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四月危机”

　　3月23日，美国宣布参战。就在这一天，彼得格勒为二月革命的牺牲者举行安葬仪式，哀悼情绪中却又庄严而乐观的游行成了5天扰攘的盛大尾声。大家都来参加葬礼，其中包括那些同死者并肩战斗过的人，那些劝阻过他们不要参加斗争的人，或许还有打死他们的人，而更多的还是置身于斗争之外的人。与工人、士兵、小市民一道来出席的还有大学生、部长、大使、殷实的资产者、记者、演说家以及各个党派的领袖。工人和士兵抬着红色棺材从各城区缓缓地来到马尔索沃校场。当棺材开始放入墓穴时，从彼得保罗要塞传来了使无数民众受到震撼的第一声志哀炮响。大炮的鸣响与以往不同，这是我们的大炮和我们的致哀。维堡区抬来了51具红色棺材，而这仅仅是它引以为自豪的牺牲者的一部分。在所有游行队伍中最紧凑的维堡人队伍中，与众不同地打出了很多面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不过它们和其他别的旗帜一起平静地迎风飘动。只有临时政府、苏维埃以及国家杜马（它还在安静却又顽固地逃避自身的葬礼）的成员仍然滞留在马尔索沃校场上。一天之内，有不少于80万人举着旗帜、随着乐队在墓穴旁排队缓缓走过。尽管按照最高军事权威人士的事先估算，类似规模的人群在预定的时间内通过而又不出现极大混乱和危险的旋涡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游行还是井然有序。相对于那些与今后会越加美好的期望结合在一起的、对首次实现伟大事业的满足心情占优势的革命游行来说，这一次的秩序是值得高度注意的。也仅仅正是靠这种情绪维持住了秩序，因为组织还是相当脆弱、没有经验和缺乏自信的。
　　看来葬礼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驳倒关于二月革命是不流血的奇谈。不过，笼罩葬礼的情绪多多少少再现了产生上述奇谈的最初那些日子的那种气氛。
　　经过25天以后（在这期间苏维埃增加了许多经验和自信），按照西方历法举行了五一节庆祝活动（按俄国旧历这一天是4月18日）。全国所有城市都淹没在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之中。不仅工厂企业停了工，而且国家机关、城市和地方自治机构也停止上班。在大本营所在地莫吉廖夫，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是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们。还没有将沙皇将军清洗出去的司令部游行纵队带着自己的五一节标语牌出发了。无产阶级反对军国主义的节日与涂抹着革命色彩的爱国主义游行混合在一起。各个居民阶层参加各自的节日，但是大家还是一起汇成了某种整体的、极其模糊的、有些虚假的然而大体看来又是相当宏伟的巨流。
　　在两个首都和工业中心，参加庆祝活动占优势的是工人，而且在工人群众中，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强核心因其旗帜、标语牌、演讲和赢得的欢呼而的确特别显得与众不同。在临时政府避难所玛丽亚宫硕大的墙上，拉起了一条大胆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第三国际万岁！”还没有摆脱行政机关腼腆的当局没有决心撤下这招人讨厌又令人惊慌的标语。仿佛所有人都在举行庆祝活动。野战部队也在尽其可能进行庆祝。堑壕里传来了集会、演讲、高举革命旗帜和高唱革命歌曲的消息。连德国那边也发出了响应。
　　战争还没有走到尽头；相反，它刚刚扩大了自己的范围。不久前——正好是安葬革命牺牲者那一天，整个大陆都卷入了战争，结果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可是在俄国所有部队中，俘虏与士兵在共同的旗帜下一起参加游行，有时还用不同的语言高唱同一首赞美歌。在这个无比广阔的盛大庆典中，就像处在淹没了阶级、政党和思想界线的春汛中一样，俄国士兵和奥匈帝国俘虏共同举行的游行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明显事实，不管怎样，这事实促使世人去思考革命才是一种更好的和平。
　　与三月葬礼相似，作为“全民”庆典的五一节同样秩序井然，没有发生冲突和出现牺牲。但是，灵敏的听觉已经在工人和士兵的队伍中不难听到急不可耐的甚至是颇具威胁的声音。生活变得越发困难了。事情确实是这样，物价在可怕地上涨；工人要求最低限度的工资，企业家则进行抵制，工厂里发生冲突的次数在持续上升。粮食供应情况在不断恶化，面包配额缩减了，原粮要凭票供应。卫戍部队中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军区司令部准备控制士兵，同时把最革命的部队调出彼得格勒。在4月17日举行的全体卫戍部队的集会上，揣测出了敌方意图的士兵提出了停止调出部队的问题；后来在每一次新的革命危机中，这个要求以越来越坚决的形式一再强烈地提了出来。可是，全部灾难的根源是看不到尽头的战争。革命究竟什么时候能带来和平？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还在观望什么？群众越来越注意地倾听布尔什维克的主张，用观望态度从一旁注视着他们，有些人半怀着敌意，另一些人则已经产生了信任。在节日庄严的纪律下面，情绪是紧张的，一场风暴正在群众中间酝酿。
　　然而，无论是谁，甚至玛丽亚宫横幅的作者也没有猜想到，最近两三天就已经无情地把革命的全民一致的外表撕破了。可怕的事件——许多人已经预知到它们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紧接着骤然发生了。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就是战争问题推动了它的爆发。用火柴点着导火索的不是别人，正是米留科夫本人。
　　火柴和导火索的来历是这样的，就在美国参战的那一天，精神振作的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向新闻记者发挥了自己的纲领：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亚美尼亚，瓜分奥地利和土耳其，侵占北部波斯，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民族自决权问题。历史学家米留科夫是这样为部长米留科夫做说明的：“在自己全部言论中，他坚定地强调解放战争的和平主义目的，不过他总是把它们跟俄国的民族任务及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采访谈话使妥协派分子感到惊慌失措。孟什维克的报纸怒气冲冲地写道：“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究竟何时才能去掉伪装？为什么临时政府不要求盟国政府公开而坚定地放弃兼并？”这些人以为贪婪的侵略者直言不讳的话是伪装的。他们宁愿把用和平主义掩盖起来的贪欲视之为脱去伪装的真实。被民主派激动情绪吓坏了的克伦斯基赶紧通过印刷厂发出声明：米留科夫的纲领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至于发表这个人意见的人是外交部长，也显然是纯属偶然。
　　策烈铁里富有把每个问题都归结为一套废话的才能，他开始坚持临时政府必须声明，对于俄国来说，战争完全是防御性的。米留科夫的反抗和古契柯夫的部分反抗失败了，就在3月27日，政府决定发表声明，其内容是“自由俄国的目标是不统治其他民族，不从它们手里剥夺它们的民族财富，不强行侵占外国领土”，但是又说“要完全恪守对我们的盟国所承担的义务”。两个政权的主宰和先知就这样宣布了自己在与弑父者和通奸者的联盟中进入天堂的意图。除开其他一切不论，这些先生连幽默感也丧失了。
　　3月27日声明不仅受到所有妥协派报纸的赞同，而且就连加米涅夫—斯大林的《真理报》也在列宁回国前四天发表社论表示欢迎。“临时政府清楚而明确地……向全民声明，自由俄国的目标不是统治其他民族”，等等。英国报刊马上高兴地把俄国放弃兼并解释为它将放弃君士坦丁堡，当然也绝对不打算把放弃的公式扩展到本国。俄国驻伦敦大使发出了警告，他要求彼得格勒解释清楚下面这话的含义：“俄国不是无条件接受不割地和平的原则，而要以不违背我们的切身利益为限。”但是要知道这恰恰就是米留科夫的公式：允诺不掠夺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与伦敦相对立，巴黎不仅支持米留科夫，而且还推动他，通过巴列奥洛格怂恿他必须对苏维埃实行更加坚决的政策。
　　当时的法国总理里博因彼得格勒出现的可悲拖拉而大发雷霆，他询问伦敦和罗马：“他们不认为呼吁临时政府结束一切模棱两可的做法很有必要吗？”伦敦回答说，更明智的做法是“授权派往俄国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直接说服自己的同志”。
　　把盟国社会主义者派往俄国一事是根据俄国大本营即沙皇旧将军们的倡议而实现的。里博提及阿尔伯特·托玛时写道：“我们期望他能给临时政府的决定带来某种坚定性。”可是，米留科夫抱怨说，托玛与苏维埃的领袖走得太近了。里博对此的回答是，托玛“真诚地努力”维护米留科夫的观点，不过他还是答应促使自己的大使给予更加积极的支持。
　　通篇空洞的3月27日声明还是令盟国感到不安，因为它们在其中看出了对苏维埃所做的让步。伦敦发出了威胁，称不再相信“俄国的战斗力”。巴列奥洛格则埋怨“声明的怯懦和含糊”。不过这正是米留科夫所需要的。渴望帮助盟国的米留科夫决心玩一场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的大赌博。他的基本想法是引导战争去反对革命，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拆散民主派。但是，妥协派分子刚好在4月开始对对外政策问题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神经质的错乱反应，因为下层民众在无休止地逼迫他们。政府需要发行公债。不过自身仍然处在护国主义情绪中的群众准备支持用于和平的公债，但是不支持用于战争的公债，需要做的乃是对他们哪怕稍微露出一点和平前景的外表。
　　策烈铁里还在发挥他的废话连篇的挽救政策，他提议要求临时政府向盟国转交一份与3月27日国内声明类似的照会。作为交换，执行委员会答应一定就“自由公债”通过苏维埃举行一次投票。米留科夫同意这种交换：以公债交换照会，不过他决定加倍地利用这一交易。在解释声明的幌子下，照会实际上否认了这个声明。照会要求新政权热爱和平的人物不要给“业已完成的革命将会招致削弱俄国在盟国共同斗争中作用的想法以任何哪怕是最小的借口。完全相反——把世界战争进行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全民意愿刚刚在加强……”其次，照会称相信胜利者“将努力找到保障和制裁的方法，它们对于未来预防发生新的流血冲突是必不可少的”。按照托玛的坚决要求加进的“保障”和“制裁”两个词汇，用外交特别是法国外交的窃贼语言来说，除了割地和赔款以外，并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含义。五一节那天，米留科夫把在盟国外交官指使下签发的照会用电报转发给了各协约国政府，并且只是在此之后照会才送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此同时也送到了各报社。临时政府绕开了联络委员会，于是执行委员会领导人落到了普通公民的地步。如果说妥协派分子在照会里面还找不到以前不曾从米留科夫那里听到过的任何东西，那么他们从照会里面毕竟不可能看不出经过精心考虑的敌对举动。照会使他们在群众面前有口难辩，而且要求他们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直接做出选择。米留科夫的目的不就是在这里吗？发生的一切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不仅仅限于这里，他的计谋还要走得更远。
　　早从3月开始，米留科夫就在竭尽全力企图复活俄国陆战队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倒霉方案，而且他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进行过多次会谈，劝说后者采取有力行动。按照他的说法，这种行动务必会把抗议兼并的民主派置于既成事实面前。米留科夫4月18日的照会类似攻占防守很差劲的民主派海岸的陆战队。两个举动——军事的和政治的——相互补充，在进展顺利的情况下，还可相互证明正确。胜利者向来是不受审判的。可是，米留科夫注定不能成为一个胜利者。对于登陆来说，需要20—30万官兵。但是事情由于小小的变故即士兵的拒绝而夭折了。他们同意保卫革命，但是不同意由自己发起进攻。米留科夫侵占达达尼尔的企图遭到失败。而且，这件事还毁灭了他以后所有的创举。不过必须得承认，这些创举谋划得很不错……只是要取得成功才能这样说。
　　4月17日，彼得格勒举行了一次由残废军人参加的噩梦般的爰国主义游行。大批来自首都各医院的伤兵，他们有的失去了腿脚，有的失去了双手，有的缠满了绷带，他们一直行进到了塔夫里达宫。那些不能行走的人是用货运卡车送过来的。游行的旗职上写着：“将战争进行到底。”这是被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残缺人体的绝望游行。参加者希望革命不要以为他们付出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不过，在游行队伍后面站着立宪民主党，更准确地说是准备明天发起重大攻击行动的米留科夫。
　　19日夜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前—天就已发给盟国政府的照会。斯坦凯维奇讲述道：“听完宣读以后，所有与会者没有争议地一致认为，这完全不是委员会所期待的照会。”但是，整个临时政府，包括克伦斯基在内，出面为照会承担责任，因此首先必须要解救政府。策烈铁里开始把并没有译成密码的照会进行“译解”，给大家展开其中越来越多的优点。斯科别列夫郑重其事地供认，不能笼统地要求民主派的意图和政府的意图“完全一致”。这班聪明人使自己一直难受到黎明时分，可是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到清晨的时候，他们散会了，好等几个小时再重新开会。显然，他们指望时间能够治愈所有的伤口。
　　早晨，照会在所有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了。《言论报》在精心制造的挑拨气氛中评论这个照会，社会主义报刊极其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追随策烈铁里和斯科别列夫的孟什维克报纸《工人报》还没来得及从夜间愤懑的气氛中摆脱出来，它写道，临时政府公布的是“侮辱民主派的决定”，于是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措施，“预防由此引发可怕的后果”。十分明显，这些人感到了布尔什维克日益增强的压力。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重新开会，然而只不过是再次确认了自己没有能力做出无论什么样的决定而已。与会者决定召开苏维埃临时全体会议“通报情况”，——实际上是为了试探底层民众的不满程度，以及为自己的动摇赢得时间。在间隙期间，还草草举行了该把问题一笔勾销的各种联络会议。
　　但是，第三种势力迫不及待地来对两个政权这种礼仪环节上的纷乱进行干预了，群众手执武器上了街。在士兵们的刺刀丛中间隐约能看见写有“打倒米留科夫！”字样的标语。古契柯夫的名字也醒目地出现在另一些标语当中。在怒不可遏的游行队伍里，很难认出五一节游行者的模样。
　　根据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主动发起的既定意义上的演讲，历史学家把这次行动称之为“自发的行动”。直接号召人们上街的是一个叫林德的人，据此，他让自己的名字载入了革命史著作。“身为学者、数学家、哲学家”的林德是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无党派人士，他热切地期望革命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米留科夫的照会以及《言论报》的评论激怒了他。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马上就付诸了行动……他来到芬兰团，向士兵委员会发出呼吁，并且建议全团立即前往玛丽亚宫……林德的建议被采纳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举着挑战性标语的芬兰团士兵的庄严游行示威就已经出现在彼得格勒的街道上。”紧接着芬兰团出动的是第180预备团、莫斯科团、巴甫洛夫团、凯克斯霍尔姆团的士兵，以及波罗的海舰队第二陆战队的水兵，总数达到25000—30000人，而且都带了武器。这在工人街区也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工人们放下工作离开工厂，跟在各团士兵后面走上了街头。
　　“大多数士兵并不知道他们出来是为什么？”米留科夫如此肯定地说，好像他真的问过他们。“除了军人以外，年少的工人也参加了示威，他们高声（！）宣称为此得到了10—15个卢布的报酬。”薪酬的来源是清楚的：“撤销两位部长（指米留科夫和古契柯夫。——托洛茨基）职务的任务是由德国直接提出来的。”米留科夫不是在四月斗争最紧张的时刻，而是在十月事件3年以后做出这种精心解释的。而十月事件十分清楚地表明，谁都用不着为人民群众对米留科夫的仇恨支付高额薪酬。
　　意外激烈的四月示威又可以用群众对上层欺骗的直接反应来加以解释。“政府在还没有获得和平的时候就必须实行自卫。”这话听起来缺乏激情，但是令人深信无疑。它让人猜想上层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走向和平。布尔什维克的见解当然是政府为了掠夺而继续进行战争。然而这是可能的吗？那克伦斯基呢？——我们从2月起就了解苏维埃的领袖，他们最先来到了我们的营地，他们是为了和平。况且，列宁从柏林回来时，策烈铁里还在服苦役呢。必须忍耐下去……就在这时，先进的工厂和团队更加强硬地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和平政策的口号：公布秘密条约，跟协约国的征服政策决裂，公开提议所有交战国立即举行和谈。于是4月18日的照会陷入了这种复杂和震荡的情绪中。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等于说上层并非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战争的原有目的吗？等于说我们要徒劳地等待和忍耐吗？打倒！……可是打倒谁呢？莫非布尔什维克是对的吗？这不可能。可是照会到底又怎样呢？它不是等于说有人仍然要把我们的性命出卖给沙皇的盟友吗？从立宪民主党报纸和妥协派报纸的简单对比中就可以看出：米留科夫在骗取了普遍信任以后便着手与劳合·乔治和里博一起共同实施征服政策。克伦斯基不是也说过，企图侵占君士坦丁堡是米留科夫的“个人意见”吗？这个运动就是这样突然发生的。
　　然而，运动并非那么简单。这种运动越是明显和突然地向外爆发，革命者队伍中某些热心人士就越会过高估计它的规模及其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布尔什维克在部队和工厂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撤销米留科夫的职务”的要求好像只是运动的一种最低纲领，他们用全面反对临时政府的标语补充了这一要求，而且不同的人按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一点：一些人把它作为宣传的口号，另一些人则把它视为当前的任务。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和水兵带到街上的口号——“打倒临时政府”必然会使武装起义的激流涌入游行示威中来。相当多的工人和士兵团体不反对现在就撼动临时政府。他们产生了设法进入玛丽亚宫的念头，占领它的各个出口，逮捕部长。斯科别列夫被派去解救他们，他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为玛丽亚宫里面空无一人。
　　原来由于古契柯夫得了病，临时政府这次就在他的私人住所开会。然而并不是这一偶然情况使部长们免遭根本没有对他们构成严重威胁的逮捕。为了跟拖延战争的人进行斗争而走上街头的士兵形成了一支25000—30000人的军队，它足以掀翻一个比以李沃夫公爵为首的政府还要坚固的政府。但是示威者没有给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实际上他们只是对着窗口挥舞拳头进行威胁而已，从而使身居高位的先生们不再总是想去占领君士坦丁堡，要他们好好地着手研究和平问题。这些士兵考虑的是协助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去反对米留科夫。
　　科尔尼洛夫将军出席了临时政府的会议，他通报了发生武装示威的情况，并且宣称作为彼得格勒军区部队的指挥官，他拥有足够的兵力平定叛乱，所缺的只是命令。碰巧出席这次政府会议的高尔察克后来在枪决他之前的审讯过程中陈述说，李沃夫公爵和克伦斯基反对对示威者进行武力镇压的主张。米留科夫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但在概括形势时他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不管怎样，部长先生们当然可以随意议论，但是这并不妨碍把他们投进监狱。至于科尔尼洛夫，他是根据与立宪民主党中央的约定而行事的，那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妥协派领导人没有费多大劲便成功地说服士兵示威者离开了玛丽亚宫前面的广场，甚至使他们返回了兵营。但是满城激发起来的愤怒情绪并没有退潮。人群仍在聚集，集会仍在举行，人们在十字路口展开争论。在电车上，米留科夫的追随者和反对者各坐一边。在涅瓦大街及其邻近街道上，资产阶级演说者在进行反对列宁的宣传，说他是德国派来打倒伟大爱国者米留科夫的。在市区边缘和工人街区，布尔什维克力求把对照会及其作者的愤慨扩展到整个临时政府身上去。
　　晚上7点，苏维埃召开全体会议。它的领袖们不知道该对因气氛紧张而发抖的听众说些什么。齐赫泽做了冗长的报告，并说会后便同临时政府会晤。切尔诺夫威胁说国内战争正在逐渐来临。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金属工人费多罗夫反驳说，现在已经是国内战争了，因此苏维埃只好借它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苏哈诺夫写道：“这是全新的而且在当时是很可怕的说法。它占据了情绪的中心，而且这一次得到的响应是布尔什维克以前在苏维埃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后来很长时间也没有得到过。”
　　克伦斯基的亲信、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斯坦凯维奇出乎大家意料的发言成了整个会议最精彩的部分。他问道：“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行动’？采用武力去反对谁？要知道全部力量——就是你们和跟在你们后面的民众……你们看，那里，现在没剩5分钟就到7点了。（斯坦凯维奇伸手指着墙上的挂钟，整个大厅的人都转身朝向那里。）取消临时政府，或是让它辞职。你们做出决定吧，我们只要就此事打个电话，5分钟后它就会交出全部权力。这事为什么还要通过暴力和发动内战呢？”大厅里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兴高采烈的欢呼。发言人本想用从既定形势得出的极端结论来吓唬苏维埃，可是发言的效果本身吓坏了他本人。无意中说出苏维埃拥有强大力量的真相使会议稍稍超出了领导人的卑鄙阴谋，而他们最为操心的就是不要让苏维埃做出任何决定。“谁来取代政府？”有一个发言人在反对鼓掌时说道，“我们？但是我们的双手在发抖……”这真是对妥协主义者，对双手发抖的空谈领袖无与伦比的鉴定。
　　政府主席李沃夫仿佛从另一方面补充了斯坦凯维奇的发言，他在第二天发表了如下声明：“迄今为止，临时政府得到了苏维埃领导机关方面始终不渝的支持。最近两周来，……政府遭到了猜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让临时政府辞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就是二月俄国的真实结构！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临时政府在玛丽亚宫举行了会见。李沃夫公爵在开场白当中埋怨社会主义人士采取了反对政府的行动，他半抱屈半威胁地说到了辞职。部长们依次叙说了各种困难，实际上是他们竭尽全力促使积聚起来的困难。米留科夫用背对着这次联络对话的人们，他从阳台上面向立宪民主党示威队伍。“我看见了那些写着‘打倒米留科夫’的标语……我不为米留科夫感到害怕，我为俄国感到害怕！”历史学家米留科夫就这样转述部长米留科夫面向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发表的谦逊讲话。策烈铁里要求政府拿出一个新的照会。切尔诺夫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出路，他建议米留科夫转任国民教育部长，因为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君士坦丁堡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作为外交目标的君士坦丁堡安全。可是米留科夫既断然拒绝转向科学研究，也拒绝起草新的照会。苏维埃领导人没有让他人长时间来求自己，便同意对原有的照会做出“解释”。剩下的事情就是找几句空话，其欺骗性假如用民主形式梳理得足够光滑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局势是有救的，而米留科夫的部长职务是同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不安分的第三方不愿意安静下来。4月21日白天出现了比前一天声势还要浩大的新的运动风潮。今天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也号召举行游行示威。大批工人群众不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反对宣传，从维堡区向市中心进发。随后是来自其他区的工人。执行委员会派出了以齐赫泽为首的有权威的灭火队去面对示威队伍。但是工人们坚决要求说出自己的话，而且他们的确有话要说。一位知名的自由主义记者在《言论报》上撰文描绘了涅瓦大街上工人游行示威的情况：“大约一百名武装人员走在前面，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没有带武器的男人和妇女组成的整齐队伍——有好几千人。活动的人链沿着街道两侧行进，人们高声歌唱，他们的神情令我吃惊不已。这几千人都是同一种神情，这是基督教初期出家僧侣那样气愤若狂的、毫不妥协的以及毫不怜惜地准备遭人杀害、拷打和毅然赴死的神情。”这位记者目睹了工人革命，而且在瞬间感觉到了它凝集起来的决心。这些工人可不太像米留科夫所说的那样，是鲁登道夫用每昼夜15卢布雇来的少年！
　　就像前一天一样，示威者那天也没有提出推翻临时政府，尽管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大概已经严肃地思考过这个任务，也还有部分人做好准备要在今天把游行示威引导到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情绪极限。齐赫泽建议游行队伍返回自己出发的各区去，但是游行领导人严厉地回答说，工人自己知道他们该做些什么，这是一种新的语气，而且，齐赫泽在最近几周之内不得不习惯这种语气。
　　就在妥协主义者劝阻和抑制游行队伍的同时，立宪民主党人却向游行发起挑衅并且使事态激化起来。尽管科尔尼洛夫昨天并没有得到使用武器的批准，他还是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反而就在今天早晨为了用骑兵和炮兵来对付示威者而采取了相应措施。在切实考虑了这位将军的勇气后，立宪民主党人用特别传单号召自己的拥护者上街，这明显是企图要把事情演变成为决定性的冲突。尽管没能成功地在达达尼尔沿岸登陆，米留科夫还是与作为前锋的科尔尼洛夫以及作为重要后备力量的协约国一起继续展开自己的攻势。背着苏维埃发出的照会和《言论报》的社论应当说起到了这位二月革命中自由主义首领的埃姆斯急件的作用。“所有捍卫俄国及其自由的人都应当团结在临时政府周围，并且支持这个政府。”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这样写道，呼吁书请求全体善良的公民走上街头开展反对拥护立即举行和谈的人的斗争。
　　资产阶级的主要动脉涅瓦大街变成了立宪民主党接连不断举行集会的场所。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成员领导的颇为可观的示威队伍朝玛丽亚宫行进。随处都可以见到刚从作坊里制作出来的新标语牌，上面写着：“完全信任临时政府！”“米留科夫万岁！”部长们看样子像是过命名日的人；他们仍然有自己的“人民”，何况是些出色的“人民”。至于苏维埃的特使们个个弄得筋疲力尽，因为他们要设法使革命集会解散，要把工人和士兵的示威从市中心打发到市区边缘去，并且阻止兵营和工厂不要搞武装行动。
　　在保卫政府的旗号下，反革命势力进行了第一轮公开与广泛的动员。市中心出现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军官、士官生和大学生的卡车。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也出动了，纨绔子弟在涅瓦大街组建了所谓的法庭，就在那里对列宁的信徒和“德国间谍”展开调查。战斗和牺牲到底还是发生了。据有人转述，第一次流血冲突是由于一些军官试图抢夺工人手里写有反对临时政府口号的旗帜而引发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午后开始发生的交火几乎没有间断过，谁也不能明确地知道，究竟是谁以及为什么开枪射击。但是，这次部分是出于蓄意，部分是由于惊慌而导致的混乱交火事件还是造成了人员伤亡。气氛于是变得炽烈起来了。
　　这一天举行的游行一点也不像是全民一致的游行。两个世界面对面地站立着。立宪民主党号召上街反对工人和士兵的爱国主义游行队伍完全是由居民中的资产阶级阶层，即军官、官吏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为君士坦丁堡或者为和平而斗争的两股人流从城市的各个地方涌了出来，他们的社会成分不同，相互之间外貌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各自高举着写有相互敌对口号的标语牌。他们在大街上迎头相撞，双方动用了拳头、棍棒甚至火器。
　　科尔尼洛夫把平射炮调到冬宫广场的意外消息传到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难道这位军区指挥官要采取独自主动的行动吗？不是的，科尔尼洛夫的性格及其后来的官运证明，总是有人牵着这位勇敢将军的鼻子，这次是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履行了这一职能。仅仅是考虑了科尔尼洛夫的干预，以及要使这一干预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他们于是号召自己的支持群体上街。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科尔尼洛夫把军校学生集结在冬宫广场的尝试不是在需要（不论现实的还是臆想的需要）保卫玛丽亚宫使其免遭敌对人群攻击的时刻出现的，而是与立宪民主党的示威达到顶峰同时出现的。
　　但是，米留科夫—科尔尼洛夫的计划破产了，而且是十分可耻地破产了。无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头脑多么简单，他们也不会不明白这是他们生死攸关的事情。早在涅瓦大街发生流血冲突的最初消息传来时，执行委员会就用电报向彼得格勒及其四郊的所有驻军发出命令：没有苏维埃签署的命令，一支部队也不要派到首都的街道上去。现在，科尔尼洛夫的意图暴露出来了，执行委员会不顾自己以前发表的所有庄严声明，双手紧握权柄，不仅要求这位司令官立即撤回部队，并且委托斯科别列夫和菲利波夫斯基代表苏维埃动员已经出动的部队返回兵营。“在这令人忧虑的日子里，没有执行委员会的召唤，你们不要手执武器上街。调动你们的权力只属于执行委员会。”从此以后，任何调动部队的命令除了惯常的文书以外，还必须用正式文件呈报苏维埃，并且由不少于两个被授予调兵全权的人签字。看来，苏维埃已经毫不含糊地把科尔尼洛夫的举动解释为反革命方面号召发动国内战争的企图。但是，执行委员会在用自己的一纸命令把军区指挥机构完全排斥在外的同时，却没有考虑撤销科尔尼洛夫本人的职务。难道还可以蓄意侵犯当局的特权吗？“双手在发抖”，年轻的制度被虚假的东西包围起来了，就如病人被靠枕和纱布围裹起来了一样。然而，从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更有教益的事实是：早在得到齐赫泽的命令之前，不仅部队而且军校学员也拒绝执行没有得到苏维埃批准的任务。立宪民主党人不曾料到的烦恼接踵而至，这是在全民革命到来之际俄国资产阶级表现为反民族的阶级无法避免的后果——这是短时间内能被两个政权局面掩盖起来的事实，但又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显然，四月危机打成了一个平局。在两个政权的框架内，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功地掌握了群众。至于感恩的政府，它自己做出解释说，所谓“保障”和“制裁”应当理解为国际法庭的职能——限制军备以及诸如此类的美好事物。执行委员会赶紧接受这些术语上的让步，并且以34张票对19票的投票结果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了安抚自己惊恐不安的队伍，委员会的多数派还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加强对临时政府活动的监督；没有得到执行委员会事先通知不得颁布任何重大的政治法令；外交代表团要进行彻底的改组。事实上的两个政权被转译成了宪法语言。可是实质上什么都没有因此而改变。甚至左翼要求妥协派多数让米留科夫辞职也没能做到。一切都应当照旧。高高地凌驾在临时政府之上的是协约国更加有效的监督，执行委员会也不想去妨碍它。
　　21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进行了一次总结。策烈铁里证明贤明的领导人取得了胜利，这胜利给对3月27日照会的不实解释画上了句号。加米涅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建议建立纯粹的苏维埃政府。战争时期从孟什维克转向布尔什维克的柯伦泰，是颇有声望的女革命家，她提议最好是就建立什么样的临时政府一事组织彼得格勒各市区和郊区举行公投。然而这些建议几乎都被苏维埃的意见忽略过去了。问题看来得到了解决。苏维埃全会以绝大多数（13票反对）通过了执行委员会提交的令人慰藉的决议。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代表此刻固然还在自己所在的工厂里，或者在街道上和游行队伍中；可是苏维埃的基础层面没有出现任何转向布尔什维克方面的迹象，这一点仍然是没有疑问的。
　　苏维埃命令两天内停止所有街道游行示威，决定是一致通过的。没有谁对大家服从决定有丝毫怀疑。确实，工人、士兵、资产阶级青年、维堡区和涅瓦大街，没有人敢违抗苏维埃的命令。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就保持了足够的平静。这使苏维埃觉得自己配做时局的主人，其实它就是事实上的主人。
　　当时，数十家工厂和团队要求米留科夫立即辞职，有的还要求整个临时政府辞职，他们做出的决议被汇送到了左翼报纸的编辑部。动荡起来的不单单是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工人举行了罢工，士兵走出了兵营，激烈的抗议活动塞满了街道。最近几天，好几十个地方苏维埃纷纷打电报给执行委员会，反对米留科夫的政策，表示完全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从前线也传来了同样的声音。但是，一切都必须保持原样。
　　后来，米留科夫断言：“4月21日一天里，有利于政府的情绪在街道上重新占了上风。”显然，他心目中的街道是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回去以后，他只能从阳台上去进行观察的那几条街道。事实上临时政府遭到了彻底的揭露。没有任何重要的力量追随它。前面我们刚刚从斯坦凯维奇以及李沃夫公爵本人那里听到过这种说法。科尔尼洛夫发表的似乎他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叛乱分子的保证性声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除了极度的轻率以外，这位令人尊敬的将军什么也没有。这种轻率在8月份达到了顶点，当时阴谋家科尔尼洛夫指挥一支无足轻重的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军。问题就在于科尔尼洛夫仍然企图按照指挥人员的思维来判断军队。无疑，大多数军官同他站在一起，就是说已经做好准备借口保卫临时政府来打断苏维埃的肋骨。士兵们拥护苏维埃，在情绪上却比苏维埃要左得多。不过既然苏维埃自己支持临时政府，那么就会发生科尔尼洛夫能够把由反动军官率领的苏维埃士兵调出来保卫临时政府的事情。由于两个政权的体制，大家互相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可是，苏维埃的领袖们刚刚才命令军队不要离开兵营，科尔尼洛夫和整个临时政府一起都显得毫无作为了。
　　不管怎样，临时政府还是没有垮台。发动攻击的群众根本没有准备好把攻击进行到底。因此，妥协派领袖还能企图使二月体制回到初始状态。苏维埃《消息报》忘记了或者说想迫使别人忘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结果不得不公开反对“合法”政权，干预军队事务。4月22日，该报抱怨说：“苏维埃并不企求把政权夺取过来。然而在苏维埃拥护者的很多旗帜上已经写上了要求推翻临时政府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至于工人和士兵当真用政权来诱使妥协派人士，也就是说他们以为这些先生有能力把政权作革命之用，这难道不令人愤恨吗？
　　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想要政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把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进行表决时只得到微不足道的票数。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于4月22日提交的对临时政府的不信任决议在数百票当中只得到了74票赞成。在赫尔森福斯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尽管占有优势，但的确在同一天做出了当时唯一大胆的决议，表示为了推翻“帝国主义的临时政府”愿意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提供自己的武力援助。不过，这个在水兵直接压力下通过的决议是一个例外的罕见现象。昨天还如此靠近发动反对临时政府起义的群众的绝大多数苏维埃代表，仍然完全停留在两个政权的立场上。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群众进攻的坚定性与他们在政治上反映出来的摇摆性之间的触目矛盾不是偶然的。在革命时代，与学会通过自己的代表按部就班地反映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相比，被压迫群众更加容易而迅速地被直接行动吸引过来。代表制度越抽象，它就越会最终落后于为群众运动所决定的时局节奏。所有代表制中抽象性最少的苏维埃代表制在革命环境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人们还清楚地记得，4月17日根据内部规章选举产生的不受任何事物和任何人约束的民主杜马，结果它却根本无力与苏维埃进行竞争。苏维埃自身与工厂和团队也就是与行动起来的群众保持着有组织的联系，可是即便具有所有这些优势，苏维埃毕竟是一种代表制，因此还是摆脱不了议会制度的俗套和扭曲。代表制甚至苏维埃代表制的矛盾就在于，对群众运动而言，它一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又容易变成保守的阻力，摆脱这一矛盾的实际出路就在于代表制度的一次次革新。不过这样的动作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直接行动的结果，因此也往往落后于后者，在革命时期尤其是这样。不管怎样，在四月半个起义更准确地说是四分之一个起义（半个起义是7月发生的）的第二天，还是前一天的那些代表在苏维埃开会，他们再次陷入了熟悉的处境，投票赞成熟悉的领导人提出的议案。
　　不过，这天论如何也不等于说四月风暴过去后没有给苏维埃，给整个二月制度尤其是给群众本身留下任何痕迹。工人和士兵对政治事件的大规模干预尽管没有坚持到底，也还是改变了政治形势，推动了革命运动的普遍发展，加速了无法回避的全新改组，强迫那些密室和幕后的政治家忘掉自己昨天的计划，并且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应新的局势。
　　就在妥协派分子消除了爆发国内战争的危险，并且以为一切都回到了原先的出发点之后，政府危机才刚刚开始。自由主义者不愿意继续掌管没有社会主义者直接参加的政府。至于为两个政权的逻辑所迫的社会主义者则迁就了这一条件，他们惹人注目地提出了取消占领达达尼尔的纲领的要求，这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排除米留科夫。5月2日，米留科夫终于被迫离开政府。4月20日游行示威的口号就这样实现了，只不过推迟了12天，同时也违背了苏维埃领导人的意愿。
　　可是，耽搁和拖延只会更明显地突出当权者的无能。本来准备在自己的将军[1]协助下制造力量对比急剧改变的米留科夫，像软木塞一样被从政府里面啪的一声拔出来了。能征惯战的将军也被迫请求辞职。部长们也根本不再像是过生日的人。临时政府央求苏维埃同意组建联合政府。这一切都是因为群众用力按压杠杆的长臂一端的结果。

[1]指阿列克谢耶夫。——译者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妥协派政党开始更加接近工人和士兵了。相反，表明在群众中潜伏着如此之多难以预料的因素的四月事件推动了民主派领袖进一步向右转，转向与资产阶级结成更加紧密的关系。从此，爱国主义最终占了上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多数变得更加团结了。类似苏哈诺夫、斯捷克洛夫等没有定型的激进分子不久前还在对苏维埃政策给予鼓动并且力图保持社会主义传统中的某些成分，现在却被推到一边去了。策烈铁里正在确立强硬的保守主义和爱国主义方针，这是使米留科夫的政策适用于劳动群众代表机关的方针。
　　布尔什维克党在四月危机期间的行为并不是一致的，那些事件出人意外地冲击了党。党内危机刚刚在走向结束，大家积极地筹备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在各区异常激昂的情绪影响下，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了推翻临时政府的主张。早在3月5日就做出了有条件信任临时政府的决议的彼得格勒委员会还在犹豫不决，21日举行游行示威已经决定下来了，但是示威的目的还没有完全明确。彼得格勒委员会部分成员带领工人和士兵走上了街头，不过打算顺便推翻临时政府的意图确实不是很清晰，而党外个别左翼分子正在朝这个方面行动起来了。大概只有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行动，他们人数不多，可是忙碌不停。有人总是去部队要求派出装甲车和援兵，时而说为了逮捕临时政府成员，时而说为了在街上同敌人进行斗争。但是，亲近布尔什维克的装甲营宣布，除非接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否则不会把装甲车交给其他任何人指挥。
　　立宪民主党竭尽全力把发生流血冲突的罪责归咎于布尔什维克。但是事件无疑被苏维埃特别委员会毫不动摇地调查清楚了，射击不是从大街上而是从大门和窗口里开始的。报纸刊登了检察长的公告：“交火是由社会渣滓挑起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引起永远有利于流氓势力的无序和混乱状况。”
　　当时，来自苏维埃各党当权人物方面对布尔什维克的敌意还远远没有达到两个月以后即7月那种已经最终压倒理智和良心的地步。司法部门尽管还是由原先的人员组成的，不过它还是赶上来站到了革命面前，因而在4月的时候还没有让自己对极左派采用沙皇暗探局的手段。米留科夫在这个方面的进攻毫不费力就被打败了。
　　中央委员会制止了布尔什维克的左翼，并且于4月21日宣布，它认为苏维埃禁止举行游行示威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无条件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写道：“因此‘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在目前是不正确的，没有人民稳固的（即自觉和有组织的）多数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方，这个口号要么是一句空话，要么会转化为冒险主义性质的企图。”决议认为当前的任务是提出批评，进行宣传和在苏维埃争取作为夺取政权前提的多数。对手们不知是把这个声明看作吓破了胆的领导人的让步呢，还是看作巧妙的策略。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列宁在政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现在他教导党要把“四月提纲”运用到时局实践中去。
　　就在加米涅夫宣称“荣幸地”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投票赞成关于临时政府的共同决议之前三个星期里，斯大林还在发展他的在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分工的理论。如今这些日子和这些理论已经成了如此遥远的过去！在吸收了4月的教训以后，斯大林终于第一次出面反对对临时政府进行善意“监督”的理论，因而小心地放弃了自己的昨天。但是这个策略是很难觉察出来的。
　　在党内某些人的政策中，冒险主义成分在哪里呢？在严酷的日子过去以后旋即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列宁问过这个问题。在开展暴力行动的企图中，还没有或者说已经没有革命暴力存在的余地了。“只有人民知道谁是使用暴力的人，才能起来把他推翻。但现在根本没有人使用暴力，枪炮在士兵手中而不是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目前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欺骗行事，所以现在不能叫喊使用暴力，那样做是荒谬的。”“我们提出了和平示威游行的口号。我们只是想和平地试探一下敌人的力量，并不想投入战斗，而彼得堡委员会却做得稍左了一点……在提出‘工兵代表苏维埃万岁！’这个正确的口号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不正确的口号——‘打倒临时政府’。在行动的时刻，做得‘稍左一点’是不适当的。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犯罪行为，是瓦解组织的行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349页和第359页）
　　成为革命的戏剧性事件的基础是什么？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动。变动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要是中间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军队的摇摆，在立宪民主党的帝国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以巨大的幅度摇摆着。这些摇摆在两个相反的方向同时进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它的上层，妥协派领袖越来越朝右倾向资产阶级那一方。相反，被压迫群众每一次变动都越来越激烈和大胆地转向左边。在反对彼得格勒党组织领导人所宣称的冒险主义时，列宁有保留地声明：如果中间阶级郑重、深入、坚定地摆向我们一方时，——我们一分钟也不要多想就让临时政府从玛丽亚宫搬出来。可是，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走上了街头的四月危机表明：“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群众的动摇，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328页）我们的任务暂时还是“耐心说明”，准备下一次推动群众更深入地和更自觉地转向我们一方。
　　至于说到无产阶级，它转向布尔什维克一方在4月具有清楚表现出来的性质。工人来到党的委员会，询问他们该怎样从孟什维克党员转而登记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工人在工厂刨根问底，问自己的代表关于对外政策、战争、两个政权、粮食供应等问题的意见，而且由于这类考试的结果，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越来越常见地被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所替换了。急剧的转变是从各区苏维埃开始出现的，因为它们更靠近工厂。在维堡区、瓦西里耶夫岛和纳尔瓦区苏维埃，到4月底布尔什维克不知怎么很快就出人意料地成了多数派。这是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事实，但是被上层政治吞没了的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傲慢地看待布尔什维克在工人街区制造的麻烦。然而各区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施压督促中央。在各个工厂，工人绕开彼得格勒委员会，为改选全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而开展了坚毅有力和卓有成效的活动。苏哈诺夫认为，到5月初已有三分之一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跟着布尔什维克走了。无论如何都不会少于这个比例，而且这是最积极的三分之一。3月间情势不分明的状况消失了，政治路线已经形成了。列宁的“荒诞”提纲在彼得格勒各区得到了具体实现。
　　革命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群众直接干预所造成的或者是其强制的结果。这种干预对于苏维埃各政党来说在大多数场合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二月革命以后，当工人和士兵已经推翻了专制制度的时候，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没有请教过任何人就认为群众的作用已经完结了。然而他们犯了致命的错误，群众根本不打算离开舞台。早在3月初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时候，工人就逼迫资本家做出了让步，尽管当时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高居他们之上。苏维埃不得不接受了这次不属于它乃至反对它的胜利。四月示威就是同一种形式的第二次修正。每一次群众发动不管它的直接目标是什么，对领导集团而言都是一次警告。最初，警告的性质是温和的，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坚定果敢了。到7月它变成了威胁。到10月，结局来临了。
　　在一切危急关头，群众都是“自发地”进行干预的，换句话说，就是服从自己从政治经验得出的个人结论，服从还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领袖。群众把各种不同的宣传与自己同化起来，并且自行将其结论转化为行动语言。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政党还没有对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实行过领导。布尔什维克没有号召群众发动四月示威，布尔什维克在7月初也没有号召已经武装起来的群众上街。只有到了10月，党才最终做到了统一自己的步伐，而且再不是为示威而是为革命站到了群众的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