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 译） 第七章 民主专政的口号今天对东方意味着什么？ 被斯大林主义的——庸俗进化的而非革命的——历史“阶段”观点搞得迷失方向的拉狄克，现在正竭力地向整个东方推崇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拉狄克按照布尔什维主义的“可行性假设”（列宁使这个可行性假设适应于一个具体国家的发展进程，适当加以修改并使之具体化，而在一定的阶段抛弃它）制定了一个超历史的方案。所以他在自己的论文中一直喋喋不休地重复这样一段话： “这个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策略，是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处于新兴发展中的国家的，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还没有消除以前的社会——政治结构作为遗产留存下来的问题。”
细细想一想这个公式：这是在郑重其事地为l917年加米涅夫的立场作辩解。难道俄国资产阶级经过二月革命后就清除了民主革命的各种问题吗?不，它们尚未解决作为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土地问题。列宁怎么可能不懂这个旧公式仍然还“适用”呢?他为什么要撤除这个公式呢?拉狄克先前已向我们答复了第一点；因为这一公式已经“成为事实”。我们研究了这一答复之后，发现它完全不成其理由，尤其是出自拉狄克之口。因为根据他的看法，这个列宁主义旧口号的实质根本不在于政权形式，而在于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途径来真正地消灭农奴制度。这正是克伦斯基主义所想做而没有做到的。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当前最尖锐的问题，即中国问题，拉狄克在回顾往事时完全流于空谈。应该调查清楚的并不是在1905年托洛茨基懂得什么，不懂得什么，而是在1907年2、3月期间斯大林、尤其是莫洛托夫、李可夫和加米涅夫不明白什么（我不知道拉狄克自己在当时的立场如何）。因为，如果认为在双重政权下的民主专政的“实现”已经到了要刻不容缓地改变中心口号的程度了。那么必须承认，在中国“民主专政”、在国民党政权里，即在蒋介石、汪精卫和他们的尾随者谭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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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下，实现得更充分、更彻底。因而，这就意味看必须在中国改变口号。但是，难道“以前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遗产”在中国还末被清除掉吗?是的，没有被清除掉，难道在1917年4月4日，当列宁向整个上层“老布尔什维克”宣战时，那种遗产在我国已经清除掉了吗?拉狄克自相矛盾得无可挽救，他思路混乱、左右摇摆。在这方面我可以指出，他使用“结构遗产”这样一种复杂的说法完全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玩弄文字手法，明显地迥避更为简练的术语：“封建主义残余”、“农奴制残余”。他为何要这样呢?因为拉狄克直到昨天还在态度坚决地否认这种残余，这样就根除了民主专政口号之下的任何基础。拉狄克在共产主义学院所作的报告中说： “中国革命的根源，其深度并不亚于我们1905年革命的根源的深度。可以断定，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那里将比我们这里1905年的要更强大，理由很简单，他们打击的不是两个阶级，而只有一个阶级──资产阶级。”
是的，“理由”很简单。请允许我们问一下，如果无产阶级同农民一道打击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不是封建主义残余，而是资产阶级——那么这样一种革命叫做什么革命呢?难道也叫民主革命吗?请注意，拉狄克不是在1905年，甚至也不是1909年，而是在1927年3月讲这番话的。这该怎样理解?非常简单，1927年3月，拉狄克也偏离了正确的道路，而走向另一个方向。反对派在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对拉狄克当时的片面观点作了一项根本性的纠正。但是，在上述引文中还包含着真理的核心：中国几乎不存在地主阶级，土地所有者同资本家的联系要比在沙皇俄国紧密得多，因而土地问题在中国所占的份量比在沙皇俄国轻得多。但是在另一方面，民族解放的任务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中国农民为国家民主革新所进行的独立的革命政治斗争的能力，无论如何都不会超过俄国农民的。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无论是在1927年以前，还是在三年革命时期，中国都没有出现一个将土地革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民粹党。凡此种种表明，民主专政的公式对于已经体验过1925至1927年经历的中国，比起体验过二月革命的俄国来，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反动陷阱。拉狄克对往事的回顾，还有一次走得更远，同样也更无情地反过来敲击他自己。这一次是有关马克思在1850年提出的不断革命的口号： 拉狄克写道：“马克思并没有提出民主专政的口号，而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将这一口号作为政治轴心，并作为其对于所有〔！?〕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国家中革命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
拉狄克根据列宁的几句话来解释这一立场上的区别：德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民族统一，而在俄国却是土地革命。如果不是机械地进行对比，而是保持一种比例的含意，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正确的。可是对于中国的情况又怎样解释呢?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里，中国的民族问题所占的比重甚至比1848年至1850年的德国的土地问题要大得多。因为在中国，民族问题既是民族统一问题，又是民族解放问题。马克思在论述他的不断革命前景时，德国所有的王权还依然存在，容克地主还掌握着土地，而资产阶级只被容许靠近权力之门。在中国，君主政体自1911年起已不复存在，独立的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关系，可以说已经同资产阶级的剥削像化学反应般地融合在一起了。因而，拉狄克就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所进行的对比，完全是反对在中国提出民主专政口号的。然而，拉狄克还没有严肃地接近过马克思的观点，只是偶然地、舍本逐末地把自己局限于1850年的传单中。在这份传单里，马克思还把农民看成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的天然同盟者。马克思当时还在期待着德国民主革命的独立阶段，也就是说，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依靠农民的支持暂时获得政权。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恰恰是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且也没有偶然地发生过。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已经表现出无力完成自己的独立的革命。而马克思是考虑到这个教训的。1856年8月16日——即上述传单发表之后六年——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 “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次发生的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
这一段被拉狄克忘却了的引人注目的话，是了解十月革命以及我们在此全面研讨的整个问题的一把真正宝贵的钥匙。马克思有没有跳过土地革命呢?没有，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没有跳过这一步。他是否认为在近期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有必要同农民合作呢?是的，他认为是必要的。他是否认为农民在革命中有可能发挥领导作用，或者哪怕是独立作用呢?不，他并不这样认为，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在独立的民主革命中并未帮助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农民（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过错，而不是农民的过错），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支持无产阶级。“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显然拉狄克不愿意看到，这种可能在十月发生了，而且情况也不错。关于中国革命，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十分清楚的。所争论的，既不是作为同盟者的农民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是土地革命的伟大意义，而是中国独立的土地民主革命有没有可能发生，或者“再次发生的农民战争”会不会支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只能这样提出。谁要是用另一种方法提出问题，谁就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都不明白，而会将中国共产党引入歧途和将其搅乱。 为了让东方国家的无产者替自己打开一条通往胜利的通路，首先必须清除、抛弃、粉碎、用扫帚扫清斯大林和马尔丁诺的有关“阶级”和“步骤”的教条主义反动理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同这种庸俗进化论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不应该按先验的行程图，而应该根据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必须否定斯大林和库西宁的这种想法——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规定次序，事先分派给它们以不同的革命配给证。必须使自己适应于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在这方面，列宁是一位难能可贵的领导人，但是必须全面地理解列宁。 在1919年，尤其是鉴于共产国际的组织状况，列宁将过去一个时期里所获得的结论统一起来，并从理论上作了更加完善的阐述。他是这样解释克伦斯基主义和十月的经验的：在一个阶级对抗已经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或者只能是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专政，或者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根本谈不上什么中间性的政制。每种民主，每种“民主专政”（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引号是列宁加的）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面罩，这是最落后的欧洲国家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有利于“民主专政”的时期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个结论被列宁用来作为他的民主提纲的基础，而这个提纲只有从二月和十月革命的总合经验中才能诞生。 拉狄克与其它许多人一样，机械地将民主问题和民主专政问题截然分开，这就是他大错特错的根源。“民主专政”在革命时期也许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面具。这就是我们的“双重政权”（1917年）的经验和中国国民党的经验所告诫我们的。 不肖门徒们的不可救药，最为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民主专政的概念，来同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对抗。但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看民主专政应该具有中间的即小资产阶级的内容。无产阶级即便参加这种专政，也不能使情况有所改观，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在各个阶级的路线之间，是无法得出算术平均数的。如果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意味看小资产阶级应该担任裁决人和决定性的角色。但是，这又使我们回到三次俄国革命和两次中国革命实际上已经回答的问题上来了：当今，在帝国主义占世界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即使在那些还面临着解决自己的民主任务的落后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有能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充当革命的领导角色吗? 过去曾有一些时期，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建立了自己的革命专政，我们知道有这种情况。但那是过去的时期，那时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先驱们还未曾从小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相反，尽管他们的外形还未得到充分地发展，但却成为小资产阶级战斗核心的基础。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小资产阶级根本谈不上有能力领导现代生活，即使是在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无产阶级已经从小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同大资产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而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小资产阶级置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却使农民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面临作出政治选择。每一次当农民表面上选择了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实际上都在劳而不怨地支持看金融资本。如果说，关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独立程度的问题，（仅仅是程度！）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或者是两次革命之间那段时期内还可能有意见分歧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已被近二十年来的事态发展所解决了。而且是彻底地解决了。 十月以后，这个问题又一次在许多国家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和方式在实践中被提了出来，而在任何地方都是以同一方式解决的。继克伦斯基主义之后，有一项基本的经验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即国民党的经验。但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的经验毫不逊色，在那儿，小资产阶级凭借手中的武器，从旧资产阶级政党那儿将政权夺了过来，然后马上通过自己的领导人将政权拱手让给金融寡头。这样的问题也在波兰发生过，毕苏斯基运动的目的旨在直接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大众，甚至无产阶级广大集团的愿望。无独有偶，老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华斯基惧怕由于自己方面的原因而“低估了农民”，将毕苏斯基革命同“工人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混为一谈。如果我们分析保加利亚的经验，即科拉罗夫 [2] 一伙和巴克契也夫之流对斯塔姆博利斯基 [3] 的党所采用的那种可耻和混乱的政策，或者是美国农工党的卑鄙的实验，或者是季诺维也夫同拉迪奇 [4] 的浪漫史，或者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经验，以及举不胜举的其它例子，那就显得徒费笔墨了。我在《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一书中，就这些事实上一些最重要的例子已经作了分析。这些经验的基本结论充分证明并充实了十月的教训：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反动时期，都无能力领导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使是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农民可以或者支持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假面具的中间形式已经开始摇摇欲坠，或者说经过社会动荡之后还没有重新站稳脚跟（例如克伦斯基主义、法西斯主义、毕苏斯基政权）。 农民可以或者跟着资产阶级走，或者跟随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力图同那些还不愿跟随他们的农民一起前进，那么实际上是尾随了金融资本：俄国的1917年的工人护国派；中国的国民党内的工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1926年波兰社会党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共产党人，等等。对于这一点谁没有进行过彻底的深思熟虑，谁若不根据这活生生的线索去了解事态的发展，那么他最好不要去过问革命政治。 列宁从二月和十月的教训中所得出的更为透彻、更为全面的基本结论，彻底地驳斥了“民主专政”的思想。以下是列宁自1918年以来多次说过的话： “全部政治经济学（谁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东西的话）、全部革命史、全部十九世纪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想一想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十九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在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不会有任何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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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并不是现代的英国和德国。根据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任何一次大革命，即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列宁得出结论，要么可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要么可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民主专政”，即中间专政。正如我们所见，拉狄克将自己的理论回顾和历史回顾概括为一句十分肤浅的格言：必须将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拉狄克竟堕落到这样“程度”，以至直接向库西宁伸出一只求援的手指，而库西宁却从自己唯一的方法即“合理的看法”出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大概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里都是不可思议的。库西宁以一个一无所知者的坦率态度谴责托洛茨基，说他从1905年以来“什么都没有学到”。拉狄克也跟随着库西宁讽刺地说：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的特殊性在于它同西欧国家的革命事实上毫无区别，所以第一步就应该使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拉狄克在这里忘记了一件小事：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西欧国家实现，而恰恰是在东欧落后的国家实现的。历史的进程忽略了俄国的“特殊性”，这是不是托洛茨基的过错呢?拉狄克还忘记了，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在发展水平、社会结构、传统等等方面各不相同，即它们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仍然都是产资阶级统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金融资本统治。所以，不尊重这些特殊性的是历史的发展，而绝不是托洛茨基。 那么，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区别是巨大的，但是这样区别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范围内。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和方法因国而异，相差很大。在这一极，统治具有赤裸裸和绝对的性质，例如在美国；而在另一极，金融资本使自己适应过时的亚细亚中世纪制度，并使这种制度服从自己，将自己的方法强加于这一制度，例如在印度。但是在这两极，都是由资产阶级统治着。由此可见，在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就社会基础、政治形式、直接的任务和工作速度而言，无产阶级专政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要领导人民大众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主资产阶级集团，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之下才能做到，这种领导权在夺取政权之后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 拉狄克幻想将人类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专政，另一个只能实现民主专政，因此他同我的看法相反，他似乎已经考虑到了不同国家的所谓“特殊性”。实际上，他采用的是一种毫无生命力的旧模式，仅仅为了使共产党员们放弃对一个特定国家的真正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即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和不同步骤的活生生地相互交织的情形。 一个还没有实现或者完成民主革命的国家，它的特殊性之意义重大，致使这些特殊性必须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纲领的基础。只有在这样一个民族纲领的基础上，共产党才能争取大部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同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展开一场真正的、卓有成效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成功的可能性在极大程度上自然是取决于无产阶级在国家经济中所担任的角色，因此也就是取决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在国内是否存在那种意义深远而又急待解决的“为了人民的”问题，能否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整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所感兴趣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需要最勇敢的革命措施。这类问题中混杂着不同形式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当土地问题变得尖锐，民族压迫不堪忍受时，在殖民地国家中年轻而又相对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会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上比先进国家在纯粹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早地取得政权。十月革命之后关于这一点似乎没有必要再加以证明了。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反动的年代和不肖门徒们理论上的堕落程度，革命的基本概念已经被变了样，变得那么丑恶，那么库西宁化，以致不得不每一次再从头做起。 按照以上所述，是否意味着世界上一切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成熟到了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呢?不，这样提问太不切实际、太死板、太经院气，完全是斯大林或布哈林的方式。 全世界经济就其整体而言，无疑已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别的国家都已成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些个别的落后的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前景究竟如何呢?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历史不是定制的。一个国家不仅在成熟到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前，甚至在成熟到采取社会化的广泛措施前，就可以“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从事先确定的社会的和谐发展出发。尽管斯大林在理论上给予温柔的拥抱，但是不平衡发展规律依然存在，这一规律不仅在国与国的相互关系中显示着效力，而且在同一个国家内各种不同进程的相互关系中也发挥着效力。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进程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得到协调。这恰恰意味着，有关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不能仅仅放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范围内来考察。 在这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种互为排斥的观点：不断革命的国际革命理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改良理论。不但在落后的中国，从总体上看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民族的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越民族界域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同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相抵触的，就像发展不足的生产力会抵制国有化一样。（Не только отсталый Китай, но и вообще ни одна из стран мира не могла бы построить социализм в сво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рамках: высоко развитые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 силы, переросш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границы, противятся этому так же, как и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развитые для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比如说，在英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遇到了阻力和困难，虽然就其性质而言，不同于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问题，但就其程度而言，却是大同小异。在两种不同情况下，要克服阻力，只有通过国际革命的道路。这种观点就排斥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成熟”还是“不成熟”的问题。这里就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即中国的落后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显得极其困难。但是，我们要重复一遍：历史不是定制的，谁也没有向中国的无产阶级提供选择。 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个国家，甚至包括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如果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至少也已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就总体而言，特别是在殖民地，民主革命的前景如何呢?我在用一个问题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在哪儿写着，每一个殖民地国家都已经成熟到了可以立即地、彻底地解决各自的民族民主任务了呢?必须从另一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条件下，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关系成熟到能使无产阶级作为人民大众的领袖掌握政权时，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如果尚未达到这一步，情形又会怎样呢?那样的话，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只能取得很有限的局部的成果，而这种结果却完全与劳动大众的利益背道而驰。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没有方量将广大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去夺取政权。正由于这一原因，革命半路停顿，然后越来越低落。在中国，尽管形势非常有利，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阻止中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最终民族任务只在国民党政权下，得到悲惨的、不稳定的和微乎其微的解决。 我们无法预料一个殖民地国家要花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能成熟到使各自的土地间题和民族问题得到真正的革命的解决。但是，我们现在无论如何都可以十分确信地说，不仅是中国，而且还有印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向真正的人民民主，即工农民主。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可能还有许多阶段、步骤和状态。在人民大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还会采取一些向左转的步骤，为的是日后更加无情地压迫人民。双重政权的时期是可能会出现的。但是，将来不会出现，也不可能出现一种并非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民主专政。“独立”的民主专政只可能是国民党型的专政，也就是说是一种完全与工农为敌的专政。我们应该事先明白这一点，并教育大众了解这一点。不要用抽象的公式来掩盖阶级现实。 斯大林和布哈林鼓吹说，在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革命要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他们已经尝试过了。结果如何呢?无产阶级被送上断头台。据说民主专政随即就会来临。小资产阶级专政仅仅是一种带上了假面具的资本专政。这是偶然的吗?不。“农民要么是跟工人走，要么是跟资产阶级走”。在第一种情况下，出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出现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看来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来研究中国的教训，也已足够清楚了。“不”——有人反驳我们——“这只不过是一次未成功的试验，我们将从头开始，而这一次我们将建成‘真正’的民主专政。”用什么方法呢?“在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社会基础上。”这是拉狄克向我提供的最新发现。但是，对不起，国民党已经站在这一基础之上了，而工人、农民“合作起来”为资产阶级火中取粟。请回答我们，这种合作的政治机制将是怎么样的。你们用什么来代替国民党呢?由什么样的政党来掌权呢?至少大致上说一说，至少要描述一下它们吧！对专政这个问题，拉狄克（在1928年！）的答复是，只有完全没有指望的人，无能力了解马克思主义复杂性的人，才会对那个阶级是马、哪个阶级是骑马人这样次要的技术问题感兴趣。而一个布尔什维克应该使自己从政治的上层建筑“转移”到阶级基础的利益上去。不，恕我冒昧，你们已经开过玩笑了。你们的“转移”已经够多了。太过分了。在中国问题上，你们使自己从阶级合作的党的表现形式这一问题上“转移”出去，你们把无产阶级拉进国民党内，你们对国民党的钟情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并怒气冲冲地反对退出国民党，你们以重复抽象公式的手段来逃避极为重要的政治斗争问题，当资产阶级非常具体地砸破无产阶级的头颅时，你们建议我们：让我们再来试一遍吧。为了重新开始，让我们再一次从政党和革命政权的问题上“转移”吧。不，这纯粹是一种拙劣的玩笑。我们绝不允许自己在前进途中再被拉回来！ 所有这些伎俩，就像我们听到的那样，说是为了工农联盟的利益。拉狄克警告反对派不要低估农民，并且回忆了列宁同孟什维克的斗争。有时当你发现有人在曲解列宁话时，你会感到这种旨在冒犯人的思想尊严的作法，简直令人发指。是的，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是孟什维克的特点，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除了这些引文之外，尚有在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那间隔的八个月中，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勾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集团。在那一段时期，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了绝大多数被革命唤醒的农民，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自称是革命民主派，并向我们显示他们正是依靠了工农（兵）联盟的。这样，二月革命之后，孟什维克没收了──我们姑且这样说布尔什维克的工农联盟的公式。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企图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农民分离，从而葬送革命。换言之，孟什维克是在指责列宁忽视了农民，或者至少是低估了农民。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其它人对列宁提出的批评只不过是孟什维克批评的回声。拉狄克现在提出的批评又只不过是加米涅夫批评的为时已晚的回声而已。 不肖门徒在中国的政策，其中还包括拉狄克的政策，是孟什维克在1917年的伪装的继续和发展。不光是斯大林，还有拉狄克，他们借口工农联盟的需要，为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一事申辩。当他们“意想不到”地弄清楚了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时，就想从“左派”国民党方面再度尝试一次。结果也一样，于是就得出了一个与无产阶级专政抗衡的民主专政的抽象概念，将它高悬于可悲的现实之上，以掩盖他们未能实现的最高希望，这又是一次新的重蹈覆辙。在1917年，我们无数次听策烈铁里、唐恩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有了革命的民主专政，而你们却在向无产阶级专政进发，也就是说，在走向毁灭。”的确，人都是健忘的。斯大林、拉狄克的“革命民主专政”同策烈铁里和唐恩的“革命的民主专政”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此外，这种公式不仅贯穿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中，而且还贯彻在共产国际的纲领里。很难想象一种更为巧妙的伪装，也同样很难想象孟什维克主义为1917年布尔什维主义对它的冒犯所进行的更为残酷无情的报复。 东方的革命者仍然有权要求对“民主专政”的性质作出详尽的回答，不是根据先验主义的老调而根据事实和政治经验。至于什么是“民主专政”斯大林不止一次地给过一个真正经典式的回答：“对于东方来说，这种专政差不多就像列宁对1905年革命所作的想象。”这种说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已成为官方的公式了。这一点可以在关于中国、印度和玻里尼西亚的书籍和决议中找到，他们引导革命者去了解列宁有关未来事件和“概念”，而这些事件早已成为昔日的事件了。此外，列宁所假设的概念被曲解了，而不像事件发生之后列宁所阐述的那样。 “好吧！”东方的共产党人低着头说，“我们力争丝毫不差地按你们所说的列宁在革命前想象的那样去想象它。但是，请告诉我们这个口号实际是什么样的呢?它在贵国是如何表现的呢?” “在我国，这个口号是在双重政权时期以克伦斯基主义的形式实现的”。 “我们能不能告诉工人们，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国以我们的民族克伦斯基主义形式表现呢?”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没那回事，没有一个工人会接受这个口号：克伦斯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仆人，劳动人民的叛徒。”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我们的工人说呢?”东方的共产党人沮丧地问道。 “你们应该说，”正在值班的库西宁不耐烦地回答道，“民主专政就是列宁对未来民主革命的想象。” 如果东方共产党人还没有丧失理智的话，他会设法再问下去 “然而，难道列宁不是在1918年阐明了，民主专政只有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中得以不折不扣地真正实现吗?我们将党和工人阶级引向这一前景不是更好吗?” “那可不行，甚至不可以那样去想。那是不……不……断……革……革……命呀！那是托…洛……洛……茨基主义呀！” 在这顿严厉的训斥之后，东方共产党人的脸色变得比喜马拉雅山颠的雪还要苍白，他们再也不想寻根问柢了。随便它发生什么吧！随便！ 结果如何？我们对此一清二楚：不是可鄙地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得奴颜婢膝，就是英勇地冒险斗争。 注释： [1] 蒋介石是国民党加翼领袖，汪精卫是左翼领袖。谭平山是共产党部长，执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的路线──列．托 [2] 1877－1950，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1922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2年至1923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中译者注 [3] 1879一1923，保加利亚农民联盟领袖。──中译者注 [4] 1871-1928，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组织者之一。──中译者注 [5]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