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英国往何处去？》（1925） 第三章 英国劳工领袖的特点 柯曾爵士（Lord Curzon）去世的时候，各党领袖以及其它人物都为他做了悼词；社会主义者麦克唐纳先生这样总结道：“他是一位伟大的公仆，是一个优秀的同事；他用高尚的理想贯彻着自己的社会责任，是一切后来者的楷模。”他说的居然是柯曾！当工人们起来反驳麦克唐纳的恭维时，工党党报《每日先驱报》却把这些激愤群众的意见都印在一个如此隐晦的标题之下：“其他观点”。聪明的编辑部显然是想用这种方法向我们说明，除了溜须拍马、毫无主见的恭维之外，还有工人们意见的存在。 颇有名气的劳工领袖，前殖民地大臣，现任铁路工人联合会总书记托马斯（Thomas）在四月初参加了一个由大西部铁路（Great Western Railway）董事会举办的宴会，鲍德温首相也出席了这场宴会。鲍德温曾经做过这个公司的董事，托马斯则在他手下当过火夫。在宴席上，鲍德温非常客气地称托马斯为他的「朋友”吉米·托马斯（Jimmy Thomas）；与此同时，托马斯则提议举觞为大西部铁路各董事和他们的主席丘吉尔爵士祝福。托马斯用极其恭谨的语气称鲍德温先生──你永远都想不到！──终身都紧紧地追随着他那可敬的父亲的足迹。他（托马斯）——说出这种阿谀奉承到极点的话的人——参加资产阶级的宴会，与鲍德温之流混在一起，完全应该被指为工人阶级的叛徒，但他并不属于任何阶级，因为，对于阶级而言没有忠诚一说。 有一次，“左派”工党下院议员在是否给威尔士亲王境外游拨款投赞成票一事上挑起了一场讨论。此时，又是这个《每日先驱报》，在自己的头版头条上发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彻底表明了他们对王室的态度。该报说，单凭这次的辩论就得出结论说工党希望废除王室，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与此同时，它又说，显而易见，王室并没有改善自己在一部分理智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太多的奢华庆典和仪式（也许是受了“愚蠢的大臣们”的怂恿）；沉迷于赛马和赌博；还有在东非以猎杀犀牛和其它的动物为消遣方式的约克公爵夫妇。这个报纸还说了诸如“只责备皇族是不对的”、“历史传统将皇族与贵族阶级的习性和它的成员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尽力使他们摆脱这种传统。在我们看来，这种事不但值得去做，并且很有必要去实行”、“我们必须替王子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使他也成为政府机关的一部分”等等愚蠢下贱到不可思议的庸俗话。 无处不在的斯诺登夫人（Mrs. Snowden）当然要跳出来对皇族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她在一份简短的评论中认为，皇族是欧洲最辛苦的阶级之一。她的观点是如此鲜明，以至于除了满嘴胡言乱语的街头演说家外，只要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正如《圣经》所言，“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无疑，斯诺登夫人是赞成拨款供威尔士亲王游历的。这位夫人为了说明她为何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曾写道：“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基督教徒。”不过，斯诺登夫人的美德远不止此，出于礼貌我们就不再说下去了。 高贵的希尔斯博士，东爱丁堡的工党议员，解释道，威尔士亲王的游历有利于商业，有利于商业也就有利于工人阶级；因此，他赞成为王室拨款。 现在我们再看看另外几个“左派”或半左的工党议员。某日，议会在讨论苏格兰教会的财产权问题。苏格兰工党议员约翰斯顿，援引一七〇七年的《联合法案》（Act of Union），否认英国议会具有干涉苏格兰教会那众所周知的无上特权的权力。当议长表示，议会拒绝将这个问题从日程表上移除时；另一位苏格兰工党议员麦克莱恩便起身威胁道，若相关议案得到通过，他和他的朋友便要回苏格兰去，号召废除英格兰-苏格兰联合法案，重建苏格兰议会（保守党议员大笑，苏格兰工党议员喝彩）。作为议会工党左翼的苏格兰派，在反对议会干涉宗教时，并不是根据政教分离原则，也没有对实际情况进行考量。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只是因为有个二百多年前的条约保障过苏格兰教会的权利。这些工党议员为了报复议会对苏格兰教会“神圣”权利的侵犯，威胁着说要重建苏格兰议会，而苏格兰议会的重建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这真是耐人寻味啊。 左派和平主义者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曾在工党机关报头条社论中谈到了一场蒙茅斯郡的集会。他写道，男女工人们带着极大的热情合唱了一首宗教圣歌，而那首圣歌对兰斯伯里颇有“教益”。兰斯伯里还说，有些个人也许反对宗教，但是作为一个运动的劳工运动，就不能将它排斥在外。我们的斗争需要热情、虔诚和信念，单靠唤起个人的利益观念是办不到这一点的；我们的运动需要热情，然而运动的本身却没有唤起热情的力量，所以必须借助宗教的力量。以上便是兰斯伯里的意见。 约翰·惠特利，前麦克唐纳内阁卫生大臣，被人们或多或少认为是极左派的一员。但是惠特利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天主教徒。更准确的说，他首先是一个天主教徒，其次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由于教皇号召信众们抵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每日先驱报》的编辑便要求——非常乖巧的没有指名道姓说是教皇的问题——惠特利解释这件事在天主教和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之间的意义。不过，千万不要觉得该报问的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可以是一个天主教徒或其他宗教的信徒吗；不，它的问题是，一个天主教徒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吗。显然该报认为，信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唯一要讨论的是，一个好教徒有权成为社会主义者吗。 这位“左派”惠特利在回答的时候，也用了同样的口吻。他认为天主教义并不会直接介入政治当中，但是它“仅仅”决定行为的道德准则，并且促使社会主义者在应用他的政治原则时要“照顾到别人道德上的权利。”惠特利这番胡扯表现了英国工党，明显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接受过“反基督教”的倾向。在他们这些“左派”看来，个人道德指导社会主义的政策，而宗教领导则指导个人道德。这和劳合·乔治的理论毫无区别，因为在劳氏看来，教会是一切政党的活动的支柱。调和政策在宗教方面真是大放光彩。 还有柯克伍德议员，他此前曾抨击过给威尔士亲王旅行津贴的提案。一位社会主义者注意到了这点，便在《每日先驱报》上这样写道，柯克伍德的血管里流淌着克伦威尔的血。当然，这克伦威尔的血是指革命的决心。我们不清楚柯克伍德有没有克伦威尔那革命的决心，但是他显然继承了克伦威尔的宗教心理。柯克伍德在议会的演说中申明，他与威尔士亲王间没有私人恩怨，而且也不嫉妒他。他说：“亲王并不能给我什么。我拥有着健康的身体，享受着作为一个人应有的独立，我的行为只应对一个人负责，那就是造物主。”从演说中我们不但可以发现这位苏格兰议员身体十分健康，而且还发现议员先生并不打算用生物和物理规律来解释他良好的身体状况，而是将一切归功于仁慈的造物主。这位造物主和柯克伍德先生之间存在着两种相当明显的关系，前者以个人好恶为基础，后者发于对上帝的感激报恩的之心。 诸如此类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几乎工党上层一切的政治活动一经分析，都无非是这类的把戏。乍看过去，这些活动都是些可笑和不合时宜的愚蠢行为，实际上它们都是由工党那独特的历史所造成的。打个比方，这一过程和一个人在经过复杂的新陈代谢后长出了胆结石有些类似。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一点，这些稀奇古怪的“胆结石”所包含的天然成分，是阻止不了外科手术将它们摘除掉的。 英国工党领袖的观点是一种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物，它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工会的要求——更确切点说，工会上层的需要。他们浑身沾满了“渐进主义”的臭味，还对新旧约全书为首是瞻。他们都以为自己是高度文明的人，但是他们却相信是上帝创造人类——满怀慈悲的主诅咒他们的罪恶，然后藉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让误入歧途的人类稍稍朝向正路。正是在这片基督教的“沃土”之上，长出诸如充斥官僚主义的工会、麦克唐纳第一内阁这样的国家机关，以及诸如斯诺登夫人这类人物。 与渐进主义和加尔文主义（Calvinist）的宿命论紧密相连的是傲慢的民族思想。麦克唐纳确信，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是全世界一流的资产阶级，所以他，麦克唐纳，无论如何也没有必要从欧洲大陆那些野蛮或半野蛮的民族那里学些什么。麦克唐纳在这个问题上——正如他在其他一切问题上——的观点，都只是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等资产阶级领袖思想的仿制品。坎宁曾宣称，议会制英国永远不会去向欧洲大陆的民族学习政治。两人观点唯一的区别在于，坎宁的论证要比麦克唐纳的有道理多了。 鲍德温一直提倡英国政治进程中的保守主义传统，明显是想借这个过去维持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支柱来控制目前的状况。资产阶级知道怎么利用保守主义驯服工人阶级的上层。宪章运动中最坚定的战士们都来自于，遭到资本主义猛攻，最近几代才被无产阶级化的工匠阶层，这决不件偶然的事。 还有一个同样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现代英国工人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多半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当然不包括麦克唐纳）。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加在一起，再加上农耕社会的爱尔兰和资本主义的英吉利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了人们观念发生了剧大的飞越。苏格兰进入资本主义的时间比英吉利要晚：民众日常生活的迅速转变，导致了激烈的政治反响。我们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先生们，如果去仔细研究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尤其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在其中所处地位，也许就能明白为什么落后的俄国为什么和怎么样——在忽然进入资本主义的时候——产生了最坚定的革命党，并且第一个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但是，英国保守主义生命根基日见衰颓，已经无可挽回了。前几十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们还认为，独立的工人政党是欧洲大陆上的不祥之物。现在，这种幼稚愚昧的见解早已消失了。无产阶级强迫工会建立一个独立工人政党。然而，事情的发展远不止这点东西。 工党的那些自由主义和半自由主义领袖至今还认为社会革命是欧洲大陆特有的瘟疫。不过，他们的落后不久就会在新的事变中暴露出来。工党转变为一个革命党所需要的时间将比建立一个革命党所费的时间短得多。 英国政治进程中保守主义最重要的成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英国人那以新教为基础的宗教思想，即便到现在也还是如此。资产阶级在清教徒主义这所学校中进行了严格的社会训练。然而，一般民众总是反对它。无产阶级并不觉得他自己是“天之骄子”——加尔文主义宿命论显然不是为他们而创的。脱胎于独立党（The Independents）运动的英国自由主义，其主要使命是训练劳动群众，使之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个时期内，自由主义完成了它的使命。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自由主义在规范工人阶级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其实和清教徒一样，非常小。 因为没过多久，工党就取代自由党成为了执政党，尽管它还带着和前者相同的清教徒和自由主义传统思想。假如仅从麦克唐纳和亨德森（Henderson）这方面去看工党，我们确实得说自由主义已经完成了那不可能的任务，即使工人阶级彻底为资产阶级社会所奴隶。但事实上，与他们希望的相反，另一种力量正在群众中酝酿，它将彻底清算清教徒和自由主义的传统思想，还有麦克唐纳本人。 天主教义，和英国国教义一样，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是一种与贵族和教会特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思想。为了反对它们，年轻的英国资产阶级创造了新教作为他们信仰的形态和社会地位的护符。 坚信宿命论的加尔文主义，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解释着历史程序的因果律。新兴的资产阶级觉得历史的规律是站在他们这边的，这种意识就藏在宿命论的外壳之下。加尔文主义虽然否认自由意志，可是它不但没有使独立党丧失革命的力量，反而极大地激励了他们的斗志。独立党人觉得他们是被上天召来完成这伟大历史使命的。我们可以拿宿命论在清教徒革命中的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互相比较。两场革命中政治活动的最高水平不是依赖于主观意志的作用，而是依赖于对社会规律的服从；区别在于，前者将一切归结于神秘主义，后者则用科学的方法阐明了这一切。 十七世纪之前的资产阶级视天主教义和英国国教义为传统并加以接受，现在的英国无产阶级也把新教教义当做传统思想。同样的，正如醒觉的资产阶级用他们的新教来反对天主教一样，革命的无产阶级将来也会拿起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武器来反对新教。 对克伦威尔和他的战友们来说，加尔文主义是社会变革的精神武器；但是对于麦克唐纳而言，加尔文主义只是激励着他在一切新事物“渐渐”创造出来之前，全力向资产阶级点头哈腰而已。麦克唐纳从清教徒主义没有继承到丝毫革命的力量，他所得到的只有宗教偏见。他从欧文主义者们那得到的不是他们的共产主义者的热情，而是反动空想家对阶级斗争的敌视。费边主义者们（Fabians）从英国历史里学到的只是无产阶级在精神上对资产阶级的依赖。历史背对着这些先生们，他们就把历史屁股上的碑文当做自己的指南针了。 清教徒主义——所谓“被上天选中民族”的宗教——巩固了英国的岛国地位，加强了英国的财力，确保了英国世界政策的成功。这让英国人对一切欧洲大陆和其它非英吉利的事物都抱有傲慢的轻蔑之心。大不列颠的资产阶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坚信着其它各国的语言、科学、技术和文化都是不值得学习的。现在领导工党的市侩们都有这种不良习惯。 海因德曼（Hyndman）在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出版过一本叫《全国人的英国》（England for all）的小册子，其中不少内容来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过，他在小册子中却完全没有提及《资本论》和它的作者：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在于海因德曼惟恐吓到读者——英国人怎么可能向德国人学习！？ 历史的辩证法给英国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英国当初发展时的优势现在成了它落后的原因。我们在工业、科学、政府组织以及政治思想等领域都能看到这种情况。英国的发展是没有先例的。它不能以更进步的国家为榜样，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它凭自己的经验摸索着前进，总结它自己的经验并展望未来。经验主义铭刻在英国人——尤其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传统思维模式上。这种思想传统传递给了工人阶级的上层。经验主义成了一种传统和旗帜，就是说，这种思想与那对欧洲大陆“抽象”思想的轻蔑态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德国人很早就开始用哲学去解释国家的本质，而英国资产阶级则在实践中建设最适于自己统治的国家。但是时过境迁，在实践方面落后，偏好在理论方面进行思考的德国资产阶级，将他们的弱点变成了优势，并且创造了一个高度科学化和组织化，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工业体系。英国工党的市侩们从英国资产阶级那继承到蔑视欧洲大陆态度的时候，正巧是英国从前的优势开始变为劣势的时候。 麦克唐纳在解释英国社会主义的“内在”特质时曾说，要想找到它思想的根源，“我们必须走过马克思，回到戈德温（William Godwin）才行。”戈德温在他那个时代确实是个出色的人物。但是如果说英国人要回到戈德温，就无异于要德国人回到魏特林（Weitling），或是要俄国人回溯到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我们决不是说英国工人运动没有它自己的“特色”。准确的说，马克思派非常注意英国发展的特殊之处。不过，我们是根据客观情况，社会结构和它的内在变化来解释这些特点的。正因为这一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英国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理解，和对英国工人运动未来的预测，要比英国工党的那些“理论家”高多了。古时那句哲学格言“人贵自知”，从来没进过他们的耳朵里。他们认为他们是被上天召唤的，他们的使命是彻底改造社会这座旧房子。可是，一道地板上的裂缝就让他们气馁了。他们连拒绝给威尔士亲王付旅游费都不敢，哪来的胆子去攻击资产阶级财产权呢？ 他们声称，王权“并不妨碍”国家的进步；而且，如果把竞选等等费用都算进来，我们会发现王室的开销比一个总统少多了。这些工党领袖们的发言鲜明的表现了他们的某些“习性”，在这方面，除了榆木脑袋，我实在找不到其它词来形容他们。只要资产阶级议会还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只要资产阶级还不需要一些非议会的手段维持统治，王权便会很弱。但是一旦有必要，资产阶级就会集中包括王权在内的一切非议会力量，用来攻击工人阶级。英国资产阶级很明白王权的危险性，哪怕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王。所以，英国政府才会在一八三七年废除印度大莫卧儿皇帝（Great Mogul）的称号，将他逐出圣城德里，而且那时皇帝的称号已经开始失去威权了。英国资产阶级知道，在某个特定的时机，大莫卧儿皇帝可以集印度独立上层阶级的全部力量于一身，用来抵抗英国的统治。 在主张社会主义的同时又说王权“没有妨碍”而且相当实惠，这和，打个比方，说用科学和魔法来治疗牙痛比较省事有什么区别。这些“琐事”彻底暴露了这些先生们的一切。他们对唯物主义科学的认识有多么的错误，他们的思想体系是多么的虚伪。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决不能以开销的多少来评判王权问题，尤其在这些开销还是伪造的情况下。问题的关键是，推翻旧社会，铲除一切剥削压迫。这个任务，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容不得任何一点对君主制的妥协。 麦克唐纳先生，托马斯先生，还有其他先生们，学着资产阶级穿上了滑稽的法官袍。工人们看到这种现象，便起来反对他们的部长。面对工人的抗议，部长先生们表现的非常恼火。当然麦克唐纳主要的问题还不是这个：不过光这点就足以表现其他全部的东西了。当初新兴的资产阶级与贵族斗争的时候，他们反对穿戴发卷和丝制袭衣。资产阶级革命者身着清教徒的黑袍。为了反对骑士党（Cavalriers），这些清教徒称自己为圆颅党（Roundhead）。新的内容需要一个新的形式。衣服式样问题当然只是件小事，但是群众，没错，没有那个耐心去理解工人阶级的代表为什么还要穿那种既滑稽又俗气的法官袍子。然而群众将会明白，那些会在小事情上犯错的人是不可靠的。 现在这些官场的工党领袖们身上都有保守主义的特点──宗教观念和傲慢的民族观，不过程度和成分各有不同罢了。从极右的托马斯到左派的柯克伍德，个个如此。我们决不能低估英国工人运动上层的保守主义的顽固程度。当然，我们也不认为普通群众完全没有宗教思想和民族保守主义。但是和那些保守主义顽疾已深入骨髓的，整天做自由党跟屁虫的工党领袖们相比，劳动群众所中的毒要浅得多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资产阶级的清教徒主义从来没有深入到工人阶级的思想深处。自由主义也是如此。工人们选举时会给自由党人投票，但是他们在骨子里依然是工人，自由党人还得时刻戒备他们。工党之所以能取代自由党，也是无产阶级群众施压的结果。 如果情况有所不同，假设英国仍能维持高速的发展和繁荣，目前的工党还可以继续和深化新教的和自由主义的“教育”工作，即，把保守的国家主义传统观念和资产阶级纪律更紧密的和广大工人阶级的意识绑在一起。 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英国的经济衰败显而易见而且毫无出路，因此上述的“工作”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战争沉重打击了英国民众传统的宗教心理。难怪韦尔斯先生（H.G.Wells.）现在正忙着创立一种新宗教，打算成就从地球飞到火星的费边-加尔文式伟业。我们对他能否成功颇感怀疑。革命的鼹鼠挖的实在太快了！劳动群众很快将摆脱民族保守主义的束缚，创造出他们自己的革命行动的纪律。 自下而上的力量将褪去工党领袖们的外皮。我们当然不指麦克唐纳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不，他肯定要被赶下台。那些可能在最初取代麦克唐纳的领袖们，如兰斯伯里、惠特利和柯克伍德等人物，不久也必将露出原形，他们不过是费边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罢了。他们的激进思想都被民主主义和宗教所束缚，被民族自傲心所毒害，他们在精神上都是和英国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的多次更换自己的领袖，直到产生出一个能真正顺应历史潮流，担负起英国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