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法庭。前排左起第一位为法庭代表枢密官克拉申宁尼科夫；第二位为贵族代表古杜维奇伯爵[1]）
第二部分
代序
在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代会上，一些有趣的统计数据被公布了出来，这些数据说明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条件：
参与大会的一百四十名代表，总共在监狱里度过了一百三十八年零三个半月；
在流放地里度过了一百四十八年零六个半月；
十八人逃过一次狱，四人逃过两次；
二十三人从流放地逃过一次，五人逃过两次，一人逃过三次。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百四十名代表在社会民主主义活动中总共度过了九百四十二年，那么我们就能发现，在监狱及流亡中度过的时间约占工作参与时间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一数字（九百四十二年）实际上太过乐观了，因为这只意味着这些代表的政治活动只是在这样长的时间段里进行的，完全不意味着这九百四十二年都被政治工作彻底填满。更有可能的是，在地下条件下，直接的、实际的政治活动只占去了这段时间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与此相反的是，流放地和监狱的在留时间与数字所示完全一致：代表在监狱中度过了五万个日日夜夜，在国内偏远、野蛮地区度过的时间就更久了。
也许，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来自个人过往的统计数据。这几句话的作者在尼古拉耶夫镇的工人圈子里活动了十个月后，于1898年1月第一次被捕，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半，然后，在服完四年流放总刑期中的两年后，逃出西伯利亚。作者第二次是在1905年12月3日，身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被捕的。苏维埃的活动持续了七个星期。那些因参与苏维埃活动而被判刑的人在监狱里坐了五十七个星期的牢，之后被送到鄂比多尔斯克“永久定居”……每个具有十年左右党龄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能够提供或多或少关于自己的类似信息。
《歌达年鉴》带着法学家迂腐习气式的无意识幽默，将十月十七日以后踩在我们头顶上的那个乱成一锅粥的国家，称作为“专制沙皇下的君主立宪制”，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地位。我们获得了五十天的自由，而我们也充分享受了这些自由。在这些尤其美好的日子里，沙皇专制意识到了我们早就意识到的事情：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然后就是可怕的报复之月。十月十七日以后，沙皇专制用杜马代替了杜马，就像蟒蛇蜕了皮，但无论它碰巧穿上了什么样的皮，也改变不了作为大蟒蛇的本性……那些在过去两年里经常呼吁我们立足于法律之上的老实人和自由派伪君子，就像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对饥饿的农民说“何不食蛋糕”。有啥了不起，我们对蛋糕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有啥了不起，我们的肺贪得无厌地渴望着呼吸彼得保罗要塞单人牢房里的空气！有啥了不起，我们不能也不想把狱卒从我们的日子里没收的无尽时间用在别处。
我们迷恋地下工作，就像落水人迷恋海底一样。但是，直说吧，我们别无他路，专制主义也一样。我们对这点的清楚认识允许我们保持乐观，即便地下状态无情地勒紧我们的喉咙也一样。它绞杀不了我们，而我们很确信这一点。我们将在所有人中生存下来。当现在的土地亲王、他的仆人和他仆人之仆人的事业尸骨成灰时，当没有人能够为现今的政党和其活动找到安葬之地时——到那时，我们为之服务的事业将会获得整个世界，到那时，我们的党，今天在地下挣扎喘息的党，就会溶解在人类之中，而这人类将在历史上第一次掌握自己的命运。
整个历史就是一台为我们的理想服务的巨大机器。它以野蛮的缓慢和麻木。不仁的残酷在运作着，但它确在运作着。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当它的胃口吞噬了我们的心中之血作为燃料时，我们还是要用竭尽全力向其呼喊：
“要做，便快一点！”
奥格里比（赫尔辛福斯[2]附近）
1907年4月8（21）日
[1]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古杜维奇（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удович，1866年12月13日—1945年5月1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88—1899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903—1908年任圣彼得堡省贵族领袖。1905年参与创立十月党，并当选为十月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彼得堡市议会十月党党团主席。1905—1908年任俄罗斯汽车协会主席。1908年起任国务委员。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2] “赫尔辛福斯”是瑞典语“Helsingfors”的音译，即赫尔辛基（Helsinki）。——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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