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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著者拟就而不能宣读的一篇报告的大纲）
一、有些主要的条件，它们不仅妨碍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且有时成为痛苦试炼的根源与对革命的严重危险。这些条件为我们所清楚知道的，它们是：甲、在军事共产主义下面曾被自动地压缩了的内部社会矛盾，如今在新经济的政策之下却顺利地展开了，且企图寻求政治表现；乙、由帝国主义国家所代表的对苏维埃共和国的长期的反革命威胁。
二、革命的社会矛盾乃是阶级矛盾，我们国家中的基本阶级为：甲、无产阶级；乙、农民；丙、以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阶层为掩盖的新资产阶级。
从经济作用与政治意义的立场看，首要地位乃属于组织成国家的无产阶级及供给农产品（这在我们的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农民。新资产阶级所起作用，主要为苏维埃工业与农业间的中介人，以及苏维埃工业的各部份间与农业经济物各领域间的中介人。但它并不自限于商业性的中介人；一部份，它也具有了生产组织者的作用。
三、暂时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速度问题搁开不谈，我们革命的进程，将决定于我们经济的三个基本成份的比较性的生长：国家工业，农民与私人工商资本。
四、自由派与门雪维克派为了他们的营养与安慰起见，将我们和法国大革命（雅可宾党的倾倒）相比，这个历史类比是肤浅与不通的。雅可宾党人的倾倒，乃因社会关系之没有成熟而不得不然的：左派（破产的手工业者与商人）被剥夺了经济发展的可能，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坚决支持者；右派（资产阶级）以不可抗拒之势生长着，最后，那个政治上与经济上更加落后的欧洲，阻止了革命蔓延到法兰西的国境之外。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的情形是无可比拟地更为有利些。我们的情形是：革命的核心及其左翼是无产阶级，他们的任务与目的完全符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如此之强，以致它即使在某种限度内容许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形成在其身旁，却因农民之参加政权并非以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党为中介，而是直接参加的，所以阻挡了资产阶级有任何接近政治生活的可能。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不但不排斥革命，而且势必要使革命延伸到别的区域之内。
所以，如果法国当年，纵使有雅可宾党人的高瞻远瞩政策而仍不能根本改变事变进程，那末我们的处境是无限量地更为有利，我们依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规划出来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将在长久的时期内成为保障革命的一个决定因素。
五、让我们将历史的假定设想得比较不利于我们些吧。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假使它会发展的话——表示出苏维埃工业与商业，包括合作社在内，不能保证满足农民经济的需要。此外，它又表示出私人资本愈来愈介入到工人国家与农民之间，它正在对农民获取经济的，因而也会是政治的影响。毋须说，苏维埃工业与农业间，无产阶级与农民间发生这样一个破裂，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会构成一个严重的危险，它乃是反革命胜利的可能的象征。
六、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经济假定实现了的话，反革命胜利的来临会采取什么政治道路呢？可以有好几条的：或者，工人国家被直接推翻，它逐渐堕落；或者，最后，部份堕落，分裂与反革命骚动同时并起。
这些前途的这一或那一个实现，首先要看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果私人资本得能逐渐地，慢慢地统治了国家资本，则政治过程将主要带着这样性质：国家机关在资产阶级方向中堕落，而结果则此堕落也会牵连到党。如果私人资本迅速增长，且得以和农民混合起来，则那时反对共产党的一些积极的反革命派别多半会得势。
我们率直地提出这些假设，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种前途从历史发展看是具有较大可能的（相反，它们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而因为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使我们能够更正确地与更全面地看到一个历史估计，因而使我们能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置。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越之处即在于：我们能将新的倾向与新的危险，即当它们尚在胚胎阶段时，就辨别出和把握到。
七、从我们在经济领域上说过的话中所得的结论，将我们带进了“剪刀”[1]问题。即带进到工业合理组织及其与农民市场相调整的那个问题，在这方面失去时机，便是放缓了我们反对私人资本的斗争。这里正是主要任务之所在，这是有关于革命与社会主义的重要钥匙。
八、如果反革命危险一如我们所说，从某种社会关系中生长出来，那也决不是说，这个危险（甚至在不利于革命的经济条件中）不可能因我们采取合理的政策而加以避免，减少，除去与延缓。这样一延缓就能拯救革命的，因那时或者可以遇上国内有利的经济改变，或者逢上欧洲的胜利革命。
因此，根据我们上述的经济政策，我们一定的确得有一个确定的国家的与党的政策（包括一个确定的党内政策在内），其目的在于抵消反工人阶级独裁的诸倾向的积聚与巩固，这些倾向是因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困难与失败获得滋养的。
九、我们党的社会成分的复杂性，反映了革命发展以及由此发展所生的诸倾向与危险的客观的矛盾：
工厂支部，这是保证着党和革命的主要阶级的联系的，党员数现占全体党员的六分之一。
苏维埃机关的党组，不管它们具有一切负责方面，却保证着党在国家机关中的领导；这也决定了这些小组的重大比重。占很大百分比的老战士们都是经由这些苏维埃小组而参加党生活的。
乡村党组使党和农村发生某种联系（现在还很弱）。
军队党组使党和军队发生联系，同时通过了军队，使党也（首先地）和农村发生联系。
最后，在教育机关中的党组内，所有这些倾向和影响是混和着与交流着的。
十、工厂党组，由于其阶级成份使然，毋须说是基本的。但因他们在数量上只占全党六分之一，他们最积极的份子又被调到党或国家机关中，因为党还不能全然依靠他们，甚至还不能主要地依靠他们。
这种党组的增长，将是党在工业，在一般经济中胜利的确实的尺度，同时也是党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最好保证。不过，在最近将来，很难期望他们有迅速的增长[2]。结果，党不得不在一时期内，依靠着复杂的社会成分的党组，去保持其内部平衡及其革命路线。
十一、反革命倾向能在富农，中间人物，零售商与租借公司主人中间，总之，它能在比党本身更能包围国家机关的那些人物中间，找到支持。只有农民支部与军队党组许会有受到富农更直接影响之虞，甚至会被富农所侵入。
不过农民的分化，却是有助于我们的一个因素。将富农从军队（包括地方军队）中排除，不但要始终成为不易的定则，而且更有甚者，要将它作一个重要办法，藉以对农村青年，军事单位，特别对军队党组进行政治教育。
工人们要保证他们在军队党组中的领导作用，就得在政治上使军队的乡村劳动群众和再生的富农阶层对立起来。这个对立也要应用到乡村党组中去。归根结蒂，此一工作成功，有赖于国家工业能够满足乡村需要的程度。
但不管我们经济成就的速度如何，我们在军队党组中的基本政治路线一定要不仅仅反对新资产阶级，而首先要反对再生的富农阶层，因为这个阶层乃是历史上任何反革命企图所能有的唯一的与郑重的支持。在这方面，对于军队的各种组成成分，我们要从他们的社会构成的观点，加以更细密的分析。
十二、无疑，多少反映乡村的各种倾向，具有与城镇不同的特点，以乡村党组及军队党组为中介，渗入到且将继续渗入党内，如果不如此，乡村党组对党便没有什么价值。
在那些党小组内表明出来的情绪的转变，乃是对于党的一种提示或警告。能否按照党路线来指导这些党组，那得看党的总领导是否正确，它的内部制度如何，以及，在最后分析中，要看我们是否能接近解决或减轻那个“剪刀”问题。
十三、国家机关是官僚主义的最重要来源。在一方面，它吸收了大量最积极的份子，它教会了其中最能干的人以管理人和物的方法，来代替对群众的政治领导。另一方面它最关心党的机关，它以其行政方法对后者发生影响。
在不小范围内，党机关的官僚化便由此发生了，这使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现在最明显与直接的，正是这个危险。在目前条件之下，反对其他危险的斗争，必须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开始。
十四、如果以为官僚主义只是办公处人员一切坏习惯的积聚，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官僚主义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它是管理人物的一种特定制度。它那深厚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复杂性，在于人民中不同集团的日常的与基本的利益之间歧异。官僚主义又因为广大群众缺乏文化这一事实而弄得复杂了。在我们这个国家中，官僚主义的主要来源在于：我们必须创造和维持一个国家机关，使它能在完美的经济和谐中联合无产阶级与农民利益，而事实上我们却离此尚远。我们必须维持一支常备军，乃是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很明白，正是我们刚刚列举的属于负数的社会现象，现在正在滋养官僚主义的那些社会现象，如果继续发展，将置革命于危殆之境。在上面我们提到过这个假定：国家经济与农民经济间继长增高的不协调，乡村中富农的生长，富农们与私有工商业资本的联盟，这些，再加上乡村劳动群众与部分城市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会成为终于发生的反革命危险的原因。
换句话说，国家机关与党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乃是我们处境中固有的一些最恼人的倾向的表现，是我们工作中诸缺点与偏差的表现；这种缺点和偏差，在某些社会条件之下，将会摧毁革命的基础。在此情形中，有似在其他情形中一样，数量达到了某一阶段会转变成质量的。
十五、反对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斗争，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性的任务，这任务与我们其他的基本任务是多少平行地前进的，那些任务是：经济政治改造与群众文化水准的提高。
为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工具便是党。当然，即使党也不能从国家之社会的与文化的条件中割裂出来。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作为最优秀、最积极与最觉悟分子的自愿结合的组织，它比之国家机关会更加能够保持自己不让官僚主义倾向所侵染。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危险，且毫不放松地与它斗争。
因此，党对青年人的教育就非常重要，这个教育应该以个人的创意为基础，藉使他们能以新的方式为国家机关服务，并根本改变国家机关的作风。
[1] “剪刀”这个形象是托洛茨基在第十二次党大会上首次说出来的，他用这形象来表示工业品价格之昂贵，与农产品价格的低廉。这两种价格好像一把剪刀上的两瓣刀片。他认为问题之解决应该像剪刀之收拢，不要像它的张开。
[2] 关于增加工厂支部党员比数问题，在联共党内斗争中曾经起非常有趣的作用。最初，托洛茨基谨慎地提议，布尔什维克党内无产阶级的党员比重应该增加，他的提议遭到驳斥，认为“有意蛊惑”的，认为一下子如果增收大量政治上不成熟的工人进党，会使党的革命性冲淡。托氏在文中如此说，即有鉴于斯大林们的此种反对。不过不久之后，在第二年，列宁死后，斯大林们却正用了这“蛊惑性的”方法来打击托洛茨基及党内的革命派。在“纪念列宁征收党员”运动中，一下子招进了二十余万名政治上真正不成熟的工人来做党员。这些人中的最大多数是只能听上级官僚的命令投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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