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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
（1930）
译者：赤军
事实与文件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几大流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中国革命事变中，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斯大林，把他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人为的原因，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文件，已经散落，消失和被遗忘了。有些则被精心地封存起来，以防止被群众看到。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要藉助于斯大林及其亲密助手们的文章和讲话，藉助于他所授意的许多共产国际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阶段。为此，我们要引用苏共党内反对派档案库中所藏的原始文件。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当权派干部其塔罗夫（注一）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后来也被当权派藏匿起来，以便不让党内更多的人看到。读者们会自己看到其塔罗夫的证词有如何惊人的意义，他是一个年青的职业官僚，跟着斯大林路线爬上来的投机分子。他曾是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现在已经是少年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为了使事实和引证更为明了，我们以为重温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最重要的事变经过，对读者是非常有用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政变。
一九二六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一个从国民党派来的蒋介石代表参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左派」国民党在长沙实行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布：留在「左派」国民党内，是中共党员的责任。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采取暴动路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布在中国采取武装暴动与建立苏维埃的路线。
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放弃把武装暴动当作中共现阶段的主要口号。
一、四个阶级的联盟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建筑在"四个阶级联盟"这一理论之上的。下面，是在柏林出版的流亡孟什维克[1]派机关报对这种政策的赞扬：
「四月十日（一九二七年）马丁诺夫
[2]在「真理报」上，极有力地并且……十分"孟什维克"式地，论证了官方立场的正确。就是说，确认了保持四个阶级联盟的必要；确认不要急于打倒联合政府，因为在这个政府里，工人正与大资产阶级坐在一起主持工作；确认不能过早地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放在联合政府的面前。」（「社会主义报道」第八号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广州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在这条法律中，禁止工人示威游行时携带武器，禁止逮捕商人和企业家，禁止没收他们的商品，建立强迫的仲裁委员会，调节劳资冲突。这条法律中的许多条款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但是与这些条款并列的，还有其它的条款，比如限制罢工自由的条款。革命战争中为保卫革命的最高利益，工人阶级必需实行某些自我限制，但上述法律的某些条款就超过了自我限制的必要程度。」（「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号第四百零八页。）
在资产阶级放在工人脖子上的绞索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工人的蜘丝马迹（「条款」）。这根绞索的缺点，只是在于太紧了，竟超过了[（为防卫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了。这就是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写的东西。谁写的呢？马丁诺夫。什么时候写的呢？二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大流血仅仅只有六个星期。
二、斯大林心目中的革命前途
蒋介石在领导革命，斯大林把他当盟友；革命的前途，在斯大林看来，是怎样的呢？底下是他那众多相关讲话中之最不丢人现眼的一部分（那最可耻的部分，从未公开发表过）：
「中国的革命军（即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它的中国走狗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也因此会得到集会、罢工、出版与组织的自由。」（「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四十六页）
蒋介石的军队，据斯大林说来，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
那么，为使革命成功，需要什么呢？很少：
「青年学生（革命的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假使能让他们都从属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之下，那么，所有这些人就会化作一股巨大力量，推动革命飞速发展。」（同书第五十五页）
这样说来，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把工人和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相反，是怎么样更好地把他们附属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在斯大林这篇文章写成和发表的日子里，蒋介石正在用苏联援助的军火，率领着从属于他的工农，「飞速地」走向……上海大屠杀。
三、斯大林与蒋介石
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那时我们的报纸对此避而不谈），共产党就沦为国民党彻头彻尾的附庸了，当时，中共还签订了一纸誓约，保证不批评三民主义。然后，蒋介石——好一个精彩的细节！——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做它的正式支部。在准备作工农刽子手的同时，蒋介石需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给他作掩护。他得到了这种掩护。蒋介石与胡汉民领导下的国民党，终于以列席的资格被共产国际批准加入了。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地筹划反革命政变时，他也没有忘记和斯大林称兄道弟，比如说，互赠像片，以示友谊永固。作为这种友谊的象征，苏共中央委员，当权派的布勃诺夫（注二），曾专程来中国拜望蒋介石。顺便说一下：布勃诺夫到达广州的时候，正赶上蒋介石发动的三月二十日事变。布勃诺夫有什么反应呢？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党，并且保持安静。
上海大屠杀之后，共产国际上上下下的负责干部，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企图否认刽子手蒋介石曾是共产国际的一员。这些大人先生甚至脸红脖子粗地断言，国民党压根儿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政治局就此事表决时，以压倒性多数（托洛次基一票反对）批准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同志」参加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那次会议正好谴责了左翼反对派，而在邵力子的与会发言中，却有这么几句话：
「蒋介石同志在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指出，假使中国革命不能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那么革命成功一定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奋斗的目标，不是在中国国民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如同西欧当年所建立的资产阶级统治一样，或是如同现在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那样（只有苏联除外）。……我们都相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国民党一定会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记录（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三到四○四页。）
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第七次全体会议的真实情况。在这以后，共产国际的一员，「蒋介石同志」，就是那个发誓要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解决一切历史任务的蒋介石，真地解决了一个历史任务：血腥镇压革命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说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第七次全体会议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预测，已经被最近的一切事变，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证明了，并且是完全正确的。假使这是黑色幽默的话，发明它的人一定是个天才。不过我们决不可忘记，这种幽默浸满了上海工人的血。
四、列宁的战略和斯大林的战略
对共产国际对在落后国家的任务，列宁是如何看待的呢？
「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常常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对类似的企图，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补注1]
显然，列宁也承认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作暂时联盟的需要。但是同样很明显的是，他主张的联盟，不是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联合，藉以欺骗和出卖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比如农民与城巿小巿民）民主运动，而是与聚集在形形色色组织和派别里的群众进行联盟，以反抗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联盟，照列宁看来，究竟是怎样一种方式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写的大纲上，做了答复：
「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暂时的联盟，但是决不能与它混为一体。即使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阶段，也一定要无条件地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性。」
[补注2]
五、蒋介石政府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一年后，对蒋介石政府是怎样占计的呢？从政治局委员们的公开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加里宁在莫斯科高次纳克工厂的演说：
「中国的各个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对于中国的所有阶级来说，广州政府就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几天以后，在电车工人集会上，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也有个演说。「真理报」的记载是这样：
「鲁祖塔克同志，在谈到中国形势的时侯，指出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所有阶级的通力支持。」（「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类似的话，伏洛希洛夫也公开讲了不止一次。列宁把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从小资产阶级"理论"垃圾中清理出来，真是徒劳无功。不肖门徒们在很短的时期内，竟拿双倍的垃圾把它掩盖起来了。
迟至四月五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圆柱厅里演说，还坚持共产党应留在国民党内，而且他还否认这个同盟者有什么叛变的危险。他说：「鲍罗庭在那儿干得不错，没啥可担心的」。他演说一星期后，四一二上海政变就发生了。
六、上海政变是怎样发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一份特别有价值的证词，那就是其塔罗夫在联共第十五次大会的发言。他支持斯大林的路线，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目覩者。从中国回来时，正赶上党代会，他参加了大会并且有一个报告。报告中最重要的部分，都在公开发表时被删掉了，其塔罗夫本人也同意这么做：真实情形自然不能公开发表，因为它证明了反对派对官方路线的一切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怎样，还是听听其塔罗夫的发言吧（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国革命的第一道大伤口，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号对上海工人的屠杀。关于这个政变，我会较详细地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党内很少有人晓得它。在上海，曾经有过二十一天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存在；在这个政府里面，共产党人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海曾有过二十一天的共产党政府。但是，这个共产党政府表现得十分消极，虽然蒋介石早已在准备政变，每天都有爆发的可能。
首先，在很长的时间中，这个共产党政府都没有开始工作。它一会儿说，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不愿工作而且怠工；另一会儿又说，武汉政府并没有承认上海巿政府的成员名单。这个政府的全部活动，便是颁布了三个命令，而其中之一，就是筹备盛大仪式欢迎快到上海的蒋介石。
这时候在上海，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尖锐。例如，大家知道，军队（托洛次基按：也就是蒋介石的军官们）眼看着工人流血牺牲，而不肯伸出援手。军队早就逼近了上海，但在市郊停了下来，坐山观虎斗，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正在与鲁军作战。他们希望工人的力量在起义中被消耗掉，所以故意延迟进城。进城以后，在这些军队当中，有一个师是同情工人的左派——那就是广东军的第一师。师长薛岳与蒋介石的关系很糟，因为蒋介石知道他同情群众运动。薛岳出身于社会下层，他最初是一个排长，后来才作师长。
薛岳来找我们的上海同志，告诉他们，一个军事政变已经准备好了。他说，蒋介石把他召到司令部去，极冷淡地命令他带领全师离开上海，到前线去。薛岳决定不再到蒋的司令部去了，因为怕被诱杀。薛岳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希望我们配合他反抗蒋介石的命令（注三）。他已准备留在上海，并且打算与上海工人共同作战，以对付酝酿中的军事政变。对于这个提议，中国共产党的负责领袖们（陈独秀同志也在内）表示，他们已经知道在准备政变，但是他们不愿意与蒋介石作过早的冲突。这样，第一师便调出了上海，他们的防地被白崇禧的第二师占据了。两天以后，上海工人便被大屠杀。」
为什么要把这种真实而且生动的陈述，从公开发表的记录中删去呢（三十二页）？因为刨根究底起来，该对这一后果负责的不应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工人没有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主动决一死战。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是不能发展得太快的。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盲目地投入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战（当可以避免的时候），就等于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斯大林这一段演说，题名为「反对派的错误」。在上海的悲剧里，斯大林竟也能把"错误"的大帽子扣到反对派头上来。实际上，当时反对派还不知道上海的具体形势。就是说，还不知道三月到四月初，形势仍然对工人那样有利，虽然在这之前，共产国际的领导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与罪恶。从其塔罗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那时的形势，还是有救的。上海工人取得了政权，他们的一部分已武装起来，而且有巨大的可能，更广泛地武装他们。同时，蒋介石的军队并不可靠，有一些部队，甚至高级军官，也倾向于工人。但是一切的一切，都被上面既定的方针路线束缚住了，动弹不得。中共党人不是准备与蒋介石作殊死的斗争，而是鸣锣打鼓开欢迎大会向他庆祝胜利。斯大林从莫斯科坚决要求中共：不仅不要抵抗“盟友”蒋介石，相反的，你们要向他表示忠诚。怎样表示呢？躺下来装死。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全会上，斯大林仍然为他让上海工人不战而降的政策狡辩，他说这是出于现实的战术考虑，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投降战术”，已经让上海的无产阶级和革命运动被当头一棍砸得半死了。半年以后，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斯大林在上海问题上干脆一言不发。大会代表延长了其塔罗夫发言底时间，让他有机会做完对中国事件的报告，因为报告的内容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不过，对付类似的小麻烦，史大林自有一定之规，就是把其塔罗夫报告中最关键的段落，从公开出版的大会记录中删去。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把这份堪称历史性的文件全文发表出来。
关于其塔罗夫的报告，还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在发言中，尽可能把中国事变的进程说的含糊不清；实际该对失败负责的的最高决策者们，也被他掩盖得很好。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其塔罗夫便挑出陈独秀的责任问题，大做文章。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苏共中央的多数派一直在保护陈独秀，回击苏共党内反对派对陈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陈在忠心耿耿地执行他们的指导方针。当陈独秀同志不再愿意作那缄默的替罪羊，而是渴望光明磊落地讨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的一切写作班子，所有的秀才们，就全都扑上来围攻陈独秀。这并不是因为他对革命犯了致命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不愿继续欺骗工人，不愿再作斯大林的挡箭牌。
七、斯大林·国民党·“新鲜血液”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大约是上海政变三个星期以前写道：
「国民党的领导层，由于缺乏带有革命性的工农热血，正在生病，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帮助它得到这些新血。到那个时侯，形势就会有根本的不同。」
真是一语成谶！国民党需要「工农热血」，而中共的「帮助」是不遗余力的。1927年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与汪精卫，得到了太多太多的工农热血……
当谈及斯大林政策中对蒋介石的态度时，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宣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在中国革命上一个阶段，是绝对正确的。仅就北伐的成绩而论（！），它已给了这个策略一个历史性的证明……。」
北伐的成绩！斯大林很喜欢这类带血的幽默，不过，血通常是别人的。北伐的确成功了，只是有一个小仳漏：成功的北伐意外地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讨伐，仅此而已。上海工人的头颅和热血，不能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大人先生们，有任何的警醒。不仅如此，他们还费尽心机，想把别人的眼睛也蒙起来。
八、斯大林的新试验：与汪精卫合作
其塔罗夫的演说，还删去了下面一段极重要的文字：
「上海政变以后，每个人都很清楚，中国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资产阶级正在背离革命。这一点所有的同志都承认了，并且立刻公开下了结论。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却没有看到。那就是，虽然资产阶级正在背离革命，然而武汉政府，连想都不想离开资产阶级。不幸，我们同志中的大多数，不了解这种情况，他们对于武汉政府存有许多幻想。他们把武汉政府几乎当作工农民主专政的典范、标准模式。」（这一段被删去的演说，在大会记录中三十三页）
「上海政变以后，很显然，资产阶级是在背离革命了……」。
假使事变不是那样悲惨的话，这倒是令人发笑的事。斯大林解除了工人的武装，然后蒋介石砍瓜切菜一般把他们屠杀了；再然后，我们党里的事后诸葛亮们，总算是「懂得了」资产阶级在「背离」革命。但是，斯大林虽已承认他的盟友蒋介石已经背离，他还照常命令中共依附于那个武汉政府，按照其塔罗夫的报告，武汉政府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的。不幸「我们的同志都不懂得这一点」。哪些同志呢？是不分日夜忙于阅读和执行斯大林电报指令的鲍罗庭吗？其塔罗夫没有举出任何名字来。他是个聪明人，懂得“革命诚可贵，乌纱价更高”的道理。
这里，让我们再听听斯大林怎样说吧：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现在南方会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的中心在武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
「这就是说，武汉革命的国民党，领导着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它会在实质上转变为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知道，"工农民主专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了！
斯大林继续说：「因此，在现阶段，在国民党内部，推行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密切合作的政策，具有特殊力量与特殊意义。……没有这样的联合，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二五至一二七页）
不与反革命匪帮——「左派」国民党合作，「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斯大林一步步地——在广州、在上海、在汉口——"保证革命胜利"的方法。
九、打倒左翼反对派，国民党万岁！
共产国际对于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是怎样看待的呢？它的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在弹压呵斥左翼反对派的百忙当中，对于这个问题，给了一个明白的答复。
「共产国际以最坚决的态度，驳斥那些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中国国民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无产阶级直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合作」。
如此这般，斯大林设想的「工农混合阶级政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眼里，十分正确地在国民党身上实现了。
小有名气的拉菲斯，当年俄国内战时，在乌克兰一个白匪政府里作过部长，白匪败了，他来投奔革命。如今是斯大林的红人，在中国督导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在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上写道：
「我们俄国的反对派，众所周知，也主张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把这种观点贯彻到底的话，早早晚晚必然要拾起一九一七年托洛次基宣传的那个著名口号：「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把这个口号用在中国，就成了：「不要军阀，要工人政府」。幸好，我们的反对派暂时还没走到这一步。」（「无产阶级革命」五十四页）
拉菲斯讨厌「不要军阀，要工人政府」的说法。分析他和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倒是可以替他们归纳出下面几条口号：「不要工人，要蒋介石！」「不要农民，要汪精卫！」「不要反对派，拥护国民党！」。
十、斯大林再度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
在中国革命的武汉阶段，我们的党和国际领导层是怎么"保证革命胜利"的？听听其塔罗夫吧。底下一段，是我们在公开发表的十五大记录中读到的：
「在整个武汉阶段，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什么？它的政策归结为"后撤"两个字……
在革命中，在革命斗争最紧张的时期，共产党拿"后撤" 两个字指引它的工作。在这个口号之下，中共先后放弃一个个阵地而无所作为。以下一些事实都是属于这种放弃的：
同意把中共掌握的所有工会、所有农民协会及其它革命组织，转交国民党领导；不得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准许，不单独行动；自动解除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武汉重子团（注四）；在国民政府的领土以内，基本上所有农民协会都被反革命势力摧毁了；诸如此类。」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里描写得极其明白：它的领导，实际上是帮助「民族」资产阶级，摧残人民起义，屠戮优秀的工农战士。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真象。底下是被删除的一节其塔罗夫发言：
「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负责同志，中国同志和非中国同志，发明了所谓后撤理论。他们说：反动派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过来，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后撤，以保留合法工作的可能；假使我们后撤，我们是能保持这种可能的，假使我们起来自卫或者主动进攻，那一切就全完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在中国，武汉的"左派"国民党开始大规模地围剿、消灭工农运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说：「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汉口的国民党及汉口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心。」（记录（德文版）第七十一页）
一个工人，用书面提出问题，问为什么在武汉不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答道：「很明显，谁现在要求在武汉地区即刻建立工人代表大会，那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中的国民党阶段，就是冒险主义，就是给中国革命制造极大的困难。」。
但是，中国革命不是已经遇到极大的困难了吗？这又作何解释呢？
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学生的谈话中，斯大林说：
「在中国，一般地说来，工农代表大会是不是应当建立呢？是的，应当的，绝对应当的。可是它的建立，要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要在土地革命深入开展了以后，要在土地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原来如此。在武汉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反革命没有加强他们的地位以前，工农运动不能通过工农代表大会，加强他们的地位，为什么？
那些流亡的孟什维克，是这样评价史大林的武汉政策的：
「在本质上说，斯大林的路线，几乎是无可非议的。尽量争取留在国民党内，不到万不得已，不放弃与它的左翼合作。「时机不到，不冒然出击」。不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代表大会」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只能「给中国人民的敌人提供新的宣传材料来反对革命，来制造新的谣言，说中国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莫斯科人为的输出革命」——还有比这更稳健睿智的政策吗？……」（「社会主义报道」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
一九二七年五月底，就是当武汉政府已经开始摧毁工农组织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招开了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部分，作了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提请中国共产党注意：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和发展一切工农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加入国民党。只有这样，国民党才会转变为有力的群众组织，才会成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加入国民党」等于是让工农去送死。上海的教训，还不够吗？中共在莫斯科的训导下，已经变成一个专司送羊入虎口的角色。天天为资产阶级刽子手的政党（国民党）供给「工农热血」。
十一、斯大林与武汉的国共联合政府
1917年的俄国，有过克伦斯基主持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府，被证明是烂泥扶不上墙。1927年左翼反对派警告斯大林，不要向中国输出克伦斯基的失败经验。斯大林不听。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了武汉的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作劳工部长，一个作土地部长——真是典型的政治人质——。为保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不惜葬送阶级斗争的利益。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共产国际一直在用这种方针从莫斯科直接指导中国革命。
其塔罗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于代表听众之前，是这样形容共产党员入阁的情形：
「你们知道，在政府中有两个共产党员底部长。」底下的话，从出版的大会记录中删去了：
「后来，他们（共产党的部长）干脆不来开会了，自己不出头露面，而是听任部里上百官员自行其是。这两个部长在任的时期，没有颁布过哪怕一个改善工农地位的法令。这还不算稀奇，他们的下台经过更加可耻。这两个部长，一个说生病，一个说要到外国去，便以此等理由请求免职。他们本来应该说：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是叛徒，我们不再与你们在一起了。这才是政治性的辞职。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作，一个说他确实病了；而谭平山甚至写道，他拿广大的农民运动没办法，所以请求准许他辞职。我们能够想象还有比这更大的羞耻吗？一个共产党员部长，竟说他拿农民运动没办法，那么谁能呢？看来，只有反革命军队的刺刀有办法了。这是公开承认，武汉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残酷镇压是合情合理的。」
这就是共产党员参加联合政府的真实经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斯大林的演说和论文，在许多人心中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其塔罗夫的报告，是不能发表的。虽然其塔罗夫（年纪虽轻，却非常伶俐！）为了他自己的官运，并没有对莫斯科的领袖们说一句坏话，甚至说到鲍罗庭的时候，仅仅用「某一非中国同志」来代替。
谭平山抱怨说他拿广大的农民运动没办法！其塔罗夫的指责是正确的，但也是虚伪的。其塔罗夫知道，正是斯大林决定了谭平山的表现。谭平山在一九二六年年底，来到莫斯科接受新的指令，并向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汇报工作，说他在对付「托洛次基主义者」方面，干得不坏。就是说，对付那些要求退出国民党藉以组织工农的共产党员们。斯大林打电报给谭平山，要他约束农民运动，不要惹恼蒋介石和北伐军里的反动军官。同时斯大林却谴责反对派……说我们轻视农民。
第八次全体会议，甚至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题名为「对于托洛次基与伏育维奇两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演说之决议：」
「托洛次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要求，用苏维埃的形式，在中国立即确立两重政权的形势，并立刻采取打倒左派国民党政府的路线。这种在形式上（！）极左的（！！），可是在实际上机会主义的（！！！）要求，不过是重复旧的托洛次基主义。托洛次基是要跳过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土地革命阶段。」
这里，斯大林一班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托派运动的本质。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和资产阶级结盟，反对工人农民起来夺取政权。
十二、领袖与群众
所有中国的工人组织，都被莫斯科的「领袖们」利用，去约束、压制和破坏革命群众的斗争。
其塔罗夫继续他的陈述：
「原定在武汉开的工会大会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当它终于招开的时候，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以对反革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反之，在大会最后的一天，它还决议在国民政府公署之前，举行群众游行，目的是表示他们对政府的忠诚。（洛佐夫斯基
（注五）插言：「我在那里警告了他们」。）」
无产阶级，已经被蒋介石的铁蹄踏在脚下了，洛佐夫斯基还说出这样的混帐话。他身为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这样欺骗全世界的工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是由于各种不成器的「总书记」的破坏，中国工人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洛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国的工会干部，说那些「懦夫」受到提前警告了，所以后来受到屠杀，也是自作自受。这种"警告"，就是他在武汉的那次演说。在这小小的插话里面，可以看出现在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保住官位的手段，看出他们以势压人的权术，他们为了个人前程，置千百万人于不顾的卑鄙！
革命性群众运动的力量，确实是无可匹比的。我们已经看见，虽然犯下足足三年的错误，1927年春天上海的形势还是有救的，如果工人不把蒋介石当作解放者，而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来"迎接"。更有甚者，甚至在上海政变以后，共产党仍然有机会在各省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过斯大林要他们服从「左派」国民党。
对于武汉国民党掀起的第二个反革命浪头中最"辉煌"的一页，其塔罗夫有如下的叙述：
「武汉方面的政变，发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政变是在简直不可信的情形下发生的。在长沙的军队有一千七百人，集合在长沙周围的农民武装则有近二万人。虽然有这样的优势，反动军官还是夺取了政权，枪杀了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解散了一切革命组织，建立了他们的独裁。这完全因为长沙和武汉领袖们的懦怯，犹疑和退让的政策所致。农民们听到了长沙政变的消息，他们便自己准备起来，打算围攻长沙。这进攻是五月二十二日决定的。农民从各方面调动他们的队伍，向长沙进发。很明显，他们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长沙城。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一封信，在这封信上，陈独秀教他们最好避免公开的冲突，把问题转到武汉来解决
（注六）。湖南省委根据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农民武装退却，不要向前进展。但是这个命令，没有送达到某两个分队，这两个分队，便向长沙进发，结果是被军队消灭了。」（记录三十四页）。
领袖们确实尽了一切可能，去毁灭群众的事业！
在同一演说当中，其塔罗夫说：
「在这里，我有责任说，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确实犯了空前的机会主义错误……可是我们决不应责备党的群众，让他们为这些错误负责……我深信（我曾见过许多共产国际底支部），没有哪一个支部能像中国支部那样献身于共产主义，能像中国同志在为理想的斗争中那样英勇。任何国家共产党员都没有中国同志英勇」（记录三十六页）。
无疑，中国的革命工农，在斗争中表现了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毁灭他们与革命的，是领导层的机会主义路线。然而这个领导层，不是广州，上海和武汉的中共领袖，而是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总书记"们。这将是历史的定评！
十三、广州暴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招开了非常会议。在莫斯科的授意下，会议谴责了原党中央的机会主义表现，并且决定转向武装暴动的方针。当苏联共产党开第十五次大会的时候，斯大林的特派密使们，正在广州筹划武装起义。暴动的首要目的，与中国革命无关：苏共当权派要用它在中国的"胜利"，掩盖对党内反对派的打击迫害。
当革命已退潮，城市群众非常消沉的时候，中共在广州伧促地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参加起义的工人英勇无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领导层的冒险主义已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广州无产阶级新的惨败消息传到之时，正是苏共十五次大会开幕之日。堕落蜕化的苏共当权派决定流放党内反对派之时，正是他们的昔日盟友蒋介石在广州穷追猛打共产党人之日。这绝非巧合。
开完十五大，对广州的惨败，也到了找几个替死鬼来承担责任的时侯了。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写道："各省的许多反动军队，在向红色广州进攻时，步调一致，团结有力。这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由来以久的一个极大缺点，那就是忽略了在反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从内部分化国民革命军的运动，进行得太不充分。"。
由来以久的一个极大缺点！这是不是说，分化国民党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呢？如果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上海流血的一个半月以前，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写道：「由于资产阶级在革命军的影响，还相当强大，中国共产党与一切觉悟的中国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应进行分化革命军的活动……」（「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第十九页）。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史大林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有如下的演说——这几句话是他在任何时侯都常常重复的──：
「在中国，北洋政府的军队面对的不是赤手空拳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也就是革命军。在中国，武装的革命在与武装的反革命进行斗争。」
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和秋天，国民党军队被说成是"武装的人民"。当这些"武装的人民"向广州暴动举起屠刀的时候，「真理报」又说，中国共产党「由来以久的一个极大缺点」，在于他们没能分化「反动军队」。
真是一些无耻的骗子！
十四、盲动主义时期
一九二八年二月，在广州暴动一个多月以后，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招开全体会议。它怎样估计中国的形势呢？这里是有关决议的原文：
「社会民主党和托洛次基主义者正在诋毁中国革命，说什么中国革命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它的一切支部，应当与这些毁谤坚决斗争，这是他们的责任。」
可怜的执委会，除了造谣歪曲的手法，一句反驳我们的话也说不上来！国际上的社会民主流派都声称蒋介石的胜利，就是民族革命的胜利（那个糊涂的乌尔班斯（注七），也这样以为）。左翼反对派却认为蒋介石的胜利，即是民族革命的失败。
我们左翼反对派从没有说过而且也不可能说，中国革命彻底完蛋了。被欺骗、被误导、被摧残和被消灭的，只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当然，仅仅这一项"成就"，已足够说明，今天领导国际共运的绅士们犯了多么深重的政治罪行！
我们左翼反对派从一九二七年秋天起，就确认中国革命退潮已成事实，无产阶级在后退，而反革命则已暂时取胜，正在大肆庆祝。斯大林那伙人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上，斯大林写道：「中国共产党正走向全面的武装暴动。中国整体的形势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每时每刻地、广泛地、审议周详地准备武装暴动。」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在批准中共冒险主义路线的同时，作了些模棱两可的保留。这种保留的目的很明显：为自己留条后路，当形势不利的时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
第九次全体会议的中国决议，是轻浮而且罪恶的。履行这个决议，只会造成新的冒险，新的毫无价值的牺牲，进一步破坏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丧失在群众中的地位，把尚存的优秀革命分子葬送在冒险主义火坑里，摧毁党还剩下的一点力量。从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这个时期彻底浸透了盲动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和共产国际，就是这样帮助蒋介石把中国革命最后一点火种扑灭的。
一直到第六次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袖才承认：
「客观上说来，广州暴动的性质，已经属于革命退潮时期的「且战且退」。」（「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啊！是「客观的」！那么主观的呢？暴动路线的自觉制造者——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呢？他们遮遮掩掩地承认广州暴动是冒险。不管怎样狡辩，共产国际在反对派的意见提出一年以后，尤其重要的，是在连续地惨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已与武汉时代同时终止。无论怎样挣扎，中国革命是不能经过冒险主义来恢复的。在第六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张飞荣（译音——Chan Fi-yun）报告说：
「广州暴动的失败，给了中国无产阶级一个更重的打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在这样连续败北的情形之下完结了。在工业中心地区，工人运动已经感觉到消沉的气象。」（「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一百六十四号）
事实就是事实！第六次大会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武装暴动的口号，已经取消了。领导们所剩下的事情，不过是玩弄「第二次中国革命」这个字眼，把所谓的「革命第一阶段」与将来的"第二阶段"，用一个无限的时期来划分开来。这是企图在纸面上，来拯救自己的威信，或者说是残留下的那一部分"威信"。
十五、第六次大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苏姓代表（译音——Siu），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说：「只有托洛次基派和中国陈独秀派这些叛徒，才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的前途和稳定（？）。」。
我们且不理这种谩骂。这些可怜的家伙，假使他们不破口大骂左翼反对派，便不能再住到"豪华"旅馆（注八）里去。辱骂反对派是他们在共产国际唯一的生存之道。谭平山在投降敌人以前，也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执委会上，用同样态度，大骂过「托洛次基主义者」。他们企图嫁罪于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理想化，并认为它能「独立发展」。真是罕有的赤裸裸地无耻！斯大林在中共的追随者，现在如同他们的领袖一样，靠骂街来掩饰心里的慌乱，因为六大以后发生的事情，再一次显示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了解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将来发展的方向。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的时期，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指导中国共产党继续走向武装暴动的时候。我们对这条路线，曾表示过相反的意见。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的形势发展大体会这样：工人群众会暂时离开政治舞台；党的力量会被削弱，虽然不排除农民持续暴动的可能。与此同时，军阀混战趋向平息和无产阶级罢工运动的衰退，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经济生活会出现初步的恢复，工商业也会因此多多少少活跃起来。这种活跃，又一定会带动工人罢工斗争的复兴。在大环境的转变之下，在正确的策略之下，共产党必然能够重建它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后，这样的党，是能够把工人暴动与农民战争有机结合起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这就是被苏共当权派骂作「取消主义」的内容。
在漫骂以外，苏代表对中国最近两年的事情，还说了什么呢？首先他说：「一九二八年的中国工业与商业，可以看到相当的恢复迹象。」
他继续说：
「在一九二八年，有四十万工人罢工：一九二九年，罢工的人数，已经达到七十五万；一九三○年上半年，工人运动完全巩固了它的地位而且在很快地发展。」
[3]。
不幸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却完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评估形势的。仅仅在第六次大会上，即是在一九二八年年中，才停止使用武装暴动的口号。但是，除了不断地否定过去，中共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正面指导。经济恢复的可能性，从没有被党认真考虑。罢工运动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但党是游离于运动之外的。假使共产国际领导层，不是那样愚蠢地指责反对派是"取消主义"，而是如我们一样及时了解形势，那么中共一定会比现在强大得多，首先是在工人运动中！这还有一点怀疑吗？让我们回忆一下中国二次革命中最高潮时代吧。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拥有二百八十万工人。但是现在，按照苏的报告，全中国的"赤色工会会员"只有六万人！这些可怜的「领袖」，已经犯了无数的错误，已经卡在死胡同里爬不出来，还厚着脸皮在乱骂什么「托派叛徒」。他们以为用这套整人的小伎俩，就可以挽救奄奄一息的政治组织。这就是"实干家" 斯大林培养出来的好弟子！
十六、苏维埃与革命的阶级性
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苏维埃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在中国革命各阶段的转换中，苏维埃会占有什么位置呢？它的命运，是与什么阶级的胜利息息相关呢？
北伐时期和武汉时期，斯大林说，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起动" 以后，苏维埃才可建立。正因为如此，苏共政治局完全跟随在斯大林之后，顽固地拒绝了反对派提出的苏维埃口号。
「苏维埃的口号，不表示别的，而是要即刻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组织无产阶级的政权。」（摘引「政治局对反对派政纲的书面答复」，一九二七年四月）。
在五月二十四日，那时正是上海政变之后，武汉叛变之时，斯大林企图证明苏维埃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并立的。他这样说：
「但是假使无产阶级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他们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他们会向共产党说（而且他们将是对的）：我们有了苏维埃，而苏维埃是政权机关，为什么我们不能压资产阶级让步一点？不能没收他们一点？这时，假使工农代表苏维埃已经存在，而又不采取没收资产阶级的路线，在群众眼里共产党人就变成吹牛大王了。在革命的现阶段上，采取这种路线是可能与应该的吗？不，我们不应该。」。
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国民党会变成什么呢？斯大林对这个问题，也计算好了。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向学生演讲中（我们已经摘引过的），他回答说：「我以为，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准备自己的"十月革命"之时，中共会改变现在这种与国民党的同盟方式，改党内同盟为党外的同盟。」。
斯大林为代表的"伟大战略家"们，预见了一切的事情——的确，他们预见了一切，除了阶级斗争——。甚至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后，斯大林还热心地为中共预备了一个同盟者，不是别人，还是那个国民党。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仍然要与国民党作党外联合，而决不允许与他决裂。与资产阶级联盟，据说是准备"中国十月革命"最好的先决条件。所有这些，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无论怎样，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对于苏维埃问题的立场，倒是非常明确的，他把建立苏维埃与即刻洝收资产阶级财产连在一起。当时，斯大林肯定苏维埃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拥护没收资产阶级财产，相反，是为了让资产阶级免于这种劫难。不管怎么样，斯大林说得很清楚：苏维埃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这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立场，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
但是一九二七年年底，在广州举行了武装暴动，这个暴动是被认为有苏维埃性质的。共产党员得到了政权，宣布了许多措施，都是带有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银行、房屋、工业企业一律国有化等等），可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不然。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对广州暴动作了总结。结论是什么呢？
「目前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个阶段还没有完成……企图跳过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估计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它与一九○五年托洛次基所犯的错误一样。」。
但是在这个决议的十个月以前（一九二七年四月），政治局曾说苏维埃的口号（不是托洛次基主义，而是苏维埃的口号！），是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不能允许的。现在，国民党和大大小小地"原国民党"民主盟友，都欺骗了无产阶级，需要批准苏维埃口号之时，我们又听说，只有托洛次基主义者，才把苏维埃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联在一起。莫非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时，斯大林曾经是个「托洛次基主义者」？
当然，共产国际现有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殖民地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一节，纲领上说「必须在苏维埃斯基础上，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真是不可思议！昨天还认为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今天却宣布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的基础了。在这种翻筋斗的把戏中，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一点合理的解释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不分青红皂白地行政命令下进行的。
斯大林在哪一方面是错的呢？是当他说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的时候呢，还是当他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基础的时候呢？在这两个时候他都是错的。因为斯大林不懂得民主专政的意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也不懂得它们相互问的关系，以及苏维埃在它们相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他对这个问题，虽然只说了几句话，可是这次表现得最为明显。
十七、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上的中国问题
斯大林在他十个小时的报告中，不管当时心里如何不愿意，总不能把中国革命问题完全置诸不理，于是他讲了五句话。不是平常话，而是如拉丁人所说的「multum in parvo」（言简而意赅）。他避免一切尖锐问题，不敢作一般的概括，更不作具体的预言，在这五句话里，斯大林把他过去的一切错误发挥得淋漓尽致。
斯大林说：「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就这样过去而不会受到惩罚，那真是可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反抗着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一点也不奇怪。毫无疑问，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这就是后来一切结论的基础。假使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反抗，而且这反抗是用苏维埃和红军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帝国主义者怎么仍旧好好地生存在世界上呢？
「听人说，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这里「听人说」是表示什么呢？谁说的呢？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说了什么呢？它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呀，它的代表在大会上曾经发言的呀。这是不是说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与共产党无关而且连知道也不知道呢？那么谁在领导这个政府呢？谁是它里面的成员呢？是那个政党在领导这个政权呢？斯大林不仅不能给一个回答，而且他连提也不提这个问题。
「我以为假使（！）那是真的，那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还一点不知道，而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对于这个政府的政治路线，竟不能给我们一点解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还说一点也不奇怪，那么世上还有什么是值得奇怪的！
「毫无疑问，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瓜分和衰亡。」是那一种苏维埃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见各种各样的苏维埃了：一方面，有1917年春夏时期俄国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有19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苏维埃；另一方面则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不能挽救俄国免于瓜分和衰亡。反之，他们的全部政策，恰恰是朝着变俄国为协约国殖民地的方面走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领导劳动群众把苏维埃变为一种解放自己的武器。中国的苏维埃是那一种呢？假使中国共产党对此说不出什么来，那就表示它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那么谁在领导它呢？既然不是共产党，就祇有那些投机的中间分子和「第三党」人，总之，那些二流和三流的国民党失意政客，在领导苏维埃，在建立苏维埃政府。
仅仅在昨天，史大林还说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可笑的」。现在他似乎相信（假使他的五句话里有一点点真心）在民主革命当中，苏维埃甚至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能挽救国家。
说到苏维埃政府，而不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欺骗工人，而且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农民。可是说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那就是再一次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个陷阱，来陷害无产阶级。不过，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极软弱的。它的工人党员，只有几千人了。在赤色工会里面的工人，大概有五万人。在这些情形之下，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上要实现的任务，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南部，广大的农民运动正自发地高涨起来，这里面已经出现了许多的游击队。十月革命的影响，虽然被斯大林这班不肖门徒败坏得不成样子，可是对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刻。以至于农民运动自称是苏维埃运动，游击队自称是红军。这又一次揭示了斯大林派的肤浅。
当斯大林出来反对苏维埃的时候，他说我们决不能用「人为的苏维埃化」吓走中国的群众。只有蒋介石能被苏维埃吓走，中国的工人与农民是不怕苏维埃的，在一九一七年以后，苏维埃对于工人和农民，已经成了他们解放的象征。很明显，中国底农民对于苏维埃的口号，寄托了不少的幻想。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那些尾巴主义的领导者，对中国农民的幻想加上了一顶含糊而不负责任的高帽子，更不向无产阶级解释事情的真实意义，这是可以原谅的吗？
斯大林说「一点也不奇怪」，那意思即是说中国农民，没有工业中心的参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而不奇怪。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政府的实现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就是孟什维克的苏维埃，也只有在城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若以为农民能够独立地建立他们的苏维埃，那就是表示相信上帝的奇迹。要建立一个农民的红军[4]，那是同样的奇迹。农民游击队，在俄国革命中，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可是，它是在城巿中已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和有了集中的无产阶级红军之下，完成它的作用的。因为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薄弱，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薄弱，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目前的任务，那是难以说通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不顾他过去一切的言论，紧随在农民暴动之后，被迫把农民"苏维埃"和农民"红军"，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凑合在一起的原因。领导这种"工农民主专政"，共产党是干不动的。所以，它让位给某些别的政党，或者可以说让给一个未知的革命党。因为斯大林阻碍了中国的工农大众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现在一定要有一些人，把苏维埃政府拿在手上，当作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机关，以帮助斯大林。斯大林送给了我们五句话，算是这种新前途的五个论证，那就是：（一）「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二）「听人说」；（三）「假使那是真的」；（四）「一点也不奇怪」；（五）「毫无疑义的」。这就是整人专家斯大林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我们预先警告：在这种绝对不负责任的路线指导下，再一次付出重大的牺牲的，还是中国无产阶级。
十八、斯大林「错误」的性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错误。在人类思想的各种范畴内，有时会发生重大的错误，其来源或因对考察对象还缺乏研究，或因事实材料的不足，或因事件的因素过于复杂难以面面俱到，如此等等。在这些错误中，我们可以说气象学家在预报天气上的许多错误，与政治家犯的许多错误，在错的过程上很相近。一个有理论根基、头脑机敏的气象学家的错误，比一个经验主义者对天气的猜测，对于科学是有用得多，虽然后者有时偶尔也有猜对的时候。但如果一个地理学家，一个极地探险队领袖，他的出发点，是认为地球是位于三条鲸鱼上面的，他的研究和勘察会有什么结果呢？然而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几乎完全属于这个范畴。斯大林从没有上升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论的高度，他只是在口头上利用一些「差不多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在实际行动中，他从来是以最粗鲁的经验主义偏见作出发点。
但这正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斯大林的许多偏见，在革命低潮时代，却赋予了他无穷的力量。也正是那些偏见，使他扮演着他主观上并不想干的重要角色。那庞大笨重的官僚制度，从取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分离出来，看中斯大林的，恰好就是他的经验主义，他的贪求权位，他对原则的满不在乎，所以他成为官僚制度的领袖。官僚制度炮制了斯大林的神话，这神话正是官僚制度自身的神话。这就是为什么和怎样发生下面这种现象的：那些顽强而绝对平庸的人，在革命高涨时代，只处在三四流的地位，可是在革命退潮的时代，在世界资产阶级稳定的时代，在社会民主党复活的时代，在共产国际被削弱、苏维埃官僚制度发生广泛的蜕化堕落时候，却被聘来当主角了。
法国人常说一个人：「他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说到斯大林，正可以说：「他的缺点，帮了他的大忙」。阶级斗争的内在规律，使斯大林乘时而起，靠什么呢？靠理论上的贫乏，靠政治上的随波逐流，靠不讲原则。简单地说，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许多缺点，在特定条件下，在苏联小资产阶级群众从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派政治传统"解放"出来的时代，使他变成了国家级大政治家。
中国革命检验了斯大林的新作用，当然，是用反证法来考验的。由于在苏联取得了政权，由于党内和社会上那些放弃国际革命的阶层的帮助，更由于国际资产阶级的（间接但非常实际）的帮助，斯大林自动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领袖，并且因此变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官僚机构的幕后主角，在大革命潮流的事变中，也必须明确地把他的立场和方法展示出来。在这股潮流中，斯大林的作用，表现得悲惨而自相矛盾。他教中国工人附属于资产阶级，制止土地革命，拥护反动将军，解除工人武装，阻止苏维埃的实现并且消灭那些已经实现的。作了这些以后，斯大林还完成了孟什维克企图在俄国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不同之处是：孟什维克在公开的舞台上活动，他们受到列宁派攻击以后，就企图把被他们欺骗的工人阶级，出卖给资产阶级，对此，他们必须马上并且公开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而斯大林在中国的活动，自始即是藏在幕后的，他被苏联政权所掩护，而且打着列宁的旗帜。1917年夏天，孟什维克藉资产阶级的手来镇压列宁派，以巩固自己在工农代表大会的地位。1927年的冬天，斯大林自己动手，迫害党内残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左翼反对派）。1917年资产阶级对列宁派的镇压，被革命高潮打的粉碎；斯大林的镇压，则从革命退潮中汲取力量。为什么斯大林能够用纯粹的孟什维克政策，在中国革命中，一直"试验"到底（也即是说试验到最悲惨的失败）？这就是原因。
最近，斯大林的政策有了一个左转弯的突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个小插曲里面（这个左转弯的意义虽大，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只有那些非常短视的人们，不了解人类意识的辩证法与历史发展辩证法的关系，才以为它与以前斯大林的政策，是绝对矛盾的。革命的衰落与它的高涨一样，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革命退潮时，经验主义的领袖，在一定的时候，势必要对自己踩在叛变深渊的边缘，感到惊恐。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时候，斯大林正是被他自己的政策，赶到这深渊的边缘。前面是无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敌人，后面是不久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在中间挣扎着。哥德说「你以为你自己在动，其实是外力推着你动」，这里正是这样。因为官僚机关的蜕化变质不是一个平衡的进程，因为群众中的革命倾向还根深蒂固，所以官僚机关从「热月」政变（注九）的深渊边缘，在政策上向左转，马上就获得了广大的拥护，和保持这种政策的力量。这个左转弯，带有一种恐慌的跳跃性质。正因为经验主义者斯大林不能预见任何事情，直等到他临近峭壁悬崖的时候，他才知道危机的严重。这种左转弯的理论，还是我们替他准备的。但是，他祇能够胡乱利用左翼反对派的一些零碎提议，一些个别的，与整体割裂开来的口号。这正合乎一个经验主义者的行径。但是这种剧烈的向左急转弯，并不改变官僚制度蜕化变质的基本演进过裎，也不改变斯大林自身的性质。
斯大林缺乏理论的准备，缺乏宏大的观察力和创造性的思想。一个人若没有这些特点，便不能在广大的范围上独立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列宁曾估计斯大林的理想位置，是当一个实际工作的助理，并且向党提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撤去，因为那时已经很清楚，这个位置已经在发挥独立的政治影响。列宁从没有把斯大林当作政治的领袖看待。
在1917年以前，要是没有党内一流的大哥大姐们提携，斯大林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通常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假使说，列宁与斯大林从没有过什么重大的理论或政治冲突，如同他和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甚至李可夫那样，那不过是因为斯大林从不曾坚持他在原则问题上的意见。每次与列宁发生不同意见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默，暂时走开，等待时机。正因为如此，列宁常常与斯大林有组织上与精神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很尖锐的。列宁对于斯大林的那些缺点，在他的「遗嘱」上，虽然在形式上批评得很谨慎，可是在本质上是非常无情的。
在以上所述的以外，我们还要说明一个事实：列宁曾与一群亲密战友，肩并肩地共同工作，对于这项共同的事业，那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供献了自己独有的知识，都发挥了各自的创造力，都是卓越的天才。可是斯大林的周围，则围绕着一些十足的庸人，特别是在他清除布哈林的右派集团以后。他们缺乏任何一点对国际事物的观察力，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中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不能提出一点独立的意见来。
同时，自从列宁死后，官僚机关的重要性就变得无比巨大。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正是官僚机关的巨大权力，与他在理论、政治及民族意识上的狭隘性相结合的可怕产物。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不可救药的。他在第十六次大会上对中国问题所说的五句话，澈头澈尾地渗透了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斯大林就是用这个机会主义政策，在过去几年里指挥中国人民的斗争。扼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人，正在我们眼前，准备扼杀萌芽中的中国第三次革命。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博
（注一）F.Chitarov——曾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原校者
（注二）A.Bubnov——斯大林派官僚，积极从事红军政治工作；一九一八年参加布哈林的「左翼共产主义派」，主张对德进行革命战争，曾继鲁那察尔斯基为教育人民委员。——原校者
（注三）据陈独秀说，根本不曾有过这件事。——原译者
（注四）据陈独秀说，并未解散童子团。——原译者
（注五）A.Losovsky——当初反对十月革命，后入布尔什维克党。从事职工运动，曾任赤色职工国际书记，以此资格于一九二七年来华参加五次劳动大会，后任苏联政府外次，拥护斯大林。——原校者
（注六）据陈独秀说，此非事实。事实上中央特派员及湖南省委书记在马日事变突发后，并未报告中央委员会就逃走了。——原译者
（注七）Urbahns——德国共产党左派领袖之一，被开除后成立「列宁同盟」，一度同意托派，后即在苏联国家性质问题上及中东路等问题上与托派决裂。——原校者
（注八）Hotel Lux——第三国际之多数外国代表与俄国官员居此。——原译者
（注九）Thermidor——法国大革命后，行革命历，「热月」相当于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七日。当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热月」九日，罗伯土比尔革命政权被推翻，开始反动。俄国左派反对派文件中习用此词，借以喻苏联斯大林派对左派的反动。——原校者
赤军注：
[1] 孟什维克：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流派，1917年主张与“进步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反对列宁派建立工人政权的主张，认为这是冒险和自我孤立。
[2] 马丁诺夫：原孟什维克，坚决反对十月革命，认为这是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行为。1923年工人政权打赢内战后，加入苏共。后被斯大林当权派调去共产国际任理论主笔。
[3] 1928-1929年的罢工运动确实有所恢复，但恢复程度远不象中共当时宣传的那么大。
[4] 托洛茨基所指的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武装力量。三十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共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依靠农民发动内战的一个尝试，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经济上自始至终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
补注：
[补注1] 出自《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65页的译文为：“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补注2] 出自《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65页的译文为：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 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 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 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