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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 |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发生联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因之也是经济上最重要的工具。统一全民族的商品流通胜利了，同时就有民族的语言产生。民族的国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遂成为最方便的，最有利的和最通常的舞台，以为资本主义关系活动之用。在西欧，资产阶级民族形成时代，如果除开尼德兰的独立斗争和英格兰的岛国命运不说，那就是从法兰西大革命开始的，根本完成于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中间大致经过了一百年。
但在这个时期内，在欧洲民族的国家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了，它长大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东方：波斯，巴尔干，中国，印度，则受1905年俄国革命之刺激，民族的民主的革命时代刚刚开始哩。1912年巴尔干战争表明东南欧洲民族国家成立过程之终结。以后的帝国主义战争附带地完成了欧洲民族革命未完成工作，其结果便是支解奥匈帝国，建立独立的波兰以及从俄罗斯帝国割下来的若干边疆独立国。
俄罗斯不是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许多民族凑成的国家，这一点适合于俄国的落后性。在广泛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之上，俄国商业资本不是向深处发展的，不是改变生产，而是向宽处发展，扩大了活动范围。商人、地主以及官吏，从中心向四境走去，跟随着那些农民的足迹，这些农民为了寻觅新土地和逃避捐税，便移居到更落后的人种所居的新领土去。国家的扩展，在其基础上，乃是农业的扩展；农业无论如何原始的，总比南方和东方游牧部落高越些。在这个渐渐扩大的广阔基础之上形成起来的官僚等级国家，具有足够力量去臣服西方一些单个的民族，这些民族有比较高的文化，但因人口很少或因为内部危机，不能保持它们的独立（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诸国，芬兰）。
国内主体民族是七千万大俄罗斯人。渐渐增加约九千万的“异民族”，其中可分为二类：西方民族和东方民族，前者文化高于大俄罗斯人，后者则低于大俄罗斯人。这个帝国便是如此造成的：其中居统治地位的民族只占全体43%，其余57%则属于各种文化不齐权利不等的民族，其中乌克兰人17%，波兰人6%，白俄罗斯人4.5%。
国家要求之奢和农民基础之俭，遂产生了最残酷的剥削形式。在俄国，民族压迫比在邻国都残暴得多，不仅比西边的邻国，而且比东边的邻国。权利被剥夺的民族数目如此之多，被剥夺的程度又如此之厉害，遂使得帝制时代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具有一种猛烈的爆炸力。
在民族单纯国家里，资产阶级革命发挥出强大的向心力，或克服各地特殊条件，如法国，或消除内部分立状态，如意德二国；反之，在民族复杂的国家里，如土耳其，俄罗斯，奥匈联合国等，则迟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发挥出离心力。这些过程，用力学名词表示出来，虽然外表上是相反的，但其历史作用则是一致。在两种情形之下都是利用民族统一作为经济上的主要后盾。德国是为此原故而统一的，奥匈是为此原故而分裂的。
列宁很早就指出，俄国民族运动这个离心倾向之不可避免；他好多年来为坚决拥护旧党纲中有名的第九条而奋斗，特别是反对罗莎·卢森堡；这条党纲提出民族有自决之权，即有权完全分立为国家。在这点上，布尔什维克党绝不是宣传民族分立福音的，只不过负起责任，坚决反对一切种类压迫形式而已，连强迫一个民族留在一个大国疆界之内也要反对。惟有走这条道路俄国无产阶级才能渐渐获得被压迫民族的信任。
但这不过是事情的一方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民族政策，还有其另一方面，表面上与前一方面相矛盾的，而其实则是补充前一方面。在党及一般工人组织内部，布尔什维克主义坚持最严格的集中制，毫不容情地反对一切足以分裂工人的民族主义毒素。布尔什维克主义，一面干脆地拒绝承认资产阶级国家有权强迫少数民族合并于一国之内或接受一种国语，另一方面又认为以自觉的阶级纪律，将各民族工人尽可能密切地联合在一起，乃是真正神圣的任务。如此，布尔什维克主义干脆地排斥了民族联邦式的党制。革命的组织并不是未来国家的雏形，而是创造未来国家的工具。一件工具应当适于制造物品之用，却绝不必同所制造的物品形态相似。惟有一个集中的组织能够保证革命斗争之成功，即使这斗争的任务是在于摧毁那种对于小民族的集中的压迫。
在俄国那些被压迫民族看来，推翻帝制必然应等于自己民族革命。然而这方面，我们看到的事情，也同二月革命所有其另一方面一般；官方的民主派，为了政治上依赖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原故，完全不能够打破旧的束缚。民主派坚持着其拥有解决其他一切民族命运之权，继续热烈地守卫着那些财富、政权和势力的源泉，这些源泉即是给予大俄罗斯资产阶级以支配地位的。妥协的民主派不过将帝制时代民族政策传统翻译成自由主义的修辞学语言罢了：现在是保卫革命统一问题。但合作政府各党派还有一个更厉害的理由哩：战时必要。这意思是说，单个民族希冀解放，是德奥参谋部做的工作。这里，奏第一把提琴的也是立宪民主党人，妥协派则做他们的副手。
新政权自然不能完完全全保留着异民族所受的那种令人厌恶的中世纪式的侮辱。但也不过希望简单限于废除那些施于各民族的特别法律而已，而且努力做到这一点，——即是规定在大俄罗斯国家官僚面前，国内各部分人民形式上一律平等。
这个法律形式的平等，特别便宜了犹太人，因为过去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律竟有六百五十条之多。此外，又因为犹太人是城市居民，大多数散居于各民族中间，既不能要求国家独立，又不能要求地方自治。至于所谓“民族文化自治”计划，则从得到自由之日起，就如蜡见到了太阳光一般融化了，——这个反动的乌托邦本是若干犹太人团体从奥国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借来的，意图联合全国犹太人于学校及其他机关周围。
但革命之所以为革命，正因为它不满足于人家的布施或未来支票。最可耻的民族限制一旦取消了，全国公民便不论属何民族，形式上一律平等；但这只有更加显露出各民族地位的不平等：大多数民族仍然处于大俄罗斯国家的私生子或义子地位。
宣布公民权利平等，对于芬兰人尤其没有意义，因为芬兰人并不是争求与俄罗斯人平等，而且要脱离俄罗斯而独立；也无所加于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本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因为他们本来被强迫宣布为俄罗斯人；也毫无改变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地位，因为他们受了德国地主和德俄城市的压迫[1]；最后也一点未曾减轻亚洲落后民族与部落的苦痛，因为他们之处于无权地位的最下级，并非由于法律的限制，而是由于经济的文化的羁束。所有这些问题，互相合作的自由派和妥协派，甚至还不肯提出来哩。民主的国家，仍然是大俄罗斯官僚那个老国家，它绝无让位于他人之意。
革命愈加深入于边地群众，就愈加清楚表现出：在那些地方，俄罗斯国语乃是有财产的阶级的语言。形式的民主政制及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使得落后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更加沉痛地觉悟：他们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文化发展手段至于何种程度，——他们没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官吏。推诿于未来的立宪会议，只有更加激恼他们。他们很明白：创设临时政府的那些党派，一定要操纵立宪会议，继续拥护俄罗斯化传统，并以嫉妒的贪欲划定那条为统治阶级所不愿越过的界线。
芬兰立即成了二月政制的肉中刺。因为土地问题的激烈——在芬兰是沦为奴隶的小佃农问题——产业工人虽然只占全体人口14%，却能把农民拖着走。芬兰议会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的议会，其中，二百席之中有一百零三席。芬兰社会民主党人，6月5日，以法律宣布：除了战争和外交问题之外，芬兰议会有最高的权利；他们请求“俄罗斯友党”来援助。但是他们完全求错了路。临时政府起初站在旁边，让“友党”去行动。齐赫泽领导了一个代表团到赫尔辛基去，意图劝告，但空手而回。然后，彼得格勒社会主义部长，克伦斯基、欠尔诺夫、史高倍列夫、策列铁里，决定以武力解散赫尔辛基的社会主义政府。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皇党卢考姆斯基，警告芬兰的文职官吏和民众说，若有反对俄罗斯军队的行动，则“他们的城市，尤其赫尔辛基就要沦为焦土的”。如此准备之后政府就颁发一个庄严布告——连笔调也是从帝制时代抄袭而来的——解散芬兰议会。正当前线开始进攻那一天，人们把那从前线撤下来的俄国士兵布置在芬兰议会门口。如此，俄罗斯革命群众，在走向十月去的路上，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关于民主原则在各阶级力量斗争之中占据何种地位。
与统治阶级这种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相反，驻防芬兰的革命军队采取了一种可尊敬的态度。9月初，芬兰全地方苏维埃大会，在赫尔辛基开会，宣告道：“芬兰民主派如认为必要重开议会，则凡妨害议会重开之企图，本苏维埃大会皆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这是直接允许武力援助之意。但是芬兰民主派，也是受了妥协倾向所支配，没有决心走上暴动道路。在再解散的威吓之下举行的新选举，使资产阶级党派得到轻微的多数：二百席之中占一百零八席；临时政府之解散议会，本来得到这些资产阶级党派同意的。
但这里，内部问题提到前面来了；——这些问题，在这具有花岗岩的山岭和贪婪的财主的北方瑞士之中，无可挽回地走向国内战争。芬兰资产阶级半公开地准备它的军事干部。同时赤卫队的秘密核心也形成起来了。资产阶级向瑞典和德国请求军火和教练。工人则得到俄国军队援助。此时，资产阶级方面也发展了一个运动，要完全脱离俄国，——不久之前它才和彼得格勒同心合意的。资产阶级的领袖报纸Khuvudstatsbladet，写道：“俄国人民发了无政府主义疯病，……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应当尽可能地离开这纷扰么？”临时政府看出非让步不可了，无须等候立宪会议：10月23日，颁布一个命令，“原则上”承认芬兰独立，除了军事和外交问题。但是克伦斯基赐予的“独立”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此时离他的倒台只有二日了。
第二根肉中刺，但更深得不能比的刺，乃是乌克兰。6月初，克伦斯基禁止乌克兰议会召集的一个乌克兰军队大会开会。乌克兰人不肯服从。为的保全他的政府的面子，克伦斯基便追认了这个大会，打了一个贺电去；这电报在会场宣读惹起代表们不恭敬的哗笑。这个苦教训，并不能阻止克伦斯基三星期之后再禁止一个伊斯兰教军人大会在莫斯科开会。民主政府似乎非要叫那些心怀不满的民族明白：你们自己抓到手里的，才算是你们的。
乌克兰议会，在6月10日出版的它的第一号《万有报》上，责备彼得格勒反对民族独立，宣布道：“从此以后我们将建立我们自己的生活了。”立宪民主党人骂乌克兰领袖是德国奸细；妥协派则以很有感情的话忠告他们；临时政府派一个代表团到基辅去。在乌克兰热烈的空气中，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德列钦可，觉得必须对乌克兰议会让点步。但7月间，工人和士兵受了打击之后，政府连对乌克兰问题也转向右边去了。8月5日，乌克兰议会极大多数攻击政府“沾染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倾向”，破坏了7月3日的协定。乌克兰政府首脑温尼钦科宣言：“到了政府须实行它的约言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临时政府……同小流氓一个样，希望以欺骗手段来解决历史的大问题。”这几句不含糊的话，使人明白：政府在那些政治上与它接近的人群中具有何等威望。因为最后分析起来，乌克兰妥协派温尼钦科，与克伦斯基的区别，不过如平凡的小说家与平凡的律师的区别罢了。
固然，在9月间，政府终于颁布了一个法令，承认俄国一切民族都有“自决之权”，此种权利的限界则等候立宪会议规定。但这张完全无保证的而且内部矛盾的未来支票——除了受限制一点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极端空泛的——无论何人都不信任。临时政府的行为就已经很响亮地反对这张支票了。
9月2日，参议院——就是那个拒绝让不穿旧朝礼服的新分子参加会议的机关——决定拒绝公布那些发给“乌克兰总书记部”的训令，这个书记部就是在基辅的乌克兰内阁。那些训令是政府批准了的。拒绝的理由是：这个书记部没有法律根据，而对于一个非法机关，是不能颁发训令的。这些高傲的法理家也不隐瞒下面事实，即：政府和乌克兰议会订立的协定，本身就是篡窃了立宪会议的权限，——这些帝制时代参议员现在变成纯粹民主政治的最坚决拥护者了。右边反对派如此表现无畏精神，其实绝不冒什么险：他们知道，他们的反对完全投合于当权者的脾胃。俄罗斯资产阶级虽然容忍了芬兰的相当独立——芬兰与俄国经济联系本来很薄弱的——却不能容忍乌克兰麦子、顿涅志煤炭和克里伏洛格矿产，“自治”起来。
10月19日，克伦斯基打了一个电报，命令“乌克兰总书记们”“立刻到彼得格勒来当面解释”关于他们在乌克兰发动的一种有罪的鼓动：主张召集乌克兰立宪会议。同时，基辅地方检察官也奉了训令，开始侦查乌克兰议会的活动。但是这些威吓并不能惊扰乌克兰，正如那些恩典不能买好于芬兰一般。
乌克兰妥协派，此时觉得比他们的在彼得格勒的诸大哥，更安稳得多了。除了因他们为争取民族权利斗争而造成的良好空气以外，乌克兰小资产阶级党派的比较稳定性——在其他好多被压迫的民族，也是如此——有其经济的和社会的根据，一言以蔽之，曰：落后。无论顿涅志流域和克里伏洛克流域工业如何迅速发展，乌克兰就全体说，仍是落在大俄罗斯之后的，乌克兰无产阶级较不纯粹，较少受锻炼。那里，布尔什维克党，在量和质两方面，都是弱的，与孟什维克派决裂得很慢，在政治上，尤其在民族问题上，都不大高明。甚至在乌克兰东部产业区，迟至十月半才举行的全地方苏维埃会议，还是妥协派占相当多数哩！
乌克兰资产阶级比较更弱些。俄罗斯资产阶级的社会摇动性，就整个来说，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中比较有力的部分是那些不住在俄国境地内的外国人。这话我们已经说过了。但在边区，这个情况之外还添加了另一个情况，其意义也不少逊：即是这些地带的资产阶级，与当地主要民众，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
这些边区城市人民，在其民族成分上，完全与农村人民不同。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主、资本家、律师、新闻记者，都是：大俄罗斯人、波兰人、犹太人、或外国人；农村人民则全体是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诸省，城市是德国、俄国和犹太资产阶级的居留地；农村人民则都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在乔治亚城市里，俄国人和亚尔美尼亚人占支配地位，在土耳其的亚热拜然亦然，——他们不仅生活和文化程度与当地基本的民众有别，他们的语言也不同于当地基本民众，正如英国人在印度一般要保护自己产业和进款，则有赖于官僚机关，与全国统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那些边区的地主、实业家、商人，便以自己为中心团结一群俄国官吏、职员、教员、医生、律师、新闻记者，甚至于工人，而将那些城市转变为俄罗斯化和殖民地化的根据地。
农村还不作声时，本可以不去理会农村的。然而到了农村渐渐不耐烦地高扬了自己声音时候，城市便抵抗，便顽强地继续抵抗，以保卫城市的特权地位。官吏、商人、律师等，不久就学会了，以高高在上的态度责斥“沙文主义”之猖獗，来掩饰他们那种为保持经济和文化的支配地位之斗争。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要维持现状往往装做超于“民族主义”之上的，正如得胜利的民族，要保持其胜利品，容易采取和平主义形式一般。譬如，麦克唐纳首相站在甘地面前就觉得自己是个国际主义者。又譬如，奥地利人倾向德国，庞加莱总统会认为这是侵害了法兰西和平主义。
5月间，乌克兰议会派往临时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写道：“住在乌克兰城市的人，看见了城里那些俄国化的街道，……完全忘记了这些城市不过是乌克兰全体人民大海中一些小岛罢了。”罗莎·卢森堡在她的遗著之中反对十月革命的政纲，说乌克兰民族主义原本不过是几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玩艺儿”，只因受了布尔什维克民族自决口号发酵作用才人为地高涨起来的；她这话陷于很严重的历史错误，无论她有如何清澈的头脑。乌克兰农民过去未曾提出民族要求，那是因为乌克兰农民一般未曾进入于政治生活。二月革命的主要功绩——也许是它的唯一功绩，但这功绩是颇大的——恰恰在于它终于给了俄国被压迫阶级和民族以一个公开说话的机会。然而农民这个政治觉醒，只能经过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的，由此发生的结果，便是要求有自己的学校、法庭和自治机关。若是反对这些要求，那不异于是驱策农民仍回到政治上不存在地位去。
城市和农村的民族差异，在苏维埃中，也很痛苦地感觉着，因为苏维埃主要是城市的组织。在妥协派领导之下，苏维埃往往漠视了当地基层民众的民族利益。这就是乌克兰苏维埃薄弱无力的一个原因。里加苏维埃和勒瓦尔苏维埃，简直忘记了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利益。巴库的妥协派苏维埃藐视当地最大多数的土耳其人民的利益。在假冒的国际主义旗帜之下，苏维埃往往进行斗争反对乌克兰人或伊斯兰人的自卫的民族主义，替城市压迫性的俄罗斯化运动作掩饰。还须经过不少时间，甚至在布尔什维克派支配底下也须经过许多时候，这些边区苏维埃才学会说农村的语言。
一般经济和文化的原始性，——这是受了自然环境和人工剥削所限制，——使得西伯利亚诸异民族甚至走不到能提出民族要求的水平线。烧酒、捐税、强迫的东正教信仰，在那里，从很久之前起，就是国家权力的主要支柱了。那种疾病，意大利人称为“法兰西病”，法兰西人称为“那不勒斯病”的，西伯利亚人民就称之为“俄罗斯病”。[2]从此可以知道文明种子是从何处传来的了。二月革命并没有达到此地。北极荒原的猎人和豢养驯鹿者，还须等待长久才得到黎明时候哩。
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中亚细亚等地的民族和部落，第一次被二月革命唤醒来，从他们的史前期生活觉醒过来：这时，他们当中既没有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民族无产阶级。在耕地的或畜牧的群众之上，有薄薄一层从群众中上层分离出来，构成了知识分子。这里斗争只限于要求有自己的字母，自己的教员，甚至于——有个时候——自己的教士，却未曾达到提出民族自治政纲。那些最受压迫的不得不在痛苦的经验之中相信了：那些有高深教育的国家主人并不自愿地容许他们起来。那些落后之中最落后的，便寻求最革命的阶级为其同盟军，经过各自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左翼为媒介，那些伏谢克人（Votiaks），楚瓦什人（Chuvashes），诸里安人（Zyrians），以及达格斯坦（Daghestan）和土耳其斯坦（Turkestan）那些部落，便寻找他们的道路到布尔什维克派去。
殖民地——尤其在中亚细亚——命运是跟着中心区经济发展而改变的：从直接而公开的劫掠，连商业劫掠在内，变为那种比较隐藏的手段，使得亚细亚农民成了工业原料（主要棉花）的供给者。一层层有组织的剥削，配合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和宗法生活的野蛮性，居然把亚细亚民族压抑在极端低下的地位。这里，二月政制保留着一切，没有变动。
最好的土地，帝制时代从巴士起人（Bashkirs），布利亚特人（Buriats），吉尔吉斯人（Kirghiz），及其他游牧民族夺取来的，仍旧操在俄国地主和俄国富农手里；他们散居于土著居民中间，做殖民事业。民族独立精神之觉醒，在此地首先就是反对那些殖民者的斗争，他们创设了一种人为的地权制，陷那些游牧民族于饥饿和渐渐死灭。另一方面，那些殖民者又狂热地拥护俄国的统一，即是拥护他们的赃物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反对亚细亚民族的“分离主义”。殖民者仇视土著人民运动，在外贝加尔一带，竟发展为兽性。在三月社会革命党人领导之下，虐杀布利亚特人事件层见叠出；这些社会革命党人是从乡镇书吏或前线回来的下层军官出身的。
殖民地带所有的剥削者和强暴者，希望旧秩序愈保持长久愈好，因此他们拥护立宪会议有最高权利。这类欺人的话，是临时政府教他们说的；政府在此地找到最可靠的屏障。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有特权的上层分子也渐渐提起立宪会议之名了。甚至伊斯兰教士也把问题推到“立宪会议开会时”再说；他们每逢下层起来为难时，总要高举绿色可兰旗于那些正在觉醒的山民和北高加索人民头上。“留待立宪会议解决”，这话遂成为全国保守反动，和有特殊利益或权限的人的口号了。留待立宪会议解决。等于拖延和待时。而延宕则等于积聚力量和扑杀革命。
然而领导权落于教士或封建贵族之手，不过在初起时候，仅仅在落后民族中间，差不多仅仅在伊斯兰人中间。一般说，农村民族运动是受农村教师、书吏、官吏、下层军官，以至于商人领导的。除了俄国人或俄国化的知识分子以外，在边区城市还从地位比较高的，境况比较好的人当中形成了较年轻的一层知识分子，与本农村有密切关系，无资格参与资本宴会；而这一层人自然负起了政治上代表基层农民群众的民族利益及部分地社会利益之责任。
这些边区妥协派在民族要求方面虽然仇视俄国妥协派，却与他们同属于一个根本类型，大部分甚至同用一个名称。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乔治亚孟什维克派，拉脱维亚孟什维克派，立陶宛“劳动派”等，与他们的大俄罗斯同党名人物一般，都企图限制革命于资产阶级政制范围之内。但土著资产阶级异常薄弱，便迫得那些地方的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不去与资产阶级合作，而去将政权抓在自己手里。在土地问题和劳动问题上，他们不得不比中央政府走得更远些；但这样一来，他们也有很大好处，即可以在军队和全国面前表明他们是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的临时政府的。这一切，即使不够造成俄罗斯妥协派和边区妥协派的不同命运，至少也够使得二者上升和下降之时速度不是相同的了。
乔治亚社会民主党人，不仅领导了小乔治亚的贫农，而且自命要领导全俄国“革命的民主”运动，——他们这个野心不无相当成功。当革命起初几个月之中，乔治亚知识分子领袖并不是把乔治亚看作一个民族国家，而是看做“吉伦特省”，得天独厚的一个南方省份，替全国出产领袖。在莫斯科国政会议中，有名的乔治亚孟什维克之一程克里夸口说：乔治亚人，无论在得意时候或失意时候，甚至在帝制时代，都是这样说：“只有一个祖国——俄罗斯。”一个月之后，在民主会议中，这个程克里又说：“乔治亚民族怎么样呢？它完全替大俄罗斯革命服务。”一点儿也不错，乔治亚妥协派同犹太人妥协派一般，每逢必须缓和或制止个别区域的民族要求之时，总是替大俄罗斯官僚机关“服务的”。
然而这个政策，仅仅当乔治亚社会民主党人还希望能够限制革命于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时候，才继续进行的。当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群众胜利危险渐渐增加时，那些乔治亚社会民主党人便渐渐放松他们与俄国妥协派的联系，而与乔治亚本身的反动分子密切结合起来。到了苏维埃胜利之时，那些拥护单一的俄罗斯的乔治亚人就变成了分离主义的鼓吹者，而且露出他们沙文主义的黄色毒牙给外高加索其他民族看了。
社会矛盾如此披上了民族外衣，本是不可避免的，何况在边区社会矛盾一般比较发展得差些；这一点就足够解释：为什么在大多数被压迫民族中，十月革命遇着了比在俄罗斯中心更大的抵抗。但另一方面，民族冲突，由于本性使然，摇撼了二月政制，并为中心区域的革命造成了颇为顺利的外围。
在这些情形之下，民族对立配合了阶级矛盾，斗争变成更加热烈了。拉脱维亚农民和德国地主之间多年的老冲突，使得好几千拉脱维亚劳动者，于战争爆发时，出来当志愿军。拉脱维亚雇工和农民编成的几个轻步兵团，是前线最好的队伍。然而在五月间，他们就已经表示拥护苏维埃政权了。他们的民族主义不过是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外壳。类似的过程也发生于爱沙尼亚。
在白俄罗斯，那里有波兰人或波兰化的地主，那里大小城镇有犹太居民，也有俄国的官吏，那里受两重和三重压迫的农民，受了靠近前线之影响，早于十月革命以前，就将他们的民族的和社会的怨气，依照布尔什维克主义道路发泄出来了。选举立宪会议时，白俄罗斯大多数农民群众都投布尔什维克派的票。
所有这些过程——被唤醒的民族自尊心同社会怨气联系起来，有时推动运动前进，有时则拖拽运动后退——在军队之中得到异常激烈的表现。在军队之中有一种真正的热狂，要成立民族兵团，但此类兵团，有些受了政府恩宠，有些勉强容许存在，有些则被迫害打击，随着各团对于战争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态度如何而定。但一般说来，这类兵团是一天比一天更仇视彼得格勒的。
列宁很有把握诊察革命的“民族的”脉搏。在九月底写的一篇有名的文章《危机成熟了》之内，他坚决指出：民主会议上，民族的代表“激烈的程度占第二位，仅次于工会的代表，而高于苏维埃的代表。五十五票之中竟有四十票反对合作政府”。这是表示被压迫民族不指望大俄罗斯资产阶级能给他们以什么利益了。他们一天比一天更加图谋以独立的行动争取自己的权利，一点一滴地争取，而且在革命夺取形式之下去争取。
十月间，布利亚特人在遥远的上乌金斯克开大会时，有个代表演说道：“二月革命并没有添加什么新的东西”于异民族地位上。如此观察时局，结果若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派一边的，至少也要对于布尔什维克派采取一个渐渐善意的中立态度。
彼得格勒暴动那天开的全乌克兰士兵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案，反对将政权交给乌克兰苏维埃，但同时声明不认为大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派暴动为“反民主的行动”，而且允许采取种种办法，阻止士兵被派去镇压暴动。这个两可的态度，完全是民族斗争上小资产阶级阶段之特性，却帮助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就是要终止一切两可态度的。
另一方面，边区的资产阶级，以前总是倾向于中心政权的，现在则走上分离运动；在好多情形之下，这个运动毫无一点民族基础。波罗的海诸省的资产阶级，昨天才跟在德国地主背后，非常爱国地拥护罗曼诺夫皇朝，如今为了与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及本地群众斗争起见，竟站在分离主义旗帜之下了。在这一条路上还有更奇怪的现象哩。10月20日，一个新国家的基础奠下了：“哥萨克军队，高加索山居人和草原自由人的东南联盟。”顿河区、古班区、特尔区和阿斯特拉汉区哥萨克诸领袖，本是帝国中央集权的最有力的支柱，如今几个月之间竟变成为联邦制的热烈拥护者了；而且在此基础之上与伊斯兰山居人和草原住民领袖们联合在一起哩。联邦制的疆界，是要作为一道防线，抵御那北方来的布尔什维克危险。然而在未曾造好国内战争的主要阵地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以前，这个反革命的分离运动先就直接反对统治的合作政府，涣散它，削弱它了。
如此，民族问题，同所有其他问题合在一起，对于临时政府不异于是一颗梅杜莎[3]的头，上面每根表示三月和四月希望的头发都变成一尾恨和怒的毒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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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派对于民族问题绝不是立刻就采取那个最后保证了他们胜利的的立场的。不仅边区如此——那里党的组织本来就薄弱而无经验——彼得格勒中心亦然。党在大战那几年中衰弱到如此地步，干部的理论和政治水平低落到如此地步，以致在民族问题上党的正式领袖竟采取一种非常糊涂而不彻底的立场，直至列宁回国为止。
自然，依照其传统，布尔什维克派是主张民族自决权的。但孟什维克派口头上也赞成这个口号。两派政纲的文字，仍旧是一个样的。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权问题。党的那些临时领袖，表明他们完全不能了解布尔什维克派关于民族问题（如同关于土地问题）的口号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制的继续存在，这中间有何等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使这个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制已化装为民主形式。
民主立场，借斯大林之笔，最庸俗地表现出来。3月25日，斯大林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政府取消民族限制的法令；他在其中企图以历史规模提出民族问题。他说：“民族压迫的社会基础，——引起此压迫的动力，乃是日就衰落的土地贵族。”资本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空前发展，以及在殖民地政策上面表现的最野蛮的压迫形式，这一点似乎完全不为这位民主作者所知道。他继续说：“在英国，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共分政权，贵族无限制权力早已不存在了，所以民族压迫比较温和，非人道的事情比较少些，——自然不包括战时情形（？），战时政权又落于地主（！）之手了，民族压迫遂大大猛烈起来（爱尔兰人和印度人被迫害之事）。”压迫爱尔兰人和印度人的，竟是地主，他们——显然以劳合·乔治为代表——利用战争夺得了政权！斯大林又说：“……在瑞士和北美，没有地主，而且未曾有过（？），政权完完全全操在资产阶级手里，所以各民族自由发展着。民族压迫，一般说来，是没有发生可能的……”作者完全忘记了在美国的黑人、印第安人、移民和殖民等问题。
从这个无可救药地浅薄的分析——结果只是把封建和民主对立起来——就做出了纯粹自由派的政治结论。“排除封建贵族于政治舞台之外，将它手里的政权夺过来，——这也就等于终止了民族压迫，创立了为民族自由所必需的事实条件。”“俄国革命胜利了，这些事实条件就创立起来了。……”这几句话，恐怕比孟什维克派在这几日中关于此问题写的一切文章中，更加是从原则上赞美帝国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与加米涅夫一起，希望同临时政府分工合作来完成民主的和平；同样，在国内政策上，斯大林也在李沃夫亲王的民主政治中发现了民族自由的“事实条件”。
事实上，帝制的崩溃第一次完全暴露了：不仅反动的地主，而且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及跟在它背后的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上层爱国分子都不可和解地仇视民族权利的真正平等，——即反对取消统治民族的特权。他们的全部政纲只在把大俄罗斯人的统治，加以缓和，包上文化的糖衣，且以民主形式来掩饰。
在四月会议上，斯大林拥护列宁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形式主义上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即认为“民族压迫乃是……为帝国主义者所采用的那种系统，那种手段”。但他当场就一去不返地离开了正轨，而退回到他的三月立场去。“一个国家愈民主，则其中民族压迫亦愈薄弱；反之亦然。”这是演说者自己的推论，而非借用自列宁的。民主的英国正在压迫封建的和种姓制的印度，这个事实仍然在他狭隘的视野之外。斯大林又说：“俄国有旧土地贵族”支配着，“至于英国和奥匈则与俄国不同，在那些国家，民族压迫从来未曾采取虐杀形式。”好像土地贵族“从来未曾”统治过英国！好象土地贵族那时也没有统治着匈牙利！历史发展的配合性质，将“民主政治”和对弱小民族的压迫联合在一起，——这对斯大林始终是一部七印封严的书。[4]
俄国所以为多民族合成的国家，乃是它的历史落后性之结果。但落后性乃是必然自相矛盾的一种复合观念。落后国家并不保持一定距离跟在先进国背后走。在世界经济时代，落后民族受了先进民族催迫，卷入于发展的总链条之中，跳过了好多中间阶段。此外没有坚固的社会形式和传统，也使得落后国家——至少在相当界限之内——非常容易接受世界技术和世界思想的最新发明。然而，落后国家并不因此而不落后的。整个发展是有了矛盾而配合的性质。历史的两极端占优势，乃是落后民族社会结构的特点：这便是落后的农民和先进的无产阶级占优势，超过于资产阶级诸中间层。此阶级的任务落于彼阶级肩头上。在民族范围内说，铲除中世纪残余就成为无产阶级份内事了。
拿俄国当作欧洲国家来看，其历史落后性最可以拿底下事实表明出来，那就是到二十世纪了，俄国还须废除强迫地租和特别居住区，即农奴制和犹太人圈居地这种野蛮办法。但在履行这些任务之时，俄国正因为是发展落后，才使用了新而又新的阶级、政党、纲领。为要消灭拉斯布丁的思想和方法，俄国不得不使用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
政治实践自然仍比政治理论更原始得多[5]。因为事物的改变比思想的改变更困难些。但理论仍不过把实际要求加以彻底发挥而已。为了求得解放和提高文化，被压迫民族便不得不将它们的命运与工人阶级命运联系起来。因此，它们必须解除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的领导，这就是说它们必须在历史发展道路上大跳几步。
民族运动如此从属于革命的根本过程，即从属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并非一下确定的，而是经过许多阶段，而且各地方各不相同。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鞑靼诸族中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反对克伦斯基、战争和俄罗斯化，所以尽管领袖是妥协派，仍做了无产阶级暴动的同盟军。他们本是客观上拥护布尔什维克派，往后发展就不得不主观上走上布尔什维克主义道路了。在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以及在乌克兰（但更弱些），民族运动分化，十月间竟达到如此剧烈程度，须待得外国军队干涉才能阻止无产阶级暴动成功。在东方亚洲，民族觉醒带着最原始的形式，只能一步一步地慢慢落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而且都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得政权以后。如果这个复杂而矛盾的过程整个地拿来看，那结论是明显的：民族潮流同土地潮流一样，都倾注于十月革命那条河道。
群众从那些最根本的政治任务，如土地和民族解放，以无可抵御的和一往不复的力量走到无产阶级专政去，——这并非如自由派和妥协派所设想是由“煽惑的”鼓动，预定的阴谋或不断革命理论造成的，这乃是出于俄国社会结构和国际局势条件。不断革命论不过是将这个发展的配合过程以公式化而已。
这问题不仅关于俄罗斯一国。落后的民族革命之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乃是一条全世界通用的法则。在十九世纪，战争和革命的根本任务还是在于如何替生产力保证一个民族的市场，至于我们这个世纪的任务则是在于如何替生产力解除民族的疆界，因为现在民族的疆界已变成生产力的铁的桎梏了。在广大的历史意义之下，东方的民族革命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种种阶段而已，正如俄国各民族运动变成了走向苏维埃专政去的种种阶段一般。
列宁非常深刻地看重被压迫民族命运中含着的革命力量，在帝制下的俄罗斯如此，在全世界亦然。那个虚伪的“和平主义”以同一态度反对日本打中国和中国打日本，只能得到列宁讥诮罢了：日本目的在奴役中国，中国目的则在求解放。在列宁看来与帝国主义压迫战争相反，民族解放战争仅仅是民族革命的另一种形式，而民族革命又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必需的链环。
然而，这样重视民族战争和民族革命，绝非承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负有什么革命的使命。恰恰相反，这种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从未脱乳牙时代起，就是外国资本的代办人，无论如何嫉妒外国资本，但每逢危急关头总是转到外国资本同一个营垒里去的。中国买办就是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典型，国民党就是买办的典型党。小资产阶级上层，连知识分子在内，能够积极地，有时很热闹地参加民族斗争，但完全不能起独立的作用。惟有站在民族前列的工人阶级，才能实行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到底。
不肖门徒——尤其斯大林——的致命错误，就在于他们从列宁的关于被压迫民族斗争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之教训，推论出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负有革命的使命。不懂得帝国主义时代革命的不断性，反把发展过程迂腐地图式化，把活生生的相配合的过程变为死阶段，以为各阶段之间必然有时间隔离着，——这一切错误使得的斯大林将民主政治或“民主专政”庸俗地理想化，——所谓“民主专政”事实上不是帝国主义专政，便是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那一群人，沿着这条路走，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完全与列宁的民族问题立场决裂，而实行了他们在中国的破产政策。
1927年8月，斯大林与反对派（托洛茨基、拉可夫斯基及其他）冲突之时，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道：“在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是一回事，那里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各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在殖民地和非独立国家革命又是一回事，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一阶段和某一时期可以拥护本国的革命运动以反对帝国主义。”这里，斯大林把他1917年3月间加于俄国资产阶级身上的那些特征，移用于殖民地资产阶级了，——当然说得轻微些，隐约其辞，但这不过表示他缺乏自信心而已，以其深刻的机会主义，总是循好多不同的途径来开辟道路，仿佛受了某种引力法则支配一般。理论根据的选择，在此纯然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斯大林把他三月间对于临时政府的估价这般移用于中国“国民”政府，结果就产生了他与国民党的三年合作，——这个政策造成了当代历史最骇人的事实之一。不肖门徒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忠实的勤务兵资格，跟随中国资产阶级直至1927年4月12日，即上海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屠杀之日。斯大林辩护他与蒋介石同盟说：“反对派的根本错误乃在于将俄国1905年革命和中国革命等视齐观，不知前者是压迫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后者是被压迫的国家。……”就斯大林来说，这也是很令人惊异的，他竟不曾想到：不应当用“压迫他民族的”民族观点来看俄国革命，而应当从那些所受压迫不减于中国人的“他民族”的经验出发来看俄国革命。
俄国在三次革命之中所做的巨大实验，含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各种都有，但偏有一种没有，即：并没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对于本民族起解放的作用。边区资产阶级，无论哪一民族且无论发展至什么阶段，无论装的什么模样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中心地区的银行、托拉斯和商业机关，因为边区资产阶级本是全俄国资本的代办人，本来屈服于这个资本的俄罗斯化倾向，且使得广大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知识分子也屈服于这种倾向。边区资产阶级愈“成熟”，则其与一般国家机构的联系亦愈密切。整个拿来说，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对于统治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正如统治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世界财政资本的关系一般：演的都是买办角色。一层层的对立和依赖，这个复杂的关系，一天也不排除此三者在反对暴动群众的斗争之中根本联合一致的形势。
在反革命时期（1907－1917年），民族运动领导权操于土著资产阶级手里了，这个资产阶级甚至比俄国自由派更明白地图谋与帝制政府妥协。波兰、波罗的海诸地、乌克兰、犹太等资产阶级，互相竞赛各自的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二月革命之后，这些资产阶级便躲在立宪民主党人背后，——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躲在本民族的妥协派背后。1917年秋天，边区民族资产阶级走上分离运动道路，并非为了反对民族压迫，而是为了反对渐来渐近的无产阶级革命。总而言之，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对于革命表示的仇恨，并不减于大俄罗斯资产阶级。
三次革命之中这一伟大的历史教训，却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于好多参加事变的人——尤其斯大林——的头脑里面。关于殖民地民族内部阶级关系，那种妥协主义的，即小资产阶级的，见解，既葬送了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又被不肖门徒输入于共产国际纲领里面，把这一部分纲领变为陷害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一个圈套了。
* * *
为要了解列宁的民族问题政策的真义起见，不妨拿奥国社会民主党政策来对比一下。布尔什维克主义依据于假定几十年内民族革命之将爆发，来教育先进工人，使之适应于这个前途。奥国社会民主主义则相反，则是柔顺地适应于统治阶级的政策；它赞成强迫十个民族合并于奥匈帝国之内，同时又完全不能以革命手段把这些民族工人联合起来；在党内和在工会之内，工人是依民族不同而区分的。嘉尔·勒纳，哈布斯堡皇朝一个有教养的官吏，在奥国学派马克思主义墨水瓶内孜孜不倦地寻求什么手段使得哈布斯堡皇朝返老还童，——直至有一天他做了奥匈帝国的身后理论家。当中欧二帝国战败之时，哈布斯堡皇朝还图谋高举自治民族联邦旗帜，在它的权杖底下。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纲领，本是建立于君主国范围内和平发展的前提之上的，如今于一瞬间变成这个沾满四年战争血污的同一君主国的纲领了。
但是那个生锈的铁环，箍住十个民族的，终于断裂了。因凡尔塞外科手术而加强了内部离心倾向，奥匈帝国遂土崩瓦解了。新的国家成立起来，老的国家重建起来。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悬挂在深渊之上。他们的问题再不是如何保持他们对于其他民族的统治了，而是如何避免自己落于他民族的羁轭。于是，奥托·鲍威尔代表奥国社会民主党“左”翼，认为此时适宜于提出民族自决口号。那个政纲，以前几十年间足以发动无产阶级斗争反对哈布斯堡皇朝和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如今则被用为那个民族的一种自卫工具了，——这个民族昨天统治他人，今天则受了刚刚解放出来的斯拉夫诸民族所威吓。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纲领，转瞬间变为溺水的君主国的救命草；同样，那个被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者阉割了的民族自决口号，现在也变成德国资产阶级的救生锚了。
1918年10月3日，那时事情完全与他们无关了，国会里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便很慷慨地“承认了”以前奥匈帝国诸民族有自决之权。10月4日，资产阶级诸政党也采取民族自决纲领。如此比奥德帝国主义者领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立刻就恢复观望政策；事情将如何变化，美国威尔逊总统将说什么话，尚未可知的。直至10月13日，当军队和皇朝的完全失败造成了——借用奥托·鲍威尔的话——“我们的民族政纲所预期的革命局势时候”，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者才以实际形式提出了民族自决问题。事实上，他们此时是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了。鲍威尔十分坦白地解释说：“德意志族资产阶级统治其他民族的地位一经丧失了，便认为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了；为了这个使命，它以前才甘心忍受从德意志祖国分离出来的痛苦。”这样看来，新政纲之实行并不是因为被压迫民族的需要，而是因为对于压迫民族已无危险。有财产的阶级被逼钻到历史的牛角里去，不得不从法律上承认民族革命；而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就认为这是一个适宜的时候，从理论上承认民族革命。他们说，这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及时的，历史准备好了的，——而且是已经成就了的！这里，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如此明显，仿佛是摆在我们掌中一般。
关于社会革命，那是完全不同的了；那休想得到有财产阶级的承认。社会革命，必须延期，必须被阻止，必须被污辱。帝国既然沿着最弱的裂缝，即民族的裂缝，解体了，奥托·鲍威尔就做出如下关于革命性质的结论：“还不是一个社会的革命，而是一个民族的革命。”事实上，那运动自始就含有一个深刻的社会革命内容。它的“纯粹民族的”性质，最可以拿底下的事实表示出来，即是：奥地利的有财产的阶级，公开请求协约国把全体军队都俘虏了去。德意志族资产阶级请求意大利军队来占领维也纳！
在革命过程中，如此庸俗而迂腐地分别民族形式和社会内容，好像是两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这里，我们看见奥托·鲍威尔如何接近于斯大林！——这本有一种非常功利的意义的：目的在于替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防备社会革命危险作辩护。
如果用马克思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话来说，则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占据的是制动机的位置。甚至皇朝事实上倒台以后，社会民主党奉召参加政权，也仍然没有决心同旧哈布斯堡内阁分裂。“民族的”革命只限于添加阁员以增强旧内阁。直至11月9日，德国革命已经推翻霍亨索伦皇朝之后，奥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向谘议院提议宣布共和国；他们拿群众运动来恐吓他们的资产阶级伙计，其实他们自己看见群众运动，连骨髓也发抖了。奥托·鲍威尔很不谨慎地嘲笑道：“基督教社会党人，11月9日和10日还是站在皇朝一边，11月11日才决定停止抵抗……”社会民主党比这个黑色百人团帝制党领先了整整二日！人类一切英雄传说，在这个勇敢的革命行动之前，都要黯然失色的！
奥国社会民主党，违反了自己本意，从革命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占据了全国首脑地位，恰如俄国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般。又如他们一样，奥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害怕的也就是自己的政权。在合作政府之中，社会民主党人努力求得尽可能小的位置。奥托·鲍威尔解释此点如下：“社会民主党人起初只要求在政府中占一点小小位置，这首先适合于革命的纯粹民族性。”那些人决定政权问题，并不是根据真实的势力关系，根据革命运动的力量，统治阶级的破产，和党的政治影响，而是用一个迂腐的小签条“纯粹的民族革命”，由若干聪明的分类家贴于真实的事变进程之上。
嘉尔·勒纳做了国家谘议院院长，等待暴风雨过去。其他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则做了资产阶级部长的助手。换一句话说，社会民主党人躲藏在办公桌子底下。然而群众并不满足于那个民族的胡桃壳，而让社会民主党人把那个社会的胡桃仁留下来给资产阶级。工人和士兵把资产阶级部长推开了，强迫社会民主党人钻出来。那个无人代替的理论家奥托·鲍威尔也解释此点说：“以后几天事变，迫得民族革命转到社会革命方面去，才增加了我们在政府中的比重。”若把这几句话译成了人家能够了解的话，那就是：在群众胁迫之下，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从办公桌子底下爬出来。
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作用。他们拿起了政权，但只为的发动一个战争，反对“浪漫主义”和“冒险主义”，——那些光棍现在就是这样称呼那个“增加他们在政府中比重的”社会革命的。如果那些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在1918年居然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即保护了维也纳银行免受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漫主义所损害，那只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妨害了他们行动的原故。
由许多民族凑成的两个国家，俄国和奥匈国，以其最近的命运显明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中间之差别。有十五年之久，列宁不妥协地与各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相斗争，并主张一切民族皆有权利脱离俄罗斯帝国。人家骂布尔什维克派图谋致使俄罗斯陷于四分五裂，但是民族问题上这个勇敢的革命口号替布尔什维克党博得俄罗斯帝国内弱小的和被压迫的民族之不可动摇的信任。1917年4月列宁说：“乌克兰人若见我们有个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就不会脱离的；但若见我们有个米留可夫式共和国，他们一定要离开我们。”这一点，他也说对了。历史给予这二个民族问题政策以无伦比的考验。奥匈国无产阶级在一种怯懦而不彻底的政策之下受教育，所以经过一场可怕的摇撼之后，奥匈国便瓦解了，而且这个瓦解过程还是社会民主党各民族支部所发起的。在俄国，则帝制废墟之上又成立了一个各民族合成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被布尔什维克党密切结合起来的。
无论苏联的未来命运如何——苏联距离那安静的海港还远哩——列宁的民族政策总是永远登进人类永恒财富的目录中了！
[1] 德意志人多地少，小国林立，吃不上饭的贵族就四处迁移，很多移民到地广人稀的俄国去。俄国沿海边区有一整批这样的德裔贵族阶层，他们在俄军里充当指挥层，也是地主，奴役拉托维亚人等农奴。直到19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带来本土意识和民族认同，沙皇才开始排斥德裔军事贵族，开始任命大量的俄罗斯军官。希特勒1939年撤走波罗的海三国的50万德侨，这个阶层才算正式解体。“德俄城市的压迫”说法，应该是指当时沿海边区的城市里住着德裔和俄罗斯族的官员、商人和地主，而农村住着拉托维亚等族的农奴。当时俄国的一些民族外省形成民族－地区的划分，比如乌克兰的城市居住着俄罗斯工人和犹太工匠手艺人，农村是乌克兰农民，高加索的工业城市住着俄罗斯工人和官员，附近的农村居民是当地人。自然，本地人受到“城市上层”的压制。虽然这里的城市特指统治者而非那些俄罗斯工人。－L.X
[2] 译者按，指梅毒。中国人以前亦曾称为“广疮”，说是由广东传来的，或“洋疮”说是由外国传来的。又“文明”与“梅毒”，西文音同字不同，故有“文明传播即梅毒传播”之谚，所以下句云云。
[3] Medusa，古代神话中女怪，很美丽，一头的青丝尤其可爱，但因得罪了女神弥涅甫*之故，每根头发竟变为一条毒蛇。——译者。
* 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弥涅甫”（现在一般音译为“密纳法”）是雅典娜在罗马神话里的称呼。－C.R
[4] 译者按，即“不能了解”之意。典见《新约·启示录》。
[5]“原始”这里指政治实践要适应俄国落后情况。革命实践总比革命理论来得曲折。比如一场现实的革命可能以法西斯小资的暴动为引子，但革命理论无需特意说明法西斯群众在具体环境下也可能代表工人革命的先声。另外，革命理论在俄国只能使实践达到现实需要的极限。比如在1917年的俄国难以由占农村劳动力多数现代农业工人建立计划经济下的国有农场体系，因为不存在这样一个农工阶层。——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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