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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本书著者，在纽约出版供留美俄国工人阅读的《新世界》日报上，曾企图以美国报纸上的贫乏消息为根据，给革命发展作一分析与预断。1917年3月6日（旧历），著者写道：“关于正在发展的事变之内幕史实，我们只能凭官方电讯中偶尔漏入的断片与暗示来知道一点。”著者关于革命所写的一些文章，起自2月27日，止于3月14日，——此日著者离开了纽约。下面我们按照日期先后，从这些文章中摘引几段来，以便读者知道当著者于5月4日来到俄国之时，对革命怀着何种见解。
二月二十七日：
“上面，是无组织的、丢脸的、与解体的政府；军队动摇到了极点；有产阶级中没有信心，感觉恐惧；下层群众感觉到深刻痛苦，数量上增大了的无产阶级则在事变的火焰中锻炼着，——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权说：我们正见到第二次俄国革命的开始了。希望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能参加于此次革命。”
三月三日：
“罗将柯与米留可夫之流现在就来谈什么秩序，那是太早了，在沸腾起来的俄罗斯，明天还不曾平静下去的。现在，全国——一切被沙皇制度与诸统治阶级所压迫，弄成赤贫，且被掠夺的人们——将在这广大无垠的全俄人民监狱中，一层一层地兴起。彼得格勒事件不过是一个开端罢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居于全俄罗斯民众之首，执行着自己的历史工作：他们把帝制与贵族的反动派驱出于一切庇护所，而向德国与全欧的无产阶级伸出手来。因为需要消灭的不仅是沙皇制度，而又是战争。”
“罗将柯们与米留可夫们忙着企图恢复秩序，与帝制妥协，但第二个革命浪头将冲过了他们的头。革命将自其本身内部产生出自己的政权——产生出走向胜利的一个人民的革命机关。主要的战斗与主要的牺牲还在后头呢。只有经过了这些战斗与牺牲之后，才能有完全的与真正的胜利。”
三月四日：
“长期间被抑止的群众的不满，一直到大战发生后第三十二个月，才爆发出来，爆发得如此之晚，并非因为在群众之前筑有警察堤防——这堤防在大战时是大为损毁了的——而是因为一切自由派的机关与组织，（包括他们爱国派的走卒在内），曾对那比较不觉悟的工人阶层，施行强大的政治压力，暗示他们必须服从‘爱国的纪律与秩序’。”
“（暴动胜利之后，）才轮到国会来出头。沙皇在最后关头曾企图解散国会。假使能够散去的话，那它是会‘依照往年先例’而顺从地散去的。但革命的民众已经统治了首都，他们违反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意志，跑到街上来斗争了。军队跟民众一起。如果资产阶级不企图组织自己的政府，则革命政府会从暴动的工人群众中发生。六三国会[1]本来是决不敢从沙皇制度手里夺取政权的。但它不能不利用局势造成的虚君时期：皇朝暂时从地面上消失了，而革命政权则还不曾形成。”
三月六日：
“以城市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势力，和暂时掌握政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两者之间的公开冲突是完全不能避免的。当然，你可以搜集到许多的话，关于全民统一如何地大大优于阶级分裂，——这正是自由资产阶级与可怜的社会主义者所忙于搜集的。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曾以此种符咒消除了社会矛盾与停止了革命斗争之自然发展的。”
“就是在目前，革命的无产阶级即应以他的革命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与临时政府的执行机关对立起来。在此斗争中，苏维埃把兴起的民众统一在自己周围，应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的。只有革命的工人政府，才具有意志与能力，即令在立宪会议的准备时期，它也能去实行一次全国民主主义的大肃清，彻头彻尾改造军队，使它变成革命民军，且在行动上证明给下层农民看看：他们只有拥护革命的工人政权（workers' régime），才能得救。”
三月七日：
“当尼古拉第二的党羽掌握政权之时，外交政策上操有最后决定权的，乃是朝廷利益与反动贵族的利益。正因为此，柏林与维也纳老希望跟俄国单独媾和。现在呢，政府的席上已写着纯粹帝国主义的利益了。古契柯夫与米留可夫辈对民众说道：‘沙皇政府已不再存在，现在我们应该为全民族的利益流血’。但所谓民族利益者，俄国帝国主义者指的是收回波兰，夺取加里西亚，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波斯。换句话说，俄国现在已和其他欧洲国家，首先和自己的同盟国：英法，排好了共同的帝国主义行列了。”
“皇朝贵族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这事实绝不能使俄国无产阶级接受战争。与世界屠杀及帝国主义作国际的斗争，现在比任何时候，更成为我们的任务了。”
“米留可夫之帝国主义的吹牛：摧毁德国，奥匈，与土耳其，——现在成为霍亨索伦与哈布斯堡两王室手中的最好工具了。在他们手中，米留可夫现在所起的作用，正像花园里吓鸟的稻草人。新的自由派帝国主义政府还来不及改良军队，它却已帮助霍亨索伦皇朝提高了爱国主义精神，且恢复了那处处脱落线缝里的德国人的‘全民统一’。假使德国无产阶级有权利来思索，说在俄国资产阶级的新政府之后，站着全体人民，其中包括革命的主力——俄国无产阶级，那这对于我们的同志，德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将是一个可怕打击。”
“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直接责任，就是要昭告世人：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恶毒的帝国主义意志之后，并无力量，因为工人群众不拥护它。俄国革命应该对全世界显露自己的真面目，即它不仅对皇朝贵族的反动派，而且对自由派的帝国主义，也采取不调和的仇视态度。”
三月八日：
“在‘救国’这面旗帜之下，自由派资产阶级企图掌握起对革命民众的领导权，且为了这个目的，不仅要把爱国的劳动派克伦斯基，而且显然还要把齐赫泽，这个社会民主派中机会主义分子的代表，用锁链拖在后面。”
“土地问题，将在目前这贵族资产阶级与社会爱国派的同盟上，深深地劈进一斧。克伦斯基不得不取舍于‘自由的’六三派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前者要为资本主义的目的而窃取全部革命，后者则要将土地革命政纲完全展开，即是说，要没收皇室，地主，采邑，修道院，教会等的土地，交给民众。究竟克伦斯基个人将作何选择，并不重要……农民群众乡村中的下层，乃是另一回事，将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是顶不可或缓与顶顶要紧的一个任务。”
“假使以我们的政策去适应乡村中民族爱国的褊狭性，藉以解决这个任务（即吸引农民），那是一件罪过：俄国工人为要与农民联络，倘竟以断绝欧洲无产阶级关系作为代价，则简直等于自杀。不过此种自杀行为，在政治上是绝非必要的。我们手中操着更有力的武器呢：当目前的临时政府[2]，与李沃夫，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及克伦斯基的内阁不得不保持其统一的名义，将土地问题弃而不顾之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把这问题全部提出于俄国农民群众之前。”
“俄国资产阶级受过1905－1907年的经验之后，说道：‘既然土地改革不可能，那我们就拥护帝国主义的战争吧！’”
“我们则引证1914－1917年的经验，将对农民群众说道：‘用背脊向着帝国主义的战争吧，拿土地革命同它对立起来！’”
“这个同一问题，土地问题，将来在军队中的无产阶级干部与军队中的农民大众统一之时，会起着巨大作用。‘我们要地主的土地，不要君士坦丁堡！’——无产阶级士兵会对农民士兵这样说，替他解释着：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谁与为了什么的。我们，首先在工人中，其次在农民与士兵中，进行此种鼓动与反战斗争，其所得成功，行将决定自由派帝国主义政府于多久才能为革命的工人政府所代替——这个工人政府是直接依靠着无产阶级，并团结着下层农民的。”
“罗将柯，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等辈，将竭尽一切力量，以便依照他们自己的形像来召集一个立宪会议。操在他们手中的一张最有力的牌，就是全国一致对外敌作战这个口号。现在，他们自然会说：我们必须保护‘革命的胜利品’，免遭霍亨索伦破坏。而社会爱国派是会和他们同调的。”
“‘如果是有什么东西值得保护的话！’我们将会这样说。第一件事必须保证革命不让内敌破坏。必须，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就把帝制与封建的一切废物从所有的角落里扫除出去。必须教俄国农民不要相信罗将柯的诺言与米留可夫的爱国谎骗。必须在土地革命与共和国的旗帜之下、团结数百万农民来反对自由派帝国主义者。只有一个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府，夺取了古契柯夫们与米留可夫们的政权，才能充分执行这一工作。这个工人政府将使用国家政权的所有工具，以便提高，教育，及团结城市与乡村中最落后与最愚暗的下层劳动群众。”
“但假使德国无产阶级不起来，那我们将怎么办？”
“你是说：俄国革命——即令我们的革命成立了工人政府——也不会对德国发生一点影响吗？但这是十分不可信的。”
“哦，如果实际还是如此了呢？……”
“……如果不可信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如果保守的社会民主党团体在最近时期妨碍德国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自己的统治阶级——那时，俄国工人阶级当然要拿起武器来保卫革命。革命的工人政府将进行反对霍亨索伦的战争，号召德国无产阶级弟兄们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反之，如果在最近时期，德国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那他们不但‘有权’，而且应该进行战争来反对古契柯夫与米留可夫，以便帮助德国工人，去跟自己的帝国主义敌人算账。在这两个情形中，由无产阶级政府领导的战争，只不过是武装的革命罢了。那时问题并不在于‘保卫祖国’，而在于保卫革命以及革命之转移于其他国家。”
这简直是用不着指出来的：在上面这几段范围广大的引文——它们系摘自几篇供工人阅读的通俗文章——中，所发挥的关于革命发展的观点，与列宁在4月4日提纲中所发挥的观点无异。
* * *
二月革命后最初两个月中，布尔什维克党经过了一个危机；本书著者在1909年为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文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与此不无关联，所以在这里摘引一段不是多余的：
“假使孟什维克派，从‘我们的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抽象观念出发，得到的思想是要把无产阶级的整个策略适应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甚至帮助它夺取国家政权，那末布尔什维克派从同样赤裸的抽象观念：‘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专政’，出发，将达到一种思想：无产阶级即使掌握了国家政权，也要自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诚然，在这问题上，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孟什维克主义的反革命方面现在早已完全暴露出来，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却只当革命胜利之时，才有发生大危险之虞。”
1923年之后，这几句话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曾被不肖门徒广泛地利用。其实，它是在事变的八年之前，给目前那些不肖门徒在一次革命胜利中的行为，作了一个十分确切的估价。
党光荣地经过了四月危机，它清算了右翼的“反革命特征”。为此之故，本书著者在1922年又以如下的按语来补足了上面摘引的那一段话：
“大家知道，这并不曾发生，因为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这一最重要问题上，于1917年春，即在夺取政权之前，（并非没有内部斗争地）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再武装。”
列宁在和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层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时，于1917年4月间写道：
“布尔什维克派的口号与思想，一般方面是完全证实了的，但具体上，事情却发生得相反，它比‘任何人’所能期待的更特别，更奇怪，更驳杂。谁忽视或忘却这个事实，那就有类乎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派’了，他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中曾不止一次起了可怜的作用，他们无意义地反复说着那些背熟了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与活的实际的特点。现在谁假使还只说什么‘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那他便落在生活之后，他因此会于事实上转入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应该被放进‘布尔什维克派’革命前期的古董档案库（可称为：‘老布尔什维克派档案库’）中去。”
[1] 指由1907年6月3日政变*产生的那届国会议员。——原注
【* 1906年秋选举出的第二届杜马中左翼代表的人数大为增加。布尔什维克代表同劳动派、社会革命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党结成了“左派联盟”，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主张。有产阶级看到这届杜马比上届杜马还不驯服，“贵族联合会”便要求政府解散这届杜马，修改选举法，另外召集俯首听命的杜马。1907年6月1日，总理大臣斯托雷平指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策划“叛国政变”，6月2日，政府逮捕了社会民主工党的65名杜马代表，随后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6月3日，沙皇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并公布了新的更加反动的选举法。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六三政变”。－C.R】
[2] 美国报纸上所说的“临时政府”，乃指“国会临时委员会”而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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