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
校译者序言
书与著者
这里介绍给读者的是一部极其重要的书。它与中国过去二十年历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而且对于中国未来命运也将发生重大的影响。这是里昂·托洛茨基所写，起自一九二七年，止于一九四○年，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所有文章、谈话与通信。
里昂·托洛茨基是谁？对于相当熟习二三十年来世界政治史的中年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是毋须回答的。不过对于一些青年，尤其是年轻的中国工人，约略几句介绍似乎仍不可缺。
托洛茨基，是俄国的马克思派革命者。他一生从事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了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耗去了毕生光阴，最后且为此付出了生命。他是俄国一次不成功的革命，即一九○五年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又是一九一七年成功的革命，即世界史上第一次工农革命的二大领袖之一—另一个领袖便是列宁。革命成功后，他最初担任过外交工作：著名的对德和谈就是他主持的；接着从事军事工作：他赤手组成了红军，在四年艰难的内战中打退了国际与国内的敌人。此后他又投身于经济工作：苏联的交通与重工业建设因他而奠定了基础。一九二三年后，因世界革命连续遭受失败，国际工人运动右倾，苏联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分子抬头，革命的社会主义左派受到了压迫，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便失去了政权，后来甚至被开除出党，遭到流放，而且逐出国外，世界各国都不许他居住。但虽如此，他仍旧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他最初企图复活共产国际，等到发现斯大林的国际组织完全堕落与无救之后，他创建了第四国际。他不断以文章及通信，指导着全世界年轻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再生而斗争。因此，他更遭了世界反动者之忌；也因此，他更惹起了苏联篡夺者斯大林的仇恨，以致在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被斯大林所派的凶手用斧头砍死了。
这便是这本书的著者。
自然，托洛茨基这个行传的本身不能自行保证他论中国革命问题一书的价值。一个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不一定也是大理论家；而且懂得俄国革命，甚至懂得更多国家革命的一个外国人，不一定能懂得，更不一定能正确地懂得中国革命。为什么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所写的文字，有崇高的价值？或者，我们更可以一般地问，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要向外国作者去学习关于中国事情的意见？这些意见究竟值得学习吗？
我们首先要对这些问题说几句话。
为什么要研究一个外国人论中国革命的著作？
以为中国问题只有中国人懂得，或者只有中国人懂得正确；至于外国人，无论他是怎样的人，关于中国所说的话都是错的，或至少不值得重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我们应该明白：世界不但从这次大战以后，甚至从早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就可算得是『一家』了。走进了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成了一个经济单位，因而也成了一个整个的政治机体。不管这世界还被分割成多少个『国家』，并由此制造出多得叫人数不清的对立和矛盾，割裂和隔离；但有一点至少不能否认：无论那一个国家，无论它发展到什么阶段，却总不能离开这个资本主义世界而独立，不能跳出这种关系的世界而存在。各国间的相互关系密切到这个程度，竟致无论那一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能不牵动到世界全身了。
因之，现在一个人的眼光如果限制在自己的国家以内，那简直和三四十年前一个人只把自己的眼界限定在一乡一镇或一县以内，是一样地可笑与鄙陋。尤其要做一个政治家或革命家，非知道全世界的情形不可。
『不过』，听了我们这话，有人也许会这样说：『世界成了一家固然不错，但是我们总不能否认，一个人，不管他是多么杰出与聪敏，但由于传统，文化，语言等等限制，要了解问题，总以了解自己国家的问题为最适当，最容易；至于对别国的国情，那无论如何总不免要犯隔靴搔痒的毛病吧。』
我承认这话中间含有相当真理。因为，不管世界各国的关系如何密切，而各国仍有其特殊『国情』是事实，本国人对本国事情更容易了解也是事实，但这事实不是绝对的。因为，你要知道，所谓『国情』，所谓一个国家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呢？归根结蒂说，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中，它不过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与各国原已到达的经济发展程度，两相结合的情况，以及这情状所反映出来的政治与文化的总和吧了。因此，无论那一国家的『国情』如何神秘，它的『特殊性』如何特殊，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构成因素，即资本主义，或正确些说，金融资本主义，却是为任何一个国家－自最前进的到最落后的所共通。
如此说来，要了解某一国家的情形，便不一定要这一国家的人才行了。资本主义既然是世界性的，那末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了解资本主义关系。所以问题在于他是否懂得资本主义关系，而不在于他是那一国家的人；问题又在于他是否能正确地把握着资本主义关系，由此去认识这个关系在各个国家所体现的特殊形态，而不在于他是否从小就生息在这些形态之中。
那末谁能正确地懂得资本主义关系呢？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与生理学。懂得了解剖学与生理学就能懂得机体的构造。但为什么必须又是『革命的』呢？因为马克思主义派本身发生了演变，一些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这学说中一个主要的因素：阶级斗争，以致这门解剖学弄得不完全了，被歪曲了，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机体的构造及其各部分的作用了，也就是说，它不能正确地懂得资本主义社会，其法则，其矛盾，及其发展前途了。如果抽去了阶级斗争，那末非但资本主义社会，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无法懂得的。因为诚如马克思所指出，以及历史所证明的，人类自从分成了阶级以后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乃是历史进化的主要动力。谁若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个动力，都不仅可以明过去，也可以知未来；不但可以了解本国，也可以懂得世界，懂得世界各国的『国情』。可是，惟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阶级斗争，懂得这历史的动力，因此唯有他能正确地懂得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懂得我们这时代与我们这世界的主要的，共通的与决定的特点；也因此，唯有他能正确地懂得以此特点为共同基础的各国的『特殊性』。
那末谁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了阶级斗争，回头来，阶级斗争却影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但革命因种种关系而未能迅速成功，这学说长期生存在阶级社会中，那就不可免地要受着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人物与思想的影响。这些人物，由于自觉地想阉割马克思主义，或由于不自觉地代表着自己阶级的利益，参加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却从事于这一学说之非革命的歪曲，即取去其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自从马克思主义发生到今天，一百年来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与反阶级斗争派的不断冲突史。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反对拉萨尔及其一流；第二国际时代考次基之反对倍恩斯坦，后来列宁与卢森堡之反对考次基与普列汉诺夫；第三国际时代托洛茨基之反对斯大林，乃是这部斗争的三个主要阶段。至于斗争内容，即不变的是关于下一问题：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斗争呢还是与资产阶级合作？站在前一立场的是革命派，即正统派，亦即阶级斗争派；而站在后一立场的则是妥协派，即修正派，亦即对资产阶级的投降派。
由此可知，革命马克思主义在其历史发展中有着这样一个明确的承续关系：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这一发展中最后与最近的代表。既然如此，那末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所说的话，自然值得我们学习与研究了。
不过这还是就一般的，即就各种人对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关系的了解的可能性说的。此外，我们还应该从革命之时间上的连续性或重演性，以及空间上的普遍性，来说明这个问题。换一句说，上面所云，我们是说明了目前那一类人，或那一个人，最能正确地了解我们这时代的通性与各国的特性。我们的回答是：唯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它的最近的代表－托洛茨基。下面我们要从另一方面解释这同一问题。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自从在英国发生以后，是逐渐征服各个国家的。每当这个关系侵入一个国家，与各该国原来存在的落后关系发生接触，达到了一定点时，会发生一种革命。这革命，虽然因各国的『国情』而异其广度与深度，但若就一般的历史任务与社会内容言，却是大同小异的，彷佛是循环复演的。因此，谁若参加了，或研究了过去革命，则他便能好地了解目前与未来的革命。因为这一连串革命是其多少的连续性的。这是一。第二，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世界上无论那一个国家，不管它的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总是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势力及其关系所统治着。换句话说，目前整个世界都是那同一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奴隶。因此，无论那里发生了革命，不管这革命的直接导因是什么，而它是世界革命之一个部分，却是一定的。这就是说，革命无论发生在地球之那一纬度与那一经度，而其最根本的冲突：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及其代表人，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及被压迫与被剥削的民族与民众，却是一定的。这也就是说，特殊一国的革命是普遍化了。特殊不再成为特殊了。
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在目前历史条件中，一方面多少是过去先进国革命的重演；另一方面主要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那末，参加过革命，尤其参加过中国革命之直接前驱者－俄国革命的人，以及终生致力于世界革命之理论与实践的人，当然是最能了解中国革命的了。托洛茨基是这样的人，因此托洛茨基是最能够了解中国革命问题之精髓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还有一层，落后国家中迟起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其一方面代表过去革命之重演，另一方面构成世界革命一部份这个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俄国的一九○五年革命，以及后来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中，表明出来。对于这个关系，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托洛茨基知之最早，也了解得最切。在一九○五年，托洛茨基提出了他有名的不断革命论。这理论辨识说明古典的一国的民主革命与新起的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依据这个理论：凡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迟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反对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
这理论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中得到了十分完满的证明。因此它又证明了：从那时以后，只有依据着不断革命论的观点，缠能了解（更不必谈领导与实行了）落后国家的革命的问题本质。托洛茨基既是这一理论的发挥者，那末他之最能了解中国革命问题，自然是有充分根据的。
本书便是一个事实证据，证明托洛茨基确曾最正确了解了中国革命问题。
以上我们是在一般的理论前提上，解释了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外国革命者所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文字，值得我们如此重视。以下我们将从史实说明上，证明托洛茨基的文字与思想不仅值得重视，而且为了中国未来的革命利益计，简直是必须研究，必须学习，而且是必须接受的。
中国革命与俄国共产主义者
所谓中国革命问题，主要乃是指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生过的问题，革命失败后所曾发生的问题，以及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其前途的一些基本问题。大家知道，中国发生那次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起了极大作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受命于当时这个国际革命的总参谋部的。大家又知道，目前当权的国民党，在那次革命之前，更正确些说，在民国十三年改组之前，是没有力量的，只是一个上层官僚与政客的集团。它之拥有力量，以及他后来之霸占政权，都全部或一部由于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帮助。因此，那次中国革命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差不多全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有关，而为他们所讨论。
共产国际与苏联支援助中国革命是应该的，是分内的。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业已胜利的国家，对正在革命国家的无产阶级之应尽的责任。除了帝国主义者与反动的国家主义者外，没有一个人会说此种革命援助便是『干涉』了中国内政。所以问题不在于这援助与『干涉』的本身，而在于如何援助与怎样的援助。同时问题也不在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之领导本身，而在于这领导是正确还是错误。
做了这点必要的声明之后，我们可以进而谈所争论的问题了。
在那时候，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问题，随着事变的进展与问题之提出而分成了二派。一派以斯大林为首，另一派则由托洛茨基领导。史托二人当时都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兼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不过当一九二五年前后，因苏联内外局势右倾结果，偏右的斯大林派显然占了优势，所以斯大林一派关于中国问题的主张，便成为共产国际的正式路线，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方针了。托洛茨基不同意这个意见，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不同主张；但均以少数而被否决，不能见诸实行，甚至不能公诸报章。最后，中国革命被斯大林的路线而断送，事实反证了托洛茨基的正确。照理说，主张正确的人应该可以胜利了；但实际阶级斗争的行程却是违反着理论思考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加速了世界局势的右倾，这右倾则帮助了斯大林的右派，使他摧残了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组织。托洛茨基和它成千成万的同志被开除，放逐，幽禁，枪杀，他的思想更被压制与诬蔑了。
在中国革命完全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一派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缠为中国的一些革命者所知道。根据着在中国实际从事革命的经验，中国许多共产主义者，包括第二次革命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在内，认识了这个理论，完全同意了它，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左派反对派，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究竟托洛茨基的见解比之于斯大林的路线有什么不同，它的正确究竟在那里，那末现在事后研读这些文章，是很容易判别出来的，不过现在我们印出这些文章来，重要的当然还不在于判别过去的是非，而在于从这些是非中得出教训，以便正确了解中国革命问题的本质，复由此了解以保证中国未来革命的胜利。
为了读者较易把握文中所论的问题起见，我们在这里按照时间先后，将各个重要问题先行叙述一下。
我们可以把问题分成三类：（一）革命时期；（二）反革命时期；（三）关于革命性质与前途的。
革命时期的争论问题
革命时期争论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四个：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独立问题。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个问题。这问题再中国发生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便是共产党是否应该加入国民党。俄国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二三年就开始争论了这个问题。当时斯大林一系赞成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是群众组织，是各阶级的联盟，所以共产党可以与应该加入进去，以便争取群众，争取领导。同时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及共同进行国民革命。托洛茨基坚决反对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普通的什么群众组织，而且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能加入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更不能服从其纪律，信仰其主义。为了争取群众，为要保证对全体革命群众的领导权，更为要保证革命的胜利及其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则共产党必须在组织上与思想上绝对独立。
托洛茨基这立场未能在一九二三年被采纳，仍遭否决。中经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屠杀，再经武汉国民党之屠杀工农与七月间之正式清共，事实上已经没有任何一派国民党可以让共产党『加入』了，而斯大林还是不肯放弃青天白日旗。直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之前不久，才算确定地认为加入国民党已经不可能了。
在『联合反对派』时期的文件中，托洛茨基并不说加入国民党是原则上的错误。他只是说，应该立即退出国民党，因为那时的情势已不容共产党再留在国民党内了。此种说法是它对季诺维也夫派的一个让步。他事后承认，这一让步曾是错的。据他的本意，共产党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该加入其它阶级领导的政党。
二、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问题。这问题是以如下方式提出来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究竟加紧了中国的阶级斗争呢，这是消灭了它，或者至少缓和了它？据斯大林一系的见解，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减少到最小限度。因为从资产阶级起一直到无产阶级，都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为要反对这个压迫，斯大林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与工人阶级可以结成一个『四阶级联盟』，采取国民党形式。由此它更得到一个结论：中国资产阶级除了一小部份与帝国主义直接勾结的买办之外，乃是与帝国主义对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革命的，而且能领导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革命的。
托洛茨基猛烈地反对这个立场。他认为『以为帝国主义机械似地从外面炼合了中国的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会减弱，但会增强诸阶级的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的主要来源，……是外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间的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见本书二十页）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据托洛茨基意见，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无鸿沟之隔』。他说：『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比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要无比地更接近些。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战争，有如内部的制动机，他们以继长增高的仇恨看待工农群
众，愈来愈准备和帝国主义者妥协了』（见本书二十页）所以他特别提出列宁的话作为警告：『工人们必须叫民众对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睁开眼睛，必须教他们不要信任空话，而只要信赖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团结，他们自己的武装』（见二十二页）他特别反对斯大林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领导革命的那种说法。
中国上次革命特别明显地证出了这两种意见的谁是谁非，一连串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屠杀工农打破了斯大林的神话；可是斯大林一党直到今天还不曾由此获得教训，直到今天还以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的，因此是革命的，甚至可以和工农联合起来『领导』革命的！
第三、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大分子最杂的中间阶层，应该采取怎样态度。斯大林派以阶级合作政策去迎合小资产阶级的上层领袖，去联络乡村中的上层分子，特别是拉拢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以对汪精卫、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的勾搭，代替了争取广大中间阶层的革命责任。托洛茨基反对这个路线。他认为这问题『对于中国及东方各国有极重大的意义』，而斯大林一系对此问题所采取的却是孟什维克态度。他说：『我们反对派说无产阶级应与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联盟，我们所指的是被压迫阶级的几千万几万万的城市的与农村的贫民。』（见二三九页）要缔结这样的联盟，那末当然，不能通过阶级合作，而必须是工人阶级领导城市与乡村的广大贫民，从事最彻底的阶级斗争与土地革命。
中国斯大林派在这问题也不曾学习到什么，他们今天施之于民主同盟的政策，也还是昨天施之于汪精卫『左派』国民党的政策。
第四、苏维埃问题。托洛茨基派依据着俄国两次革命的经验，当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引起了无疑的革命进潮之时，就提议在中国开始组织苏维埃，藉以汇合蜂拥而分散的诸股革命力量，藉以统一下层的斗争群
众，更藉以实现由无产阶级的真正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由此防止军人，『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反叛。斯大林派竭力反对这个提议，理由是：（一）苏维埃将破坏对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二）将予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以反对中国革命的新理由，说中国革命乃俄国革命之『人工移植』；（三）苏维埃只是暴动机关，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四）中国国民党已经是实际上的苏维埃。
这些理由之不足得，，为历史事实或斯大林自己的行为所驳斥了。没有苏维埃，资产阶级仍旧一再地破坏了联合战线；没有苏维埃，帝国主义者一样在说中国革命是从莫斯科输入的；说苏维埃只能在暴动前夕建立，那末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苏维埃，都是在革命进潮的初期就建立了的，只有经过相当时期的群
众斗争，苏维埃已在群
众中有了信仰，才能谈得上领导暴动，广州苏维埃正因为是在『暴动前夕』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能保证暴动的胜利；至于说苏维埃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那末当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以后，斯大林在中国提出了苏维埃，却仍宣布中国革命是民主性的，就已打自己的嘴巴了。最后，究竟国民党是否可以代替苏维埃，则历史证明得太清楚：一个由资产阶级控制的政党，和由被剥削阶级全体选举的因而反对资产阶级的苏维埃之间，是没有共同之点的，结果也已证明了这个不同作用了。
这四个争论问题决定了中国上次革命的命运。现在，你们如果记起那时革命的实际发展，再如果你们因为年青，没有经过当时的事变，那你们可以同时研究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史，最好拿美国人伊罗生（Harold R. Isaaca）所著的『中国革命悲剧』来参阅，那末你们就会清楚，斯大林派表现在这四个问题上的见解，最有力地帮助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的胜利，帮助了帝国主义统治的重趋稳定，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之被摧残与工农大众之被屠杀。反之，托洛茨基的意见，都是及时与事先提出来的，如果能够实行，那末即使不能保证胜利，则至少能防止如此悲剧之发生的！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争论，虽然表现在这四个不同的具体问题上，而实际只是两条路线的冲突。革命的阶级斗争路线对抗着妥协的或投降的阶级合作路线。无论在那一个问题上，都不过是这两个路线的表现罢了。为什么阶级合作的路线促成了革命的悲惨失败呢？还原到最后来说，那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尤其在资本主义关系的阶级社会中，阶级合作与实际的社会发展不相符，尤其与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不相符。谁主张阶级合作，谁实行阶级合作，谁就被阶级斗争所碾倒，所压碎。在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的社会里，一切种类的阶级合作政策，都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当注资产阶级实行欺骗。
斯大林派的阶级合作路线断送了中国的一次革命，革命失败却没有完结了斯大林派的错误政策，它发展着，延长着，加深着，藉已准备断送未来的中国革命。这时托洛茨基根据了中国无产阶级以无量数一血换来的经验，做出了总结，展望着前途，并且将这个不变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路线，灵活地应用到新的改变了的反革命局势中。
反革命时期的争论问题
反革命时期两条路线又在好几个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来，这回主要是围绕着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个争论问题，是关于革命局势的估量。加上所述，斯大林主要表现于那四个问题上的错误路线，将那开始于一九二五年的有利的革命局势逐一断送，一直断送到一九二七年秋天，由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也镇压与枪杀共产党员与工人的时候。那时全国工人阶级都陷于组织上溃散，政治上迷惘与精神上沮丧之境了。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主力如此，则革命之业已过去乃是一个既定事实。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应该全凭这一个事实来判断局势，由此得出适应于新局势的正确政策。可是我们知道，斯大林与当时布哈林的路线并非紧依于阶级立场的，它是阶级合作的，因而是超阶级的。在他们看来，革命既不是以工人为主力，则工人阶级之被击溃，他们之退出政治舞台，并不能决定局势之转换。如果『四阶级联盟』中的资产阶级确定地站在反革命方面，工人阶级一时退出了战斗，那末只叫其中的农民还在战斗中，则革命并未过去，非但未曾过去，而且是转入『更高阶段』了。
托洛茨基主要根据于中国工人阶级全部被打败这个事实，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就宣布了中国第二次革命业已失败，反革命已经寒饥，今后中国将经历一个反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完全不等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没有一个民主任务是被解决了的。所以新革命不可避免。但这革命在何时到来，当时还无法预言，当前与以后的一个时间，将是反革命统治的形势。托洛茨基认为一个革命党的『最大任务是要晓得如何及时地认识一个革命局势，与如何彻底地利用它。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这个局势完结了，以及就政治观点看，变成了非革命的局势了。』（见二一○页）他说：『再没有比打架完结之后拿出拳头来更为没出息的与无聊的了。』（见全上页）不过光是『没出息与无聊』倒也罢了；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此种事后挥拳的政策，还要加深反革命，彻底毁灭革命后幸存的一切残余力量的。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政策正是『事后挥拳』的勾当，而结果也确乎不但『无聊』而已。这两位战略家将一次过去革命的尾巴当作了另一次新起革命的头，由此确定了暴动路线，希望依靠在由革命余波所激起的农民身上，单凭军事行动，可以造成大革命，保证革命胜利。结果，果然又大量地流了中国革命者的血，延缓了第三次真实革命的到来。
究竟中国上次革命于何时完结？反革命得势开始于那一年头？到现在已不在是争论问题。历史表明得太清楚了，连斯大林派自己也不得不事后承认，革命确是在一九二七年完结的。但由此错误估量所发生的错误行动，其后果却延长颇久，甚至直至如今。
第二个争论问题与第一个有密切联系。这是对当时局势所应提出的中心政治口号问题。斯大林派认革命失败为『革命的更高阶段』，后来又说它处于『两个浪涛之间』，根据这认识，决定了暴动路线，于是极自然地将苏维埃口号作为主要的战斗口号。反之，托洛茨基派，既然认定中国已处于『两个革命的中间时期』，那当然谈不到武装暴动，也谈不上苏维埃，因为苏维埃虽然不如斯大林所说，只是『暴动机关』，但无论如何，它总是要在明显的革命进潮时期，才能开始组织的，并且组织之后，如果不能在相当时期以内走向暴动，也总是无法长期存在的。因此，据托洛茨基意见，中国共产党当时应该提出『平等直接无记名普选的全权制宪会议』，亦即国民会议，作为我们在新局势中从事斗争的中心口号。为什么要提出这口号呢？他的理由是：（一）客观的，未解决的民主任务，以及中国的阶级矛盾，在反革命时期，势必企图从议会制的方式表现出来；（二）主观的，共产党只有在国民会议及其全部民主要求的基础上，可以重新团结自己，与群
众重新接触，吸引工人阶级重上政治舞台，并使自己成为全国反国民党军事独裁的诸般力量的领袖，由此可以重新走上革命之路。
斯大林派骂托洛茨基这一路线为『取消主义』。他们坚决拒绝了国民会议口号。他们为了要在任何条件之下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宁可放弃一切与工人阶级及城市其它部分民众的接近机会，宁可放弃一切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的可能，愈深愈远地跑进了乡间，从事于『山上苏维埃』与农民『红军』的建立。如此活动了有十年之久，结果是失败了。『苏维埃』运动失败后的中共政策，不但如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一年所预言：『中国斯大林主义者那时一定跟在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尾巴后面，将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协的解释』（见二四一页），而且是索性跪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脚跟前，将民主不是当作革命口号与要求，而是作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与理想了。
第三个争论问题，乃是关于农民的革命作用。这自然是从上面一贯接下来的。既认为工人阶级之退出战斗并不等于革命局势之消逝，而且相反，它表示了革命之『更加高涨』；同时，既然以反革命局势为革命局势，闭起眼睛从事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那末，除了将农民当作革命主力之外，便没有其它道路。
斯大林派认为农民可以代替工人，并且可以代替无产阶级去组织红军与建立苏维埃，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实行者。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这种意见。当斯大林派说，中国业已组织了『红军』并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时候，托洛茨基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二七四页）他说：『农民，甚至最革命的农民，是不能够创立独立的政府的。农民只能赞助别的阶级，即统治城市的阶级的政府。在一切紧要关头，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便是跟着无产阶级走。……苏维埃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之政权机关，这就是说，农民不能够依靠自己力量来创立苏维埃政府，对于军队也是如此。农民在中国俄国及其它国家曾经不止一次地创立了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作战时候是异常勇敢而顽强的，但这只是游击队而已，只有定着于一定部分而不能担负大规模的集中的战略行动，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见二七六页）因此，托洛茨基虽然在中国『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中看出了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刻，蕴藏于中国农民群
众中的伟大的革命力，他而且承认此种农民暴动的发展『无疑可以推动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见二七六页）但他还是坚决地告诉中国共产党主义者说：『共产党员的任务乃在于集中力量于工厂、作场、工人区域，像工人解释农村事变的意义，提高疲累者和消沉者的精神，并在为经济要求为民主口号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中将他们团结起来，惟有走上这条道路，即惟有经过工人的觉醒和团结，共产党才能够成为农民动的，即整个农民革命的领袖』（见二七七页）
斯大林派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听不进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忠告。他们将整个力量投进了农民暴动，脱离了城市，脱离了工人阶级，以致自身堕落成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党，同时它所领导的『红军』终于不得不被改编成『八路军』，『苏维埃』招牌不得不拿下来，换成了三民主义的『边区』，以及后来的『解放区』。
到今天，斯大林派在再燃的内战烽火中，实际上还是迷恋于『农民革命』的路线，甚至是愈迷愈深了。其实呢，单凭着农民力量－何况又是不坚决地依靠在贫农身上的－不仅无法革命，即使军事胜利也是不能取得的。不在城市无产阶级中寻找革命主力，继续妄想藉农民之力来实行多阶级的『联合政府』，这路线是命定着中国斯大林派在政治与军事上之毫无出路的。
第四个不同意见表现于对抗日战争的态度上。斯大林派的农民暴动路线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秋天，即当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政策断送了城市中以工人为首的革命以后。从那个时候起，斯大林派表面上似乎采取了最革命的阶级斗争政策，而实则它是根本脱离了阶级立场，即根本离开了工人阶级及其斗争。这路线是没有出路的，结果是确实被证明为没有出路了。『长征』以后，在贫瘠与十分落后的陜北高原上，中国共产党连在江西时代的土地革命政策也无法保持了，于是乘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机会，索性回复到它一贯的在革命时代执行过的公开的阶级合作路上去。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借口之下，中国共产党干脆对国民党政府投降了：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完全放弃阶级斗争，公开声明『共产主义革命不适于目前中国』，共产党声明要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斗争』。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与全民联合的理由之下，抛弃了一切使共产党所以为共产党的言与行，实行了比一九二五－二七年斯大林所曾实行过的更无耻的机会主义路线。
托洛茨基当然绝不同意这个路线。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一样，又在猛烈地努力要把中国工人阶级运动在政治上交给蒋介石与国民党。这是一件更可怕的罪恶，因为这是第二次犯这种罪恶。』（见三五三页）据托洛茨基的意见，中国的抗日战争，即使是在蒋介石的指挥之下进行，但还是『正义的战争』（见三三五页）。因为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是殖民地，二者作战的主要意义，乃是殖民地民众之打击帝国主义。所以他认为，中国的一切工人组织，乃至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积极参加这个战争。但必须在一个严格的条件之下，即『不放弃自己的政纲和政治的独立』（见三三五页）。托洛茨基的这一政策，后来更详细地说明于『与李福仁谈话』及『致里维拉的信』中，他在那里说：
『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时期，与资产阶级仍立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地位。先锋队的任务在于：根据于战争经验，将工人团集在革命先锋队周围，将农民团集在工人周围，以此准备真正的工农政府，即领导着数百万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见三四六页）又说：
『但是蒋介石能够保障胜利吗？我不信他能够。但是他开始战争，今天又是他指挥战争。要能代替他，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中和军队中获得决定性的影响；要获得这个影响，就不应当悬挂在空中，而应当置身于这个战争的基地上。应当在抵抗外敌侵略的军事斗争和反对国内懦弱、衰颓及背叛的政治斗争中获得影响和威望。到了我们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这个政治的反对可以而且应当转变为武装的斗争，因为国内战争，与一般战争一样，不是别的，正是政治的延长』（见三五○页）
托洛茨基队抗日战争的态度，在这两段话里说得很明白：参加战争，坚持政纲与政治独立，继续阶级斗争，由此团集工人，兵士与农民，以使在『不能确定的某一阶段上』进行革命，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此路线十分完全地规定于第四国际书记部对中日战争的决议中－见卷四附录。）这与斯大林派的路线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后者的方向是：国内和平，阶级合作，以帮助国民党争取胜利为第一义。这诚如托洛茨基所说，『又将中国共产党置于蒋介石差遣之下，以此消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创意力。』（见三六九页）因之又诚如他所慨叹：『这次战争将满三个年头了。倘若中国是以一个真正的人民战争来作战，立足于土地革命之上，以其火焰燃烧着日本兵士，本可以造成日本一个真正大灾祸而结束的。』（见三六九页）但因为克里姆宫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使托洛茨基的革命政策无法实现，结果便成了今日中国的『惨胜』，乃至『惨胜』以来更惨的内战与种种灾难！
阶级政策与战争
上面我们约略地，按照发生的时间次序，叙述了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在将近二十年中，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所执持的两种对立路线。自然我们描写得极简约，而且相当图示化，不过我们不想写得更多，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是要使读者在阅读这本大书之前，对中国革命问题先有一个简单的轮廓，因此在研读之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罢了。
我们说过，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争论，看似五花八门，但归根结蒂只是两个思想的斗争，即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这两个思想在斗争。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自己说得最好，他说：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的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见三六七页）
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尤其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在革命时期的四个问题上，情形很清楚，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彻底实行了阶级合作。在反革命时期的前三个问题上，表面看，彷佛不然，因为斯大林看见了『不断的直接革命形势』，『提出苏维埃』，『领导土地革命』，『实行暴动』；这一些，彷佛都是极左的，极彻底的阶级斗争，其实，正如我们在上面分析过的，这是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采取的小资产阶级的冒险政策。脱离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冒险主义，与叛离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二者都违反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现在事实也证明得太清楚了，斯大林派自一九二七年末期开始的盲动冒险主义，只不过绕了十年的弯曲道路，以便最后回返到更露骨的机会主义。抗战问题结束了斯大林派多年虚伪的激烈主义，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如历史屡次所昭示，战争乃是每一政党政策之无情的考验。只有最坚定的革命者及其政党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完全暴露了它『资本主义』的本质，反之，中国托洛茨基派，则藉此战争而更加表现了它的阶级政策的坚定。
在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之间，这问题分歧至显，是非甚明，无需我们多费笔墨。不过关于抗日战争的另一种争论，形式上发生于托派内部，实质上仍关于斯托之争的，我们不得不略加提及，由此可以更充分明了托洛茨基的阶级政策。
争论发生，由于对托洛茨基立场的不同解释。托洛茨基的立场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声明战争是『正义的』，所以要参加战争，另一方面断定资产阶级的领导不能保证胜利，故须在这战争中引起革命，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这个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派的对战争态度上是全新的。过去，根据马克思主义派的传统见解，战争就其历史意义，其目的及其作战国家的政制等等不同，可分作进步的与反动的。我们拥护进步战争，反对反动战争。拥护乃助其胜利之意，反对则使其停止或促其失败之谓。在进步战争中，工人政党对于异阶级领导者的失策，通常以『建设性』的批评为止；而对于反动战争则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甚至引起革命，以便推翻战争的领导者。革命政策从来不曾应用于进步战争之领导者的。列宁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提出一个新的战略，即欲乘统治者对外战争之机，变外战为内战，实行革命；这也是根据帝国主义战争之普遍反动幸这个前提。至于说革命者在进步的或正义的战争中，应该彻底的继续阶级斗争，甚至在可能时候，变『政治的反对武装的斗争』，而变外战为内战，藉以推翻领导者，建立革命政权，则自托洛茨基始。
托洛茨基这立场是否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即是否正确呢？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对战争态度之逻辑的发展。托洛茨基比列宁又前进了一步。他主张在进步的正义战争中也应该实行革命以推翻其统治者了。为什么会前进这一步？这当然是由于客观的原因。自从列宁逝世到现在。世界的帝国主义统治是更彻底了，更成熟也更腐败了，同时，世界革命，尤其是落后国家的革命，其阶级关系也十分清楚与确定了。二十余年来的世界历史，不管它是充满了血与泪，不管它记下了多少次革命的失败与悲剧，但至少有一点已三番四次地告诉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在全世界成熟了，至少，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成熟了。先进国不必说，就是在落后国中，为要解决一些民族的与民主的任务，都必须靠无产阶级专政了。这教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了要求：必须尽可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斗争。正是这个要求，使托洛茨基在战争态度上，比早死的列宁前进了一步，实际是替列宁前进了一步。
托洛茨基这个全新的对战争态度，实质上不过是列宁向反动战争所施用的政策，也应用之于进步战争吧了。但它之属于全新的总是无疑。对于新的政策，正如对于新的事物一样，有许多人是不易适应的。中国托派中有一部份人便不能把握住这一新的政策的特质。有一些人，认为：既然抗战是『正义的』战争，那末拥护它就是了，而且要拥护到底。只教它进行一天，不管它怎样进行的，我们就拥护它一天。革命者的整个责任在于：不使它中途停止。由此使发生了有名的『反妥协论』与『支持到底论』。
对于这些人，托洛茨基的『变政治的反对为武装的斗争』，『战争中打倒蒋介石』，『建立工农政府』这个思想，是一分钟都不曾存在过的。诚然，这部分人有时也喊着『转变应战为革命的抗战』，但此口号之议绝不是要以革命反对蒋介石，而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发动』工农，使『捆缚壮丁』变成群
众『自愿参战』。这部分人完全不懂得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是列宁对帝国主义战争态度的扩张与延长；他们只是抽象地凭战争之进步或反动的性质，而坚持着拥护或反对；他们绝不想想，这是托洛茨基将列宁的『变外战为内战』路线在正义战争中之活的应用。
当然，托洛茨基这一立场不等于列宁所说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所以他不欢喜使用这个名词，也反对人家使用这个名词。因为在进步战争中，参加战争的革命者是决不能主观希望战争之失败的。而且革命的目的正为了战争之胜利，正为了领导者之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托洛茨基从来不欢喜用列宁的旧名来称呼他的政策。他的路线是要以革命来争取战争胜利。据他说，只有中国的工农在战争中兴起，工人监督了生产，农民获得了土地，缠能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士因感染革命而瓦解，因此使中国得到胜利。这说法，自然是千真万确的。革命热力乃是一个较弱国家的唯一武器，足以打败军力上较强的国家。可是此种革命的胜利主义，如果彻底地实行，则首先必须让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份子，在列宁对战争的这一极端精神中，受一番教育。因为革命以及革命政权固然是保障民族解放的唯一办法，但谁能否认，在革命过程中，客观上有可能导致前线军事之一时逆转呢？只有事先能料到此种逆转可能的人，才能有足够的魄力去实行『革命的胜利主义』到底。否则，他会惊而却步的。在此意义中（对中日战争言则仅仅在此意义中），列宁的这一彻底说法实在是革命的胜利主义的一个条件。换句更加明白的话说，如果你的态度是：要在统治阶级的对外战争中继续阶级斗争，继续政治的反对，并且在可能时机，要转变此反对为革命，为武装的斗争，以便改换战争的腐败领导，建立工农政府，藉以保证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那末对于革命可能即于战争的影响，你心中必先明白认识两种情形：一，正因为没有革命，前线才不断失败，群
众的革命觉醒反而挽救了失败，这是好的；二，如果一时不及挽救，或竟加深了它，则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教革命发展与成功，定能补偿这点失败。
托洛茨基自己没有把这句话说完，但是问题很明白，托洛茨基决不会将阶级斗争与革命的利益从属于军事利益的。
中国托派中的另一部份人，便是坚持了托洛茨基的这一立场。
现在抗战过去了。托洛茨基这个革命路线没有实现。革命没有能在战争中起来，中国工农没有能在战争中推翻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统治而建立自己的政权。结果，战争实际上是惨败了。中国更被奴役了，民众更悲惨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结果呢？斯大林派的阶级合作路线自然是主因，而中国托派内部一些『支持到底论』者的立场，也不无相当促成之功。战争过去了，但教训长在。托洛茨基在中日战争中所彻底发挥的阶级路线，是值得我们郑重研究与接受的。
为了充分起见，我们在这里还要提起一个与中日战争相关的问题，曾经在中国的，乃至在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争论过的。当中日战争发生之初，问题很清楚，这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因此，凡是接受列宁关于殖民地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中国方面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我们应该把同情与援助寄放在中国一边。为了少数人不承认这点进步意义，托洛茨基在『致里维拉的信』及其它文字中曾加以斥责的。在这时候，诚如托洛茨基所指出我们进行阶级政策的基础与借口，『绝不因为蒋介石进行战争，而是因为他进行战争得不好，没有用充分精力，不信任民众尤其工人。』（见三五四页）可是到后来，中国方面的战争因斯大林党与蒋介石的妥协而未能转变成革命，因而未能胜利，而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却爆发了，并且蔓延到中国来了。这时候，无论在军事与政治上说。中国方面的战争都主要地变成为帝国主义战争，即美帝国主义反对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之一部份了。这时候，有一部份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本人不幸已经被斯大林所派的凶手杀死了），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变了质，已经由奴隶反对主人的斗争，变成为奴隶帮一个主人反对另一个主人的战争，因此已经由正义的变成不义的，进步的变成反动的了。从此以后，我们进行阶级政策的基础与借口，应该是反对蒋介石进行帮凶战争，而不再是因为他『进行战争得不好了』。
另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中国反日战争之进步性，『初不因它之被纠缠进帝国主义战争而有所改变』。据这些人说，只杀中国是半殖民地一天，则不管它与美国帝国主义如何纠缠，如何勾结，而它之反日战争总归是进步的，因此，始终值得我们拥护的。
这后一部份人的意见自然错了。一个落后贫弱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合并进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彷佛还能自由实现其战争目的的－事实上绝不可能。因此，在一九一四年，当塞尔维亚的对奥战争一与帝国主义战争相纠缠，列宁便不再说它进步。当一九四○年，一方面挪威的民主政府与另一方面挪威的纳粹政府作战时，因为各自结托于英国帝国主义与德国帝国主义的大战，所以托洛茨基便认为不能与西班牙的内战相提并论。这些史例是太清楚了，它们很清楚地证明着：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旦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反日战争相结合，便不再是进步了。
现在，我们事后回顾这个争论，那末连瞎子也会明白：国民党以帮凶资格进行战争的结果，给中国招来的灾难而非幸福，是奴属而非解放。脱离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甚至不顾一般大众的实际利益，只是空洞地凭着什么『殖民地地位』与『民族利益』而赞助资产阶级的战争到底，结果是只能造成目前那样的帝国主义猖狂与资产阶级横行的局面。我们从此也应该得出教训来的。
革命的前途与性质问题
到此为止，我们还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介绍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有不变的阶级政策作其共同基础，旦终究还是部分的与零碎地。若要把握托洛茨基最根本的思想，则我们必须研究他对中国的前途与性质所持有的见解，亦即研究他的基本思想－不断革命论。
首先，我们要指出，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见解，是经过了一个发展的，并非前后完全一致。再联合反对派时期，他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这样说：
『……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现在纯然是或然性，全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发展如何以为断；……』（见第七页）
他又说：
『首先，必须让中国无产阶级先锋对弄弄明白，中国并无任何经济上的前提条件足以独立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目前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开展着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它的后果，即使在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也只能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力。』（见第十三页）
他又说：
『中国革命若一任其自己力量发展，即是说，若无苏联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即一切先进工人阶级的，直接帮助，结果只能为国家争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广大的可能，替工人运动获取较有利的条件吧了。』（见二十一页）
由上面这三段引文，显然可见托洛茨基的当时的中国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或民主革命。『即使在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也不足以独立地生长成社会主义性的。这样的认识，与斯大林派彷佛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在表面上，托洛茨基似乎还比斯大林『右』些。因为斯大林很慷慨地允诺了中国革命之『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托洛茨基则一在声明此种发展，『无条件地与直接地有赖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总进程。』（见十三页）不过谈到如何保证这『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胜利，并如何从中国方面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不同便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斯大林说：为要保证『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胜利，必须拥护资产阶级，必须缔结『四阶级联盟』，必须叫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必不可以组织苏维埃。至于如何使中国的发展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则斯大林没有说过一句具体的话，除了他说，经过国民党这个『工农民主专政』。
托洛茨基的意见完全不同，他说：
『只叫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革命中起着领导作用，则另一不同的发展道路（即『非资本主义前途』－校译者）能开展出来的。但是为了这，一个首先的与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便是共产党的完全独立，以及共产党揭开旗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全与革命的领导权进行公开斗争』（见十四页）
他又说：
『不管中国经济如何落后，一部分也正因为这个落后性，中国革命完全能使那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走上政权。这个政制，将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结合的政治上的一环』（见十三页）
说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可以而且必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走上政权，这便是不断革命论。这理论是当一九○五年俄国革命时，托洛茨基切实研究了俄国社会的特点，其阶级关系及其革命性质而提出来的。我们在上面说过，一个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其迟宴的民主革命，不能单单是先进民主革命的重演，因为同时，而且更重要的，它将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了。此二种性质的配合，使各该国的资产阶级不再能起革命作用，尤其不能起领导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因为农村中的阶级分化，特别因为无产阶级之成长与政治觉醒，使得资产阶级绝不敢与绝不能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革命，只能迅速地与反动势力（这里首先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落后关系）相结托，回头来反对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工农革命了。托洛茨基分析了此种关系，确认了它，于是得出了结论：落后俄国的民主革命，只有靠无产阶级，会合了为土地而暴动的农民，走上政权，才能完成其任务。此外种种的阶级结合，都只能断送这个革命的。托洛茨基这个理论完全为十月革命所证实，因而成为帝国主义时代民主民族革命的唯一方针了。中国革命发生，托洛茨基便根据了这同一理论，规定出种种革命政策，即我们在上面所曾约略叙述了的。
不过当中国革命初期，即当联合反对派时代，托洛茨基的这个见解，多半为了对季诺维也夫派的让步之故，并未说得十分明确，首先，他并未公然肯定惟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实行专政，才能解决革命任务。他在有些地方，还支持着『工农民主专政』这个老旧公式，即支持这样公式，它认为包括农村资产阶级在内的农民全体，可能与工人阶级共组政权，且能完成革命。其次，他认为：即使工农联盟走上了政权，『在过渡期间，中国革命将具有真正民主的与工农的性质。在其经济生活中，商品资本主义的关系将不可免避地占着优势。政治制度的方向将首先去为群众获取最大一份的生产力发展的果实，同时，要为群众争得国家资源在其政治与文化的应用上的最大一份。』（见十三页）换句话说，工农政府成立之后，也还不就是革命之生长为社会主义性质。
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后，研究了教训，更分析了广州暴动的经验，托洛茨基才把自己的意见充分发挥了。第一次－他在致泼雷奥卜斯基的信中，列举了广州暴动及其政府所实行的事实之后，他说：
『以上种种如果是资产阶级革命用的方法，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呢？是甚么别的阶级来做呢？用的又是什么不同的手段呢？我们认为：在革命的这个真实发展之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式，『工农革命』公式，应用于这个时期的中国，于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已经证明是一个空洞的幻构，一种无价值的东西了。』（见一五九页）
托洛茨基在此地第一次宣布中国未来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作此宣布的理由，并非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完成。不，国民党的胜利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而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中国的民族民主任务，不但没有因这反革命胜利而解决，反而因此胜利了而更艰巨了。托洛茨基完全没有忽略这一点，甚至正因为看重了这一点，所以他要确定地说：中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这些任务。因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与帝国主义及落后势力勾结着，反对民族任务与民主任务之任何革命方式的解决。无产阶级为了解决这些任务，则首先就得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权，推翻它，并建立自己的专政。既然未来革命中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革命将与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样，要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完成民主革命了。但是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就决定革命之社会主义性质呢？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手段一开始，就要不可避免地生长为社会主义手段的。』（见一六○页）其实，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甚至为此专政而作的斗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性的了。
因此，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未来革命性质问题的研究更进了一步。他不仅从做革命的动力－即无产阶级，从此动力之归趋－即无产阶级专政，断定了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他又从中国社会主义的真实性质，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社会政治的前提条件：城市与乡村中的阶级矛盾，不但断定未来革命的社会主义性，并且断定在『一开始』就将具有此种性质的。他说：
『……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村中的一般的最广泛的而且极残酷的剥削者就是富农和高利贷者，即城市银行资本的经纪人；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具有反封建的同时亦是反资产阶级的性质。……假如贫农委员会再俄国仅再十月革命之第二时期即一九一八年中叶发生，在中国则土地革命只要一复活，贫农委员会就要采取各种方式而出现……』（见一七八页）
他又说：
『……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中有非常大的作用与影响，加之在防卫其强盗式侵略中，帝国主义又直接依靠它自己本国的刺刀，此种情形始终人监督生产之政纲在中国甚至比在俄国尚少真实性。直接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因而及于本国资本家的企业的事实，由于斗争的进程成为势所必至，多半将在暴动胜利之翌日举行的。』（见一七九页）
再分析一些阶级斗争的紧张情形，托洛茨基于是得出结论说：
『第三次革命……将不曾有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而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见一七九页）
这里很明白，托洛茨基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谓『一开始』，此地当然指的是革命暴动一开始，甚至是革命政权一开始。因为严格与狭义地说来，革命通常是指革命暴动而言的。同时革命若要充分表现其性质，则必须在革命已掌握了政权之后，由此政权所实施的政策来判断。诚然，革命并非一开始就能暴动的，从革命的明显进潮逐渐高涨而达于顶点－暴动，中间或长或短有着一个时距。那末在此时距中，中国未来革命的性质为何？托洛茨基对此问题也有一个答复：
『在第三次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是否得以大为缩短的和改变的形式重演过去了的诸阶段，有如扮演某种新的『全民战线』的滑稽戏呢!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个第一时期，大概只将足够始中国共产党提出其『四月大纲』，即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于民众的面前』（见一八四页）
这里也同样地说得很明白：在未来中国革命的进潮一开始，『中国共产党』（这现在自然必须改成『中国的托洛茨基党』了），就必须提出其『四月大纲』，换言之，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即进行夺取政权。至于在什么具体口号上，站在纯粹民族民主的口号或社会主义的口号上进行这个斗争，那是另一问题。这是不能改变夺取政权这个革命之成为社会主义性的。不过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事先承认：民族民主要求在未来革命中仍将起着巨大作用，但据上面所引的分析，中国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斗争既然都具有『反资产阶级性质』，那末民族民主斗争的本身，在中国亦必然带有社会主义性的了。因此，我们知道，中国未来革命无论就任务内容，执行主力，以及政权性质说，都将是社会主义性的；不但在暴动之后，甚至在暴动之前，当革命进潮一开始时，不论群众实际斗争的客观趋向（反资产阶级），乃至领导者的主观的政策（走向夺取政权），都将使革命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斯大林主义者完全忽略了中国革命所已经历过的阶段，完全抹煞中国多年来阶级斗争的真实经验，所以他们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上宣布说：中国，『只有经过了许多准备阶段之后，只是在一整个时代游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才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意思是说，在未来中国革命中，只能由各阶段组织民主政权，解决民主任务，再经过一『整个时代』的『生长』，然后才谈得到打倒资产阶级的经济措置与政治手段。
他们始终看不到中国的『民主任务』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的统治才能解决，因之只有建立『非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斯大林派这种认识，诚如托洛茨基在二十年前所指出，『又为国民党政策开了一个新试验之路。』（一八四页）此后事情果如所料地发生了，『国民党政策』又被大规模地试验了一次，而且试验有惨败了，但人们拿起了枪在作战的时候，仍旧洞开着这条试验之路!斯大林派今天是以『联合政府』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名义在与国民党作战了。可怜这些一心一意幻想着『中国革命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
至于那些承诺第三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但否认再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性的人，那末事实上他们会在那时反对中国的『四月提纲』，会屈服于民主与民族的成见之下，会像俄国的马尔托夫与但等一样，将以『民主阶级』的名义去反对工农大众之反资产阶级斗争的。
因此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在这问题上有个明确立场：第三次中国革命将是社会主义性的，一开始就要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别以为这是玄学的或空洞的争辩，不，绝对不，这是有关乎中国未来革命的生死的问题！
我们到此已尽了我们的介绍任务，深入的研究乃是读者们自己的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全部意见，现在是十分完整地展开在你们之前。笔者在『俄国革命史』中文版序文上曾表示过一个愿望：『中国前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里学到阶级政策的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我们相信现在从这部书里，中国前进的革命者一定能副著者的愿望，一定能学习到许多阶级政策的基本法则。
不过临了，关于刚才讲过的第三次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还有几句重要的话必须补足，就是：托洛茨基从最初一直到最后，都不变地认为：未来中国革命的一些『社会主义手段的总命运，以及整个专政的总命运，最后分析起来，还是由世界发展过程来决定的！』（见一六○页）托洛茨基最无情地对一种荒谬见解，认为在一个国家之内，尤其像俄国与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内，能有足够的经济的与文化的条件，足以建立社会主义至于胜利。托洛茨基乃是反动的『伊国社会主义论』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他一贯地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一样，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之条件下，才可思议。』（见二四一页）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懂得把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成熟，与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建设成功的可能，这两件不同的事，明白地区分出来。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现实的，进步的；而一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却是幻想的，反动的。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与胜利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懂得胜利后的革命命运是多半依赖于世界革命之总命运的。如此，缠能不堕入反动的幻想之中，有如目前的斯大林派官僚一样，在『一国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断送着苏联的利益，更断送了世界革命的利益。
克 全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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