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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土地问题构成了革命之下层土壤。在直接由农奴制发生的古旧的土地制度中，在地主们的传统权力中，在地主、地方行政机关与等级性的“地方自治会议”所结成的紧密联系中，盘生着俄国生活之最野蛮现象的根，而这些现象则以拉斯布丁的皇朝为其顶点。成为数百年来亚细亚制度之支持的农民，同时也就是这制度之第一个牺牲者。
在二月革命后的最初几星期中，乡村差不多没有动静。最积极的壮丁正在前线。留在家中的老辈，那是记得太清楚了：每次革命都是怎样给讨伐军镇压下去的。乡村不说话，因此，城市也不说关于乡村的话。但是农民战争的鬼怪，早已从三月事变那几天起升起在地主们的巢穴之上了。从最贵族的，亦即从最落后与最反动的省份中，求救的呼声，在没有发生真实危险之前便传来了。自由派敏感地反映着地主们的恐怖。妥协派则反映着自由派的情绪。革命后，那位“左派的”苏汉诺夫发议论道：“在最近几星期内强行解决土地问题是有害的；而且也毫无一点必要。”我们已经知道了，要强行解决和平问题与八小时工作制问题，苏汉诺夫也同样认为是有害的。躲避困难——比较得简单些。此外，地主们还害怕土地关系一经动摇，会对播种与城市的粮食，发生有害影响。执行委员会打电报到各地，要“他们不要专心于土地问题而忽略了城市的粮食”。
在好多地方，受革命惊吓的地主们，不播春种。在全国严重的粮食恐慌之下，这些荒芜的田地，似乎本身就要起来召唤新主人了。农民是忧郁地激动着。地主们对新政府不存希望，赶快去出清自己的产业。富农拼命来买地主土地，心想他们既然是农民，强迫征收的办法不会施用到他们身上来的。有许多的土地买卖是显然假的。人们假定着：在某个标准数之下的私产是可以免于征收的；因此地主们便将自己的产业假意分成几小部分，造成许多傀儡业主。土地常常转让给协约国或中立国的外国公民。富农投机与地主的诡计，有使在立宪会议召开时，根本不再剩有公地之虞。
乡村看到了这些鬼把戏。由此发生了一个要求：下令禁止任何土地买卖。步行的农民们进城来，到新官长那里去为要寻求土地与公道。部长们于热情辩论或喝采之后，走出会场时，在门口碰到了农民代表的灰色人物，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苏汉诺夫讲过有一个步行来的农民代表，怎样含着眼泪，祈求部长老爷们颁布法律，保护公地使不致被人出卖的情形。“克伦斯基，兴奋的与面色惨白的，不耐烦地打断了农民的请求，说道：‘我说过：这是要办的，就是说，将要这样办的，……你不用拿这种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苏汉诺夫亲自看见这幕活剧，又加添几句道：“我是一字一句地转述着他的话，——克伦斯基是对的：农民们用疑惑的眼光看着这位著名的人民部长与领袖。”在这个短短的对话中，包含着二月政制破灭之不可避免性，这谈话一边是还在向部长们请求但已对他不信的农民，另一边是厌弃农民对他表示信任的那个激进派部长。
设立土地委员会以为土地改革之准备机关这道法令，是由第一任农政部长，立宪民主党人兴格略夫公布的。总土地委员会以自由派官僚卜斯特尼可夫教授为主席，其中大部分人员是民粹派，他们最怕比自己的主席表示得不更温和些。地方土地委员会则分设于各省，各县与各乡镇。假使进入乡村颇为缓慢的苏维埃只算是私的机关，那末土地委员会却具有国立性质。不过，委员会法定的职能愈不明确，则它们就愈难抵抗农民的压力。委员会的等级愈低，它愈接近于土地，则它便愈快变成为农民运动的工具。
3月底关于农民踏进舞台的第一批惊人消息，开始流传进首都来。诺甫高老特的特派员打来电报，说某个名叫巴那苏克的少尉引起了纷扰，又说人们“任意拘捕地主”等等。在坦波夫省，一群农民，由几个告假回乡的士兵为首，抢劫了地主的田庄。最初一些消息无疑是夸大了的，地主在他们的怨诉中显然是吹嘘了冲突，跑到了真实事变之前。不过有一点不容置疑，即：士兵在农民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他们从前线与城市的卫戍军中带来了发动精神。
哈尔可夫省的乡镇土地委员会之一，于4月5日，议决搜索地主家宅，为要没收他们武器。这已是国内战争之明显的预感了。梁赞省史高宾斯基县内发生的一次纷扰，据特派员的解释，原因在于邻县的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个法令，强迫农民租佃地主土地。“学生叫大家平静，等立宪会议来解决问题，这种鼓动没有成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学生”在第一次革命时号召农民起来用恐怖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当时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但在1917年，他们反而宣传守法与平静的福音了，——固然，这宣传并没有成功。
沁比尔斯克省特派员描绘了一幅更发展的农民运动的图画：乡镇委员会与乡村委员会——关于后一组织，以后我们还要谈到——拘捕地主，将他们驱逐出省，叫工人不要替地主土地作工，夺取土地，任意规定佃租。“执行委员会派来的代表们，站在农民一边。”同时，又开始了一个运动：公田农民反对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反对殷实农民，即反对那些因1906年11月9日的斯托雷平法律而取得个人土地而从公田里分离出来的农民。“各省情形有使春耕无望之虞。”早在4月间，沁比尔斯克省的特派员就看出唯一出路只有立即宣布土地为国有财产了，至于土地的使用方法，则留待立宪会议规定。
从靠近莫斯科的卡雪尔县里，传来了许多抱怨之声，说执行委员会唆使民众无报偿地夺取教堂的、修道院的、与地主的土地。在顾尔斯克省，农民不叫战时俘虏们在地产上作工，甚至将他们关在当地监狱里。在数次农民大会之后，本沙省农民倾向于按字面意义来了解社会革命党关于土地与自由的决议，开始破坏与地主们签订不久的条约。同时，他们又向新的政府机关进攻。本沙省的特派员报告道：“当3月间组织乡镇与县的执行委员会时，其中成分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但后来，反对知识分子的呼声就有得听到了；早在4月中旬，到处委员会的成分已经完全是农民了，他们对土地的倾向是不合法律的。”
与本沙为邻的喀山省的一群地主，向临时政府告诉道，他们不能进行业务，因为农民把他们的雇工唤去了，抢去了种子！在许多地方，把所有生财都从田庄上搬走了，他们不许地主在自己森林里伐木，否则要用武力与杀死来对付。“没有法庭，大家都随心所欲地干；具有良知的一部分人是给吓怕了。”喀山省的地主们是早已知道该把谁骂作无政府了：“乡村里不晓得临时政府的法令，布尔什维克派的传单却广布着。”
然而临时政府的法令是有的。在3月20日的电报中，李沃夫亲王向各省特派员建议设立乡镇委员会，作为地方政权机关，并劝告他们“吸引当地地主与乡村中一切知识分子”来参加委员会工作，据他的提议，那是要把整个国家机构，依调解委员会的系统组织起来的。但这些特派员却不久就得为“知识分子”之被排挤而涕泣了：农民显然不相信各县与各乡镇中的那些克伦斯基。
4月3日，李沃夫亲王的代理人，乌鲁索夫亲王——我们知道内务部是由这位具有崇高爵位的人担任的——下令不许有任何专擅行为，并特别保护“每一土地所有人处置其土地的自由权”——这是一切自由权中最甜蜜的一个。过了十天，李沃夫亲王觉得必须亲自来麻烦一下了，他命令特派员：“以法律的全力来遏止任何暴力与抢劫行为的发生。”再过两天，乌鲁索夫亲王命令各省特派员“设法保护养马场，免受非法行动之害，向农民解释……”等等。4月18日，乌鲁索夫亲王为了下面这件事情不安：在地主土地上做工的军事俘虏，开始提出过分要求，他于是命令特派员可用从前沙皇时省长所享的权力，并惩罚这些大胆家伙。通令，电令，好像不断的雨丝，从上而降。5月12日，李沃夫亲王又在一个电报中列数非法行动，这些行动“在全国不断发生着”：任意捕人，搜索，驱离职守，驱逐产业管理人，撵走工厂与作坊中的经理；捣毁产业，抢劫，不服从长官；对负责人员施以暴行；向居民擅自征税；唆使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等等，等等。“所有类此行为，应指为显然非法的，在某些情形中，甚至应认为无政府的。……”关于罪行轻重的解释虽然很不明白，但结论倒是清楚的：“必须采取最严厉办法。”省特派员坚决地把通令送到县里，县里又对乡镇委员会行施压力，但在农民之前，大家都暴露出一无办法。
差不多到处是都是如此：驻扎在最邻近地方的军队参与了这些事件。而且起发动作用的，往往还是这些军队哩。那运动采取着极不同的各种形式，依各地情形及斗争的尖锐性而定。在西伯利亚，因为没有地主，农民占领了教堂与修道院的土地。不过在俄国其他地方，教士也遭难了。在信教的史毛棱斯克省，由于前线回来的士兵的影响，人们逮捕了教士和修士。各个地方组织，往往被迫走得比它们想走的更远，只为要阻止农民，使他们不采取更加激烈到无数倍的步骤。在5月初，萨马拉省的一个县执行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公产保管会来管理奥尔洛夫——大卫道夫伯爵的产业，因此才使它不被农民所夺占。因为克伦斯基所答应的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始终不曾出现，所以农民便用自己的方法来阻止出卖产业了，他们不许丈量土地。没收地主武器甚至没收到他们的猎枪，这运动波及的范围是愈来愈大了。明斯克省农民——据特派员怨诉说——“把农民大会的决议案，当作法律来接受。”是的，他们又怎能以相反方式来了解这些决议呢？这些大会乃是各地唯一的实际政权。社会革命党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大误会，便是这样地在揭露出来了，前者只是满嘴大话，后者却要求行动。
5月底边，辽远的亚细亚草原开始动荡起来了。吉尔吉斯坦人，以前沙皇们曾剥夺他们最好的土地来赏给臣仆的，现在他们起来反对地主，叫地主赶快把盗赃拿出来。据阿克毛林斯克特派员的报告说，“这种见解在草原日益得势”。
在国家的另一极端，在里夫兰省，县执行委员会派一个委员团去调查史带尔·丰·荷尔斯坦男爵产业之被捣毁案。委员团宣称，乱事颇为严重，如男爵留居县内，于公共安宁不便，因此提议：将男爵与男爵夫人一起送往彼得格勒，交由临时政府处置。这样地，发生了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间无数冲突之一，这是下层社会革命党人与上层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冲突。
从也加德林诺斯拉夫省巴夫老格拉县送来的5月27日报告替法律与秩序描绘了一幅图画，那简直是一首田园诗：土地委员会委员们给民众解释了一切误会，因此“遏止了任何过火行动”。然而可叹啊，这种田园诗似的景象，仅只延长了短短几星期。
考斯脱罗马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于5月末悲痛地诉着苦，因为农民没收了修道院中三分之一的牛羊。这位可敬的修士原该更加谦逊一点：他不久就得向其余三分之二的牛羊告永别了。
在顾尔斯克省，开始了一个运动，迫害独立的农民——他们拒绝回返公社。在伟大的土地革命之前，在土地的大分割之前，农民要想以一个整体资格出来行动。他们心想：内部分离许能成为行动的障碍，土地公社非万众一心不可。因此，与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同时，又发生着反对单独农民——土地个人主义者——的暴力行为。
5月13日，士兵萨摩伊洛夫在贝尔姆省被捕，为了煽起拒绝地税的运动。不久，士兵萨摩伊洛夫却要去拘捕别人了。在哈尔可夫省一个村里，农民格里钦可在一次宗教仪仗中，当全村人的眼，一斧头砍掉了圣·尼古拉的尊敬的神像。各式反抗是这样地起来，而又这样地变成为行动。
一个海军军官兼地主，在其匿名发表的《一个白卫军的杂记》中，给革命最初几月中乡村情形的推演，作了一有趣描写。所有职位，“差不多到处都是由资产阶级层中选出来的人担任的。大家只趋向于一个目标——保持秩序”。农民固然提出土地要求，但在最初两三个月中，并没有暴行。非但没有，而且你到处总能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不要抢，我们要用商量办法来得到土地”，等等。但在这些宽心的保证中，海军上尉的耳朵却听出“隐藏的威胁来了”。实在的，农民在最初时期还不曾采用暴力，但他们对那所谓“知识力量”，“立刻开始表示不敬了”。这种半等待态度，据那个白卫军说，一直继续到五六月之间，“从那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激烈转变了，农民中表示一种倾向：要同省里订定的规程争吵，要把事情凭自己的意思去做。”……换句话说，农民给社会革命党人的支票以大约三个月的延期支付，过期之后，他们便以自己的方法来兑现了。
一个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的士兵秦宁诺夫，革命后，从莫斯科回到他奥勒尔的老家去旅行两次，5月间社会革命党人统治着他那个乡镇。好多地方农民，还是把地租交付给地主。秦宁诺夫组织了一个士兵、雇农、与贫农的布尔什维克派小组。那小组主张停付地租与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他们立刻登记了地主们的草原地，分配给各乡村，收割干草。“坐在乡镇委员会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大声疾呼地指我们的行动为非法，但他们并不拒绝他们所分到的那几份干草。”既然那些乡村代表们因害怕负责而放弃职守，则农民便选举新的与更坚决的代表来接替他们。新选的人不常是布尔什维克派。农民以自己的直接压力，在社会革命党人中造成了分裂，使它分成为革命分子与官僚及升官发财主义者。农民割取了贵族土地上的干草，就占住了间田，开始分配土地，准备种植秋季谷物了。布尔什维克派小组决定要检查地主的谷仓，把所藏粮食送到饥饿的都城去。小组的决议被执行了，因为它与农民情绪刚巧符合。秦宁诺夫随身带了些布尔什维克派文件到故乡来，这些东西，在他未到之前，那里是没有一个人听到过的。他说：“当地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党人散布谣言，说我带来很多德国金钱，要收买农民。”同样过程在不同的规模中发展着。乡邑中也有它们自己的一些米留可夫，自己的克伦斯基以及——自己的列宁。
史毛棱斯克省里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后，影响大大巩固了，因为那次大会正如所料，主张将土地交给人民之手。农民是整个地接受了这个决议；但与他们的领袖们不同，他们是认真地接受了的。从那时之后，乡村中社会革命党人的数目不断增加着。该地有一个党务工作人员说：“无论谁，只叫他在某一个大会上参加过社会革命党团，便自命为社会革命党人，或准社会革命党人了。”……县城里驻扎着两团兵，也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影响之下。乡镇土地委员会开始耕耘地主土地，收割草原地上的干草。省特派员，社会革命党人耶非莫夫，发出了威吓性的命令。乡村里糊涂起来了：在全省大会上说现在农民自己就是政府，又说只有耕者才能使用土地的，不正是这个特派员吗？然而事实却是，单在也尔宁一县里，在最近几月内，十七个镇土地委员会中就有十六个，因社会革命党人特派员耶非莫夫的命令而送交了法庭审判，——为了夺取地主土地。这样地，民粹派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那段浪漫史，快要以特有的方式结束了。全县布尔什维克只有三四人。他们的影响却在迅速增长，排挤着或分裂着社会革命党人。
5月初，全俄农民大会召开于彼得格勒。代表们大多是上层分子，还有许多偶然分子。假使工人与士兵的大会，总是落在事件进程与群众的政治演变之后，那末那分散的农民的代表，如何远落在俄国乡村的真实情绪之后，当然是不用说了。以代表资格出场的，一方面是极右派的民粹派知识分子，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主要乃由于商业合作社，或由于早年的回忆，而维系着。另方面真正的“人民”，则由乡村中最殷实的上层分子，富农，商店老板与农民合作社社员代表。社会革命党人绝对统治了这次大会，而且真正统治的还是该党的极右一翼。不过有时候，嗅到了某些代表身上那种土地渴望与政治上黑色百人团主义的混合气味，就连这些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也会惊而却步的。关于地主地产问题，大会采取了一个极其激烈的一般立场：“一切土地无报偿应成为人民公产，由劳动者平等使用。”当然，富农所了解的平等主义，只是指他与地主平等，决非指他与雇农平等而言。不过，这种虚伪的民粹派社会主义与农民式的土地民主主义之间的小小误会，还须在未来发展中暴露出来。
农政部长欠尔诺夫，万分不耐地要想送农民大会以一个复活节的彩蛋，拟就了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草案，——但是徒劳。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也算是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正当大会召开之时，发了一道命令，各地不许予土地买卖以任何阻难。农民代表们为此事曾吵嚷了一会。但事情并不曾前进一步。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不同意干涉地主土地。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干涉临时政府。但最不能从自己的土地欲望与本身的反动性之间的矛盾中，找出一条出路来的，乃是大会的代表成分。
5月20日，列宁出席农民大会讲演。据苏汉诺夫说：“列宁仿佛跌进了一个鳄鱼潭。不过农民是注意听的，也许还是不无同情的。只是不敢把它透露出来罢了。”同样事情，又在最仇恨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士兵部中发生着。苏汉诺夫跟在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之后，企图把列宁的土地问题策略，染上无政府色彩。这已经和李沃夫亲王相去不远了，他总倾向于把任何有损于地主权利的行为，当作无政府行动。根据这个逻辑，整个革命就等于无政府。实际上列宁提出问题的方法，比批评他的那些人要深刻得多。农民代表苏维埃及其直辖的土地委员会，应成为土地革命的，首先要成为取消地主产业的一些工具。在列宁的眼中，苏维埃乃是明天的国家政权机关，而且是最集中的，亦即是革命的独裁机关。这一点，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无论如何总相去甚远。列宁在4月28日说道：“我们主张以最有组织的方式，立刻将土地交给农民。我们绝对反对无政府式的抢夺。”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赞成等到立宪会议呢？理由是：“在我们觉得重要的乃是革命的发动；法律应该成为革命发动的结果。假使你们等待着，等着人家把法律写好，而自己则不发挥出革命力量来，那你们将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难道这几句简单明了的话不是整个革命的呼声吗？
开了一个月会议之后，农民大会选举了一个执行委员会，作为常设机关，其中包含着两百名殷实的乡村小资产者与教授型或商人型的民粹派，最上层则缀以一些装饰人物，勃来希考夫斯卡雅，蔡考夫斯基，凡拉·费格纳尔与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阿夫克森齐耶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此人适于莅临省中宴会，但不适于作农民战争。
从今以后，凡是最重要的问题，都由两执行委员会：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农民执行委员会，开联席会议来讨论了。此种结合，大大巩固了与立宪民主党直接勾结的右翼的地位。每逢要对工人行施压力，要打击布尔什维克派，要用马鞭和蝎尾鞭来威吓“喀琅施塔得独立共和国”时，那末农民执行委员会的二百只手，恰切些说，二百个拳头，便像一垛墙似的举起来了。这批人关于这一点是和米留可夫完全同意的，即：必须“结果”布尔什维克派。但关于地主土地，他们却具有农民的而非自由派的观点。这使他们和资产阶级及临时政府对立起来了。
农民大会还不曾散去，抱怨的申诉就来到了，说各地竟认真接受着大会决议，农民在没收地主土地及其设备了。空话与行动之间的区别，绝对不能打进农民们固执的脑壳中去。
社会革命党人给骇住了，鸣金退兵。6月初，他们在莫斯科召开的该党大会上，郑重斥责任何擅自夺取土地的行为：必须等待立宪会议。但此项决议，不仅不能遏止，甚至不能削弱土地运动。更使事情弄得非常麻烦的，乃因为社会革命党内部，有不少分子真愿意跟农民一起反对地主到底。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不曾决心与党公然分裂，他们帮助农民去规避法律，或依自己之见来解释法律。
在喀山省，农民运动特别汹涌澎湃，那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比其他地方的同派，自觉得更早。他们的领袖是加列格也夫，将来在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盟时代，他做过苏维埃政府的农业人民委员长。自5月中旬起，喀山省内开始有系统地将土地转交给乡镇委员会管理。这办法在斯巴斯克县内执行得最为勇敢，那里的农民组织由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着。省当局向中央控诉布尔什维克派（他们来自喀琅施塔得）的土地鼓动，以及虔敬的女修士泰玛拉之被他们所捕，因为她“表示了一点反对”。
伏龙尼士省特派员在6月2日报告道：“省中各种违法与非法事件，日益增加，特别在土地问题上。”在本沙省，抢夺土地之风也愈加嚣张了。卡鲁格省的一个乡镇土地委员会，没收了修道院的一半草地，一经院长控诉，县土地委员会反而决定：没收全部草地。上级机关证明出比下级机关更激烈，这并不是常事。本沙省一个女修道院长马丽亚，为该院土地之被夺而啜泣。“地方政府没有力量。”在维亚特加省，农民查封了斯高老巴次基族的产业，——这家族出了未来乌克兰复国阴谋中的哥萨克头领——并决定“在地产权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不许触动森林；产业收入，应解交公库。在其他的许多地方，土地委员会不仅将地租减低了五至六倍，而且决定减低的地租不交给地主，在立宪会议未解决此项问题之前，暂由土地委员会处置。此种将问题延待立宪会议解决的办法，不是律师式的，而是农民式的，即是认认真真的。萨拉托夫省的农民，昨天才禁止地主斫伐森林，今天就自己斫起来了。农民是愈加常常来夺取教堂与修道院的土地了，特别在地主稀少之处。在里夫兰，拉脱维亚人雇农，会同了拉脱维亚人兵队，开始以有组织的方式来夺取贵族产业。
来自维德勃斯克省的木业巨子，号泣着说土地委员会的办法破坏了木业，以致不能供应前线需要。波尔塔瓦省的地主们，也是同样热心的爱国家，则为此事悲痛：土地骚扰使他们不能拿粮食来供给军队。最后，养马场主召开于莫斯科的大会，警告说：农民抢夺马匹，行将酿成祖国骑兵的巨大灾难。同时，宗教会议的总检事长，就是称最神圣机关中的人员为“白痴与痞子”的那位总检事长，向政府怨诉道：喀山省农民不但抢了僧侣的土地与牲畜，连做圣饼断不可缺的面粉也给抢走了。在彼得格勒省，离首都两步之处，农民撵走了地产上的佃主，开始由自己经营起来。不倦的乌鲁索夫亲王，6月2日，又通电各地：“不管我的许多请求……等等，等等。兹再度请你们采取最严峻的办法。”亲王就只忘记指出一点：究竟是怎样的严峻办法。
当全国发展着伟大工作，要根本铲除中世纪制与农奴制的深根之时，农政部长欠尔诺夫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给立宪民主会议搜集着材料。他想实行的改良，一定是要根据于最正确的土地数字与其他所有的统计的，因此，他以最悦耳之声，劝农民耐性等他做完这个统计练习。但这并不妨碍地主们，当他尚未填满其神圣的统计表之前许久，便抛开了这个“农民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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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年青的研究者，以临时政府的档案为根据，得出了当时土地运动的总数：3月间，土地运动爆发得相当有力的只有三十四县；4月间，这运动已波及了一百七十四县；5月间——二百三十六县；6月间，——二百八十县；七月间，——三百二十五县。不过这些数字，不能使人完全见到土地运动之真实生长，因为在每一县里斗争是与月俱增地愈加带有更广大与更坚决的性质的。
在第一个时期，即自3月至7月，农民中绝大多数，还不肯对地主直接行施暴力，也不肯公开夺取土地。雅可弗列夫，上述那种研究的领导者，现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长，解释农民这种比较和平的策略，乃由于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解释是不能成立的。李沃夫亲王的政府，什么也得不到农民信任，——更何况农民对于城市，政府，教养社会，又是经常怀着猜疑的呢？如果农民在第一时期，几乎还不曾采用公开暴力办法，竭力要用合法或半合法的压力形式来掩盖自己行为，那这原因正在于他们之不相信政府，又是兼以对自身力量还没有充分信任。农民还只刚刚动荡起来，探索着脚下的立足点，估量着敌人的抵抗力，他们一边虽全面地向地主行施压力，但同时又宣称：“我们不愿抢劫，我们要大家都做得好好的。”他们不夺取草地的所有权，但在草地上收割干草。他们强租土地，自定租额，或强“买”土地，自定价格。所有这些合法的假面具，当然不能叫地主和自由派的法学家信服，事实上只因为农民对政府怀有隐匿而深刻的不信，才采取了的。农民对自己说道：好心肠拿不到东西，用武力是危险的，我们必须试用一点狡猾办法。他们想最好是能够没收地主土地——又得到他本人同意。
雅可弗列夫坚持着自己意见：“在最初几月中，农民与地主斗争，主要采取着‘和平的’，极其特别的，历史上未曾见的方法，这由于农民之相信资产阶级，以及他们之相信资产阶级政府。”这些方法，此地被宣布为历史上未曾见的，其实是地球任何子午线上的农民战争，在其最初阶段中的一些典型的，不可避免的与历史必须的方法。自古来一切革命阶级的斗争，当那阶级尚未有足够的力量与自信，藉以割断它与旧社会间联结的脐带之前，则都具有此种特点，即：竭力想以教会的或尘世的法例，来掩盖自己最初的几个反叛步骤。农民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其如此，因为即令在该阶级革命运动之最高时期，它也是在半黑暗状态中前进的，它以不信的眼光望着城市朋友们。农民中这一现象是有根据的。土地运动之友，在最初时期，总是些自由资产阶级与激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些朋友袒护着农民的一部分要求，但又替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命运担心，因此，他们竭力要把农民暴动纳入于资产阶级的合法孔道。
在革命之前很久，还有其他因素，也使事变走入这一个方向。在贵族本身中，发生了与农民协调的主张者。列夫·托尔斯泰对于农民的灵魂，观察得比谁都深刻。他那不以武力抵抗罪恶的哲学，乃是农民革命最初几个阶段的综合思想。托尔斯泰梦想一切能实行得“没有抢劫，依据相互间的同意”。他给这个策略奠下了一个宗教基础，即净化了的基督教。现在圣雄甘地正在印度履行着同一使命，不过在更实际的方式中履行着罢了。如果我们离开现代，回到远古，那就不难自圣经时代或较此更早的时代起，在最不同的宗教的、民族的、哲学的、与政治的外壳中，寻找出同样的、仿佛是“历史上未曾前见的”现象来呢。
1917年农民暴动的特点，只表示于这一事实中，即：以资产阶级法律代理人资格出场的人，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甚至自称为革命者。不过决定农民运动性质及其节拍的，却不是他们。农民之所以跟随社会革命党人，只因为他们能从这班人那里获得对付地主的一些适当公式。同时社会革命党人能给他们作法理上的掩护物，因为这个党，究属是司法部长后调陆军部长的克伦斯基，以及农政部长欠尔诺夫的政党啊。一些必要法令之迟迟不予颁布，乡镇中和县里的社会革命党人将它解释为地主与自由派人士反对之故。他们对农民保证说：“我们的人”在政府里是尽其心力的。对于这，农民自然不能作任何反驳。但农民绝不为笃敬的忠心所累，他觉得必须从下面来帮忙“我们的人”，他的忙竟帮得那样彻底，以致高高在上的“我们的人”，很快就开始觉得他们的所有关节都在断裂了。
布尔什维克派对农民影响之荏弱，是暂时的，其所以荏弱之故，乃在于他们并不怀有农民的幻想。乡村只有经过经验与幻灭才能走向布尔什维克派。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在土地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在于他们之言行一致。
一般的社会学的思考，不能先天地解决这个问题：究竟农民是否还能整个地起来反对地主？两次革命中间时期农业中资本主义倾向的增强；一层富裕农民之脱离原始公社；被小康及富裕农民所领导的农村合作社之异常生长，——这一切，都使我们不能确信地预言，究竟下述两种倾向中，何者在革命中占有优势：农民与贵族间之等级性的土地冲突呢，还是农民内部的阶级冲突呢？
列宁刚回国时，对这问题采取一个极度审慎的立场。他在4月14日说道：“土地运动只是预见，不是事实。……我们得准备遇见这种事情：农民能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思想不是偶然漏出来的。相反的，列宁曾在许多问题上坚决地重述这个思想。4月24日，他在党大会上说道：（这是他为反对“老布尔什维克派”而说的，他们责他轻视农民，）“无产阶级政党现在将希望寄托于与农民利益的一致之上，是不允许的。我们要努力争取农民到我们这边来，但他现在，在某种限度内是自觉地站在资本家一边。”这几句话，也可以表示出后来不肖门徒们归诿于他的所谓工农利益永久调和的理论，离列宁意见是多么地远。列宁承认：农民还有可能以整个等级资格来起革命作用，但在4月间，他又要准备遇见另一个比较不利的变化，即：地主，资产阶级与农民中的广大阶层结成一个巩固同盟。他说：“现在企图去吸引农民，等于实行投诚，让米留可夫来摆布。”由此所得的结论是：“将重心转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中去。”
然而较好的一个可能实现了。土地运动由预见变成为事实了；它在短时期内，但因此是非常激烈地，暴露出等级的农民关系，超出于资本主义的矛盾之上。雇农代表苏维埃只在少数几处，主要在沿波罗的海诸省，获得了重要意义。土地委员会因此成了全体农民的机关。农民凭自己的重大压力，使这些机关由调解会议一变而为土地革命的工具。
整个农民又一次地——在其历史上是最后一次——能以革命因素的资格出来行动，这事实证明出乡村中资本主义关系的脆弱，同时又证明出此种关系的力量。资产阶级的经济还远不曾吸尽中世纪奴役制的土地关系。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已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乡村中的一切阶层，都同样地不能忍受土地财产权的古旧形式了。地主产业与农民产业之交织（这往往是有意弄成如此，以便变地主权利为坑陷全体公社的一个诡计）；乡村土地主权之可怕的分割；以及土地公社与个人所有间的最新冲突，——这一切集合起来，造成了土地关系之不能忍受的纠纷，——这纠纷是不能以部分的立法手段来解脱的。而且这一点道理，农民比任何农业理论家感觉得更深。经过好几代变迁的生活经验，使他们大家得到一个同样结论：必须铲除对于土地的一切权利，无论它是继承于祖先或由本人获得的，抹去一切界线标志，将那些清除了历史相继权的土地交给耕种土地的人。这就是：“土地不是哪一个人的，土地是上帝的”那句农民格言的意义了。农民以这同样精神，解释着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纲：土地社会化。但不管民粹派的理论是怎样说，这里并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最勇敢的土地革命，从不曾凭本身之力而超越了资产阶级制度的限界的。在保持着无限的市场关系这个条件之下，仿佛要给每一劳动者保证“土地权”，这样的社会化，显然是一个乌托邦。孟什维克主义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视角来批评这一乌托邦。布尔什维克主义却反而发现出那个进步的民主倾向，——它以乌托邦形式表现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中。发现出俄国土地问题之真正历史意义，乃是列宁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米留可夫写道，在他这个“关于俄国历史进化的社会科学家与研究者”，即从一个高瞻远瞩的人看来，“列宁与托洛茨基正在领导的那个运动，其对于普加乔夫，拉辛，鲍洛特尼柯夫[1]（上三人均为俄国农民暴动首领——译者）的关系，即对于我们历史上的十八与十七世纪，比对于欧洲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最新主张，比较要接近得多。”在自由派社会学家这一论断中，——如果我们将那不知为何拉扯进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置之不论——那确实含有一点真理，但这真理不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而简直是反对俄国资产阶级，反对它的晚起性及其政治上的微末性的。以往几世纪中广大农民运动之未能使俄国社会关系民主化——没有城市领导这是不可能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派之罪，这正如1861年的所谓的农民解放，只以盗窃公社土地，使农民奴属于国家，及完全保存等级制度方法来加以实行，并非布尔什维克派的罪过一样。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在二十世纪的开头二十五年中，来完成人们在十七、十八、与十九世纪中不曾完成或竟绝未着手的那些事情。当他们尚未担负起自己的任务之前，他们必须把旧统治阶级与旧世纪的历史垃圾从地上清除出去。我们必须承认，布尔什维克派对于这个应付的任务，至少是完成得颇为忠实的。这一点，现在就连米留可夫也简直不敢否认了吧。
[1] 普加乔夫（Пугачёв），顿河哥萨克，领导了1773－1775年农民暴动；拉辛（Разин），顿河哥萨克，1670－1671年农民暴动领导者；鲍洛特尼科夫（Болотников），于1606年领导农民暴动。—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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