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起义的艺术

　　人们并不乐于从事革命，就像不乐于从事战争一样。但是，区别就在于在战争中逼迫手段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革命中就不存在逼迫手段，如果不把形势的逼迫计算在内的话。革命是在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时候才会发生。如同整个革命一样，耸立在革命之上的起义作为革命事变的顶峰，同样很少有可能是根据主观臆断随便发动的。在完成最后一击之前，群众曾经三番五次地实施进攻与撤退。
　　密谋往往是与起义对立的，就如少数人预谋的事情与大多数人的自发运动是对立的一样。取得胜利的起义可能仅仅是负有充当民族首领使命的那个阶级的事业，根据其自身的历史意义和方式而言，起义跟躲在群众身后活动的阴谋家的政变之间由一道鸿沟分开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实际上无论哪一个阶级社会都存在着足以能在其缝隙中策划密谋的各种矛盾。然而，历史经验也证明了，对于密谋政策为自己找到供应不断的食物来说，一定程度的社会病症是必需的，例如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南美洲那样。即使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纯粹的密谋也只能更换掌握政权的同一个统治阶级的某些集团，或者还不如：只是仅仅更换一些政府成员。在历史上，只有群众起义才能造成一种社会制度对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胜利。虽然周期性的密谋是社会停滞和腐朽的反映，而人民起义则与之相反，它通常是作为破坏国家原有平衡的前期迅速发展的结果而发生的。南美洲诸共和国连续不断的“革命”与不断革命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它们在某些方面是后者的对立面。
　　但是，上面的话绝不是等于说，人民起义与密谋似乎在任何场合都是相互排斥的。密谋因素几乎总是或多或少进入了起义之中。群众起义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一个革命发展阶段，但是任何时候都不是纯粹自发的。即使大多数参与其事的个人都没有料到起义的爆发，群众起义仍然是那些思想的结果，起义者在这些思想中看到了摆脱生存重负的出路。不过，群众运动是可以预见的和可以提前做好准备的。它可以事先组织好，在这种场合，密谋就要服从起义，为起义服务，使起义过程变得容易一些，并且加速它的胜利。革命运动自身政治水平越高，它的领导越严肃，密谋在人民起义中所处的地位也就越高。
　　无论从其相互对立，还是从其相互补充的角度来正确理解起义和密谋之间的关系尤其有必要，因为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密谋”这个词本身的使用表面上带有相互矛盾的性质，这取决于它的意思是指少数发起人孤立行事呢，还是少数人在为多数人的起义做准备。
　　历史切实证明，在某些场合，没有密谋，人民起义也能取得胜利。起义从全国人民的愤慨情绪中，从各种各样的抗议、示威、罢工、街头冲突中“自发”产生出来以后，就可能吸引部分军队来支持自己，使敌人的力量陷于瘫痪，进而推翻旧政权。俄国1917年2月的革命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样发生的，1918年秋，德国和奥匈帝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也呈现出了大致相同的情景。在这类场合，既然领导起义者的不是全身渗透着起义的利益和目的的政党，那么它的胜利势必会导致把政权交到那些此前一直反对起义的政党手里。
　　推翻旧政权——这是一回事；把政权紧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另一回事。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革命过程中掌握政权，并不是因为它是革命的，而是因为它是资产阶级，财产、教育机关、报刊、各种据点形成的网络和各种机构都掌握在它的手中。无产阶级的状况则不同：举行起义的无产阶级没有处于它自身之外的那些社会特权，它能够指望的只有自己的人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干部和自己的司令部。
　　如同不能让铁匠用赤裸的手去拿烧红的铁块一样，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赤手空拳去夺取政权，它需要有完成这个任务的相应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起义艺术”的那种革命政策异常复杂而又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在于把群众起义与密谋结合起来，使密谋服从起义，以及通过密谋来组织起义。这种艺术必须以对群众的统一正确领导，以深刻了解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环境，以考虑周密的进攻计划，以认真仔细的技术准备和发起攻击的勇气为前提。
　　有些群众运动是由对旧制度的仇恨结合起来的，可是它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已经制定好的斗争方法，更没有自觉把它引向胜利的领导，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习惯于把这样的群众运动称之为自发的起义。自发的起义得到了官方历史学家，至少是民主派历史学家的善意承认，因为它是旧制度要为之负责的不可避免的灾难。如此宽容的真实原因就在于“自发的”起义不可能越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
　　社会民主党是沿着同样的道路行进的。它并不一般地否认作为社会剧变的革命，就像它并不否认地震、火山爆发、日食和鼠疫流行一样。它们否认的是以“布朗基主义”，或者更坏一些，以布尔什维主义为形式的革命，因为这是自觉地准备革命，制订计划和实施密谋。换言之，社会民主党愿意批准——固然是事后批准——那种把政权交到资产阶级手里的革命，同时又毫不留情地谴责能够把政权交到无产阶级手里的唯一方法。保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策就隐藏在臆造的客观态度下面。
　　奥古斯特·布朗基是许多次不成功起义的参加者和见证人，通过对这些起义失败的观察和思考，他总结出了一系列战术规则，不遵守这些规则，起义要取得胜利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布朗基要求预先建立正规的革命队伍，对它们实行集中指挥，保证其正常的供应，精心考虑街垒的布局，要求它们有坚固的结构，有条不紊地，而不是轻率随意地保卫它们。所有这些规则都是根据起义的军事任务而总结出来的，当然，它们也必定不可避免地连同社会条件和军事技术一起发生变化；然而就其自身而言，这些规则丝毫不是类似于德国的“盲动主义”或者类似革命的冒险主义这个意义上的“布朗基主义”。
　　起义是一门艺术，如同所有的艺术一样，它也有自己的规则。布朗基的规则就是对军事革命现实主义的要求。布朗基的错误并不在于它的正向定理，而是在于它的反向定理。从战术上软弱无力致使起义注定遭到失败这个事实中，布朗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遵守起义战术规则自然能够保证取得胜利。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仅仅是从这里发端的。密谋不能代替起义。无产阶级积极主动的少数，无论它组织得多么好，也不可能脱离国家的整体形势掌握政权。在这一方面，布朗基主义遭到了历史的谴责，不过也仅仅是在这一方面。正向定理保留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仅凭自发的起义是不够的。需要相应的组织，需要计划，需要密谋。列宁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恩格斯对盲目崇拜街垒的批评是建立在普通技术和军事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布朗基主义的起义战术适应半手工业者无产阶级的和街道狭窄的老巴黎的特点，也适应路易·菲力普的军事制度。布朗基主义的原则性错误就在于把起义与革命混为一谈。布朗基主义的技术性错误就在于把起义与街垒战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针对两种错误。恩格斯与布朗基主义一致认为起义是一门艺术，但同时他不仅揭示了起义在革命过程中的从属地位，而且揭示了街垒战在起义过程中正在下降的作用。恩格斯的批评与为了纯议会制的需要而拒绝采取革命方式的做法毫无共同之处，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们在霍亨索伦王朝的书报检察机关的协助下当时就试图这样来解释。在恩格斯看来，街垒战问题一直是革命的技术问题之一。可是改良主义者总是企图通过否认街垒战的决定意义来否认革命暴力。这与通过对未来战争中战壕作用可能会降低的推断来做出军国主义将会覆灭的结论几乎如出一辙。
　　不仅能够帮助无产阶级推翻旧政权，而且能够帮助它取代旧政权的组织就是苏维埃。后来变成历史试验的成功事实直到十月革命前都还是一种理论预测，它当然是依据1905年革命的初步试验而得出来的。苏维埃是群众准备发动起义的机关，它是起义的机关，胜利以后它就是政权机关。
　　可是，仅凭苏维埃自身解决不了问题。它们要依赖一定的纲领和领导才能为各种不同的目的服务。党为苏维埃提供了纲领。如果说苏维埃在革命环境中——而在革命之外它们一般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吸收了除十分落后、消极或者精神沮丧的阶层之外的整个阶级的话，那么革命的政党就会成为该阶级的领导者。只有通过党和苏维埃的确定无疑的团结，或者通过党和跟苏维埃或多或少起着同等作用的其他群众组织确定无疑的团结，夺取政权的任务才能完成。
　　以革命政党为首的苏维埃会自觉地和有预谋地夺取政权。苏维埃适应政治形势与群众情绪的变化，准备起义的可靠基地，用统一的思想把各支攻击部队联系在一起，预先制订进攻的计划和最后突击的计划。这意味着把有组织的密谋纳入了群众起义。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好长一段时间内，布尔什维克就不得不多次驳斥敌人对他们提出的从事阴谋活动和布朗基主义的指控。其实，谁也没有像列宁那样对纯粹的密谋展开过如此毫不调和的斗争。国际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不止一次地为采用个人恐怖来对付沙皇制度走卒的社会革命党老式策略进行辩护，反击来自把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冒险行为与群众起义方针对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无情批评。但是，在否定布朗基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一切变种的同时，列宁一刻也没有屈从于群众“神圣的”初级性。他比其他人更早也更深刻地思考了革命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自发运动与党的政策、人民大众与先进阶级、无产阶级与它的先锋队、苏维埃与党、起义与密谋之间的关系。
　　可是，如果相信不能凭主观臆断就号召举行起义，同时相信为了获胜需要及时组织起义的话，那么进行正确诊断的任务便会出现在革命领导者的面前。必须及时觉察到正在临近的起义，以便用密谋来补充它。助产士对分娩痛苦的干预，无论人们怎样滥用这个事例，毕竟还是对一种最基本过程进行自觉干预的最为鲜明的例证。赫尔岑曾经指责自己的朋友巴枯宁，说他在自己的全部革命创举中老是把孕期的第二个月当作第九个月。赫尔岑本人则倾向于宁愿否定孕期的第九个月。1917年2月，确定分娩日期的问题总的来说几乎还没有提出来，因为起义是在没有集中领导的情况下“意外”爆发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政权才没有奉献给那些举行起义的人，而是转给了那些阻碍起义的人。新的起义面临的局势是完全不同的，它是由布尔什维克党自觉准备的。它的任务是正确把握时机，以便发出进攻的信号，因而这任务就落到了布尔什维克司令部肩上。
　　“时机”不必过于拘泥字面的意义，把它看作确定不移的哪一天和哪一点钟。就连生产，自然界也提供了相当大的波动幅度，其界限不仅是接生技巧，而且是判定继承权所关心的问题。在试图号召举行起义势必难免为时尚早和导致革命流产的时刻跟把有利的形势视为已经无法挽回的坐失良机的时刻之间，存在着一个革命时期。它可能是几个星期，有时则长达数月。在这期间，起义可能带着或多或少的成功机遇。认清这个相当短暂的时期，然后为了实施最后的打击而选择确定的时机（现在指的是精确的日子和钟点），这是革命领导者面临的任务中责任最重大的一个。可以完全有权把这个任务称之为中心问题，因为它把革命的政策和起义的技术结合起来了。起义像战争一样，也是政治的继续，只不过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这难道还需要提醒吗？
　　对于领导革命来说，就像对于其他一切领域的创造一样需要直觉和经验。然而这是很少的。巫医的技艺依靠直觉和经验也并非不可能取得成功。不过，政治巫术只是相对于处在因循守旧标志下的时代或者时期才是够用的。伟大历史变革的时代不能容忍巫术。经验，甚至充满很有灵性的直觉于这个时代也是不够的。它需要概括互相影响的各种最重要的历史力量的综合性学说，需要揭示藏在纲领和口号的皮影后面的社会实体的真实运动。
　　革命的基本前提就在于现存社会制度没有能力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但是，只有在这样的场合，即社会结构中出现了能够带领国家解决历史提出的任务的新阶级时革命才是可能的。准备革命的过程就是存在于经济和阶级矛盾中的客观任务为自己开辟通向活生生的人群的意识的道路，使之发生改变，并且造成新的政治力量对比。
　　由于暴露出实际上没有能力使国家摆脱绝境，当权阶级正在失去自信，旧政党趋于瓦解，内部充满了激烈的集团和派别斗争，希望也迅速转而寄托于奇迹或奇迹创造者。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大变革的政治前提之一，尽管它是消极的，却又是极重要的。
　　对现存制度的强烈敌意，准备付出最富英雄气概的努力和牺牲，从而将国家引向蒸蒸日上的道路——这是促成最重要的大变革积极前提的那个革命阶级的崭新政治觉悟。
　　然而，两个基本阵营——大私有者阶级和无产阶级——并没有囊括国家全体居民。在它们之间还夹着一些闪现出各种颜色的经济和政治光谱的广大小资产阶级阶层。中间阶层的不满，它们对当权阶级政策的失望，它们忍无可忍和愤愤不平的情绪，它们准备支持无产阶级勇敢的革命创举构成了大变革的第三个政治条件。它部分地是消极的，因为它使小资产阶级上层保持中立；部分地是积极的，因为它推动该阶级的下层同工人肩并肩地开展直接的斗争。
　　这些前提互为条件，这是显而易见的，无产阶级的行动愈坚决和愈有信心，那么它把中间阶层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的可能性就愈大，统治阶级也就愈孤立，其内部的士气也就愈沮丧。反过来看，统治者的崩溃会使水流冲向革命阶级的磨坊。
　　无产阶级为实现变革所具备的信心只有在下面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形成，那就是在它面前展现出了清晰的前景，它有可能主动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它感觉到自己上面有富有远见的、坚定不移的和很有把握的领导者。这种情况把我们带往夺取政权的最后一个前提（“最后”是就顺序而不是就重要性而言的），也就是把我们带往一个作为紧密团结和久经考验的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党。
　　由于无论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历史条件的有利结合，俄国无产阶级得到了一个具有特别突出的政治明确性和经受过史无前例的革命锻炼的政党的领导：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让这个人数不多的年轻阶级去实现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历史任务。总之，巴黎公社、1918年德国和奥地利革命、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苏维埃运动、1919年意大利革命、1923年德国危机、1925—1927年中国革命、1931年西班牙革命的历史终究证明了：迄今为止，整个条件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原来是党的环节：工人阶级若要创造一个站在其历史任务高度的革命组织是无比艰难的。在最古老和最文明的国家，有强大的力量致力于削弱和瓦解革命先锋队。社会民主党反对“布朗基主义”的斗争就是这项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列入布朗基主义名义之下的乃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
　　尽管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多次出现过，然而直到今天，胜利和稳固的无产阶级革命所需的一切必要条件同时出现在历史上还只是在1917年10月的俄国见到过一次。革命的形势不是永久的。革命前提中最不稳定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在国家危机期间，它会跟着那个阶级走，该阶级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令小资产阶级信任自己。小资产阶级能够焕发一时冲动的热情，甚至表现出革命的狂热；同时，它又会失去忍耐，在遭到失败时很容易灰心丧气，由强烈的希望而转为彻底的绝望。这个阶级的情绪剧烈而快速的变动给每一次革命形势造成极大的不稳定。假如无产阶级政党在把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希望及时转变为革命的行动一事上不够坚决的话，那么涨潮就会迅速地变为退潮，中间阶层的目光就会离开革命，从敌对阵营中寻找救星。正如无产阶级力量涨潮时会吸引小资产阶级跟自己走一样，在其力量退潮时小资产阶级就会吸引相当大的无产阶级阶层跟自己走。这就是战后欧洲政治进化发展中的共产主义浪潮与法西斯主义浪潮的辩证法。
　　马克思提出过一个原理：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在没有耗尽自己的全部可能性时是不会退出舞台的。孟什维克企图依据这个原理，否认在落后的俄国可以允许开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因为那里的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耗尽自己。这个论断里面包含着两个错误，其中任何一个都注定是致命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内的体系，而是世界范围内的体系。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果证明，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耗尽了自己。革命在俄国爆发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薄弱的一个环节的断裂。
　　不过，即使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问题，孟什维克观念的错误也显露出来了。从抽象的经济观点出发也许可以断定，俄国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耗尽自己的可能性。然而经济过程不是在太空，而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资本主义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把国家政权作为第一需要的那种阶级关系活生生的体制。把俄国资本主义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的君主专制制度耗尽了自己的可能性，就连孟什维克也不否认这一点。二月革命试图建立过渡性的国家制度。我们来追溯它的历史：在为时8个月期间，它最终耗尽了自己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究竟怎样的国家制度才能保证俄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呢？
　　“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只得到一些在群众中没有多少支持的温和社会主义流派的保护……是不能维持下去的。它的全部实质都消失了，结果只剩下一具外壳。”这个准确的界定是米留科夫提出来的。照他的说法，这个正在走向瓦解的制度的命运与沙皇制度的命运应该说是相同的：“两种制度都为革命准备了土壤，在革命爆发那一天，两者都没有为自己找到哪怕是一个保卫者。”
　　从7—8月以来，米留科夫便已经用二者必择其一的两个名字——科尔尼洛夫或者列宁——来评论形势。可是，科尔尼洛夫已经以可耻的失败结束了自己的尝试。不管怎样，都没有给克伦斯基体制留下多大佘地。苏哈诺夫断定，在各种情绪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只有对克伦斯基统治的愤恨是一致的”。如同高级贵族甚至大公们认为沙皇制度要解救自己终究是不可能的一样，克伦斯基政府甚至成了该制度的直接激励者——妥协主义上层“大公们”痛恨的对象。在所有阶级这种共同不满和这种剧烈的政治不适之中，包含着革命形势成熟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于是，在严重的脓肿溃破之前，机体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和每一根纤维都感到难以忍受的紧张。
　　布尔什维克七月代表大会通过的警示工人要反对过早发生冲突的决议的同时又指出，“到了全国性危机和群众运动普遍高涨为城市和乡村的贫困阶层转向工人一边创造了有利条件时”，就必须采取战斗行动。9—10月间，这样的时刻来临了。
　　从此以后，起义有理由期望取得成功，因为能够依靠人民的真正多数。当然，这不应该从表面上来理解。假如事先就起义问题举行一次全民公决，那它将会得到一个极其矛盾和很靠不住的结果。内心里赞成革命的意愿与事先认清其必要性的能力根本不是同一回事。何况答案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问题本身的提法，取决于主持全民公决的机关，说得更简明些，要取决于掌握政权的那个阶级。
　　民主方式有其自身的限度。可以问全体旅客最舒适的车厢形式是什么，但是在有倾覆危险的列车全速行进时不可能问他们是否需要刹车。但是如果及时而有效地采取了挽救措施，那么赢得旅客的赞赏乃是事先便有把握的。
　　议会征求人民的意见是同时进行的。然而革命期间人民的不同阶层得出相同的结论，必定是有些阶层落在另一些阶层后面，尽管有时落后不久。虽然先进队伍因革命的急躁情绪而急得要死，但是落后的阶层才刚刚有所行动。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处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而在居民人口超过300万，也就是说比两个首都居民人数加在一起少不了多少的坦波夫省，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直到十月革命前不久才第一次出现。
　　客观形势发展的三段论绝对不会一日不差地与群众思维的三段论相吻合。要在实践上对事变进程刻不容缓地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它绝不允许举行全民公决。人民各个阶层水平和情绪的差异可以通过行动来逐步消除，先进的阶层会把动摇者吸引过来，并且使抗拒者陷于孤立。多数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争取得来的。起义在只有通过直接行动开辟出摆脱反对意见和行为的出路时才会发生。
　　农民不可能从自己反对地主的战争中自行得出必要的政治结论，不过他们通过土地起义这个事实本身事先就赞同了城市的起义，同时它呼吁和要求城市起义。他们不是通过白色选票而是通过红色公鸡[1]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更重要的全民公决。在农民的支持对于确立苏维埃专政是必不可少的范围内，这种专政现在就已经存在了。列宁驳斥那些怀疑派说：“这个专政会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全部权力交给当地的农民委员会。如果不是发疯，怎么会对农民支持这个专政发生怀疑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64页）为了让在选票的暴雪中迷了路的士兵、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真正认识布尔什维克，就需要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

[1]意指放火。——译者

　　为了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该有什么样的力量对比呢？列宁后来在解释十月革命时写道：“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在力量上占压倒优势，这个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也是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特别是在残酷的、激烈的、称为革命的阶级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规律。首都或大工商业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政治命运——自然，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地方力量、农村力量支持这些中心，哪怕这种支持并不是马上得到也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8卷，第7页）在这个十分活跃的含义里，列宁指的是人民的大多数。而且这就是大多数这个概念唯一真实的含义。
　　民主派对手安慰自己说，踉布尔什维克走的人民不过是一堆生料，是历史的黏土；在同有教养的资产者的合作当中，民主派人士的使命说到底和陶工是一样的。孟什维克的报纸发问道：这些人难道没有看见，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什么时候与其他的社会阶层如此隔绝过吗？”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不幸就在于他们与行将被剥夺权力的那些阶级是“隔绝”的。
　　果真可以认真依靠外省和前线那些愚昧无知的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吗？苏哈诺夫藐视地写道，他们的布尔什维主义“无非就是对联合政府的愤恨和对土地与和平的向往”。好像这还不够似的！对联合政府的愤恨就是等于努力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对土地与和平的向往就是农民和士兵在工人领导下决意要实现宏伟的纲领。民主派乃至其极左翼之所以无足轻重，是“有教养的”怀疑论者不相信愚昧无知的群众的结果。群众是从整体上把握现象，而不是纠缠琐碎细节和细微差别的。对人民抱知识分子的和矫揉造作的贵族式的厌恶态度是与布尔什维主义格格不入的，是与它的本性相敌对的。布尔什维克不是不爱干粗活的人，不是书斋里的人民之友，也不是道学先生。他们从不惧怕那些头一回从最底层站起来的落后阶层。布尔什维克认为人民是以往的历史造就的，人民的使命就是实现革命。布尔什维克把充当这个人民的首领视为自己的使命。反对起义的是除布尔什维克之外的“所有人”。不过，布尔什维克自身就是人民。
　　十月革命的基本政治力量是无产阶级，而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同样地，维堡区又站在了首都最前列。起义计划选择这个主要的无产阶级地区作为开展进攻的出发基地。
　　形形色色的妥协派人士，首先是马尔托夫到十月革命后还在把布尔什维主义说成是士兵的思潮。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兴高采烈地抓住这个理论不放。在这里，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被忽略了。这些事实包括：无产阶级最先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向全国工人指明了道路，卫戍部队和前线在长得多的时间里仍然是妥协主义者的支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体系中为士兵创立了各种特权来压制工人，他们开展了反对武装工人的斗争，并且怂恿士兵去反对工人；只是在工人的影响下军队才发生了转变，决定关头对士兵的领导权掌握在工人手里；最后，一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仿效自己的俄国同志在反对工人的斗争中依靠的正是士兵。
　　到秋季，右翼妥协主义者已经最终失去了前往工厂和兵营演讲的可能。不过左翼妥协主义者仍然试图让群众相信起义是疯狂举动。马尔托夫在踉7月发起进攻的反革命的斗争中曾经找到了一条通向认识群众的小路，而现在他再次做起了毫无希望的事情。在10月14日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自己承认：“我们不能指望布尔什维克会听我们的话。”因而他把“向群众提出警告”视为自己的义务。可是，群众想要的是采取行动，而不是训诫。即使在他们相当有耐心地听熟悉的警告者讲话时，如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所供认的，他们还是“像以往那样思考自己的事情”。苏哈诺夫介绍了有一次他在下雨时露天劝说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情形。他要工人相信不举行起义可以使情况得到改善，可是不耐烦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讲话。人们又听了两三分钟，接着再次打断了他。“经过几次尝试以后。我放弃了这件工作。事情没有任何结果……而雨越来越大，使劲地往我们身上打。”在10月灰蒙蒙的天空下，可怜的左翼民主派人士甚至在自白中看起来也像一群落汤鸡。
　　布尔什维克内部同样存在着反对革命的“左翼分子”，他们惯用的政治理由就是借口说下层民众缺乏战斗的激情。10月11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道：“劳动人民和士兵群众绝对不会让人想起比如7月3日之前的那种情绪。”这并非没有根据：由于过于长久的等待，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压抑苦恼。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失望：莫非这些都是骗人的吗？10月16日，一位富于战斗精神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芬兰血统出身的拉希亚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我们的口号看来开始过时了，因为已经有人怀疑，我们还会干我们呼吁要干的事情吗？”然而，因长期等待而产生的疲惫不管看起来多么萎靡不振，实际上只延续到第一个战斗信号发出时就消失了。
　　任何起义的迫切任务都是要把军队拉拢到自己这边来。为此就得主要使用总罢工、群众游行、街头冲突和街垒巷战等等手段。由于各种情况的幸运结合，无产阶级先锋队早在十月起义开始前就已经把首都卫戍部队拉到自己这边来了，这个事实是十月革命独有的特点，无论何时何地都看不到如此完美的形式；不仅拉过来了，而且通过卫戍部队会议系统地巩固了自己的成果。说彼得格勒最重要的起义任务在武装斗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样的事先估计是很难叫人接受的，不彻底弄明白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十月革命的复杂机制。
　　可是，这并不等于说起义成了多余的。不错，卫戍部队的绝大多数人是站在工人一边的，但是还有少数人是反对工人、反对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少数派是由军队里技能最熟练的分子——军官、士官生、突击队员，也许还包括哥萨克组成的。政治上是无法把这些人争取过来的，必须战胜他们。这样一来，以十月革命的名义载入史册的最后一个部分的革命任务便具有纯军事的性质。在最后阶段，应该由步枪、刺刀、机关枪，也许还有大炮来做决定。布尔什维克党走上了这条道路。
　　行将到来的冲突的兵力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社会革命党军事工作领导人鲍里斯·索科洛夫说，在革命前的一段时间，“各团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其他所有政党的组织都瓦解了，而且环境对新成立的组织绝对是不利的。士兵情绪的布尔什维克化是够明确的，不过他们的布尔什维主义是消极的，无论何种采取积极行动的倾向他们都没有”。索科洛夫没有放过机会来补充说明：“有一两个非常可靠的并且很有战斗力的团就足以使整个卫戍部队听从自己。”的确，所有的人，从保皇派将军到“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缺少的就是对抗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两个团”。然而确凿无疑的是，卫戍部队中绝大多数人对临时政府怀有深刻的仇恨，但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这原因就在于部队老的军事结构跟其新的政治结构之间互相断裂了。有战斗力的部队的脊梁是由指挥人员组成的。他们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而部队的政治脊梁是布尔什维克。然而，他们不仅不善于从事指挥工作，而且在多数场合，连武器都不太会使用。士兵的素质程度参差不齐，积极的、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员依旧是少数。大多数士兵同情布尔什维克，投票支持他们，把他们选举出来，但是又在坐等他们做出决定。部队里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人胆敢采取任何主动行为都力量太渺小了。于是，卫戍部队的政治结构对起义十分有利，可是它的战斗分量不重，这是早就一清二楚的。
　　然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卫戍部队完全排除在军事考虑之外。几千名准备为革命而战斗的士兵分散在比较消极的士兵群众中，正因为如此，他们或多或少地拉着群众跟自己前进。有些成分更幸运一些的部队保持着纪律与战斗力。即便在那些趋于瓦解的团队中也能见到坚强的革命核心。第六后备营总共约有一万人，5个连当中第一连总是与众不同；几乎是从革命开始时起，它便以布尔什维克的连而闻名，十月起义期间也表现得很好。处于中间状态的卫戍部队各团确实已经不再作为团的形式存在了，它们的指挥机构已经乱套，它们也没有能力长时间发挥军事作用。但这毕竟还是些有武装的人群，其中多数也经历过战火锻炼。把所有部队联系起来的是同样的情绪：尽快推翻克伦斯基，解散回家和实行新的土地制度。于是，已经涣散的卫戍部队在十月起义期间最后势必再一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最终瓦解之前有力地展示手中的武器。
　　从军事观点看，彼得格勒的工人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呢？这是一个事关赤卫队的问题。现在到了比较详细谈论赤卫队的时候，因为随后几天，赤卫队马上就要登上历史的大舞台了。
　　遵循自己1905年的传统，工人自卫队随着二月革命的发生复活了，并且在以后的波折中分担了二月革命的命运。当时的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官科尔尼洛夫声称，在推翻专制王朝的那些日子里，似乎从炮兵军火库里面流失了3万支左轮手枪和4万支步枪。此外，通过解除警察武装，以及通过友好的各团之手，相当多的武器流落到了老百姓手中。归还武器的要求谁也不予理睬。革命教会了人们一支枪的价值有多大。不过，有组织的工人只得到了这批财产中的一小部分。
　　在前四个月，起义问题一般来说还没有提到工人面前来。两个政权并存的民主体制使布尔什维克有可能在苏维埃取得多数。工人的武装战斗队也成为了民主警察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毕竟是形式重于实质的。一支枪在工人手里与同样一支枪在大学生手里，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原则。
　　工人有了武器，一开始就令有产阶级深感恐惧，因为它急剧改变了工厂里的力量对比。在彼得格勒，那里得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支持的国家机关最初无疑是一支力量，工人民警还没有让人感到是多么的可怕。可是在外省，工人自卫队的加强则意味着不仅在企业内部，而且在它四周很远的地方全部关系的大变革。武装工人罢免工长和工程师，甚至拘禁他们。根据工厂大会的决定，往往从工厂的资金中取款支付赤卫队的费用。在有着1905年丰富游击斗争传统的乌拉尔，工人战斗队在老队员的带领下维持秩序。武装工人几乎是不露声色地取缔了官方政权，用苏维埃机关取而代之。企业主和管理人员的怠工使保卫企业，连同保护机器、仓库、煤炭和原料储备的责任转到了工人身上。角色发生了调换。工人紧握枪杆保卫工厂，他们看到了工厂是自己力量的源泉。如此一来，在无产阶级全面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工人专政就在企业和区里建立起来了。
　　妥协派分子反映的往往是企业主的恐惧，他们竭尽全力反对武装首都的工人，把它压缩到最低程度。据米尼切夫说，纳尔瓦区的全部武器只有“15支步枪和几把左轮手枪”。当时，城里频繁发生抢劫与施暴事件。令人惊慌的谣言，发生新动乱的预言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七月示威前夕，大家料想工人区将有人放火。工人们四处寻找武器，挨家敲门，有时还破门而入。
　　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硬是从7月3日的游行示威中得到了战利品：1挺机关枪以及5箱子弹带。“我们高兴得就像小孩子一样。”米尼切夫这样说。还有一些工厂武装得更好。据利奇科夫说，他那个厂的工人有80支步枪和20把大左轮手枪。这真是宝贵的财富！他们还通过赤卫队司令部得到了两挺机关枪：一挺安放在食堂，另一挺架在阁楼里。利奇科夫介绍说：“我们的头领是科切罗夫斯基，托姆察克和叶菲莫夫是他最亲密的助手，前者在十月革命期间被白卫分子杀死在皇村附近，后者被白卫匪帮枪杀在扬堡附近。”简短的几行文字让我们看到了工厂实验室里面的情况，那里形成了十月革命和未来红军的干部队伍。托姆察克们，叶菲莫夫们，还有成千上万的无名工人被选拔出来了，他们学会了指挥，经受了锤炼；他们争得了政权，奋不顾身地打退敌人，捍卫这个政权，后来倒在了各个战场上。
　　七月事件立即改变了赤卫队的处境。解除工人武装是完全公开进行的，不是通过劝说，而是采用暴力。但是工人只把破旧废品充当武器交出来，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仔细藏起来了。步枪分发到了可靠的党员手里。机关枪涂好油埋入地下。赤卫队的队伍收缩了，转入了地下状态，同时更紧密地追随布尔什维克。
　　武装工人的事情，起初由工厂委员会和区党委会集中掌握。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自7月失败后又恢复了元气，它较早地在卫戍部队和前线开展工作，同时首次着手创建赤卫队，向工人派去了军事教官，有时还给他们分发了武器。党指出的武装起义前景使先进工人逐渐对赤卫队的新任务有了思想准备，这已经不再是工厂和工人街区的警察，而是未来起义的骨干。
　　8月，烈火在各个工厂更频繁地燃烧起来了。每一次轮番而至的危机之前都会发生把恐慌浪潮向前推进的集体意识的震颤。工厂委员会为保卫企业防止破坏而开展紧张工作。藏匿起来的步枪又拿出来了。科尔尼洛夫暴动最终使赤卫队合法化了。约有2.5万名工人报名参加了战斗队。不过他们确实远没有完全用步枪，部分地用机关枪武装起来。来自施吕瑟尔堡军火工厂的工人沿涅瓦河开来装载着手榴弹和炸药的驳船，为的是对付科尔尼洛夫！妥协主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接受达那厄人的礼物[2]。而维堡方面的赤卫队员深夜把这危险的礼物运送到了各个城区。

[2]指古希腊达那厄人送给特洛伊的木马。——译者

　　工人斯科林柯讲述了这样的情景：以前在宿舍和兵营里进行的操作步枪的技能训练，现在转到花园和街心公园公开和自由地开展起来了。”工人拉基托夫回忆说：“工作间变成了训练场营地……机床后面站着车工，肩上挎着子弹带，步枪就放在机床旁边。”除了老社会革命党人和老孟什维克以外，炸弹车间的全体人员不久都报名参加了赤卫队。汽笛鸣响以后，大家就在院子里列队练习起来。“和满脸胡须的工人并肩而立的是男孩学徒，两者都在留心听教官讲话……”正是在旧沙皇军队彻底崩溃的时刻，未来红军的基础在工厂里奠定下来了。
　　科尔尼洛夫的威胁刚一过去，妥协主义者就着手停止履行自己的责任：3万名普梯洛夫厂工人总共只得到300支步枪。很快，携带武器的许可完全取消了，危险现在不是来自右翼，而是来自左翼；已经不必再从无产阶级，而是从士官生那里寻求保护。
　　缺乏直接的实际目标与武器不够导致有些工人退出赤卫队。不过这只是短暂的间歇。每个企业的基本骨干都已经成功地团结起来了。在各个战斗队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依据经验，骨干们知道他们有重要的后备队伍，在危急关头，这些人就可以行动起来。
　　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从根本上改变了赤卫队的处境。它由受人压制的或者说是可以容忍的队伍变成了正在向政权伸手的苏维埃正式机构。工人们自己往往能找得到弄到武器的门路，他们只要求苏维埃批准就行了。从9月底，特别是从10月10日起，起义的准备工作公开提上了议事日程。在革命前一个月期间，彼得格勒几十座工厂都在紧张地进行军事训练，主要是练习射击。到10月中旬，对武器的关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有些企业几乎是全体人员都报名当了兵。
　　工人越来越急切地要求苏维埃提供武器，但是步枪要比朝它们伸出的手少得多。工程师库兹明讲道：“我每天都到斯莫尔尼宫来，看到苏维埃开会之前和会议过后工人和水兵都朝托洛茨基走去，他们提议和请求获得武装工人所需的武器，要弄清楚这武器如何分发以及在哪里分发，并且还提出问题：‘行动到底何时开始？’可见，急切的情绪是很厉害的……”
　　表面上看赤卫队是超党派的。但是离结局越近，布尔什维克就越突出地被推向前台：是他们组成了每一个战斗队的核心，指挥机关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还掌握着与其他企业和城区的联络。无党派的工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跟布尔什维克走。
　　现在已经临近起义前夕，可是许多赤卫队人数还不多。10月16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乌里茨基估计彼得格勒的工人部队大约有四万人。这数字宁可说夸大了。武器资源毕竟是很有限的。尽管政府处于完全无能为力的境地，可是除了开始公开踏上起义的道路以外，是不能占领军火库的。
　　10月22日，召开了全城的赤卫队会议，100位代表代表着大约两万名战士。不必过于从字面上死抠数字，并不是所有登记在册的人都表现出了积极主动，不过一到紧急时刻，志愿人员便纷纷涌到队伍里来了。会议于次日通过的章程规定赤卫队是“无产阶级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和保卫革命成果的武装组织”。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在起义前一昼夜任务还是确定为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
　　基本的战斗单位是10人小组，4个10人小组组成1个排，3个排组成1个战斗队，3个战斗队组成1个营。每个营加上指挥员和专业部队超过了500人。每个区的各营组成一个支队。在像普梯洛夫这样的大工厂，建立了自己的支队。特殊技术小队——爆破队、自行车队、电话队、机枪队、炮兵队——在相应的企业进行招募。根据任务的性质，它们或分配给了步兵队，或独立行动。全体指挥人员都是选举产生的。这不是冒险，因为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志愿者，而且大家互相都很了解。
　　女工建立了救护队伍，在为战地医疗服务的工厂里面开设了讲授救护伤员的课程。塔季扬娜·格拉芙写道：“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有女工作为救护人员值班，她们有必需的包扎材料。”这些组织极其缺乏经费和技术设备。工厂委员会逐步在为救护站和流动救护队送来了所需的材料。革命期间，这些力量薄弱的基层单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相当多的技术设备很快就掌握在它们手中了。10月24日，维堡区苏维埃发布书面命令称：“马上征用所有的汽车……登记所有救护站的救护设备，同时在救护站实行值班制度，
　　越来越多的无党派工人出来参加射击训练和军事演习，警卫岗哨的数量增加了。各工厂实行昼夜值勤。赤卫队司令部搬进了更宽敞的房间。10月23日，雷管工厂对赤卫队员进行知识测验。有个孟什维克试图发言反对武装暴动，结果淹没在愤怒的风暴中：够了，争论时期已经过去了！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它也吸引了一些孟什维克。塔季扬娜·格拉芙谈到，他们（孟什维克）“也报名参加赤卫队，参与所有的任务，甚至表现出了主动性”。斯科林柯叙述了23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无论年轻还是年长的——跟布尔什维克结成亲密战友的情形，以及斯科林柯本人跟在同一座工厂当工人的父亲高兴拥抱的情形。工人佩斯科沃伊讲道，武装队伍里“有年仅16岁的年轻工人和年逾50岁的老工人”。各种年龄的结合增强了“斗争热情和战斗精神”。
　　维堡方面在特别火热地准备进行战斗。已经拿到了通往维堡方向的那座开合桥的钥匙，区里易受攻击地点的情况也研究透了，区里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经选举产生了，工厂委员会实行从不间断的值班制度。卡尤罗夫带着理所当然的自豪描写维堡人说：“他们第一个出来同专制制度进行搏斗，第一个在本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第一个武装起来举行反对十个资本家部长的抗议，7月7日第一个举行反对迫害我们党的抗争，而且在10月25日那个决定性的日子里，他们也不是最后出动的。”可靠的就是可靠的！
　　赤卫队的历史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两个政权并存历史：因为自身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两个政权并存使得工人早在起义之前就能够轻易有机会创建了一支威力强大的武装力量。要统计起义爆发之际全国工人部队的总数——这恐怕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至少目前是如此。不管怎样，数以万计的武装工人组成了起义的骨干，而后备力量几乎是取之不尽的。
　　赤卫队的组织距离完善程度当然还差得远。一切事情都是匆忙草率完成的，并不总是做得很妥帖。赤卫队员大多只接受过很少的训练，通信联络工作很不顺畅，供应工作也有毛病，救护队伍也很落后。但是由最奋不顾身的工人组成的赤卫队燃起了这一次一定要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希望。这就足以解决问题了。
　　工人的支队和农民的卫戍团队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由社会成分的不同所决定的。那些呆头呆脑的士兵中许多人回到自己的村子，并且分掉了地主的土地以后，也同白卫军展开殊死的战斗。他们最初是参加游击队，后来参加了红军。除开社会成分区别以外，存在着另一个更加直接的区别：卫戍部队代表的是逃避战争的老兵的强制集结，与此同时，赤卫队各支部队则通过个人选择，依据新的原则和为着新的目的而建立起来了。
　　处于军事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的还有第三种武装力量——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就社会成分来看，他们与工人要比与农夫接近得多。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原先是彼得格勒的工人。水兵的政治水平比一般士兵要高得多。与缺乏英勇斗志、连枪也忘记怎么开的后备兵不同，水兵从未脱离过现役状态。
　　可以把主动出击的希望牢牢寄托在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赤卫队各支队、水兵的先进分子和保存最完整的团队身上。这支混合军队的各种成分相互取长补短。人数众多的卫戍部队缺乏斗争意志，而水兵部队人数不够，赤卫队则技能不足。工人和士兵加在一起带来了毅力、勇气和激情。卫戍部队各团建立的后备队机动性不强，它们以人数多而令人难忘，以规模大而使人惊倒。
　　布尔什维克日复一日地同工人、士兵和水兵进行接触，从而把这支他们即将要带领投入战斗的军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品质上的深刻差异看得一清二楚。起义计划本身正是在相当程度上考虑了这些差异后制订出来的。
　　有产阶级则构成了另一个阵营的社会力量。这意味着他们也成了这个阵营军事上的弱点。资本富足的人与报界、大学讲台上的殷实人士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打过仗？他们习惯依据电话或者电报了解决定自身命运的战斗的结果。年轻一代、他们的晚辈、大学生呢？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是仇视十月革命的。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其父辈一起在旁观，等待战斗的结局。有一部分后来当上了军官和士官生，后者从前就有很多的人是从大学生中招募的。人民不支持财富所有者，工人、士兵和农民转而反对他们。妥协主义政党的崩溃瓦解意味着有产阶级变成了没有军队的人。
　　由于铁轨在现代国家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铁路员工的问题在两个阵营的政治考虑中都占有很大的分量。全体员工的等级结构给非常特殊的政治拼图腾出了余地，这为颇有手腕的妥协主义者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成立的维克热利（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在铁路职员甚至工人中间保持的根基，要比诸如军队委员会在前线的根基牢固得多。在铁路部门，只有少数人跟布尔什维克走，主要是机车库和工作间的工人。据布尔什维克工会运动领导之一施密特报告说，最接近党的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铁路枢纽站的员工。
　　然而，在跟妥协主义者走的职员和工人群众中间，自从9月底发生铁路罢工以来出现了急剧的向左转。对因左右逢源而使自己的名誉受损的维克热利的不满从下层越来越坚定地高涨起来了。列宁指出：“铁路邮电员工已经同政府发生冲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32页）从起义的直接任务的观点来看，这差不多已经足够了。
　　邮政和电报部门的情况不是那么有利的。用布尔什维克博基的话来说就是：“电报机关里立宪民主党人比较多。”但是其中的下层人员是与上层敌对的。邮递员中间有一些准备在紧张时刻占领邮政总局的人。
　　用言语说服全体铁路员工和邮政职员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在布尔什维克犹豫不决的情况下，优势便仍然在立宪民主党和妥协主义上层一边。在革命领导集团态度坚定的情况下，下层势必会把中间阶层吸引过来跟自己走，就会把维克热利的上层分子孤立起来。在考虑革命时，光有统计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合乎实际行动的效率。
　　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内部反对起义的人到底还是为悲观结论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轻视敌人力量提出了警告：“彼得格勒具有决定意义，而在彼得格勒，敌人……拥有相当大的力量：有5000名装备精良和善于作战的士官生，其次还有司令部，还有突击队员，还有哥萨克，还有卫戍部队相当一部分官兵，还有扇形部署在彼得格勒周围的大量火炮。还有，得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支持的敌人几乎肯定会要求从前线调来军队……”这份清单乍听起来是很有震慑威力的，然而它只不过是一份清单而已。如果整体上说军队是社会的翻版，那么在公开分裂的情况下，两支军队就是斗争着的两个阵营的翻版。有产阶级的军队正承受着孤立和瓦解的致命危险。
　　克伦斯基跟科尔尼洛夫决裂以后，塞满了旅馆、饭店和各种赌窝的军官对临时政府持仇视的态度。不过，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还要强烈得不知多少。通常，在政府外边表现出最大的主动性的是保皇派军官。“尊敬的科尔尼洛夫和克雷莫夫，既然你们没有成功，那么仁慈的上帝可能会让我们成功的……”军官西涅古布是这样祈祷的，此人是十月革命那天最勇敢的冬宫保卫者之一。尽管军官人数众多，然而表现出真正愿意要进行斗争的毕竟还是不多的几个人。科尔尼洛夫阴谋曾经暴露出来过情绪沮丧到了极点的军官没有什么战斗力。
　　士官生的社会成分是不相同的，他们当中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早在专制君主制度时期，不少意外的人员在战争需要的压力下，与世袭军人和军官的子孙一起被招募入学。工兵学校校长对一个军官说：“我和你必定要死……要知道我们贵族不可能谈论别的什么。”这些顺利逃避了贵族灭亡命运的先生们谈论民主派士官生就像谈论粗鲁无礼的人，谈论农夫一样，“长着一张粗野而呆滞的脸”。不同家庭出身的界线深深地楔入了士官生学校，而且学校里恰好是那些对君主制度覆灭最悲伤的人又最热衷于出面保卫共和政权。民主派士官生宣称他们不支持克伦斯基，而支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第一次为犹太人打开了士官生学校的大门。为了尽量不在享有特权的上层分子面前丟脸，犹太资产阶级的子弟对布尔什维克表现出了特别厉害的好斗性。可惜，这样做不仅不足以挽救制度，而且不足以胜任保卫冬宫的任务。军事学校学生出身的不同以及这些学校与军队处于完全隔绝状态使得士官生在紧急关头也开始举行大会。他们想：哥萨克会怎样行事？除了我们，还有什么人会采取行动呢？说实话，为临时政府去作战值得吗？
　　据波德沃伊斯基报告说，10月初彼得格勒各军事学校约有120名社会主义党派的士官生，其中有四十二三名布尔什维克。“士官生说，军校里全部指挥人员都怀有反革命情绪。他们明确要求士官生做好准备，一旦有事，就去镇压起义……”正如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人数是极少的。但是他们让斯莫尔尼宫有可能了解士官生中间出现的所有极其重要的情况。除此之外，各所军校的地形位置也是很不利的：士官生安插在各兵营之间，尽管士官生们是用蔑视的口气谈论士兵们，然而还是异常小心地注视着士兵们。
　　小心行事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有数千双仇视的眼睛正在从邻近的兵营和工人街区里监视着士官生。监视越来越有效，因为在每一所军校都有士兵小分队，他们口头上保持中立，而实际上是倾向于起义者一边的。军校的枪械库掌握在非作战序列的士兵手里。一位工兵学校的军官写道：“这是一些坏蛋，把仓库的钥匙弄丢了，因此我只好命令砸开大门；而且枪栓也从机枪上取下了，不知藏到哪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士官生出现英雄主义的奇迹。
　　来自外面，来自邻近地区卫戍部队的攻击会不会威胁到彼得格勒的起义呢？在自己生存的最后几天里，专制君主制度从没停止把希望寄托在这个环绕首都四周的小型军事圏上面。专制君主制度失算了。不过这一次情况会怎样呢？确保出现排除一切危险那样的环境就意味着起义本身成为多余的了。要知道起义的目的就在于要摧毁那些政治上无法排除的障碍。不可能预先考虑好这一切，但是一切可以考虑到的还是要考虑到。
　　10月初，彼得格勒省苏维埃代表会议在喀琅施塔得举行。首都外围地区——加特契纳、皇村、红村、奥拉宁鲍姆以及喀琅施塔得自身——卫戍部队的代表按照波罗的海水兵的音叉发出了最高音调。彼得格勒省农民代表苏维埃附和了他们的决议：农夫们通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急速地转向了布尔什维克。
　　在10月16日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上，彼得格勒省工作人员斯捷潘诺夫描绘了省里的力量构成多少有些五光十色的场景，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声音毕竟还是具有明显的优势。谢斯特罗列茨克和科尔皮诺的工人武装起来了，他们的情绪极富战斗性。在新彼得戈夫，当地那个团的纪律崩溃了，结果它陷于一片混乱。驻在红村的第一百七十六团成了布尔什维克掌握的团（7月4日在塔夫里达宫站岗的正是这个团）；第一百七十二团也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不过那里的骑兵除外”。驻在卢加的3万名卫戍部队士兵转向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边，只有部分人还在动摇不定；不过当地苏维埃仍然是护国主义的。在格多夫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掌握的团。喀琅施塔得的情绪在回落；卫戍部队在此前几个月就风波平静了，而最优秀的那部分水兵则在作战舰队里。在离彼得格勒60俄里的施吕瑟尔堡，苏维埃早已是唯一的政权了；火药工厂的工人准备随时增援首都。
　　结合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代表会议的结果来看，上述第一后备梯队的消息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二月起义喷涌出来的浪潮足以破除首都外围很远地方的纪律。靠近首都的卫戍部队的状况事先就已了解得够清楚，因此现在可以对它们更有信心了。
　　芬兰驻军和北方战线的军队属于第二后备梯队。这里的形势更加有利。斯米尔加、安东诺夫和德宾科的工作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波罗的海舰队与赫尔森福斯卫戍部队一起成了芬兰领土上享有主权的政权。临时政府在那里不再有任何势力了。进驻赫尔森福斯的两个哥萨克师（原先科尔尼洛夫把它们作为向彼得格勒进攻的后备队伍）与水兵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支持布尔什维克或者左派社会革命党。在波罗的海舰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差别越来越小了。
　　赫尔森福斯向迄今情绪还不太稳定的列维尔基地的水兵伸出了手。北方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首倡看来同样属于波罗的海舰队。大会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把靠近彼得格勒的各支卫戍部队的苏维埃联合起来了，一头到了莫斯科，另一头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安东诺夫写道：“通过这一途径，为革命的首都装上保险防止克伦斯基军队的攻击的想法得到了实现。”斯米尔加从代表大会回到了赫尔森福斯，为的是准备组建专门的水兵、步兵和炮兵队伍，以便一接到信号就向彼得格勒进发。彼得格勒起义的芬兰那一侧翼是保证得不可能再好了。从那里能得到的不是攻击，而是有力的支援。
　　不过，北方战线其他一些地段的情况也是十分有利的，无论如何要比在那些日子里最乐观的布尔什维克所想象的要有利得多。10月间，军队举行了委员会改选，到处都出现了急速倾向布尔什维克一边的现象。在驻扎德文斯克城外的那个军里，“那些明白事理的老兵”在选举团和连两级委员会时都无一例外地落选了，接替他们当选的是“一些阴森和愚昧的人，……他们双眼闪烁着凶狠的目光，长着狼一般的脸庞”。在战线其他地段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到处都在进行委员会改选，也到处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失败主义者取得了成功。”临时政府的特派委员回避去部队走动。“现在他们的处境并不比我们好。”这里我们引证的是布德别尔格男爵的话。他那个军里的两个骑兵团——骠骑兵团和乌拉尔哥萨克团掌握在指挥官手里的时间比其他各团都要长一些，也不曾拒绝镇压叛乱部队，现在它们顿时动摇起来了，并且要求“避免让它们充当镇压者和宪兵角色”。对于这种警告的可怕含义，男爵比无论哪一个人都更清楚。“靠演奏小提琴是不可能管住一大群鬣狗、胡狼和公羊的。”他写道，“……只有普遍采用烧红的铁块才有可能进行拯救。”接着他马上又悲伤地承认：没有这样的铁块，也没有地方可以找到它。”
　　如果说我们没有援引其他军和其他师类似这样的证据，那么仅仅的是因为它们的指挥官不像布德别尔格那么善于观察，或者没有记日记，或者这些日记还没有浮现出来。不过，除了自己的指挥官的鲜明文风以外，驻扎在德文斯克城外的这个军与第五集团军的其他各军没有任何本质区别，而这个军集团比其他各军集团同样也强不了多少。
　　早已悬空的妥协主义的第五集团军委员会继续打电报给彼得格勒进行威胁——用刺刀整顿后方秩序。“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说说大话和震动一下空气而已。”布德别尔格写道。委员会确实活到了自己的末日。10月23日它被改选了。新的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主席是斯克良斯基医生。他是一个年轻的优秀组织者，不久在红军建设领域他广泛施展了自己的才干，后来在美国一个湖泊游玩时意外死亡。
　　北方战线政府特派委员的助手10月22日向陆海军部长报告称，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在军队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士兵群众想要和平，甚至坚持到最后一刻的炮兵也出现了“感染失败主义宣传的情况”。这同样是相当重要的征兆。“临时政府并不享有威信。”临时政府在军队里的直接代理人于革命前三天就是这样向政府报告的。
　　军事革命委员会当时确实不知道所有这些文献资料。但是，有它知道的那些就足够了。10月23日，北方战线各部队的代表结队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前面走过，他们要求和平；否则军队就将赶到后方来，“消灭一切准备还打上10年仗的寄生虫”。前线代表对苏维埃说，把政权夺过来吧，“战壕支持你们”。
　　在比较遥远也比较落后的西南战线和罗马尼亚战线，布尔什维克仍然是罕见和稀奇的人物。不过那里的士兵情绪是一样的。叶甫根尼娅·博什讲到，部署在日梅林卡四郊驻防的第二近卫军的6万名士兵中只有一名年轻的共产党人和两名同情者；但这并没有妨碍该军在十月革命时支持起义。
　　临时政府圈子里的人到最后一刻还把希望寄托在哥萨克身上。但是不太盲目的右翼阵营政治人物明白，这方面的情况也糟糕透了。哥萨克军官几乎无一例外是科尔尼洛夫分子，而普通哥萨克却越来越向左转了。政府里的人长期不明白这一点，还以为哥萨克各团对冬宫的冷淡是因支持卡列金而受到的委屈引发的。但是对于司法部长马利安托维奇来说，最后一切都变得很清楚了，支持卡列金的“仅仅是哥萨克军官，而普通哥萨克像所有士兵一样实在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曾经在3月初亲吻过自由主义神父的手和脚的、把立宪民主党部长们抬在肩膀上的、曾经为克伦斯基的演讲所陶醉过的和相信布尔什维克是德国间谍的那个前线，现在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玫瑰色的幻想被踩进了堑壕的烂泥中，士兵们拒绝继续穿着破烂不堪的靴子在泥泞中踩踏。布德别尔格在彼得格勒起义当天写道：快要收场了，其最终结局中不可能有什么疑问，我们的战线已经没有任何一支部队了……但愿它们也不在布尔什维克政权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