只在资产阶级阵营的《乌合之众》中出现的反动世界观，至今还非常盛行。斯大林通过利用这篇文章，以及对历史的各种篡改，成功地树立了一个“不喜个人英雄式崇拜”的英雄形象；“托洛茨基主义者”则尊托洛茨基为“先知”，然后为其头上施加“受害者”的光环，拜倒在冰镐状的“圣物”之下，把他的文字当成《圣经》来处理，就像庸人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断章取义一样；而上面提到的赫鲁斯塔廖夫，后来脱了党，在1917年的时候竟跑去要求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承认他第一届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最后在1919年，他因为反革命行径被枪毙了，和托洛茨基相比，高下立判；最后，更不用说，现在的大多数左翼，即使谁也不尊，其思想大概也是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相通的。——Uni
〔中译者补注1〕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年11月15日—1904年1月28日），俄国社会学家、批评家、文学评论家。早年支持民意党，积极参加民粹派活动。后期鼓吹“英雄”和“群氓”理论，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曾严厉批判其错误观点，又肯定其对解放运动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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