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附件一 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1]
（公历1907年5月25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选）
同志们都知道，我同那种在前一个时期作为我们党的正式哲学的关于我国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分歧。
孟什维克同志们觉得，他们自己的观点是异常复杂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他们指责那种关于俄国革命进程的简单化概念。但是，尽管它极端地不成形（这种不成形是复杂的一种形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成形，孟什维克的观点正在变成一种甚至连米留可夫先生也能理解的非常简单的图式。在不久以前问世的《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一书的后记中，这位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写道：“至于狭义上的左派团体，即社会主义和革命团体，要同他们搞到一起将是更加困难的。但就是在这里，即使没有一定的正面的理由，也还是有一些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我们接近的很有力的反面理由。他们的目的是对我们进行批判并破坏我们的威信；单是为了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存在和活动。我们知道，不仅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而且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变革是资产阶级政变，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变，这是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实现的政变……世界上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准备去占据该民主派的位置，而如果国家把他们大量地派到杜马去，那当然不是为了在目前实现社会主义，或者是为了亲手实现预备性的‘资产阶级’改革……这样一来，让我们扮演议会主义者的角色，比起他们因担任这个角色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来说，对他们要有利得多。”
你们看到，米留可夫立即把我们引到了问题的核心。这段引文包含了孟什维克关于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社会民主党人相互关系的观点的全部基本内容。“正在进行的变革是资产阶级政变，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变”——这是第一。资产阶级政变“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实现”——这是第二。社会民主党不能亲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它起的纯粹是反对派的作用：“批判和破坏威信”——这是第三。最后，第四，要使社会主义者有可能继续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就需要我们（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存在和活动”。
如果没有“我们”呢？如果没有能够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那就只好把它臆造出来。孟什维主义得出的正是这个结论。它用自己的想象来创造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特性和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首先应当为自己提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哪些阶层或阶级？
大资产阶级谈不上是革命的力量，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某些里昂工业家甚至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而这次革命却是最广义的民族革命。但是有人对我们说，中等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然而这个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呢？
雅各宾派依靠从手工业行会中成长起来的城市民主派。小工匠、帮工和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小市民组成了革命的无套裤汉大军，即领导政党山岳派的支柱。正是这个经过长期的行会手工业历史学校的密集的城市居民群众，承担了革命政变的全部重担。革命的客观后果是建立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正常”条件。但是历史过程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条件是由平民、街头民主派和无套裤汉创造的。他们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社会清除了旧的垃圾，然后资产阶级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专政，取得了统治。
我问你们（唉，这可已经不止一次了）：在存在着无产阶级这个反对派的情况下，哪一个社会阶级能够把我们这里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扶植起来，使它掌握政权并使它有可能完成巨大的工作？这是中心问题，而我再次向孟什维克们提出这个问题。
不错，我们有大量的革命农民群众。但是少数派出身的同志知道得不比我差，农民不管如何革命，也不能起独立的、尤其是政治领导的作用。农民无疑可以变成为革命服务的巨大的力量，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庄稼人的政党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政变，能够以自己的主动精神把国家的生产力从古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那他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城市是现代社会的领导者，也只有它才有能力起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作用。而我们的有能力领导全民族的城市民主派在什么地方呢？
马尔丁诺夫[2]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拿着放大镜来寻找它了。他找到了萨拉托夫的教师、彼得堡的律师和莫斯科的统计学家！他和他的所有“志同道合者”一样，只是不愿意看到，在俄国革命中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十八世纪末手工业半无产阶级民主派无套裤汉曾占据的地盘。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项根本事实。
我们的大工业不是从手工业中自然地成长起来的。我们城市的经济史根本不知道行会时期。我们的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逼迫下产生的。它占据的实际上是原始处女地，没有遇到手工业文化的反抗。境外资本通过国债的渠道和私人创业的孔道流入我国。它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支工业无产阶级大军，不让手工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由于这个过程的结果，在我们这里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刻，城市中的主要力量是处于极高社会类型的工业无产阶级。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这一事实必须作为我们全部革命策略结论的基础。
如果少数派出身的那些同志相信革命能够胜利，或者哪怕仅仅承认有这种胜利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就不能否认，除了无产阶级，我们这里就已经没有革命政权的历史竞争者了。正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领导了革命的民族一样，无产阶级这个我们唯一的城市革命民主派，必须在农民群众中找到支柱并掌握政权，——一旦革命取得胜利。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它依靠革命农民的政府还不是社会主义专政。我现在不去谈无产阶级政府以后的前途。也许无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如同雅各宾民主派的失败一样，会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扫清地盘。我只想肯定一点：如果我们这里的革命运动像普列汉诺夫预言的那样，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了胜利，那么革命的胜利在我们这里只可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要么根本不可能胜利。
我完全有决心坚持这个结论。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社会矛盾使无产阶级不能领导后者，无产阶级本身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就必须得出结论：我们的革命是注定根本不能胜利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自然结局必然是自由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妥协。这是决不能否认其可能性的一种结局。但是很清楚，这是由于革命内部软弱而造成的革命失败道路上的结局。
实际上，孟什维克的整个分析——最主要的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及其同农民可能有的关系的评价——必然使他们走上革命悲观主义的道路。但是他们顽强地要离开这条道路，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加强革命的乐观主义。他们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就是由此而来的。对于他们来说，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象征，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革命政权的天然竞争者。马尔丁诺夫同志从这个观点出发创立了一整套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哲学。要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平静的时期是右倾的，而当革命趋于高涨时则向左转了。因此，他们对革命的未来保有竞争权。然而，我必须断定，马尔丁诺夫描绘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历史是带有偏见的、迎合某种道德的历史。马尔丁诺夫提醒我们说，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人曾经签名表示同情罢工工人。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但是在这种空洞的同情之下掩盖着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在街头恐怖面前表现出来的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革命运动刚一发展起来，立宪民主党人就被完全清扫出政治舞台了。米留可夫在我已经引证过的那本小册子里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这种被清扫的原因：“当10月17日以后在俄国第一次出现自由政治集会的时候，其情绪自然是左的……甚至像立宪民主党这样一个在当时刚成立几个月并准备进行议会斗争的政党，在1905年的最后几个月要发表讲话完全不可能的。现在责备党在那时没有通过举行群众大会来抗议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和‘布朗基[3]主义’旧病的那些人，根本不懂得或不记得参加群众大会的民主派大众当时的情绪。”（《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91、92页。）[4]你们看，米留可夫先生对我真是过誉了，把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引文的有趣之点并不在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确定一点：在10月和11月间立宪民主党人唯一可以进行的工作，就是同革命的“幻想”即实际上同群众的革命运动进行斗争……而如果说他们并没有完成这一工作，则只是因为害怕人民集会上的民主派大众。而这是在他们党度成立蜜月的时候！而这是在我们的革命处于最高潮的时刻！
马尔丁诺夫同志回忆了立宪民主党人向罢工工人表示的无关痛痒的敬意。但是，作为一个有偏见的历史学家，他忘了提一提立宪民主党人领导的11月乡绅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讨论了他们参加人民运动的问题吗？没有，它商讨了同维特内阁妥协的问题。当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的消息传来时，代表大会立即坚决地右倾了——是右倾，而不是左倾。只是当米留可夫先生说了“谢天谢地，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这番话以后，立宪民主党的地方自治派才重新走上立宪的轨道。你们可以看到，对马尔丁诺夫的总提纲要作极大的限制才行。
其次的一个情况是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的所作所为。不用说，这是自由派政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但是怎样来解释立宪民主党人的这种兴旺景象呢？我们对抵制策略的评价可以不同。但是对我们大家来说毫无疑问的一点应当是，恰恰是这种策略人为地因而也是暂时地把民主派的广大阶层推到了立宪民主党人一边，把许多激进分子推入立宪民主党代表团的怀抱，从而把立宪民主党变成了“全国”反对派的机关；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一特殊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维堡宣言的发表，这也就是那个马尔丁诺夫援引过的宣言。但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就已迫使立宪民主党人采取他们所固有的同“革命幻想”进行斗争的立场了。立宪民主党的历史编纂学家阿列克塞·斯米尔诺夫先生是这样描绘在立宪民主党人最有影响的城市里的选举运动的：“在城市选民中没有拥护政府的人……因此会上斗争的中心就转到另—方面——人民自由党和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争论。”（《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90页）
第一届选举中反对派的混乱，在第二届选举中让位于按革命民主主义路线的分化。立宪民主党人动员自己的选民反对民主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口号。这是最基本的事实。立宪民主党人的社会基础变得更狭小和更缺乏民主性了。而这已经不是偶然的、暂时的、瞬息的情况了。它标志着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间真正严重的分裂。米留可夫对第二届选举的这种结果看得非常清楚。这位立宪民主党领袖指出第一届杜马立宪民主党人拥有多数——“也许是因为没有竞争者”，——而在第二届选举中他们丧失了这个多数，然后他说：“然而现在我们在国内有很大一部分人追随我们，他们表示拥护我们的策略，反对革命的策略。”（《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286页）
少数派出身的同志不能不希望这样明确地评价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是否认为，往后事情会发展成另一个样子？立宪民主党人会把民主派重新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并变得革命一些？你们是否认为，情况恰好相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将使民主派彻底脱离自由派并把后者抛入反动阵营？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整个策略难道不是正在导致这一点吗？难道你们自己的策略，你们在杜马的言行，你们在报刊和集会上的揭露不正在导致这一点吗？你们相信立宪民主党人还会振作和崛起有什么根据呢？是根据政治发展的事实？不，是根据你们的图式！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需要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你们如饥似渴地寻找他们，但除了立宪民主党人以外一无所获。于是你们就靠他们发扬惊人的乐观主义精抻，你们替他们乔装打扮，你们想使他们起一种他们不想起、不能起、将来也不会起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提出来的根本问题——我已多次提过了——，我没有听到回答。你们缺乏革命的预见。你们的政策缺乏远大的前景。
因此，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可以用代表大会应当永志不忘的随机应变几个字来表示。无产阶级不是为争取影响人民群众而进行着不断的斗争，他们不是用把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报信人和领袖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来监督自己的策略步骤，——他们实行随机应变的政策。他们在原则上正在失去为了长远的胜利成果而不顾暂时利益的可能性，——他们凭经验掂斤估两，他们施展其随机应变的商业－政治巧计。普列汉诺夫同志问：“我为什么要对金发女人比对黑发女人更喜欢呢？”那么我得承认，既然说的是金发女人和黑发女人，这无疑属于德国人所说的私事（德语词，Privatsache）的范围，即由个人自由处理的范围。我想，甚至以在原则性问题上铁面无情著称的阿列克辛斯基同志也不会要求代表大会在这一方面确立“思想的统一”，以作为行动统一的前提。（掌声）[5]
[1] 根据《托洛茨基言论（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174页校对。——中译者注
[2]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 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中译者注
[3]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中译者注
[4] 这里在原文上和第十四章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中译者注
[5] 摘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全文。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出版，1909年，295页。——《托洛茨基言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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