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党的三种前途（1938年7月23日）

劳工党的三种前途（1938年7月23日^[1]）

　　（编注：此文的前半部分是新泽西州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杰克·韦伯[Jack Weber]做的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派，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Fourth Internationalists]）内进行的有关劳工党问题的讨论的报告。这次讨论的参加者提了几个问题，然后韦伯对其做了回答，接下来托洛茨基说：）

　　托洛茨基：当然，不能孤立地去研究劳工党问题，应该把这个问题同下一时期的总体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如果出现新的繁荣，并持续上一段时间，推延了劳工党问题的话，那么，在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个纯理论性的问题，但我们仍要继续去为成立劳工党做好准备，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在劳工党问题重新变得尖锐起来的时候失去时机，也是因为这种大规模的繁荣在现今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如果经济形势还是跟现在一样（糟糕）的话，那么劳工党就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我们要强调一个最重要的事实：美国工人阶级和欧洲工人阶级是完全不同的。在欧洲，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在奥地利，在现在的法国和英国，工人都认为有必要成立政党；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群众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说，这是一种共识。

　　在美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法国，政治鼓动就在于共产党和社会党争取工人支持的活动中，每一个觉悟的或半觉悟的工人都会面临一个选择：应该追随社会党呢？还是追随共产党？还是追随激进社会党^[2]呢？激进社会党的问题要另外来算，因为（是否追随激进社会党）主要是工头的问题，（普通工人多半不会去追随激进社会党，）但普通工人必须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中间作出选择。在美国，情况则是工人阶级需要一个政党——属于它自己的政党。这是政治教育的第一步。我们可以说，这第一步早在五年或十年前就该走出来了。是的，理论上确实是这样，但只要工人对工会机构多少还是满意的，甚至没有这个机构也能活下去的话，鼓吹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宣传，就会或多或少是理论性的、抽象的，并且或多或少地跟某些中派主义集团或共产主义集团的宣传相重合。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这是客观事实，因为工人创造的新工会已经陷入了僵局——走进了死胡同里——对于已经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工人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去影响立法机构，去影响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现在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选择将来会被解散的工会，要么参加到政治行动中去。这就是客观形势，它不是我们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在眼下，号召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鼓动，对于已经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工人，以及还完全没有参加任何（工人阶级的）组织的工人来说，都已经不是抽象的了，而完全成了工人在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具体步骤。对于还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由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体任务。对我们来说，如果说因为新政党是从工会的政治联盟中诞生出来的，所以它必然会是机会主义的，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我们不会引导（美国）工人跟外国（工人）一样，走同样的路，迈同样的步子。当然，如果要我们在一个改良主义政党和一个革命党之间做出真正的选择的话，我们会说这是你们的事（意思是说我们会选择革命党）。但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绝对必需的。在这种形势中，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当然要反对机会主义，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反对机会主义，但是，如果只因为一个进步的措施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就去阻挠这个措施，以此来反对机会主义的话，那就太反动了，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已经成立了的话，那就更加反动，宗派主义常常是反动的，因为它反对那些对工人阶级来说非常必要的行动……

　　我们可以简略地想像一下，在下一时期里，在美国会产生哪些劳工党，我认为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成分复杂的机会主义政党；第二种可能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但却足够集中的、并且由骗子和野心家来领导的政党；第三种可能就是一个集中的、由我们来领导的革命党。我们不指望会有纯而又纯的、完全符合上述某一种形式的劳工党。在劳工党的发展过程中会有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组成，会有不同的部分，还会产生出不同类型的劳工党——但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们可以认为有这么三种类型。

　　假如劳工党的结构松散到可以接纳我们，那么，不打入劳工党，就是愚蠢的做法。假如我们可以打入劳工党，还能在里面作为一个政党而开展工作的话，那么这样的劳工党就是一个松散的机会主义政党。这样一个党会接纳我们，这个事实本身说明机会主义者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消灭我们的地步。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况。（我现在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党打入劳工党的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只要劳工党一成立，我们——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作为它的一个支部打进去。这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情况。）

　　在形势不那么危急、骚动比较少的时期里，劳工党也可能会在比较平静、安宁的形势中成立，这样的劳工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反动的保守领袖，并且还有一个多少建立了集中制的机构，这样的机构会使得我们无法作为一个党打入劳工党里。于是，我们当然要继续作为一个独立于这个机会主义政党的党存在下去，而我们只考虑派人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倾向、个别地渗入这个劳工党里——但作为一个党，我们将继续留在这么一个集中制的机会主义政党的外面。

　　如果我们能在劳工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一个由我们的领袖来领导的、奉行我们的思想的革命倾向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鼓吹实行集中制，把这个松散的劳工党变成一个集中的党。我们会提出让工人把那些骗子驱逐出劳工党等各种要求。这是第三种劳工党，也是劳工党的演化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我们党要解散，党员要参加到劳工党里，通过这种方式来决定这个劳工党的特性。在第一步，我们应该说：“工人们，你们需要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党。”

　　至于在纽瓦克的那个党，你们说它不是你们需要的那种党。那就去改造这个党，更换它的领导，至于用什么方法，我们认为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同志们，你们说我们应该把真相告诉工人，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说，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们都要把全部的真相——从欧氏几何一直说到社会主义社会——说出来。我们没有权利去对工人说谎，但我们必须在他们能够接受的时间和地点，把真相以他们能够接受的形式告诉他们。正是在这里，我们要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地下工作的问题。战争正在不断逼近，我们必须做好开展地下工作的准备。许多同志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了开展地下工作，我们要对自己进行教育，但我们却忘记了要在纽约的劳工党内开展地下工作。这是我们要完成的第一个地下工作，我们不能脱离实际地对自己进行开展地下工作的教育。

　　劳工党的领袖都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警察。现在，每当罗斯福的民主党警察阻止不了我们的时候，劳工党的领袖们就会出来阻止我们。罗斯福允许所有人享有集会的自由、享有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但他之所以能允许我们享有这些自由，只是因为他不能随意动用按照宪法组织起来的警察，但他可以动用美国劳联里的、产联里的、拉瓜迪亚的纽约劳工党里的警察，而这些警察是牢固地组织起来的。他们把我们跟工人隔绝开来，不让我们与工人融合起来。问题并不在于将来当罗斯福的官方警察宣布取缔我们之后，我们该怎么做，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去摧毁那些工会和劳工党里面的警察所设下的各种障碍。

　　如果我们承认了自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话，要怎样打入劳工党里呢？这要看具体情况。为了进行地下革命工作，我会涂改自己的护照，改变自己的名字，并且不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我绝对服从我自己的党的纪律，但当我们打入其他党里时，我们不欠那些（领导着劳工党的）骗子什么东西。对那些（工会和劳工党内的）罗斯福的警察们，这也是一样的。假如我们有能力通过工会的关系，把我们的同志介绍进虚伪的改良主义政党里去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接下来我们该大战一场，他们将会把我们开除出（劳工党）。这种战斗，对那些把我们的同志选进劳工党的工人来说，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有些没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人把我们的同志介绍进劳工党里，并不是因为这位同志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并不在乎社会主义工人党，他们之所以介绍这位同志参加劳工党，是因为他们对这位同志有很高的评价。然后这位同志就可以说：“是的，我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你们知道，我们在沙皇俄国的法庭上，曾经这样开展过工作：十个被捕的同志中，有一个要站出来宣布他是党员，他要抨击资本主义，抨击统治者。其他九个同志就要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跟这个党一点关系都没有。”警察没有足够的证据，就只能放了其他九个同志，然后这九个同志就要回到工会里去继续开展工作。而那个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党员的同志，他的发言就会在全国造成巨大影响。我们现在在工会里、以及在我们自己的党里面，就要完全按照这种办法去做。只有这样做，才能为将来在新的、更困难的环境中开展地下工作做好准备。

　　如果一个同志是作为身份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参加劳工党的话，那他就应该万分小心。这不是机会主义；其他人会去配合他，帮助他完成他的工作，但尽管如此，他仍要说：“我绝对忠于党章。我不能说自己完全同意你们，但你们会看到我是忠于党的。”他只是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其他人来完成这些工作，当然，在我们自己的党的核心小组^[3]里，他要给其他人下指示，告诉他们该怎么去做这些工作——这样做不是为了叛卖工人，而是为了瞒骗警察、资本家和工人运动中的骗子们。列宁经常引用这种做法。尽管有无赖，有叛徒，我们仍然要渗入群众中去。我们要像瞒骗警察那样去瞒骗无赖和叛徒。我们的同志现在经常跟改良主义者、工会官僚一起工作，一起反对斯大林派，在瞒骗这些人的方面，我看我们的同志做得还不够。现在的情形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在洛杉矶，在差不多每个有我们的同志打入工会的地方，我们的同志都表现出是好工人，在工会运动中是真诚的、乐于奉献的工作人员。在墨守成规的旧派工会官僚们看来，我们的同志要比斯大林派的骗子更好。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同斯大林派的骗子、野心家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工会中的进步力量（其实是保守力量）去反对斯大林派的破坏者，但我们必须提供辅助性的帮助。

　　第544分会主席斯科格伦德^[4]同志（在日常工作中）不应作为第四国际的代表发言，因为他必须万分谨慎，但必须立即组织一个能干的核心小组去配合他的立场，帮助他开展工作；如果对工会的领导没有做好，让我们的一个党员被开除的话，斯科格伦德就要说：“我反对开除他。”但斯科格伦德自己不会被开除。

　　我相信，工会中最有战斗力的成分，应该是我们的青年，他们不会反对我们参加劳工党的运动，而是会参加进劳工党内，即使这个劳工党是非常机会主义的。他们必须参加进去，这是他们的责任。我们的青年同志把过渡纲领和劳工党截然分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渡纲领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但对美国来说，过渡纲领和劳工党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我认为，我们有些青年同志虽然接受了过渡纲领，但却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它的意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把这种形式上的区分看得这么重要了。

^[1] 在《列昂·托洛茨基论美国的劳工党》（Leon Trotsky on the Labor Party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 ）一书里，7月23日的讨论中的头两段和最后一段被错编进了7月20日的讨论里。经过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同意之后，这篇讨论得以重印。——原注

^[2]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激进社会党是法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之一。它其实既不激进，也不信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大致相当于美国的民主党，不同的是，它有反对教权的传统，并且是共济会的大本营。——原注

^[3] 此处的“核心小组”是指由打入劳工党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在劳工党内建立的党组织。——译注

^[4] 卡尔·斯科格伦德（Carl Skoglund,1864——1961），1938年至1940年间任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第544分会主席，他于1911年从瑞典移民美国。1914年加入社会党，并成为社会党的斯堪的那维亚移民联合会中的左翼领导。1920年参加创建共产党。1928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后，他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随后参加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