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致李福仁
1
亲爱的同志：
在H与V二位同志①帮助下，我又全神灌注到中国问题上来了。现在还只开头。在今后数天内我得研究那几个较为重要的文件，你自然了解现在我不能对中国党支部内的不同意见表示我的看法。不过我急不及待地要立即给你写信，谈谈关于陈独秀那个比较迫切的问题。
他是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人物。现在狱中。他不仅仍然忠于革命，而且忠于我们这个特殊的派别。现在我们正在创建第四国际，并拟组成一个总理事会，作为国际理论方面与事务咨询方面的机构。原则上，总理事会内将包括两种人：（1）国际共产主义同盟②及其附属组织的直接代表，（2）某些个人，由于他们的过去与现在的所作所为，都适于对我们政纲的完成，战略原则等等的确定，能有所贡献的。我深信陈独秀无疑应选入总理事会，虽然他和中国党支部之间有着重要的不同意见。至于中国党支部的直接代表，依我之见，应该是列尔士③同志。
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个事实：总理事会的组成成员一定要是无可疵议的，那就是说，他们是要保证不会制造不幸的危机，不会投降，不会出卖等等的。因此我们必须推荐那些知名的、经受过考验与绝对可靠的同志去组成总理事会。
人们也许会这样回答——某些中国同志一定会这样回答：可是陈独秀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发表过一些在他们看来是绝对错误的意见。在目前，因为我还没有充分研究这些不同意见的内容，对此我不能表示什么。但是中国同志正和其他国家的同志一样，必须清楚了解：当我们为筹建第四国际而创立派别时，情形有所改变了。在此新形势中，我们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只代表这些组织中的一派。因此总理事会一定要不仅反映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各个支部，而且要反映所有倾向于第四国际的革命力量。我给你举个例：在一九二三—二五年领导了德国党的那两位著名的德国同志马斯洛夫与路持·斐雪尔④加入筹建第四国际的组织，却不参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徳国支部——他们和这个支部之间有严重的不同意见。可是国际书记局却一致提议让马斯洛夫当总理事会的成员。在捷克等国亦有同样情形。由此你可以见到，问题不在于将中国作为例外。
我请你注意同一事件的另一方面。因为极端困难的局势，中国支部始终很弱。不断逮捕与迫害使它不能有一个稳定的组织。中国支部拥有忠诚与勇敢的同志们，我们大家绝对相信它会在最近将来成长起来。可是在目前，如果把一个完全新的、国际上全不知名的年青同志介绍进总理事会，那是冒失的。这只是我个人之见，但我相信我所提出的理由乃是为整个形势所决定的。毋需说，中国支部正和其他所有支部一样，有充分权利提出别的候选人；但我相信陈独秀同志这个候选人一定能得到我们所有支部的赞成。因为当现有的不同意见尚有可能依循国际组织程序来解决的时候，我们拒绝陈独秀的合作，这对于第四国际的威望将是一个严重打击。
中国支部并未与陈独秀正式破裂，对此我由衷地欣慰。同时中国支部已成立了自己的、对陈独秀及其拥护者完全独立的中央委员会。中国支部自然有充分权利这样干。将陈独秀加入总理事会则无论如何不会改变中国的情形。不会改变中国支部中委会的组成及其政治领导等等。相反，总理亊会那时能以友善的方式加以干涉，帮助他们去弄清楚不同意见，缓和冲突，改善关系。
让我再着重地说一遍：在我们为筹建第四国际而创立派别以后，我们已拥有较大的组织干部，也有了较多的行动可能。告诉你一个新近的例子：我们的比利时支部，你知道已成为樊迪文⑤机会主义党，即比利时工党中的一派（他们加进去之后，已有了很大进展）。布鲁塞尔的费列根派⑥从我们的支部分裂出去，因而处于我们的国际组织之外。但从发表了筹建第四国际的公开信之后,费列根宣布赞成，他的一派很有可能将被接纳为同情组织。他的一派归附第四国际将使我们有可能再度吸收他进我们的支部，无论如何，有可能使他对我们的支部采取一个忠诚与友好的态度。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出：我们并不把第四国际当作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一个简单的复制品，同时光凭这一个事实已能暗示给中国同志们看：陈独秀能够而且必须在第四国际的干部中有他的席位。
说这些话，我的意思并不想说：任何一个团体，只要它宣称赞成第四国际，便能自动地接收进来。我举出费列根，因为当他与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分裂（这分裂是他挑起的）以后，对我们的态度仍是忠诚的。而且，当他见到我们支部获得巨大成功后，在他最近一期的刊物上主张拥护比利时工党中的『社会主义行动』派。因此，费列根的态度与威斯堡或斐尔特⑦的态度是大大不同的，后二人以恶毒不忠的态度攻击我们的国际组织与合众国工人党⑧,他们还以同样方式攻击我们的法国支部——今天走在我们整个国际组织前面的法国支部。
你未能与H与V二同志一起来，以致没有机会跟你见面，深以为憾。因为我本来可以和你不仅讨论中国问题，而且特别讨论南非问题，所以更加引以为憾。我会要求我们的国际书记局寄给你所有有关文件，我们将关切地期待着你对它们的评价，批评与意见。
请代我向所有中国同志转达最亲热的敬礼。
向你致兄弟般的问候。
里昂、托洛次基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
译注：
① H指HAROLD ISSACS （即『中国革命悲剧』的著者易洛生。Y指易洛生之妻，VIOLA ROB INSON。当时他们从中国回美国去，特地绕道到挪威去访问托洛次基。访问目的有二：（1）请托洛次基阅读并讨论『中国革命悲剧』的原稿；（2）向托洛次基报告中国托派的情况。为此他们还带了刘仁静写的『五年来的中国反对派』。托洛次基非常欣赏中国革命悲剧，两年后他为此书特别写了一篇序，可是对于刘仁静书面的与易洛生口述的有关中国托派内部情况的报告，特别对于他们扶植几个年青人来反对陈独秀的斗争，表示不同意和忧虑。这一封致李福仁的信1便是反映了这个心情的。
有关当时托氏与易洛生讨论的详情，可参阅『托洛次基致中国托派的信』第五十页至五十六页。当时李福仁易洛生与刘仁静及一些年青中国托派合力反对陈独秀的经过，可参阅『双山回忆录』第一九〇页至一九一页。
易洛生本人在第二次大战时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
② 在托洛次基对苏联共产党放弃改良立场后，第四国际尚未正式成立前，托洛次基主义者的国际组织采用此名。
③ 即刘仁静。
④ 马斯洛夫（ARKADY MASLOW 1891-1941），路特·斐雪尔（RUTH FISCHER 1895-1961）二十年代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他们拥护齐诺维也夫，拥护苏联的联合反对派。一九二七年被斯大林开除出党。一九二八年起二人与乌尔班斯共组『列宁团』，卅年代初期曾与托洛次基接近，参加第四国际的筹建，但不久退出。
⑤ 樊迪文（EMILE VAZDEWVWLDE 1866-1938）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一九二九年—一九三六年期间任第二国际主席。
⑥ 费列根（GEORGE VEREECKEN 1896-）比利时一个托派小组织的领袖，这小派是于一九三五年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比利时支部决定加入比利时工党而形成的，他们反对加入。后来又数度加入第四国际，毎次都因故退出。这个人和他的一派（现已不再存在）以极端的宗派主义见称。
⑦ 威斯堡（ALBERT WEISBORD 1900-）美共党员，于一九二九年被开除。组织一个名叫『共产主义斗争同盟』的小派，政治上始终动摇于苏共党的左右反对派之间，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决裂。斐尔特（B·J·FIELD-）曾参加『美国共产主义同盟』，因违反纪律被开除，自组『革命工党筹建同盟』，无结果。
⑧ 一九三四年，由坎农与夏赫脱曼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同盟』，与莫斯脱领导的『美国工人党』合并，易名为『合众国工人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当美国托派决定加入社会党去争取群众时，才正式解散。
2
亲爱的李同志：〔纽约〕
寄给你我发个声明的副本①。明天韩生②同志会将它寄给波顿先生③。
听说所有我们的中国同志都已经放出来了？而且都没有放弃他们的立场。但在你的信中却不曾提到这件很重要的事。这不是谣言吗？
娜塔利亚和我向你致最热烈的祝贺。
同志的敬礼。
（未具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译注：
① 指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五日托洛次基给美国新闻记者罗杰·德符林所提问题的书面答覆，题为『和平主义与中国』。
② 约瑟夫·韩生（JOSEPH HANSON ）（1910-1979）托洛次基的秘书之一，美国托派领袖之一。
③ 波顿是李福仁夫人的姓。李福仁有时用这个姓名来收信，故改称先生。
3
亲爱的李同志：〔纽约〕
谢谢你告诉我关于中国的情形。我相信，对于我们中国朋友们的态度，尤其是对陈独秀的态度，我们应该避免作出鲁莽的判断。战争初期，特别是民族战争的初期，总是给革命党造成最大的困难。即使是布尔雪维克党——不是在一场民族战争而是在沙皇帝国主义战争的头几个月中，也完全瘫痪了。它的有资格的代表们发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与模棱两可的宣言。后来逐渐地，在群众变动的情绪压力下，他们才回返到革命路线上来。这个事实是令人遗憾的，但它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厉的手续来和中国朋友们决裂，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态度愈无自信，他们也就会愈加敏感。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用友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
你相信陈独秀如果没有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人家不会放他出来。对此我不能这样确定①。斯大林与蒋介石结了联盟当然是事实，但正因为此，也使得蒋介石不安。使得他要去寻找一种平衡重量。我在战争初期对记者发表声明，号召中国一切工人组织拥护战争，这可能在一方面的蒋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们的同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假设。但在我们尚未得到中国朋友有意和国际决裂的直接情报之前，我们不应当放弃这个假设。
你说斯大林派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正为了这个緣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你能用我的名义立即给他去信谈谈这个问题吗②？对于他，斯大林派所能给他的危险，倍于从日本方面来的危险。你在信上可以告诉他，虽然此刻尚无正式决定，但我相信国际书记局会一致赞成我的提议。这对陈独秀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有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大会所能带来的好处，那就更不必说了。
韩生正译完了里维拉③写的有关墨西哥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问题的提纲。我读了，感到极大兴趣。希望同志们给它以必须的重视。
这里的全家向格雷斯④和你致最好的祝贺。
（副本寄给易洛生）
（未具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
译注：
① 李福仁当时对陈独秀显然仍保持一些成见。李给托洛次基写的报告，我们还未见到，但见到了那时由上海某些中国年青托派给李写去的信，大多竭力抨击陈独秀的。例如刘家良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一日致李福仁的信中，说：『陈独秀与某几个老同志认为：既然蒋介石与国民党在进行革命的反帝战争，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拥护政府作战到底。……我们的结论是：陈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的观察：这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的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李福仁甚至相信陈独秀出狱是以政治上某种方式的投降来交换那是走得更远了。托洛次基看到这样的报告，却对陈独秀与其他中国同志采取了审慎、甚至谅解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深思的。
② 据我们所知，李当时没有写这样的信。
③ DIEGO RIVIRA 墨西哥有名的壁画家，当时是托洛次基的居停主人。
④ 李福仁夫人。
4
亲爱的李同志：〔纽约〕
终于我能腾出几个钟头来研究你关于远东局势的提纲。我觉得它各方面都出色，我只能为你完成了此项工作而向你道贺。我能提的意见很少，而所提的又是关于提出问题的方式比较多，关于问题的内容者较少。
在第九节，你说：『因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与依赖性，那些「民族与民主任务」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任务。』——这里必须说明这些任务不能由小资产阶级与农民来解决；否则，为什么一定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的理由便显得不充分。
十五节里你说：『正好像斯大林需要一个「盟友」来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一样，在远东，他再度去寻求与阶级国民党缔结联盟。』——这个类比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斯大林并不把被压迫的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看得像民主强国中那些资产阶级一样高。斯大林对国民党的态度决定于他对美、英、法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一层，你自己在别的几节里解释得很好。
第十六节，你是这样开头的：『革命者义不容辞地要支持中国的斗争。』——这里，将革命者换成世界无产阶级会比较好些。下一句：『斯大林派的罪恶不在于他们给国民党以这样的支持，而在于他们投降了国民党。』——这个说法含糊不清。支持中国的斗争不等于支持国民党。我们必须将这两件事截然对立起来，特别在目前，彷彿某几个中国同志有把此二事视同一物的倾向之时，在同一节里，你十分精彩地描述了斯大林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同时你整个提纲都是把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支持国民党这两件事对立着的。不过机会主义者或极左派却能企图把你这一句话孤立起来，加以利用。
这便是我对提纲所能提出的全部意见了。
里昂·托洛次基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
5
亲爱的李同志：〔纽约〕
我依旧相信最好我们能把中国这位老人①设法弄到美国来。我觉得，他可以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只要十分小心地进行，他是能够利用这个藉口的。如果苏联参战（这是颇有可能的），中国的局势会于二三个月内发生变化。到那时我们的所有同志会被消灭。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②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 ——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好处。
我有一个印象：有些朋友在翻译问题上有点神经紧张②。在别人手稿上看出文体上的不匀称，比在自己的文章上容易。因此，某几篇在考约奥冈④完成的译稿，显得比纽约所做的为差，反之亦然。但是不幸的是：纯粹文体上的修缮会伴以重要字句的省略！有如我关于西班牙的那篇文章。我们考虑这个问题，一定从纯粹实际的观点出发，不要带丝毫神经紧张。我们将在此地仅可能译得好些，你们在纽约也会如此。n’est ce-pas⑤
致最热烈的祝愿。
（未具名）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译注：
① 指陈独秀。
② 片山潜（1860-1933）日本社会主义者。日本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创立者。日俄战争时反对战争。同情苏联十月革命，曾协助美国共产党的建立，任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③ 托洛次基总是要求他的翻译充分正确地传达他的意思,他竭力反对为图译文的『雅、达』而损害了『信』，如果两者不可得兼，他主张『宁信不雅』。为了这，他老是跟他的译者（大多是他的书记）争辩。这里所说的『神经紧张』，乃指当时纽约的某几位翻译者嫌墨西哥译了寄去的英文不是『真正的英文』，他们要把译文尽量改成漂亮英文，但因此往往使原文走样，但又怕老托生气，所谓『神经紧张』，意盖指此
④ COYOACAN，托洛次基住宅的所在地。
⑤ 法语：可不是吗？
6
亲爱的李同志：〔上海〕
收到你从中国寄来的有趣报导，谢谢。你要我特别给中国同志们写一个纲领，目前我绝对办不到。不仅因为我必须写我的书，而且因为没有具体的情报作依据，极难提供实际工作的意见。你的批评和建议，看来都是对的，对于它们，在我未能做一番郑重研究之前，难于再说什么有实质意义的话了
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我也不相信他到英国属地的香港去是一个合理办法①：到了那里他将是一个政治移民，而我们无法知道英国政府的未来态度。他应该到美国去，如有可能，应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华盛顿的态度是要顾到舆论的，要在很大程度内顾到工人的舆论。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能发生的要大到一千倍。蒋介石一定很懂得这一点。在这样的基础上跟政府来一个行动上的妥协（自然不是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妥协），在目前局势中是绝对容许的。
必须以任何代价把这个建议传达给他②，甚至可以摘引我此信的片段，让他可以（并非正式地）给当局看。他一定得到外国来。从整个国际局势的观点看，这是极其重要的，比初初看来更重要得多。
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在我们中国支部的行列中，肯定会暗藏着特别从斯大林派派来的，亦即格·柏·乌的暗探奸细③。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很易被牵连到某种臭名洋溢的司法罗织中去，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他将是致命的打击，对第四国际也极为有害。他的处境如果尚非绝难忍受，却已是极端困难的了。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
至于刘仁静④，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
我们向你们二位致最热烈的敬礼。
考约奥冈·
托：约·（指约瑟夫·韩生——译者）
一九三八年六月廿五日
译注：
① 陈独秀本人从来没有去香港的意思。某几个中国托派确曾希望陈独秀能去香港，以便脱出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但陈独秀不愿考虑。依我的记忆，他不考虑的主要理由是：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这个身份了。
② 托洛次基的这封信与提议，曾由当时正在香港的陈其昌专程送到四川江津。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当作回答，亦由陈其昌带回上海，寄给托洛次基。托洛次基对此声明的看法写在他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给李福仁的信中。对于托洛次基希望他去美国的提议，陈并未依照进行，一因他当时的身体已很不好，二来想国民党正式准他出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当时留在上的一些中国托派为曾请东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致书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为他的老友陈独秀在美国大学里谋得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让他赴美讲学。信去后，胡适连回信都不曾写一封。
③ 事实上，在中共全国胜利之前，斯大林派始终不曾派遣特务进托派组织工作。
④ 从去年（一九八〇年）公开出来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托洛次基的文件中，我们见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廿九日刘仁静从上海写给李福仁与易洛生，并请他们转达给托洛次基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是报告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的演说和谈话，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按刘仁静因被捕后表现得非常糟糕，业已在一九三七年一月被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开除；此时他谋求恢复关系；但在一年之后，他终于正式为国民党工作了。
7
亲爱的同志：〔上海〕
我以最大快慰阅读了你给国际书记处写的关于我们同志积极参加反抗日帝强盜斗争的报告。我们正以最大兴趣等待你关于整个局势的更详细的报告。
日方的军事胜利乃是此一基本事实的结果，那就是：中国的土地革命在斯大林派的支持之下给国民党停止了。克里姆林宫在中国的干预，也正和它在西班牙的介入一样，具有社会的反动性质，以此耗竭了军事胜利的可能性。
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何？
娜塔利娅，我以及此地所有的人向你致敬。
你的同志
里昂·托洛次基
一九三九年二月廿三日
8
亲爱的同志①:
我读了你一月十九日从上海写来的信，以及收到从四川方面寄来的意见，心里感到很的兴趣。我们终于获得过去所缺乏的那种消息了。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现在我不能以必需的精确度来判断这些可能的分歧。
当然，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的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
我不同意于他的乐观见解，即他认为现在对他说来没有什么危险。不错，在一个时期中，我们的中国同志，在一个小的限度内说，是受他们自身之无力保护着的；然而我们在国际上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我们的党已经开始在美国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了。对于斯大林派这是一个可怕的警告。他们要努力阻止其他国家发生类此的危险，他们要想我们运动中最知名的人物下手。
最热烈的经历和祝福！
托洛次基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
注：
① 这封信是郑超麟同志当年的旧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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