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布尔什维克和列宁

　　4月3日，流亡国外的列宁回到了彼得格勒。只是从这一时刻起，布尔什维克才开始用完整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独有的声音说话。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个月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一段张皇失措和摇摆不定的时光。起义胜利后旋即发表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告人民书》呼吁：“工厂的工人，以及起义部队应该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告人民书》是在没有异议和反对的情况下由苏维埃的官方机关报登出来的，好像是在谈论一些学院式问题。可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给自己的口号赋予了纯粹演示性的意义。他们不是像准备为政权开展独立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而是像民主派左翼那样来行动的。后者宣布了自己的原则，打算在不太清楚的长时期内充当守法的反对派角色。
　　苏哈诺夫证实，在3月1日举行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中心议题仅仅是交接政权的条件。虽然执行委员会39名成员中有11名布尔什维克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其中包括3名中央委员扎卢茨基、施里亚普尼柯夫、莫洛托夫出席了会议，但是对成立资产阶级政府这事本身，没有一个人起来表示反对。
　　据施里亚普尼柯夫本人说，在第二天的苏维埃全体会议上，400名出席的代表中只有19人投票反对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虽然布尔什维克党团当时已经达到了40人。这次投票过程本身完全是在形式上的议会秩序中无声无息进行的，布尔什维克一方没有提出明确的反提案，没有进行斗争，在布尔什维克报刊上也没有开展任何宣传。
　　3月4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局通过了一份决议，提到了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性质与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方针的必要性。彼得格勒委员会认为它是一个学院式的决议，这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决议根本没有指出当前该做些什么，该委员会于是从相反的另一个极端提出了问题。它宣布：“考虑到苏维埃通过的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因此是否跟临时政府的权力对抗要视情况而定……”实质上这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立场，只不过把问题推到了第二线的战壕。彼得格勒委员会露骨的机会主义决议也仅仅是在形式上反对中央的立场，而后者的学院式态度除了意味着政治上顺从既成事实之外，别的什么都不是。
　　默默无言地同意或者有条件地向资产阶级政府屈服在党内绝对没有得到一致赞成。布尔什维克工人马上向临时政府发起冲击，就像冲击他们前进路上突然出现的敌方堡垒一样。维堡区委员会组织了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士兵集会，它们几乎都一致通过了必须由苏维埃掌管政权的决议。这种活动的一个积极参加者晋格尔施捷德证明：“不管对谁，只要提出这种内容的决议，没有任何一次集会，也没有任何一次工人会议不接受。”起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在工人和士兵听众面前公开说出自己有关政权问题的提法。意料获得成功的维堡人决议以海报的形式印刷出来并且四处张贴，可是彼得格勒委员会公然禁止这份决议，结果维堡人被迫服从了。
　　在与革命的社会内容和发展前途有关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立场差不多是同样混乱的。施里亚普尼柯夫说道：“我们同意孟什维克的如下观点，即我们正在经历革命摧毁封建农奴制关系的时刻，取代它们的将是资产阶级关系固有的各式各样的‘自由’。”复刊后的第一期《真理报》这样写道：“根本任务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莫斯科委员会给工人代表的指示声称：“无产阶级要竭力取得为将来争取社会主义——自己的根本目标——而斗争的自由。”引用“根本目标”一词习惯上就是充分强调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距离。没有人走得比这更远了。对越出民主革命范围的担忧迫使他们接受了等候、敷衍和在妥协派分子面前事实上退让的政策。
　　中央在政治上如此严重的优柔寡断在各省也反映出来了，这是不难理解的。这里仅仅举出一位萨拉托夫党组织领导人的话作为例证：“看来，积极参加起义的我们党对群众的影响力却减弱了，这影响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夺去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情形就是这样极度地令人不快。”
　　左翼布尔什维克，首先是工人，企图竭尽全力冲破这道屏障，可是他们也不知道如何驳斥关于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论点，以及怎样防止无产阶级陷于孤立的危险。他们极不情愿地服从了领导层的指示。布尔什维主义的各个流派互相之间从第一天起就一直处在尖锐的冲突之中，可是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流派能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真理报》反映了党在思想上的这种混乱和摇摆状态，它不能使其达到无论什么样的统一。等到3月中旬，即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从流放地回来以后，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因为他们把党的正式政策的船舵急剧地朝右转过去了。
　　加米涅夫几乎在布尔什维主义诞生的时候就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一直站在党的右翼立场上。加米涅夫还是有一点理论修养和政治嗅觉的，他拥有在俄国从事党派斗争的丰富经验和对西方进行政治观察的丰富积累。加米涅夫比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更好地把握了列宁的整体思想，但是仅仅是为了在实际应用方面尽可能温和地解释列宁的思想。你既不能指望他独立做出决定，也不能指望他主动釆取行动。加米涅夫是一个优秀的宣传家、演说家，一个不那么卓尔不凡却善于思考的新闻记者；在与其他政党举行谈判时，以及对其他社会团体进行试探时加米涅夫显得尤其有价值，并且由于这样一些经历，他总是让其他政党的些许情绪影响到自己。加米涅夫的这些特点是如此的鲜明，以至谁都几乎不会对他的政治形象产生错觉。苏哈诺夫指出，他不是“棱角分明的人”，他“总是要用纤索拉着走，如果说有时他也固执的话，那也不是很坚定的”。斯坦凯维奇也怀着同样的感受写到，加米涅夫对反对者的态度是“如此之柔和，怪不得人们觉得他自己对自己的不妥协立场都感到害羞。在执行委员会里头，他不是敌人，而只是一个反对派人士”。对于这样一些评论，我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无论是按照自己的心理气质，还是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党的工作性质来说，斯大林都代表着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布尔什维克——坚强的，而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很粗浅的组织者。如果说加米涅夫是一个在侨居地（那里是党的理论工作策源地）跟列宁共事过多年的政论家，那么斯大林则是一个没有理论识见、没有广泛的政治兴趣，也没有外语知识的，只是一个与俄罗斯土地不可分开的所谓实践家。这样的工作人员出国仅仅是旅行，是为了接受指示，就今后的任务进行商谈，然后又回到俄国。在实践家中间，斯大林以其非凡的毅力、倔强的性格和幕后活动中的机灵显得格外突出。如果说加米涅夫出于自己的天然本性，会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实用理论“感到害羞”，那么斯大林则刚好相反，他乐于坚持他已习惯了的这种没有丝毫温情可言的实用理论，并且将其顽强性和粗暴性结合起来。
　　尽管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性格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在革命初期采取相同的立场并不是偶然的：他们是互为补充的。没有革命意志的革命构想就等于断了弹簧的钟表，加米涅夫的政治指针总是落在革命任务的后面。可是，在严重与复杂事件来临之际，没有广泛的政治构想必定使意志最坚强的政治家也会产生动摇。经验主义者斯大林不是在意志方面，而是在思维方面受他人的影响才出人头地的。于是在3月份，缺乏坚定性的政论家和缺乏识见的组织者把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引导到了孟什维主义的边沿。而且，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里面坚持独立立场一事上，斯大林（他是作为党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的）的本领还不如加米涅夫。在众多的各种记录和出版物当中，能反映斯大林与向自由主义献媚的“民主派”对立的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提议、声明或抗议，一份也找不到。苏哈诺夫在自己的《革命札记》里说：“这个时候，执行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除了加米涅夫，还有斯大林……，在执行委员会从事微不足道的活动期间，（他）给人——不只是我一个人——留下的是灰色斑点的印象，有时这显眼的斑点也没有光泽，了无痕迹。说实在话，再也讲不出有关他更多的任何情况了。”如果说苏哈诺夫在整体上把斯大林明显估计过低了的话，那么他还是正确地描绘出了斯大林在妥协主义者的执行委员会当中政治上表现得毫无个性可言。
　　3月14日，《告全世界人民书》（宣言）在苏维埃获得一致通过，宣言对二月革命做出了有利于协约国的解释，同时意味着贴上法国标签的共和制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胜利。这无疑也意味着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没有经过重大斗争就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个文件，《真理报》报道时是把它作为“在苏维埃有各自代表的不同流派之间的自觉妥协”。我想应该补充说明一点，这种妥协意味着跟列宁流派的直接决裂，因为后者根本没有代表参加苏维埃。
　　中央机关报国外编辑部委员加米涅夫、中央委员会成员斯大林以及同样是从西伯利亚回来的杜马代表穆拉诺夫依靠自己颇为蹊跷的权力改组了原先太“左”的《真理报》编辑部，从3月15日起把报纸控制在自己手里。新编辑部在一篇纲领性文章中宣布，布尔什维克坚决支持临时政府，“只要它同反动派或反革命展开斗争”。在战争问题上，新领导人差不多是无条件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只要德国士兵还在服从他们的皇帝，俄国士兵就必须“坚守自己的阵地，用子弹回答子弹，用炮弹回答炮弹”。“我们的口号不是空泛的‘打倒战争’，我们的口号是——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它……努力尝试去说服所有的参战国立即开展谈判……而在此之前，每一个人都要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这样的思想以及它的表述措辞都是彻头彻尾的护国主义。旨在“说服”帝国主义政府以爱好和平的形象来行动的，并且对它们施加压力的纲领就是德国的考茨基纲领，法国的让·龙格纲领，英国的麦克唐纳纲领，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号召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列宁纲领。在回应爱国主义报刊的攻击替自己辩护的时候，《真理报》走得更远了。它写道：“所有的‘失败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处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保护下的态度暧昧的报刊曾用这个名称所攻击的对象，其实在第一支革命团队出现在彼得格勒街头时就已经死亡了。”这是直接同列宁划清界限。“失败主义”一词根本不是处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保护下的敌方报刊发明出来的，它是列宁在“俄国的失败——是较小的灾祸”这个公式中提出来的。第一支革命团队上街，甚至推翻君主制度都没有改变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施里亚普尼柯夫讲述说：“3月15日——改组后的第一期《真理报》发行的日子是护国主义欢呼雀跃的日子。整个塔夫里达宫，从国家杜马委员会的市侩到革命民主派自己的心脏执行委员会，到处都在传播一条新闻：温和、理智的布尔什维克战胜了极端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在执行委员会，人们用恶毒的冷笑迎接我们……当工厂收到那天的《真理报》时，它在那里的我党党员以及我们的同情者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困惑，而反对我们的人则在那里幸灾乐祸……当无产者得知《真理报》被从西伯利亚来的三个该报前领导人夺走了时，各个城区的愤怒情绪无比强烈，于是人们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没过多久，《真理报》不得不刊登维堡人的强烈抗议：“如果它（该报。——托洛茨基）不想失去在工人街区的信任，就必须带来革命思想的光明，无论如何这都会让资产阶级猫头鹰感到非常刺眼的。”来自下层的抗议迫使编辑部在措辞用语方面变得越发谨慎了，不过并没有改变政策。甚至列宁从国外成功寄回来的第一篇文章也遭到编辑部的漠视。就整个方向而言是朝右转的。左翼代表晋格尔施捷德说道：在我们进行的宣传中，我们必须重视两个政权的原则……还必须向工人士兵群众证明走这条迂回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为期半个月的政治生活中，群众对自己的任务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全国各地党组织的政策自然而然地向《真理报》看齐。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现在就一些根本问题一致通过了决议，布尔什维克轻易就屈从了苏维埃多数派。在莫斯科省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附和了社会爱国主义者关于战争的决议。最后，3月底—4月初，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82个地方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投票赞成达恩为之辩护的关于政权的官方决议。这种政治上非常接近孟什维克的举动结果成了广泛蔓延的联合倾向的基础。外省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共同参加的统一组织。加米涅夫—斯大林派进一步演变成了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左翼，它参与了按照议会方式对资产阶级暗中施加“压力”的幕后活动，并且辅之以对民主派暗中施加压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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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外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和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乃是党的精神中心。列宁及其助手季诺维也夫担负起了全部的领导工作。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则履行责任极其重大的秘书职责。在实际工作中，这个小小的中心依靠几十名布尔什维克流亡者的支持。战争时期，随着协约国战地警察越来越收紧自己的封锁，与俄罗斯处于隔绝状态就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经过长期与紧张等待的革命突然爆发叫人感到措手不及。英国绝对不同意放国际主义者侨民（它仔细清点了他们的名单）回俄国。在寻找离开的途径期间，身处苏黎世笼子里的列宁简直要发狂了。在数以百计频繁调换的计划当中，有一个计划是利用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聋哑人的护照来成行。那时的列宁不放过任何一个让自己从瑞士发话的机会。3月6日他就已经通过斯德哥尔摩中转电报给彼得格勒：“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8页）在这第一批指示中，只有谈及选举杜马而不是选举苏维埃那些话才带有插曲性质，而且很快就失去了意义。这封不容商量的电报中的其他各点已经完整地拟定了政策的总方针。同时，列宁开始向《真理报》投寄自己的《远方来信》。这些依靠国外零星信息写出的文章包含了对革命形势进行的完备分析。外国报纸的消息让他迅速得出结论，不仅是在克伦斯基而且是在齐赫泽直接帮助下的临时政府把帝国主义战争冒充为防御战争，以此欺骗工人并非没有成效。3月17日，他写了一封充满担忧的信，经朋友中转送到斯德哥尔摩。“我们党如果容忍这种欺骗，就会永远玷辱自己的名声，就是政治上的自杀。……我甚至不惜立即同我们党内的任何一个人决裂，也不向……社会爱国主义让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592—593页）在这种表面看来是泛指的，而实际上是有预定对象的威胁之后，列宁提出了恳切的要求：“加米涅夫应该懂得，他肩负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责任。”（《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596页）这里提到加米涅夫的名字是因为牵涉到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假若列宁心目中有实际的战斗任务，他会先想到斯大林。可是，刚好就在列宁力图把自己强烈的意志通过硝烟弥漫的欧洲传递到彼得格勒的时候，加米涅夫在斯大林的协助下，急剧地转向了社会爱国主义方面。
　　化装、戴假发、持他人的或是伪造的护照，各种计划一个接一个落空了，结果都无法实现。与此同时，途经德国回国的想法却越来越具体地浮现出来了。这个计划吓坏了大多数侨民，而不仅仅是爱国主义者。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没有决心追随列宁的大胆举动，于是继续徒劳地敲协约国的大门。后来，由于“被铅印封闭的车厢”在宣传界造成了莫大的困难，因此甚至在许多布尔什维克中间也出现了对取道德国回国的责难。列宁一开始就没有闭眼不正视这些将要出现的困难。离开苏黎世之前不久，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当然，俄国爱国主义者的嗥叫会高涨起来，但是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问题是这样明摆着的：要么继续滞留在瑞士，要么取道德国回国，别的道路总之是行不通的。列宁还能犹豫哪怕是一分钟吗？刚好一个月以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其他人也只得步列宁的后尘回来了。
　　在战争时期组织的这次途经敌对国家的非凡旅行过程中，显现出了政治家列宁的基本特点：大胆的计划和对执行计划的精确预见。在这个伟大的革命者身上存活着一个苛求细节的公证人，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以及选择这样一个时刻，即能够有助于推翻全部公证文书这一事业的时刻动手撰写自己的文书。为纵贯德国的旅行特别精心拟订的条件成为了一个侨民报纸编辑部和霍亨索伦皇室之间特殊国际协议的基础。列宁要求过境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不对全体通行人员以及他们的护照和行李进行任何检查，途中无论什么人也没有权利进入车厢（由此产生了“被铅印封闭的车厢”的奇谈）。至于流亡者一方，他们则承担坚决要求从俄国释放相应数量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非军人被俘人员的义务。
　　他们与几位外国革命者一起拟定了一份声明。“俄国的国际主义者现在前往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为革命事业服务，他们将帮助我们唤醒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这份协议的内容就是如此，在上面签名的有法国的洛里奥和吉尔波，德国的保罗·莱维，瑞士的左翼代表普拉廷等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和釆取了上述预防措施以后，30名俄国流亡者于3月底从瑞士动身出发，他们乘坐的车厢甚至在军用列车中间穿行——这也是一节爆炸威力极大的车厢。
　　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列宁提到了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于1915年秋天发表的一份声明：如果革命给俄国带来一个想要继续从事帝国主义战争的共和制政府，那么布尔什维克就将反对保卫共和制祖国。如今，这种局面真的来临了。“我们的口号是：不给古契柯夫—米留科夫政府任何支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89页）现在，列宁带着这样的口号踏上革命的领土。
　　然而，临时政府的成员没有看到令人恐慌的任何理由。纳博科夫讲述说：“在3月举行的一次临时政府会议的休息时间，当时人们在继续谈论布尔什维克不断加强宣传的话题，克伦斯基习惯性地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并且宣称：‘等着瞧吧，列宁的到来才是真正开始的时刻……’”克伦斯基说对了，真正的时刻应该刚刚才开始。但是，据纳博科夫说，部长们没有看到令人恐慌的理由：“向德国提出请求这一事实本身就会使列宁的威信损害到无须过于害怕他的程度。”按理一般来说，部长们是很有洞察力的。
　　列宁的战友兼学生们赶到芬兰去迎接他。身为年轻海军军官的布尔什维克拉斯科尔尼科夫讲述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进车厢包房，刚刚在沙发上落座就马上责问加米涅夫：你们在《真理报》上都写了些什么呀？我们看到了几期报纸，把你们骂得很厉害……”分别好几年以后的会面情景就是这样的，但是并没有妨碍这次会面是亲切诚恳的。
　　为隆重欢迎列宁归来，彼得格勒委员会在军队组织协助下动员了好几千工人和士兵。态度友善的装甲营为这事派出了所有现存的装甲车。委员会决定随装甲车一起去车站：革命已唤起大家对这种笨拙的巨大怪物的癖好。它们在城市的街道上站在自己这一边，那是十分有利的。
　　官方的欢迎仪式是在芬兰车站所谓的沙皇候车室举行的。苏哈诺夫相当沉闷的多卷本札记对此却做了十分生动的描写：“列宁走进或者说像是跑进沙皇候车室，他戴一顶相当大的呢绒帽，脸颊冻得通红，手里握着一束盛开的蓬松鲜花。他跑到屋子中央，在齐赫泽跟前停了下来，好像碰到了根本没有料到的障碍。就在这种场合，没有改变自己原先抑郁神情的齐赫泽发表了下面的‘欢迎’讲话，这篇讲话值得很好保存，不仅有它的风格，也不仅有它的措辞，而且有它的劝诫语气：‘列宁同志，我谨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和整个革命的名义欢迎您回到俄国……但是我们认为，现在革命民主派的主要任务是捍卫我们的革命，消除对它的一切侵害，无论这种侵害是来自内部的还是来自外部的。……我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道去努力达到这一目标。’讲到这里，齐赫泽戛然而止。我对这意想不到的场面感到莫名惊慌。可是列宁十分清楚该如何应对这一切。他带着若无其事的神色站了起来，四面环顾一圈，仔细打量周围人脸上的表情，甚至盯着‘沙皇’候车室的天花板。他整理了一下手中跟他整个外表很不相称的花束，然后把脸从执行委员会这边完全转过去，致了如下‘答词’：‘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士兵、水兵和工人同志们。我很荣幸地通过你们向胜利的俄国革命致敬，向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先进部队的你们致敬……不久以前，当各国人民响应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号召把手中的武器转过来对准本国资本家剥削者的时候……你们完成的俄国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苏哈诺夫说得对，列宁与花束的形象是极不协调的。它也不适合严酷的时局环境，无疑会妨碍和束缚列宁。不过列宁向来喜欢的是没有扎成束的鲜花。但是，更加使他感到备受束缚的应当是在堂皇的车站候车室举行的这次充满伪善劝诫的官方欢迎仪式。齐赫泽这个人要比自己的欢迎词好一些。他有点儿怕列宁，但是无疑有人劝他相信，一开始就必须“制止”宗派主义者。除了齐赫泽的欢迎词以外，一个暴露出领导水平低得可怜的年轻的舰队指挥官代表水兵讲了话，他表达了希望列宁成为临时政府一员的心愿。就这样，松松垮垮、絮絮叨叨以及还有点懵懵懂懂的二月革命迎来了一个怀着使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回到原位的坚定志向到来的人物。果然，这第一印象使列宁随身而至的担忧成倍增加，引发了难以抑制的反感。但愿能快点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列宁避开齐赫泽而诉诸水兵和工人，避开保卫祖国而诉诸国际革命，避开临时政府而诉诸李卜克内西。他在车站只不过为他以后的全部政策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演习而已。
　　这种笨拙的革命最终还是把一位领袖迅速而牢牢地抱在了自己怀里。士兵们恳请他乘坐装甲车，他别无选择，只得满足士兵的要求。随之降落的夜幕使行进显得特别庄严隆重。其他装甲车都关了灯，列宁乘坐的那辆车子聚光灯射出的明亮光柱穿破了黑暗。光线把四周激动无比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从幽暗的街道里吸引过来了，正是这些人完成了一次伟大的革命，可是又让政权从指间滑走了。军乐队一路上好几次停止演奏，这是为了让列宁可以把自己在车站发表的演说用不同的说法讲给一批又一批新的听众听。苏哈诺夫说：“凯旋式显得异常宏伟辉煌，哪怕它只具有十足的象征意义。”
　　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设在宫廷芭蕾舞演员克舍辛斯卡娅那座绸缎装裹的私宅里，这种安排可以使列宁通常保持的讽刺状态轻松一下，在这里多次举行欢迎仪式。这类活动已经举行得太多了。列宁像一个不耐烦的行人在人家大门口等候突如其来的大雨过去一样，忍受着流水一般无休无止的颂扬。他当然能理解人们对他归来的真挚喜悦，但是他也抱怨这种喜悦为什么非得要用如此之多的言语来表达。正规欢迎仪式本身的做派在他看来是拙劣模仿与装腔作势，所用的言辞也是从照本宣科、多愁善感和言不由衷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借用过来的。他看出还没有确定自己的任务和道路的革命却已经率先确立了自己令人厌倦的繁文缛节。他33温厚而又略带责备地微笑着，时不时看一下表，有时大概是不拘礼节吧，随便打着哈欠。最后一次欢迎会的话音未落，这位如此不同寻常的客人便让自己那极其强烈的思想像瀑布一样泼向在场的听众，这思想听起来通常就像是猛烈的批评一样。当时，布尔什维克还没有采用速记方法，谁也没有做记录，大家都被所发生的事情吸引住了。讲话稿也没有保存下来，只是在听众的回忆中留下了对它的一般印象，然而即使这些印象也经过了时间的加工：加进了一些让人欢喜的成分，去掉了一些让人惊惧的成分。不过，即便在列宁最亲近的人中间，对这次演讲的基本印象也是令人吃惊的。看来，一个月内经过无数次重复而变得十分牢固的习见公式在听众面前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了。在车站，列宁曾扔给齐赫泽一个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的简短回答，这个简短的回答在这里发展为直接面向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发表的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说。
　　没有想到的是，出于加米涅夫的好心，允许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苏哈诺夫作为客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列宁可不容许这样的放纵。）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有幸见到一个旁观者为列宁同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首次会见所做的半是敌意半是兴奋的笔录。
　　“我无法忘记这篇雷霆般的演说，它不仅使我这个偶然到来的异端，而且使全体正统派感到震动和惊讶。我敢断言，谁也没有料到类似的情况。看来所有的自然力都从自己的巢穴里跑出来了，因此彻底绝望的气氛既不顾任何阻碍也不顾任何怀疑，既不顾人们的难处，也不顾人们的盘算，在克舍辛斯卡娅大厅里的困惑的学生头顶上散播。”
　　对苏哈诺夫而言，人们的盘算和难处主要是在马克西姆·高尔基那里喝茶的《新生活报》编辑人员的动摇。列宁的用意则更深刻。充满整个大厅的不是自然力，而是不害怕自然力的并且为了控制它而尽量了解它的人类理智。不过反正都是一样的：印象已经表达得够清楚了。
　　根据苏哈诺夫的转述，列宁是这样说的：“当我和同志们一起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会被直接送往彼得保罗要塞。现在看来，我们还处在离要塞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失去这个预想，这是我们还无法摆脱的，这是我们难以避免的。”当时，对于其他人来说，革命的发展就等于是民主派的巩固；对于列宁来说，离得最近的前景就是径直走向彼得保罗要塞。这看上去像是不吉利的玩笑。但是列宁根本不打算开玩笑，和他命运连在一起的革命也不打算开玩笑。
　　苏哈诺夫埋怨说：“就像拋开苏维埃其他所有政策一样，他同样拋开通过立法程序进行土地改革。他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夺取土地，不要等待……无论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当局。”
　　“我们不要议会制共和国，我们不要资产阶级民主，我们不要任何别的政府，除了工人、士兵和雇农代表苏维埃之外！”
　　与此同时，列宁严格地同苏维埃多数派划清界限，把它拋向敌对阵营。“此刻，光这一点就足以让听众感到头晕了！”
　　“只有左派齐美尔瓦尔得分子才在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的革命，”苏哈诺夫愤愤不平地转述列宁的想法，“其他人即使那些满口漂亮话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却在……出卖社会主义和工人群众的事业。”
　　拉斯科尔尼科夫对苏哈诺夫的记述做了补充，他说：“他坚决抨击了在他回来之前党的领导集团和某些同志采取的策略。坐在这里的人代表着担负最重大责任的党的工作者。可是对于他们来说，伊里奇的讲话是真正的新启示。它在昨天的策略与今天的策略之间划定了一条卢比孔河。”我们将会看到，卢比孔河并不是一下子划定的。
　　没有就报告进行辩论，所有人都被弄昏了头，而且每个人都想不管怎样也要整理一下思想头绪。苏哈诺夫最后写道：“我出来走到街上，我的感觉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好像有人用梭杼猛击我的头部。只有一点是清晰的：我这个怪人跟列宁走的不是一条路！”当然是这样啦！
　　第二天，列宁向党提交了一份阐述自己观点的简短书面复述，这篇名为“四月提纲”的文章是最重要的革命文献之一。提纲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朴实语言表述了朴实的思想。二月起义中诞生的共和国不是我们的共和国，共和国从事的战争也不是我们的战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还仍然得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支持，而这两个党仍然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们还处在少数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边还不能谈论使用暴力的问题。应当教育群众不要相信妥协派分子和护国主义分子。“必须耐心地说明。”根据整个局势制定的这种政策的成功是有保障的，一旦成功就将把我们引向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也将越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藩篱。我们要跟资本主义者彻底断绝关系，公布他们的秘密协定，同时号召全世界的工人跟资产阶级决裂和消灭战争。我们要开始国际革命。唯有它的胜利才能巩固我们的胜利，才能保障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
　　列宁的提纲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而且仅仅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中央机关是怀着敌意对待它的，只不过这种敌意因困惑不解而有所缓解罢了。无论是谁——无论哪个组织，哪个小组或个人——都没有在提纲上面签字，甚至连与列宁一道从国外回来的季诺维也夫也默不作声地在一边旁观，而他的思想是在侨居国外10年时间里在列宁每天不断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这种旁观态度并不是老师没有料到的，因为他太了解自己这位最亲近的学生了。如果说加米涅夫是一位鼓动家和政论家，那么季诺维也夫就是一名宣传员，按列宁的意见甚至仅仅是一名宣传员。对于当一个领袖来说，首先他的责任感就是不够的，然而他欠缺的不仅仅是这一点。他的思维丧失了内心的纪律约束，根本无法胜任理论工作，溶化在没有定准的直觉里面了。多亏有异常敏锐的嗅觉，他总是能抓住他所需要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轻易就能对群众产生最有效影响的那些表达方式。无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还是作为一个演讲人，他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宣传员的本色。在他的文章中主要显现出他软弱的一面，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在现场演讲时他有力的一面又会占上风。在开展宣传方面，季诺维也夫无论比哪个布尔什维克都要果断和奔放得多，可是在表现革命的主动性方面，他还不如加米涅夫。他像所有煽动者一样优柔寡断。从党派纷争的舞台跨进直接的群众战斗舞台以后，季诺维也夫几乎是本能地离开了自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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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竭力试图证明4月党内危机不过是转瞬即逝或者纯属偶然的混乱言行是够多的了。可是一旦跟下列事实联系起来，所有的企图都会化作泡影。[1]

[1]在波克罗夫斯基教授主编的集体合写的大部头著作《十月革命简史》第二卷（莫斯科1927年版）中，包含有由一个名叫巴耶夫斯基的人撰写的专门为四月“混乱”辩解的文字，根据其对待事实和文献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态度，应该把它叫作厚颜无耻之作，如果不是幼稚平庸之作的话。

　　依据我们对党在3月期间活动的了解，就可以为我们揭示出列宁与彼得格勒领导人之间最深刻的矛盾。就在列宁刚刚回来的时刻，矛盾发展到了高度紧张的地步。与有82个地方苏维埃派代表参加的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投票支持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提交的关于政权的决议）举行的同时，在彼得格勒召开了来自全俄国各地的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党的代表会议。对于评价党的，更准确地说是党内上层的情绪和观点，以及它如何摆脱战争，这次代表会议（列宁是会议闭幕时回来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阅读迄今尚未出版的会议记录往往会引起这样的困惑：难道果真就是这些代表所代表的党在7个月以后用铁腕夺取了政权吗？
　　革命爆发后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这对于革命就像对于战争一样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而在党内，依旧还没有对革命最基本的问题确定看法。类似沃伊廷斯基、埃里亚瓦等人这类极端爱国主义者与那些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的人一起参加了会议。公开的爱国主义者所占的比重比孟什维克党内小得多，不过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仍然是相当可观的。整体而言，会议没有替自己解决下面这个问题：是与本党的爱国主义者分手呢，还是与孟什维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联合？就在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开会的间隙，参加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跟孟什维克代表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战争问题。最为猖獗的孟什维克爱国主义者李伯尔在联席会议上宣称：“应当取消原先划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标准，只以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来进行划分。”布尔什维克沃伊廷斯基毫不迟疑地宣布自己准备对李伯尔所说的每一句话进行联合署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大家一起寻找自己对待战争的共同公式。
　　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观点无疑在斯大林所做的关于怎样对待临时政府的报告里得到了最为一致的反映。这个报告如同全部会议记录一样至今也没有公布出来，在这里很有必要引述它的中心思想。“政权在两个机关之间进行了分配，它们当中任何一个都没有掌握全部完整的政权。它们之间的摩擦和斗争是存在的，也必定会存在。角色也已经分配好了。苏维埃事实上发起了革命改造的创举，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袖，是监督临时政府的机关。而临时政府事实上起到了革命人民所取得的胜利品的固色剂作用。苏维埃动员力量，实行监督。临时政府遇到了困难，陷入了混乱，却还是起着作为人民事实上已经取得的胜利品的固色剂作用。这种状况有应当否定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现在强行加速事态的发展，把疏远资产阶级的进程提前，对我们是不利的，尽管今后他们必将不可避免地离开我们。”
　　超脱于阶级之上的报告人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描绘成劳动成果的简单分配。工人和士兵完成了革命，古契柯夫和米留科夫给革命“固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孟什维主义依据1789年事件错误复制出来的传统观念。这种对待历史发展进程所抱的监督者态度，向各阶级分配任务和以监护者身份对执行任务进行评价的做法，恰恰是孟什维主义领袖所固有的特征。提前使资产阶级离开革命对我们不利的思想一直是孟什维克全部政策的最高准则。这样做实际上等于为了不吓跑自由主义盟友，不惜让群众运动变得迟钝和受到削弱。最后，斯大林关于临时政府的结论完全属于妥协主义者下面这个模棱两可的公式范畴：“如果临时政府能巩固革命的措施，我们就支持它；如果它走向反革命，那么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就是不可容忍的。”
　　斯大林的报告是3月29日做的。第二天，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官方报告人、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人士斯捷克洛夫情绪激昂地为这同样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进行辩护，但是他为革命“固色剂”的活动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图景：对抗社会改革，向往君主制度，庇护反革命势力，满怀兼并领土的野心，结果竟使处在烦躁不安气氛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回避了上述支持公式。右翼布尔什维克诺根宣称：“斯捷克洛夫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很清楚，现在该说的不是支持，而是反对。”斯克雷尼普克同样得出结论，斯捷克洛夫做报告以后出现了“很多变化，不能再谈论支持临时政府了。临时政府正在策划反对人民和反对革命的阴谋”。在这前一天，斯大林还在描绘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之间“分配劳动成果”的田园诗图景，现在他觉得自己不得不取消支持临时政府的观点。围绕是在“一定限度内”支持临时政府呢，还是只有在它采取革命行动时支持它这个问题进行了没有深入下去的简短争论。萨拉托夫的代表瓦西里耶夫不无根据地声明：“所有人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是一致的。”克列斯廷斯基把情况更清晰地表达出来了：斯大林与沃伊廷斯基之间在实际步骤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尽管沃伊廷斯基在代表会议开完以后很快就转到孟什维克一方去了，而克列斯廷斯基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斯大林在撤销有关支持临时政府的公开言论的同时，却没有撤销支持本身。只有克拉西科夫坚持原则提出问题。他属于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之一，这些人脱离党已有多年，而现在承载着平生阅历重负的他们企图回到现实生活的行列中来。克拉西科夫并不害怕直指问题的要害：你们不打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吗？他用讽刺的口吻问道。但是代表会议不理睬这一讽刺，同时把它当作不值得注意的问题忽略过去。会议通过决议呼吁革命民主派促使临时政府“为彻底消灭旧制度而尽最大力量进行斗争”，也就是说决议要引导无产阶级政党去追随资产阶级，从而扮演家庭女教师的角色。
　　第二天，会议讨论了策烈铁里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实行合并的建议。斯大林对这个建议抱完全赞成的态度。“我们应当行动。必须就关于我们合并路线的建议做出决定。根据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的路线，合并是可能的。”因为奉行过于激进的办报方针而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停止《真理报》编辑工作的莫洛托夫提出了反对意见：策烈铁里希望把各种极不相同的成分联合在一起，他本人自称是齐美尔瓦尔得分子，因此按照这样的路线进行合并是错误的。但是斯大林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没有必要跑得太远，也不必事先预言分歧。党的生活没有分歧是不可能的。我们将在党内消除那些小的分歧。”列宁在战争期间进行的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及其和平主义伪装的全部斗争似乎就要化作泡影了。1916年9月，列宁以特别坚决的态度写了一封信由施里亚普尼柯夫转交彼得格勒党组织，信中写道：“调和主义与联合主义在国内对工人政党来说是最有害的东西，不仅是愚蠢，而且会给党招致毁灭。……我们只能依靠那些认识到统一思想是十足的欺骗和跟国内这一伙人（齐赫泽及其同伙）决裂绝对必要的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436—437页）这个警告并不为人们所理解。与苏维埃右翼领导人策烈铁里的分歧被斯大林宣布为可以在同一个党内“消除”的小分歧。这个准则给了斯大林当时的观点再好不过的评定。
　　4月4日，列宁出席了党的代表会议。他那篇解释“提纲”的演讲胜过了全国代表会议的一系列文献，它好似教师手里的一块湿海绵，可以用来擦掉糊涂懵懂的学生在黑板上涂写的东西。
　　“为什么没有掌握政权？”列宁问道。在不久之前召开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斯捷克洛夫稀里糊涂地解释了放弃政权的原因：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战争等等。列宁宣布：“这都是胡说，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一点应当承认；物质力量虽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资产阶级却是自觉的和有准备的。这是一件怪事，但是必须公开地、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向人民说明，没有掌握政权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觉悟……”（《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8页）
　　列宁把整个问题从后面躲藏着政治投降派的伪客观主义范围移到了主观范围。无产阶级2月没有夺取政权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没有站在客观任务的高度，不能阻止妥协主义者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政治上剥夺了人民群众。
　　就在这前一天，克拉西科夫律师用挑战的口气说道：“如果我们认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刻来临了，那么就必须马上提出这个问题。就掌握政权而言，我们无疑具有天然的力量。”但是，会议主席不准克拉西科夫继续讲下去，理由是现在的问题是解决实际任务，不是讨论有关专政的问题。但是列宁认为，作为唯一的实际任务的恰恰就是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在提纲中写道：“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14页）
　　追随《真理报》的代表会议把革命的任务限定为通过立宪会议实行民主改造。而与此相反，列宁宣布：实际生活和革命使立宪会议退居次要地位。……无产阶级专政是有了，但是不知道怎样运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10页）
　　代表们互相使着眼色。他们互相交谈，说伊里奇在国外待得太久了，没有观察清楚也没有研究清楚俄国的情况。但是斯大林所做的关于在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对劳动成果进行烦琐分配的报告立即而且永远湮没在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中了。斯大林本人在会上默不作声。从此以后，他只得长时间地沉默下去。加米涅夫将单独来替自己辩护。
　　早在从日内瓦寄出的一封信当中，列宁就提出了警告，他准备跟所有在战争、沙文主义以及与资产阶级妥协等问题上做让步的人决裂，不管他是谁。现在，在与党内领导阶层面对面的场合，他发起了全线进攻。不过在开始之际，他没有点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名。如果他要找一个欺骗和动摇方面活生生的靶子，他会用手指向党外的人，如斯捷克洛夫或齐赫泽。列宁惯常采用的方式是这样的：不把任何人提前钉住在他的立场上，以便让那些谨慎者有机会及时从战斗中脱身，从而以此立即削弱公开的反对者。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认为，2月之后，士兵和工人在参加战争的同时也就在保卫革命。列宁则认为，士兵和工人还和以前一样，是作为不能自主的资本家奴隶参加战争的。列宁缩小了反对者的范围，他说：“甚至我们的布尔什维克也有轻信政府的。这只能用革命的狂热来解释。这是会断送社会主义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走不到一起。我宁愿处于少数。”（《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05—106页）这不是讲话人的威胁，这明显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一条道路。
　　列宁没有点加米涅夫的名，也没有点斯大林的名，但是他不得不点报纸的名：“《真理报》要求政府放弃兼并。要求资本家政府放弃兼并，这是荒谬的，是肆意嘲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06页）强忍的愤怒在这里大声爆发出来了。不过发言人旋即控制住了自己：他想说不少于，也不多于他所需要说出的话。顺便提一下，列宁为革命的政治做出了不可比拟的规定：“群众说他们不愿侵略别人，我相信这是真话。古契柯夫和李沃夫说不愿侵略别人，那是在骗人。工人说要保卫袓国，那是出于被压迫者的本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05页）如果要说出这条准则的名称，那就像生活自身一样简单。不过要做到及时以正确的名称来称呼它，那就困难了。
　　苏维埃发表的《告全世界人民书》被自由主义的《言论报》宣布为和平主义话题在我们这里正在发展成为与我们的盟国相同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依据。对于这个呼吁书，列宁说得更准确也更清楚：“从野蛮的暴力手段极其迅速地转向最巧妙的欺骗手段，这是俄国的独特之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04页）
　　关于这份宣言，斯大林曾经写过：“这份呼吁书，如果它能够传到（西方）广大群众那里，无疑会使成千成万的工人重新喊出那个已经被遗忘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而列宁说道，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号召书中，没有一个渗透阶级意识的字眼。全都是空话。”（《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07页）这份被不够格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引以为自豪的文献在列宁眼中只不过是进行“最巧妙的欺骗”手段之一。
　　直到列宁回来之前，《真理报》还真的没有谈论过左翼齐美尔瓦尔得分子。在提到国际的时候也不指出是哪个国际。列宁于是把这种现象叫作《真理报》的“考茨基主义”。他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宣布：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占优势的是中派……我们声明，我们已成立左派，并且与中派断绝了关系。……世界各国都有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群众应该看清楚，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分裂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12页）
　　正是此前三天，也就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曾经宣告根据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会议精神，亦即根据考茨基主义，自己准备消除同策烈铁里的分歧。列宁说：“听说俄国有联合的趋势，即与护国派联合。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我认为，宁可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单枪匹马，一个对一百一十个！”（《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12页）指责出卖社会主义暂时还是没有指名道姓，在这里也不单纯是强硬的语言，它充分反映了列宁在等待那些把手指伸向社会爱国主义布尔什维克的最终态度。与认为可能同孟什维克实行联合的斯大林相对立，列宁认为以后再也不能容忍采用与孟什维克相同的名称——社会民主工党。他说：“我个人建议更改党的名称，把党改名为共产党。”（《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11页）“我个人建议”——这就等于说没有谁，没有任何一个与会者同意做出这个跟第二国际彻底决裂的象征性姿态。
　　“你们怕否定印在脑子里的旧东西。”发言人对窘迫不安、大惑不解，也有部分是怒气冲冲的代表说道。但是，“要换洗衣服，就得脱去脏衬衫，穿上干净的衬衫。”这个时刻到来了。而且他再次坚持说：“不要死抓住已经完全陈腐了的旧字眼不放。要是你们愿意建立新的政党……那一切被压迫的人们就都会靠拢你们。”（《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11页）
　　面对尚未开始实施的宏伟任务，面对自己队伍内部的思想纷争，而时间又毫无意义地浪费在会见、欢迎仪式、礼节性的决议等事情上面，于是有关时间宝贵的强烈意识在演讲人那里化作了苦求：“贺词、决议都已经够多了，是动手干的时候了。必须实事求是地、冷静地……”（《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06页）
　　一小时后，列宁不得不在此前预定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席会议上重复自己的演讲。在那次会议上，大多数听众觉得他的演讲是某种介于讥笑与梦呓之间的东西。比较宽容的听众则耸耸肩膀，说此人显然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他在离开十年之后，刚从芬兰车站的台阶上走下来就鼓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爱国主义者当中不那么友善的人则想起了铅印封闭的车厢。斯坦凯维奇断言，列宁的表现令他的反对者高兴异常：“说如此蠢话的人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他的到来真是件好事，现在他的一切都很显眼……现在他在打自己的耳光。”
　　其实，带着夺取革命胜利的全部勇气，带着哪怕是同昔日同志及战友（如果他们不能与革命一起前进的话）决裂的坚强决心，列宁的讲话（它的内部各部分之间是均衡的）浸透了深刻的现实主义和准确无误的群众感情。可是正因为这一点，讲话所以在不求甚解的民主派人士看来必定是荒诞不经的。
　　布尔什维克是苏维埃中小小的少数派，而列宁却图谋夺取政权。难道这还不是冒险主义吗？在列宁对问题的提法中，连一点冒险主义的影子都没有。他一分钟也没有闭着眼睛不去看存在于广大群众之中的“真诚的”护国主义情绪。他没有融入他们当中，也不打算背着他们采取行动。他对日后行将出现的反对意见与指责发话了：“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只能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即使因此而不得不处于少数地位，也只好如此。可以暂时放弃领导地位，不要害怕处于少数。”（《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04—105页）不要害怕处于少数，哪怕是一个人，像李卜克内西那样一个人反对一百一十个人！——这就是他讲话的主旨。
　　“真正的政府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党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处于少数……那也只好由它了。我们只有耐心地、坚持不懈地、系统地说明他们的策略是错误的。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使群众不再受骗。我们不希望群众相信我们的诺言，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希望群众从实际经验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07页）不害怕处于少数！不是永远，而是暂时处于少数。布尔什维主义的时钟即将打点。“一切被压迫者就会接近我们，因为战争会使他们接近我们，他们没有别的出路。……我们的路线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06页）
　　苏哈诺夫讲述说：“在联席会议上，列宁是活生生的分裂化身……我记得波格丹诺夫（有名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坐在离讲台只有两三步远的地方。他打断列宁的话说：这难道不是说梦话吗，这是疯子说的梦话！由于愤怒与蔑视而变得脸色苍白的他又朝着听众喊叫，你们要为给一派胡言鼓掌感到羞耻，你们是使自己蒙羞！马克思主义者们！”
　　此时，已经身在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前中央委员戈尔登别尔格评价围绕列宁的提纲所展开的辩论说了下面这句极端仇视的话：“在俄国革命中，已空闲多年的巴枯宁的位置，现在让列宁占据了。”
　　后来，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回忆说：“他的提纲当时遭遇的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嘲笑，大家觉得提纲竟然达到了如此荒诞不经与凭空臆造的地步。”
　　那天黄昏，两位社会主义者同米留科夫在联络委员会前厅举行的会谈中，话题转到了列宁身上。斯科别列夫评论他就像是个“置身于运动之外的不可救药的人物”。苏哈诺夫赞成斯科别列夫的评价，并且补充说：“列宁不论对谁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人物，而且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即现在他对我们的对话者米留科夫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可是就在这次会谈中，完全按照列宁所说的进行角色分配：两个社会主义者维护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安宁，免得他为布尔什维主义给他带来的烦恼而操心。
　　有关列宁被说成是一个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流言甚至传到了英国大使馆。布坎南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在新近到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就有从德国乘坐用铅印封闭的车厢回来的列宁。他第一次出现在社会民主工党的会议上就受到了很不客气的对待。”
　　在那些日子里，克伦斯基对待列宁的态度好像比其他人显得宽容一些，他在临时政府成员圈子里出人意料地宣称，他愿意到列宁那里去一趟，以解答令人困惑的问题：“要知道他生活在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他什么也不了解，他通过自己狂热的眼睛观察一切，在他身边没有一个能多少帮他认识清楚业已形成的局势的人。”这是纳博科夫提供的证词。然而，克伦斯基终究没有找到空闲时间来帮列宁认识清楚业已形成的局势。
　　列宁的四月提纲不仅仅是引起了敌人与反对者令人诧异的愤怒。提纲也把不少老布尔什维克推向了孟什维主义阵营，或者推向了栖身在高尔基报纸周围的中派小团体。这次人员的分流并没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相比之下，列宁的态度给党的整个领导阶层留下的印象就显得重要多了。苏哈诺夫写道：“在回来的最初日子里，他在党内所有有觉悟的同志中间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是丝毫不用怀疑的。”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证实：“就连他的党内同志——布尔什维克当时也勉为其难地离开了他。”这些评论的作者天天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担负领导职务的布尔什维克见面，因此能得到来自第一手的情报。
　　不过，也不乏来自布尔什维克队伍里的类似证词。像大多数在二月革命期间绊倒了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样，齐洪后来用极力缓和的语气回忆说：当列宁的提纲问世时，在我们党内可以感觉到某种程度的震动，许多同志指出列宁有工团主义倾向，他脱离了俄国具体环境，没有考虑到目前的情况，等等。”外省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之一列别杰夫写道：“随着列宁回到俄国，他最初的宣传甚至连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也不完全明白，这种宣传好像是乌托邦宣传，这可以用他长期脱离俄国生活来解释。可是，它逐渐为我们所领会，也可以说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肉体和血液。”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欢迎会的组织者之一扎列日斯基说得更加坦率：“列宁的提纲产生了炸弹爆炸一样的效果。”扎列日斯基充分证明了在过于热烈的欢迎仪式过后，列宁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那天（4月4日。——托洛茨基）列宁同志即使在我们的队伍里也没有找到公开的追随者。”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真理报》的记载。4月8日，即提纲宣读4天之后，那时已经解释得完全足够清楚了，双方也互相了解了，可是《真理报》却写道：“至于说到列宁同志的总的构想，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不可接受的。它的依据是认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毕，并且指望这个革命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来，党中央机关报的声明把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同党的公认领袖发生的分歧暴露在了工人阶级以及它的敌人面前，而布尔什维克的干部为这次革命准备了好多年。光这一点就足以看出从两条不可调和的路线冲突中产生的党的四月危机有多么深刻。不战胜这次危机，革命就不可能继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