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次演讲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部会议[1]上演讲——
同志们！关于目前讨论中的问题，你们已经拿到了齐诺维也夫[2]同志的大纲，这文件，直至目为止，不曾向俄国党公布的，齐诺维也夫被拒到此出席，虽然，无论政治上与形式上说[3]，他都有充分权利出席的。我现在替齐诺维也夫同志的大纲辩护，作为我们共同的大纲。一个群众党的政治教育的第一条规律，是：党不但要知道被中央委员会所采纳的东西，也应知道被否决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领导路线才能为党的群众所明白与了解。自今当时，我们的事情常常是如此的。拒绝将齐诺维也夫的提纲公开于党，暴露出他们智慧的贫弱，他们对于自己立场的缺乏信任，以及他们害怕反对派提纲在党的公共意见看来会比多数一派的提纲更加正确些。再没有别的动机可以解释这个提纲之被隐瞒了。
我企图将我对斯大林提纲的批评，发表于党的理论机关报上，终于没有成功。中央委员会——我的提纲正反对着它的路线——禁止它发表，也禁止齐诺维也夫和我的其它文章发表。
昨天，编辑委员会的一个决定，由柯雷拉同志署名的，在此地分发。它是有关于我们会议程序的通知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很明白。无论如何，执行委员会是在报章沉默的一种奇特的空气中开会的。《真理报》上只登通一篇文章，关于这次全体会议，那篇文章中有一句话，那是闻所未闻的无礼：「谁想破坏共产国际的队伍的统一，那他是有罪的。」等等。每一个人都懂得，这是什么意思。甚至还在决议草案未曾公布之前，《真理报》便说有谁倘敢对未来的决议案争辩者，就有罪的。你们能够想象得到，关于此目前所发生的情形，明天《真理报》会怎样去告诉党。现在，在此地莫斯科，凡口头或书面，发表一点意见赞成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见解者，都被视为一种反党之罪。斯大林同志的完全错误的提纲，被宣布为事实上的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不但此哩，正当执行委员会开会的那几天内，有些同志，在他们小组会的讨论中，对齐诺维也夫同志的遭受逼害提出了抗议，便被干脆开除出党，或至少被以开除相威吓。同志们，正是在这样的空气中，你们在行动与决定的。我提议，执行委员会应该决定各国共产党，连苏联的共产党在内，应将我们讨论的完全正确的与客观的报告，更辅以此地所分发的一切提纲与文件，发布出来。中国革命问题不能够放在瓶子里，加以严封的。
同志们，最大的一个危险是那愈形严厉的党制。领导机关的每一个错误，都被「善」加利用，就是说，都被用以反对反对派。当蒋介石政变的电报在莫斯科公布之日，我们相互间会说：反对派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尤其是因为近来曾有不少要求，要他们付出代价。
他们老是在发见机会，用以罗织关于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4]，托洛茨基，比亚塔可夫[5]，史密尔格[6]等人的「案件」，为的把党的注意从最迫切的问题上引开去。虽然党的大会快开了，或许是正因为快开大会，反对派的开除出党，日益增多。党的每一部门：在每一工厂，每一区，每一城，都应用着同样方法。为此，由于必需之故，那些地方常常出现这种分子，他们永远准备在事先接受从上面来的一切事情，因为他们随便干什么事情都不会为难的。他们以这样的希望来慰藉自己：托洛茨基或齐诺维也夫被征服之后，一切事情都会好了。相反的，制度有其自己内在的逻辑的。战斗场的栅门还只刚刚打开，没有终结。在这条路上，将只有困难与更多的痉挛。
这个制度沉重地压在共产国际身上。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说一句批评，他们所持的一个虚伪理由是：不要为害苏联。但这正是给了苏联一个最大的损害。我们的内部政策需要革命的国际的批评，因为对外政策上的错误倾向，不过是我们内部政策上不正确倾向的延长罢了。
现在我要谈到布哈林同志的决议草案了，首先一个问题是直接触及议事日程上已经进行的一点。听吧，同志们：
「共产国际认为：凡自称为工党与工人团体的政党及一般团体，倘不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以反对干涉中国，而是催眠工人阶级，使它失去警觉性，并且在这问题上宣传消极态度，则客观上（有时也在主观上）帮助帝国主义者……准备反苏战争与一般的新的世界大战。」
这几句话听起来是诚实的。但只当这几句话也能适用于英俄委员会之时，才是诚实的。因为这委员会「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以反对干涉中国吗？」不！它催眠工人阶级，使它失去警觉性吗？是的。它在这问题上宣传消极态度吗？无疑。它不借此在客观上（英方的一半则也在主观上）帮助英帝国主义者进行战争的准备工作吗？明白而无疑的。
将这和昨天古西宁[7]以古西宁化的裴塞尔主义的言语为辩护英俄委员会而作的论调比较一下吧。从那里来这种口是心非呢？海关证明书的哲学，在边州海关的办公室里，是远比它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更加合适些的。这种虚伪与无价值的哲学，必须用扫箒来扫去它。
让我们将布哈林的决议案读下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布：（中国革命中）事变的发展，已经证实了预断（最近一次共产国际扩大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动力的估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别宣布：事变的过程已完全证实了扩大全会的预断，即资产阶级之不可避免地脱离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而转入反革命方面。」
上海与汉口的工人们，读到了4月事变的发展，说是完全符合于布哈林同志事先为中国革命指出的历史进行线的，确实会大吃一惊。有谁能想象出一幅更恶毒的讽刺画与更滑稽的迂腐气吗？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被那同一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消灭的，这资产阶级在这名为国民党的联合党中起着领导作用，共产党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上，都屈服于这联合政党的组织纪律的。反革命的政变发生了，这对于中国工人与世界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的打击，有如晴天霹雳，可是那决议案说道：这一切都是依照了布哈林的预断的最好规则而发生的。听起来真好像是一个荒诞的传说。
这里的预断该了解成什么？在此种情形之下，所谓预断表示了什么呢？除了一句空话之外，别无所有。它只说出了这个事实：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一阶段，一定要同被压迫民众分离的。将这样一种老生常谈可怜地称做「预断」，那是丢马克思主义的脸。这种平庸的废话一点也没有区别出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问问考次基，鄂托·鲍威尔[8]与但氏吧，他们会这样回答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不能永久持续下去。但氏于不久之前，才在他的下贱报纸上涂写这种废话。
可是问题的核样如下：说资产阶级定将与国民革命分裂是一回事，说资产阶级必须握革命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欺骗工人阶级，然后解除其武装，扑灭它，使它流血至死，却是十分不同的一回事。布哈林的全部哲学，在他的决议案中，乃在于将这两个预断看成一物。但这就是说，他不要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两种前瞻之间作任何根本的对照。
让我们听列宁对此问题所说的话吧：「一切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在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都会以诺言去喂养与欺骗人民。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此工人必须拥护资产阶级，这是取消派营垒中无价值的政客所说的话。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因此，工人们必须叫人民睁开眼睛，慎防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教他们不要相信这些政客，要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他们自己的团结，他们自己的武装。」（1917年3月）
预见到资产阶级之必然脱离，布尔什维克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政策，趋向于尽可能迅速地建立无产阶级独立的组织，尽可能深刻地对它注射对资产阶级的不信，尽可能快地将群众包括在最宽广的形式中，并且武装他们，以一切方法来帮助农民群众的革命暴动。孟什维克预见到了资产阶级的所谓脱离，他们的政策趋向于尽可能长久地延迟这个脱离时期的来到，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惜牺牲无产阶级的政策与组织的独立，他们教工人去信任资产阶级是进步作用，他们宣扬政治上自制的必要。为要和大工贼裴塞尔维持联盟，他们必须叫喊什么真诚关系与什么政治协议来替他文过。为要与中国资产阶级维持所谓同盟，必须常常反复地替他们洗刷罪恶，以此便于资产阶级政客之欺骗群众。
是的，借此是能够延迟资产阶级退脱的时间的。但此种延迟只能让资产阶级利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借它巨大的社会便利以握取领导权，武装其效忠的军队，阻止无产阶级的武装，政治的与军事的武装，等到它占据上风之后，它在第一次严重的冲突中组织起反革命的屠杀。
资产阶级被抛弃在一边，或它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抛弃在一边，同志们，这不是一件事呀。那是革命的两条路。走哪一条路，革命将达到颠覆呢？关于过去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道路，列宁说过如下的话：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在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都会以诺言喂养与欺骗人民。」
党领导的错误立场，可会妨碍了或者便利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一条路呢？它大大地便利了这条路。
要使资产阶级的退脱不成为无产阶级的毁灭，则四阶级联盟是可怜理论，应该在最初就当作对中国革命之政治上与理论上的真正背叛而加以抛去的。是否这样做了呢？不，恰恰相反。
我因为时间不够，不能将革命与不同意见的发展，作一历史叙述；而布哈林却有充分的机会来做这种叙述——叙述得如此详尽，又如此地虚伪，我准备在党的或国际的理论机关报上，来作此种回顾的议论。不幸布哈林只在我们没有机会适当地加以答复的地方，即在我们不容充分举出事实与引证来答复的场所才论及这个。
今天，只举出下面这几件事实就够了：
一、3月16日，在蒋介石政变的短短一月之前，《真理报》上有一篇社评，宣布反对派的罪状，因为反对派相信资产阶级是居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首，且在准备叛变。《真理报》非但不把这一真理明白地告诉中国工人，反而愤慨地加以否认。社评中争辩说：蒋介石是服从国民党纪律的，仿佛冲突着的诸阶级，尤其在革命的飞快速进中，能够服从共同的政治纪律的。偶然提起一点：假使反对派像斯梅拉尔[9]在此地以他的古象方式所说的话一样，从来不曾说过一句话来反对官式路线，那末过去一年布哈林的演说与文章中，为什么充满了关于中国革命最迫切问题的对于反对派的责难呢？
假使我有时间，此地我将朗读一封拉狄克的信[10]：这是他去年7月间所写的一封信的重复。这封信是去年9月间写的，提起了中国的最迫切问题。
二、还只在4月5日，即在蒋介石政变之前一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上排斥拉狄克的意见，且再度声明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我们的警告是没有根据的，又说我们要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一只榨干的柠檬似的丢掉它。斯大林整篇演说的意义，是在安抚，在镇定不安，在给吾党与中国党催眠。几千个同志听到了那篇演说。在4月5日。真的，那预断并没有像布哈林所设想的那么出色。斯大林这篇演说的速记记录从来不曾公布，因为少数几天之后，那只被榨干的柠檬夺取了政权与军队。以中委资格，我本有权利取得这篇演说的稿子。但我费了好些力气想去取得它，结果却是徒劳。现在你们去试行取得，同志们，也许你们能有较好的幸运吧。我是怀疑的。只叫斯大林这一个藏匿了的记录，无需要其它文件，就足以暴露出官方路线的错误，并表示出有人以为上海与广州[11]的事件「证实了」斯大林于一星期前在莫斯科为之辩护的路线，是如何地不合适了。
三、3月17日，中央委员会接到接到一个报告[12]，是由中央委员会派赴中国的三个同志送来的。这个十分重要的文件，恰如其实地描写了共产国际路线的真相。据那个文件说，鲍罗庭的行为有时像国民党右派，有时像国民党左派，但从来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也以同样精神做事，只是将那精神稍微改变一点，符合于共产国际，他们妨碍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它的独立组织，特别是它的武装；将它的概念减少至最低限度，他们认为是自己的神圣义务。无产阶级手持武器，威吓那飘荡于一切阶级之上的国民革命的巨灵，这是上天不许的。你们要求这个文件！读读这文件！研究这文件，然后你们不致于盲目地投票了。
我还能举出过去大约一年半至二年中，其它同类的文章，演说与文件。我准备在任何时候，用文字来做这一工作，要做得十分确实，并注明日子与页数的，不过上面所说的，已足够证明事变证实了那时的「预断」这一种说法，是如根本地虚伪了。
再把决议案读下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在业已业过去的革命时期与民族资产阶级缔造联盟这一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还有。甚至在今天，布哈林还声辩着说，马丁诺夫的有名公式，即以为国民政府乃四阶级联盟的政府，只有一个小小缺点。那就是，马丁诺夫没有着重地指出资产阶级系站于该联盟之首。一个十分不重要的小毛病！不幸，马丁诺夫的杰作还表示出许多其它的缺点。因为马丁诺夫在其真理报上的文章上，很公开与清楚地声辩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是（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是（而是！）四阶级联盟的政府。他是以这一方式在圣经上写下来的。
究竟四阶级联盟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曾经在过去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遇到这个名称吗？假使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旗帜之下，领导着被压民众，且经过这一领导权而取得了政权，那末这不是一种联盟，而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利用被压迫群众。但是国民革命是进步的，你们会回答说。诚然。落后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进步的。但其进步性并非由诸阶级的经济合作来决定，而是由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经济剥削来决定的。谁要是不提及阶级斗争，而说阶级合作，借以形容资本主义的进步，则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和平之梦的先知。谁要是提起四阶级联盟，以此强调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利用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进步性，则他与马克思主义无缘，因为这正是机会主义者，「妥协派」，和平之梦的先驱们的政治作用之所在。
国民党问题与此有最密切的关系。布哈林关于这问题所做的结论，乃是地道的政治诡计。国民党是如此「奇特的」，是空前的一种东西，这东西只能以青旗与青烟来形容——总之，谁要是不懂得这个十分复杂的「奇特性」——但这是不能懂得的，因为照布哈林说，它简直是太「奇特」了——便一点也不懂得中国革命。不过，布哈林自己在这方面所懂得的，完全不能从布哈林的话中来懂得。国民党是一个政党，在革命时期，只能被了解为一个政党。在最后时期，这政党没有实现「四阶级联盟」，而只是资产阶级对民众，连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在内，的领导作用罢了。「联盟」这个名词，不应该误用，尤其在这情形中不应该，这里的联盟只能于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政治上说，一个联盟是具有「平等权利」的诸方面所结成的一种联合的表现，它们是为某一共同行动而达到谅解的。但这恰恰不是中国过去的情形，而且直到今日为止也不是如此。共产党是以民族自由资产阶级为首的一个政党中的一个从属的部分。去年5月，共产党让自己负担了义务，甚至不批评孙中山学说，即不批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学说，其目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也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的。
这一「奇特的」国民党，业已消受了实施专政的政党的排他性的教训，且由此得到结论，对共产党人说道：「闭住你们的嘴！」，因为在俄国，也只有一个政党领导革命的。
在我们，政党的独裁（斯大林在理论上很错误地争论道），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的表现。而在中国，我们遇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国民党的独裁不但反对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且也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这样子，资产阶级，获得小资产阶级与激进派的支持，铲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与农民暴动，以民众及革命的代价来增强了自己。我们赞成这办法，我们使他们更容易地完成了这个工作，我们现在也要用国民党的奇特性的废话来批准这种办法，而不将那过去与现在都隐蔽在这一「奇特性」之后的恶毒的阶级的诡计，告诉无产阶级。
一个政党的独裁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须绝对地保证自己政党的独立——以任何代价，不管它要用什么代价。中国共产党在最后一个时期是一个被上了桎梏的党。它连自己的报纸都没有。想想吧，在一般情形中，尤其在革命中，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它不曾有，且直到今天还不曾有自己的日报？因为国民党不要它有。我们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吗？这就是在政治上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那末退出国民党吗？——布哈林喊道——为什么呢？你这不是想说：共产党不能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存在于「革命的」国民党之内吗？我能赞成共产党留在真革命的国民党内，只在这个条件之下，即共产党能享受政治上与组织上完全的行动自由，且二党之间缔结着关于行动的有保证的共同基础。
因此，在齐诺维也夫的提议与我的提议（第39条）中，尤其在第40条的1，2，3，4，5，6，7项中，更加确定地列举了这些条件。这是留在左派国民党中的条件。假使布哈林同志主张无条件地——在任何情形之下且以任何代价——留在左派国民党内，则我们不能同意。
（连梅尔[13]：决议案哪里有这个话？）
以任何代价来维持一个联盟或组织形式，必然将使自己匍伏于其同盟者的脚下。英俄委员会的柏林会议，便教训了我们这一点。
共产党无论如何必须创办自己完全独立的日报。因此，它将第一次开始以一个政党的资格来存在与行动。
让我们再读下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将中国革命的危机视作长期延续的失败，乃是十分错误的取消派的（看吧，看吧！）观点。」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我们的提纲上已经将自己的意见说明得十分清楚了。那是一次大失败，我想毋需说得的。如想减小这失败的意义，则只能妨碍中国党的教育。
在今天，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预言那失败将是否延续，并延续到多久。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提议中，却是从无产阶级迅速克服失败这一可能性出发的。但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个先决条件，便是我们方面的正确政策。党的领袖，陈独秀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次大会的演说（新近揭载于《真理报》的）中所代表的政策，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根本错误的：一是在革命政府问题上，二是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假使我们不以最大力量，去纠正中国党与我们党在这两个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上的政策，则失败将更加深刻，且将在长期间重压在中国劳动民众的身上。关于问题的最主要之点，已在我的提纲中，在我对陈独秀同志演说的后记中说过了。我必须大大地限制我自己，我指出这些提纲与其它文件。我也曾答应将拉狄克的信向中央委员会宣读。不幸我不能在此驳覆那些完全无价值的与荒谬的断言，关于「断送」中东铁路等等。布哈林，跟我一样，关于这一点并无文件在手，因为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十分草草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布哈林：否则这一点是无耻的。）
假使为这问题能给我三分钟发言，我将立即驳覆这个面带羞耻的布哈林，因为他说的乃是谎言。那时候我所提议的唯一事情，只是在鲁助达克同志发言之后（鲁助达克同志说那条铁路无论现在从前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为此布哈林攻击他），主张由我们方面发一宣言，以公开而郑重的态度，再度声明我们在北京议定书[14]上所己说过的话，即中国人民一旦建立了自己民主的统一政府，我们将在最优惠的条件中，很自愿与愉快地以铁道交给他们。政治局说：不，这时候假使发一个这样的宣言，会被解释成荏弱的表示，我们将于一个月后发此宣言。我虽不同意，却未反对。那不过是随便讨论一下罢了，只到后来，它才转变成以无赖的方式，以不忠实的方式来讨论，然后，铸成为一个定型，分发到党的组织，到支部去，同时报上则进行弯曲的讽示——总之，它做得与我们近几时来的习惯与行为相符。
（主席发言：）托洛茨基同志，我请你注意，你发言的时间只有八分钟了。主席团许给你四十五分钟，讲完之后，我必须让主席团来决定，是否再给你时间说话。
（连梅尔发言：）此外，我还要请求全部会议排斥某种责骂与言辞：说无耻的布哈林，乃是我所曾听到的最下流的一种话了。
（托洛茨基发言：）我被骂作「无耻」，我回报了「面带羞耻的」，但人家却对我提出抗议。我说面带羞耻的连梅尔指控我说无耻。说无耻的是你，我总只是说面带羞耻的。
（主席发言：）我坚决请你不要说这种话。你想在此地可以为所欲为吗？
（托洛茨基发言：）我屈服于主席的客观态度之前，我收回一切关于「面带羞耻」的疑似的话。
我不能宣读拉狄克的全信；也许我能在第二次发言中宣读。拉狄克的信，得到了我与齐诺维也夫的完全同意而送至中央委员会的，它提起了今天此地正讨论的关于中国革命之最迫切的问题，它不曾为党的政治局所答复。因此，现在我一定只能说到中国革命的最严重失败所造成的一般的政治后果。
布哈林同志已经企图提到张伯伦断绝外交关系的那个事实。那时我们——我已经说过——正处于很困难的境况中，被敌人所围着，而布哈林与其他同志，那时参加于一次党的大讨论中，这讨论是要从困难的处境中找出正确的道路来的。一个革命党，处在逆境中和处在顺境中一样，都不能放弃它分析局势藉为政策得出必要结论的权利。因为，我再说一遍吧，一个错误政策如果在顺境中可能是无害的，则在困难局势中却能是致命的了。
不同意见是大的吗？很大，很有意义，很重要的！不能否认的，这些不同意见在去年一年中是更加深刻了。一年之前，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英俄委员会能产生柏林决议那样的东西，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四阶级联盟的哲学能被《真理报》所赞美，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斯大林能在蒋介石政变的前夜提出他的榨干的柠檬，正像古西宁在昨天提出他的海关证书一样。为什么能有如此急速的发展呢：因为不正确的路线，去年被两个最伟大的事件所测验了，被英国的总罢工与中国革命所测验了。
有些同志已经来了——我们一定还能听到这种声音的，——他们说：既然矛盾业已尖锐化，则必然要走到党的分裂为二的。我否则这种说法。我们所生存的时代中，矛盾是不会硬化的，因为大事变能更好地教育我们。共产国际的路线中，有一个大而危险的右倾。但我们深信着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力量，以及大事变的力量，能决绝地排斥任何一种关于分裂的预言。
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错误的。而且错得极其危险的。它们抹杀了那问题之最重要的各点。它们所包含的危险，在于我们将不仅不能被救错失的时间，而且还将失去更多的时间。
一、与其不断地发出需要退出国民党的警告（这一点根本就不曾提起），还不如叫共产党必须不顾一切地谋得政治的独立，即使不再留在国民党中亦所不惜。单独出版日报，连左派国民党也须对之作无情的批评。
二、将土地革命延迟至疆土在军事上已有保证之后，——陈独秀的这一思想，必须公开加以斥责，因为这纲领危害着革命的生命。
三、将政府的改组延迟至军事胜利之后，——陈独秀的第二个思想，——也必须指出它是危害革命生命的。汉口诸领袖是联盟还不是革命政府。在这方面造成与散布任何幻想，都等于致革命于死地。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与兵士的苏维埃，能作为革命政府的基础。
自然，武汉政府必须于这一或那一方式中自己适应于苏维埃，否则，将归于消灭。
四、共产党与真革命的国民党之间的联盟，必须不仅维持着，而且须在群众的苏维埃的基础之上，扩大与深入起来。谁如口上说要武装工人而不许工人建立苏维埃，那并非真地要武装他们。如果革命向前发展——我们完全相信它会发展的——则工人想建立苏维埃的冲动，会愈来愈强的。我们一定要准备，加强，与扩大这个运动，而不应像决议案上所提出似的，阻止与妨碍它。
假使鼓励最坏的右派的曲解，且允许孟什维克的走私货贴上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海关签条而流通——古西宁同志昨天曾以整个小时做了这个工作——另一方面，倘以机关方法窒息左派真正革命的警告，则中国革命不能前进。
布哈林的决议是错误而危险的。它向左派施行攻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之火中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党的，不能接受这个决议。我们的党与整个共产国际不能宣布该决议为自己的决议。世界历史的问题必须公开地与诚实地被全国际所讨论。这讨论，不管它在政治上是如此地尖锐，却不能以恶毒的口气，人身的攻击与诬蔑来进行。一切文件，演说，提议，文章，必须让全国际的成员都能读到。
中国革命不能被塞进瓶子去，从上面用印签来封住的。
1927年5月于莫斯科
[1] 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产生的中执会，于1927年5月举行第八次全部会议，时当上海事变之后，第七次全会上所设定的中国革命路线被无情地驳斥了。这次全会的召集是为要挽救斯大林一系的威望，在组织上打击左派反对派。全会主要议题为中国革命。——译者
[2] G. Zinoviev——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长期伙伴；第三国际建立后，即被举为主席，历届连任，1926年始被斯大林一系用机关方法撤职，代之以布哈林。1925年起，反对斯大林，1927年与托洛茨基联盟，反对党内中右派路线，1927年第十五次联共大会上被开除出党，被放逐，旋屈服，1936年莫斯科审判中，以莫须有罪被斯大林所杀。此处所指提纲，见本卷第一个附录。——译者
[3] 齐诺维也夫系第五次国际大会选出之主席，苏联代表团虽将他中途撒换，但在第六之大会之前，齐氏当仍有出席资格，但斯大林一系禁止他出席。——译者
[4] L. B. Kamenev——老布尔什维克，曾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与联共政治局委员，1923年与齐诺维也夫及斯大林联盟，反对托洛茨基，1925-26年与齐氏共同领导列宁格勒 反对派，1927年与托洛茨基领导之反对派合作，十五次大会上被开除，旋即投降，担任了一些不重要工作之后，终于在1936年莫斯科冤狱中被斯大林所杀。——译者
[5] G. L. Piatakov——1910年入党，第一次大战时，与布哈林在斯堪地那维亚各国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内战中在乌克兰工作，任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主席。联共党中委，最杰出的经济学家。1923年起参加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旋投降，最后在莫斯科冤狱中被斯大林所杀。——译者
[6] I. I. Smilga——老布尔什维克，1907年后即积极参加革命运动。1917年4月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中在前线积极工作。内战结束，转任经济工作，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在党内斗争中，于长期间立于缓冲地位，终于参加反对。1927年被开除，1929年屈服。此后担任经济计划工作，最后在莫斯科冠狱中被斯大林所杀。——译者
[7] Ottornar，W. Kuusinen：——芬兰社会民主党党员，芬兰革命失败后，亡命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任职，曾为该组织主要发言人之一。不管局势如何推移，他总是俄国共产党中得势一派的拥护者。芬苏战争时，任卡来里共和国主席。——译者
[8] Otto Bauer，——奥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地利马克思」学派，即一种修正派的理论家。——译者
[9] DR. Bohumir Smeral，——第一次大战前后为捷克社会民主党领袖。在战后捷克工人的压力之下，与社会民主党左翼一起参加共产党；但他机会主义的习性极深，即当列宁时代（1920-23年），他也公开主张机会主义路线，待斯大林夺得党权，他就肆无忌惮地发挥他的倾向了。——译者
[10] 本卷附录伏育维奇的演说中，曾征引此信。——译者
[11] 蒋介石于4月12日屠杀上海工人，越三日，即4月15日，广州亦发生同样惨案，由现属「民主派」之李济深将军主持。——译者
[12] 按即本卷附录之「上海来信」。——译者
[13] Herman Remmele，——德国共产党诸书记之一，驻共产党国际代表。德共自勃朗特勒一派领导倒台后，即跃登前台，斯大林派中以服从为职志的典型的官僚。——译者
[14] 1924年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签订协议，声明放弃帝俄时代的特权，至于中东路，则声明须俟统一的民主政府成立以后交还。此次1945年新订的中苏条约，斯大林又恢复了一部分1924年所放弃的特权。——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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