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可靠之路[1]
每日快报[2]（Daily Expeess）的驻沪通讯员报告道：
「湖南省的农民在占领土地，且将最顽固反抗的大地主处决。到处，控制权是操在共产党人手里。各个地方组成工人苏维埃，它们掌握了行政权力。」（见1927年5月11日，《真理报》。）
我们不知道，那电报以如此勇敢的笔调来描写局势，究竟正确到何种程度。除了那电报之外，我们没有其它报告。运动是真实范围如何？这不会是故意夸大，为的影响麦唐纳，汤麦斯，裴塞尔与希克斯诸位先生们的想象力，以便他们更容易顺从张伯伦的政策吗？我们不知道。不过在这上面，它是没有决定意义的。
农民们正在夺取土地，在结果最反革命的大地主。工人苏维埃正在各地方组织，它们掌握了行政权。这是一家反动报纸的一个通讯员所报道的。《真理报》编辑部认为这报告颇重要，有排入世界每日最重要的大事表中的资格。我们也是这个意见，这是对的。但若以为中国革命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四月政变以后，业已进入新的较高阶段，当然是嫌过早的。在一次大失败之后，时常会发生这样情形的：进攻群众中的一部分，转入运动的次一阶段，且在一时间，他们的步子越过了那在失败中遭了最严重打击的领导部队。假使我们遇见的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则湖南的苏维埃将很快会消失，会暂时间被普遍的革命退潮所冲刷去的。
不过没有丝毫理由主张：在我们之前，只能有一次行将在长期间退却的革命所作的激烈的后卫接触了。不管四月失败并非单纯的「插话」，而是反革命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不管工人阶级前卫队的痛苦的流血，可是没有丝毫理由主张中国革命在好几年内被击败了。
土地运动，既然是更散漫的，因之它受反革命绞手们的直接打击就比较差些。土地运动的继续生长，将给无产阶级以在相当近的将来重新起来，且再度转入攻势，这个可能性是有的。自然，在这一点上要做确切的预言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从远方为然。中国共产党必须密切注意事变的实际过程与阶级分化，借以抓新的进潮时机。
不过，新的进攻将不仅视土地运动的进展而定，且将视城市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次一时期中发展出来的方向而定。蒋介石政变并不仅仅表示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多半是更少地表示这一点），而且表示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地位之重建与巩固，以及由此而生的一切后果。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概然性，甚至也许是必然性来，即在很不远的将来，小资产阶级群众将转过来反对蒋介石。小阶级之遭受大痛苦，不仅由于外国资本，而且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的联合，所以他们在某些动摇之后，必然要转过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正是在这里，存在着民族民主革命中阶级机构的最重要表现之一。
最后，那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由于它存在的一切条件使然，是如此习惯于穷困与牺牲，它与被压迫的全部中国人民一起，已如此好地「学习到」视死如归，以致我们可以希望中国工人们，一旦被革命及时所唤起，定能在战斗中做出极度非凡的自我牺牲的行为来的。
所有这一些，给了我们充分权利去估计中国革命的新浪潮，与那以无产阶级之四月失败为终点的这个浪潮之间，相隔不是长长的几年，而是短短几月。自然，没有谁能够确定地说出这中间的时距是长年或是短月。但我们假使不把我们的路线指向新的高潮，假使我们不为此作出行动的任何纲领，任何政治道路与任何组织形式，则我们将是不及格的革命者。
四月失败不是一个「插话」，它是一个严重的阶级失败；至于为什么如此，则我们不愿在此地作一详细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说到明天，不想谈起昨天。四月失败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无产阶级中心遭受了一个惨酷的打击这个事实。失败的严重性却在于这一事实中，即工人们是被当时以前一直做他们领袖的那些人所扑杀的。这样一个猛烈的转变，必定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产生出不但是物理的解体，而且是政治的混乱。这个混乱，对于革命的危险，是甚于失败本身，只有一个争取明天的清楚、确切而革命的路线，才能克服它。
在这意义上，英国反动报纸的驻沪通讯员的电报，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昭示出中国革命如能在次一时期达到更高水平，将依循着什么道路。
上面我们说过，农民之消灭湖南大地主，和工人苏维埃的建立一样，可能是上一浪潮的严峻的结束，也可能是新浪潮的开始，因为事情是从远方考察的。这样两个浪潮的对立是能够失去其意义的，如果那中间的时距不长的（英文本作「长」，谅系排印之误——译者），即，几个星期，或甚至几个月。不过无论事情如何（此地只能给一个参考意见罢了，特别从远地讨论这问题不能不如此），湖南事件的象征意义，总是十分清楚与不可争辩的，不管它的范围与势力怎样。湖南的农民与工人，正在指出一条他们的运动所能依循的道路，现在，他们与资产阶级及大地主联盟的链子业已打毁了。谁若相信在这个革命中，任务如此巨大而所吸引的群众又如此众多的革命中，土地问题与劳工问题能以自上而下的命令与仲裁委员会来求得解决，则此人将是鄙夫俗子了。工人自己要打断反动资产阶级的脊骨，要教训工厂老板尊重无产阶级，尊重其人格与权利。农民自己要割断他对大地主的依赖关系，后者正以高利盘剥行为，榨干了他们，而且奴役他们。帝国主义，以其关税，其财政及其军事政策棋暴地阻止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它使工人陷于乞丐状态，使农民陷于最残酷的奴役地位。因此，反大地主的斗争，反高利贷者的斗争，为较好劳动条件而作的反资本家的斗争，就自身提高到为中国民族独立，为那从外国帝国主义锁链下解放生产力而作的斗争。那是主要的与最大的敌人。其所以大者，不仅因为它有兵舰，而且因为它直接地与银行巨头，与高利贷者，官僚，军阀，中国资产阶级有不可分的联系，又因为它与大工商业资产阶级有较为间接的但同样密切的结合。
所有这些事实表示出帝国主义的压力决计不是外部的，机器的压力，它不能将一切阶级融合起来。不，它是一个十分根深蒂固的内部作用的因素，它是加强阶级斗争的。中国的商工业资产阶级在和无产阶级所作的每一个严重的冲突，背后总带着外国资本与外国刺刀的补充力量。这一资本与那些刺刀的主人，扮着更有经验与更加灵敏的鼓动家角色，他们将中国工人们的血打进自己的算盘中，有如他们之对于橡皮原料与鸦片烟一样。如果谁要逐出外国帝国主义，如果谁要征服敌人，那必须使他在中国所进行的「和平的」，「经常的」，绞刑手的与强盗的工作，成为不可能。这，自然不能由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妥协道路来达到。这样的妥协，也许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工农的劳动产物的获取，增加一点儿百分比。但这将表示出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更深的侵入，中国工农之更深的奴役。如想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只能由城乡劳动者起来将它逐出中国。为了这，群众必须数百万地，真正地兴起。他们不能在民族解放的秃头口号之下起来，而只能在反对大地主，军阀，高利贷者，资本家徒党的直接斗争中起来。在这斗争中，群众已经在起来，在煅炼自己，武装自己。此外，再无别的革命训练之道。国民党的大资产阶级领导（蒋介石帮），已用尽方法来反对这条道路。在开头，只是从内部，即用命令与禁令来反对，但当国民党的「纪律」不再够用时，就借助于机关枪。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犹预着，因为害怕群众运动之太狂暴的发展。由于整个的过去使然，小资产阶级的邀进派是更加习惯于观望上层，寻求各种「民族」党派间的勾结，而不惯于往下看，寻求数百万工人的真实斗争。但若在一切事情上，动摇与不坚定都是危险的，则在革命上，这二者却是能酿成大祸的。湖南的工人与农民正在指示出一条脱出于动摇的道路，且因此，指示出一条挽救革命的道路。
这是用不着解释的，只有这条道路，即较深刻的群众扫荡，较激进的社会政纲，工农苏维埃之展开的旗帜，才能真地使革命不致被外来军事所击败。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一点。只有这样一次革命，它的旗帜上明白地写着劳动者与被剥削者们自己的要求，才能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兵士的活的感情。我们曾经在阿强格尔，敖特赛，以及其它地方的海面上，经验了并证明这一点。妥协与叛卖的领导方针，不曾使南京免于破坏，且使敌人的战舰进了扬子江。革命的领导方针，能予运动以伟大的扫荡力的，却能使扬子江的水滚热起来，使路易‧乔治，张伯伦与麦唐纳的战舰无法驶入。无论如何，只有遵照这条道路，革命才能寻找与发见其保障。
我们在上面已反复说过了，土地运动与苏维埃之组成能表示出昨天的完结与明天的开始。但这不是单靠客观条件的。在目前情形之下，主观因素具有巨大的，也许是决定的意义：正确地规定任务，坚决与清楚的领导。如果一个像湖南省所已开始的运动，让它去自然生长，将必然被扑灭的。暴动群众只叫感觉到有一个坚决的领导且与它有更大的结合，则其信心将增加十倍。一个头脑清楚的领导，能将事物在政治方面加以综合化，且能在组织方面加以联结的，乃是唯一种东西，能使那具有相当程度规模的运动，不致发生不小心的或未成熟的侧面跳跃，不致发生所谓「过火」行为，虽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过火」行为，则没有一次数百万人的真正革命运动能够达到它的目的的。
任务在于给那土地运动与工人苏维埃以一个实际行动的明白政纲，一种内部的团结与一个宽广的政治目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间的一种真正革命的合作才能成立与发展，共产党与左派国民党之间的一种真的战斗联盟才有可能。左派国民党的干部，一般说，只有他们肯与农民及城市贫民的革命斗争保持最亲密的接触，才能构成与煅炼自己。由农工苏维埃领导的土地运动，将使左派国民党人最后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营垒与工农营垒之间，作一选择。将基本的阶级问题公开地提出来，这是在目前情形之下的唯一道路，可使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停止动摇且强迫他们踏上那走向胜利的唯一道路。这一点是能由我们的中国党在全部共产国际的援助之下来做到的。
1927年5月27日于莫斯科
[1] 5月27日及28两日，托洛茨基写了下面一连串的四篇文章。这时候的中国实际情形，农民早已蜂涌起来夺取土地，武汉国民政府业已开始采取镇压手段，长沙已经发生了屠杀工农的血案；斯大林为了掩饰自己路线的破产，即为了叫人相信武汉政府是革命中心，乃将此等真实消息隐蔽起来。但虽如此，托洛茨基根据了一些不充分的材料，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与指示。如能把这几篇文章与当时武汉局势对照来看，更能显示出反对派主张的正确了。——译者
[2] 英国保守党报纸。——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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