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再论克朗斯达脱的镇压（1938年7月6日）

再论克朗斯达脱的镇压

托洛茨基
（1938年7月6日）

　　在我最近写的一篇关于“克朗斯达脱”的文章里，我曾试将问题安置在政治平面上。但是许多人却对个人的“责任”问题有兴趣。苏瓦林 [1] ，这个从吊尔朗当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变而为得意洋洋的拍马者的人，在他所写的《史大林》中，说我在自传时里意对克朗斯达脱的造反不发一言。他讽刺地说，人对于自己的某些功业是不想吹嘘的。西里加 [2] 在他的那本名叫《在漫天大谎的国家中》的书里，说镇压克朗斯达脱暴动时，“有一万以上的水兵”被我杀死（我怀疑当时的整个波罗的海舰队是否有那么多的水兵）。其他的批评家们以如下方式表示了他们的意见：是的，那次作乱在客观上确有反革命的性质，可是托洛次基为什么要用如此无情的镇压手段去对付（以及——？）后来又？

　　我从不会触及这个问题。那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事情要隐瞒，相反，恰恰因为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事情的真相是：对于克朗斯达脱造反的镇压，以及对于事平之后的处置，我本人丝毫都不曾参加。在我眼中，我参不参加这一个事实并无政治意义。我是政府的一个成员，我认为必须平息叛乱，因此为此镇压事件负责。直到今日为止，我总是在这些限度内回答了一批评。不过，当这些道德家们开始对我作个人的困扰，控诉我应用并非为形势所要求的过分的残暴时，我认为我有权利说：“诸位道德家先生们，你们有点儿撒谎了。”

　　叛乱是当我逗留在乌拉尔的时候发生的。我从乌拉尔直接回到莫斯科去参加党的第十次大会。关于镇压叛乱所决定的办法：如果先用和平谈判，然后发出最后通牒而不能促使要塞投降，则用军事力量扑灭叛乱——这个一般的决定是在我的参加之下达成的。但是在采纳了这个决定之后，我虽然继续留在莫斯科，可是对于那次军事行动，却并无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至于平乱以后的处置，那完全是非常委员会 [3] 的事。

　　我怎么会没有亲自去到克朗斯达脱呢？那是由于一个政治性的理由。叛乱发生时，大家正讨论着那个所谓“职工会”问题。克朗斯达脱的政治工作是完全由彼得格拉委员会领导的，这个委员会的首领是齐诺维也夫。就是这个齐诺维也夫，在那场讨论中，乃是反对我的那个最不倦的与最激烈的主要领袖。在我到乌拉尔去之前，曾经到过彼得格拉，向水兵共产党员大会发表演说。大会的一般精神给了我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这些水兵，花花公子式的，吃得好好的，徒有共产党员的虚名，如果和当时的工人与红军兵士相比，他们给人以一种寄生者的印象。彼得格拉党委会方面却以一种极端迷惑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运动（按指齐诺维也夫在“职工会问题”上反对托氏的运动——中译者）。舰队的指挥人员陷于孤立，给吓倒了。齐诺维也夫的议案大概获得了百分之九十的票数。这时候我记得曾经对齐诺维也夫说了这样的话：“现在这里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可是会变成很坏的。”这件事情之后，当齐诺维也夫跟我一起在乌拉尔的时候，他接到一封紧急电报，说克朗斯达脱的情形正在变得“很坏”。那些拥护过齐诺维也夫议案的水兵“共产党员”，有压倒性的大多数参加了叛乱。我认为（政治局也不反对），要和水兵谈判，以及有必要去平定他们的话，都应该交由昨天还得到水兵们政治信任的领袖们去处理。否则，克朗斯达脱的人会把事情看成这样：仿佛因为他们在党的讨论中曾投票反对了我，我来向他们“复仇”了。

　　不管对或不对，这些想法总恰恰就是决定了我的态度的。我全然与公然地撒手不管这件事情。关于镇压方面，就我记忆所及，那是捷尔任斯基亲自处理的。捷尔任斯基是不能容忍任何人去干涉他的职务的（而事实也完全如此）。

　　在镇压中是否造成了任何不必要的受害者，我不知道。在这一方面（即不会滥杀无辜——中译者），我比之于那些晚出的批评家们，对捷尔任斯基有更多的信任。因为缺乏材料，我现在不能Avpcsteriori（后天地）来确定究竟谁应该处罚与怎样处罚。维多·绥奇在这方面的结论——根据第三手材料而作的结论——在我看来并无价值。不过我愿意承认：内战不是一所人道主义的学校。理想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老是指控革命做出了许多“过火行为”。但要点在于：“过火行为”是从革命的本质而来，革命本身是历史的一件“过火行为”。谁如果不愿见“过火行为”，那他就会在这个基础上，排斥（在小小的文章中排斥）一般的革命。我不排斥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为镇压克朗斯达脱叛乱一事负起全部责任。

里昂·托洛茨基
1938年7月6日于考约亚冈

[1] 原本是法共领导人之一，主编《人道报》，因翻译托洛次基的《新路向》一书被开除出党，著有《史大林传》。
[2]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之一，因在苏联被开除出党，遭监禁，后获释离苏，写了不少有关史大林迫害异己的书，最后离开共产主义。
[3] 非常委员会，有时译为“欠·卡”，是苏联最初用以镇压反革命的机关，主持人为捷尔任斯基。这机关后来称为“格·柏·乌”，主持者换了雅果达。在史大林控制下，逐渐蜕变为迫害革命者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