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注一]

—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反对派政纲中的中国部分 —

　　中国的新事件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及整个的第三国际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认为任务所在，不顾一切，再要你们注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照着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成见，还是嘉奖与保存那以往在中国所执行的妥协的政治路线。全体会议没有上前一步，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不待追寻别的证明，全体会议未及散会，命令发出没有几星期，长沙事变[注二]又重新扩大了一切问题。机会主义的路线，在革命时期时常是如此的。
　　长沙事变，工农血肉即随之横飞。所谓武汉左派国民党在战线上事件之扩大，冯玉祥之妥协，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汪精卫的妥协，这一切，完全重复证明我们送交我们党的中央及第三国际的很多文件中的分析与预言是对的。可惜的，还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前面开玩笑。付了重价的一切错误与教训，第三国际都疏忽过去了。

一 蒋介石政变后在中国发生什么？


　　长沙反革命事件的开始，是在五月十九日，而『真理报』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六日才传出这个消息，由『真理报』公布的电报中，可知党及第三国际知道这个重要事件，还在一个月以后。冯玉祥被选为南京政府的委员（即蒋介石的白党政府），苏联通信社已于五月二十四日传出了这个消息（可以参考塔斯社的目录），但不发表在报章上，这种方法已成了系统。事实虽不可隐蔽起来，最低限度可以延长时间，以便准备党对反对派的新的攻击，如果政策是很正确的，就不需要这种手段，这还不很明显吗？
　　长沙及湖南各地发生了什么？
　　地方卫戌司令率同几千兵士，无疑是得了唐生智的承认与同意，在五月十九日进行了解除工农纠察队的武装，五月二十一日又有三十五军的部队包围与解散工农会所，五百人被解散了武装，十二人毙命，工农会的指导员二十人被捕。近郊农民听到政变的消息，迅速地组织起武装队伍进攻长沙。无奈他们的武装不完备，为机关枪扫射退却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注三]决议宣布要国民党左派退出他的军队，根据他的命令，很多的共产党员的政治工作人员，被逐出军队。长沙政变不久以前，有夏斗寅[注四]的反动，再早又有杨森[注五]的政变。事变的一幕就是这样。事变的主动者为军官的联盟，兵士代表苏维埃是没有的。因为它——兵士代表苏维埃——没有成立之可能么？不是的，因为反对派早已要求组织它，而被斯大林布哈林禁绝了。
　　唐生智完全复演了蒋介石的把戏，开始出之于发誓与宣言，最终就是屠杀工农，及夺取政权。很明显的，北伐不过是他隐藏在『左派』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后方，作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左派政府的政治，就促成这个狡猾的工作。据塔斯社五月十日的消息，武汉政府委员孙科[注六]对访问者说，中国可走入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反动的孙科，他不是悲观者，也不是轻信之徒。从五月十九日起，武汉政府的军队第一次进攻长沙的纠察队，唐生智实际上是国民革命军指挥者，他嘉许长沙政变，而冯玉祥与蒋介石同时进行谈判。
　　六月十一日上海塔斯社传出消息：『湖南有一部份农民陷入过火状态，禁止从本省输出粮食，占领商店，分配财富等等。』写出这种阿夫生底也夫[注七]式的话来，是偶然的吗？不是的，这是马丁诺夫精神陶养成的。
　　塔斯社另外一个通信员在自己的消息上加上了牛油与砂糖，不得不承认武汉政府区域内随军事胜利的脚跟上即起了新的反动，鲸吞工农在革命中之根本胜利。不只在南方，同时在湖北的北方（『真理报』六月十六日），事件也不停留地自动地发展，非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所能阻止的。
　　六月十七日『真理报』载：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说，全无经验的（？）农民组织，在有些地方做出错误是可能的。国民党中央已采纳了各种方法，禁止没收兵士（？）与军官财产！如果违反此命令，则严重处罚，同时严办那些散布流言以造成农民和兵士间隔膜的人。事件的发展，恰如以上所指出的。
　　中国的克伦斯基欺骗民众，说是没收兵士的土地，实际上是关系于将军的，地主的，官僚的土地，恰恰如像俄国的兴格略夫[注八]，阿夫生底也夫一样；而『真理报』与他和为一体，农政部长谭平山缄默不言，史大林布哈林则在摧残反对派。
　　武汉政府的军官，是资产阶级地主所组成，武汉政府之不侵犯军官土地的决议，是得共产党同意的。军队成了地主们在组织上相互的保险。革命的政党，应当采取直接相反的政策，要没收将军们的土地。没收土地不只是征取农民，同时是征取兵士，驱逐地主的军官出军队。枪杀反革命的官长。这样地做了，或者牵制了北伐。但这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征伐，可得到无限的胜利。中国之解放与统一，就是国民革命之完成，不能完成唐生智与蒋介石联盟之北伐，而成于工农反对本国的和外国的压迫者之革命的征伐。

二、左派国民党与农村革命


　　谁叛变了中国革命？蒋介石政变以后的民族运动是什么？这是蒋介石政变以后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斯大林布哈林的观点，以为左派国民党现在应当安静地对付蒋介石，推动自己的军队向北方前进[注九]『现在最好是使蒋介石在上海区域内与帝国主义纠缠不清』（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斯大林在中山大学的演说，见『中国革命与反对派的错误』第七页），实际上表现的是什么？纠缠不清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斯大林和他的虚伪的政策。蒋介石是等待时机，到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在事实上接到了『左派』国民党中央和『革命的』军官到他自己方面来，他就直接进行与英日帝国主义者共谋。我们还是在继续安慰自己，『我们的』革命军官向北进攻。我们欺骗了自己和别人。忘记了实际上，这不是我们的，不是革命的军官。到了北京，他们正为着英日两国进行妥协，和平地与蒋介石，甚至于与冯玉祥分割政权。
　　六月三日塔斯社传出自慰的消息：『国民政府决议对南京进行坚决斗争。』无疑的这又是新的欺骗；谁愿意与南京政府斗争，首先就要查办自己队伍中的南京派。
　　如果蒋介石当初以全力去讨伐上海与南京，是为保护自己政变的准备。如果唐生智的北伐河南为着在『左派』国民政府后方政变，则东讨南京很明显的是为着掩蔽最近将来的政变，它要驱逐或者枪杀『左派』政府中不幸的共产党，与毁坏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
　　在这方面事件之发展，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东方通信社传出『两派〔武汉与南京〕的妥协渐渐地采取了实际的形式。』事件的中心，就是革命实力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抗完全没有可能，过去的一切政策达到了使工农没有武装起来。
　　长沙的事件，除非那些虚伪的乐观主义者，再不能视为一件小事情了，事变普遍了全省，几星期内布满了白色恐怖。湖南是农民运动的中心，长沙有一百五十万居民，是革命中心。革命中心受了打击，非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能够挽救的。
　　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习惯上说，第二个蒋介石叛变了，走开了，而是武汉『左派』国民党籍武汉政府的叛变与破产。
　　『真理报』五月十八日由汉口传出可耻与难信的消息：『虽然统治者在湖南各地有白色恐怖，但农民运动渐渐扩大，在许多地方有了农民的政权，乡村间农民与豪绅发生了武装的冲突。』革命运动的范围愈扩大，指导者机会主义的错误亦愈明显。农民手中的政权要对抗武汉政府，这表示汪精卫就要不断地摧残农民。我们须给农民以怎样的建议？如何去扩大运动？怎样与城市工人作亲密的联合？不要组织苏维埃吗？或者我们对农民说：驱逐地主，夺取政权，你们就犯了禁律而跳出斯大林的阶段了。机会主义者之指导，在每个新阶段上，通要使革命运动陷入深坑中。农民能够夺取政权，驱逐地主，屠杀高利贷者，地方上昏暴的官吏。但是用国家机关的方法来巩固农村革命，热烈万分的农民是不会这样做的。为着此点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国民党不能指导这样的农村革命，它是反对农村革命的。如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领导农村革命，农民的暴动必受摧残，这样的例子，在过去几世纪的历史中，已有不少的事实了。
　　责骂反对派『没有估计』武汉中心是农村革命的中心，已经长久的事吗？事实上是怎样呢？『左派』国民党以及跟在它后面的共产党员，不去扩大工农群众运动的基础，反而走上北伐的道路。换言之，就是去迎合努力扩大势力的将军们，照着将军们的结论，以为必须取得新的区域后，才扩大革命运动。真正的革命民众再起来，照着在蒋介石时代所说的一样，后方为应付前线起见，必受相当限制，且必须附属于它。新的北伐不能适应革命的目的；因为军队向北前进愈远，他们与革命的基础失掉关系也愈深，愈巩固了将军们，愈促成唐生智，冯玉祥及其它军阀们与蒋介石用一致的口吻说话，进而与帝国主义共同分赃。这一切事件的真相，都被我党所隐蔽，在新的北伐产生出来的反革命和妥协的阶段，痛击了我党的头部，又认为这是偶然意外的灾患。然而无所谓意外与不意外的事变，我们播下的种子，终会成长的。
　　左派的汪精卫在他与陈独秀共同签名的宣言中说到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注十]，其实就是帮助蒋介石，他在工人被枪杀的前夜，教工人镇静。上海工人武装被蒋介石解除之前，汪精卫有明显的作用。与『左派』汪精卫妥协，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屠杀工人之前数日写出如下的话：『中国共产党之爱好和平与秩序，不下于其它政党。』
　　蒋介石政变后，『左派』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是继续右派国民党的政策。不过在新的革命斗争阶段中，在 方军队领土内，应用些新的方式。武汉政府，正确些说，就是右派的政府，建筑在反革命的将军们身上。它不使工农超出国民党旗帜，只要他们服从它，追随在将军们之后。左派国民党的中央及武汉政府内，尚留着有各个右派领袖，蒋介石的效忠者，如孙科，徐谦[注十一]及其它等。一切军事力量，完全落入冯玉祥唐生智之手。冯玉祥与蒋介石全无分别，唐生智稍有些微革命的差别。军事方面完全没有经过改组。郑州会议的图景[注十二]实际就是同以前蒋介石作主的会议一样。『左派』国民党中央的『一致』以及『纪律』等，完全是反对工人阶级及农村革命的。它的政策是出以假面具与曲线的形式；在国民党隐蔽之下，它的任务是扩大反革命的力量，及其成熟。中共中央的作用，就是『左派』国民党中央的附属物，成为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营垒的质押品。
　　工农革命运动，在国家机关与军队残酷仇视之下，在中共袖手旁观之下，受了挫折，摧残与破坏。
　　四月二十四日从汉口传出消息：『左派国民政府对于工人与外国企业主有任何冲突状况，必须采取强迫仲裁方法解决。』这件事实际就是禁止一般的罢工，外国与本国的企业主间，不能有严格的分别！长沙事变以后，左派国民党对湖南的局势采取了下列办法：
　　一、从事调查期间，暂时保存目前的（！）湖南省政府（即反革命的政府）。
　　二、改组湖南国民党及工农的组织（改组的目的是真难臆测呵！）
　　三、湖南所有的军队统归周澜节制（周为湖南国民党主席，亦特别调查 代表之一）。
　　四、工农与军队两方的武装冲突应当停止（工农受屠杀应当默受），否则按革命纪律严办。
　　五、任命特别委员会解决湖南发生的问题。
　　『真理报』认为这样解决（！）问题为不彻底，实际上这是叛变式的解决问题。『真理报』对于国民党的反动者只说些温柔的话，而把一切罪恶的秘密都推到反对派身上。这样的解决问题，就是同俄国的克伦斯基，兴格略夫，庇护哥尼洛夫，阿来克先也夫[注十三]毫无差别。
　　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真理报』登载出大地主，极反动的唐生智的庄重宣言，一字一句都重复蒋介石的相信三民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等等的谣言与意旨。又推动了我党中的高级机关看唐生智为不可多得的奇货。不消一语的批评他，『真理报』连批评的感觉都没有，那里还有绞杀他的可能！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答复季诺维也夫的提纲，斯大林这样说过：『实际上存在了两个国民党，在武汉的国民党是革命的，在南京的国民党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分裂为两个，农民革命的扩大，获得了（！）在武汉的以革命（！）国民党为首（！）的肃清了的（！）革命的中心。』在第三国际中执委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差不多同样地如此说。
　　在斯大林布哈林高压之下，第三国际也拒绝了在武汉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斯大林证明给第三国际说：『在一九○五年俄国只有两个苏维埃组织，即现在的列宁格勒与莫斯科。』（见『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三期二十二页）这完全是不正确的。在一九○五年，俄国有苏维埃组织的地方，为三十个，如：－
　　伊凡诺伏，伏志尼辛斯克，敖德塞，萨拉托夫，奥勒霍伏泽夫，爱迦德邻堡，那勒杜杜斯克，伏兴斯克，索巴塞列夫等等。（参看包克洛夫斯基着的『一九○五年』）。我们即使再举出些一九○五年苏维埃的例子，而斯大林终要设法避免在武汉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他认为工农革命已经获胜了，有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为中心人物。
　　但是事实不消再说，斯大林的『革命中心』，『我们的国民党』（！）甚至于部分的军队（目前的唯一的真实力量）已追随在蒋介石之后了，即追随在右派国民党之后了。不是以布哈林的，而是以马克思列宁的观点解释这些事实则适得其反。
　　在左派国民党中，布哈林说，留着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及少数急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份子带着尾巴性质（！），比较急进的大资产阶级有第二等（！）作用（参看第三国际中执会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六月十八日的真理报）。
　　还有那些『急进的』大资产阶级的份子，使得布哈林满意，认为这是尾巴主义的作用。但在实际上，这些急进份子的作用，不是二等而是第一等的。布哈林现在还以为左派国民党在共产党影响（？）之下的。实际上确实表现得相反：谭平山陈独秀影响不了孙科，徐谦与陈友仁[注十四]；而汪精卫找寻的（已找过了）也不是谭平山，却是孙科以至于蒋介石。
　　国民党（各阶级的）实际上证明是资产阶级的，而以共产党为它的尾巴。但是布哈林看不清脚与头的差别。
　　审查结果，证明过去与现在斯大林布哈林在中国的政策是有系统地减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及无产阶级的力量，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妥协者身上。中国资产阶级适相反，它进行了纯粹的阶级政策，在莫斯科的虚伪政策隐蔽之下，它利用了工人与农民一直到有利于它为止。当着它看见民众革命高涨的时候，它就枪杀工农。好像完全没有一九○五年与一九一七年的教训一样，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一样，在过去和现在重演了一八四八年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惨剧。

三 中国共产党与左派国民党


　　下层的农村革命，按自己的道路尽量地往前发展，左派的武汉政府， 激烈地去阻止它，此时共产党应当做什么呢？共产党员农政部长谭平山执 行自己的任务，不是别的，正是垂危待毙，求援于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高利贷者之前，作血统混合的大纲。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同志在汉口党的大会上（五月三日）声明：『要没收大地主及中等地主的土地时，必须注意（！）以后军事方面发展的行动。』农民革命的利益与任务，是与反革命将军旧的军事行动相符合的。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造成政变的先决条件，先则有蒋介石，继则有许克祥[注十五]，再则夏斗寅的暴动，并且可以为其它一切将军们的反革命政变的条件。我们党的中央，登载了陈独秀的演说，没有加以一字批评，反对派欲批评而不可得。
　　在『军事胜利的脚跟上，跟着起了新的反动（即武汉的反动）』，——长沙政变与夏斗寅暴动以后，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忠告的信，即中国布尔什维克党（！）给中国社会革命党与立宪民主党的信上说——『时期到了，应当想方法实现几个农村革命的策略！』同一天内国民党的改良者正在屠杀农民，或者不去妨碍屠杀革命的农民。
　　『将来的革命』——信中肯定地说——『要依赖国民党方面的坚决行动』。不依赖工人指导下的农民暴动，不依赖共产党本身的指导，不依赖农民暴动，而去依赖那取反革命态度的国民党中央。
　　中共中央在信中不要武装工人，而反去解除他们的武装，提出这样的革命的要求：『从速兴问罪之狮镇压叛乱，授全权于唐生智（！）派军队到长沙压服反革命者。』派唐生智到长沙与反革命者媾和，就等于克伦斯基派遣萨文可夫[注十六]与哥尼洛夫媾和一样。
　　中共中央的信中表示悲愤，以为这是封建份子与军阀勾结，武装反对农民，这是由于指导革命机关的动摇所引起的，因此，做出以下的结论：『军队应该帮助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实现农村改良。』以改良来代替革命，实现国民政府所不愿实现的改良。军队应当帮助改良。而军队在将军们指导下摧残农民，农民被摧残则与唐生智谈判，而唐生智又是军队的父亲与保护者。
　　从中共中央的忠告信发出以后，又发生了什么？『真理报』六月十六日登了以外交式的斗大字排的消息：『但是有些传说，以为国民党采纳共产党提出的意见是多半不可能的。』
　　虽然在口头采纳了，难道就保证它在实际上不会有丝毫的变更吗？国民党中央自己知道的，它是唯一指导革命的政党，共产党只是附属于它。第三国际不允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思想，共产党命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共产党不能够独立，它不惯于独立。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就如上面引出的信件所表现的。什么地方答复了？谁隐蔽了答复[注十七]？不，为的是保证资产阶级压迫工农暴动更容易胜利。现在谁还不愿意明白这点，和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派实在无话可说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的明显宣言（登在汉口民国日报上的），是马丁诺夫路线的化身，当蒋介石的将军在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下屠杀工农的时候，中共（？）清楚地写出如下的话来：『未经过思考的农民的行动，特别是在湖南，引起军队的不满，夏斗寅想利用军队的不满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对于小地主的关系，中共已在大纲中明白地规定了：未经过思考的农民的行动是与共产党的行动有冲突的。共产党反对没收小地主及将军们的土地，只要小地主自愿承认国民政府所规定的租额，则他们必不会反对为革命柱石的农民。——『只有农民群众联合起来拥护国民政府（杀农民的），才能够巩固革命的根基。』这是孟什维克派的话，不是布尔什维克派的话，是里倍尔[注十八]，丹但，与阿夫克底也夫拥护克伦斯基政府，反对那些为哥尼诺夫所摧残的农民之未经思考的行动的话，虚伪的政策不只是要使革命失败，而且是腐化共产党的唯一工具。
　　这就是整幅的图画：不顾工人的组织在四月间受了严重的摧残，农民失了指导，然而农民终于暴动起来了。汉口的将军们摧残工农，动摇的武汉政府帮助了将军们。共产党恳求克伦斯基采取农村革命的方法，这一切都为马丁诺夫所应允的。斯大林布哈林诋毁反对派不信任『左派』国民党。对中国方面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对付反对派的组织方面的结论，却是肆无忌惮地干。
　　有些同志，特别如伏罗希洛夫[注十九]，解释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与不幸，是『缺乏革命的干部』。在非革命的政治路线里如何能够培养出革命干部来！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乃是养成革命干部的先决条件：革命干部的发展，首先在于革命路线的确立与加深。
　　如果共产党要倚赖自己训练青年的革命干部，其第一步功夫，就是独立起来，为影响无产阶级及指导职工会与罢工而斗争。如果共产党无情地揭破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危险，迅速地得到城乡被压迫群众的拥护，如果它勇敢地表现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表现出它对于本阶级与全国被压迫群众所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则这些工作，在很快扩大的革命条件之下，不只能造成极巩固的革命干部，且将在无产阶级与农民中得到无限的影响。
　　帝国主义者的军舰泊在长江两岸，海陆并窥的时候，难道在同一个时候，与蒋介石张作霖战斗吗？学了马丁诺夫的理论的人，常常会发出这样问题。真的——他们说——敌人方面有常备军，有聪明的军官与高等的技术，从海外作公开的帮助，而我们呢？我们有的是革命——人们全忘记了，在马丁诺夫的领导之下，裂成碎片地埋葬了一切伟大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敌人方面有将军，我们可以将『革命的』军队送给将军们，不可侵犯那些将军，否则军队散走了，北伐也不能完成了。最好不去惊动蒋介石，绕过他的范围地，否则我们的将军会同他结合。不要太过引起地主，银行家及一般有财产者反对自己，而要与他们『玩』点手段（再做尾巴），否则军舰在二十分钟内开入武汉及其它革命中心。这一切，就是目前马丁诺夫的路线的真正秘奥。
　　这是自杀的路线，革命走入了这种道路永远不会胜利。指出这许多的难关，又绕过他们（敌人）的范围，实际上就是绕过革命，拒绝我们革命的力量。
　　火速地发展工农革命，这就是我们恐吓敌人的大炮。这种大炮，同时不只要打破蒋介石，张作霖，甚至于帝国主义，首先要击破唐生智及一般在武汉的反革命者，杀尽地主及反革命的军官，残忍的，勇敢的，群众的，击灭那些留在农民后方蒋介石及张作霖有勾结的军队。我们能组织真正的革命军队，只有经过工人阶级指导之下的农村革命的队伍中产生出来。无论是唐生智，蒋介石。张作霖，都不能在这种条件之下来组织军事力量的，不管那技术如何高明，官长如何丰富。至于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若我们少与它们的内部走狗开些玩笑，阻碍它们活动的余地，则它们将更表示无力量与衰弱。帝国主义的海陆军阻碍中国革命的行动更利害，革命愈加会鼓励群众，更无情地与民众的敌人奋斗。
　　『难道我们反对农村革命？』——布哈林的声音。谁企图完成革命，先则与蒋介石携手，继则与唐生智，再则与汪精卫联合，谁要中共先则附属于蒋介石，继则附属于汪精卫，谁反对组织苏维埃于将军们的后方，那么，谁在实际上就是农村革命的敌人，最低限度是要阻碍它的发展。

四 再论中国革命性质


　　对于中国问题，斯大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的立场是什么？它们的立场，是反对派所明了的。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反对帝国主义，于是从这个简单的无争论的观察之下，做下了根本虚伪的结论。照斯大林布哈林马丁诺夫意见，在外国帝国主义高压之下，可以结合中国内部不同的各阶段，能够做成四个阶段的联合，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四个阶级的政府（马丁诺夫加里宁鲁组塔克及其它诸人的主张）；以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结果是使中国内部的冲突减轻了，因为要忙于对付外来的袭击。实际却是帝国主义加紧了内部冲突。一九○五－一九一七年中马丁诺夫的可耻的破产的理论（他自己常常知道他是一个孟什维克），是不适合于俄国的，但却以为适合于中国。
　　关于工农问题，马丁诺夫向共产国际提议为调剂全民族的革命力量起..解决一切社会冲突，应采取仲裁方法。这些孟什维克的疯病，无端的加在布尔什维克派身上。旧时资产阶级出卖我们的前途，就是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利用之后，就被根本抛弃了。这种情形直到现在还留在中国革命中。在新阶段上，仍旧保存那古典的形势，不过采取着一新种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布哈林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大显其帮助的能力。他们过去与现在都是帮助资产阶级，隐蔽起国民党的指导的阶级性。他们主张，共产党过去与现在都应当屈服于国民党之下，直到从自己方面不去批评三民主义，让这小资产阶级理论操在大资产阶级之手，成为反对无产阶级的有力的反动工具，他们把阶级斗争转变成抽象的东西。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危险，被他们认为是不关重要的一回事，所以政策上没有丝毫实际的意义，所有力量与方法，都去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而置无产阶级于它之下，作了资产阶级的利用品，后来又从头到脚被抛弃了。当着这些事实明显了，布哈林则大胆地声明：『我们是预见到了的』。不要污辱自己了。这一些，他预先一点都没有看见，你企图用机械的方法『利用』资产阶级，而又弃掉它，如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你的先见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幻影。
　　企图掩饰其马丁诺夫政策，引证北伐激起了工人运动，这只是暴露自己的颓丧，与确定自己的破产。资本主义一般的发展，都能激动群众。但是革命者不能从这点就立论与资产阶级联合。古典的资产阶级革命，常常唤起群众，后来却摧残它，束缚它；中共从上海广州工人被摧残以后，仍旧继续作蒋介石北伐的尾巴，激动群众，共产党成了资产阶级的法宝，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帮助资产阶级，在它的优容之下激动群众，而我们丝毫不妨碍它屠杀群众。这就是在古典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先进者的作用。马丁诺夫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先进者，不过太迟了些，腐败些，因为我们已生在帝国主义时代了。直接受痛苦于杀戮无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变以后的农民，继续扩大暴动。斯大林关于民族革命的特点，四个阶级联合理论的屏藩，不管马丁诺夫天才所赏赐的什么解决农民问题用仲裁委员会的方法，直到共同战胜帝国主义以后再说其它的问题，但是结果终究还是承认：是呵！农民进行国内战争了，反对地主，官僚，将军及高利贷者。这样写着，能经过国民党先生们的检查吗？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的路线，从此又产生显明的曲线：与帝国主义争斗，北伐削弱了，而引起的是反对封建的战争，农民革命成了革命的主要内容。一切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形于转瞬之间，都烟消云散了。新的曲折更表示其失败与错误。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机会主义范畴内的曲线。
　　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斯大林自己的演说中，疯狂地企图污蔑反对派，说它——反对派——看见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是关税问题，这是官僚的立场。我们很愿意知道斯大林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见解是怎样的，但他只知利用人家的现成语，而不知道现成语的内容。
　　在武力掩护之下，帝国主义侵入了中国。除了输入制成商品以外，还建设铁道与输入工业资本。在银行形式之下，增加了内部的高利贷，借债给国家，使榨取国家收入之大部分有了保证。中国半殖民地的情形，就是它的经济落后。外资侵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之下，推动了国家向前发展。帝国主义大战时，在这一点上确实达到了广大的成绩，只有这种成绩，才能够提出在民族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是外资助长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的发展，只在某时推动某部门向前进，它故意妨碍其它部门，可以榨取丰厚的利润，停滞中国内部的积累。一般说，帝国主义现在是阻碍了，解体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为达到这个目的，它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方法。这，在它手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关税权。中国半殖民地性质之表现，不是别的，而是中国民众或是有产阶级失了发展工业的保障，因为失了它，落后的国家便始终不能前进。就是阻碍了中国在经济上必须得到的平等。从外国所规定的最低关税额，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又用强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以销售自己的商品。国家工业之发展受了阻碍，家庭工业破产，首先破坏农村经济的后方，造成人口过多与贫苦，强有力的高利贷，是最可恶的腐烂表现。在这样情形之下，其生产更难扩大了。农奴制度的关系，在大部分的国家中，它的来源并不是封建残余，而是由于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了极大阻碍。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路线上，关税是根本的问题。这点斯大林却丝毫不懂。关税问题，他认为只不过是形式的官僚的问题，而不是看作中国国民经济与世界帝国主义的相互问题。取消不平等条约这就表示首先要打倒『中国关税的束缚』。
　　这样是否表示我们看轻与减少农村问题的意义？此种无理谩骂，甚至发见于列宁格勒党积极份子会议的决议案上。这样的例子最好是适足以证明目前的统治者是何等的卑鄙齰。不断的争论，使在野者及被责者难以静默。实际上，反对派反对以马丁诺夫的阶级去代替农村革命与无产阶级的进攻。农民与帝国主义作争斗，农民与工人密切联系起来。造成真正革命军队，只有经过农村革命。高利贷的奴役的束缚，农奴及半农奴关系之在中国乡村中占很重要地位，并且在城市也是这样，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
　　但是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中国无可争论的是有统治作用，就是因为这点，所以无产阶级在整个的革命中，及农村革命中，有占着指导作用的可能。
　　布哈林需要造成封建占优势，是为着减少无产阶级政治作用的可能，证明无产阶级目前是应服从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妥协派的。
　　若实情与上面所指出的相符合，则完全不能将整个的中国革命归结到农村革命，不管土地关系之深切的变动，以及它是如何必须变动，但没有一般的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工业化），即不能从经济的狭巷中跳出。若中国关税不自主，则工业之发展又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关税问题的重大意义，不亚于俄国对外贸易的垄断的意义。最近的将来，无论中国以何种方法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中国一样的需要争取经济上的平等。这就是与帝国主义争斗的经济内容，也就是民族革命的内容。工农不争取政权，这问题不能解决，农村革命也是不能解决的。
　　从抽象的了解民族革命，又从抽象的了解农民革命，斯大林布哈林仍旧保存自己机会主义的路线，民族革命应该由蒋介石统治之下的国民党指导，农村革命的领袖应该是汪精卫统治下的左派国民党。斯大林拒绝组织苏维埃，说是左派国民党对于农村革命已经（好像）充分完满了。这样的新的预想之确切和深远，恰像以前对蒋介石的预料一样。
　　所以要禁止组织苏维埃，是为了必须保持与那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国民党之合作，这里又重犯了过去为布尔什维克派所揭破的错误和虚伪，即：与小资产阶级必须密切的联合，人们不是将它了解成与那些最受压迫最革命的乡村与城市的贫民群众，而是与妥协的资产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联合。这些上层份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就如在俄国革命中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崔勒脱里与克伦斯基之徒的作用一样。农村革命之尽量扩大，就是受了共产党与汪精卫等的『左派』国民党之合作的束缚，这就是阻碍工农联合的大道。
　　资产阶级离开革命，发生了上海工人的血肉横飞。这件事变发生以后，他们只是官场式的承认了事实。如果有了上海事件，则在目前情形之下，革命的负担者，就只有无产阶级与一般城市与乡村的被剥削的劳动者了，因此我们就说要组织工农苏维埃，而他们认为这是表示以暴动反对武汉政府，所以不可以组织苏维埃。武汉政府代表那一个阶级呢？斯大林与布哈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答复。严正的阶级分析，是不会与机会主义调和的。斯大林与布哈林迫不得已，为武汉政府辩护，说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也不是工农政府，恰恰像从前为广州政府辩护一样，说它是超阶级的政府（非资产阶级的，而是四个阶级的）。
　　在社会的意义上，武汉政府代表的是什么？对于中国的主要阶级他取那种态度？不管一切中国条件的『特点』，我们不能不承认武汉政府的社会作用，就是中国的克伦斯基政府。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就是克伦斯基与密留可夫[注二十]哥尼洛夫的关系。密留可夫直接代表资产阶级，克伦斯基就是这个难关中的总司帐。小资产阶级之妥协的上层份子，是代表某个时期唯一的可能的资产阶级政权，对群众作小的让步是次要的，挽救资产阶级之私有财产却是主要的任务。汪精卫与蒋介石之冲突，根本的性质同克伦斯基与哥尼洛夫的冲突是一样的，他们中间的大小冲突，都不能改变那些事实，就是两方面用一种分工方法，在同样地履行反革命使命。
　　革命的政党在这种条件之下的工作是什么？它的作用不只是以无产阶级来对抗，并且要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之下层份子来对抗资产阶级政府的妥协的上层份子。胁迫群众相信中国的克伦斯基，就是反对革命的直接罪恶。凡认定左派国民党实现农村革命，工农不需要组织苏维埃的人，都有这种罪恶。斯大林的立场，就是这样，他的一切错误，就是在利用资产阶级好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斯大林这种观点从老板移到伙计，或从资产阶级移到妥协的地主身上[注二十一]。
　　斯大林布哈林反对我们说：『你们要马上推翻武汉政府』。在他们看来问题只有：或者只有马上推翻武汉政府，或者参加它，在民众面前对它负责任，为了汪精卫的国民党而不组织苏维埃。真正革命的策略，应当动员全体劳苦群众在自己旗帜之下，反对资产阶级妥协的政府，并准备推翻它。在民众面前拥护汪精卫，而时常唱着革命的腔调以保险自己：『我们预先知道他要叛变的』，这很明显地表示出孟什维克派的离开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上预备打倒资产阶级摧残工农的刽子手，布哈林却只在口头上说，要等到资产阶级刽子手实行屠杀工农时才拿来应用。在革命的新阶段上，有两条不可调和的路线：列宁的与马丁诺夫的。

五 中国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


　　至于环绕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周围，现在党的指导者只是善于造成浓厚的五里雾，其结果对于这个问题还是做出深刻的错乱与矛盾。对国民党的关系，根本上就是无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对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的关系。国民党可以与苏维埃相比（布哈林），可以与革命的国会相比（斯大林），这种解说，只是去模糊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对于马克 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是一点没有含糊不清的。
　　所以关于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退出的时期，以及国民党上层份子与下层群众关系的争论，必须在此地作一简单的总结。
　　中共加入国民党只在时期上——短时期上——才是允许的，因为此时初步的工人运动尚未蜕化成为真正的工人运动。虽然如此，也必须在一定条件之下。这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明白的。主要的条件是：中共要有真正的独立，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可分离，独立的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
　　认国民党是同情的党，容许它加入第三国际，这只是作为在短时间的政治手腕，才是允许的。我们要给国民党的领导者加上严刻的条件，揭破他们反革命的本性，经过第三国际提醒中国劳动群众之耳目，用我们的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与巩固它与国民党下层群众与一般贫农的联合。
　　汪精卫的国民党留居在第三国际，这不是别的表示，这正是我们直接帮助资产阶级，而隐蔽了资产阶级政党之反对工农。
　　至于我们呢，当一九二五年群众运动极大发展以后，即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是否留在国民党内的问题，及它——中共——缺乏彻底的革命口号与组织独立的问题。我们没有一分钟相信国民党的上层份子，很明显地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份子，要与他们破裂，必须接近其下层的工农群众。我们中之一人[注二十二]，已于一九二五年要求与国民党上层份子断绝组织上的关系，从党内联合改为党外合作。另外一人[注二十三]，于一九二五年上海大罢工以后即刻提出武装工人的口号。而从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党中央采取的几项条件看来，必不可免的共产党要在组织上从国民党的上层份子解放出来，而与它的下层群众接近。中共本身在党的中央全体会议上——一九二六年六月——决议[注二十四]退出国民党，但是斯大林布哈林撕毁了这个议决案。
　　不断的失败，使斯大林与其党徒尽量的来压迫我们。我们的意见书不登于大会纪录（例如季诺维也夫向一九二六年党中央的七月全会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书），我们的立场被曲解了，说我们不只想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上层份子破裂，同时要想与它的下层群众破裂，骂我们要孤立共产党，要离开革命等等。这种卑劣的伪造，延长了一年之久，对工人们说我们是『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队伍中的敌人』，说我们反对中国革命统一的队伍，消灭中国革命等等，真正是从来未有的捏造中的捏造，毁谤中的毁谤。
　　蒋介石政变以后，更需要与国民党的中央破裂。要反对它，只有在独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下层份子及工农群众亲密联合之下，才有可能。
　　我们又从实际的生活中，提出几种条件，并且只有真正遵守这些条件，中共才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留在国民党内为着集中自己的力量，吸收更广大的群众随我们走。
　　我们早已明了左派国民党，如汪精卫之流，一定要卖掉工农，我们提出如此的条件，为了以后中共留在武汉左派国民政府内，能在很短的时期中，将左派领袖的假面具在澄清的水里暴露出来。
　　斯大林布哈林不去这样做，却把我们真实的观点隐藏起来，仍是继续坚持下去，肯定说我们『不只是想与那很好的汪精卫破裂，并且想与左派国民党的工农群众破裂。』他们继续认定汪精卫与冯玉祥是忠实的革命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整个的路线中我们都是正确的，斯大林等客观上是蒋，汪，唐，冯等的帮手。现在还要与汪精卫的中央发生关系，就是直接与刽子手联合。要立刻退出左派国民党及反对其叛变的政策，共产党从资产阶级的圈套中解放出来，保证它的独立，并帮助它与左派国民党下层工农群众亲密的联合，以反对克伦斯基哥尼洛夫式的上层份子。
　　说退出国民党是孤立共产党，这就是直接嘲弄了布尔什维克党理论与经验。现在共产党离开了农村革命，主要是怕对国民党中央孤立，好像在一九一七年，尚在怕我们从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的委员会崔勒脱里以及一切俄国汪精卫之徒孤立一样。帮助蒋介石时，不知孤立了多少上海工人，对汪精卫的帮助，又孤立了农村革命。只有共产党独立起来，才能领导职工会，经过工人领导农村运动。不要做梦去拥护他人的青天白日旗，该打起自己的红旗，只有共产党为着工人与农民独立斗争，才能在国民党内引起了真正的革命分化，促成目前统治的妥协派及资产阶级的走狗同革命的下层群众分裂。共产党与这些下层群众应亲密地联合起来，这样联合摆在群众之前，用公开的政治的协调方法来实现。联合的基础愈巩固，工农苏维埃及兵士委员会愈扩大。退出国民党就表示共产党立刻退出武汉政府，以及揭破武汉政府，农村革命及工人组织的态度是反革命的。
　　共产党之退出国民党，就表示从第三国际中开除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一切政治路线是非革命的，非工农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质的。
　　退出国民党就表示责备陈独秀谭平山对农村革命及民族革命问题的一切路线，这些同志的路线，曾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方面附属于国民党。在列宁指导之下，第三国际提出了正确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在斯大林布哈林指导之下，这个口号变为使殖民地无产阶级服从于民族资产阶级之下的工具。在列宁指导之下的第三国际吸收的是一切革命民众的组织（巴库的东方民族大会及莫斯科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其目的在推动农民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随着工人阶级走。在斯大林布哈林指导之下的第三国际，将中国的领导作用交给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了（即压迫民众的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不曾受了列宁主义的，而是马丁诺夫主义的教训。因此中共上层份子现在所进行的是孟什维克派的政策。
　　我们为中共独立而奋斗，而斯大林布哈林则竭力压迫我们，我们的自责只是一点：我们反对斯大林在中国的自杀政策的斗争未曾充分。党内的斯大林统治，阻碍了这个工作，曲解了我们的立场，在苏联中国及整个的第三国际之前毁谤我们。我们的错误，即是没有达到阻碍斯大林布哈林使中共变为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附属品之工作。
　　共产党的独立，是成功的先决条件，亦就是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唯一重心，斯大林布哈林背叛了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一切已成了的事件，在政治方面，他们应完全负责。
　　为了辩护那些不可争辩的已完成的错误，斯大林布哈林另作一种解释，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尚浅，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大，帝国主义力量过强（兵士与大炮），总而言之，就是中国革命，一般地说，按照阶级力量，不能得到胜利，因为缺乏革命中坚与有经验的革命军官等等，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结论都是如此的。为辩护自己的不彻底；懦怯，笨拙，便去张大敌人的威风，减少自己革命的力量。

六 挽救中国革命必须彻底改变一切指导方针


　　中国革命受了打击，但是尚未失败，其任务尚未解决，其力量尚未消灭，中国革命有广大的后备军——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新技术作用所引起的英俊的工人阶级与广大的贫穷化的农民。整个环境推动更广大的群众向前斗争。中国的工农，准备着牺牲，反抗一切强暴，他们能鼓励起更大的运动来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高利贷者及资产阶级，只要在正确的指导之下，他们能成为不可消灭的势力。胜利路线的唯一保障，就是：目前斯大林布尔哈领导路线无论如何应该结束。
　　应当怎样完成这个呢？
　　一、加入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应该立刻从政府中退出来。共产党现在还留在武汉政府内，就等于自己负了枪杀工人的责任，退出的时候，应该要有严正的示威的性质[注二十五]，宣告武汉政府反对工农的罪恶。在这个工作中，应作全国的煽动运动。
　　二、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完全扩大独立的革命路线，建立共产党的机关报，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地公开，否则取秘密的方法指斥左派国民党的叛变者，并批评动摇份子。鼓励『下层』（工农）反对叛变的国民党领袖，中国共产党说明实际上可与革命的左派份子亲密地联合，共同为实现革命的政纲而斗争。
　　三、共产国际立刻开除那所谓同情的左派国民党。第三国际应公开宣布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能与那些在长沙及他处枪杀工农的人有任何联系。
　　四、共产党立刻进行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组织城市乡村的工农代表苏维埃，集中一切革命民众，拥护苏维埃并领导他们反对反革命的政府及地主，资产阶级与反革命的军官。在一切苏维埃中，以共产党的党团领导苏维埃。
　　五、共产党应开始在民众中有系统地——口头或文字地——宣传苏维埃的思想于全国。
　　六、共产党不只是宣传工人与贫民武装起来，并且要在可能的地方，实行夺取武装，达到组织工农革命军的目的。
　　七、共产党坚决与广大地在武汉军队及其它军队中扩大宣传，号召兵士反对革命者，及帮助农民夺取土地，从国家基金上保证土地给与兵士。兵士苏维埃应当派革命的党代表监督军官行动。
　　八、统一的口号是为实现工农革命的民主专政而斗争，经过苏维埃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地主，军阀，高利贷者及豪绅等。
　　九、根据以上提议中的精神，第三国际立刻要给中共一个公开的信，第三国际应与那些赞同与现在的武汉政府联合的或是拒绝和它斗争的人坚决断绝关系。
　　十、政治局立刻取消在报纸上以文字讨论中国革命的禁令，那是完全笨拙的，在现在环境之下，不许讨论的问题都正是关系于第三国际生死的问题。
　　有了重大的错误，就应忠实地承认，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反而说些漂亮话：『同盟者』的叛变，『我们预先见到的』，『证明我们的预言』等等，这种轻浮的痴事，无人会相信的。中国革命处于最大的危险中了，它能得到胜利，但要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必须彻底的改变了领导路线，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在地狱里度了悠长岁月的中国工农会接二连三地暴动起来，以便破裂我们与反动派的联合及改正错误。从上层有系统地阻碍革命这种事，应当早使它消灭，不可使他多延长一小时。革命行动的基本杠杆，就是党要将中共解放出来，使它站在自己的基脚上感觉独立的必要，应在民众之前，采取自己的方针。不要追随斯大林布哈林之后去拥护国民党的污浊旗帜，而使自己的旗帜印上了不可磨灭的污点。
　　现在我们身上负着发展以后事件的责任，我们的提议，有重大的意义，不只是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观点上，并且在保护苏联的观点上。过去的经验，证明斯大林布哈林虚伪政策阻碍了中国革命的斗争，不断地加强敌人——英国帝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中国革命之发展，若在布尔什维克党路线之下，则将证明给『死硬派』——英国保守党看，与两个革命斗争比较与一个革命斗争要难得多了。
　　事情不是为着要保存中央领导之威望，而是关于在艰难的紧急关头的革命运命。至于威望之能有保证，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就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签名者：－
耶夫多基莫夫[注二十六] 沙发罗夫 季诺维也夫 托洛茨基 拉狄克




[注一] 这是托季联合反对派政纲中关于中国部分，文由托氏起草，但在加入国民党与工农民主专政问题上，显对季派有重大让步，可参阅卷一附录夏黑脱曼的英译本序。按该项文件提出时，武汉『左派』国民党政府已公开反共，十三日后，就召开了汪精卫与唐生智的所谓『分共会议』。再过几天，武汉也公开枪杀工人，『革命的』汪精卫和反革命的蒋介石联合起来了。此时反对派提出了改变路线的警告与急救危局的办法，但仍被斯大林所拒绝了，他还是采取妥协政策，甚至幻想政策，幻想以『诚恳』态度来拉住『革命的』汪精卫，以退让办法来拉住『革命的国民党』。结果如众所周知，革命完全被断送了。如果那时采取反对派的提议，是否能挽救革命自是疑问，但至少在城市革命尚未全灭，农村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推行苏维埃，那比五个月之后，革命在全国退却时候于一夜间提出苏维埃于广州，总要有利得多。过去二十年的国内形势，也必定会完全不同的。此文在反对派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惜译文太坏，而原文又无从觅得，只得暂以原样刊出，留待他日改译了。——校者

[注二] 即『马夜事变』，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电报代名为『马』字）夜，长沙何健部下一个团长许克祥率兵围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大举屠杀。文中不知何故，说是五月十九日。凡说五月十九日之处都应改为五月二十一日。——校者

[注三] 按即朱培德。——校者

[注四]

[注五] 杨森，忠于吴佩孚的四川军阀，当时驻湖北西部，五月间，向武汉移师；夏斗寅，本亦北洋军人而投国民党者，被派去对抗杨森，突哗变，进攻武汉，一路屠杀农民，解放土豪劣绅，后为武汉军校学生及革命工人的队伍所击溃。——校者

[注六] 孙科——孙中山的儿子，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中，他时常戴着『自由派』或『反对派』的面具，而实际上，他是最容易对右派屈服的。他一生的从政史，充满了此种『反抗』与屈服的喜剧，目前他似乎又是国民党内『民主派』领袖了。——校者

[注七] Avksentiev 俄国孟什维克派领袖，二月革命后曾任克伦斯基政府部长，专门反对工农『过火』行动，后来拼命反对十月革命。——校者

[注八] Shingarer——立宪民主党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第一届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拼命反对工农

[注九] 　蒋介石叛变，且在南京组府之后，武汉发生了东征或北伐的争论，最后北伐主张胜利了，武汉军队于五月间向进发，与张学良统率的奉军大战。奉军战败，但北伐军亦元气大伤，这时冯玉祥坐渔人之利，出潼关，召开郑州会议，且进与蒋介石妥协，武汉的左派在军事与政治上都遭了惨败。——校者

[注十] 陈汪宣言中关于此事之原文如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近一次全会决议，向全世界表示出，像开除共产党与禁止职工会那样的事情是决计不会发生的。』——校者

[注十一] 徐谦——当时武汉政府中的中坚份子，接近冯玉祥，与蒋介石不睦，文中云系蒋氏『效忠者』非是。——校者

[注十二]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召开，在会议上，冯玉祥坚决主张清共。——校者

[注十三] M.V.Alexiev——沙皇时代将军，曾任总参谋长，二月革命后，一度被临时政府认为俄军总司令，后又任为克伦斯基之总参谋长。与哥尼洛夫勾结阴谋反对临时政府，十月革命之死敌。——校者

[注十四] 当时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左派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校者

[注十五] 长沙五月二十一夜屠杀工农的直接指挥者。——校者

[注十六] Savinkov——恐怖主义出身，政治上的冒险家，极右派，克伦斯基任他为陆军部政务官。哥尼洛夫叛变，他实际参与阴谋。——校者

[注十七] 此处译文谅有错误。——校者

[注十八] Lieber——俄国孟什维克派领袖之一，老革命者，极度爱国，仇恨布尔什维克派，二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的多数派中占重要地位。——校者

[注十九] K. Voroschilov——老布尔什维克，一九一八年后即拥护斯大林，内战中，与斯氏结合反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佛龙瑞死后，他任陆军人民委员兼红军领袖，政治局委员。——校者

[注二十] Miliukov——大学教授，立宪民主党领袖，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布尔什维克党与十月革命之坚决反对者。——校者

[注二十一] 此句译文谅有错误。——校者

[注二十二] 按此一人即托洛茨基。——校者

[注二十三] 此另一人系季诺维也夫。——校者

[注二十四] 决议内容见本卷附录季诺维也夫提纲中引文。——校者

[注二十五] 六月三十日，农业部长谭平山奉中共中央之命，致书国民政府，以『体况不能胜任』为由，呈请『给假』。劳工部长苏兆征则于数日后，提出辞职，理由是：『局势之最近发展，使我无法再行留任。』。——校者

[注二十六] G. E. Evdok’mov ——老布尔什维克，列宁格拉工人出身，联共党中央委员，属季诺维也夫派，开除出党，对斯大林屈服，均与齐氏取一致行动，后与齐氏一起被斯大林所杀。——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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