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17年的头两个月中，俄国还是一个罗曼诺夫朝的君主国。八个月后，布尔什维克派已经执掌了政权。在那年岁首，他们还不很为任何人所知晓，而他们的领袖，则当他们踏上政权之时，也还被控着叛国罪呢。你在历史上再找不到其他这样激剧的一个转变了——尤其你假使记得，这是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一个国家的转变。所以1917年间所发生的事件，不管你对它们怀着怎样感想，而它们之值得研究是显然的。

　　革命的历史，和其他所有历史一样，首先应该说明发生了什么事，与它们是怎样发生的，不过这还不够。说明的本身，就该弄清楚为什么历史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发生。事件既不能看成为一连串冒险故事，也不能视作贯穿在某一条先天道德的绳索上的。它们一定得服从其自己的规律，发现这些规律即是著者的任务。

　　一种革命之最确实现象，就是群众的直接干涉历史事件。在平时，国家——不问它是君主的或民主的——总超出于人民之上，而历史则由这一行业的专门家：君王，大臣，官僚，议员，新闻记者所造成。但在这些紧急关头，即当群众再不能忍受旧制度之时，他们就打破那排斥他们于政治舞台之外的一些藩篱，扫清他们传统的代表，以他们自己的干预来替一种新制度创造最初的基地了。究竟这是好是坏，我们且让道德家去判断。我们自己则将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如其实地来加以处理。在我们看来，革命的历史，首先乃是群众强行踏进自己命运之主宰圈的一种历史。

　　在一个被革命所笼罩的社会里，各个阶级在冲突着。不过在革命的开始与终结之间，发生于社会经济基础及诸阶级的社会本体中的许多变化，很显然是极不足以解释革命本身的过程的；革命能在短期间推翻年长月久的制度，创造新的，且再把它们推倒。革命事件的动力，直接决定于阶级心理上的急剧紧张与狂热的变化，而各个阶级则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社会并不依需要而改变它的制度，好像机器匠之更换他的工具一样。相反地，社会确实把那些附属在它身上的制度，看成为一成不变之物。在数十年中，反对派的批评只能起安全活塞的作用：宣泄群众的不满之气，这批评倒是社会结构得以稳定的一个条件。例如社会民主党人的批评，在原则上就是获得了这种意义的。为要从不满者的身上解脱保守主义的桎梏，并使群众暴动起来，那就需要有与个人或政党的意志无关的、完全非常的一些条件。

　　因此，革命时期群众见解与情绪之急剧改变并非由人心的易变性与活动性中发生，恰好相反，乃是从它深刻的保守性中发生的。思想与关系，老是慢慢地拖在新的客观环境之后，一直到那环境以灾难的形式溃塌在人们头上，这情形，在革命时期，就产生了思想与感情的飞跃运动。这在那些具有警察心理的人看来，仿佛只是“煽动家”活动的结果。

　　群众之投入革命事业，并不怀有社会改造的预定计划，而是抱着一种他们再不能忍受旧制度的尖锐感觉。只有阶级的领导层才能有一个政治纲领，而即使这个纲领，也还得经过事件的证验，与群众的接纳。所以革命的基本政治过程，就在于一个阶级逐渐地了解那从社会危机中发生出来的各个问题，在于用一种连续接近的方法来积极地确定群众动向。革命过程的各个阶段，由各政党的交替来证明，只叫运动的开展还没有遇到过客观障碍，则比较激烈的政党常能代替那些比较不激烈的，这表示出群众继长增高地以压力把革命推向左边去。但当革命的趋势遇到了障碍，那就开始反动了，革命阶级的各阶层的失望，对革命的淡漠心的增长，且因此加强了反革命势力的地位。这情形，至少是过去历次革命的一般轮廓。

　　只有根据着对于群众本身中所发生的政治过程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政党与领袖的作用，我们对于领袖的作用是比谁都更不愿加以忽视的。领袖们在革命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个领导组织，那末群众的力量将和不导入活塞箱去的蒸汽一样地消散。然而把事变向前推进的却毕竟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

　　要研究革命时期群众意识的变迁，显然有些困难。被压迫的各阶级在工厂中，在军营中，在乡村中，在城市的街道上，创造历史。而且他们又比谁都不惯于把事变记述下来。在社会热情极度紧张时期，很少给人留下思索与反省的余地。所有的缪塞神[1]——便是那司新闻术的平民化的缪塞，虽然她生有强健的腿股——在革命时期也都有点步履维艰了。可是尽管如此，历史家的处境还决不是无望的。记录是不完全的，分散的，不成系统的。但在事件本身的鉴照之下，这些片段却常能让人们推测出那个潜伏过程的方向与节奏来。不问好或坏，而一个革命党的策略，却总是以群众意识变迁的估计作根据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历史进程，表示出这样的一种估计，至少它粗疏的形态，是能够得到的。如果一位革命领袖能在斗争的漩涡中得到此种估计，那末为什么历史家不能在事后得到它呢？

　　不过群众意识中发生的过程，并非不相联贯与独立的。不顾唯心论者与折衷主义者怎样生气，而意识总还是被环境所决定。无论二月革命或代之而兴的十月革命，它们的前提条件，我们都只能在形成了俄罗斯，形成了它的经济，它的阶级，与它的国家的那些历史环境中，以及在其他国家所加于它的行为中去寻找。因为最大的谜仍然在于这一件事实，即一个落后国家首先将无产阶级推上了政权，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一落后国家的特点中去寻找这个谜底解法——这就是说，要在它和其他国家的不同点中去寻找谜底解法。

　　俄罗斯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的比重，我们将在本书最初几章中加以评论，它将给俄国社会的发展及其内部各种力量以一个简短描写，我们冒昧地希望这几章中不可免的图式主义，不会使读者讨厌。在本书的继续发挥中，读者会在活生生的行动中遇到这些同样力量。

　　这本著作绝不愿以个人回忆作依据。著者虽然是此等事件的一个参加人，但并不因此就使他不受一个义务所束缚，即把事件的叙述以严格证实了的文件为根据。凡遇事变行程需要说及著者之时，那他以第三人称来称述自己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形式，因为在自传或回忆录中不可避免的主格语调，在历史著作是不允许的。

　　不过著者曾参加于此等斗争这一个事实，自然使他不仅较易了解各种行动者的力量——个别的集体的——的心理，而且还更易了解各事件内在的联系。这种便宜，只当他遵守着一个条件时，才能发生积极作用，即：无论对于琐碎的细节或重要事件，无论对于事实或动机与情绪，他都能不依赖他自己回忆的证明。对于这个条件，著者相信在他的本分中是遵守了的。

　　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提到，就是关于著者的政治立场问题，他现在站在历史家地位，与他过去站在这些事件的参加者地位时，保持着同样观点。读者自然没有同意著者政治观点的义务，但在著者方面，却也没有理由隐藏此种观点。不过读者当然有权要求一本历史著作不应该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辩护，而应是革命实际过程之一幅内部结构完善的图画。只当事件依它们完全自然的必然性，开展在字里行间之时，一本历史著作才算充分完成了它的使命。

　　为要做到这个地步，是否要具有那所谓历史家的“大公无私态度”呢？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清楚地解释了这个大公无私的态度究竟包含着什么东西。那句常被引用的克里蒙梭[2]的话，即必须把革命看成为一个整体(en bloc)[3]，那最好也不过是一种巧妙的遁词。你怎么能把一件本质上是分裂的东西看成一个整体？克里蒙梭之所以说出这句格言，一部分乃由于他愧对他太坚决的祖先，一部分则由于他在祖先们的影子之前表示惶惑。

　　现代法国史家中一个反动的，也因而是时髦的史家马台林（L.Madelin）用他那种会客室中的问谈方式，污蔑法国大革命——就是他本国的诞生——道：“历史家应该站立在危城的墙上，同时看着围城者与被围者，”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方式中，仿佛他才能得到一种“调和的公道”。不过马台林本人的话，表示出他爬上了那划分两个营垒的城墙，也只串演着反动派间谍的角色罢了，他只关心于过去的作战营垒，倒是好的，因为正当革命时，站在城墙上却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呢。而且在惊恐之时，宣传“调和的公道”的牧师们，常常会被发见在四垛墙底里面，观望着哪一边将取得胜利。

　　认真的与批判的读者，不会要求一种阴险恶毒的大公无私——他只能奉献读者一杯调和的酒，杯底里却沉淀着一种精调过的反动仇恨的毒药；他所要求的是一种科学的良心，这良心为了坦白的与不掩饰的同情与反感，要忠实地研究事实，要确定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要揭发他们运动的因果规律，籍以寻找支持。这是唯一可能的历史客观主义，而且这是很够的了，因为它不是为历史家的善意所证明（历史家的善意只有他自己保证），而是为被他发现的历史过程的本身的自然法则来证明的。

　　本书的来源是无数的定期刊物、报纸与杂志、回忆录、报告、与其他的材料，这些材料一部分是原稿，但较大部分是由莫斯科列宁格勒革命历史学院出版的。我们认为在书中个别地说明某处引自某种刊物，是多余的，因这只能叫读者弄得厌烦。在我们所利用的书籍中，有几种是具有集体性历史著作的性质的，其中我们又特别利用了那两册《十月革命史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该书系由各个不同的作家所写，它各部分的价值并不相等，但它们总包含着许多事实材料。

　　我们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日期，到处都依照着旧历，即它们比国际的与目前苏维埃采用的日历较迟十三天。著者觉得非应用革命时所应用的历法不可。把这些日期翻译成新式历当然并不费力。不过用手术把这困难除去之后，却会造成更大困难。皇朝的推翻在历史上称为二月革命；但按西历说，它发生于三月间。反对临时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武装示威，在历史上是以“四月事变”的名义记下来的，但照西历它发生于五月间。不必提其他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与日期了，我们只叫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十月革命照西历说是发生于十一月间的。我们将会见到：历法本身就带着事变色采的，而历史家不能以简单的算术来处置革命日历。读者最好能记住：在推翻拜詹廷[4]制的日历以前，革命还得推翻一切附属于它的制度呀。

里昂·托洛茨基
1930年11月14日
王子岛

　　[1] muses，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之女神。——译者。

　　[2] G.E.B.Clemenceau，法国著作家兼政治家，第一次大战时曾任总理。——译者。

　　[3] 我认为这里的态度问题是，即对已经发生的革命采取“发生就发生了吧，你不照单收下又能如何？”，隐含着“无所谓对错，这是祖先的历史，父辈的旗帜”,都要继承的意思。这其实是国家认同的思想整合的一部分。－L.X

　　[4] 即东罗马帝国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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