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僚制度的传奇

附录

　　除开对不断革命的理论进行的历史检验之外，我把所写的独立两章也移进了本书的附录：《官僚制度的传奇》和《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官僚制度的传奇》这一章是专门为批判性地恢复被篡改的历史编纂学所歪曲的十月革命一系列事实和情节的原貌而写的。这一章其中一个附带的目的就是阻止那些不去认真研究真实资料的懒惰学者满足于毫无价值的主观结论：“真相也许就在正中间某个地方，
　　《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章专门论述布尔什维克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和纲领问题。过去已经为我所阐明的这个问题，不仅今天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全部理论兴趣，而且在最近时期具有了头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上述两章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之所以把它们从全书中单独抽出来，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并不爱好钻研有争议的次要问题或者复杂的理论问题的读者减轻阅读负担。不过，如果有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本书读者愿意认真读完这个附录，那么作者本人便认为因为他所做的大量工作受到了充分奖赏，并且通过这些勤于思考、热爱劳动和有批判能力的人，真相最终会为自己开辟通向更广阔范围的道路。

一官僚制度的传奇

　　本书所发挥的十月革命的主题思想，其实作者早在苏维埃制度初年就已经多次论述过了，只不过是大体上论述的。为了更明显地突出自己的思想，他有时给它做定量的表述：他曾写过，革命的任务在10月25日之前通过“平静”的或者“枯燥”的起义方式，就已经解决了“四分之三，如果不是十分之九的话”。如果不赋予这些数字比它们在这种场合能够指望得到的更大的意义，那么思想本身便仍然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从开始重估其价值时起，我们的主题思想就在这个独特的方面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如果说10月9日十分之九‘必胜无疑’的起义已经成了既成事实，”加米涅夫写道，“那么如何评价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那些人的智力呢？他们10月10日还在就是否发动起义，如果发动，那又在什么时候发动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对那些10月16日聚集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判断起义时机的人又该说些什么呢？……可是要知道，原来它已经在10月9日就‘平静地’和‘合法地’安排妥当了，它是多么平静啊，以至无论是党还是中央委员会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个表面上给人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论据在篡改之徒的作品里被奉为经典，其政治生命比其作者还要长，实际上它不过是博得了好感的一堆错误而已。
　　10月9日，起义无论如何还不可能是“十分之九”的既成事实，因为那天只是在苏维埃把调走卫戍部队的问题提出来了，还不可能知道此事随后会怎样发展。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在次日，即10月10日强调调走军队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同时，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要求把卫戍部队与指挥机关之间的冲突作为全部计划的依据。只是经过两个星期坚持不懈地连续工作，起义的主要任务——把政府军队牢牢地争取到人民这边来——才解决了“3/4，如果不是9/10的话”。这不仅不是10月10日，而且也不是10月16日的现实。10月16日的会议再次讨论了起义问题，当时克雷连柯已经十分确定地把卫戍部队问题当作最重要问题提出来了。
　　可是，假如革命即使如同加米涅夫错误地猜测我的想法那样，在10月9日取得了9/10的胜利，那也完全不等于可以凭猜想便把握十足地断定这一点，而是要通过行动，也就是说要通过起义才行。在这种纯粹猜测的场合，中央委员们的“智力”也丝毫没有因他们卷入了10月10日和16日的激烈争论而受到贬损。但是，即使中央委员们在10月10日就能够根据主观估计毫不动摇地判定，实际上已经取得了9/10的胜利，那么还剩下最后1/10的事情需要做完；而这又要求付出与做完10/10的事情同样的努力。历史曾经展示出，有如此之多的“几乎”就要取得胜利的战斗和起义结果却走向了失败，其原因仅仅是没有把彻底粉碎敌人的事业进行到底！最后，加米涅夫居然还忘记了这一点：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区域只限于彼得格勒一地。首都无论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除了它以外，毕竟还存在着整个国家。从这一点出发，中央委员会有充足的理由来仔细权衡起义的良机，不仅10月10日和16日，而且10月26日，即彼得格勒取得胜利之后也要考虑。
　　在上面已经分析过的推论中，加米涅夫在捍卫列宁的借口下——所有篡改者都在这个大得吓人的借口下来替自己辩护：如果起义已经完成了9/10，那么列宁又怎么会如此强烈地为争取起义而斗争呢？可是列宁本人在10月初曾经写过：“很可能正是现在还可以不起义而夺得政权……”换句话说，列宁认为“平静的”革命在10月9日之前发生是可能的，而且不是9/10，而是10/10。不过他也明白，除了行动以外，没有什么可检验这种乐观的推测。因此在同一封信当中，列宁又写道：“既然不起义就不能夺得政权，那就应当立即举行起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33页）在10日、16日和其他一些日子里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现代苏联历史编纂学把反映列宁跟中央委员会的分歧的极其重要和很有教益的章节从十月革命中删除了。无论是在反映列宁是正确的那些带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上，还是正确在中央委员会一边的那些局部的，不过又是极重要的问题上，按照新的理论，不管中央委员会还是列宁都不可能错，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发生冲突。在无法否定分歧时，遵照统一的指令，把它们都推到托洛茨基头上。
　　然而事实表明不是这样的。列宁在民主会议期间就坚持举行起义，中央委员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列宁吩咐斯米尔加在芬兰组建起义指挥部，利用水兵的力量从那里向临时政府发起进攻。又过了10天，他坚持认为北方地区代表大会就是起义的发动时机，可是在代表大会上谁也没有支持这个提议。9月底的时候，列宁认为把起义拖延3个星期，直到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是非常危险的。然而，延迟到代表大会前夜举行的起义是在其开会期间结束的。列宁还曾建议在莫斯科开始斗争，因为在那里，事情可以不经过战斗就能解决。事实上，尽管彼得格勒率先取得了胜利，莫斯科的起义还是持续了8天，而且付出了许多牺牲。
　　列宁不是做出绝对正确决定的自动装置。他“仅仅是”一个天才人物，凡是人的特性他都具备，也包括犯错误的特性。列宁评论过篡改之徒对待伟大革命家的态度：“他们死后，出现了把他们变成无害圣像的企图，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把他们尊为圣徒，给他们的名字赋予非凡的荣誉……”这事实上是为了更加保险地背叛他们。篡改之徒要求承认列宁是绝对正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教条更容易推及自己。[1]

[1]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为了缓和自己对“极左派”的抨击，列宁声称他也犯过“极左派”的错误，特别是在侨居国外期间，其中包括1917年在芬兰那段最后“侨居期间”。当时他坚持比后来实际执行的起义计划不利的起义计划。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列宁在代表大会德国事件委员会发表的书面声明里提到了自己的这一错误。遗憾的是，我无法接触到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而令我们很感兴趣的列宁的声明看来也没有公布。

　　能在政治上说明列宁特性的就是大胆展望前景与仔细评估微小事实及征兆的结合。列宁的孤独处境并没有妨碍他无比深刻地判断运动的基本发展阶段和转折，但是使他失去及时评价突发的偶然事件和暂时发生的变化的可能性。总之，相对起义而言，政治形势是如此有利，以至在各种情况下都认为胜利是可能的。假如列宁人在彼得格勒，并且于10月初做出了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实施马上举行起义的决定，那么他无疑会在政治上安排实施他个人的计划，通过采用把对其不利的后果降到最低程度的方式。不过，至少同样可能的是：在那样的场合，他本人也会赞成实际得到执行的计划。
　　我在另外单独一章里面对列宁在革命总体战略中的作用已经做了评价。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我对列宁的策略建议所持的观点，这里补充一点：没有来自列宁的压力，没有他的坚持、提议和不同方案，要完成向起义道路的转变就会遇到无比巨大的困难；如果情况紧急的几个星期里，列宁身在斯莫尔尼宫，那么对起义总的领导就会站在更加高得多的地方；并且不仅在彼得格勒，而且在莫斯科也是如此。可是，处在“侨居”状态的列宁不可能代替身在斯莫尔尼宫的列宁。
　　列宁本人也感觉到了自己的策略定向存在着严重不足。他在9月24日的《工人之路》上写道：“现在新的革命浪潮显然正在高涨，遗憾的是我们还不大知道这种高涨的规模和速度。”（《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45页）这些话既是对党的领导层的责难，也是对自己消息闭塞的抱怨。列宁在自己的信件当中提醒大家注意起义的重要法则，同时也没有忘记补充声明：“当然，这都是大概而言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41页）10月8日，列宁致信给北方地区代表大会说：“我还是想提出我的‘局外人的意见’，说不定彼得格勒及其‘四周’的工人和士兵可能很快发起行动，但是还没有真正行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73页）在自己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论时，列宁一开始便说：“一个受命运摆布而稍微离开历史主流的政论家，经常有放马后炮或消息不灵的危险，如果他的文章发表迟了，就更是如此。”（《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90页）这里再次流露出对自己孤独处境的抱怨，同时伴随着对阻挠印发列宁过于尖锐的文章或者把最关键之处从文章中删除的编辑部的指责。在革命爆发前一个星期，列宁在致党员的秘密信件中写道：“现在离10月20日已经很近了，至于说到目前起义问题的情况，我从远方无法判断工贼（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在非党报纸上发表声明使事业究竟受了多大的损失。”（《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413页）“从远方”一词的着重号是列宁加上去的。
　　篡改学派是怎样解释在列宁的策略建议与彼得格勒起义的实际过程之间出现的不一致的呢？它要么赋予冲突匿名和模糊的性质，要么把意见分歧忽略不计，声称这些分歧并不值得注意；要么试图推翻已经彻底查明了的事实，要么把列宁整体上评论中央委员会或谈论中央委员会内部起义反对者的话移到托洛茨基名下；要么最后把这一切手段组合起来，而不管它们协调与否。
　　斯大林写道：“举行十月起义可以说是这种（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战略的模范。违背这个条件（即正确地选择时机。——托洛茨基），就会造成危险的错误，即所谓‘失其速度，’就是说，党就会落在运动进程的后面，或者向前跑得太远，因而造成失败的危险。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企图从逮捕民主会议代表来开始起义，可以说是这种‘失其速度’的例子，不善于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39页）在“一部分同志”的名义下，列宁也被列入了其中。因为除了他以外，谁也没有提议从逮捕民主会议成员开始举行起义，也没有任何人支持这个建议。斯大林是把列宁的策略计划当作“不善于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来介绍的。同时，不点名叙述的形式让斯大林彻底否认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分歧。
　　雅罗斯拉夫斯基摆脱困境的办法还要简单一些。他写道：“当然，问题不是局部性的，问题不在于起义是在莫斯科开始还是在彼得格勒开始，”——问题在于时局的全部演变过程证明了“列宁的路线的正确性，我们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这位随机应变的历史学家非常明白自己的任务。十月革命检验了列宁的战略，其中也证明了他在4月战胜“老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具有怎样的意义——这是无可辩驳的。然而如果说，总的看来问题并不在于起义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的，那么不仅与列宁的短暂分歧，就连策略总的来说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约翰·里德的书里面有一个情节，好像10月21日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还开过“第二次历史性会议”。据说有人转告里德，列宁在会上说过：“10月24日行动太早了，因为起义需要全俄国的基础，而24日代表还没有全部到达代表大会会场。另一方面，10月26日行动又太迟了，……我们应该在25日——代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行动……”里德是非常敏锐的观察家，善于把革命处于关键时刻的感受和激情搬到自己著作的字里行间中来。正因为如此，列宁才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把里德无与伦比的纪事在世界各国数以百万计地发行。但是在事变烈火中诞生的作品，在走廊里，在街道上，在篝火旁所做的记录，匆匆听到的交谈和片言只语，何况还必须依靠翻译，所有这一切难免造成局部的错误。有关10月21日会议的描述就是约翰·里德书中最明显的错误之一。起义“必须有全俄国苏维埃基础”的话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列宁说的，因为正好是他不止一次把追求这一基础称为“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76—277页）列宁也不可能说出24日起义太早了这样的话，因为自9月月底以来他就认为起义哪怕是多拖延一天也是不能容许的：起义也可能推迟，但是“在这方面，现在绝不可能说什么‘为时尚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88页）不过，除开这些本身就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考虑不谈，里德的报道被那个简单的事实，即10月21日并没有召开什么“第二次历史性会议”推翻了。这样的会议过后不可能不在文献和与会人员的回忆中留下踪迹。列宁总共参加过10月10日和16日两次会议。这是里德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在那以后出版的著作文献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了10月21日“历史性会议”。然而，篡改派历史编纂学毫不犹豫就把约翰·里德明显错误的记载写进了所有的官方出版物。这样一来，就使得列宁的指示与局势的实际进程表面上一天不差地吻合了。官方历史编纂学固然迫使列宁陷入了难以理解和无法解释的自相矛盾的境地，可是，要知道实际上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牵涉到列宁本人：篡改者毫不客气地把列宁变成了自己历史上的笔名，肆无忌惮地利用他来事后证明自己是永远正确的。
　　官方历史学家沿着把事实驱赶到路线之下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例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自己所著的《党的历史》中写道：“列宁出席了10月24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那是起义前夕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出版的会议记录提供的与会者准确名单证明列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列宁和加米涅夫受托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谈判。”雅罗斯拉夫斯基如此写道。会议记录显示，这一委托是给了加米涅夫和别尔津。但是即使没有记录也应该是清楚的：中央委员会不会把这种次要的“外交”任务委托给列宁。决定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上午召开的，而列宁直到晚上才抵达斯莫尔尼宫。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斯韦什尼科夫讲述说，列宁“（24日）晚上去某个地方了，他把一张便条放在了委员会，也不知他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们得知此事以后，心里为伊里奇担心……”区里已经是“很晚”才知道列宁去了军事革命委员会。
　　可是，令人十分奇怪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无视一份头等重要的政治和个人文献，即起义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的时候列宁写给各区领导人的一封信。“同志们：我写这封信是在10月24日晚上……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绝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430页）列宁是如此担心中央委员会优柔寡断，以至在最后时刻他还在试图动员下层对它施加压力。他写道：“必须立刻把各区、各团、各种力量都动员起来，立即派遣代表团到军事革命委员会，到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去，坚决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一伙人手中的政权保留到25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431页）当列宁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为了对军事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而号召进行动员的各团和各区，实际上已经被军事革命委员会动员起来去攻占城市，推翻临时政府。从这封每一行字都充满着担忧和激情的信当中可以看出来，无论如何列宁在10月21日既不可能建议把起义推迟到25日，也不可能参加24日那次决定立即转入进攻的会议。
　　不管怎样，毕竟这封信还是含有谜一样的成分：藏身在维堡区的列宁在那天晚上之前为何不知道如此非常重要的决定？从那位斯韦什尼科夫的讲述以及其他历史学家的叙述中可以看得出来，那天同列宁取得联系要经斯大林同意。剩下的推测就是，斯大林也没有出席中央委员会上午召开的会议，直到夜晚前他同样不知道已经做出的决定。
　　导致列宁担忧的直接因素可能就是那天从斯莫尔尼宫故意与肯定地传出的风声，说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出决定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坚决步骤。当天晚上，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时说道：“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临近之际，今天或明天，武装冲突不会被纳入我们的计划。我们认为代表大会将会贯彻我们威力强大和威信极高的口号。但是，假如政府想利用它剩下的生存期限24小时、48小时或72小时——来反对我们，那我们就将用反攻来回答，以打击回答打击，以钢回答铁。”那一整天的主旨就是这样的。那些防御声明的目的其实就是在发动攻击前的最后时刻麻痹敌人本来就不很活跃的警惕性。想必正是这个策略手段使得达恩有理由让克伦斯基在24日夜间还相信布尔什维克现在根本不打算举行起义。不过另一方面，如果斯莫尔尼宫发表的这些叫人感到快慰的声明中有一个传到了列宁那里，那么处于紧张疑虑中的他就有可能把军事上的狡诈手法当作真有那么一回事。
　　狡诈成了战争艺术中的一个必要因素。但是，可能连带欺骗自己阵营的人的狡诈就不那么好了。假如事情是指没有充分理由便号召群众走上街头，那么关于“最近72小时”这话就会导致出现极为有害的行为。但是10月24日的革命已经不再需要泛泛而谈的革命号召了。为占领首都最重要的地点而事先武装起来的队伍正整装待发，等候自己的指挥官（他们通过电话与最近的指挥部保持联络）发出出动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指挥部利弊参半的狡诈完全是合适的。
　　每当官方研究人员碰到了大伤脑筋的文献资料时，他们就改变其所涉及的对象。例如，雅科夫列夫写道：“布尔什维克没有陷入‘宪法幻想’，拒绝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务必使起义与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同时举行的建议，结果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夺取了政权。”这里指的是托洛茨基的什么建议，它在何时何地讨论过，有哪些布尔什维克拒绝了它，作者统统没有指出来，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那就让我们动手在会议记录和无论谁的回忆录当中去细心寻找托洛茨基提出“务必使起义与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同时举行”的建议的证据吧。雅科夫列夫论断所依据的乃是一个有点儿是故意仿照的误会，这误会早就解释清楚了，而解释它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
　　如同很久以前出版的回忆录中所能看见的那样，托洛茨基从9月底开始就不止一次向反对起义的人指出过，规定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就等于规定了起义的日期。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革命应该非得根据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发动不可，——问题不可能是如此幼稚的形式主义。这里指的是最后期限：不可能把起义推迟到代表大会以后某个不确定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发生的这些争论到底是通过谁以及以何种形式传到列宁那里去的，光从文献是看不出来的。与过分暴露在敌人视线之下的托洛茨基见面，对于列宁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当时自己处于高度警惕之中的列宁很可能担心托洛茨基把重点放在代表大会而不是起义上面，以及在任何场合都不给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宪法幻想”必要的反击。同样可能令列宁感到不放心的还有他不太熟悉的中央委员会新成员、前区联派人士（或者联合派人士）越飞和乌里茨基。关于这一点，列宁在胜利之后于11月1日举行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直接提出来了。“发动起义的问题在（10月10日）会议上已经提出来了。我担心来自国际主义联合派方面的机会主义，但是这个担心消失了；正是在我们党内，（中央委员会某些老的）成员不赞成。这使我极其难过。”[2]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10月10日他确信不仅托洛茨基，而且处于托洛茨基直接影响之下的越飞和乌里茨基都坚决赞成起义。日期问题本来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时候以及由什么人驳斥过没有苏维埃代表大会事先的决定就不开始起义这样一个“托洛茨基的建议”呢？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好像是专门为了进一步扩大混乱的范围，官方的小册子引用传闻中的10月21日的决定，却把同样的建议说成是列宁提出来的。

[2]列宁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不见于《列宁全集》。——译者

　　在这里，斯大林带着一种新的说法插手争论，这种说法驳斥了雅科夫列夫以及和他在一起的其他许多人。原来，把起义推迟到代表大会召开那一天，即10月25日这事本身并不会引起列宁的反对；但是事情是被事先公布起义的日期弄糟的。我们还是让斯大林本人来说话吧：“彼得格勒苏维埃公开规定并公布起义日期（十月二十五日）的错误，只能用在这个公开的起义日期以前举行起义来纠正。”（《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9页）这种断语因自身站不住脚叫人无从反驳。似乎与列宁的争论仅仅涉及在10月24日和25日之间做出选择！实际上列宁差不多是在起义前一个月就写过：“‘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因为这样就要耽误几个星期，而现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可以决定一切。”（《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76页）另一方面，苏维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公布过起义的日期呢？甚至很难想出他能够据之做出类似荒谬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其实事先和公开规定（10月）25日不是举行起义，而是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且这事也不是彼得格勒苏维埃，而是妥协主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为的。对于敌人而言，从这个事实而不是从虚构的苏维埃疏忽行为中得出众所周知的结论是：布尔什维克如果不想退出舞台，那必定会在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图谋夺取政权。我后来写过：“可见依据事物的逻辑，我们预定好了于10月25日举行起义，所有资产阶级报纸正是这样理解事态的。”在斯大林那里，有关“事物逻辑”的模糊回忆变成了公布起义日期的“疏忽行为”。[3]历史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3]参见本卷末单子出版社出版本书的附件。

　　在纪念十月革命两周年之际，本书作者在上面刚刚解释过的意思上引用了这段话：“可以这样说，十月起义事先规定了确切的日期——10月25日。”而且它正是这一天实现的。他还补充说明：如果我们着手从历史上细心寻找另一次起义的范例，它同样是事先被时局的发展进程安排好一个确定的日期，那么这是找不到的。有人说，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同样大概是一个星期前确定日期的，而且同样不是出于疏忽行为，而是出于事物的逻辑。这个论断是错误的。
　　8月3日，立法会议决定，巴黎各区提交的废黜国王的请愿书将于9月进行讨论。若列斯发现了许多为前辈历史学家所忽略的因素，他写道：就这样，会议规定了辩论的日期，因而也就规定了起义的日期。”各区的领导人丹东采取的是防御立场，他坚定地声明：“如果新的革命爆发，那它……就是对当局背信弃义行为的回答。”各区把问题提交立法会议审议，根本不是什么“宪法幻想”，它仅仅是准备起义的方法，与合法掩护一同使用的起义方法。众所周知，为了维护自己的请愿，各区一听到警钟声便手持武器行动起来。
　　前后相隔125年的两次革命具有类似特征绝不是偶然的。两次起义都不是在革命开始之际，而是在其第二阶段猛烈爆发的。这种状况使得它们在政治上要自觉得多，也周密得多。革命危机在两个场合都达到了充分成熟。群众事前就看清楚了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迫近了。统一行动的需要使得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已经确定的“合法”日期上，就像集中在日益迫近的事变焦点上一样。领导集团也得服从这种群众运动的逻辑。群众运动已经在主宰政治形势，也已经差不多胜利在握了，同时它表面上却采取防御的立场。在刺激已被削弱的敌人的同时，它事先就把即将到来的冲突的责任加到后者身上。起义就是这样在“事先规定”的日期爆发的。
　　斯大林以因自己毫不讲理的态度而让人吃惊的那些论断（其中有些在前面介绍过了）表明，他对1917年事件内在联系的考虑是何等的肤浅，以及这些事件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又是何等的模糊。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众所周知，人们在创造历史时并不知晓它的规律，就如人们消化食物时一点也不了解消化生理一样。可是，这种说法似乎不可能适用于政治领导人，以及依据科学制定纲领的政党领袖的状况。事实其实是这样的，即许多投身革命并且获得显著地位的革命家只过了很短一段时间，便暴露出缺乏从内心认清他们直接参与下发生的事件的能力。篡改学派汗牛充栋的作品让人产生的印象仿佛宏伟事件是在这些人的头脑里碾过去的，并且轧伤了它们，就如同铁辊轧伤了手脚一样。在一定程度上真是这样：心理上的过度紧张会迅速损耗一个人；不过，另一种情形还要重要得多，那就是已经获胜的革命根本改变了昨日革命家的处境，有可能令他们丧失穷根究底的科学精神，使他们对陈规旧习抱容忍态度，并且促使他们在新的利益影响下去评价昨天。于是，官僚制度传奇的罗网就会更加严密地把事件的真实轮廓掩盖起来。
　　1924年，本书作者试图在自己的《十月的教训》一文中说明，列宁在带领党走向起义时为什么不得不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右翼展开如此激烈的斗争。斯大林另有回答说：“当时在我们党内是否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但是同企图发现党内有‘右’翼和‘左’翼的托洛茨基的说法相反，这种意见分歧仅仅是实际问题上的分歧。”（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3页）“托洛茨基肯定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是我们党内的右翼……我们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分歧怎么只继续了几天？……分裂所以没有发生，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3—284页）正好是7年前，也就是起义之前5天时，斯大林不是同样指责过列宁夸大了事情的严重程度，并且断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立场上吗？不是出自缜密考虑的世界观，而是出自总的性格气质的某种连续性贯穿着斯大林的全部摇摆行踪。革命过去了7年，可是还像起义前夕一样，他同样还在模糊不清地想象党内分歧的深度。
　　对于革命的政治家来说，跟国家有关的问题就是一块试金石。在10月11日反对起义的信件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道：“在正确策略指导下，我们有可能在立宪会议得到1/3，或许更多的席位……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朝之前进的那种国家机关的组合形式。”“正确策略”等于无产阶级放弃夺取政权。国家的“组合形式”则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党占2/3的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政党占统治地位的苏维埃的结合。这种组合的国家形式后来成了希法亭的思想基础：把苏维埃纳入魏玛宪法。1918年11月7日，勃兰登堡军区司令官冯·林辛根将军禁止成立苏维埃，理由就是“业已胜利的机关与现存制度是格格不入的”。不管怎样，他表现得比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更有远见得多。
　　列宁从四月起就预先提醒过，立宪会议要退居到次要地位。但是，无论他本人还是整个党在1917年全年期间表面上都没有拒绝民主代表制的思想，因为事先不可能很有把握地断定革命到底能走多远。只能推测，夺取政权以后，苏维埃会十分迅速地把军队和农民争取过来。因此立宪会议，特别是在扩大选举权的情况下（列宁的建议，其中包括把年龄资格降低到18岁），有可能让布尔什维克获得多数，它仅仅是在形式上给苏维埃制度加冕。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有时也提到过国家的“组合形式”，也就是让立宪会议去适应苏维埃专政。事实上的发展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尽管列宁一再坚持，夺取政权后中央委员会还是没有下决心推迟几个星期召开立宪会议。没有立宪会议，既不能扩大选举权，更主要的是也不能让农民以新的方式来确定自己对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的态度。立宪会议跟苏维埃发生了冲突，结果被解散了。在立宪会议中有代表的敌对阵营开始发动了延续数年的内战。于是在苏维埃专政体制中，民主代表制连次要地位也没有了。“组合形式”的问题结果在实践上消失了。但是在理论上，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意义，就如后来德国独立党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
　　1924年，斯大林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第一次尝试独立评价过去的经验。他为季诺维也夫的“组合国家”理论进行辩护，并且在这种场合引用了列宁的话。斯大林以他特有的风格写道：“托洛茨基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配合的‘理论’看作希法亭主义而嗤之以鼻。（《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41页）被托洛茨基准备变成希法亭分子的季诺维也夫则完全赞同列宁的观点。”（这句话不见于此。——译者）这就是说，在1917年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过了7年以后，斯大林还根本不明白，问题在季诺维也夫那里就像在希法亭那里一样，所主张的都是两个阶级的政权——资产阶级通过立宪会议，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来实现妥协与和解。然而列宁所说的则表现为同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政权各机关的组合。季诺维也夫的思想，其实正如列宁阐明的那样，是跟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的基础本身背道而驰的。10月17日，列宁在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写道：“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这种‘配合形式’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现在有人以‘配合形式’为托词拒绝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且偷偷摸摸地干……能找得出议会用语来形容这种行为吗？”（《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95页）我们看到，为了评价被斯大林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特殊性”的，而似乎托洛茨基不能理解的季诺维也夫的思想，列宁甚至对为它找到一个议会术语也感到为难，尽管他在这件事上完全不是过分苛求的。过了一年多，列宁写下了适合于德国的话：“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就是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381页）列宁还能写下别的什么话么？
　　季诺维也夫的“组合形式”实质上就是试图使两个政权永远并存下去，也就是复活为孟什维克用尽了的手法。如果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到1924年还在像以前那样站在与季诺维也夫相同的立场，那么这就意味着尽管他本人附和了列宁的提纲，他至少还在半信守他自己在1917年3月29日所做的报告中发挥的两个政权哲学：“角色已经分派好了，苏维埃事实上完成了革命成就的首创……临时政府起着革命人民成果固色剂的作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是作为政治上简单的劳动分工确定下来的。
　　在起义之前最后一个星期，斯大林明显在一方面是列宁、托洛茨基与斯维尔德洛夫，另一方面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玩弄手段。为让反对起义的人免遭列宁抨击而于20日发表的编辑部声明恰好出自斯大林之手，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在党内玩弄手段的问题上，他的技巧是无可争辩的。例如在4月，列宁回国之后，斯大林小心谨慎地把加米涅夫推到前面，而自己在再次受到邀请之前在一旁默默地等候；现在到了革命前夜，为了防备可能的失败，他同样明显在准备让自己沿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路线后退。斯大林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了极限，过了这极限，就是与中央委员会多数决裂。这种前景让他感到害怕。在10月21日[4]的会议上，斯大林努力修复通向中央委员会左翼毁坏过半的桥梁，他建议由列宁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准备提纲，并且让托洛茨基承担做政治报告的任务。两个提议都被一致采纳了。给自己上了向左转的保险以后，斯大林在最后一刻消失在阴影里了：他还在等待观望。从雅罗斯拉夫斯基算起的全体现代历史学家都精心避开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没有出席24日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也没有在起义组织中担任任何职务！其实这个被文献资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的事实，再好不过地描绘出了斯大林的政治个性以及他的手段。

[4]原文如此。——译者

　　从1924年起，付出了无数努力来填补十月革命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中留下的空白。这一切都是在两个名义——“中央委员会”和“实践中心”——之下做出来的。如果在这里不去进一步弄清楚当时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话，我们便既不能了解十月革命领导层的内幕，也不能了解后来篡改学派杜撰的传奇的内幕。
　　列宁是大家公认的和很有威信的领袖，但是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他在党内绝不是一个“独裁者”。有4个月时间他没有直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在一系列策略问题上，他遇到过激烈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认为是老布尔什维克核心当中最著名的领导人，他们与列宁之间有很大距离，而且与追随他们的人之间也有很大距离。季诺维也夫像列宁一样躲藏起来了。十月革命前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反对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多数；这使他们两人失去了影响力。斯维尔德洛夫从老布尔什维克中间迅速脱颖而出。不过，当时他在中央委员会还是个新手。他的组织家才干只是后来到了建设苏维埃国家时才发挥出来。不久前才入党的捷尔任斯基以自己的革命激情而著称，但是他还不认为自己有独立的政治威信。布哈林、李可夫和诺根住在莫斯科。布哈林被认为是一个颇有才华却又靠不住的理论家；李可夫和诺根则是起义的反对者。洛莫夫、布勃诺夫和米留京一到处理重大问题的场合，未必会有什么人很注意他们。何况洛莫夫在莫斯科工作；米留京则经常在外面奔跑。越飞和乌里茨基过去侨居国外时跟托洛茨基关系密切，仿照后者的方式行事。年轻的斯米尔加在芬兰工作。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人员构成足以说明，直到列宁回到直接领导岗位之前，党的司令部为什么没有起到，也不能起到后来属于它的那种作用，哪怕是略微地。记录表明，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卫戍部队和军事革命委员会这类最重要的问题事先不是在中央委员会讨论的，也不是出自它的首倡，而是经由苏维埃的实践在斯莫尔尼宫提出来的，并且多半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参与下提出来的。
　　斯大林一般来说不在斯莫尔尼宫露面。革命群众的进逼显得愈坚决，事变波及的范围愈大，斯大林就愈会退居到次要地位，他的政治主张就愈发黯然失色，他的主动精神就愈发衰退枯竭。1905年是如此，1917年秋还是如此。后来每当重大历史事件登上世界舞台时，同样的情形一再反复出现。1917年中央委员会记录的公开发表，正好暴露了斯大林传记中的十月空白。当此事真相大白的时候，官僚制度的历史编纂学创造了“实践中心”这个传奇。对最近几年广泛流传的这个说法的解释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进入了十月革命的批评史。
　　在10月16日森林街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搬出来反对加紧发动起义的借口之一就是“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个中心”。根据列宁的提议，中央委员会当即在房间一角召开的短暂会议上决定填补这个空白。会议记录称：“中央委员会组建军事革命中心，由下列人员组成：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这个中心作为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组成部分。”这个已经被大家遗忘了的决定于1924年首次在档案中发现了。有人开始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来引用。例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写道：“这个机关（不是任何别的机关）领导了参加起义的所有组织（革命的军队、赤卫队）。”事后，“不是任何别的机关”这个短语足够露骨地揭示了这整个句子结构的目的。斯大林则更加露骨地写道：托洛茨基‘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有领导起义使命的实践总部。”（《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5页）为了有可能就这个论题大肆发挥，斯大林不得不省略了决定的后半部分：“这个中心作为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如果注意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是由托洛茨基领导的，那么便不难理解，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只限于任命几个新的工作人员来协助那些其实已经身在中心工作中的人员。何况无论斯大林还是雅罗斯拉夫斯基都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到1924年才第一次想起了“实践中心”。
　　正如我们所见，10月16—20日之间，起义终于走上了苏维埃的轨道。军事革命委员会采取的第一批步骤就是不仅把卫戍部队，而且把赤卫队（它从10月13日起就已经开始服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了）的直接领导权集中到了自己手里，没有给其他无论什么领导中心留下任何位置。总而言之，不管在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中，还是10月下半月任何别的文献资料中，都无法找出那个看起来是如此重要的机关活动的蛛丝马迹。谁也不清楚它的工作情况，也没有人把任何任务委托给它，就连它的名称也没有人提起过。尽管它的成员出席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也参与了解决本应属于“实践中心”直接职权范围内的问题。
　　为了保持同斯莫尔尼宫的联系，彼得格勒党委会委员斯韦什尼科夫在10月下半月几乎从未间断过值班。他无论如何都该知道可以在哪里寻求就起义问题发出的实际指令。下面就是他所写的：“军事革命委员会诞生了。从它一诞生开始，无产阶级自发的革命积极性就有了一个领导中心。”在二月革命期间我们就十分熟悉的卡尤罗夫讲述了维堡区如何紧张地等待斯莫尔尼宫发出信号的情景：“到24日晚上收到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答复——赤卫队准备投入战斗。”在转向公开起义的时刻，卡尤罗夫丝毫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中心。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来援引萨多夫斯基、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梅霍诺申、布拉贡拉沃夫以及其他直接参加革命的人士的回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提起过“实践中心”，而雅罗斯拉夫斯基断定，该中心好像是领导着全部组织似的。最后，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自己那本历史著作中也仅限于纯粹地宣布中心的建立，至于其活动，他也未置一词。由此能自然得出如下结论：领导人当中谁也不知道的那个中心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
　　不过还可以找到更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实践中心纯属子虚乌有。在10月20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宣读了军事组织的一份声明。如同我们从讨论中所看到的，它含有吸收军事组织领导人参加解决起义问题的要求。越飞建议拒绝这个要求，理由是：“凡是愿意工作的人都可以进入苏维埃领导下的革命中心。”托洛茨基则使越飞建议的措辞变得更委婉一些了：“我们所有的组织都可以进入革命中心，完全可以在我们党团讨论它们所关心的一切问题。”以这种方式做出的决定表明，苏维埃领导下的革命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如果说还存在其他什么领导起义的中心，那么至少应该有人提到它的存在。可是谁也没有提到，甚至连名列“实践中心”组成人员首位的斯维尔德洛夫也没有提到。
　　对于此事来说，10月24日会议的记录可能更有说服力。在直接占领城市之前的时刻，不仅没人提到过起义的实践中心，而且关于成立这个中心的决定本身在流逝过去的8天时间旋涡里也被遗忘得一干二净，结果以致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指定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听从军事革命委员会指挥”。根据10月16日决定的内容，这些人其实是应该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发生这场误会的可能性，其本身可以这样解释，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中央委员会按照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式，跟后来年代无所不包的强大办公机关还很少相似。斯维尔德洛夫把机关的主要部分放在体侧的口袋里。
　　在那些火热的日子里，临近会议结束之际成立的旋即又被人忘却的偶然性机关还不少。在10月7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同反革命斗争情报局”：这是深入探讨起义问题的第一个机关，取了一个暗号般的名称。记录谈到了其组成情况：“从中央委员会选进情报局的有三人：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布勃诺夫，委托他们组建这个机构。”这第一个起义的“实践中心”存在吗？显然并不存在，因为它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在10月10日会议上成立的政治局同样没有什么生命力，自身根本没有任何表现：它恐怕连一次会也没有开过。为了让直接在各区工作的彼得格勒党组织不脱离军事革命委员会，根据列宁（他喜欢双重或三重保险系统）的倡议，在局势紧张的那几个星期，托洛茨基被纳入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领导高层。可是，这个决议也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因为它没有开过一次有托洛茨基参加的会议。同样的命运落到了“实践中心”的头上。按照构想，它也不应该作为独立的机构而存在，而且作为附属机构也是不存在的。
　　在被指定为“中心”组成人员的五人当中，捷尔任斯基和乌里茨基直到革命过后才完全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与党组织联络方面，斯维尔德洛夫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斯大林没有参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任何工作，也从来没有出席过它的会议。在大量出自目击者和当事人之手的文献与记述里面，如同后来出的回忆录一样，一次都没有见到斯大林的名字。
　　在官方出版的革命史手册中，十月这个月单独编成了一卷，按照日期次序把从报纸、记录、档案、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其他文献里面所有的实际资料分门别类编写而成。这部汇编是1925年出版的，尽管当时已经在加足马力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审查，书末的索引还是只有一个页码附上了斯大林的名字。当我们翻开这本汇编相关的那一页，就会看到还是中央委员会关于成立“实践中心”那个决定的原文，斯大林作为五个成员之一名列其中。我们假如着手在这部汇编（即使很不重要的资料，它也收集得如此丰富）里寻找斯大林在“中心”里面或者它的外面从事了什么工作，那全是白费力气。
　　如果用一句话来判定斯大林的政治面貌，那么可以说他一直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中派分子”，也就是在天性上力求居于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之间的中间立场。不过，这是一个害怕列宁的中派分子。直到1924年为止，斯大林每一段活动轨迹总是可以拆分为这么两种力：自己的中派分子本性和列宁的革命压力。中派主义站不住脚在伟大历史事件的考验中势必会无比充分地暴露出来。“我们的地位是矛盾的。”10月20日斯大林如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解。中派主义的矛盾天性实际上不允许斯大林在革命当中占有无论什么样的独立地位。相反，当群众运动开始退潮，而那些竭力巩固既得利益，亦即首先要使自己个人的地位不再受到动摇的官员走向前台之际，那些令他在大的历史十字路口茫然不知所措的特征——观望等待和经验主义的机变——却定会保证他获得重大的优势。以革命名义掌权的官员需要革命的权威，作为“老布尔什维克”的斯大林便成了这种权威最合适不过的化身。排除了群众之后，官员集体对他说：“这一切是我们为您所做的。”他们不仅开始主宰现在，而且也开始主宰过去。官员历史学家篡改历史、修补传记、制造声望。在斯大林能给革命加冕之前，需要把革命官僚化。
　　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斯大林是饶有兴趣的人物，在他的个人命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所有革命固有的法则的新见解：革命创建的制度的发展难免要经历以年来计数的涨潮与落潮。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反动时期就会把这样一些人物推到了前台，完全按其自身的基本素质而言，他们在运动高涨之际没有起也不可能起领导作用。
　　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对党和革命的历史进行官僚主义的重新审查。这项工作的各个步骤鲜明地标出了苏维埃机构发展演变的几个阶段。1918年11月6日（新历、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革命一周年纪念文章写道：“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自始至终是革命的鼓舞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住在彼得格勒维堡区（！）一个秘密住宅里。十月二十四日傍晚，他被请到斯莫尔尼宫去领导运动。（《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38—139页）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有把握地说，党应该把卫戍部队迅速转到苏维埃一边，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井然有序的工作首先和主要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同志和波德沃伊斯基同志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助手。”[5]

[5]后面这段话不见于《斯大林全集》此处。——译者

　　无论本书作者，想必还有列宁（当时他已从社会革命党人的子弹击伤中康复）在那些日子里都没有注意到这种事后分配角色和功劳的做法。只是过了好几年以后，这篇文章因有了新的光源而变得明亮起来。它显示斯大林在1918年艰难的秋季就在准备描绘（暂时还是非常小心地）10月期间党的领导层的新图画。“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自始至终是革命的鼓舞者。”这句话是论战性的，它用来反对的那些人完全正确地认为，当时在相当大程度上处在跟中央委员会斗争中的列宁是起义的真正鼓舞者。在这一时期，斯大林除了用没有个人色彩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还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来掩盖自己在十月革命期间的动摇。接下来的两句话谈到列宁住在彼得格勒一个秘密处所里，以及为了对运动实行总的领导于24日晚上被请到了斯莫尔尼宫，其用意就是要削弱党内占上风的认识：托洛茨基是革命的领导人。接着专门评价托洛茨基的那些话在今天的政治声学中听起来就像是过誉的颂词，实际上这是斯大林为了掩饰自己的论战性暗示而不得不说的调子最低的话。这篇“纪念”文章的复杂结构和精心涂抹的保护色本身就提供了有关当时党内舆论颇为流行的观念。
　　顺便说明一下，他在这篇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实践中心”。相反，斯大林十分肯定地宣布：“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是，托洛茨基并没有进入实践中心；我们正是从雅罗斯拉夫斯基那里听到了，似乎正是“这个机关（不是任何别的机关）领导了参加起义的所有组织。”这种矛盾的答案其实很简单：1918年的时候，事情在大家的记忆中实在是太清晰了；从记录中抽出关于成立无论何时都不曾存在的“中心”的决定的企图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
　　到1924年，许多事情已经被遗忘了，于是斯大林以下面的方式来解释托洛茨基为什么没有进入“实践中心”：“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4页）同年，斯大林毫不掩饰地宣称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戳穿“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奇谈”。（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4页）然而，斯大林是怎样调和这种新说法跟1918年他自己写的那篇文章的说法的呢？其实很简单，他禁止引用自己的旧文章。试图在1918年的斯大林与1924年的斯大林之间找出一条中间线的历史学家立即被开除出党了。
　　但是，还有比斯大林第一篇周年纪念文章更有权威的证据。在官方出版的列宁著作的注释中，“托洛茨基”这个词条下面写着：“彼得格勒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之后，他当选为它的主席，他以主席的身份组织和领导了10月25日的起义。”这样一来，“特殊作用的奇谈”在列宁还活着的时候出版的列宁文集中就牢固确立了。
　　对照官方书刊可以逐年追踪修改历史资料的过程。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战役已经处于白热化的1925年，官方的年鉴《共产党人日志》仍然这样写着：托洛茨基以领导人的身份最积极地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年10月选举他担任组织武装起义的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主席。”1926年的出版物在这个地方被一段简短的中立性句子代替了：“1917年任列宁格勒革命委员会主席。”从1927年起，斯大林学派提出了新的说法，并且写进了所有的苏联教科书：托洛茨基成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因此实质上不可能不是十月革命的反对者。幸运的是有一个“实践中心”，是它把起义事业推进到了幸运的终点！只不过见风使舵的历史学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选举托洛茨基当主席，为什么正是党领导的同一个苏维埃让托洛茨基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首脑。列宁不会轻信，尤其在涉及革命命运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口头上的保证并不能让他放心。不在现场的他宁愿把每一个征兆往最坏的方面去解释。当他亲眼所见时，也就是到了斯莫尔尼宫以后，他终于相信，事态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托洛茨基在1924年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了这样一件事：“我记得，我下达书面命令召来立陶宛团一个连队来保证我们党和苏维埃报纸的出版，消息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宁显得十分兴奋，他大发感慨，发出笑声，不停地搓手。接着他开始沉默，思索了一会儿说道：‘好的，可以这样做。只要能夺取政权。’我明白了，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最后原谅我们拒绝通过密谋夺取政权的做法。直到最后时刻，他还在担心敌人会不会跑来切断道路，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只是到了现在……他才感到放心，才最终认同事态走过的那条路径。”
　　这个情节后来同样引起了争议。然而它在客观形势中为自己找到了坚不可摧的依据。10月24日晚，列宁的忧虑最后一次爆发。当时列宁怀有的忧虑是如此强烈，以致他企图动员士兵和工人来向斯莫尔尼宫施加压力，尽管这样做为时已晚了。可是几小时后，当他在斯莫尔尼宫了解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他的情绪又是多么急剧地转变过来了！他不可能不对自己的忧虑，对自己对斯莫尔尼宫发出的直接和间接的责难做个了结，哪怕是几句话、几个词汇，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不需要进行复杂的解释。对于在这非常时刻两个当面对话的人中间的每一个人来说，完全清楚误会的根源何在。现在误会消除了，不值得再提起它们。一句话就够了：“可以这样做！”这话的意思是：有时候我可能过于挑剔多疑了，不过，你们毕竟还是能理解吧？……”列宁不喜欢多愁善感。“可以这样做！”他带着特别的笑声说出来的这句话完全足以消除昨天偶然出现的误会，从而加强互相信赖的关系。
　　列宁10月25日的情绪在他通过沃洛达尔斯基提出的决议中再清楚不过地体现出来了，该决议把起义描述为“罕有流血和罕见顺利的”。如同往常一样，列宁对革命做出了言辞不多实质上却又是很高的评价，这个事实不是偶然的。恰恰是作为提出“旁观者的建议”的人，他认为自己不仅可以最自由地给予群众的英雄主义，而且给予领导人的功绩应有的赞扬。大概不至于怀疑，列宁对此有另外的心理动机：他一直都在担心斯莫尔尼宫实行的是过于迟缓的方针，而现在他又赶紧第一个承认它实际上显示出来的优势。
　　自从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那一刻起，他自然担负起了全部工作，政治、组织和技术工作的领导责任。10月29日，彼得格勒发生了士官生暴动。克伦斯基率领几个哥萨克连队向彼得格勒发起进攻。军事革命委员会面临着防守的任务，列宁领导了这项工作。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也像失败一样，迅速取得的胜利也叫人无法抗拒。不要看不清时局的基本线索；每一次胜利过后都要对自己说：什么都还没有得到，什么都还没有保证；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5分钟，正是要带着如此高度的警惕性和如此顽强的毅力，同时带着如此强大的压力去做事，就像开始武装行动之前5分钟那样；胜利过去5分钟之后，还在第一波欢呼声平息下来之前就要对自己说：胜利成果仍然还没有保证，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这就是应有的态度，这就是运动的方式，这就是列宁的方法，也是他的政治性格和革命精神的本质。”
　　在前面提到过的11月1日召开的彼得格勒党委会会议上，列宁谈到了自己对区联派人士其实不必要的担心。那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建联合政府的问题。起义胜利以后，右翼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米留京等人坚持联合，列宁和托洛茨基坚决反对任何超越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范围的联合。托洛茨基声明：“直至起义爆发之际，在我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更大范围内，分歧是相当深的……同以前有人说过的一样，现在起义胜利了，还是有人说：你们没有技术干部。以前有人大肆渲染这一点，是为了吓唬人；现在同样有人大肆渲染这一点，是为了不让我们享受胜利而加重语调。”托洛茨基与列宁齐心协力，既与反对联合的人进行斗争，又与革命前夕反对起义的人进行斗争。在这同一次会议上，列宁说过：“达成协议？我简直不能郑重地提起这件事。托洛茨基早就说过，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明白这一点。从那时起，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6]

[6]列宁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不见于《列宁全集》。——译者

　　在列举出来达成协议的最重要的条件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提出了把他们最痛恨的两个人——“十月政变由个人负责的肇事者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在政府之外的要求。对于这个要求，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态度是这样的，加米涅夫（他本是极其拥护妥协的人，他个人准备做出这种让步）认为有必要在11月2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做如下声明：“有人建议排除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个建议将使我们失去首脑，因此我们不会接受它。”
　　革命的观点——赞成起义，反对与妥协主义者联合——在各区被称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就如文献与记录所证明的那样，这种说法具有普及的性质。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危机的时刻，人数众多的彼得格勒女工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赞成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巴隆·布登堡在1917年11月自己的日记中已经提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个新寡头”。据一个叫鲍里斯·索科洛夫的阴谋者讲述，12月，当一小撮社会革命党人决定要“割下布尔什维克的头颅的时候”，他们“头脑里清晰地浮现出来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是最凶险和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这事务必就从他们下手”。内战期间，这两个人的名字总是被连同提及，如果提到了其中一个人的话。曾经一度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了十月革命凶恶敌人的帕尔乌斯写过：“列宁和托洛茨基——这对于那些所有沿着布尔什维克道路前进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结成一体的名字……”罗莎·卢森堡在严厉批评十月革命的政策时把自己的批评矛头不加分别地指向列宁和托洛茨基。她写道：“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头一回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榜样。他们现在是唯一能与胡滕[7]一起大声喊叫的人：我敢做这件事！”在1918年10月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会议上，列宁援引外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话说：“意大利工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好像他们只让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整个意大利自由旅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作为主题贯穿了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国际的初期年代。当事人和观察家、朋友和敌人、亲近者和疏远者，都用如此结实的纽带把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活动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以致篡改学派的历史编纂学既无法拆开它，也无法砍断它。

[7]胡滕，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人士。——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