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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本书最不愿致力于那些无关的心理学上的探究，即人们现在往往企图用它来代表社会的与历史的分析。在我们的视野中，最先站立着那些伟大的历史动力，它们具有超乎个人的性质。皇朝乃是此种动力之一。但所有这些力量都经过了人而行动着。且皇朝由其原则使然，是与个人相联结的。所以但凭着这一点，就已经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注意那个皇帝的个性了，他被社会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竟遭遇到了革命。此外，我们还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即令是部分地，也要指出在什么地方，个性不再成为个性而告完结，——完结得时常比人们所感觉到的快得多，——同时个人的“特征”，又怎样地常常只是为一种较高法则所刻划下来的个别的爪痕。
祖先们留给尼古拉第二的遗产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帝国，而且还有革命。他们没有给他一种才能，使他能以之统治这帝国，甚至去统治一省或一县的才能也没有。历史洪流的波浪，愈来愈冲近宫廷之门，而这位罗曼诺夫朝的末代君王却以不闻不问的冷淡态度来对待它：在他的意识与他的时代之间，仿佛隔着一种透明的但是绝对不能通过的中介物。
革命之后，接近过沙皇的人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回忆着：当他统治期间的最悲惨的时期，如旅顺口之降服与舰队在对马岛附近的沉没，十年后，当俄国军队从加里西亚败退，以及再过两年后，当他逊位的前几日，所有沙皇周围的人都沮丧，惊骇与震动了，只有尼古拉一人还保持着平静。当雷电在他头上鸣闪的时候，他仍旧会垂询他在俄国旅行过多少俄里，会记起他过去行猎的偶遇，官场会议的故事，而一般地会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琐事发生兴趣。“究竟这是什么回事呢？”有一个接近于沙皇的军官自问过，“这种很大的，几乎不能叫人相信的自持力，是教养所致呢，是因为相信凡事皆由神之前定呢，还是因为知觉不够呢？”在这问题中已经包含了答案的一半。沙皇的所谓“教养”，与他在最非常时期中能够自制的那种力量，决计不能单单用外界的训练来解释的，因为这里的本质乃在于他内心中的浑噩，他心力的贫乏，他意志冲动的懦弱，那双不动声色的假面具，在某些人中间是被称为教养的，在尼古拉身上却成为他天性的一部分了。
沙皇的日记是一切证物中最可贵的一种：一日一日地过去，一年一年地下来，他的册页里尽拉扯着心灵空洞的记录。“散了很久的步，射死两只乌鸦。在阳光中饮茶。”步行，划船。又是乌鸦，又是饮茶。一切都在生物学的境界上。关于教会仪式的回忆，是以记录酒宴所用的同样笔调写下来的。
当国会召集的前几天，全国都在痉挛中震战，尼古拉写道：“4月14日。穿薄衬衣散步，又在皮舟中打桨。饮茶阳台。史丹娜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一同划船。读书。”关于读物，他没有写一个字，究竟是感伤主义的英国小说呢，还是警察厅的报告？“4月15日。接受维特[1]的辞呈。马丽与地米脱里同吃午饭，用车子送他们进宫。”
当决定解散国会的那一天，显宦方面与自由派人士都经历着一种恐怖的感情亢进症，而沙皇在日记上写道：“7月7日。星期五。早晨很忙。比平时较迟半小时与军官们同进早餐……暴雨，闷热。一起散步。接见高连茂金签署解散国会的法令！与奥尔加及彼蒂同进午餐，整个黄昏读书。”关于行将解散国会的问题，加上一个惊叹号，这是他感情的最高表现。
被解散的国会议员，号召人民拒缴赋税与停服军役。发生了许多次军事暴动：在斯维亚包格，喀琅施塔得，在战舰上与军队中。反对高级官员的革命恐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复活起来。而沙皇写道：“7月9日。星期日。事情发生了！国会今天关门。做完弥撒，进早餐时，看见许多人摆着一副心事脸孔。……天气好极。散步时遇到米夏叔，他昨天才打喀琴那回来。午饭前与整个黄昏，都静静地忙着。在皮舟中打桨。”他之打桨是在皮舟中，那是告诉了我们的；但是忙些什么呢，没有说。他的日记老是如此。
在同一的危急时期，稍后几日，他的日记是：“7月14日。穿好衣服，骑脚踏车到海滨浴场，海中游泳颇乐。”“7月15日。浴两次。很热。只有我们二人进午餐。阵雨。”“7月19日。晨浴。在田场上接见大臣。与夫拉地米尔叔及恰根同进早餐。”暴动与炸药的爆发，简直没有提到一笔，只写着：“可爱的事件！”这句话里含着的那种低级的淡漠之情。实在令人吃惊，此种淡漠从来不曾发展到自觉的厚颜无耻。
“早晨九点半，我们坐车到里海团部去……散步很久。天气是怪好的。洗海水浴。茶后，接见李沃夫与古契柯夫。”这次很突然地接见两个自由主义者，是因为斯托雷平企图使反对派的政治家参加自己的内阁，而关于这，沙皇却没有提到一个字。这位未来临时政府的领袖，李沃夫亲王，当时也说起过那次沙皇的接见：“我料想行将见到的皇上，该是受着悲痛的打击的吧，但是并不如此，出来接见我的却是一个穿着深红色衬衫的很有点快乐而活泼的家伙。”
沙皇的见识，不会比一个低级警官的见识来得宽广，他们之间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更懂得实际些，以及迷信比较的差些罢了。在许多年的过程中，尼古拉所阅读的，并由此获得他的思想的唯一报纸，乃是梅显尔斯基亲王用国帑来办的一种周刊，梅显尔斯基是官僚反动徒党中的一个卑贱与被收买的新闻记者，甚至为他自己的一伙所鄙视。沙皇的见识经历了两次战争与两次革命而不曾改变，因为在他的意识与事变之间，永远存在着淡漠这一个不能透过的中介物。
称尼古拉为宿命论者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只需加添一句：他的宿命论绝不是积极地依赖自己的“星宿”。相反的，尼古拉自以为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宿命论只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消极自保的形式，而它又与专横手携手地并进着；此种专横就其心理的动机说是渺小的，但就其后果说却是骇人的。
维特伯爵写道：“‘我要它如此，它就该如此，’这口号在这位懦弱统治者的一切行为中都表示出来，他只因懦弱之故，干了一切为他君临期间特有的事情——整批地叫那些多少有点无辜的人流血，而大部分又是全无目的的。……”
人们有时把尼古拉与他那半疯狂的高祖父保罗相比；他是被近臣得到他自己儿子——“祝福的”亚历山大的同意而窒死的。实际上，这两个罗曼诺夫氏在下述的性质上也确相近似：因不信自己而对一切人的不信，全能小人的猜忌，背信的感情，还有那可以称之为加冕巴利亚[2]的意识。不过保罗要无比地更有光彩些，在他的疯狂举动中含有幻想成分，虽然是不负责的幻想。而在这位后辈的身上，却一切都是灰暗的，没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尼古拉非但没有定见，而且一无信义。谄媚者称他为可爱的人，为惑人者，因为他对宫廷近臣们的态度是温柔的。不过沙皇恰恰对于那些业已决定撵走的大臣们，表示出特殊的温柔，大臣在接见时迷惑于分外的恩泽，但回家来却发见了叫他辞职的书信。这是沙皇对自己渺小无能之一种特殊的复仇法。
尼古拉在一切具有天才与大方的人们之前，总以仇恨的态度退缩着。他只当处身在全无才能与头脑空洞的人们中，在伪善者，在近乎白痴者，即在他不必仰首而望的人们中，才会觉得舒服。他具有自爱之心，甚至还是很强烈的自爱，但并非积极性的，它没有一点创意力，只是因为妒忌而用以防御的。他按照着每况愈下的原则来选择内阁大臣。具有智慧与品格的人，他只在最危急的情形中，当别无其它出路的时候，才召来任用，这和人们为救命而召请外科医生是一样的。当初之起用维特是如此，后来之对待斯托雷平也是如此。沙皇都用一种不甚掩饰的仇视态度来对付这两人。只叫局势的尖锐性一经过去，他便马上与这些顾问决裂，因为他们的身长太超过他了。裁汰的工作是那样有系统地进行了的，以至末届国会议长罗将柯，在1917年1月7日，当革命已敲着大门的时候，冒险启奏沙皇道：“在陛下的周围，已不剩一个可靠和诚实的人，一切好人都被撤职，或已退休，留着的只有一些臭名洋溢的人了。”
自由资产阶级想与宫廷觅得妥协的一切努力，都归泡影。不倦而宣闹的罗将柯企图用自己的报告来动摇沙皇，仍劳而无功！沙皇不但对于论辩，就是对于冒渎，也都置之不理，他只是静静地在准备解散国会。过去曾为沙皇宠儿，后来参与杀死拉斯布丁的大公爵地米脱里，对自己的同僚尤苏博夫亲王怨诉道：沙皇在总司令部，对周围的一切，一天比一天地更表示得冷淡了。依地米脱里之见，人们在给沙皇服用某一种药物，能使他的精神机能麻痹起来的。自由派的历史家米留可夫写道：“谣言盛行，都说沙皇这种智慧的与精神的麻木状态，是拼命用酒精来维持着的。”这一切都是虚构，或是夸张。沙皇毋须乎乞灵于麻醉剂，因为致命的“药物”早已生在他的血液里。不过在战争与那导成革命的国内危机这些大事变的背境中，那些毒药的表现特别刺目些罢了。拉斯布丁倒是一个心理学家，他简单地评论沙皇道：他“内里的东西不够。”
这个阴暗、平淡与“颇有教养”的人，却是残酷的。并非可怕的伊凡或彼得大帝那种积极的、为要追求历史目的而发挥出来的残酷——尼古拉第二的残酷与它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它乃是末代子孙为自己的末运所惊骇而发生的懦怯的残酷。早在本人统治的曙光期内，尼古拉就称赞法朗高利团的士兵为“好小子”，因为他们枪杀了工人。他老是“快意的读着”如何用鞭子抽打“剪发的”女学生，或在虐杀犹太人之时，人们如何打破了无防御力之人的脑盖的报告。这个戴着皇冠的痞子，全心全意地倾慕着社会的败类，与黑色百人团的流氓，他不仅慷国库之慨，给他们很多的钱，而且还爱跟他们谈论关于他们的事业，且当他们偶然杀害了反对派的议员时，还会原恕他们。维特，镇压第一次革命时那个政府的领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这些队伍的官长从事于无益暴行的消息传到皇上的耳中时，总会得到他的赞许，而且无论如何他总加以袒护。”当波罗的省总督要求撤换一个名叫立希脱尔的中尉，因他“但凭己意不经审判而处决好些无抵抗的人”时，沙皇在他的报告上批复道：“呀，多么好的小子！”这样的怂恿是多到无量数的。这个“迷人者”，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想象力，比古今史上的一切暴君都更加可怕。
沙皇受着沙后的很大影响，这影响是随着年月之进展与困难之加大而增长着。他们两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统一体。便是这个统一体，也已能表示出在环境的压力之下，个人要靠团体来补充到何种程度了。不过首先还得讲沙后本人。
大战时法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毛利斯·巴雷奥老格，是精通了法国学士院会员与女管门人的心理的，他给这位末代沙后绘了一帧仔细润饰过的小像：“道德上的不平和，间歇性的忧愁，无限的烦闷，精力盛衰的交替，关于彼岸与冥界之痛苦的思想，迷信——所有这些特点，那样清楚地表现于皇后的个性中的，难道不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吗？”不管这话是怎样的希奇，但在这个稍带甜味的谎语中，也确有着真理的粒子。无怪俄国的讽刺家萨尔透可夫要称那些由波罗的省男爵出身的大臣与省长们为“具有俄国灵魂的德国人”了，因为无疑地，正是那些与人民绝无关系的外国人，造就了“真正俄国”行政家的最纯粹的文化。
但依巴雷奥老格的话说来，沙后既那样彻底地把握着俄国人民的灵魂，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公开地仇视她呢？回答很简单：为要替自己新的处境作辩解，这个德国妇人便以冷酷的愤怒之情，采取了俄国中世纪制度（所有中世纪制度中之最贫乏与最丑陋者）的一切传统与训诫，但在这个时期，人民却正用了很大的力气，要从自己中世纪式的野蛮中解放出来呢。专制魔鬼确实迷住了这个黑森邦[3]的公主：她从自己的穷乡僻壤高升到拜詹廷专制主义的顶点，自然无论如何都不愿把它放手了。在正统派宗教中她找到了能适合于她的新命运的神秘主义与魔道。她愈加不屈不挠地相信自己的使命，则旧制度的丑陋便愈加显得赤裸。沙后以强有力的性格，与坚峻的热情补充着那个没有意志的沙皇，并且统治着他。
1916年3月17日，即在革命之前一年，那时这苦恼的国家已经在失败与破灭的挟榨机中压扁了，沙后给总司令部的丈夫写信道：“……你不应该施恩，组织责任内阁等等——不应该做他们所希望的一切事情。这一定得是你的战争与你的和平，光荣是你的与我们祖国的，决计不是国会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无论如何连说一句话的权利都没有。”这在无论哪一方面说来，都是一个完备的政纲。坚定地控制着这个经常动摇的沙皇的，正是她。
自从尼古拉出宫，来到军中，担任虚有其名的总司令以后，沙后便公然处理着内部的事情。大臣们进奏于她，仿佛到一个摄政的女皇那里去一样。她和宫廷中小范围内的近幸们进行阴谋，反对国会，反对大臣们，反对总司令部的将军，反对全世界，而且部分地也反对沙皇。1916年12月6日，沙后写信给沙皇道：“……既然你说要保留泼劳讨包包夫，他（脱连包夫首相）怎么敢出来反对你？把你的拳头敲着桌子，别让步，要做主人，要听你坚决的小妻子与我们‘朋友’的话，相信我们。”三天后，又写道：“你知道你是对的。高高地抬起你的头。命令脱连包夫跟他共同工作……把你的拳头敲着桌子。”这几句话仿佛是虚构出来的。但它们却摘自原信。其实要虚构也不能虚构到这个样子。
12月13日，沙后又唆使沙皇道：“只是不要答允责任内阁，所有的人都为它发狂。一切事都平静些与好些了，不过大家都要感到你的手腕。多么久了啊？已经整整几年了，人们对我说着同样的话：‘俄罗斯爱感受鞭子’，——这是他们的天性！”这个信奉正教的黑森邦女人，受温莎尔的（指英国王族。——译者）教育与头上戴着拜詹廷的皇冠，不仅是俄罗斯灵魂的“化身”，而且还有机地鄙视着这个灵魂：他们的天性需要鞭子，这是俄国沙后在皇朝崩落之前一月有半，给俄国沙皇写的信中论到俄国人民的一句话。
沙后的性格虽然优越，但在知识上却并不高于丈夫，甚至还比他为低；她之渴望处身在傻瓜笨蛋们中间，比她的丈夫更甚。沙皇与沙后和女官维罗博娃间那种亲密的与长期的友谊，可使我们测量出这对专制夫妇的精神高度。维罗博娃自称笨人，这倒不是谦虚。维特，人们不能否认他具有正确的眼光，他批评她是一个“最普通的、愚蠢的彼得格勒的姑娘，不美丽，像是饼干粉中的水泡”。年老的显官们，大使们与财政家们，奴颜婢膝地和这个贵人勾搭，她的智慧仅足以不忘了自己的钱袋，然而沙皇与沙后却曾和这个人在一起度过长长的时间，曾同她讨论大事，曾与她通信，或在通信中谈到她。她比国会，甚至比内阁都更有势力。
不过维罗博娃本人只是那个“朋友”与帝后之间的媒介罢了，“朋友”的权威超过了所有这三人，沙后给沙皇写信道：“……这是我私自的意见，我将弄清楚我们的‘朋友’的意见如何。”“朋友”的意见就不是私自的了，它能决定问题。“……我是坚决的”，几星期之后沙后坚持说：“不过听我的话，那意思也就是听我们的‘朋友’的话，以及在所有的事情上相信我们……我为你痛苦，像为一个柔弱与软心的小孩而痛苦一样，——小孩需要领导，但当上帝派了一个人来告诉他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却听从坏的顾问。”
由上帝派来的“朋友”——就是格里高利·拉斯布丁。
“……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祈祷，又给我们帮助，那末万事皆好了。”
“假使我们没有‘他’，那早已万事皆休，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的。”
* * *
在尼古拉与亚历山大拉（沙后名。——译者。）的整个君临期内，不仅从全俄国，而且还从各国输入了符咒师与女巫到宫廷里来。设立了一些专门探访巫师的大官，他们会依次围绕在某一个代神发言者的周围，在皇帝之前组成一个有力的上议院。其中不乏具有伯爵夫人名号的伪善的老妇，有终日无事颇觉疲倦的官员，也有雇佣着整个内阁的金融巨头。东正教的高级僧侣以忌嫉的眼光，看见了催眠术家与魔法家之间的未曾特许的竞争，于是急忙打道，升入到阴谋的中央圣殿里去。维特为要反对这个统治的小组，曾两次受挫，他称它为“生瘫病的宫廷狗党”。
朝廷愈加孤立，皇帝愈觉没有保障，那他愈加需要彼岸世界的帮助。某些野蛮人为要求情，便用绳子缚住一小块板在空中摇动着。沙皇与沙后则利用小板来谋达许多极其不同的目的。在沙皇乘坐的车厢里，发见了一个完备的礼拜堂，其中有大小神像，与各式各样祭祝的物件，这些东西他最初用以对敌日本的，后来用以抵抗德国的炮火。
宫廷中人的程度，本是代代相承，无有变化。在那个被称为“解放者”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治下，大公爵们是真心相信着家鬼与女巫的。在亚历山大三世的治下，并不见得好些，只是比较的平静些。“生瘫病的狗党”从来存在，不过分子变换着，方法更新着罢了。尼古拉第二并不曾创造，只是从他祖宗那里继承着野蛮中世纪的宫廷风气。可是，在这几十年中，国家却改变了，任务复杂了，文化提高了，而宫廷中人就显得落在很远的后面了。如果皇朝在鞭笞之下向新势力让了步，那它在内心里却是完全不能现代化的，它反而闭关起来，当它尚未成为笼罩全国的一种讨厌的恶梦时，中世纪制度的精神早在仇恨与恐怖的重压之下凝厚起来。
将近1905年11月1日，即在第一次革命最紧急的时期，沙皇在日记上写道：“我们认识了一个神人，格里高利，来自土包尔斯克省”。这就是拉斯布丁，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头上有一个光光的创疤，是因为当年偷马给人打伤了的。这个“神人”在恰好的时期出来，很快便找到了达官们的帮手，更确切地说，倒毋宁是他们找到了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小团体，它紧紧地抓住了沙后，复经她而牢牢地抓住了沙皇。
从1913年至1914年间的冬季起，在彼得堡的最高社会中已经公开谈论着：一切最高官员的任命，官职之设置与契约的订定，都惟拉斯布丁的一党是赖。“长老”本人逐渐变成国家的一种机关了。他很周密地由卫队保护着，而与他竞争的阁员们则以同样周密的态度追踪着他。警察厅的侦探们在日记上每小时都记着他的生活，而且也没有漏掉了这个报告：当他访问故村包克洛夫斯基时，拉斯布丁喝得多醉，且和自己的父亲怎样作流血的斗殴。在同一天，即在1915年9月9日，拉布斯丁打了两个亲善的电报：一个给住在皇村的沙后，另一个给那住在总司令部的沙皇。
侦探们用史诗的笔调，每天登记着这位“朋友”的酒宴。“今天晨间五时回来，极醉。”“从25日至26日那个夜里，女伶V和拉斯布丁过夜。”“他同亲王夫人D.（沙皇宫中某侍从官之妻）来到亚斯多里亚旅馆……”，这里并列地又写着：“大约在晚间11时从皇村回家。”“拉斯布丁同亲王夫人Sh.回家，颇醉，不久又一共出去。”次日清晨或晚间，他旅行到皇村去。对于侦探所发那个具有怜惜之意的问题：为什么“长老”总是思索着？所得的回答是：“他决不定究竟召集国会呢，还是不召集。”以后记的又是：“晨间五时回家，醉得很。”这样地，在长年累月中，那调子总是在三个键上弹着：“醉得很”，“颇醉”，“极醉”。这些有关国家的重要报告汇编在一起，且由宪兵长官格洛巴乔夫将军签署作证。
拉布斯丁势力的全盛时代延长了六年，即皇朝最后的几年。“他在彼得堡的生活”，尤苏博夫亲王（他在某种限度以内也是这种生活的一个参加人，后来他杀死了拉斯布丁）说道：“变成为一种永无间断的欢宴，变成为一个突然走运的囚犯的泥醉的纵乐。”国会议长罗将柯写道：“我手里有一大堆母亲们写来的信，她们的女儿给这个无耻的淫棍污辱了。”同时，彼得格勒区的大司教必脱里姆，与差不多目不识丁的大主教伐尔那伐，却是仗拉斯布丁的力量而得到这两个位置的。神圣宗教院的总检事萨勃来尔，长期间由拉斯布丁支持着，而拒绝接见“长老”的高高夫次夫首相，则是凭拉斯布丁的意志撵走的。拉斯布丁在任命史朵梅尔为内阁会议主席，泼老讨包包夫为内务大臣，拉也夫为宗教院新的总检事长，以及任命其它的许多人。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使巴雷奥老格设法跟拉斯布丁见到了面，同他接吻，并且喊道：Voilà un veritable illuminé（呀，这才是一个真正得天启的人！）他这样干，为的是要获得沙后的欢心，以期有利于法国的事业。“长老”的财政代办犹太人谢曼诺维奇——此人在秘密警察的记录上是一个俱乐部里的赌徒与重利盘剥者——经过拉斯布丁，把那个全无信义的家伙道勃罗伏尔斯基弄上去做司法大臣。
关于新的任命，沙后给沙皇写信道：“你把这张小小的名单保留在身边，我们的‘朋友’请你关于所有这些人都和泼老讨包包夫讨论一下。”过了两天：“我们的‘朋友’说，史朵梅尔还可以当几天内阁会议的主席。”又说：“泼老讨包包夫在我们的‘朋友’之前表示尊敬，他将有福了。”
在这几天中的一天，即当侦探们登记着酒瓶和女人的数目那几天中的一天，沙后在一封写给沙皇的信中悲叹着道：“人们责备拉布斯丁，说他吻抱女人等等。读读使徒们的行传好了，——他们吻抱所有的人作为敬礼的表示。”引证《使徒行传》也不见得能叫侦探们信服。在另一封信中，沙后走得更远，她写道：“在晚祷时，我那样的想起我们的‘朋友’：文人和法利赛人怎样地迫害基督，他们假装出是完人的样子……但是实际呢，在自己的国度里并没有先知。”
将拉布斯丁与基督相比，在宫廷范围中是习以为常的，而且决非偶然。沙皇夫妇在历史的威力之前所感到的惊恐是太尖锐了，以致他们不能自满于非人格的神与福音书中基督那个若有若无的影子。应该让那个“人子”重新降临。在拉布斯丁的身上，这个被遗弃的和临终挣扎的皇朝，找到了一个按照自己形象做成的基督。
旧朝的参议员塔庚崔夫说道：“如果不曾有拉布斯丁其人，那也得造出一个来的。”这几字所含有的意思，比写这几个字的人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假使我们把流氓主义这个名词的意义了解成社会下层一些反社会的寄生分子的极端表现，那我们能有十足的权利称拉布斯丁主义为戴上皇冠的登峰造极的流氓主义。
[1] 维特(1849～1915)，自由主义官僚。1905～1906年为沙俄立宪政府第一任首相。1905年10～12月，他一面建议沙皇发表《十月十七日宣言》，许诺给人民一定政治权利，同资产阶级的代表进行入阁的谈判；一面派兵镇压塞瓦斯托波尔、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和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C.R
[2] 印度最下等的流氓。——译者
[3] 黑森邦属德，本为一公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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