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列宁真伪辨（对高尔基评述列宁的一些想法）

描写列宁真伪辨

（对高尔基评述列宁的一些想法）

　　高尔基在论述列宁时说：“要描绘他的肖像是困难的。”这是对的，高尔基对列宁的描写就很差。评述的画面好象是由各种不同的线条构成的。隐约地可以看到一些有艺术深度的线条，但是庸俗的心理描写和纯粹小市民道德说教的线条要多得多。总的说来，画面是拙劣的。但因为画家是高尔基，因此，人们将长期鉴赏他的画。这就是为什么要来谈一谈他的画。也许，我们同时还能更好地突出或指出列宁形象的某些大大小小的特点。

　　高尔基说得对，“列宁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的异常完美的化身”。列宁的坚定目的性是他的基本特点。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而且还准备再说。但是高尔基在这里，紧接着把列宁算作“道德家之类的人”，这是不真实的，庸劣的。“道德家”这个宗教上使用的、教徒们常说的阴沉的字眼不适合于列宁，完全不适合。这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任何人性的东西对他都不是格格不入的。有一次，一位相当有名的宗教活动家，一个非常机灵的、善于钻营的、信奉基督教的共产党员（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在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言，一开始就对列宁唱赞歌，称列宁为“亲人”、“养育者”。我记得，坐在主席团席位上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吃惊地微微抬起头来，然后转过脸去，非常气愤地对我们坐在他旁边的人小声说：“这不是胡闹吗？！”“胡闹”这个词似乎完全是脱口说出来的，带有无意识的不容反驳的意味，但是最恰当不过了。我笑得心颤神荡，一再暗自回味列宁对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演说家的赞美所作出的无比直率的反应。所以，高尔基说的“道德家”和那个人说的“养育者”几乎同出一辙。如果允许这样说的话，这也有点“胡闹”。

　　往下就更不象样了：“在我看来，列宁是一个传奇英雄，他从自己的胸膛里掏出燃烧的心，用它的火焰为人们照亮道路……”啊呀，……多么不恰当啊！这完全是来源于伊则吉尔老婆子（在我们青年时代，好象就是这样称呼这个预言家的），来源于她讲述的关于茨冈人丹柯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楚，故事里这颗心变成了火炬。但是，这完全是另一出歌剧。首先，这出歌剧有着南方的布景、蓝焰烟火的照明和茨冈乐队的伴奏。可是在列宁身上一点没有这出歌剧里的东西，更没有茨冈人的浪漫精神。列宁是——辛比尔斯克的、彼得堡的、莫斯科的、全世界的——严峻的现实主义者、职业革命家，是浪漫精神、虚伪的戏剧性和革命的茨冈风格的破坏者，无论如何也不是英雄丹柯之类的人物。谁需要茨冈式浪漫歌曲的革命性的样品，那就让他到社会革命党人的历史中去寻找吧！

　　还是那里，隔三行：“他是纯朴的，直率的，就象他说的话一样。”假如是这样，那为什么要迫使他从胸膛里掏出燃烧的心来呢？这一姿态太不纯朴，太不直率了……而且，最后的形容词也是不很令人称羡的，因为“纯朴和直率”这个词组太纯朴和太直率了。人们常用“纯朴和直率”来说明诚实的直言不讳的剑客——士兵的特点。这也不适用于列宁，虽然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的。是的，他在决议、结论、方法、行动中都是极其纯朴的，因为他摒弃了一切非本质的东西、糟粕、虚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和真正核心。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纯朴和直率”，或者他的特点是“观点的直线式”，就象高尔基在另一处所说的，那里说得就更差了，完全是庸俗的孟什维克的说法。我不由得想起小说家巴别尔的一句话，大概是这样说的：“列宁的直线中的复杂的曲线。”这句形容语尽管表面上相互矛盾，并有一点雕琢，但比高尔基的“直线式”要正确得多。纯朴而直率的人是闯向目的地，而列宁是通过各种复杂的、有时是很迂回的道路走向目的地，引导人们走向目的地，一往无前地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最后，“纯朴和直率”这样的词组完全不能表达列宁的无比机智，他那闪闪发光的敏捷，他给敌人下绊子或引诱敌人落入圈套的那种高超癖好。

　　但是有必要谈一谈坚定的目的性。有一位评论家意味深长地向我解释，列宁不仅有坚定的目的性，而且有随机应变的才能。他还责备我，说我在评述时突出了坚强性而损害了灵活性，不过作出这些教训的作者是从与高尔基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来评述列宁的，其实他也不明白如何是好。别忘记，坚定的目的性完全不等于直线式。列宁的灵活性如果没有这种片刻不误的坚定目的性，还有什么价值呢？政治灵活性在世界上不知有多少，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最能锻炼政治脊梁的学校。既然列宁时常抨击学理主义的直线式，他怎么会蔑视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呢？——不一定是在资本家老板面前的随机应变，也不一定出于自私目的的随机应变，而是在舆论面前，在困难的环境面前，在寻找阻力最小的路线时随机应变。

　　列宁的全部本质，他的核心在于他随时随地都抱定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已如此深邃地浸透了他的全身，以至他本人就是这个目的的化身，他感到这个目的和他是不能分离的。他对待人、书本、各种现象从不离开也不可能离开他唯一的生活目的。用一句话来说明一个人是困难的。说伟大的、天才的，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如果要求用一个形容词来说明列宁，那么我要说：目标坚定。

　　高尔基指出列宁笑的魅力：“这是非常善于看到人的愚蠢和机灵狡黠的智慧而又善于欣赏心地纯朴者的孩子般天真的那么一个人的笑。”这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形式上费解。列宁喜欢嘲笑傻瓜和卖弄聪明的聪明人，他笑时总是带着出自巨大优越感的那种宽容态度。和列宁一块儿笑的人往往是嘲笑列宁所嘲笑的东西。但群众经常能和列宁笑到一起。他喜爱“心地纯朴的人”，如果可以使用这个福音书上的说法。高尔基讲到，列宁在喀普里向意大利渔夫学习“用手指”，即用没有钓竿的钓丝钓鱼，渔夫们给他解释，“钓丝一动，叮铃，叮铃，——就拉起来”，鱼一上钩，列宁便把鱼拉起来，象孩子一样欢喜，象猎人一样兴奋地喊叫起来：“哈哈！叮铃，叮铃！”多么好啊！这是列宁的生动的语气词。这种热情，这种激动，这种渴望获得、逮住、拉起钓丝的心情——哈哈！叮铃，叮铃！——上钩了！妈呀！——这根本不是阴沉的“道德家”，也不是“养育者”，而是列宁的生气勃勃的真正的语气词。这也可以说是人身上托尔斯泰式的风趣。列宁钓到鱼时欢喜地叫喊起来，就体现了他对孩子、动物、大自然和音乐的生动的爱。下意识的、不自觉地提出目的的、本能的、模糊地意识到的一切同这种强有力的思想动力是很接近的。“叮铃！叮铃！”就表现了这种模糊地意识到的美好行为。由于这种风趣，文章里足足有四分之一的庸俗话也是可以原谅的。往后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竟不超过四分之一……

　　高尔基说：“他细心地、用一种特别的轻柔的爱护的抚摸抚爱孩子们。”这也很好，很真实。这种刚毅的温柔，尊重孩子身心的个性，就象列宁有力而又柔和的握手一样，也是一个特点。

　　关于列宁对动物的兴趣，我想起了这么一件事。我们宣言起草委员会在齐美尔瓦尔德集会。会议是在山间一个村子里，在露天，在花园的圆桌旁进行的。不远处水龙头下面放着一个盛满水的大木桶。开会前不久（会议在清晨举行），一些代表在这个水龙头下洗脸。我看到弗里茨·普利亚坚就象准备钻进桶里投水自杀似的，头和上身都浸入水中，引起参加会议的人们的极大惊慌。委员会会议上意见很不一致。各方面都有争论，但主要是在以列宁为一方，委员会的大多数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不知从哪里跑来两只很好的狗：什么品种我说不上来，那时我完全不会区别。显然，狗是有主人的，因为在早晨的阳光下它们就已经在这里的沙地上玩起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一个膝盖跪下，弯下身子，笑着开始给狗的爪子搔痒，正象高尔基说的，用轻柔的爱护的抚摸去搔痒。他的这一动作好象是无意识的，甚至可以说是孩子气的，笑声也是无忧无虑的，稚气的。我记得，他向委员会那边看了看，好象邀请其他人也来参加这个绝妙的嬉戏。看来，大家还没有消除委员会争论的紧张情绪，都有点困惑不解地看着他。列宁还抚爱地拍了拍狗，但更加安详地回到桌子旁说，这样的宣言不能签署。争论又激烈起来了。我现在才明白，很可能，他所以需要“跳到一边去”，是为了心里汇总赞成和反对的理由，然后作出决定。但这里没有什么算计，只是把下意识的行为同有意识的行为协调起来。

　　高尔基欣赏列宁身上的“青年人的那种激情，他把这种激情倾注到他所做的一切工作中”。激情受到纪律的约束，受意志的牢固控制，就象汹涌的急流在花冈石河岸之间奔腾，——这一点高尔基没有提到，——这并不破坏形容语的确切性：正是青年人的激情。这种激情显示了列宁“那种蓬勃的朝气，只有坚信自己的主张的人才有的那种朝气”。这说得仍然是正确而透彻的。但是，陈旧的无力的道德说教，或者如高尔基在另一处说的“禁欲主义的（！）苦行（！！)”和青年人的激情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一个人违背自己个人的动机和激情，为“崇高的”原则服务，那才是“道德说教”和“禁欲主义”。禁欲主义者是自私的，他进行禁欲主义的算计，等待着奖赏。而列宁在自己的历史性工作中完全、彻底地发挥了自已的才智，表现了自己的个性。

　　“伟大狡黠者的洞察一切的眼睛”，这不坏，尽管是断章取义。但“纯朴而直率”的人，而且是在道德舞台上活动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睛呢？高尔基叙述道：“他喜欢好笑的事情，笑的时候全身晃动，的确是捧腹大笑，有时笑出眼泪。”这个描写是真实的，所有同列宁交谈的人都会立刻注意到这个特点。有时在不大的会议上，不仅在高兴的时候，而且在最艰难的时刻列宁往往突然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他忍着、忍着，终于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虽然竭力不笑出声来，就象在桌子底下笑，以免破坏秩序，但还是感染了别人。特别是在疲劳的时候，伊里奇常常笑。他常以他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手势避开笑声。但是枉然。只有在看了一下表以后，他才竭力控制自己，小心地不正面看别人，显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并过分严格地执行主席的职责，维持秩序。在这种场合下，捉住“议长的目光”，同时说出一句话来重新引起笑声，那就是有本事的了。如果引起了笑声，“议长”就会对破坏秩序的人生气，也会对自己生气。自然这样的事不是经常发生的，多半发生在四、五小时的会议即将结束、大家都疲劳的时候。一般说来，列宁总是保持严格的秩序，因而能在会上解决无数的事。

　　高尔基接着说：“他善于使简短的、他特有的感叹词‘嗯—嗯’具有无数不同的语气——从辛辣的讽刺到谨慎的怀疑，常常在这个‘嗯—嗯’声中表现出一种只有眼光犀利、深知生活极端不合理的人才能理解的尖刻的幽默。”说得正确而中肯。“嗯—嗯”在列宁亲切的日常谈话中，同时也在他的书面论战中，确实起着很大的作用。列宁在说“嗯—嗯”时发音清晰，每一个字母都分开，高尔基说得对，具有数不胜数的各色各样的语气。这是他的独特的符号本，表达各种不同的情绪和感情的简短的音符汇编。在书面上，由两个字母构成的感叹词，看来很平淡，可是在谈话中却显得色调非常鲜明，因为还配上了声音、点头、眉毛的动作以及列宁的雄辩的手势。高尔基还描写了列宁喜爱的姿势：“头向后一仰，侧向一个肩膀，把手指插进腋下的坎肩里。这个姿势具有一种异常亲切和可笑的神气，有一种斗胜的公鸡的姿态，在这种时刻他全身流露出高兴的神情。”这里一切都很好，除了“斗胜的公鸡的姿态”外。不合适，完全不合适。但对姿势的其他描写都很好。就在这里，紧挨着，在句点之后；“这个可恶世界的伟大的儿子，一个极好的人为了实现爱和美的事业必须使自己成为敌视和仇恨的牺牲品。”啊呀呀！……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饶了我们吧！“这个可恶世界的儿子”，太糟糕了，散发着假慈悲的臭味，本来列宁的姿势是非常亲切的，有时带有狡黠的神态，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假慈悲。“使自己成为牺牲品”——是不正确的，不真实的，就象用钉子划玻璃发出的声音一样，是不堪忍受的。列宁根本不是使自己成为牺牲品，他的生活是充实的，美好的，生气勃勃的，他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个性，为他自己自由树立的目标服务。这种事业也不是“爱和美的事业”，这太一般化了，太崇尚词藻了，只不过“爱和美”还没有大写——不，这是为了推翻压迫而唤醒和团结被压迫者的事业，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类的事业。

　　高尔基讲到列宁关心同志，关心他们的健康和其他方面。可是在这里，不知为什么补充说：“但是在他的这种感情里，我从来没有觉察到那种聪明的主人有时对待诚实而能干的佣人所怀有的自私自利的关心。”这就完全不正确了，高尔基没有看到主要的东西。列宁对同志的个人关心和对事业的纯粹主人翁态度的关心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不能把这种关心称作“自私自利的”关心，因为事业本身就不是自私自利的，而列宁把自己对同志的关心服从于事业的利益，正是这种事业把同志们集合在他周围——这是毫无疑义的。出于事业的关心和对个人同情的这种结合绝没有使对人的关心变得不那么富于人情，而列宁在政治上的坚定目的性却使它变得更有力，可以说，变得更富有血肉。高尔基没有看到这一点，因而他显然不理解他多次替这个或那个“受苦者”向列宁求情的遭遇。众所周知，因革命而遭受痛苦的人很多，高尔基的求情也不少，其中有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要回想一下，例如高尔基在莫斯科大审判期间作为社会革命党人的拙劣的、侃侃而谈的代言人就够了。高尔基讲到：“我不记得哪一次伊里奇拒绝过我的请求。如果有过我的请求没有实现的情况，那并不是列宁的过错，而大概是由于笨拙的俄国国家机器经常具有很多可恶的毛病的缘故。可能有人心怀恶意，不愿改善人们的命运，不愿拯救他们的生命。”老实说，这几行字最使我们厌恶。结果是这样：列宁作为党的领袖和国家的首脑，无情地追击着革命的敌人，但只要高尔基一去说情，就从未有过伊里奇拒绝他的请求的情况。如此说来，列宁是根据朋友的求情决定人们的命运的。如果在这一论断后面不加上一个限定语句：事实上，并不是高尔基的所有请求都得到了满足，那么这一论断就会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是在这一点上过错是有的——苏维埃机器的毛病。是这样吗？在释放和免刑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列宁真的无力克服国家机器的毛病吗？很可疑。列宁用“伟大的狡黠者的洞察一切的眼睛”看了一眼请求书和请求者，干脆不去和高尔基争吵，而是授权具有一切假的和真的毛病的苏维埃机器去完成革命利益所要求的使命，这样设想不是更简单一些吗？当伊里奇不得不抛弃庸俗的伤感情调时，他并不那么纯朴，也并不那么直率。列宁对人的关心是巨大的，但是这种关心完全服从于对那种在我们时代把自己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的人类的关心。没有这种个别对一般的服从，列宁也许就是为爱和美而牺牲自己的道德家了，但无论如何已经不是列宁了，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了，不是十月革命的创始人了。

　　完全与此有关的还有列宁一年多“非常周执地”坚持让高尔基到国外去治疗的故事。“您将在欧洲良好的疗养院里治疗，您将多做两倍的工作。实实在在如此……去吧，会治好的。我请求您，不要固执。”列宁对作为诗人和人的高尔基很有好感，这是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高尔基的健康使列宁忧虑，也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列宁迫使高尔基出国的“非常固执”中也有着政治上的考虑。在俄国，在那些困难的年代里，高尔基的思想极端混乱，而且有着完全迷失方向的危险，而在国外，面对着资本主义的文化，他可能会挺起身来。那些曾经促使他向资产阶级法国“脸上吐唾沫”的情绪可能从他身上激发出来。当然不一定要让高尔基重复他那不太令人信服的“姿态”；但是，促使他作这种姿态的情绪，比他替受苦的“文化”工作者作拯救灵魂的请愿更有效果，那些“文化”工作者之所以受苦，只是因为他们，可怜的人，没有来得及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脖子上拉紧绞索。是的，列宁关心高尔基，他真诚地希望高尔基痊愈、生活和工作，但他需要的是直起腰来的高尔基，因此他坚决送高尔基到国外去，再去闻闻资本主义文化散发出来的气味。即使完全不知道事情的内幕，仅仅根据高尔基的叙述，也能猜出列宁的动机：他正象一个在任何情况下从来不忘记历史托付他的事业的利益的当家人一样行事。

　　由于不是以革命的态度而是以庸人的道德说教的态度来描写，极其完整的列宁的形象在高尔基那里变得支离破碎了。当高尔基谈到本来意义上的政治时，情况就更糟。这里不管哪句话，不是误解就是极端的虚伪。“他是一个有惊人的坚强意志的人，在所有其他方面，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列宁是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难道不是嘲笑而且是莫大的嘲笑吗？列宁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然而高尔基觉得还不够。在他的描述中，列宁原来是“在最大程度上具备俄罗斯优秀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品质——自我克制，常常达到自我折磨和自我糟蹋的地步，达到拉赫美托夫睡在钉子上[1]的地步”……瞧，全部机器都开动起来了。在稍稍上面一点，高尔基谈到了这个题目：列宁的英雄主义“是俄国常有的、俭朴的、禁欲主义的苦行，是真诚地相信正义在世界上可能实现的、正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革命家的苦行”，等等，等等。这段引文是如此甜蜜腻人，矫柔造作，以至摘录它都力不胜任。“相信正义在世界上可能实现的、正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丝毫不差，正是一个饱读了拉甫罗夫的历史书信或过时的切尔诺夫膺品的激进的平民统计员。我不由地回忆起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翻译家在刊物上称卡尔·马克思为“替人民的苦难担忧的伟人”。大约二十五年前，在下伊里姆斯克村我从心眼里嘲笑过这位平民的卡尔·马克思。而现在得以确信，列宁也没有逃脱自己的命运：不是别人，而是见过列宁、了解他、同他接近的、时常和他共事的高尔基，不仅把这位革命思想的大力士描写成禁欲主义的苦行者，而且更坏，描写成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这真是诽谤，而且是善意的、赏识的、几乎是热情洋溢的诽谤，这就更恶毒了。当然，列宁吸取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的传统，但他克服了这一传统，只是从这时起他才成为列宁。“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太具有局限性了，而列宁克服了一切局限性，首先是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如果说列宁吸取了知识分子历来的革命传统是正确的，那么说列宁体现了世世代代农民自发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更为正确。列宁身上有着仇恨贵族阶级、俭朴、精打细算和敏悟等俄国农民的特点。农民的局限性在列宁身上被极其深远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克服了。最后，在列宁身上，体现出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的精神——这是最有力的一点——，看不到无产阶级，只看到知识分子，等于什么也没有看到。然而天才就在于，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列宁摆脱了自己发展条件的局限性，从而发挥了广泛的历史作用。因此，在列宁的深厚乡土性上盛开着自然的、创造性的、不可战胜的国际主义之花。天才首先是克服局限性。

　　高尔基相当正确地称列宁性格中的基本特点为战斗的乐观主义。可是补充说：“他身上的这一特点是非俄罗斯的特点。”怎么是这样呢？要知道，平民苦行者中的典型知识分子是最俄罗斯的、最坦波夫的现象。具有铁的意志和战斗的乐观主义等“非俄罗斯的”基本特点的列宁怎么竟然是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呢？这里有没有无意中不加区别地对俄罗斯人的诬蔑呢？真的，用套马索套着虱子走的才能是不容争辩的俄罗斯的才能，但是，感谢辩证法，这种才能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变的，以克伦斯基执政而告终的社会革命党主义是用套马索套着虱子走的古老俄罗斯艺术的最高政治表现。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假如十月革命以前很久，俄罗斯人身上没有点燃起新的性格的火焰，也就不可能有十月革命。列宁不仅处于俄国历史的转折时期，而且处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转折时期。列宁的主要特点似乎是“非俄罗斯的”特点。请允许我问一下，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的现象，还是荷兰的现象？这些日夜紧握勃朗宁手枪从事地下工作的无产者、战斗队员、坚强的乌拉尔人、游击队员、红军政委，准备明天为解放中国苦力抛头颅的今天的工厂厂长和托拉斯经理——这个种族，这个部族，这个骑士团是什么，请问，这不是俄罗斯的火炉烤出来的吗？不，是俄罗斯的。或者也可以说，二十世纪（以及更早一些）的整个俄国已不是“俄罗斯的”、土头土脑的、奥古洛夫镇[2]的俄国，而是新的、国际的、具有坚强性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从这个新俄国挑选出来的，而列宁是党的最伟大的挑选者和教育者。

　　但是，这里我们陷入了完全混乱的王国。高尔基不无老来俏之嫌，自称为“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很相信一般群众的理智，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理智。他认为群众要求外来的领导。他写道：“我知道，我的这些想法将再次受到政治家们的嘲笑。我也知道，他们之中最聪明和最正直的人对我的嘲笑将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出于职责。”我不知道，有哪些“聪明和正直”的人会赞成高尔基对群众的怀疑态度。我们觉得这种怀疑态度是太浅薄了。至于群众需要领导（“外来的”？！），应该认为，列宁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也许高尔基已听说过，正是为了实现这种领导，列宁在其自觉的一生中创建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列宁用野蛮的但富于表现力的字眼“尾巴主义”称呼对群众理智的盲目信任，而尾巴主义者他是不鼓励的。但是他更鄙视知识分子的唠叨者，这种人抱怨群众，说群众生来就和他的高大形象和模样不一样。列宁知道群众的理智应当和事物的客观进程相一致。而党促进了这种一致，历史证明，党在这一点上不是没有成效的。正如高尔基所写的，在对知识分子作用的估价问题上，他同共产党人是有意见分歧的。他认为优秀的老布尔什维克正是“以社会英雄主义和崇高的理性的精神”教育了成百上千的工人（！！）。如果说得简单些和确切些，只有在布尔什维主义还没有超出培养自已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和工人干部的实验室阶段的时期，高尔基曾同布尔什维克和好。他所亲近的是1903—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但是十月革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也就是成熟的、壮年的，用坚强的手完成了十五年前还只是模模糊糊拟议中的东西的布尔什维克，同高尔基则是格格不入的、敌对的。高尔基经常渴望高度的文化和理性，不知怎地他竟在半路上停住了。他不是俗人，也不是牧师，而是某种文化的诵经士。因此，他傲视群众的理智，同时也傲视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上面己经说过，与主观主义相反，不是依靠对群众理智的信任，而是依靠终将支配“群众的理智”的物质过程的逻辑。诚然，通往这里的道路不是很平坦的，在这条道路上会打碎不少瓶瓶罐罐，其中包括文化的瓶瓶罐罐。这就是高尔基所不能忍受的。照他的想法，应该欣赏文化的瓶瓶罐罐，而不是把它打碎。为了使列宁接近他的想法，他自我安慰说，“大概伊里奇也是经常昧着良心的”，也就是说，列宁在无情地粉碎一切反抗时不得不经受内心的斗争，战胜对人的爱，对文化的爱，经历内心的悲剧——“昧着良心”。总而言之，高尔基把列宁描写成具有知识分子的内心分裂和当时极为赞赏的“病态的良心”，具有老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这个宝贵脓疮的人。但是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列宁是由一个整体构成的，高成分的、结构复杂的、然而是完整的一个整体，其中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一环扣着一环。的确，列宁时常回避跟各种求情者、庇护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说话。他带着捉摸不透的轻笑说：“让×说吧，否则我又要过于善良了。”是的，他时常害怕“过于善良”，因为他知道敌人的狡猾和调解者的怡然的漫不经心，他认为一切严厉的谨慎措施都是不够的。他宁愿瞄准看不见的敌人，使自己的视线不被偶然情况所引开，并不致过于善良。但是这里也有平静的政治考虑，而绝不是同缺乏意志、哭哭啼啼和“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其他软弱品质密切联系着的“病态的良心”。

　　事情还不止于此。我们还将看到，高尔基责备列宁“简单化地理解生活的戏剧”，（嗯—嗯），这种简单化的理解“使文化有遭到毁灭的危脸”，（嗯—嗯）。在1917—1918年的转折时期，在莫斯科，人们向克里姆林宫射击，水兵们（实际上有过，但更多的是资产阶级的诬蔑）在织花的壁毯上掐灭烟头，士兵们用伦勃朗的画给自己作极不舒服、极不实用的包脚布（毫无疑问，“崇高的理性”的代表们向高尔基哭诉过），在这个时期，高尔基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变成了绝望的文化诵经士。啊！可怕，野蛮！布尔什维克要打碎一切历史的瓶瓶罐罐：花瓶、炉子、夜壶以及其他东西。而列宁回答他说；需要打碎多少，我们就打碎多少。如果我们打碎得太多了，那是知识分子的过错，因为他们要保卫无法保卫的阵地。这不是太狭隘了吗？这是否意味着列宁真的简单化地理解——上帝原谅！——“生活的戏剧”？我对这种想法甚至不愿加以分析。列宁的生活内容不是因生活的复杂性而唉声叹气，而是要改造它。为此应当把握住生活本身，把握住生活的主要因素，找出基本的发展趋势井使其余的一切受它支配。正因为列宁具有这种创造性地把握生活的卓越技巧，他就能以主人翁的姿态来对待“生活的戏剧”：什么是我们要破坏的，们么是我们要打碎的，什么是我们暂时要加以扶植的。列宁看到所有诚实的、所有个别的东西，发现所有的特点和细节。如果他把次要的东西“简单化”了，也就是说抛弃了次要的东西，那不是因为没有发觉它，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事物的限度……这里我不由地想起彼得堡的无产者沃龙佐夫。他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在列宁身边工作，当警卫，帮忙。当我们准备从彼得格勒撤退时，沃龙佐夫忧郁地对我说：“一旦发生意外，他们能得到许多东西，应该把炸药埋在彼得格勒地下，把一切都炸毁。”我欣赏着这位彼得堡的无产者，问道：“沃龙佐夫同志，您不感到彼得格勒很可惜吗？”“有什么可惜的；我们会回来的，我们将建设得更好。”这一段简短的对话不是我臆想出来的，也没有加以润饰。这段对话就是这样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这才是对待文化的真正态度。这里没有一点诵经士的哭哭啼啼。文化是人类用双手创造的。真正的文化不在于彩绘的瓶瓶罐罐这些老古董，而在于正确地组织人类的头脑和双手。如果在这条正确组织的道路上有障碍，那就应该扫除它。如果为此而不得不破坏历史的珍品，我们就破坏它，决不哭哭啼啼，多愁善感，往后我们一定能回来，一定能创造出新的、无比美好的珍品。列宁就是这样反映千百万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他看得好，看得正确，世界各国的革命家都应该向他学习这一点。

1924年9月28日
于基斯洛沃茨克

（本文吴育群译）

[1]拉赫美托夫是车尼雪夫斯基所著《怎么办》一书中的人物，绰号是“严肃主义者”，为了达到锻炼的目的，他曾在自己床上垫的毛毯上钉着几百枚小钉，夜间就睡在这些钉子上面。——译者注

[2]奥古洛夫镇是高尔基的同名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个偏僻的小城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