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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 | |
在1915年，俄国为战争耗费了100亿卢布；在1916年，190亿卢布；在1917年上半年，105亿卢布；若到1918年初，国债将增加至600亿，差不多将等于国家的全部财富（估计为700亿）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准备发一个宣言，号召购买战事公债，美其名曰“自由公债”；此时政府则达到那个不很复杂的结论，认为若非再借一大笔外债，则不仅不能支付外国定货，而且不能开销国内费用。贸易上继续一天亏负一天。协约国显然决心不维持卢布了。当苏维埃的《新闻报》第一面登满了劝募“自由公债”那一天，《政府公报》恰公布卢布大跌价。印钞票的机器已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了。以前受人重视的钞票，当时还保存着从前购买力的若干辉光，如今则要被只好贴瓶子用的那种红纸头所代替了；人家称那种新钞票做“克伦卡”。[2]资产者和工人各自放入一丝厌恶之意在这名称里面。
政府口头上采取了国家统制经济的政纲，六月末，为此目的甚至设立一些累赘的机关。但是“二月政制”的言和行，恰如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灵与肉一般，是不断的互相冲突的。那些指定的统制机关更多关心于保护资本家利益，免受那个动摇不定的国家权力所损害，而少注意去限制私人利益。工业方面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起了分化；上层分子看见工人平等化的倾向害怕了，便确定地站到资本家方面去。工人们采取一种厌恶态度对待那些“战事定货”，那些趋于破产的工厂因此定货预先得到一年或二年保障。但资本家方面对于那种生产也已失去兴趣了，它造出的麻烦多过于利润。从上头下来的故意关闭工厂，现在成为有系统的了。金属生产减少了40%，纺织工业，20%。一切日用必需品都是供不应求的。物价随着通货膨胀及经济衰落而增加。工人们要求监督那个营业管理机构，因为那个机构隐瞒了他们，决定他们的命运。劳工部长史高倍列夫，以冗长的布告，劝工人不要干预工厂管理。6月24日《新闻报》登载消息，说人们又要关闭一大批工厂。类似的消息也从外省传来。铁路受打击比工业更重。机车有一半需要大大修理；大部分车辆都在前方；燃料缺乏。交通部不断的同铁路工人和职员相争斗。食粮的供给一天比一天减少了。彼得格勒存粮只够10日或15日之用；其他中心城市存粮也多得有限。在半死半活的车辆以及即将到来的铁路罢工的威吓之下，存粮的不足表示一种继续的饥荒危险。前途没有含着一丝希望。这种情形绝不是工人所希望于革命的。
在政治方面，事情还更坏些，倘若这是可能的话。迟疑不决乃是政府，民族，阶级的生命上最坏的条件——也是个人生命上最坏的条件。革命，乃是解决历史问题一切方法中最无情的方法。在革命中采取支吾态度，乃是想像得到的最有害的政策。革命的党决不可迟疑，正如外科医生将刀插入病人体内时候不可迟疑一般。然而这个从二月革命产生出来的双权政制本来是徘徊不定的。一切的人都来反对政府。朋友变成了对头，对头变成了仇敌，仇敌则拿起武器来。反革命完全公开在动员，——那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煽惑起来的，这党乃是一切有利益可损失的人的政治中心。在毛奇略夫总司令部“军官同盟”总委员会（代表约十万名心怀怨望的军官）和彼得格勒“哥萨克联盟”理事会，——就是反革命的两个军事重心。国会不顾苏维埃六月大会的决议，仍旧开它的“私会”。它的“临时委员会”替反革命活动做一种合法的遮饰，——银行以及协约国诸使馆用很多的钱津贴这个活动。妥协派有被左右夹攻的危险。政府朝这两方面看看，心里很着急，便秘密决定支出一笔款子来组织一个“社会反间谍机关”——即是一个秘密的政治警察局。约在同一时候，即六月中旬，政府规定9月17日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立宪民主党虽然参加内阁，但自由派报纸还是猛烈攻击这个政府规定的日子，——没有人相信这个日子，也没有人认真拥护这个日子。“立宪会议”的偶像，三月初旬颇有光辉，如今已经模糊了，已经黯淡了。一切事情都转而反对政府，——政府的些微好意亦惹人反对。直至6月30日，政府才鼓起勇气取消“乡长”制度，那些乡长本是贵族在乡村利益的守卫者，全国人听了这个名称就惹起仇愤，自从亚力山大第三设立这个制度以来便是如此了。但这个迫不得已的而且过迟的部分改良，反而显出临时政府的怯懦可耻。此时贵族已经镇静了惊魂。地主们联合起来，施行压力。6月末，国会临时委员会要求政府：采取坚决手段，保护地主，免受“不良份子”煽惑的农民所侵犯。7月1日，“全俄地主大会”在莫斯科开会，贵族占其中绝大多数。政府左右做人难，一下拿空话哄骗农民，一下又哄骗地主。
然而最不好的是前方状况。向敌军进攻这件事，结果狼狈得很；此事对于克伦斯基的国内斗争上也是有决定作用的，士兵们不肯打。李沃夫亲王手下的那些外交官无颜去见协约国的外交官。政府万分需要一笔借款。为表示坚决起见，这个受反对而又无能力的政府，竟敢发动向芬兰的攻击；果然实行到底了，是借手于社会主义者来实行的，同政府所有最龌龊的举动一般。恰在此时，同乌克兰也起了冲突，而且趋于公开的决裂。
这个时候距离亚尔培·汤麦斯颂扬光荣的革命和颂扬克伦斯基的日子已经很远了。7月初，“激进派”努伦士代替巴雷奥老格做法国大使，那位巴大使身上还染着浓厚的拉斯布丁客厅香味哩。新闻记者克罗德·安涅给新大使介绍彼得格勒城。他对大使说：法国大使馆对面，尼瓦河那边岸上，就是维包格区。“这是一个大工厂区，完全属于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是那里的统治者。”机关枪团的营盘也在这个区域之内，全团约有一万人配备了一千架以上的机关枪。无论是社会革命党或孟什维克派都不能到这团的营盘去。其他各团不是属于布尔什维克的，便是守中立的。努伦士听着惊讶得很，便问道：“假如列宁和托洛茨基要占据彼得格勒，那么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们呢？政府怎么能容忍这个状况呢？”这位新闻记者回答说：“但是政府有什么办法呢？您要明白，政府没有权力，除非只有一种精神上的权力，而且我觉得连这种精神上的权力也是很微薄的……”
群众精力唤起来了，无处发泄，便自己寻活动去，做游击式的示威，零零碎碎没收人家财产。工人，士兵和农民，企图部分地解决他们创立的新政权所不肯解决的那些问题。最刺激群众神经的，乃是他们的领袖的迟疑不决。无结果的期待迫得他们渐渐坚决地去敲那个不愿为他们打开的门；或者真正走到失望去。苏维埃开大会那几天，外省代表正在出力阻止他们的领袖去打击彼得格勒时候，工人和士兵已经有很多机会发现出苏维埃诸领袖拿什么感情和态度对付他们了。策列铁里，继克伦斯基之后，不仅见外于彼得格勒大多数工人和士兵，而且受他们所憎恨。在革命外围，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渐渐增大了；直至此时，他们在那个自设于杜尔诺伏别墅的“革命委员会”中起主要作用。但此时连工人中最守纪律的分子——连布尔什维克党内广大群众——也已开始失掉了忍耐心，或至少倾听那些失掉了忍耐心的人的说话。6月18日的示威，告诉每个人：政府是没有人扶助的。“他们到底在上面观望着什么呢？”——士兵和工人一定会这样问，他们指的不仅是妥协派诸领袖，而且也有布尔什维克派领导机关。
在通货膨胀的物价之下，为增加工资的斗争刺激了工人，而使他们气愤。6月间，在普地洛夫大工厂里，这个问题尤其迫切，——这工厂有三万六千人在工作。6月21日，厂内有几部分熟练工人罢工了。党很明白此类散漫的罢工没有结果。第二天，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重要工人团体代表开会，有70个工厂代表参加，宣布说“普地洛夫工厂工人的事情就是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事情”，但又叮嘱普地洛夫工厂工人“抑制他们的义愤”。罢工延期了，但以后12日没有改变了什么。厂内群众，怒气填胸，找寻一个发泄之所。每个工厂都有冲突发生，所有这些冲突都归宿于政府。机车工会给交通部的一个报告内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们宣布：忍耐已到极限了；在如此条件之下，我们简直不能生活……”这话不仅是反对饥饿和贫困，而且反对双重政权，优柔寡断和虚伪欺骗。那个报告特别气愤，抗议：人家“不断的鼓励我们尽着公民的责任，临到饿死时候也要自己节制。”
三月间执行委员会将政权移交给临时政府时候，原附有条件，即：革命的队伍不能调离首都。但这个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卫戍军向左走，而苏维埃当权分子则向右走。与卫戍军之斗争从不曾退出于议事日程。虽然并非整个部队都调离首都，但其中最革命的部分，是被人藉口战略上需要，抽调几连到前线补充去，有计划的使之减少力量了。关于前线队伍一天多一天因抗命而遭遣散的风声不断的传到首都来。两个西伯利亚师——西伯利亚轻步兵不是久已被认为最好的队伍么？——被武力遣散。仅仅第五军团——最靠近首都的军队——一次集体的抗命，就有87个军官和12,725个士兵被控犯罪。彼得格勒卫戍军蓄积了从前方来的，从乡村来的，从工人区域来的，从兵营来的种种不平之事，大家都在不断发酵当中。40岁以上生胡子的人坚决要求退伍回家种田去。驻扎于维包格区的兵团——第一机关枪团，第一手榴弹团，莫斯科团，第180步兵团及其他各团——不断的受无产阶级市区的热泉所冲洗。几千个工人在兵营出入，其中布尔什维克派孜孜不倦的鼓动家不占少数。在那些污秽而倾颓的围墙下，差不多没有间断的开着临时集会。6月22日，那时因前线进攻而引起的爱国示威尚未销声匿迹，有一辆执行委员会汽车一时不当心在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经过，挂着一个牌子，上写“拥护克伦斯基！”莫斯科团于是把车内那几个鼓动家逮捕起来，扯破了牌子，连那辆爱国派汽车都送到机关枪团去。
一般说来，士兵比工人更没有耐性，——一来因为他们直接受到送上前线的恐吓，二来因为他们更多困难去了解政治战略上的顾虑。还有一层：每个人都有一杆枪；自从二月以来，士兵都倾向于过分重视了枪的独立的力量。一个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里兹定后来说起了第180后备团士兵对他说的话：“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差不多是在克希辛斯该雅[3]屋子里睡觉吧？来吧，我们把克伦斯基赶走吧！”在团大会上，不断的有决议案通过，宣布必须实行最后手段对付政府。若干工厂派代表到兵营去，问士兵们愿否上街示威？机关枪团派代表去卫戍军其他队伍，号召他们起来反对延长战争。这些代表中最性急的人又说：巴夫洛夫斯基团和莫斯科团以及普地洛夫工厂四万工人“明天”要出来了。执行委员会的官样劝告没有效果。危险一分钟一分钟的增加：彼得格勒，如果不得前线和外省赞助，将被打败的。6月21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号召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等待一个时候，直至事变发展使广大后备兵站到彼得格勒方面来，再动手。“我们了解你们的苦痛，我们了解彼得堡工人们的激昂，但我们告诉你们：同志们，立刻动手进攻是不妥当的。”第二天，一部分似乎比列宁“更左”的布尔什维克派领袖私下开会，议决：士兵和工人群众情绪虽然激昂，却不应当动手：“最好等待至当权的政党为了开始进攻而完全丢脸之后，——那时胜利就是我们的。”区组织员辣齐斯便是如此报告的，他是那个时候最着急的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时时派人到军队和工厂去鼓动，制止那种不合时机的行动。维包格区的布尔什维克派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气摇摇头对着自己的人说：“我们现在做了灭火的水龙了。”然而上街示威的号召，仍未有一天停止。其中有些显然是设下的圈套。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觉得必须向工人和士兵发出一个宣言：“你们不要相信人家假借军事委员会之名号召你们上街来。军事委员会并未曾号召你们来示威。”接着，还更加坚决地说：“凡是以军事委员会之名号召你们出来的那些鼓动者或演说者，你们应当向他们索阅主席或书记签字的委任书。”
在喀琅施塔得那个有名的铁锚广场上，无政府主义者一天比一天更加放胆地提高他们的声音，最后通牒写了好几个。6月23日，铁锚广场诸代表，越过了喀琅施塔得苏维埃，要求司法部释放一群彼得格勒无政府主义者，并恐吓说：若不答应此要求，水兵们就要攻击监狱。次日，奥兰宁堡诸代表也通知司法部，说他们的卫戍军对于杜尔诺伏别墅诸人被捕之事，也是同喀琅施塔得一般，愤慨得很，他们“已经在擦亮机关枪了。”资产阶级报纸赶紧抓着这类恐吓来警告它们的妥协派朋友。6月26日，手榴弹团从前方派代表到它的留守营来，宣告说：“本团是反对临时政府的，本团要求政权交给苏维埃，本团拒绝克伦斯基所开始的进攻，本团疑惑执行委员会已经同那些社会主义部长一起走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关于此事，执行委员会机关报发表一个谴责口气的记载。
不仅喀琅施塔得沸腾得如罐内的汤，即以赫尔辛基为主要军港的整个波罗的海舰队也是如此。布尔什维克派在舰队中的首领，无疑是安东诺夫·奥夫先珂，他好多年前是个青年军官，曾参加1905年塞马斯托普暴动。在反动那几年中，他是一个孟什维克，战时他是一个亡命的国际主义者，与托洛茨基在巴黎同办《我们的话》，回国后就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政治方面动摇不定，但做人是勇敢的，——冲动的和无秩序的，但有创意力，能随机应变，——那时虽然不大著名，但在革命后来的事变中，他的作用非同小可。他在回忆录中记载道：“我们在赫尔辛基委员会里明白了必需忍耐，必需认真准备。此外中央委员会给我们的训令也是这样说。但我们完全不能避免一次爆发，于是提心吊胆的望着彼得堡。”在彼得堡，爆发的原素一天比一天堆积起来了。第二机关枪团，本没有第一团进步，此时也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将政权移交给苏维埃。第三步兵团拒绝了派出14个连去补充前线。兵营内的集会愈来愈含有暴风雨性质。7月1日，手榴弹团一次集会，特别引起人家注意，因为委员会主席被捕了，又因为孟什维克演说人被人喝倒采：打倒进攻！打倒克伦斯基！卫戍军的核心是那些机关枪兵。就是他们开了水闸，酿成了7月泛滥。
在革命头几个月的事变之中，我们已经见过“第一机关枪团”之名了。暴动之后不久，这团便从奥兰宁堡自动的赶到彼得格勒来，“为了保卫革命”；一到之后，执行委员会立刻同它作对，——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向它道谢并派它回奥兰宁堡去。那些机关枪兵干脆拒绝离开首都：“反革命怕要攻击苏维埃并恢复旧制度。”执行委员会屈服了，几千机关枪兵仍留在彼得格勒，连着他们的机关枪，他们扎营在“民宫”内，疑虑着他们以后的命运。然而其中有不少的彼得格勒工人，因此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照顾这些机关枪兵并不是出于偶然的。由于这个委员会居间设法，他们从彼得·保罗堡垒取得给养。一种友谊开始了，不久就成为不可离间了的。6月21日，这些机关枪兵在一次全体大会之中通过一个决议：“以后必需战争含有革命性质，才可以派遣队伍往前线去。”7月2日，这机关枪团在“民宫”内开一个欢送大会，送那“最后的”补充连出发往前方。演说者是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政府事后企图给这个偶然的事实以非常的意义。士兵季林和准尉官老布尔什维克辣舍维趣，以本团名义出来作答辞。情绪是很激昂的。他们斥责克伦斯基，并宣誓尽忠于革命，——但没有一个人提出什么实际的办法以应付最近的将来。然而最近几日来，全城都在迫切期待发生一种事故。“七月事变”预先就投射它的阴影了。苏汉诺夫回忆道：“无论什么地方，在所有的角落里，在苏维埃内，在马林斯基宫中，在人民住宅里面，在广场和街道上，在兵营，以及在工厂，人们都谈论着某种示威即将发生，不是今日，便是明日……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是谁来示威的，也不知道在何处示威及怎样示威，但是全城都觉得如同置身在一种炸药的旁边。”炸药果然爆发了。引火者是从上面来的，——是从统治者方面来的。
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那些机关枪兵演说“合作政府”之无能时候，那一天，四个立宪民主党部长便以退出政府手段使那“合作政府”塌台。他们藉口于他们的妥协派同僚与乌克兰订的一个协定，——这协定是他们的帝国主义野心所不能容许的。这次公开破裂的真正原因却在于妥协派迟疑不敢管束群众。恰好在此时辞职，那是受前线进攻大失败消息所决定的，——这消息尚未正式公布，但灵通的人已经确信是实在的了。这些自由派分子很得意让他们左边的盟友单独去对付失败，敷衍布尔什维克派。立宪民主党诸部长辞职的风声立刻传遍了首都，遂将当时存在的冲突在政治方面综括为一个口号（或宁可说一种危急的呼声），即是：“那个合作政府把戏快点完结了罢！”士兵和工人都认为其他一切的问题——工资问题，面包价格问题以及是否要莫明其妙地到前方送死的问题——都是要靠这个问题来决定的，即是：将来究竟谁来统治国家呢，是资产阶级呢，还是他们自己的苏维埃？这个希望含有某种幻想成分，——即是群众以为政权一转移便可以立刻解决一切种种令人烦恼的问题。但最后分析起来，他们是对的：政权问题决定了整个革命的方向，而这也是说决定了每一个人的命运。若以为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预见到这个对苏维埃公开拆台行为的效果，那也是小觑了米留可夫。这位自由派领袖显然图谋陷妥协派于一种困难境地，迫得他们非用刺刀辟出一条道路不可。在那几天，米留可夫坚决相信：大胆流一次血就可以冲出难关的。
7月3日早晨，几千机关枪兵，忽然打断本团的连委员会会议，自己选举一个主席，并要求立即讨论武装示威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像暴风雨一般。到前线去问题和政府危机问题交织在一起，会议主席一个布尔什维克，哥罗文，图谋制止便提议道：应当先同其他队伍以及军事委员会商议一下。但任何延缓的暗示，都惹起士兵痛恨。此次会议上出现了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柏来希曼，——这人在1917年背景下是个渺小的然而出风头的人物，思想很简单，但有一种可靠的嗅觉，善于察知群众感情，在他那狭小的而容易燃烧的智慧中，是诚实的，他的衬衣胸扣解开着，他的拳曲的头发四面披散着。在这类会议上，柏来希曼是被人用半玩笑的同情尊敬着的。不错，工人们待他颇冷淡，有点厌烦他，——尤其金属工人。但士兵们则很喜欢他的演说，听时互相碰碰手腕，而且用些好话鼓励他。他们显然喜欢他的别致的眼光，他的不甚合论理的坚决，以及他的高锐的美国犹太人声调。六月底，柏来希曼在这类临时集会中游来游去，如同一尾鱼在溪水里。他的主张始终是必须携枪在手走出去。组织么？“街道会把我们组织起来的。”做什么事情么？“去推翻临时政府，正如当初推翻帝制一般，虽然当初并没有什么党派叫人这样做。”这类演说最投合于那时那些机关枪兵的脾胃，——而且不仅投合他们而已。好多布尔什维克派看见下层群众违反他们的形式劝告而向前进时，未尝不表示满意。先进的工人还记得，二月间，恰当胜利关头，他们的领袖正要下令退守；又记得，三月间，八小时工作制是由下层的发动而争来的；又记得，四月间，米留可夫是由那些自动走出街上来的兵队所推翻的。回忆了这些事实，群众的情绪就更加紧张而不耐烦起来。
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很快得到消息，说机关枪兵开会达到了沸腾之点；于是接连派了鼓动家去演说制止。不久尼夫斯基自己也去了，他是当时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很受士兵们敬重。他们似乎留心听他的话。但在这个老开不完的会议中，群众情绪以及会场成分都是时时改变的。军事委员会另一个负责人博德魏斯基记载道：“我们非常的惊讶，当晚上七点钟一个人骑快马跑了来报告我们说……机关枪兵又决定要出来行动了。”他们选举了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每连派二人组织之，以塞马希科为主席，以此来代替以前的团委员会。特别委派的代表已经到了各工厂和各兵团去请求援助。那些机关枪兵也未忘记了派人到喀琅施塔得去。以此方法，比正式组织低一级，而且部分的在正式组织保护之下，那些最激昂的工厂和兵团之间就立下新的临时关系了。群众并无意与苏维埃决裂，他们反是要苏维埃夺取政权的。群众更加无意与布尔什维克党决裂。但他们觉得这党是优柔寡断的。他们要来助一臂之力，要拿拳头去吓吓执行委员会，而推动布尔什维克派前进。如此，临时的代表制度成立了，新的关系发生了，新的活动中心创设了，——不是常设的，却是应付现时局面。环境和情绪的变换，如此之迅速和急剧，以致如苏维埃那般极有伸缩性的组织也不可避免的落了后，而群众不得不于每一新的转弯之时来创立一些辅助的机关以应当时需要。在这仓卒成立的组织之中，一些不相干的，甚至不很可靠的分子，时常混进来出风头。无政府主义者在火上浇油。但有些新进的和着急的布尔什维克也是如此。无疑也有奸细混在里面，也许有德国侦探，但无论如何一定有道地的俄国反间谍机关的密探在内。群众运动的复杂之纲，如何能条理为一根一根的细线呢？至少事变的一般性质是完全明白的显露出来的。彼得格勒感觉到自己有力量，跃跃欲试，不管外省或前线如何，甚至布尔什维克党也再不能阻止他们。惟有经验能帮助他们。
机关枪兵的代表往各工厂和兵团号召人上街去时候，并未忘记叮咛说：这次示威是要带武器的。是的，此次还能不带武器么？你能毫无武装出来让仇人攻打么？还有一层——这恐怕是主要的事情——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力量；士兵若无武器就不是一个力量了。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兵团和所有的工厂都是一条心：如果我们出去，我们一定带子弹的。机关枪兵一分钟也不肯浪费：已经发动了一件大事，他们就要尽可能快的实行到底。后来侦查庭的文件，曾以如下的话形容少尉塞马希科（那一团重要领袖之一）的活动说：“……他向工厂索取汽车，把机关枪架上去，开到陶立特宫及其他地点去，指定路线，自己又带他那一团人从兵营到街上来，他骑马到莫斯科团的后备连去，劝说他们出来，居然成了功，他允许机关枪团士兵可以得到军事委员会指挥下各团的援助，他不断地与那设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的军事委员会相接头，而且与布尔什维克派领袖列宁保持关系，他又布置哨兵以保护军事委员会……”其中提及列宁之处是有罗织作用的，这日或以前几日，列宁并不在彼得格勒。自从6月29日以后，他就生病了，在芬兰的一个小房子里休养。但是军事法庭这件文书的简括言辞颇能表现那些机关枪兵狂热准备的情景。在兵营院子中，工作也是这般狂热进行着。他们发枪给那些没有枪的士兵。又发炸弹给一部分士兵，工厂开来的每辆大汽车上各架了三挺机关枪以及开枪的人。这一团开到街上去时候，应是全副武装着的。
在工厂里情形也是这样。机关枪团代表或邻近工厂代表来了，号召工人上街去。看来，好像他们早在等待代表：工作立刻停止了。雷诺工厂一个工人说了如下的故事：“午饭后，一群机关枪兵跑了来，要我们给他们几辆大汽车。我们的团体（布尔什维克派）虽然反对，仍须拿汽车给他们……他们立刻把‘马克沁’（机关枪）架在车上，而开往尼夫斯基大街去了。此时我们再不能约束我们的工人了……工人们，就穿着工衣，便从各自的机器旁直向门外冲去……”我们可以说，在工厂的布尔什维克派的抗议并非是坚持的。最长久的斗争发生在普地洛夫工厂。大约下午二点钟，大家传述机关枪团派代表来了，召集开会。约有一万人在办公室前面开会。在欢呼声中，机关枪兵说：他们已经奉到命令，于7月4日开往前线，但他们决定了“不到德国前线去打德国无产阶级，却要去打他们自己的资本家部长。”情绪是很高扬的。“来吧，我们行动起来吧！”工人叫喊说。工厂委员会书记，一个布尔什维克，反对，提议先问问党的意见。各方面都起了抗议声。“打倒！你又要延宕了。……我们再不能这样活下去了……”六点钟左右，执行委员会派来了代表，但他们更加无法对付工人。会继续开下去；成千成万群众要寻找一条出路，而不愿听说没有出路的话，他们开着这无穷无尽的兴奋而固执的大会。有人提议派几个代表到执行委员会去，——又是一个延宕的办法，但同以前一样仍无法使会不开。正在这个时候，一群工人和士兵带来了消息，说是：维包格区已经出发往陶立特宫去了。再阻止他们，是不可能的。他们决定去。一个普地洛夫工人耶非莫夫跑到党的区委员会去，问道：“我们应当怎么办？”他得到问答是：“我们不愿加入示威，但我们不能让工人自生自死。我们必须跟他们一路去。”在这时候出来一个区委员屈定，他说：各区工人都出来了，现在党员的责任就是“维持秩序”。如此，布尔什维克派被运动所迫逼，而且被牵入运动之内，一面在找寻藉口来辩护一种行动，一种违反了党的正式议决而行动。
七点钟，首都工业生活完全停止了。一工厂又一工厂的工人走出来了，排了队，而且武装了各自的赤卫队。维包格区工人默特列夫记载道：“在成千成万工人群众中间，几百名青年赤卫军来来往往，响着他们的枪托。有些人将子弹装进枪里去，有些人捆紧带子，有些人在带子上挂子弹袋，又有些人则插上刺刀。那些没有枪械的工人则帮助赤卫军准备一切……”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维包格区的大动脉，塞满了人。左右两旁是工人队伍，大街中央则走着机关枪团，那是游行队的脊柱。每连前面都有一辆汽车，架着机关枪。机关枪团过后来了工人。押阵的是几队莫斯科团士兵。每队之上招展着一面大旗，上书“一切政权归苏维埃”。3月送葬游行以及五一节游行，人数方面也许多些，但7月游行是无比的更加热烈，更加吓人，——而且在成分方面也更加纯粹。一个参加的人写道：“工人和士兵在红旗之下走着。军官的徽章，学生的纽扣，以及‘表同情的小姐太太们’的帽子，都看不见。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四个月以前的，属于二月革命。今日的运动则没有这些东西。今日惟有资本的平凡奴隶在游行着。”如以前一样，汽车在各街道奔驰，坐满了武装的工人和士兵：代表，鼓动者，侦察者，联络者，以及特别的队伍去呼唤工人和士兵出来示威。他们的枪都是向前举着的。这些刺刀如猬毛的汽车复活了“二月革命”的情景，令一部分人兴奋，他部分人恐怖。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写道：“那样疯狂的愚蠢的野兽一般的面孔，就是我们大家记得二月间看见的那种面孔，”——这就是说，在自由派公开歌颂为光荣的和不流血的革命发生的几日中所看见的。9点钟，七个兵团已经向陶立特宫开动了。一路上都有工人群众和其他军队加入。机关枪团的行动发展为具有传染性的一个力量。“七月事变”开始了。
一面行军，一面开会。枪声四起。据工人科洛特可夫说：“人们从立登尼大街一个地窖中拖出一架机关枪和一个军官，军官就在当地被打死了。”一切想像得到的谣言比示威队伍走得更快。示威队伍如同一个火炬向四方投射恐怖。由受吓的中心区打出来的电话，有什么话不说呢？有一个谣言说，晚上八点一辆武装汽车向华沙车站急驶，打算逮捕克伦斯基，他本是这天出发到前线去的，但太迟了，火车已经开了，捕他不着。这个谣言后来屡次被人提起，为的证明一个阴谋。可是究竟谁在汽车里呢，谁又泄露了坐车人这个神秘图谋呢，——则始终没有人知道。在这晚上，装载有武装的人的汽车确实是在各处奔驰的，——华沙车站附近无疑也有这种汽车。许多地方可以听到痛骂克伦斯基的话。这就构成了那个神话的基础，——倘若那个神话不是完全出于有意伪造的。
《新闻报》以如下的记事报告七月三日发生的事情：“晚上五点钟，第一机关枪团，一部分莫斯科团，一部分手榴弹团，和一部分巴夫洛夫斯基团，携带枪械出来。几群工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晚上八点钟，各队士兵开始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周围聚集，全副武装，高举红旗以及要求政权交给苏维埃的标语。阳台上有人演说……十点三十分钟，在陶立特宫前面广场上开大会……军队选举了若干代表求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如下的要求：罢免十个资产阶级部长，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前线停止进攻，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厂，土地收归国有，国家监督生产。”除了某些小节以外——譬如不说某团，而说某团中的一部分；不说全工厂，而说几群工人——可以说策列铁里和丹的官样文章并未曾歪曲了事实的一般面貌。尤其很正确的指出示威的两个焦点：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陶立特宫。此次运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是围绕着这二个对立的焦点的：到克希辛斯该雅邸宅来，为了请教，为了求得领导和鼓励；到陶立特宫来，则为了提出要求，以及示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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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钟，机关枪兵的两个代表到布尔什维克派的全城大会来，那天是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开会的；两个代表报告说，他们一团人决定要出来示威了。没有一个人料及这件事情，没有人愿意有这件事情。托姆斯基宣布说：“那些出来示威的队伍，不把我们当同志，因为未曾邀请本党中央委员会考虑示威问题。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议：第一、发表一个宣言阻止群众；第二、准备给执行委员会一封信，要它拿取政权。除非我们要再来一个革命，否则此时谈不到什么示威的。”托姆斯基，一个老工人布尔什维克，以多年的苦役刑证明他忠实于党（后来他是工会有名的领袖），由于他的性格，他一般更多倾向于制止群众行动而少倾向于召号群众行动。但是这一次他仅仅发挥列宁的思想：“除非我们要再来一次革命，否则此时谈不到什么示威的。”6月10日那个和平示威的企图还被妥协派指为一种阴谋哩！会场中大多数人赞成托姆斯基的提议。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拖延那个最后的冲突。前线进攻正在使全国人极度紧张着，这次进攻必然要失败的，政府也必然要把整个失败责任诿诸布尔什维克派头上。我们必须让妥协派有足够的时间使自己完全破产。伏洛达斯基以大会之名回答机关枪兵，要他们那一团人服从党的决议。那两个代表一面抗议，一面走出去了。四点钟，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大会的决议。中央委员分散到各区各工厂去，为的阻止群众示威。含此用意的宣言也送到《真理报》去，准备次晨印在第一面上。斯大林奉命以党的决议通知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所以布尔什维克派的真意是明白无疑的了。执行委员会发一个宣言告工人和士兵：“不知名的人……号召你们携带武器到街上来。”这就证明并非任何一个苏维埃党出来号召的。……各个中央机关（党的和苏维埃的）便是如此劝告群众，但群众拒绝了。
晚上八点钟，机关枪团，接着莫斯科团，都来到克希辛斯该雅邸宅。素得群众信仰的布尔什维克派——尼夫斯基、辣舍维趣、博德魏斯基——在阳台演说，企图叫那些士兵回去。人们在底下拿“打倒！”“打倒！”来回答。布尔什维克阳台上从来未曾听到士兵叫喊这话；这是一种警报信号。兵团之后，工厂工人已经走来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那些是6月18日的标语，但他们现在用刺刀高举起来了。示威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现在怎么办呢？布尔什维克派能够束手旁观么？彼得格勒党委员会委员，全城大会代表，以及兵团和工厂代表，共同通过一个决议：重新考虑问题，不再枉费精力来阻止群众，而要领导运动走上这样的道路，使政府危机之解决有利于人民；为此目的号召士兵和工人和和平平地往陶立特宫去，选出代表，经过代表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当时在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批准了这个策略转变。这个新决议从阳台上宣布出去，底下立刻欢呼起来，而且唱马赛歌。党已经承认此运动了。机关枪兵可以松一口气了。一部分机关枪兵立刻进彼得·保罗堡垒去影响那里的守军，有必要时亦可保护克希辛斯雅邸宅免受炮垒的打击，——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和堡垒之间只有一条狭小的克朗维克运河隔离着。
示威头队走上了尼夫斯基大街，好像到了外国一般，——这条大街乃是资产阶级，官僚和军官的动脉。几千只眼睛从人行道，从窗子，从阳台看他们，眼中含着恶意。军队挤着工人，工人挤着军队，新的群众源源不绝的来参加。所有的旗帜，红底写金字，一致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群众挤满了尼夫斯基大街，如同不可抵御的洪水，奔向陶立特宫去。“打倒战争”的标语最惹起军官们仇视，军官之中好多是战中受了伤的。男女学生以及官吏——挥舞着手臂，拉长着喉咙，努力要士兵相信：他们背后的德国奸细图谋让德皇威廉军队开进彼得格勒来扑灭“自由”。这些演说者认为他们的断语是无可辩驳的。官吏们指着这些工人说：“他们受了奸细欺骗”，工人们则用恶声来回答他们。其中比较宽容的人说：“被那些风头鬼带坏了。”其他的人也附和道：“无知愚民！”但是工人自己有量物的尺度。他们并不是从德国奸细学得了推动他们今日到街上来的那些观念。示威者毫不客气的将那些麻烦的说教者推在旁边，而向前走去。这就使尼夫斯基大街那些爱国派气愤起来了。有几队人，大部分残废军人和圣乔治骑士领导的，竟向个别的队伍进攻，企图抢去示威旗帜。这里或那里，常有冲突发生。空气渐渐变热了。枪声响了。这里一声，那里又一声。从窗子里面开枪的么？从安尼金宫开枪的么？街上的人回答了一排枪，朝天放的，没有瞄准什么人。在短时间内，整个街道都纷乱了。“武尔刚”工厂的一个工人记载道：在中夜时分，当手榴弹团经过尼夫斯基大街开至公共图书馆近旁时候，不知从何处，有人对他们开枪，枪声继续了几分钟。接着，一场大混乱。工人散开到旁街去，士兵则卧倒在地，——他们倒并不曾白白的经过了战争这个学校。尼夫斯基大街上这中夜剧，手榴弹兵在枪弹之下卧在人行道上，真是一个奇景。普希金和戈果尔，这二个歌咏尼夫斯基大街的诗人，万想不到会有这个奇景。然而这奇景并非虚幻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人行道上躺着死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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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特宫那日也过着一种特别的生活。为了立宪民主党部长的辞职，工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两个执行委员会召集一个联席会议以讨论策列铁里的报告，关于如何倒去合作政府的秽水而留着婴儿。这个办法的秘密，若非不安静的民众起来干涉，无疑早已发现出来了。电话传来机关枪团准备示威的消息，使领袖脸上现出气愤和烦恼。士兵和工人难道不能等待至我们的报纸登出一个救苦救难的决议案么？大家斜眼望着布尔什维克派。但这次示威也是出于布尔什维克派意料之外的。加米涅夫以及其他的党代表当时在场的，也同意，日间会议之后，到工厂和兵营去阻止群众出来。这个举动后来被妥协派解释为诡诈。两执行委员会，同平常一样，急忙通过一个布告，宣布任何示威都是背叛革命。但就算是这样，他们又怎样去对付政府危机呢？发现了一个办法：他们将让那个内阁残缺不全，而延迟这个问题直至能召集执行委员会的外省委员到会时候。为了自己的动摇而延迟问题，拖长时间，这岂非一切政策中最巧妙的么？
惟有在对付群众的斗争中，妥协派才认为坐失时机是不智的。官方机关立刻活动起来，准备武装来对付“暴动”——他们一开始便把示威叫做暴动了。领袖们到处寻找武装力量来保护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由齐赫泽及其他主席团分子签名，要求各种军事机关派装甲汽车，三英寸大炮和炮弹到陶立特宫来。同时差不多每团都接到命令派武装队伍来保卫陶立特宫。但还不止此哩。同一日他们还用电报传达一个命令到前方——给第五军团，当时驻防的离首都最近——要它“派一师骑兵，一旅步兵和一些装甲汽车到彼得格勒来”。孟什维克魏廷斯基那时奉令负保护执行委员会之责，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了：“7月3日整天都消磨在调集队伍来防守陶立特宫上面，……我们的任务，是至少要调几连兵来……有一个时候，我们简直没有一点武力。只有六个大兵在陶立特宫门口站岗，没有力量阻止群众……”然后又说：“示威第一日，我们仅能够调动一百人，——我们没有其他的武力。我们派人到各团去，要求给我们士兵以为守卫之用……但各团都在观望。我们不得不设法终止这件事，于是我们去调回前线的军队。”即使怀了恶意的人也难得想出比这更刻薄的话来讽刺妥协派了。几十万人示威者要求政权交给苏维埃。齐赫泽以苏维埃首领资格，未来内阁总理首先轮到他做，而他反在设法调集兵队来对会那些示威者。这次庞大的运动乃是拥护民主政治的，那些民主派领袖反而说是武装暴徒攻击民主政治。
在陶立特宫内，同时，苏维埃工人部正在开会，——已经隔了长久不开会了。在过去两个月中，由于工厂小选举结果，工人部成分起了变化，使得执行委员会有理由害怕布尔什维克派在其中占得多数。有意拖延的工人部会议——几日之前妥协派自己终于召集了——偶然与武装示威同时，这点，报纸也认为是布尔什维克诡计。季诺维也夫对工人部的一篇演说，很能令人心服的发挥了这个思想，即说：妥协派做了资产阶级同盟者就不能也不愿与反革命斗争，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反革命不过是黑色百人团流氓的个别活动而已，他们并不认为反革命是诸有财产阶级的一种政治联合，是为了消灭苏维埃，消灭劳动者阶级的这个反抗中心的。他这篇演说很中肯。孟什维克派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苏维埃地盘上立于少数地位了，便提议：不作任何决议，大家分散到各区去维持秩序。但那已经太迟了！消息传来，说武装工人和机关枪兵快到陶立特宫了，会场上起了很大的激动。加米涅夫走上讲演台，他说：“我们并未曾号召示威，是群众自动走到街上来的……但群众一经出来，我们的位置就是在他们中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给这运动以一种有组织的性质。”加米涅夫结末提议选举一个25人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托洛茨基附议。齐赫泽害怕这个委员会落于布尔什维克派手里，便坚持把这问题提交执行委员会解决。但不成功。辩论愈来愈激烈了。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终于明白他们一起不过占全会三分之一人数，于是退席。这就成了那些民主派爱用的策略：他们在苏维埃内一经失去多数地位，便开始抵制苏维埃。他们退席之后，会场中276票，无人反对，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执行委员会接受政权。立刻选举一个25人委员会。留下10个位置给占少数的一派，而这十个位置始终没有人来担任。委员选举落于布尔什维克派之手，这个事实向朋友和仇敌表示：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从此成为布尔什维克派的根据地了。前进了一大步！四月间，布尔什维克派影响差不多只及彼得格勒工人三分之一；在那时的苏维埃中，他们占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现在，七月初，工人部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布尔什维克派了。这就表示，他们的影响在群众之中已经有了决定的作用。
通到陶立特宫来的各街道，拥挤着男女工人和士兵，携着旗帜。一面唱歌和奏乐。轻炮队开来了，指挥官在欢呼中报告他管下各队都是站在工人一边的。陶立特宫近旁的街道和广场站满了人。大家努力拥挤在宫殿大门口演说台周围。齐赫泽出来同示威者说话，扮着一副尴尬面孔，好像表示不相干的事情打岔了他的工作。这位苏维埃主席受到了很不客气的沉默接待。以一种疲倦而嘶嘎的声音，齐赫泽重复着他那一套老生常谈。魏廷斯基出来帮他忙，也未曾得到更好的接待。“然而托洛茨基，”——据米留可夫说——“得到了雷动的掌声，当他宣布说：政权移交给苏维埃的时机，现在已经到来了。……”米留可夫这句话是故意写得模棱两可的。那时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派宣布过“时机已经到来”。设于彼得格勒区的杜弗龙小工厂一个锁匠后来关于陶立特宫墙下大会说道：“我记得托洛茨基的演说，他说现在还不是把政权抓在我们手里的时候。”锁匠记载演说的要点，比历史教授正确得多。那些示威的人，从布尔什维克派演说者口里听到了刚刚在工人部得胜的消息，这个事实使他们满意，差不多是开始了苏维埃政权的时代。
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又在中夜以前不久开会；恰当手榴弹兵卧倒在尼夫斯基大街的时候。由丹提议，会场议决了一条原则，即：惟有预先决定来拥护和实行会场决议的人，才准参加此会。这是一个新调子！苏维埃，即被孟什维克派宣布为工人和士兵的代议机关的，如今竟要被他们变为妥协派多数的一个行政机关了。后来，他们成了少数以后——离此不过两个月罢了——同一妥协派又非常热烈的拥护苏维埃民主制了。然而今天——和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紧急关头一样——民主制就束在高阁之上了。几个“区际派”代表提出抗议而离开会场。布尔什维克派全体不在那儿；他们在克希辛斯该雅邸宅讨论明日的事情。联席会议开下去，“区际派”和布尔什维克派又来出席了，宣布说：没有人能够取消他们被群众选举得来的代表资格。占多数一派听了这个声明一声不响。于是丹的决议案就自然而然被人忘记了。会开下去，如同临死的人在挣扎一般。妥协派以疲倦的声音互相保证说：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策列铁里以邮电部长资格，控告他手下的雇员：“我刚刚听到了邮政和电报工人罢工消息……说到他们的政治要求，则仍然是那个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团团围在陶立特宫的示威群众的代表，要求参加会议。他们被允许入场了，但是以忧虑和仇恨允许他们的。代表们却诚心相信，这次妥协派不能不答应他们了。今天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为了立宪民主党部长辞职事件，自己不也是攻击他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的诡计和拆台么？此外工人部已经出来赞成一个苏维埃的政府。那么还要等待什么呢？但是他们的热烈呼声，——其中气愤仍含有希望——在这个妥协派代议机关的沉浊的空气内，变成了微弱而不投机的。领袖们只有一个思想：如何赶快辞退这些不速之客。请他们退到会场的回廊去罢：若赶他们回到街上示威者群中去，那是很不谨慎的。那些机关枪兵在回廊里很惊讶的听那冗长的辩论，这辩论只有一个目的：延宕时间，妥协派正在等待救兵。丹叫喊说：“革命的民众在街道上，但那些民众正在完成反革命的事业。……”阿伯拉莫维趣赞助丹；阿伯拉莫维趣是“犹太同盟”领袖之一，一个保守的学究，他的每个本能都被革命所侮辱了。他说：“我们眼见着一个阴谋。”他显然是抹杀事实；他又提议要布尔什维克公开宣布：“这是他们造出来的。”策列铁里更深一层说：“到街上来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是拥护苏维埃么？苏维埃如果要政权，政权就可到手。无论哪方面，苏维埃的意志都不会遭受障碍……这样一个示威并不是照革命道路走的，而是照反革命道路走的。”这些道理，工人代表们无法懂得。他们觉得那些上层领袖头脑有点发昏。会议最后又加一次断定（除了11个人以外大家都赞成）：武装示威乃是背后打击革命的军队等等。早晨五点钟散会。
群众渐渐散回各自的区域去了。武装汽车奔驰通宵，联络各兵团，各工厂和各区中心。同二月底一般，夜里的时间群众拿来结算白天的斗争。现在他们有了一种复杂的组织系统——工厂组织，党组织和兵团组织——各种组织不间断的开会。在各区里，人们认为运动显然不能半途终止的。执行委员会拖延那关于政权的决议。群众认为这是一种动摇。结论是明显的：我们必须再加以压力。布尔什维克派和“区际派”夜里开会，与执行委员会同时在陶立特宫内开会，会场上也是计算白天的账，而且企图猜测一下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从各区来的报告，证明了今日的示威不过使群众动起来而已，使群众第一次赤裸裸遇着了政权问题。明天工人和士兵将要求这问题的答复；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取消他们从各区出来。辩论的并不是关于应否号召群众夺取政权的问题，如敌人后来说的，而是关于究竟阻止明日早晨的示威呢，还是领导这个示威？
夜深时候，或宁可说早晨三点钟，普地洛夫工厂工人走到了陶立特宫，——一起有三万工人，其中好多带着女人和小孩子。这队伍是夜时11点钟出发的，其他迟到的工厂在路上亦来参加。虽然如此之晚，仍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那瓦门，使人想像到今夜全区里没有一个人留在家中。女人们叫喊说：“无论什么人都要去的，——由我们看家好了。”“救主教堂”的钟楼一经发出信号，枪声齐发，仿佛开的是机关枪。下面向钟楼开了一排枪。“在‘高斯基市场（Gostiny Dvor）’附近，一队军官生和大学生攻击示威群众，要夺去他们的标语。工人抵抗。群众愈聚愈多。有人开了一枪。本文作者头被打破了，腰和胸被人踏伤。”这是工人耶非莫夫写的话，我们已经认识了他。普地洛夫厂工人穿过整个城市，现在城内已万籁无声，终于走到了陶立特宫。幸亏梁赞诺夫坚决努力，——那时他和工会有密切关系，——工人代表团才得允许去见执行委员会。大群工人，饥饿而且死一般疲倦，在街道上和花园内休息，其中大多数人立刻躺在地下，以为要在那里等待答复。普地洛夫工厂工人就躺在地下，于早晨三点钟时候，围绕着陶立特宫；民主派领袖们正在那里面等待着前线救兵到来。——这是最能感动人的情景之一，是革命从二月到十月经过此分水岭时候献给我们看的。12年以前，这些工人当中有不少的人也曾参加正月游行，到冬宫去，捧着神像竖着宗教旗帜。自从那个星期日以后，许多年代过去了；在以后四个月之内又要经历许多年代。
普地洛夫工人躺在院子内那种凄惨的景象萦绕着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和组织者的头脑，他们正在那里开会讨论次日的计划。明天普地洛夫厂工人将不去做工的，——是的，一夜不睡觉之后他们还能做什么工作呢？有电话叫季诺维也夫。辣斯可尼可夫从喀琅施塔得打电话来，说明天一早要塞守兵将开往彼得格勒来，无论何人何事都不能阻止他们。那个青年的海军准尉在电话线那一头等待训示：中央委员会将命令他同水兵们决裂并受人家鄙视么？除了普地洛夫厂工人一幅流民图以外，现在又加上一幅水手海岛上的同样难堪的图画。他们如此深夜没有睡眠，准备好来援助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不，形势是太明显了。再没有迟疑之余地了。托洛茨基最后一次问道：然而我们可以来一个没有武装的示威么？不，这是谈都谈不到的。一小队军官生就可以驱散几万无武装的人，如同驱散一群羊。士兵和工人也将把这个提议看做一个圈套。回答的话是明白无疑又能令人信服的。于是大家一致决定以党的名义号召群众次日继续示威。季诺维也夫赶快通知辣斯可尼可夫，他在电话线那头等得不耐烦了。立刻起草了一篇告工人和士兵书：到街上去！下午中央委员会制止示威的宣言从排好的版上挖掉了，但已经太迟不能补入新的文章进去。第二天《真理报》上出现一面空白将大大不利于布尔什维克派：显然是因为到最后一刻害怕了，才撤回那个号召暴动的宣言；或者是恰恰相反的哩，——或者是他们撤回了一篇号召和平示威的宣言，为的进而号召暴动？然而布尔什维克派的真正决议印成传单发出来了。其中是号召工人和士兵“以一种和平和有组织的示威叫那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会来注意群众的意志。”不，这并不是号召暴动。
[1] 按指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译者
[2] 为克伦斯基发行的新币，每克伦卡有值20与40卢布两种。——译者
[3] 当时布尔什维克总部所在地。－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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