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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讨论时所通过的许多决议中，有一个决议提出了一种责难，它说：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讨论，已因新老二辈代关系问题及人身攻击等等而给弄得复杂了。这一责难证明出某种心智上的混乱。人身攻击与各辈代间的相互关系，乃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了。如今我们提出党内民主问题，倘若不同时从社会观点，从年龄与政治立场观点来分析党员成分，则便是将问题消灭于乌有之中了。
党内民主问题首先作为各辈代间的关系问题提出来，并非偶然的。这乃是我们党整个进化的逻辑的结果。党的历史可以图式化地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历史上未曾前有的十月革命的准备时期，约二十五年；二，十月革命时期；三，紧接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四，“新路向”时期，我们现在正在跨入的。
十月革命以前的那个时期，不管它所经历的阶段是多么的丰富、复杂与多采，但是现在我们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准备时期，十月革命使得我们能够检查一下党的思想与组织及其成员（的品质）。我们所说的十月，意思是指那为政权而斗争的最尖锐的时期，这时期可说大约开始于列宁的“四月提纲”终结于国家机关的实际夺取。虽然它只延长了数月，可是内容上的重要性却不亚于整个准备时期——那是以数年甚至数十年计的。十月时期不但让我们把党的伟大过去作了一个无误的、独一无二的考验，而且它本身便是为未来之用的经验的泉源。那个十月前期的党，只当它经历了十月时期之后，才确定了它的真价值。
夺得政权之后，接着是党有了迅速的，甚至是非常的生长。像一块有强有力的磁石，党吸引了不仅是较少觉悟的工人们，甚且还吸来了某些简直与党的精神格格格不入的分子：差事主义者，升官发财主义者与政治上的攀辕附辙者。在此混乱时期，党得以保存其布尔什维克本质，只由于老卫士们的对内独裁，他们是曾经在十月革命中受了试验的。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上，老一辈人的领导差不多被新党员们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不仅无产阶级党员如此，异阶级分子亦是如此。那些想往上爬的人觉得一味顺从乃是使他们在党内建立地位的最佳方法。但是他们估计错了。由于一次严格的清洗，党排除了他们。党员人数减少了，意识却提高了。也许可以这样说，那次内部检查，那次清洗，使十月后期的党首次感到自己是一个半百万人的集体，其任务不单单在于受老卫士们的领导，而在于自行考察并决定政策的重大问题。在此意义内，清洗以及与此相联的危难时期，倒仿佛是一个种深刻转变的准备，此转变目前正显现于党的生活中，它在党史中多半会以“新路向”的名义写下来。
有一件事，必须一开始就应该清楚懂得的：目前争论与困难的本质，并不在于“书记们”超越了某一界限而必须叫他们后退，倒在于另一事实，那就是：整个党正在前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实际上是大批的共产主义者正在对领袖们说：“同志们，你们具有十月革命以前的经验，这是我们中间多数人所缺少的；但在你们领导之下，我们获得了十月革命以后的大经验，这些经验的重要性是在不断增强的。我们不但要受你们领导，而且要和你们一起，参加于阶级的领导。我们所以要参加领导，不仅因为作党员有此权利，而又因为它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经验不但要受领导层的注意，而且一定要凭我们自己使之进入党的生活中。没有我们这一点现尚不足道的经验，党的领导机关是会愈来愈官僚化，而我们，普通的共产党员，与非党人民接触时候，是不会觉得自己思想上已足够武装了的。”
目前的转变，正如我说过的，乃是以前整个进化的结果。第一眼看去是觉察不到的，其实在党的上进与觉悟的分子运动过程中，很久以来就在准备着这个转变。市场危机给了批判思想以强烈的刺激。德国事变的临近让党发生了震动。恰巧在那个时机，党以异常尖锐的面目呈现出来，它仿佛是以两层建筑存在着的：上一层，决定事情者；下一层，全部能事就是听从上层的决定。党内制度是必须有所改变了，但因人们焦急地期待那德国事情似乎很快就会摊牌之故，因而延迟下来。一俟大家看清楚德国因各种势力关系而延迟摊牌后，党便将“新路向”问题置于日程之上。
正好像历史上时常发生的情形，恰恰在最近几个月内，“旧路向”暴露出它最消极的与最令人难忍的特征：机关的小派作风，官僚的沾沾自喜，以及对于党的情绪、思想与需要的完全漠视。由于官僚式的惰性，它一开始就以敌对的暴力排拒了那个创意企图，即：想将党内制度的紧急改变问题置于议事日程之上的企图。
这当然不是说，机关是彻头彻尾由官僚化的份子所组成，或甚至更坏些，是由那证实了的与不可救药的官僚们所组成。完全不是！目前这个危急时期的意义将被人们消化，将给最大多数的机关工作者以很大教育，将使他们放弃自己的许多错误。自由前危机产生的思想上与机体上的再分化，到头来将会对普通党员，同样对机关人员，发生健康的影响。不过，在机关中，就像当此危机刚发生时所呈现的那样，官僚主义确已达到了过分的，真正骇人的发展程度。正因为此，我们最近这次的思想再分化竟会具有如此尖锐性质，以致让我们有理由为之担心。
我们只要指出一下事实就够了：两三个月之前，只要有人提起机关的官僚主义，提起各委员会与书记们的过多权力，就会受到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中那些“旧路向”的负责代表者们的耸肩否认或愤怒的抗议。指派成了制度吗？纯然的幻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吗？凭空瞎造！那是反对派简单为了玩玩反对派的把戏捏造出来的，等等。这些同志真心实意地没有注意到自己所代表的官僚化的危险。只当遭遇到从下面发生的压力之后，逐渐地，他们才开始忍气吞声地认识到原来真有官僚主义的现象，不过他们以为只发生在某些组织的外围，在某些地区与边区中，而此等现象也只是实践中离开直线的一种偏差罢了……。依他们之见，官僚主义无非是战争时期的残余，即是说，这是正在消失着的现象，只是消失得不很快而已。不用说，此种了解与解释是何等的虚伪。
官僚主义不是某些外省机构中的偶然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现象。它不是从边区经过了地区组织而传到中央机关的，倒是从中央组织通过了地区组织而传到边区机关的。它根本不是什么战争时期的残余物，它乃是最近几年中积累起来的干事方法与行政态度移转到党内的结果吧了。战争时期的官僚主义有时虽然具有夸张形式，但若与今天生长于和平时期的官僚主义比较，那不是像孩子的游戏吧了。不管今天党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成长，但党机关却继续顽固地要替代党去思想并代作决定。
因此，从原则立场看，这次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的关于党的结构的决议案，具有重大意义，全党一定要清楚地懂得它的。如果以为这些被通过的决定，其深刻的意义只下归结于简单要求书记们与委员们今后对群众应该“温和些”，“亲切些”，以及组织上作某些技术性的改变，那确实是无价值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谈的乃是一个“新的路向”，并非谈别的事，党正在准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问题不是要破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原则，一似某些人企图叫我们相信的；问题只是要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党发展的新阶段。问题首先要在老干部和十月革命后入党的那些占党内大多数的党员之间，建立比较健全的关系。
党的基本的政治资本是理论修养、革命锻炼与政治经验，而党的老干部则是这个资本的主要保持者。另一方面，党主要是一个民主的组织，即是说，是一个集体，它的路向的决定，取决于全体党员的思想和意志。在十月革命后的复杂环境中，党因为充分利用了较老一辈所累积的经验，将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位委托给老一辈的代表们，事情才进行得更好——这是完全清楚的。
另一方面，此一事态的结果是，老辈们因起着党领袖的作用，且致力于行政诸问题，所以养成了替党思想与替党决定的习惯。这情形至今是不改的。为共产党员的群众着想，老辈们教导他们参加政治生活所采取的办法，首先是纯粹的书本气的，教授式的，例如：举办初级政治训练班，考验党员知识，开党校之类。由此便发生了机关的官僚主义，其小集团作风，其排他性的内部生活，总之，由此发生了一切成为“旧路向”极度消极一面的诸徵候。党以两层分隔的建筑形式而存活这一个事实，本身便含有许多危险，我在讨论老辈与年青人那封信上曾经谈到了这些危险。所谓“年青人”，我的意思自然不单指学生，而是指十月革命后入党的整个辈代，首先指的是工厂支部。
党的日益增长的显著的不安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最大多数党员是这样说，或是这样感觉的：“不管党机关想的与决定的是好或是坏，它总是不在我们参加之下，而且替我们思想决定的。当我们偶然对它的想法与决定不能了解，或者怀疑，表示了反对或批评，那我们便被命令服从，动用了纪律；最常见的，我们被斥为闹事者，或甚至说我们想成立小派别。我们是从骨髓里忠实于党的，愿为党牺牲一切。但我们要求积极地与自觉地参加于党观点的制订与党的行动路向的决定。”此一心理状态的初次呈现，都被领导机关所忽视，不加以考虑；这便是党内发生反党小派别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它们的意义不应该被夸大，但也不应该被轻估，因为它们应该是对我们的警告。
旧路向（这是总的历史原因以及自己错误的结果）的主要危险，在于党机关愈来愈明显地表示出一个倾向：将构成领导干部的数千同志，和其他所有党员对立起来，前者简单地视后者为行动的对象。如果这个制度延续下去，就有危险，在较长的时间内，引起党的两极的堕落，即是说，在党的青年人与领导干部中间都会发生堕落。至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工厂支部，学生等等，此一危害的性质是清楚的。因为觉得他们不能积极地参加党的一般工作，他们对党提出问题又不能得到及时答复，许多共产主义者就开始找寻一种替代物去从事独立的党活动，其形式便是各种各样的派别和小组织。恰恰在此一意义上，我们指出了像“工人派”那样的小派别的象征意义。[1]
这种旧路向的体制如果延续得太长，它在党内成为官僚主义的同义词，那么在另一极的危险也是同样大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中所提出的对官僚主义的指责，正是针对了党的干部而发的，谁若不了解或不愿看到这一点，那他便在玩弄可笑的与不值钱的驼鸟政策，问题不在于实行中某些偶离理想路线的偏差，而恰在于党的机关的一般政策，在于其官僚主义的倾向。官僚主义本身不就含有堕落的危险吗？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点。官僚化一经长期发展，就会有这样的危险：使领袖们脱离群众，使他们把注意只集中于行政问题，于指派及调职问题，使领袖们的视野狭隘，革命精神减弱，也就是说，会使“老卫士们”，至少其中很大部分，将发生或多或少的机会主义的堕落。这种过程缓慢地，几乎是不被觉察地发展着，但能出其不意地暴露出来。我们这个警告根据于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见，谁若于此看出了“侮辱”，看出了“攻击”等等，那此人倒真的需要具有易于惊恐的猜疑性格与官僚的傲慢气质呢。
不过，在实际上，这样堕落的危险真的很大吗？党已经了解到或感觉到此一危险，且已有力地采取对策——中央委员会通过那个决议案主要就是为此——这个事实就证明出党的深厚的活力，而由于这个事实，显露了党是拥有解毒剂的强力资源，足以解消官僚主义的毒物。我们的党去拉紧缰绳，施行更多的人为的选择，对党员应用恫吓手段，总之，施展种种不信任党的手段，那末一大部分干部将趋堕落的真实危险，一定会增大的。
党不能仅仅生活于过去的贮备之上。过去准备了现在，这已经够了。现在必须在思想和实践上都提高到过去的水平，藉以准备未来。现在的任务乃在于将党活动的中心转移给党员群众。
不过，也许有人会说，重心移转不能完成于一瞬一跃之间；党不能将老一辈“放进档案库”而立即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此种愚蠢的蛊惑式的论调简直是不值得一谈的。将老一辈放进档案库该是疯狂行动。所需要的乃恰恰是要这个老一辈改变其方向，藉此保证其将来对于党的一切独立活动能发挥优越的影响。我们一定不能把“新路向”当作诡计，当作外交手法，或作为暂时的让步，而要视作党的政治发展中一个新阶段。这样，则不论是正在领导党的老辈或整个的党，都将获得最大的利益。
[1] 关于“工人派”的情形，我们知道得很少；它主要是由旧时的“工人反对派”份子组织的，领导者名米亚士尼可夫，一个老资格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他于1922年第十一次党大会后被开除出党。这个派别是秘密存在的，不久被解散。米氏被捕，充军。1930年，他越境逃入波兰，转至土耳其，然后他前往柏林，最后死于巴黎。该派反对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集中与官僚主义的生长，仿佛有走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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