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第四章 往[1]
（信件摘录）
1907年1月3日。我们在羁押解送监狱里度过了最后的两三个小时。我承认，当我离开了自己在“预审院”的那个牢房，我有些心神不宁。我早就适应了那个“小船舱”，在那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知道，在羁押解送监狱里我们将被安排在集体牢房——还有比这更令人厌倦的吗？而之后便是充斥着泥土和脏乱的流放之旅。我对此心知肚明。谁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谁能告诉我们何时返程？依旧蹲在第462号牢房里读书、写作、等待不是更好吗？如您所知，对我而言，从一间公寓搬到另一间公寓是一种精神激励。而从一个监狱搬到另一个监狱则糟上百倍。新的管理人员，新的冲突，新的暴力——要用这些来建立不太令人难以忍受的关系。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长官的更迭——从彼得堡羁押解送监狱的管理人员开始，到西伯利亚村庄的地方守卫为止。我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旅行”了，现在又要来一次，我已经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我们尚未获悉通知，就突然地被押送到了这个地方。在收监室，他们给我们换上囚衣。我们怀着学生式的好奇心换上了衣服。大家穿上了灰裤和灰色厚呢上衣，戴上灰帽，然后相互看着对方，就显得有些挺有趣。然而，上衣背后经典的“苦役犯标志”却不见踪影。我们被允许存起自己的内衣和鞋子。然后，我们这一大群人穿着新衣裳，兴奋地涌入了牢房……
抛开关于羁押解送监狱的令人不悦的谣言不谈，狱卒的态度似乎还可以，在某些方面还算体贴。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接到过命令——态度要严正，不可惹出事情来。
出发的确切日期仍然不为人所知，遥遥无期。显然，他们害怕示威，害怕我们尝试中途逃跑。他们畏惧，所以在采取必要措施。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毫无意义的。
1月10日。这封信是我在火车上写的……所以请原谅我的糟糕的字迹……现在是上午9点。
凌晨3点30分，总看守喊醒了我们，并通知我们会在早上6点钟出发。没想到……为了这个不约而至的时间点，我们居然等了这么久。
随后的一切事情都一如既往。我们慌乱地收拾了行装。然后我们下车，与女人们和孩子们进了收监室。在这里我们“接受”了押送，行李被匆匆地检查了一遍。昏昏欲睡的看守把我们的钱交给了一位军官。然后我们被送上了押囚马车。在全副武装的押送队的陪同下，我们随之被送往尼古拉耶夫斯基站。我们不知道自己将会到哪里去。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押送队是今天被特意从莫斯科调来的。显然，他们不信任彼得堡的军队。军官全程都很和蔼，但无论我们提什么问题，他都完全不想理睬。他说，负责人是一位宪兵队上校，负责发布所有的指示，而他则是军官，奉命带我们到火车站。他就说了这些话。当然，可能是因为政府实际上就这么谨慎，但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军官们耍了点人际交往的小伎俩。
我们行进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我们还是不知道火车是开往莫斯科还是沃洛格达。士兵也不清楚——我们觉得他们没在说谎。
我们全程坐在独立的第三等车厢里，甚是舒服，每个人都有卧铺。另一个车厢专门用来装我们的行李。押送队的士兵告诉我们，装行李的车厢还搭载了十名宪兵和他们的上校。这些人陪着我们。
我们安顿下来，觉得自己并不大关心火车会沿着哪条路往前开：他们会把我们带到那里的，不是沿着这条路就是沿着那条路……
显然，我们在往沃洛格达走。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是根据火车站的名字判断出来的。这意味着四天后我们将会到达秋明。
所有人都活跃起来了。经历了十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之后，我们感到旅途充满了快乐和惬意。确实，虽然窗户隔绝了车厢内外，但窗外就是自由、生活和运动……什么时候我们能沿着原路返回呢？告别了，我亲爱的朋友。
1月11日。如果说押送队的军官既体贴又客气，那么士兵就更是如此了：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读过我们的审判报告，非常同情我们。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直到最后一刻，士兵们压根儿都不知道他们押送的是谁，要去哪儿。他们突然从莫斯科带到彼得堡的预防措施，曾一度让他们以为他们要把我们送到什利谢利堡的刑场。在羁押解送监狱的收监室，我注意到他们似乎很是焦躁不安，甚至是反常的乐于助人。他们大概是心存愧疚吧……当他们得知我们是“工人代表”且只被判处流放时，他们该多么高兴啊！
押送宪兵室超级押送队，从来不在我们的车厢里露面。他们负责外部的警戒——在火车站里围住车厢，在车厢门口严密戒备，但他们多半都注视着押送队的士兵。至少，士兵们自己如此认为。
电报传来指示，说要给我们提供食物以及用于洗漱和饮用的水。我们认为，这段旅程真的太舒服了。无论我们经过哪一座火车站，火车站小卖部的经理都对我们展现出极好的态度，甚至还会让押送队代他问一下我们是否需要三十只牡蛎！听到这话，我们笑了，但多少还是拒绝了牡蛎。
1月12日。我们一直都离您越来越远。
从第一天起，我们分成了几个“家庭”小组，并且由于车厢拥挤，每一个小组不得不和其他人分开。只有我们的博士（费特，一位社会革命党人）不属于任何一个组。他卷起袖子，显得非常活跃和不知疲倦，似乎指挥着我们。
如您所知，这个车厢里有四个孩子陪着我们。但他们表现得很安分，以至于让人忘却了他们的存在。脆弱的友谊，让他们团结起来面对押送队的士兵。骨瘦如柴的士兵无微不至地对待他们……
……“他们”确实是在保卫我们啊！在每一个车站，车厢会被宪兵团团围住。在更大的车站，车厢则也会被警察围住。宪兵们除了带了来复枪以外，还带着左轮手枪，用来恐吓那些由于意外或者好奇心而接近车厢的人。这些天，保卫措施主要是针对两类人：一种是重要“罪犯”，另一种是著名的大臣老爷。
他们已经采取了谨慎的措施来对待我们。我们意识到这跟羁押解送监狱里的情况截然不同。一方面是无比森严的戒备，另一方面却是法律框架内的高规格待遇。这反映了斯托雷平的宪政精神。但毫无疑问，这个狡猾的制度迟早都得垮掉。唯一的问题在于，两者之中谁最先垮掉？是森严的戒备，还是高规格的待遇？
我们到了维亚特卡。火车停下。我们从维亚特卡的官僚那里得到了这般接待！我想，您大概已经目睹了这一切。半个连队的士兵在车厢的任意边上排列成队。不过一会儿，当地的警察背着来复枪赶来了。军官、警察巡官和警察队长等等都来了。站在车厢旁边的照例还是宪兵。一句话，这就是个阅兵。戈尔恰科夫亲王[2]——当地的蓬巴杜，似乎与彼得堡的指示有着特别的联系。我们人群感到被冒犯，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炮兵部队。确实很难想象比这更为荒谬和懦弱的事情了。“强”权展现了一幅滑稽可笑的图画。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死去”的苏维埃显然还能吓到他们。
又懦弱又愚蠢——他们如此频繁地翻脸不认人。为了掩盖住不可能被掩盖的行进路线（显然是因为这个，因为别的原因说不通），我们被禁止在火车上写信。这些命令基于彼得堡的“指示”，来自无形的上校。但我们每一个都在第一天就开始写信，希望它们会被发出。而且我们没有错。“指示”忽视了一个事实：当局已经没有忠诚的仆人了，但我们的朋友遍布四方。
1月16日。我在下述的这些条件下写了这封信：我们停在了离秋明20俄里的村庄。此时正是夜晚，我住在一间农家小屋里。屋子里天花板很低，房间脏乱。整层楼拥挤不堪，全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连一片儿空地都没有。
没人睡得着，大家有说有笑……我们三个人抢一个长椅，然后我赢了。我的生活总是很幸运。我们在秋明待了三天。我们被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接待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早就习惯了）。骑在马背上的人（“猎骑兵”）让马儿跳起来，吓走街头的顽固分子。我们不得不从火车站步行到监狱。
我们受到的待遇一如既往的非常体贴，几乎体贴地过头了。但同时，警戒措施一直都收得越来越紧了，几乎上升到了一种迷信行为。
例如，通过电话，我们可以获取来自当地所有商店的商品，同时我们不能在监狱的院子里舒活筋骨。前者是超规格的特权，后者则是违法行为。在秋明，我们坐在马拉雪橇上前进，我们的14个狱友的身边则围着52个押送队士兵，不包括他们的长官、警察巡官和警察队长。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包括士兵、长官、巡官和队长在内的所有人都震惊了。但这些都是“命令”。我们现在正前往托博尔斯克，并且行进速度极慢。比如今天我们只行进了20俄里，下午1点钟到这里。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这是命令！为了防止我们逃跑，他们不想让我们夜间行进。这样做倒还有一点意义。彼得堡当局几乎不信任地方政府的主动性，所以按里程给我们规划路线。警察部的效率太低了！所以现在我们每天行进三四个小时，然后休息二十个小时。按这个速度，我们能在大约十天内到达托博尔斯克（250俄里），大致日期是1月25日或26日。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没人告诉我们要在那里停多久，然后又要去哪里。
押送队由四十个雪橇组成。前面的雪橇搭载着行李。然后我们“代表”则是成对的。每一个雪橇都由一匹马拉着。我们后面的一排雪橇只载着士兵。军官和警察巡官则坐在有盖的雪橇里，处于押送队的前面。我们以步行的速度前进。离秋明若干俄里，我们被二三十个武装的“轻装步兵”押送着。过了一会儿，考虑到这些前所未闻和措施是彼得堡命令的结果，有人断定他们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来把我们带到最偏远的地方。毕竟，这次配备着极大规模的押送队可不仅仅是少数笔杆子心血来潮的结果……这可能意味着严重的困难就在前方……
现在大家都睡着了。在厨房隔壁——门虚掩着——士兵在站岗。哨兵在窗户外面来回走动。星夜璀璨，明月当空，积雪遍地，天空湛蓝。多么奇怪的景象——我们分散地躺在地板上熟睡，而士兵却在门窗旁边彻夜不眠……但是，毕竟我上次就经历了这一切，记忆犹新……而且，由于克雷斯蒂监狱对我来说似乎是敖德萨监狱的复制品，两者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所以这次行程无非是延续了伊尔库茨克省的第一次旅程（中途偶尔会被打断几次）……
在秋明的监狱，政治犯很多，尤其是“行政的”流放人员。锻炼时，他们聚集在我们的窗户外面唱歌，甚至打出了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革命万岁！”。合唱还可以。显然，他们长期保持着团结，有许多实践的机会……这幅景象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很令人感动。我们通过狭小的通风窗，用了几句话向他们打招呼。在同一座监狱，刑事犯给了我们一份很长的散文式的、富有韵律的请愿书，请求我们“辨认来自彼得堡的革命者”然后帮助一下他们。我们曾想给一些急需的政治犯塞些钱，里面有很多人衣衫褴褛，但管理方断然决然地拒绝了。“指示”禁止“代表”与其他政治犯之间发生任何联系。甚至用用不着见面的货币方式也不行？是的。多么有“远见”啊！
我们没法在秋明发电报，因为没人必须知道我们现在哪里，现在是几点钟。太蠢了吧！就好像我们在阅兵却不知道行进路线似的。
1月18日，波克罗夫斯科耶。我是在旅程的第三次停止时写下这封信的。我们以每小时不到6俄里的速度行进，行程时间不超过四五天。所幸，霜冻还不是很严重——零下20，25或30度（列氏温标[3]）。三周前气温一度下降到零下52度。想象一下，我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和小孩子们一起行进的！
还剩一个星期，就到托博尔斯克了。没有报纸，没有信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新闻。
我虽然是在这里写信，但不知这些信能否到达目的地，因为我们被禁止沿途寄信。所以我们只能找机会偷偷寄信，但不一定凑效。但是这些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已穿得很暖了。在受够了单人牢房的污浊空气后，我们畅快地呼吸着这寒冷的空气。您应该清楚，人类的生理机制不是为单人牢房的条件而被设计出来的。
海涅在1843年的《巴黎书简》中写道：“在这个群体性国家，单独监禁——一种宾夕法尼亚式方法——被看作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残酷行为，而法国人民太宽宏大量了，不同意为了自身的公共安全而付出这样的代价。因此，我相信，即使议院同意，这种可怕的、反人道和反自然的单独监禁制度也不会确立下来，而且，感谢上帝，为建造必要的场所花费的数百万美元，是浪费钱。人民曾经愤怒地粉碎了贵族的巴士底狱，以后也将以同样的愤怒来粉碎这些资产阶级新骑士的城堡。无论后者的外表多么严峻和可怕，它都是一个明亮的亭子，与那些小的、静寂的美国洞穴相比，它是一个快乐的亭子。而这些洞穴只能由一个头脑昏聩的虔诚主义者发明出来，只能被一个在自己的财产面前战战兢兢的无情商人采纳使用。”
这些都说得对。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独处。
五六年来，西伯利亚仿佛都没什么变化，但同时又有所变化。不但西伯利亚的士兵变了（看！他们的变化挺大的！），并且西伯利亚的农民（“切尔顿”）也变了！他们每个人都议论政事，都想知道什么时候“变天”[4]。我们车夫的一个十三岁的小孩（他说他有十五岁），他在赶车的时候，一路高声喊道：“起来，工人们，站起来，去斗争！快来，饥饿者，去战斗！”[5]士兵就喝止他，并恐吓他要报告长官。但显然士兵是很同情他的。可是这小孩知道他们都站在自己这一边，所以仍然在他们的默许之下喊着工人们“站起来”。
我们的第一个停留地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农家小屋，我就是在那里给你写了信。此后的两处停留地则是政府设立的，但照样破烂不堪，不过让人稍微舒服一点。屋中有区别男女的房间，还有厨房。我们睡在分层木板床上。我们的卫生条件必然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行程中着实最令人不快。
到了我们停留的地方，农民们就带给我们牛奶、凝乳、乳猪肉、堆料面包（“shangy”）以及其它食物。按命令，他们本来是进不来的。“命令”要求外人不得同囚犯来往，但押送兵除了让农民进来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来保障我们的食物供应。
我们的头子费特来维持秩序。我们全体囚犯、军官、士兵、警察、售卖食物的农妇，都称他为 “博士”。他似乎从不知疲倦。打包、购物、做饭、教我们唱歌等等，他都做得来。其他人轮流帮助他，他们彼此相似，几乎什么都做不了……此时他正在做饭，人群气氛活跃。“博士需要刀子……”“博士需要一些黄油……”“看，朋友，你介意把这些厨房垃圾带出去吗？”……博士会说：“啊，你不吃鱼吗？我给你炸一块鱼饼吧，我也不吃鱼……”吃完饭后，茶被端到了分层床旁边。我们的女士负责端茶——这也奉费特博士之命的。
1月23日。我在到托博尔斯克之前的倒数第二个车站给您写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旅站，又新，又宽敞，又干净。经过最后的泥泞，我们的身心都在调养身心。我们离托博尔斯克有60俄里远。您也许知道，我们这些天来是多么梦想着一个“真正的”监狱，在那里我们可以好好地洗漱和休息。这里只住着一位政治犯村民，曾在敖德萨开过酒铺，因在士兵中进行宣传而被定罪。他经常带着杂货到车站来找我们，给我们讲托博尔斯克省的生活状况。大多数流亡者，还有定居者和“行政人员”，都住在托博尔斯克周围距离100—150俄里的村庄里。然而，在别列佐夫县也有流亡者。那里的生活无比艰难，需求更紧。从各地逃出来的人数不胜数。几乎没有监视，也不可能有。搜查主要在秋明市（铁路的起点），在铁路沿线普遍抓捕逃犯。但被抓到的人占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
昨天我们无意中在一份秋明的旧报纸上看到了两封未送达的电报——给我和S.（一名羁押解送监狱的囚犯）。就在我们在秋明的时候，电报来了。行政机关没有接收这些电报，这也是他们的阴谋之一，不过他们和我们一样不清楚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他们在路上非常小心地押解着我们。上尉折磨着士兵们，让他们连夜超负荷值班——不仅在车站，而且在全村巡逻。不过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被向北，“体制”正在解冻：我们被押送进入商店，成群结队地在村子里走动，有时还拜访当地的流放犯。士兵庇护我们——我们对上尉的反对态度使他们感到非常亲近。处于最两难地位的是军士，他们算是军官和士兵之间的联络人。
“不，先生们，”他曾当着士兵的面对我们说，“军士今非昔比了……”
“现在还有人惦记着旧时光…… ”人群中有个士兵说道，“只要揪住他们的尾巴，就能让他们再好好思考一下。”
大家都笑了。那位军士也笑了，但笑容里夹杂着不悦。
1月26日，托博尔斯克监狱。在托博尔斯克之前的两站地，县警长的助理来迎接我们——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警戒，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礼遇。哨兵们全副武装。商店停止营业。住在另一侧的家庭被提供了加盖的帐篷。软硬兼施! 在到达镇子前大约十俄里处，两名流亡者乘马车出来迎接我们。军官一看到他们，就立即“采取”了措施：他沿着我们的马车前进，命令士兵们下马（此前他们坐着雪橇）。就这样，我们走了10多俄里。士兵们当着面咒骂长官，在路的两侧步行，肩上扛着枪。
但在这里得打断一下：刚刚被叫到办公室的博士告诉我们，我们都会被送到奥布多尔斯克村；这意味着我们要在军事押送队的带领下每天走四五十俄里。到奥布多尔斯科耶有1200多俄里的雪路。这意味着，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哪怕一直都有马，还不会因疾病耽误时间，我们也得在路上走一个多月。到流放地以后，我们每月将获得1卢布80戈比的津贴。
现在，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一整个月是特别困难的。他们说，在别列佐夫和奥布多尔斯克之间将不得不靠驯鹿前进。这对在我们之中与家人一起来的人来说是特别令人不快的消息。当地行政机关发誓说，是彼得堡规定每天40俄里而不是100俄里——荒谬之极，就像我们旅途中的所有其他细节一样。当地办公室里的“聪明人”想出了一切办法来防止我们逃跑。有一说一，他们规定的十项措施中，有九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些“自愿跟随”丈夫流亡的妻子们要求在托博尔斯克停留的三天里被放出监狱。州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说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完全违法。当地舆论有些不安，正在写抗议书。但抗议有什么用呢？因为每次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对不起，我们要服从彼得堡的指示。”
因此，报纸上最险恶的谣言也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流放地是该省的最北端。奇怪的是，在判决书中体现出来的“平等”也影响了流放地的选择：我们所有人都被发往同一个目的地。
托博尔斯克这里的人对奥布多尔斯克的印象，就和您对彼得堡的印象，模糊不清。他们只知道那是北极圈内的一个村庄。问题是：他们是否要在奥布多尔斯克安置士兵，专门看管我们？这倒是合乎逻辑。还有，是否有组织逃跑的可能性，还是说我们不得不待在北极圈内，等待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我们有理由担心，我们要是被放出来，一个技术问题就会上升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那么好吧，我们将在奥布多尔斯克等待。我们也会工作。请继续给我们寄书和报纸，报纸和书。谁知道事态将会如何发展下去？什么时候能够证明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也许我们不得不在奥布多尔斯克度过的这一年，将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后一场革命的呼吸空间，以让我们填补知识上的空白，并进一步磨练自己的武器。您会不会认为这样的想法太玄学了？亲爱的朋友，当一个人在被押送到奥布多尔斯克时，搞一点儿玄学也无妨。
1月29日。我们离开托博尔斯克已经有两天了……一名军士指挥着30名士兵，而这30名士兵就组成了押送我们的队伍。我们在星期一早上乘坐巨大的三套车离开。但在第二次停顿后，拉动每架雪橇的马匹数量从三匹减少到了两匹。那是一个奇妙且美丽的早晨，天空澄朗，四周洒满阳光，满地雪霜。林海茫茫，素裹银装。如梦如幻，宛若仙境。骏马飞驰——这是西伯利亚人惯有的节奏。当我们离开小镇时（监狱在最郊区），一群当地的流亡者，有四五十人，站在那里等着我们；有许多问候、手势，试图和我们交头接耳......但我们被迅速赶走了。这里的人已经编造了关于我们的谣言：有人说是五位将军和两位省长被流放，有人说是一位伯爵和他的家人，还有人说我们是国家杜马的成员。而我们昨晚在其家中停留的那个女人问博士。“你们也是政治家吗？”“是的，我们是政治家。”“那么您肯定是所有政治家的首领了吧！”
今晚我们住在一个又大又干净的房间里，房间的墙壁上贴着纸，桌子上铺着布，地板上刷了漆，有大窗户，还有两盏灯。在受够了之前那些肮脏的环境后，这一切都非常令人愉快。但我们不得不睡在地板上，因为房间里有九个人。他们在托博尔斯克更换了我们的押送，秋明的押送有多么友好客气，托博尔斯克的押送就有多么粗鲁刻薄。这是因为没有军官；士兵们觉得自己要对可能出现的一切错误负责。但我必须补充一点：仅仅两天之后，他们就大大“解冻”了，我们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这在如此漫长的旅途中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细节。
从托博尔斯克开始，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政治流亡者，其中大部分是“农业者”（因暴乱而流亡的农民）、士兵、工人，只有少量的知识分子。有些是“行政流放者”，少数是“定居流放者”，即被判处在此定居的流亡者。在我们经过的两个村庄中，“政治家”合作办了个作坊，赚了一点儿钱。总的来说，我们还没有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这是因为这些地方生活成本非常低廉：“政治家”每月向农民支付6卢布的食宿费，这是当地流亡者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每月花10卢布就能过上“小康生活”。越往北走，生活成本就越高昂，工作也越难找。
我们遇到过一些曾经住在奥布多尔斯克的同志。他们都称赞这个地方。这个村子很大，有1000多名居民和12家商店。房屋都是按照城镇模式建造的，很容易让人找到好的住所。这地方多山，非常美丽，气候非常宜人。我们中的工人可以找到工作。通过授课也可以赚到一些钱。生活成本确实很高，但收入也不低。这个无可比拟的地方只有一个缺点：它几乎完全与世界隔绝。它离铁路有一千五百俄里，离最近的电报局有八百俄里。邮件每周送达两次。但在春秋两季路况不好时，邮件会完全送不过来了，持续时间为六周至两个月。假如今天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的警察仍然会在奥布多尔斯克称王称霸！奥布多尔斯克离托博尔斯克的公路如此之远，而且还是一个巨大地区的独立中心，所以才会如此相对地有活力。
流亡者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间。他们不停地在全省各地奔走。奥布河上的定期蒸汽船会免费运送政治犯。付费乘客不得不挤在角落里，而政治犯则占据了整艘船最好的位置。亲爱的朋友，这可能会让您感到惊讶，但这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都习惯了，以至于我们的农民车夫听说我们要去奥布多尔斯克时，就告诉我们：“不要紧，不会太久的，明年春天你还会坐汽船回来的……”但我们这些苏维埃人究竟是以什么目的被安排到奥布多尔斯克的呢？目前，那边已经得到指示，要给我们提供最好的雪橇和途中最好的住所。
奥布多尔斯克! 地球上一个微不足道的点……也许我们将不得不在几年里适应奥布多尔斯克的条件。即使是我的宿命论心情也不能保证完全的心安。我咬紧牙关，渴望着电灯的明亮，火车的噪音，和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新鲜报纸的味道。
2月1日。尤罗夫斯科耶。今天的情况和昨天完全一样。我们走了50多俄里。有一名士兵与我的雪橇相伴而行。他用满洲的战争故事来让我不烦闷。押送我们的是西伯利亚团的人，该团在战后几乎完全重新组建。在所有的团中，这个团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它的一部分驻扎在秋明，另一部分驻扎在托博尔斯克。正如我以前告诉您的那样，秋明的士兵对我们的态度非常好，托博尔斯克的士兵则比较粗暴；在他们中间有一大群人“自觉”拥护黑色百人团。该团由波兰人、乌克兰人和西伯利亚人组成。西伯利亚本地人是最无知的分子。但即使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出色的家伙……仅仅两天之后，我们的新押送队就开始对我们软化了——这个细节并非微不足道，因为这些战士现在掌控着我们的生死。
我的押送兵对“中国女人”充满了热情。“她们都是一群美丽的娘们。中国男人身材矮小，无法与真正的男人相比，但中国女人却很美，白皙而丰满……”
“那么，”我们的雪橇车夫，一位退伍军人问道，“我们的士兵有没有和中国女孩‘厮混’过？”“没有……都不让我们接近……他们先带走中国女人，然后再放军队进来。不过，我们的一些人在高粱地里抓到过一个中国女人，折腾了一番。其中一个士兵把他的帽子落在了那里。于是中国人把这顶帽子带过来，给我们的指挥官看。他把整个团的人排成一排，问道：‘这谁的帽子？’没有人出声，丢了帽子总比惹上麻烦好，明白吗？最后这一切都不了了之。但中国女人很可爱……”
我们乘坐三套（Тройка）雪橇离开了托博尔斯克，但自从第二次停靠后，雪橇就变成由两匹马拉着，因为道路一直在变窄。
在我们换马的村子里，已经有雪橇套上马具在等待。换马是在村外，在田野中间进行的。通常，所有居民都会出来看我们。一些生动的场景发生了。女人们牵着马的缰绳，男人们在“博士”的指示下照看我们的行李，孩子们在我们周围吵吵嚷嚷地跑着。昨天，一些“政治家”想在我们换马的时候给我们拍照，在乡政府大楼外等着我们，但我们被驱赶着疾驰而过，他们没有机会下手。今天，当我们进入现在过夜的村庄时，当地的“政治家”打着红色的旗帜迎接我们。他们有十四个人，包括十来个格鲁吉亚人。士兵们一看到红色旗帜就惊慌失措，拔出刺刀，威胁要开枪。最后他们成功地夺取了红色旗帜，并逼退了“示威者”。在我们的押送队中，有一小队士兵围绕着一个上等兵。他是一个旧礼仪派教徒。这个人是一个特别低级和残忍的野蛮人。没有什么能比欺负一个男车夫、吓唬一个鞑靼女人或用枪托打马还能他高兴的了。一张砖红色的脸，永远半开的嘴，没有血色的牙龈，以及不眨眼的眼睛，使他看起来像个白痴。这个上等兵与负责押送的军士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认为军士对待我们不够粗暴。当涉及到抢夺红旗或推回一个离我们的雪橇有点太近的政治人物时，上等兵和他的小帮派总是先到场。我们都必须控制自己，以避免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一旦发生麻烦，我们很难指望军士，他在这个上等兵面前怕得要死。
2月2日，晚上。德米安斯科耶。尽管，迎接我们的红旗昨天在尤罗夫斯科耶被部队夺走了，但今天早上，当我们离开村庄时，有一根挂着新旗帜的长杆插在雪堆里。这一次没有人去碰它；士兵们刚刚坐上他们的雪橇，没有人愿意再出来。就这样，我们走过它身旁的列队。再往前走，在离村子几百步远的地方，在道路向河边倾斜的地方，我们看到雪坡上写着一排大字：“革命万岁！”我的车夫，一个18岁左右的家伙，读到这句话时，突然大笑起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革命万岁？”我问他。“不，我不知道。”他想了一会儿后说，“我只知道人们一直在喊这些话，‘革命万岁！’”但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他知道的比他准备说出来的要多。总的来说，当地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人，对“政治犯”的态度非常好。
下午1点，我们到达了要过夜的大村庄——德米安斯科耶。一大群流亡者来迎接我们（这里有60多名流亡者）。这在我们押送队中的一部分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上等兵立即把他的信徒聚集在他周围，以防万一。幸运的是，没有出现任何麻烦。很明显，他们已经在这里紧张地等待我们很长时间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被选出来负责接待我们。当地的“公社”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和舒适的住处。但我们不被允许去那里，只能暂时待在一个农民家里；而晚餐被带到了这里。与政治犯们见面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每次只能带着晚餐的一部分、三三两两地进去看我们几分钟。除此之外，我们在士兵的陪同下，轮流光顾当地的商店，在路上还能和在街上等了一整天的同志们交流几句。其中一个女流亡者打扮成农妇，来向我们推销牛奶；她演得非常好，但房子的主人看来把她交给了士兵，他们立即强迫她离开。上等兵正在执勤的时候我们运气更差。我记得我们在乌斯季库特（在勒拿河边）的小聚居地是如何为每一批新的流亡者的通过做准备的：我们试着煮白菜汤，做饺子，总之我们无非是重复了今天德米扬斯科耶人为我们做的事情。一旦一大批流亡者经过沿途的某个小殖民地，那么这个小殖民地就会郑重其事地对待他们，因为这里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听到家里的消息。
2月4日，晚上8点，契嘉林帐。我们的随行警官应我们的要求，向托博尔斯克管理部门询问是否可以加快行程的节奏。显然，托博尔斯克向彼得堡请示了这件事，结果警官收到了一份电报，享有了在这方面的行动自由。假设我们从现在起每天走七十多俄里，那么就有可能在2月18到20日间到达奥布多尔斯克。当然这只是一种估计。
我们在一个叫契嘉林帐的小村子里停留。但实际上，这里的房子不是蒙古包，而是农民的小屋。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汉特人[6]。汉特人非常明显是外族人。然而，他们的言行举止和生活方式与农民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比西伯利亚的农民更能喝酒。他们每天都喝酒，从清晨开始喝，到中午就已经醉了。
一位当地的流亡者N，是一位教师，给我们讲一些新奇的事情。听说有不知名的人要经过他们的村庄，而且这些人到处受到隆重的接待，汉特人就会变得非常害怕，不喝酒，甚至把他们的酒藏起来。所以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清醒的。然而，到了晚上，除非我弄错了，我们的汉特主人醉醺醺地回家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渔村，很难买到肉。这位老师组织了一支由流亡者和当地农民组成的渔民队伍。他买了渔网，亲自监督捕鱼作业，并将捕获到的鱼带到托博尔斯克出售。去年夏天，这个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赚了100多卢布。每个人都尽量使自己适应环境……不错，N自己也靠着捕鱼填满了自己的腰包。
2月6日，萨马罗沃。我们昨天走了六十五俄里，今天走了七十三俄里，明天我们还得走这么远。农业区现在就在我们身后；这里的农民，不管是汉特人还是俄罗斯人，都只从事捕鱼活动。
托博尔斯克省的“政治犯”定居率是非常惊人的。实际上，没有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不存在流亡者。我们停下来过夜的房子的主人告诉我们，不久前这里还没有流亡者；十月十七日宣言后，他们开始大量涌入。“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涌入这个地方”，宪政时代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就是这样！在许多地方，“政治家”“从事”与原住民相同的职业：他们收集和清理杉木果，捕鱼，采集浆果，打猎。更有进取心的人组织了合作工场、捕鱼团体、消费品商店。农民对流亡者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例如，在萨马罗沃——一个大的贸易村——农民免费给“政治家”提供了一整间房子，并给第一个到达的人赠送了一头小牛和两袋面粉。有一个既定的传统，即商店卖给流亡者的价格要比卖给农民的便宜。这里的一些流亡者住在公社里，有自己的房子，屋顶上一直飘着一面红旗。请尝试在巴黎、柏林或日内瓦升起红旗吧！
我想顺便讲讲我观察到的目前流亡者的普遍状况。
自90年代以来，西伯利亚监狱的政治人口的社会构成逐渐变得更加民主。这一事实已经被指出了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工人在“政治家”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终于超过了革命知识分子的人数，他们曾经习惯于把彼得保罗要塞、克里斯蒂和科雷马监狱视为他们私人的和世袭的“垄断财产”，类似于“遗赠的遗产”。在本世纪初，我仍然看到人民意志党和人民权利党的成员，当他们看到来自维尔纽斯的扫烟囱人或来自明斯克的饲料商与最新的囚犯队伍一起到达时，他们几乎是以一种冒犯人的方式耸耸肩。但当时的流亡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革命组织的成员，其政治和道德水平很高。几乎所有的流亡者，可能除了来自犹太区的工人，都被宪兵队审讯的筛子筛过了。而且，不管这个筛子有多粗，它一般都会保留最先进的工人。这有利于把流亡人口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在我国历史上的“宪政”时期，流亡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现在它不再是一个组织的问题，而是一个自发的、群众的运动的问题。宪兵队的审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大规模的街头围捕。群众中最不起眼的人现在不仅有资格被流放，甚至还可能吃枪子儿。在镇压了一系列人民运动之后，便进入了一个“游击”行动的时期，为了革命的目的或仅仅在革命的借口下以最大限度的冒险做普通的暴徒行为。凡是不能被绞死的人都被政府送到了西伯利亚。不难理解，如此巨大的“斗殴”涉及到许多人，而他们只是稍微触碰了一下革命，或者是无辜的旁观者，更不用说还有许多来自大城市黑社会的冒险家。您可以想象这会如何影响流亡者的总体水平。
还有一个因素导致了同样的发展方向：逃亡。很明显，哪种人会逃跑？最积极、最自觉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党和工作在等着他们。成功的比例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判断：在托博尔斯克省的某个地方，450名流亡者中只留下了大约100人。只有那些懒惰的人留下来。因此，剩下的大部分流亡者都是在灰色地带的、政治上不明确的人，或者是偶然的观众。少数活跃的人，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设法离开，有时被置于困难的境地，因为所有的“政治家”在道义上都受到相互担保制度约束。
2月8日，卡里姆克林斯基帐。昨天我们走了七十五俄里，今天走了九十里。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了留宿地，很早就上床睡觉了。
今晚我们在汉特人村庄的一个脏兮兮的小屋里过夜。烟在雾缭绕的幽黯的厨房中，押送我们的士兵打着寒颤，在昏醉的汉特人间来回踱步。隔壁传来了羊叫声……村中刚庆祝过婚礼。这正是汉特人结婚的时候，所以所有的汉特人都酩酊大醉。他们要是醉了，就时不时走到我们这儿来……
有一个萨拉托夫的瘦弱的老人前来探望我们。他也是喝高了。他以前在政府做官，也被流放了。他与另外几个同伴从别列佐夫到这里来买肉，然后再转卖出去。他们都是搞政治的。
我们很难在这里为接下来的行程作准备。我在之前的信中曾告诉您说我们的队伍是由22个雪橇组成的，这22个雪橇又是由大约五十匹马拉着的。这二十二。但几乎没哪一个村庄有这么多马的，所以要跑遍各个村庄去征用马匹。在几个站上，据说拉车的马是从百俄里外的地方征过来的。但是两站间的距离在这一带却很短，通常不过10—15俄里而已。于是汉特人不得从百里外去征集马匹，带着两位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行进了10俄里！还有，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到达，所以许多带着马来的人不得不等待两周甚至更久的时间。上一次发生这种事，那都是省长跑到这地方视察的时候了……
我曾经听人说过地方的农民通常都很同情“政治家”，而对我们似乎更是如此。在别洛戈里我们找到了一个例子。别洛戈里是居于别列佐夫区的一个小村（我们是已走的这么远了）。一组农民为我们预备好食品及茶，他们并筹了六卢布捐给我们。我们当然不想收他们的钱，但却很愿意与他们一起饮茶。然而，我们的押送兵不准我们聚在一起。实际上，普通的士兵是统一的，但上等兵却小题大做，还说要让全村都知道这件事，甚至还去吓唬普通兵。所以我们连茶都没有喝，只好离开了。几乎全村的人都送我们出来。由此可知，农民是对我们极具好感。
2月9日，康定斯基村。我们又走了100俄里。再过两天，我们将到达别列佐夫，也就是11号。我今天累极了；我们在连续九、十个小时的行程中都没有吃东西。我们一直在沿着鄂毕河行进。右岸是丘陵和树林，左岸很低。河道很宽，天朗气清，温暖舒适。道路两边的小杉树像信标一样笔直地立在雪地里。我们的车夫大多是汉特人。雪橇由两三匹马拉着，一前一后，因为我们越往前走，路就越窄。车夫们都手持带着长柄长鞭。车队在很远的地方展开。其中一个车夫不时高喊，使马匹飞奔起来，掀起厚厚的雪尘云。这种速度让人喘不过气来。雪橇几乎叠在一起，以至于一匹马的嘴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肩膀后面，对着你的脸呼吸。然后，其中一架雪橇翻倒了，或者马具的某些部分断裂或脱落了。整个车队都停了下来。路途遥远，令人昏昏欲睡。空气非常平稳。车夫们彼此大呼小叫。然后马匹再次动脚，很快我们就再次飞奔起来。频繁的停顿大大降低了我们的速度，也使车夫无法达到最高速度。我们的速度大约为每小时15俄里，而这里的正常速度应该是18至20俄里，甚至25俄里……
在西伯利亚，快速旅行是正常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必要的，因为距离总是很远。但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行程，即使在勒拿河边也是如此。
我们到达了一个车站。在村子外面，套好的雪橇和新的马匹正在等待；我们的雪橇中只有两架是留给有孩子的家庭的，是去别列佐夫的“直通车”。我们迅速换好衣服，继续上路。这里的车夫坐的方式很特别。一块木板钉在雪橇的前端——在这个地方被称为 “坐板”。车夫坐在坐板上面，也就是那块光秃秃的木板上，他的脚悬在雪橇的侧面。当马匹奔跑时，雪橇时不时左右倾斜。车夫就用他的身体来平衡它，像游艇一样向侧面倾斜，有时还用脚从地上推开……
2月12日，别列佐夫狱中。五六天前（当时我没有写，以免引起您不必要的担心）我们经过了一个盛行斑疹伤寒病的地区。现在那些地方已经被我们远远抛在后面了。在我向您提到的契嘉林帐，60间房子里就有30间有斑疹伤寒病例。其他许多村庄也是如此。死亡病例很多。几乎每一个车夫都失去过亲戚。我们加快行程的和改变原定计划，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斑疹伤寒：地方警察以必须尽快通过危险地区为由向当局发电报请示。
这几天来，我们径直向北走，每天行程大概90—100俄里。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大概能走一个纬度的距离。走这么快，就非常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落后（如果能用这个词来形容这里的文化的话）。我们每天向前行进一个纬度的距离，进入寒荒之地。这让人感觉仿佛是登上高山——越往高处爬，就越能感受到不同海拔地区的差异……最初是俄国富农，然后是俄罗斯化的汉特人因为相互通婚，已经失去了蒙古人的大部分特征了。然后，当我们经过了耕地以后，又遇上了汉特渔人和汉特猎人。他们头发蓬松，身材短小结实，讲着半生不熟的俄语。马匹越来越少，并且在这里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所以还远远比不过狗的价值路越来越差，要么就是太窄，要么就极其粗糙……我但是根据警佐的说法，“路上”的汉特人比生活在鄂毕河沿岸的居民的文化程度要高。
这地方的人对我们抱着模糊、困惑的态度，就像看到了长官缩起来了那样。今天有一人问我们说：“你们的将军在哪里？我想见见他……我从来没有见过将军。”
今天，一个汉特人正在给我们的雪橇配马，一匹很弱小的马。另一个人见着了，说道：“把那匹好一点的马带过来。你以为他们是谁，警察？”但还有一个相反的情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才是对的。当时一个汉特人对我们说：“这乘客都不是大人物……”
昨天晚上，我们到了别列佐夫。您简直没法想象这里的“镇”的情况。这恰如维罗霍列纳克、基连斯克一样，有1000名人口的村镇，并有一个警察署及税务机关。据人说，这地方便是奥斯特曼及缅什科夫的坟墓，但这话未必是正确的。当地的智者还指出了缅什科夫在其家中吃饭的老太太。
我们立即被押到监狱。在那里，当地全部的驻兵，大概有五十人，排着队迎接我们进牢房。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清扫了牢房，并提前把所有的囚犯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一个牢房有一张盖着桌布的大桌子，几把餐椅，一张牌桌，两个插好烛的烛台，一盏厨房用的油灯。这可真是太体贴了，太让我感动了……
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几天，然后继续行进……
是的，我们还要前进……但我完全不知道去往何方。
[1] 本文是讲出逃西伯利亚经历的小册子《往返记》（旧译《杜洛斯基之脱逃》）的第一章。译者在翻译本章和接下来一章时，参考了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十五章的部分内容。本文当中的信件是托洛茨基写给妻子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谢多娃（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на Седова）的。——中译者注
[2]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尔恰科夫亲王（Князь Серг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Горчаков，1861年4月27日—1927年6月3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8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1898—1900年任阿尔汉格尔斯克副省长。1903—1904年任奥洛涅茨副省长。1904—1906年任赫尔松副省长。1906—1909年任维亚特卡总督。1909—1915年任卡卢加总督。1915—1917年任国务委员。二月革命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1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1927年死于托博尔斯克。——中译者注
[3] 列氏度为列奥缪尔发明的温标列氏温标（R)的单位，用于热学中温度测定，符号为°Re。列氏温标（Re）与摄氏温标（C）换算：1Re=0.8C。——中译者注
[4] 原文直译为“每个人都谈政治，都想知道‘这’什么时候终结”。——中译者注
[5] 这里很接近《工人马赛曲》的副歌。——中译者注
[6] 汉特人，旧称奥斯加克人，是居住在西西伯利亚的土著民族。——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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