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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临时政府与执行委员会，想怎样来对付战争与军队呢？
首先得了解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因为它演奏着第一把小提琴。照外表看，自由派的战争政策仍旧是进攻的，爱国主义的，掠夺的，不可调和的。事实上，它却是自相矛盾的，背信破约的，而且很快就成为失败主义的了。
罗将柯在事后写道：“假使不曾发生革命，战争也同样要失败，而且极可信的会签订单独和约。”罗将柯的意见素不以独立性见称，但正因为此，它表示了自由派保守分子的执中意见。禁卫军各营的暴动所预告了占有阶级的，不是国外的胜利，而是国内的失败。自由派最不能在这一点上存着幻想，因为他们事先见到了危险，且曾尽可能进行斗争来反对这个危险。米留可夫那种意外的革命乐观，即把革命解释成走向胜利的一个阶段，这在实质上乃是绝望挣扎的一个最后资源。和战问题之于自由派，差不多早已不再成为独立的问题了。他们觉得，他们将不能利用革命来进行战争。在他们面前，升起了另一个更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战争来反对革命。
关于战后俄国国际地位的许多问题，有如：旧欠与新债，资本市场与销售市场；现在当然还置于俄国资产阶级的领袖之前。但直接决定它的政策的并不是这些问题了。今天的事情并非要替资产阶级的俄罗斯保证一些最有利的国际条件，而是要拯救资产阶级制度本身，即使以俄国之更加削弱为代价，亦在所不惜。“首先得恢复健康”，受了重伤的阶级说，“然后才来把事情弄上秩序。”恢复健康的意思，就是要镇压革命。
资产阶级只有保持战争的催眠状态与沙文主义[1]的情绪，才能与群众，首先与军队，维持一种政治联系，借以反对那所谓革命的加深者。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承继自沙皇时代的战争（它的同盟者与目的都还照旧）对人民说成为一种新战争，是革命胜利与希望的一种保卫。如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值得的。但是怎样做到它呢？自由派坚决地想把昨天用以反对拉斯布丁私党的那个爱国主义舆论组织，全部掉转来反对革命。他们既然不曾救住皇朝这个反对人民的最高法庭，那就更加要拉住同盟者了，因为在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场合，协约国总是一个最有力的控诉法庭，它比俄国皇朝从来所能发挥的裁判力还要无比地强些。
继续战争，就能使他们有理由来保持军事的与官僚的旧机关，延宕立宪会议，使革命的全国屈服于前线，即屈服于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的将军团。一切内政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以及所有的社会立法，都要拖延到战事终结，而这又要拖延到自由派并不相信的战争胜利。消耗敌人的战争，变成为消耗革命的战争了。这也许不是一个完成的计划，并非事先想好，也不曾在正式会议上讨论过的。不过并不必要。反正那计划是从自由派过去的全部政策，且从革命造成的环境中必然发生出来的。
米留可夫既被逼走上了战争道路，自无事前拒绝参加分赃之理。因为协约国获胜的希望还是十分真实，况且自美国参战之后，这希望就异常地增大了。诚然，协约国是一回事，俄国又是一回事，俄国资产阶级在几年之间，学习到一点东西，它懂得由于俄国经济与军事上的荏弱，协约国便是战胜了中欧诸帝国，其势也必然是对俄国的胜利，因为无论如何，俄国将来从战争中出来，一定是被打溃的与减弱的了。但自由派帝国主义者故意决心对这前途闭着眼。除此之外，他们实在已无事可为了。古契柯夫公然对他周围的人说，只有奇迹才能救得了俄国，而他，即陆军部长的政纲，也就是由对奇迹的希望来造成的。为了国内政策，米留可夫需要有胜利的神话。至于他本人对胜利还相信到何种程度，那是不重要的。不过他固执地断定道，君士坦丁堡非归属于我们不可。在这一点上，他是以他特有的厚颜无耻来行动的。3月20日，俄国外交部长劝协约国大使们出卖塞尔维亚，借以购得保加利亚对中欧诸帝国的叛变。法国大使皱皱眉头，但是米留可夫却坚持着“在这问题上必须放弃感伤主义的思考”，同时，必须放弃他自第一次革命被扑灭以来就宣传了的新斯拉夫主义。恩格斯早在1882年就对倍恩斯坦写过：“所有这些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鬼话归结到什么呢？归结到君士坦丁堡的夺取——此外无他。”这真不是没有理由的。
亲德，甚至被德人收买这一个罪名，昨天还用以反对宫廷近悻党的，今天却变成为反对革命的一把毒刃了。这种论调在立宪民主党的演说与文章中，愈来愈勇敢、响亮、与露骨了。自由派在夺取土耳其的领海之前，却把革命的水源弄脏，且在它的井水里下了毒药。
决不是全体自由派领袖们，至少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在革命后就对战争问题采取了不可调和的立场。许多人还保持着革命的情绪，憧憬着单独媾和的前途。某些个起领导作用的立宪民主党人，事后曾以十分坦白的态度说到这一点。纳博科夫，据他自己承认，已经在3月7日，还跟政府人员谈到单独媾和。某几个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曾共同企图对自己的领袖证明战争持续之不可能。据诺尔特男爵说：“米留可夫以他特有的冷静的明确态度，说明战争目的必须达到。”当时接近于立宪民主党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赞成米留可夫，断定“军队是能够恢复起来的”。这个造成灾难的谋士，显然以为恢复军队乃是他的天责呢。
自由派与民主派中的某些人，比较天真些的，不懂得米留可夫的路线，以为他简直是同盟者的忠贞骑士，是协约国的堂吉诃德先生[2]。那是怎样的一种糊涂见解啊！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米留可夫毫不犹豫便动身到德国人占领的基辅去，向霍亨索伦政府卖身投靠，诚然那政府并不曾急忙地就接受了他的投效。当时米留可夫的最贴近目的，乃是为要同布尔什维克斗争，去获取德国黄金，这宗黄金的鬼影，他不久以前曾想用以辱没革命的。1918年米留可夫对德国的申请，和他在1917年头几月中摧毁德国的政纲一样，在许多自由派人士看来，同样是不能了解的。但这不过是同一块徽章的两面罢了。米留可夫之准备背弃同盟国，和他以前之准备背弃塞尔维亚一般，并不曾背离他自己，也不曾背离他自己的阶级。他执行着同一个政策，如果这政策看来觉得丑陋，那不是他的罪过。在沙皇制度下试探着单独媾和的道路借以避免革命；要求作战至最后胜利，以便对付二月革命；后来又谋与霍亨索伦勾结来推翻十月革命——米留可夫同样地忠于有产阶级的利益。假使他终于不曾帮助这些阶级，每次都在新的墙壁上撞碎了脑袋，那只是因为他的主人业已陷在死巷中之故。
在革命后的最初一个时期中，米留可夫所特别需要的，就是敌人的一次进攻，德国人对准革命脑壳的一顿好打。但是不幸得很，3月与4月，由气候的观点来看，在俄国前线作大规模行动是不利的。而更重要的，则因为德国人自己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了，所以经过很大犹豫之后，便决定让俄国革命去自生自灭。只有李心琴将军，（德国将军——译者）当3月20日与21日，在史刀霍特河私自有所发动。他的胜利吓怕了德国政府，同时却使俄国政府欢喜。总司令部在沙皇时代常无耻地夸大每一小小的胜利，而现在则以同样的无耻态度，夸大着史刀霍特河上的败北。自由派的报章则亦步亦趋地跟在总司令部之后。他们用以往描写俘虏及战利品的那种同样的笔调，来描写俄国军队不中用与狼狈的情形，以及它的损失。资产阶级与将军们显然已转入失败主义立场了。但李心琴给他的上级官长止住了。前线又站定在春天的泥泞与期待之中。
以战争反对革命这一个阴谋，只在一个条件之下才有成功希望，即如果那几个率领着民众的中间政党，肯替自由派的政策起一种传达机作用。自由派是不能把战争思想与革命思想联合起来的；因为还只在昨天，它宣称革命只能使战争溃败。这任务是由民主派来担任。但在民主党之前，“秘密”当然是不能揭穿的。应该不叫他们来参与计划，而用勾子吊住他们。应该利用他们的成见，他们对自己国事见解的自负，他们在无政府之前所感到的恐怖，他们在资产阶级之前那种迷信的拜服，来吊住他们。
在最初几天内，社会主义者——为了简短起见，我们不得不用这名词来称呼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竟不知如何对付战争是好。齐赫泽叹着气：“我们从来总是说反对战争，现在我怎能主张继续作战呢？”3月10日，执行委员会决定给法兰次·梅林[3]打一个致敬的电报。左派用这一个小小姿态，企图使他们不很活动的社会主义的良心安静下来。关于战争，苏维埃还是不说一句话。领袖们恐怕在这问题上会与临时政府引起冲突，且使几星期来甜蜜的“联络”发生阴霾。他们同等地也害怕自己队伍中的分裂。他们中间有祖国的保卫派，也有齐美尔瓦尔得派。其中每派都过分估计了相互间的不同意见。其实在大战期中，极大部分的革命知识分子早已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资产阶级化的变形。公开的或掩饰的爱国主义，已将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联合在一起，把他们从群众方面拉开了。左派用以自掩的那面齐美尔瓦尔得的旗帜，虽不曾予他们以多大束缚，同时却使他们不曾公然与拉斯布丁私党作爱国主义的团结。但是现在，罗曼诺夫的统治业已推翻。俄罗斯已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了。俄国那种以各色彩衣嬉戏着的自由，在处于军事独裁之下，为警察严密监视的欧洲的背景中，显得太清楚了。“难道我们不应该保卫我们的革命以反对霍亨索伦吗？”高踞在执行委员会上层的新老爱国家们这样的惊喊着。苏汉诺夫与史铁洛夫型的齐美尔瓦尔得派，不自信地指出战争仍旧是帝国主义性的，因为自由派不是声明过吗，革命应该保证沙皇时早已计划好的侵略？齐赫泽则很烦恼地说：“现在我怎能主张继续作战呢？”但这些齐美尔瓦尔得派既然自动把政权移交给自由派，那末，他们对自由派的政策的反对就只能挂在空中了。经过几星期的动摇与反抗之后，米留可夫计划的第一部分，在策列铁里的合作之下，便很顺利地决定了：这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蹩脚的民主派，被绑缚在战争的羁轭中，且在自由派的鞭笞之下，想竭尽他们的绵力来保证胜利……保证协约国对俄国，美洲对欧洲的胜利。
妥协派的主要作用就是把群众的革命力转接到爱国主义的电线上去。他们一方面努力想重振军队的作战力——这是困难的。另方面他们则企图劝诱协约国政府将来不要从事掠夺——这是可笑的。在这两项努力中，他们都从幻想转入失望，从错误走向耻辱。现在让我们来指出这条路上的头几块路标吧。
罗将柯在他短短几小时的尊荣期间，却能发布了一道命令，叫士兵们立刻回营，并服从长官。这命令在卫戍军中引起的愤激，竟使苏维埃不得不以它头几次会议的一次来讨论士兵的前途问题。在几小时的火热空气中，在群众大会般会议的扰攘中，在缺席的领袖无法管束的士兵的直接授命中，产生了这条著名的“第一号命令”。这是二月革命中唯一有价值的文件，是革命军队的自由宪章。它那勇敢的条款，给军队定下了一个走向新路的有组织的出口，这些条款是：由选举方法产生的委员会必须在一切军事部队中成立；士兵应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在一切政治行动上，士兵应服从苏维埃及自己的委员会；武器应由各团各营的委员会管理，“无论如何不可交给官长”；上班时，应执行最严格的纪律，落差时，则享受完全的公民权；落差时之敬礼与军官官阶概予取消；禁止对士兵的粗暴待遇，特别要禁用不客气的“你”字等称呼。
这是彼得格勒士兵们从他们的参加革命做出来的结论。他们能做出别的结论来吗？没有一个人反对它们。当准备这道命令之时，苏维埃的领袖们在为一件比较崇高的事情操心，他们正和自由派进行谈判。这在后来，当他们要在资产阶级与司令部面前辩解时，使他们能以罪行发生时本人并不在场这一答复来推诿。
那个很快恢复过精神来的执行委员会，与“第一号命令”同时，又将一份告士兵书送到印刷所去，当作毒药用，这宣言以反对私自审讯官长为借口，要求士兵服从旧军官们。排字匠干脆拒绝排印这个文件。写这文件的民主派，气愤得忘其所以：我们到底往哪里去？不过你如果以为排字匠渴望对军官们实行流血的报复，那是错误的。在他们看来，在革命的次日要求士兵服从沙皇的将军们，总仿佛是开启了一扇走向反革命的门户罢了。当然，排字匠是越了权的。但他们觉得自己不仅是排字匠了。依他们之见，问题是关于革命的头颅的。
在这最初几天中，当士兵与工人都为那些重回军队的军官们的命运而极度激昂时，一个接近于布尔什维克派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区际派”[4]以革命的胆气提出了这一个痛苦的问题。他们所发的一个告士兵书说道：“为使贵族与军官不能欺骗你们，你们得挑选你们自己的连排长，营长与团长。只接受那些你们知道是人民之友的军官们。”这一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完全适合局势的宣言，立刻被执行委员会没收了，而齐赫泽在他的演说中，称之为阴谋挑拨者的行为。由此可见，在予左边以打击之时，民主派是毫不迟疑便限制出版自由的。幸而他们自己的自由也有限得很，因为工人与士兵虽然拥护执行委员会，把它当作他们的最高机关，但在一切重要时机，总会用直接干预来改正领导者的政策的。还不到两天，执行委员会就企图用“第二号命令”来取消“第一号命令”，即声明“第一号命令”只适用于彼得格勒军区。但是徒劳！“第一号命令”是取消不了的，因为它没有新创出一点东西，不过把前后方军队中早已发生的东西加以巩固，并加以承认罢了。便是那些自由派议员们，与士兵们对面相见时，也要利用“第一号命令”来自卫，借以答复问题与责难。但在“大的政治”中，这一道勇敢的命令却成为资产阶级用以反对苏维埃的一个主要口实了。从那时起，常败的将军们在“第一号命令”中，发现了使他们无法摧毁德国军队的的一个主要障碍，关于这道命令的来源，甚至还追溯到了德国！妥协派是不倦地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道歉，并企图把那从左手溜出来的东西，用右手再拿回去，因而叫士兵们感到惶惑。
这时，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下层代表们，则已在要求用选举方法产生军官了。民主派惊愕了。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论据来反对，苏汉诺夫想拿这个思想来吓唬代表们，就是说，业已接收了他们交去的政权的资产阶级，是不会赞成军官选举的。民主派公然躲藏在古契柯夫的背后。在他们的把戏中，自由派应该占着皇朝在自由派的把戏中所应占的地位。“当我从演说台上下来回到自己坐位上去时”，苏汉诺夫讲道，“一个士兵拦住我的去路，对着我脸子挥拳，愤愤地喊些什么绅士们是从来不曾蒙上士兵的皮，那一类话。”这次“过火行动”之后，我们这位民主主义者完全失去了他内心中的平衡，跑去寻找克伦斯基，只在后者的帮助之下，“问题才算敷衍过去”。这些家伙一无所事，只是在把问题敷衍过去。
有两个星期之久，他们竟能假装着没有注意战争。但终于不能再拖了。3月14日，执行委员会将一个由苏汉诺夫起草的宣言草稿提交苏维埃，名称是“告全世界民众书”。自由派报章马上称这文件——联合了左右两妥协派的文件——为外交政策中的第一号命令。不过这个诌媚的批评，却与它所批评的文件同样地虚伪。“第一号命令”是下层群众自己对革命在军队前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忠实的答复。而3月14日的宣言，则是上层分子对士兵与工人忠实地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之背信的答复。
那宣言当然表示着和平的愿望，并且还愿望着不侵略与不赔偿的民主和平。不过早在二月革命之前许久，西方的帝国主义者就已经学会了利用这同一术语了。那时威尔逊准备借以参战的，恰好就是那持久、忠实、与民主的和平啊。那位虔信的阿斯奎司君[5]在国会中做了一个关于侵略的渊博分类，由此可以无疑地得出一个结论来，即凡与大不列颠的利益相冲突的侵略，都是不道德的，所以该受谴责。至于法国外交的本质呢？那就在于使商店老板与高利贷者的贪婪，获得极度博施济众的面貌。苏维埃的文件，我们不能否认它动机之简单真纯，却致命地陷入官方法国那种伪善的故辙中了。宣言答应“坚决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反对外国军国主义。法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从1914年8月起，所忙的恰恰就是这件事业。“人民把和战问题的决定权拿在自己手里的时机，已经到了”，宣言上这样说，然而宣言的作者们，却以俄国人民的名义，已正好把这问题的决定权交给大资产阶级了。宣言号召德国与奥匈的工人们，“拒绝当君王、地主、与银行家手中的征略与强夺的工具！”这句话乃是一篇谎言的精髓，因为苏维埃的领袖们无意破裂他们自己与大不列颠与比利时国王，与日本皇帝，与他们本国及协约国的地主与银行家所缔结的联盟。苏维埃的领袖们既把外交政策的领导权，交给了那位不久以前还想变东普鲁士为俄国行省的米留可夫，却来号召德国与奥匈的工人效法俄国革命。他们那种戏剧似的斥责屠杀，一点也改变不了什么，这玩意连教皇都在干。妥协派借助于反对银行家、地主、与君王的影子那种感人的空话时，将二月革命变成为真正君王、地主、与银行家的一个工具。劳合·乔治[6]在他打给临时政府的贺电中，早就估量革命为这样的一个证据，即证明“此次战争在其基本上乃是一个为人民政府与自由而进行的斗争”。3月14日的宣言“在基本上”是劳合·乔治相一致的，且予美国的战争宣传以一个无价的帮助。米留可夫的报纸说得三倍正确，当它写道：“宣言虽以这样典型的一种和平主义格调开始，但它本质上所发挥的思想，却与我们及我们所有同盟者的思想共通。”如果尽管如此，自由派还是不只一次地竭力攻击这个宣言，且法国新闻检查处根本不让它通过，那只因怕那革命的，但尚无信心的群众将予这一文件以自己的解释罢了。
宣言为齐美尔瓦尔得派所写，但它表示出爱国主义一翼的原则的胜利。各个地方苏维埃急忙地响应这个信号。“以（国内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一口号被宣布为不可允许的。甚至在布尔什维克颇有力量的乌拉尔与考斯脱罗马，也全体一致接受了这个爱国主义宣言。这样，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没有予这虚伪文件以反对，也就不足为怪了。
几星期后，已不得不对这汇票作部分的支付了。临时政府发行一种战债，这当然是称之为“自由公债”的。策列铁里解释道：因为政府“一般与整个地”在履行着它的任务，所以民主派应该拥护这种内债。执行委员会中，反对者的票数占三分之一强。但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4月22日）上，在全数大约二千票中，只有一百一十二票反对国债。由此，人们有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执行委员会比苏维埃要左得多。然而这是不对的。苏维埃只是比执行委员会来得诚实些罢了。如果战争是保护革命的，那你就得出钱去继续战争，就得拥护战债。执行委员会并非较为革命些，而是比较会推诿些。它是生存在模棱两可与保留态度之上的。它“一般与整个地”拥护着那个由自己造成的政府，而在“只当如何，才能如何”的形式中，替战争负着责任。这种小鬼计在群众是玩不来的。士兵们不能“只当如何”，才能作战，也不能“一般与整个地”去送死。
为要巩固经世为国的思想对于梦想之胜利起见，于是在4月1日，正式任命那个在3月5日曾想枪毙一切宣传“匪帮”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为全体武装力量的首领。从那时起，一切都秩序井然了。沙皇外交政策的提线人米留可夫，做了外交部长；沙皇时代的军事领袖阿列克谢耶夫，成为革命的总司令。承续关系是完全恢复转来了。
同时苏维埃的领袖们却为局势的逻辑所逼，不得不去解开他们自己所编的那只网的活结。官方民主派对于他们自己所容忍与拥护的军官们，害怕得要命，他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权威来对抗这些军官，同时企图在下级士兵中寻找权威的支持，且尽可能地使那权威与军官们分离。在3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认为在各部队与各军事机关中设置苏维埃的特派委员是很好的。这样就在士兵与苏维埃之间建立了一个三重联系：各部队选派代表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它的委员到各部队里；最后每部队之首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成为苏维埃的一种下层细胞。
特派委员们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要监视参谋部与司令官们在政治上之是否可靠。“民主政制在这方面，也许做得比专制政体更加过分”，邓尼金愤慨地说。立刻他又吹牛说，他的参谋部多么巧妙地截留了并交给他看特派委员们与彼得格勒所通的密信。要监视皇党与封建地主——还有比这更加叫人生气的事吗？至于偷窃委员们与政府的通信，那当然是另一回事罗。但不管它在道德上说来究竟如何，而当时军队的统治机构的内幕，却是极其清楚的：每一方都害怕着对方，相互以敌对的态度监视着，他们只因大家害怕士兵才得联合在一起。甚至那些将军们与提督们，不管他们怀着怎样的远大希望与计划，却也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的烟幕，事情便没法安定。关于舰队上设置委员会的决议，系由高尔却克拟就。他打算在将来窒死它们。但既然今天没有委员会便不能前进一步，所以高尔却克就请求总司令部设置这个机关。马尔可夫将军，未来白军首领之一，也以同样方式，在4月初，向部队里上了一个计划，要设置特派委员会来考察司令长官们的忠贞。这样，“军队中那些世代相承的老法规”——即军事官僚主义的传统——在革命的压力之下，稻草似的给摧毁了。
士兵们则从相反的角度来观察委员会，他们团聚在它们的周围，借以反对司令长官。委员会虽然保护官长而反对士兵，但这只在某种限度之内是如此。凡与委员会发生了冲突的军官，那他的境遇就不堪了。这样就造成了士兵们撵走司令官的一种不成文法。据邓尼金说，在7月边，西线上有六十个军官——官阶自军长起一直到团长——给撵走了。撤换军官的同样事情，也发生于各团之内。
这时，在陆军部里，在执行委员会里，在联络委员会的会议上，正进行着一种细心的文案上的工作，为的要在军队中建立起“合理”关系，要提高军官们的威望，以及使军队委员会起一种次要的与主要是经济的作用。但正当高级领袖用了一把扫帚的影子，在扫除革命的影子时，各个委员会却确实发展成一个有力的系统了，它向上发展，直至与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相衔接，且在组织上巩固了执行委员会对军队的统制。可是执行委员会利用了这点统制力，主要的目的却是要以特派委员及各委员会作中介，把军队再度拉进战争中去。士兵们愈加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了：由我们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为什么时常说些并非我们士兵想到的话，而是官长们要我们说的那些话呢！
战壕里派谴更多的代表到首都来，以便明了实情。从4月初起，前线士兵回返首都的那个运动，变成不断的了。陶立特宫中，每天举行着集体谈话。来到的士兵笨重地动着他们的脑筋，想了解执行委员会政策的秘密，因它从没有清楚地答复过一个问题。军队迟钝地转到苏维埃立场上来，但只为要更明白相信苏维埃领导的破产。
自由派不敢公开反对苏维埃，但企图进行斗争来夺取军队。当然，沙文主义是必须拿来作他们与士兵间的纽带的。立宪民主党部长兴格略夫在一次与战壕代表团所作的会谈中，拥护古契柯夫所发的那道禁止“不必要的优待”俘虏的命令，并且还谈到了“德国人的兽行”。这位部长得不到丝毫同情。那会议坚决主张改善俘虏待遇。正是这些人，自由派曾不绝地说他们过火与残忍的。但来自前线的灰色人却有他们自己的标准，他们以为为了士兵们之受侮辱而拿一个军官来报复是允许的，但为了鲁登道夫[7]之真实的或虚幻的兽行而对一个被俘的德国兵复仇，在他们觉得是可鄙的。道德的永恒标准，唉，与那些粗鲁与生虱的农民是格格不入。
由于资产阶级想控制军队的企图，自由派与妥协派之间发生了一种竞争，虽然它完全没有发展出来。这是在西线的代表大会上，它举行于4月7日至10日。这个包括一整条战线代表的第一次大会，乃是军队的一次决定性的政治测验，双方都派了最好的力量到明斯克去。苏维埃派的是：策列铁里，齐赫泽，史高倍列夫，格伏士吉夫。资产阶级方面派的是：罗将柯本人，立宪民主党中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aes，古希腊的雄辩家——译者）劳及乔夫，以及其他人。一种极度紧张的情绪，笼罩着明斯克戏院的拥挤大厅，更由此波及到全城。代表们的报告描绘了一幅关于实情的图画。敌我士兵亲善的行为，全线在进行着；士兵们愈来愈勇敢地拿取了发动权；司令长官们甚至不敢拟想镇压之法。自由派在这里能说什么呢？面对着这些情感热烈的听众，他们立刻抛弃了以自己决议来对抗苏维埃决议的那个心思。他们自限于在祝贺的演说中保有一种爱国主义腔调，不久他们就根本消失了。民主派不战而赢得了斗争。但他们并非要领着群众来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要拉他们后退。和平的口号——它与3月14日宣言所指的那种保卫革命之戏，模棱两可的交织着——统治了大会。苏维埃关于战争的决议，由六百六十票对八票的多数通过，另有四十六票弃权。自由派的最后希望，即以前线反对后方，以军队对抗苏维埃，就此烟消云散了。可是，民主派领袖开完了大会回来，却为自己的胜利所骇住了，他们并不曾为胜利所鼓励。他们已看到了革命所唤起的幽灵，而且觉得要驾御这些幽灵，乃是他们能力所不及的。
[1] Chauvinism，即极端褊狭的军事爱国主义，出身于法国拿破仑属下的军官尼古拉·沙文，此人疯狂地追求着军事光荣。——译者。
[2] Don Quixote，西班牙塞凡底斯名著中的人物，指一个不合时代的可笑骑士。——译者。
[3] Franz Mehring（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与史家，大战时保持国际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共创斯巴达克团。——译者
[4] 托氏本人即参加该组织，七月间与布尔什维克合并。——译者。
[5] H. H. Asquith（1852—192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曾任首相。——译者。
[6] Lloyd George，英国自由党领袖。1916—1922年任首相；是武装干涉和封锁苏维埃俄国的鼓吹者和策划者之一。－C.R
[7] 第一次大战时德军总参谋长。——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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