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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过渡纲领》另一译本
过渡纲领
托洛茨基
(1938年)
译者的话
这本《过渡纲领》正式的名字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乃是世界托洛茨基派运动的最基本纲领文件。主要的起草人为托洛茨基。它是在1938年9月3日召开于瑞士某地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的。
关于这个纲领的重要意义，托洛茨基在当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并非提供一个先验性的理论计划，而是将我们各个支部业已累积的经验做一个总结，并且在此一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出更宽广的国际远景。这个纲领是经过长期的事先讨论，或者，不如说，是经过了长长一连串的讨论，加以准备，并因此而得到保证的。它这次被大会接纳，代表着我们最重大的成就。第四国际目前是唯一的国际组织，它不但清楚地估计到帝国主义的诸股动力，而且以一个过渡性要求的体系来武装了自己，这些要求能够将群众统一起来，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在这方面，我们今天仍然毋须添加一句话。值得谈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文件从它的草成与通过起，直到现在已将近过去三十四年。在这个相当长的，而且充满了革命和战争的激变的时期中，纲领的主要论点，尤其是它所规定的具体的要求和办法，是否全部都仍旧合适？是否不需要作任何修正？是否仍能作为一个有效的方针，指导全世界一切革命者去根除那垂死的资本制度的痛苦？
关于这一点，我们想套用1872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给是年出版的德文本《共产党宣言》所写序文中的几句话，他们说：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作某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细节已经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
今天，当我们将三十四年前制定和通过的《纲领》重新出版，对它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便是马、恩对待《宣言》的看法和态度：
第一，确定它“一般的基本原理，整个说来至今还是完全正确”；
第二，说明某些“随时随地都要依照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的......那些措施”，亦即某些口号和要求，容或已不甚适用，应该根据新的经验，新的条件来加以补充；
第三，《纲领》本身则因已成为“历史文件”，任谁（即使作者自己）都没有权力去更改的了。
那末，究竟《纲领》上那一些口号要求应该补充与更改呢？要详尽地解答这个问题，在这篇简短的出版者说明里当属不可能。
第四国际历届大会（迄今为止，已经开到第九次）的主要决议，在不小意义内便是履行了这个使命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可能将所有这些文件一一介绍出来。（虽然我们也一定要将这些文件尽快介绍给读者们。）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一个重要补充，就是关于“无产阶级的武装”一节的。根据《纲领》，无产阶级要武装自己，必须而且只能经过“纠察队－自卫团－工人民军”这样一条道路；无产阶级的革命想取得胜利，则必须而且只能靠无产阶级以这样的方式武装起来。
这个立场，在第二次大战以后世界革命的新经验的检讨之下，本质上虽然仍旧正确，但形式上总已证明出不够了。因为有不少新出现的工人国家，它们的建立并非依照了我们《纲领》所标志出的正道，而是通过曲径而终于达到这条道路的。
如何把这些新经验补充到《纲领》中去，曾经成为第四国际中一切有思想的个人与团体所最关切的事。我们很早就根据中国的经验提出过意见。其它国家的朋友都曾对此提出过意见。譬如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美国托派），早在1963年提出了如下的正式主张：
在那由单纯民主要求开始而终于和资本主义本财产关系相决裂的革命道路上，由无地农民的和半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进行，为一个决心将革命推行到底的〔政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能够在摧毁与推倒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权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中所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它必须被自觉地结合进殖民地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战略之中。
如何把这个教训和建党战略结合起来，在第四国际中虽然尚未取得完全一致意见，不过，旧纲领上必须把这一点补充进去，却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在补充了。
总之，我们这个《过渡纲领》，迄今为止，仍是世界各个革命团体所能提出与已提出的一切文件中之最正确者。它“不但清楚地估计到帝国主义时代的诸般力量”，而且确立“一个过渡性要求的体系”，它们是“能将群众统一起来，去进行夺取政权斗争”的。
因此，一切真想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者们，必须拿这个《纲领》作为行动指导，必须郑重其乎事地加以研究，必须切切实实地付之实行，而且必须要以献身精神去为它奋斗的。
不然，就是无聊的空谈家。
另一方面，不用说，我们的《纲领》和历史上其它伟大的革命纲领一样，绝对不是教条。如何坚持着正确的原则，随时随地依现有历史条件的转移而校正其实际运用的措施，同样是一切真正革命者的头等重要任务。不然，就是头脑僵化的官僚，或同样是无聊的空谈家。
我们谨以此《纲领》，呈献给既不愿做革命的空谈家，又不肯当“革命的”臭官僚的，真诚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而努力的年轻朋友们。
译者 1972年5月1日
一 社会主义革命之客观的先决条件
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历史性的危机。
无产阶级革命之经济的先决条件，一般的已达到了资本主义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人类的生产力停滞不前。新的发明与改革已不再提高物质财富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危机的条件之下，行情性的危机使群众承受越来越沉重的损失和痛苦。不断增长的失业又加深国家的财政危机并且破坏不稳定的通货制度。民主政府与法西斯政府一样，狼狈地从一个破产走向另一个破产。
资产阶级自身已找不到出路。在迫得以法西斯主义为孤注一掷的国家，资产阶级方闭着眼睛一直跌向经济的与军事的灾难里去。在历史上享着特权的国家里面，即，在资产阶级还能够在某一定期间内耗费国民的积累，而过着民主主义的奢侈生涯的国家（英、法、美等），一切资方的传统政党都陷于迷惘的境地，此种迷惘已经接近一种意志的麻痹症。“新政”[1]虽则在初期假作坚定，但它只是代表政治迷惘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这种形式之产生，也只有资产阶级积累了无比财富的国度里才有可能。当前的恐慌远未走完它的路程，但它已表明“新政”的政策与法国人民阵线政策同样不能给经济的死巷开辟一个新的出口。
国际关系并没有出现一幅更好的图画，在资本主义的分崩离析日趋紧张的局面之下，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到了绝路，在这条绝路的尽头，个别的冲突与流血的地方骚乱（阿比西尼亚[2]、西班牙、远东、中欧），势必融合于横亘全世界的大火灾中。当然，资产阶级懂得新的大战对它的统治权是一个致命的危险。但这个阶级现在避免战争的能力比之1914年的前夜，更微乎其微了。
所谓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一类空话，乃是无知或有意欺骗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开始有点霉烂了。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果不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内就发生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则有一个灾难将威胁全部人类的文化。现在问题归结到无产阶级，主要的还是归结到它的革命先锋队。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二 无产阶级及其领导
无产阶级的经济、国家、政治及其国际关系已给社会恐慌折磨得奄奄一息了，这是社会处于革命直前状态（prerevolutionary state）的特点。使革命无法从直前状态转变到革命状态的主要障碍物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性质；它在大资产阶级面前表现之小资产阶级的胆怯，以及与大资产阶级发生之无廉耻的关系，虽则大资产阶级已陷于垂死的痛苦之中。
在一切国家中，无产阶级均为一种深刻的不安所困扰。千百万群众一次再次地走进革命的道路。但是它们每次都被它们自己的保守的官僚机关所拦住。
西班牙的无产阶级自1931年4月以来已有多次英勇的尝试，企图把政权夺到它手里并操纵社会的命运。但它自己的那些党（社会党、斯大林党、无政府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3]），却各自依照自己的方法，尽一种制动机的作用。这便准备了佛朗哥的胜利。
在法国，“静坐”罢工的伟大浪潮，特别在1936年6月间，已显示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热诚的决心。但负责领导的组织（社会党、斯大林党、工团主义派）却在人民阵线[4]的幌子下，得以（至少在暂时间）约束了并拦住了革命的潮流。
在美国，静坐罢工之空前的浪潮以及产业工会运动（C.I.O.）[5]的惊人的迅速增长，已不可辩驳地表明美国工人的一种本能的奋斗，这种奋斗要使它们自己提高到历史给予他们的那些任务的水准。但就在此地，那些负领导责任的政治组织，包括新建立的C.I.O.在内，也拚命去压抑及瘫痪群众的革命压力。
共产国际[6]之确定地走到资产阶级秩序方面去，它那遍及全世界，特别是在西班牙、法国、美国及其它“民主”国家中之无耻的反革命作用，已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产生许多特别的附加困难。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之下，“人民阵线”所实行的调和政策，势必使工人阶级变得无能，且给法西斯清除道路。
一方面的人民阵线——另方面的法西斯主义；这两者乃是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时的最后政治资源。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两种资源都是一种应急的东西。资本主义在法兰西共和国的红旗徽记之下与在德国国社党卍字形的标志之下，都同样地在继续腐烂。只有彻底推翻资产阶级才能打开一条出路。
群众所走的路向，首先由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其次则由旧工人组织的叛卖政策来决定。在这两个因素当中，当然头一个是决定的：历史的规律，究竟强过官僚的机关。不管社会叛卖者的方法如何不同——由布鲁姆（Blum）[7]的“社会”立法到斯大林的莫须有的冤狱——它们将永不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志。往后随时间的进展，他们企图把历史车轮往后拉的绝望的努力，将更清楚地向群众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已变成了人类文化的危机，而这一危机只有第四国际才能解决。
三 最低限度纲领与过渡纲领
下一个时期——一个从事鼓动、宣传与组织的革命的直前时期——的战略任务，在于克服革命客观条件之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不成熟性（老一代的混乱失望；新一代的无经验）间的矛盾。我们必须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去找到当前要求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纲之间的桥梁。这道桥梁应包括过渡要求（transitional demands）的整个系统，它们要由今天的条件中，且由工人阶级广大层份今天的觉悟中引申出来，一直到最后的结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
古典的社会民主党，在一个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中活动，它的政纲分成互相独立的两个部份：头一部分是最低限度纲领（minimum program），这一纲领将自己局限于在资产阶级社会体制内的改良，第二部份是最大限度纲领（maximum program），这一纲领承诺于未能确定的将来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在最低限度纲领与最大限度纲领之间并没有可通的桥梁存在。而社会民主党实在也用不着这样的一道桥梁，因为社会主义这一个名词，在它只适用于休假日的讲词。共产国际却在资本主义的没落时代，开始追随社会民主党的旧路；而这个时候，一般说，已谈不到有系统的社会改良及民众生活水准的提高了；而且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每一认真要求，甚至连小资产阶级的每一个认真要求，都不可避免地要超过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及资产阶级国家的界限。
第四国际的战略任务，并不在于改良资本主义而在推翻它。它的政治目的是：无产阶级为要剥夺资产阶级财产而夺取政权。但对于一切策略的问题，即使是最小的和部份的，假如不加以最大的注意，要想完成这种战略的任务是不可思议的。无产阶级的各部份、各层份、各职业及各集团，都应该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目前这一时代的特色，并不是让革命政党放弃日常的工作，而是让这种日常工作能与革命的实际任务不可分离地一道而行。
第四国际并不抛弃那个旧的“最低限度”要求的纲领，只要这些要求至少保留它们中一部分重大的有效性。第四国际不倦地保护工人的民主权利及社会改良的胜利品。但它之进行这种日常工作，是在正确的实际的，也就是革命的远景范围之内。只因群众旧的、部份的“最低限度”要求与没落资本主义底破坏的、堕落的倾向相冲突——这是每走一步都要发生的——故第四国际提出一套过渡要求的办法，这套办法的实质，是在于那些要求将愈来愈公开和坚决地打击到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旧的“最低限度纲领”由过渡纲领来代替，而这个过渡纲领的任务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而进行有系统的动员群众。
四 按实际情形规定工资及按实际情形规定工时
在资本主义分崩离析的情况之下，群众继续过着一种被压迫的穷苦生活，且现在较任何时候还易于陷入赤贫的深渊。群众必须要保卫他们的一口面包，假如他们不能增加或改善它的话。在这里来列举那些个别的与部份的要求，既不需要也无机会，因为这些要求都是在具体环境——各国的、各地的、各个工会的——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出来的。但有两个基本的经济方面的苦恼，其中概括地表现出资本制度日益增加的不合理，即：失业与高涨的物价，却需要有一般化的斗争口号和方法。
第四国际对资本家的政策，宣布不妥协的战争，这些资本家的政策大部份与他们的代理人——改良派的政策无异，它们的目的在将军国主义、经济恐慌、通货制度的解体以及一切其它资本主义在死亡的痛苦中所发生的灾难的全部负担，都加在劳苦群众的背上。第四国际要求一切工人都能就业和享受比较象样的生活条件。
无论通货膨胀及通货稳定都不能当做无产阶级的口号用，因为这两者只是一根棒子的两端而已。反对价格底飞跃的增长，尤其在战争迫近时它的生长带着更无约束的性质，要反对这种价格的增长，只有在按照实际情形规定工资的口号之下才有可能。这个口号的意义，就是集体的合同应保证：如消费品的价格增加，则工资同时自动增长。
无产阶级在自身有瓦解之虞的时候，不能容许一部分工人愈来愈多地变成慢性失业的赤贫者，这些人仅仅靠一个正在倒塌的社会的一点残羹来生存。就业的权利，是在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里面留给工人的唯一重大的权利。这个权利今天已一步一步地从工人身上剥去了。要反对失业，不管是反对“结构性的”抑或“行情性的”失业，现在与公共工程口号一道，提出按实际情行规定工时的口号，正是时候了。工会及其它群众组织，应该把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联结到相互负责的团结中。在这个基础上，那末一切现有的工作，就应该在一切现存的工人中分配，并与此相应，规定出工作周的长短。而每一个人的平均工资，则仍照从前每周工作所发给的一样。有严格保证的最低下限的工资，将随着价格的运动来转移。除此以外，任何其它纲领，在目前这个灾难的时期，都是不能接受的。
厂主和他们的律师将出来证明这些要求“不能实现”。而较小的，特别是破产了的资本家更加要引证他们的账簿。工人们绝对排斥这种结论和引证。问题并不在两种相反物质利益间的“常态的”冲突，问题是在防止无产阶级之趋于衰弱、败坏及瓦解。这个问题是一个唯一有创造力和进步的阶级底生死问题，同时也是人类未来的生死关键。假如资本主义不能满足那些要求，即，那些从资本主义自身产生的灾祸中不可避免要生长出来的要求，那末，就只好让它毁灭。“可能实现”或“不可能实现”，在这个情况下，乃是一个力量关系的问题，只有斗争才能决定。不管这斗争得到的当前切近的成就如何，经过这种斗争，工人们将会充份了解资本主义奴隶制有取消的必要。
五 过渡时期的工会
在争取部份要求和过渡要求的斗争中，工人现在较之以往更需要群众组织：主要是工会。法国和英国工会运动的有力地增长，充份地驳倒了那些极左理论家的说教，那些理论家曾教训人们说：工会已“失掉它的用处”。
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一切斗争中都站在最前线的战壕里，即使这些斗争仅仅涉工人阶级底最温和的物质利益或民主权利。他积极地参加到那些群众的工会里面，去增强他们，提高他们的战斗精神。他不可调和地反对任何想把工会隶属于资产阶级国家和用“强迫仲裁”来束缚无产阶级的企图，以及其它每一种警察监护权的形式（法西斯的也好，“民主的”也好）。只有站在工会内这种工作的基础上，才能胜利地作反改良派（斯大林官僚的改良派也包括在内）的斗争。教派主义者企图建立或保持一些小的“革命”工会，而这些工会就是党的再版，这表明他们实际上已放弃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现在必须确立这条坚定不移的规则：投降派一类人之离开群众工会而孤立，简直等于背叛革命，此种行为与第四国际的精神绝不兼容。
同时，第四国际绝对排斥并唾弃工会的拜物教，它是工联主义者及工团主义者的同一特性。
一，工会，就其任务、组织及征募会员的方式说，不应也不能提出一个完成的革命政纲，因此工会不能代替党。创立各国的革命政党，作为第四国际支部，乃是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
二，工会，即使是最有力的，它们所包容的人数也不过是工人阶级中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且其中还以较为熟练及报酬较优的层份占优势。工人阶级中较被压迫的大多数，只是在工人运动特别高涨的时期，才插话式地卷入斗争中。在这样的时机，必须为特殊目的而建立一些包容整个斗争群众的组织：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最后建立苏维埃。
三，一切过去的历史经验，连同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新鲜经验，都已证明，像这样只代表无产阶级上层组织的工会已发展一种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妥协的强烈倾向。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期中，工会的负责官僚为了使斗争变成无害，力图使自己成为群众运动的主人。这件事，在单纯的罢工斗争时期中，尤其在震撼资产阶级财产原则的群众静坐罢工的场合中已发生了。在战争或革命的时期，当资产阶级已陷于特别困境的时候，工会领袖往往变成资产阶级的部长。
因此，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不仅应经常努力刷新工会的领导，在紧急关头，勇敢地、果决地提出新的富于战斗精神的领袖，以代替那些只会办例行公事的官僚和投机政客，且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建立一些与群众反资产阶级社会斗争的任务更为切合的独立战斗组织；必要时就是与工会的保守机关来一个直接了当的分裂亦所不顾。满怀教派的虚构以背朝向群众组织固属罪戾，而消极地容忍革命的群众运动隶属于公开反动或假装“进步”的保守官僚派系之下，其罪戾亦不少。工会本身并非目的；它们只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手段。
六 工厂委员会
在过渡时期中，工人运动并不是带着一种有系统的和极其平衡的性质，而是带着一种狂热的和爆炸的性质。一切口号和组织形式均应隶属于运动的指标。谨防以因循态度来应付变局，就像慎防一种疾病无异，领导者应敏捷地反映群众的创造精神。
静坐罢工（Sit-down strikes）是这类创造精神的最新现象，它已走出“常态的”资本主义程序的界限之外。在罢工者的要求之外，暂时的占领工厂给那个偶像——资本主义的财产，以一记打击。每一次静坐罢工都以实际的方法提出这个问题：谁是工厂的主人，资本家还是工人呢？
假如静坐罢工是插话式地提出那个问题，那末工厂委员会（factory committee）便给它以有组织的表现。由所有工厂的被雇佣者选举出来的工厂委员会，马上产生一种与工厂行政的意向相对抗的力量。
改良主义者评论其主子，称福特之流为“经济的保皇党”（economic royalist）以区别于其它“善良的”“民主的”剥削者，我们反对这种区分。我们提出工厂委员会的口号，作为同样反对第一与第二两类剥削者的斗争中心。
工会官僚对工厂委员会的建立将加以反抗，这是他们一般的规律，正如他们在动员群众的道路上反抗每一个勇敢的步骤一样。
但运动的范围愈广则愈容易冲破这种反抗。在“和平”时期，凡是不公开工厂（closed shop，此种工厂乃专收容工会会员者，盛行于美国——译者）已成立起来的地方，工厂委员会形式上将和工会的普通机关相一致，但它将会更新它的成员且扩大它的机能。但工厂委员会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变成代表工人阶级中通常为工会所不能推动那些层份的富于战斗性的人员。正是从这些较被压迫的层份里，才会产生出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队伍。
工厂委员会甫经出现，一种事实上的两重政权便在工厂中建立起来。由其实质上看来，它代表一种过渡的状态，因为它本身包含两种不可调和的政制：资本家的和无产阶级的。工厂委员会的根本意义正在这里，即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制之间，它们假如不是给直接革命时期开辟门户，也会给革命的前期开辟门户。工厂委员会这一观念的宣传既不早熟，也不虚矫，这一点已由蔓延于若干个国家的静坐罢工的浪潮充份证实了。这种形态的新的罢工浪潮在最近将来是不可避免的。那末就必须及时发动一个赞成工厂委员会的宣传运动，免得到时措手不及。
七 “业务秘密”与工人监督生产
建筑在竞争与自由贸易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已完全过去了。它的继起者——独占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减轻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反之，还给它加上一种特别痉挛的性质。“统制”经济、由国家“监督”工业以及“计划”经济这种必要，现在至少在口头上，已差不多由一切当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别，从法西斯到社会民主党，加以承认了。在法西斯方面，所谓“计划”经济主要的就是一个为军事目的“有计划”掠夺人民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准备以官僚的“计划”的小匙子来掏干无政府状态的汪洋。工程师及大学教授们大写其“技术政治”的论文。当他们胆小地作“调整”试验时，那些民主政府却碰到了大资本底无法征服的怠工。
那些“改良派”先生们，一走到托拉斯及其业务“秘密”的门限之前，便在虔诚的战栗中猝然站住，这种情形最恰当地表示出剥削者与民主“监督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在这里，业务的“不干涉”原则支配一切，个别资本家与社会之间来往的帐目，乃是资本家的秘密，而与社会无关。提出业务“秘密”这一原则的动机，表面上好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样，是为了自由“竞争”。实际上那些托拉斯们彼此之间并无秘密之可言。目前这个时期的业务秘密是独占资本主义损害社会利益的整个阴谋之一部份。只要社会生产手段的私有主还能够把剥削、掠夺和混骗的奸谋瞒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则一切限制“经济保皇党”底专制权的计划，将永远成为可怜的滑稽戏。取消“业务秘密”是走向真正产业监督的第一步。
工人和资本家有同等权利去知道工厂、托拉斯、整个产业部门与国民经济全部的秘密。首先，那些银行、重工业及集中化了的运输业就得放在检查的镜子之下。
工人监督（workers’ control）的直接任务应该把社会的借款及贷款、由个人的营业开始，加以分析；判定国民收入中被个别资本家以及全体剥削者所吞没的部份；揭露银行和托拉斯的幕后买卖和欺诈；最后，把因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以及赤裸裸地追求利润而不自觉地浪费人类劳动力的真相，向一切社会的成员曝露出来。
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员能够实行这种工作，不管人们愿意赋给他的权力多么大。全世界的人都已看的清楚，罗斯福总统和布鲁姆总理没有任何能力来违抗他们本国的“六十家族”或“二百家族”的诡谋。打破剥削者的反抗需要无产阶级的群众压力。只有工厂委员会才能实施真正的生产监督，才能请到真诚献身于人民的专家；如会计师、统计学家、工程师、科学家等；这些人当然只是来作顾问并不是来做“技术统治者”。
反失业的斗争，假如不号召广大和勇敢地组织公共工程，便无从考虑。但公共工程对社会，和对失业者本身一样，只有当它们已成为一个适用于许多年的总计划之一部份的时候，才能有一种不中断和进步的意义。在这个计划的范围之内，工人就会要求把那些受恐慌打击而关了门的私人企业当作公众的事业，重新恢复起来。在这场合内，工人的监督就会代之以直接的工人管理。
即使定出一个极初步的经济计划——从被剥削者的观点来说，不从剥削者的观点来定——假如没有工人监督，也就是说，假如工人的眼睛不能够洞察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公开或隐藏的泉源，仍旧是不可能的。代表个别企业的各个委员会应举行大会，选出与各托拉斯、各整个产业部门、各经济区域以及最后整个国家产业相适应的各项委员会。这样，工人的监督便成为计划经济的一所学校。根据监督的经验，无产阶级将准备在那个可能实现的时间到来时，就直接管理国有化的工业。
有些资本家，主要是那些低一等的和中间的层份，有时会自愿地向工人打开他们的帐簿——他们往往拿这个来证明减低工资的必要——工人对这些资本家的答复，便是他们对个别破产者或半破产者的簿记并不感到兴趣，他们所感到兴趣的只是一切剥削者的总清账。工人们并不，而且也不愿意拿他们生活条件的水准来迁就个别资本家的困境，因为这些资本家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度的牺牲品。工人的任务是要在一个更高尚和行得通的基础上，改组全部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假如业务机密的取消，是工人监督的必要条件，则工人监督便是走向以社会主义指导经济这条道路的第一步。
八 没收资本家个别集团的财产
没收财产的社会主义纲领，亦即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并消灭其经济统治权的社会主义纲领，在目前的过渡时期当中，绝不应阻碍我们于时机许可时，提出要求去没收工业中若干维系民族生存的重要部门或者没收最有寄生性的资产阶级集团的财产。
就这样，对于那些民主派先生们关于美国“六十家族”或法国“二百家族”底独裁所作的可怜的怨诉，我们便提出没收这六十个或二百个封建式资本主义大君财产的要求来加以答复。
恰恰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要求没收那些在战争工业、铁路以及极重要的原料来源等方面握有垄断权的大公司的财产。
这些要求与昏头昏脑的改良派底“国有化”口号之间有如下的区别：一，我们拒绝赔偿；二，我们提醒群众提防人民阵线的煽动家，这些煽动家奢谈国有化，而实际上仍是资本家的代理人；三，我们号召群众只依赖他们自己的革命力量；四，我们把财产没收问题，与工农夺取政权问题连系起来。
财产没收这个口号不仅要在我们的宣传中以较为全面的方式来提出，而且要在日常鼓动（agitation）过程中以部份的形式来提出，这样提出的必要性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各种不同工业部门的发展水准各不相同，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不相同的地位，而且要经过不同阶段的阶级斗争。只有发生了全面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才能把没收全部资产阶级财产提上议事日程。过渡要求的任务就是准备无产阶级去解决这个问题。
九 私人银行的没收与信用事业的国家化
帝国主义的意义就是金融资本的统治。银行与托拉斯、辛迪加一起，而且时常高居他们之上，把经济的实际指挥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就它们的结构说，银行以一种集中形式表现了现代资本的整个结构；它们使各种垄断的倾向和无政府的倾向结合起来。它们组织起新奇的技术、巨大的企业、强有力的托拉斯；也组织了高物价、经济恐慌和失业。如果银行的指挥地位仍留在掠夺性的资本家手里，那么在反对垄断的横暴和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这两者的破坏工作是互相补充的——的斗争中，就不可能采取任何一个重大的步骤。为了依照一个符合全民利益的合理计划而建立一个投资和信用之统一化的制度，必须将所有银行合并成单一的全国机构。只有没收私人银行并集中整个信用事业在国家之手，才能提供国家的经济计划以必须的和实际的，即物质的资源——不仅是纸上和官僚式的。
没收银行绝不包含没收银行存款的意思。相反，单一的国家银行能够给小存款者以比私人银行远较有利的条件。同样，只有国家银行才能给农民、小店主、小商人提供有利的条件。即：低利贷款。不过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经济——首先是大规模的工业和运输——由一个单一的金融机构指挥的情形下，将会给工人和其它一切其他劳动者以真实的利益。
但银行国家化，只有当国家政权本身由剥削者之手完全转到劳动者之手，才能产生这些有利的后果。
十 纠察队－自卫团－工人民兵－无产阶级武装
静坐罢工是群众方面发出来的一个严重的警告，这个警告不仅是对资产阶级，同时也是对工人的组织（包括第四国际）而发。1919－1920年意大利工人依照他们自己的创意占据了工厂，这样便给他们的“领袖”送来一个社会革命就要到来的信号，那些“领袖们”对这信号不屑一顾。结果是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静坐罢工不能说是意大利式的工厂占据；但它们是走向这样占据的一个决定的步骤。目前的恐慌能够把阶级斗争弄得极度紧张，且使它更迫近于总解决的时刻。但这并不是说一个革命情势指顾间便可到来。实际上它的到来是由一连串的震动表现出来的。这些震动之一便是静坐罢工的浪潮。第四国际支部当前的问题，就是在如何帮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去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性质和节拍，并及时地以更果决和富于战斗精神的组织手段，去使群众斗争获得成果。
无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意味着资本家方面反攻方法的尖锐化。静坐罢工的新浪潮，能够唤起而且毫无疑义地要唤起资产阶级方面的坚决的对策。大托拉斯的机密参谋部已把准备工作做好了。假如再不留意这些阴谋使革命组织与无产阶级再受到不意的打击，那可就悲惨极了！
无论哪里的资产阶级都不以正式的警察和军队为满足的。在美国，甚至在“和平”时期，资产阶级也要在工厂中维持一批军事化的罢工破坏队以及私人的武装打手。除此之外，目下还要加上美国式纳粹党的各种各式的集团。法国资产阶级在危机初次迫近的时候，便动员了那些半合法和非法的法西斯队伍（包括军队中的这一类队伍）。英国工人压力刚刚再度变得强了一点，摩斯来爵士的队伍便两倍，三倍甚而增加到十倍，从事向工人作流血的进攻。资产阶级自身已很精确的知道这一件事，即，在目前这一时期中，阶级斗争是不可抗拒地倾向于转变自身为内战。意大利、德国、奥国、西班牙以及其它国家的例子，给大资本家及其仆役的教训，较给无产阶级官式领袖的教训大得多。
第二[8]及第三国际的政客与工会的官僚一样，对资产阶级的私家军队自觉地闭上眼睛；因为不如此，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同盟便连二十四小时也不能维持。这些改良派有系统地将这种观念移植到工人的精神中去，即，在资产阶级全身武装起来而工人们手无寸铁的时候，民主政治的神圣就有了最好的保障。
第四国际的义务便是要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奴颜婢膝的政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党、无政府党，他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越叫得响亮，则在实际上越是卑鄙地向法西斯投降。只有那些感到有千百万劳苦群众作后盾的工人武装战斗队，才能够有效地打胜法西斯的队伍。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并不是在自由派的编辑室中，而是在工厂中发动，并且在街道上结束。工厂中的罢工破坏队和私家配枪打手是法西斯军队的基本核心。罢工纠察队（strike pickets）则是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核心。这便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必须连系着每一个罢工和街头示威，宣传建立工人自卫团（workers’ groups for self-defense）的必要。必须把这个口号写在工会革命派的纲领上面去。而且只要有可能的地方，便必须从青年团体开始着手组织自卫队；训练他们熟习于武器的使用。
群众运动来一个新的高潮，则不仅应能增加这些队伍的数目，且应按照邻属、城市、区域把它们统一起来。工人运动对那些工贼、匪党和法西斯的正当的仇恨，必须给以组织上的表现。必须提出一个工人民兵（workers’ militia）的口号，以作为工人组织、集会及出版之不可侵犯性的一个认真的保障。
只有借助于这样有系统的、坚执的、不懈的、勇敢的又经常站在群众本身经验的基础上的鼓励和组织工作，才能从他们的意识中，把驯服和消极的传统连根拔除；才能够训练出一些足以向一切劳苦群众示范的英雄的战士队伍；才能够使反革命的武装歹徒们遭受的一系列的策略性的挫败；才能够提高被剥削者及被压迫者的自信心；才能够在小资产阶级眼前挫抑法西斯主义的气势并开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
恩格斯曾给国家下一个定义为“配武装者”的集团。无产阶级的武装是与它的解放斗争伴随而生的一个必然的因素。无产阶级决心要武装的时候，它便会找寻到武装的道路和手段。而这一方面的领导权也天然的落在第四国际各个支部的身上。
十一 工农同盟
工人在农村中的战友和伙伴，便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是同一阶级的两部份。他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产业工人的过渡要求纲领，只要在某些地方稍作更改，也就是农业无产阶级的纲领。
农民代表另一个阶级：他们是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种种不同的层份形成：由半无产阶级以至剥削份子。根据这一点，产业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就是要将阶级斗争推广到农村中去。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在它的同盟者和它的敌人之间画出一条分界线。
每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特性，在农民的且多少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匠及小老板）的境况里表现的最奇特。这些阶级，不管在数目上如何强大，实质上总是代表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残余。第四国际各支部应尽可能具体地订出一个关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过渡要求的纲领，而这一纲领应适应各自国家的条件的。进步的工人应学会对他们的未来同盟者所提出的问题，作明确和具体的答复。
虽然农民是一个“独立的”小生产者，他们却需要低利的信用贷款，需要以他所能支付的价钱而买到的农业机械和肥料，需要有利的运输条件以及需要给它的农产品以一个公正的市场的组织。但那些银行、托拉斯、商人却从各方面来掠夺农民。只有农民自己，在工人的帮助之下，才能够抑制这种掠夺。小农选举的委员会应在全国舞台上出现，且应与工人委员会和银行雇员委员会联合在一起，把对农业有关的运输、信用及商业活动的监督权夺到他们手中。
大资产阶级虚伪地引用工人的“过火”要求，巧妙地把商品价格问题转变成一个楔子，插入工人与农民以及工人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与产业工人、公司职员及政府雇员不同，他们不可能要求工资按物价的增加而增加。政府反对物价高涨的官式办法只是对群众的一种欺骗。但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却可以以消费者的资格和工人一起闯进有关规定物价的政治活动中。对于资本家们关于生产费用、运输及交易费用的悲叹，消费者可答复说：“拿出你们的帐簿给我们看；我们要监督价格的规定。”这种监督的机关应该是物价委员会（committees on prices），而这个委员会则由工厂、工会、合作社、农民组织、城市的“小百姓”、家庭妇女等派代表成立。利用这个手段，工人便可以向农民证明，物价高涨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在工资抬高，而是在资本家的超额利润以及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过度浪费。
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应把没收小农财产以及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农民将仍旧是他的一块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还相信是一件可能的和必要的事。为了在农民中恢复社会主义纲领的令誉，必须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集体化的办法，这些办法的推行，并不是为着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为着官僚的利益。
剥夺剥夺者的意思，并非指强迫没收手工业者和小老板的财产而言。相反的，工人监督银行和托拉斯，甚至把这些企业国有化，能够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信用贷款、购买及发卖创造较他们在无管束的独占企业支配下可能获得的无比有利的条件。对私人资本家的依赖将代之以对国家的依赖。劳苦群众越是坚强地把国家操纵在自己手里，那么这个国家将愈加顾及它的小合作者和代理人的需要。
被剥削的农民之实际参加种种不同经济领域的监督，将让他们自己去决定：究竟改行土地的集体耕作，对他们是否有利；在什么时候实行，以及实行怎样规模的集体化。当农民在这条道路上迈进时，产业工人应该经过工会、工厂委员会以及最重要的，经过一个工农政府，向农民表示每一步的合作，他们应视此合作为当然的义务。
无产阶级并不是向一般的“中等阶级”而是向城乡小资产阶级中的被剥削层份提议建立同盟，以反对一切剥削者，包括“中等阶级”的剥削者。这一同盟绝不能基于强迫，只能基于自由的赞同，而这种赞同应由一个特别的“协定”使之巩固起来。这个“协定”也就是双方自愿接受的过渡要求的纲领。
十二 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斗争
整个世界形势，以及由此而生的个别国家内部政治生活，都给战争的威胁笼罩了。一个逼近的灾难，已给人类中最广大的人群带来强烈的忧惧。
第二国际有恃无恐地重复它在1914年的可耻的政策，因为今天，在沙文主义中奏第一把提琴的乃是共产国际。只要战争的危机一有了具体的轮廓，斯大林主义者便远远地追过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立即成为所谓“保护祖国”的喧嚣的鼓噪者。因此，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便完全落在第四国际的肩上。
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已有系统地写在国际书记局的提纲中（1934年发表之《战争与第四国际》），这种政策今天还保有它的全部效力。在下一时期，一个革命政党要想取得胜利，首先得依赖它对于战争问题的政策。一个正确的政策由两个要素构成：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与能够把党的政纲放在群众本身经验的基础上的能力。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利用战争问题——较其它任何问题都多——以抽象的名词、概括的公式、残缺的词句来欺骗群众：“中立”，“集体安全”，“武装保卫和平”，“国防”，“反法西斯斗争”等等。所有这些公式归根结底还是还原到这一事实：战争问题，即人民的命运，已落在那些用尽阴谋诡计以反对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他们的统治参谋部、他们的外交部、他们的将军的手里。
第四国际深恶痛绝地排斥所有这些抽象的观念：“光荣”、“血统”、“种族”。这些抽象观念在民主阵营中和在法西斯阵营中起着同样的作用。但深恶痛绝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以测验的标准、口号和要求去帮助群众辨明这些招摇撞骗的抽象观念之具体内容。
“裁军吗？”——但全部问题在于谁裁谁的军。唯一足以避免或阻止战争的裁军，便是工人裁资产阶级的军。但要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工人必须武装自己。
“中立吗？”——但无产阶级却绝不愿在中日战争或苏德战争中守中立。“那末这个意思就是要保护中国和苏联吗？”当然！但保护并不是靠那些要把中国和苏联通通扼死的帝国主义者。
“保护祖国吗？”——但资产阶级把这个抽象观念了解为保护它的利润和赃物。假如我们首先把我们本国（资本家）的手脚捆起来不让他们去侵犯人家的祖国；假如我们国内的工农已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假如国家的财富已从区区的少数人手中转入人民的手中，又假如军队已变为被剥削者而非剥削者的武器；我们就准备保护祖国以抵抗外国资本家。
必须把这些基本观念分解得更具体更细致，而且要按照事变的进程以及群众思想的趋向来加以解释。此外，还必须严格地把外交官、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的和平主义，与木匠、农业工人、女佣的和平主义区别开来。前者的和平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烟幕；后者是不信任帝国主义的一种混乱的表现。当小农或工人谈及保护祖国时，他们的意思就是保护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人相同的家庭以抵御侵略、炸弹和毒瓦斯。资本家以及他的新闻记者把保护祖国了解成为抢夺殖民地和市场，贪婪地增加各该“国家”在世界收入中的一份。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爱国主义从头到尾是一种欺骗。在被压迫者的和平主义甚至爱国主义中，却有这些成份，即：一方面是对那破坏性的战争之仇恨，另方面又是对他们自以为于己有利的事物之执着——这些成份，我们都必须懂得怎样去把握住以便做出必须的结论。
第四国际以上述这些见解为其出发点，支持每一个要求，即使是不充份的要求，只要这种要求能在某种程度把群众引到积极的政治活动中去，能唤醒他们对资产阶级阴谋诡计的批判并增强他们对这种阴谋诡计的监督。
例如，我们的美国支部便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对在宣战问题上进行全民投票的建议，采取了批评的支持。毋须说，任何民主改革本身都不能阻止统治者去挑动战争，当这些统治者要战争的时候。必须对这一点提出明白的警告，不过群众对全民投票的建议虽存有幻想，但他们拥护全民投票却反映出工农对资产阶级政府及国会的不信任。不支持幻想，不纵容幻想，我们却要尽一切力量支持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底进步的不信任。全民投票的运动愈是广泛地展开，则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将愈会迅速地离开它；共产国际底叛徒将愈会彻底地丧失其声誉；而群众对帝国主义的不信任将愈会尖锐。
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从十八岁起无论男女都有选举权。凡是明天要被召去为祖国而死的人今天就应该有权投票。反战争首先就应以青年底革命的动员开始。
必须从各个角度来阐明战争问题，看当时战争问题在哪方面影响到群众，就从哪方面来说明。
战争是一宗大买卖，尤其对军事工业是如此。因此，这些“六十家族”便是头等的爱国者和首要的战争挑拨者，工人监督军事工业是反对战争“制造者”斗争的第一步。
对于改良派的口号，征收军事工业利润税，我们以没收军事工业利润以及没收军事工业奸商财产的口号来对抗。在军事工业已“国有化了”的地方，如法国，则工人监督的口号保有全部的效力。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政府与对个别资本家同样地不信任。
不给资产阶级政府以一个人与一个铜元！
不要军备计划，但要有用的公共工程计划！
工人组织应完全脱离军队警察的控制！
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从那些贪得无厌的、无情的、背着人民玩弄阴谋的帝国主义者手中夺回他们对人民命运的操纵权。
根据这一点我们要求：
完全废除秘密外交，一切条约和协议必须对一切工人和农民公开；
在工农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之下，实行工农的军事训练和武装；
设立军事学校，以便将那由工人团体选出的劳动者训练成为司令员；
以民兵代替常备军，此民兵应与工厂、矿山、农场等不可分离地连结在一起。
帝国主义战争是资产阶级贪婪政策的继续和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反战斗争是其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尖锐化。战争的开始，改变了各阶级间斗争的形势，且部份地改变了它的手段，但并没有改变目的和基本路线。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支配着全世界。因此照其基本性质看来，未来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而国际无产阶级政策的根本内容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在这个斗争中基本的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你们自己国内”，或“你们自己（帝国主义）政府的失败祸害较少”。
但并非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事实正相反，大多数还是帝国主义的受难者。有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将无疑要利用战争来挣脱奴隶的枷锁。他们的战争可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责任在于帮助被压迫国家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同样的责任，也适应于对苏联或者在战前战时可能产生的任何其它工人政府的援助，每一帝国主义政府在同工人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的战争中遭受失败，都是祸害较少。
不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不能经过他们本国政府来援助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不管那两国在这一时期内的外交与军事的关系如何。假使两政府那时正缔结着暂时的、其本质是不可靠的联盟时，则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继续站在本国政府之阶级反对派立场上，用自己的方法——国际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援助那非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不仅进行鼓动反对他们那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且鼓动在殖民地建立工人国家；有时要实行抵制与罢工，有时则放弃抵制与罢工等。）
在战争中援助殖民地国家或苏联，无产阶级丝毫不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或苏联的热月官僚相结合。相反的，他们要对这两者都保持政治上的完全独立。革命的无产阶级给进步的与正义的战争以助力，可赢得殖民地和苏联工人的同情，可增强第四国际在那些地方的威望与影响，且增强它的力量，俾得推翻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与苏联的反动官僚制度。
在战争爆发之始，第四国际的支部将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孤立：每一个战争都是冷不防地加在全国群众的头上的，且推使他们站到政府机关方面。国际主义者必须逆流前进。但新的大战所带来的灾害与贫穷将在头几个月之内就远超过1914－1918年的流血恐怖，这会很快使人清醒。群众的不满及其反抗将飞速增长。第四国际的支部将站在革命浪潮的前头。过渡要求的纲领将获得迫切的实现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将全部毕现。
在未把人类弄得枯竭或浸没在血泊中之前，资产阶级用民族仇恨和种族仇恨的毒气来污浊世界的大气。今天的反犹太运动，就是资本主义临死痛苦之更恶毒的痉挛之一。
把种族偏见的根源以及各式民族自大和沙文主义的，特别是反犹太运动的内幕加以不可调和的揭露，应该成为第四国际各支部日常工作之一部份，且是反帝国主义和反战争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基本口号仍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十三 工农政府
“工农政府”的公式，第一次出现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鼓动中，在十月革命之后则被确定地接受。最终说来，它只是代表已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通俗的名称。这个名称的意义主要是在于它着重地指出了构成苏维埃政权基础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同盟的观念。
当不肖门徒们的共产国际妄想恢复那个已为历史埋葬了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时，他们给“工农政府”的公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纯“民主的”亦即资产阶级的内容，拿它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坚决排斥这种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诠释的“工农政府”的口号。他们过去认定，现在也认定无产阶级的党如拒绝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界限，则它和农民的同盟，便干脆成为资本家的一根支柱，正如1917年的孟什维克[9]和社会革命党[10]，1925－27年中国共产党以及现在西班牙、法国及其它国家中“人民阵线”的情形一样。
从1917年四月至九月，布尔什维克要求社会革命与孟什维克跟自由资产阶级破裂，并把政权夺到他们的手中。在这个条件之下，布尔什维克党答应在反对资产阶级时候，给予那些充当工农底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以革命的援助，但绝对拒绝加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或替这个政府负政治的责任。假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真的和立宪民主党（自由派）以及国外帝国主义破裂，则他们创立的“工农政府”便只有加速和便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但正因为这一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领导人才出全力来反对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俄国的经验已经证明，而西班牙及法国的经验又再度证明：即使在很顺利的条件之下，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党、无政府党）也不能够建立一个工农的政府，即，不能建立一个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的政府。
但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要求“和资产阶级破裂，把政权夺到你们手中！”对群众已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之顽固的不愿夺取政权，在七月那些日子当中，暴露的太厉害了，因此在群众的舆论之前，确定地宣告了他们的死刑并准备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
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是把无产阶级从旧派领导中解放出来，这种旧派领导的保守主义，与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底破局的大爆发完全矛盾，它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控告那些无产阶级传统组织的主要罪状便是它们不愿和资产阶级底政治的半死尸割裂开来。在这种条件之下，有系统的向那个旧派领导提出要求：“与资产阶级破裂，夺取政权！”就是暴露第二第三及阿姆斯特丹国际[11]底叛卖性质的最重要的武器。因此“工农政府”的口号之能得到我们同意，只有按照它于1917年被布尔什维克提出时的意义，即，把它当作反资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口号，而绝不是按照后来不肖门徒所给予它的那种“民主的”意义，把它从一座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改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
我们要求一切以工农为基础且以工农名义发言的政党及组织，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破裂且走向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答应予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以全部的支持。同时，我们围绕在那些过渡要求的周围，进行不懈的鼓动。这些过渡要求，按照我们的见解，应该构成“工农政府”的政纲。
由那些传统的工人组织来产生这样的政府是可能的吗？上面已经说过，过去经验证明：这是极度靠不住的。但人们却不能事先便绝对否认它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完全例外的条件（如战争失败，财政破产，群众革命的压迫）的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斯大林党，也会出乎他们的意愿之外，沿着与资产阶级破裂之路走的更远一些的。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某时某地这种极度靠不住的变态变成现实而依照上述意义的“工农政府”被建造起来，它也只是代表真正无产阶级独裁道路上的一个短促的插话而已。
但我们毋须多事猜测。围绕着工农政府口号的鼓动，在一切情形下都保有一个巨大的教育价值。而且（它之所以保有这种价值）并不是偶然的。这个一般化的口号完全是循着我们这个时代底政治发展的路线（旧资产阶级政党的破裂和解体，民主制的塌台，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工人之加速地走向更积极和攻势的政治活动）提出来。因此这些过渡要求之每一个要求都引得到一个同一的的政治结论：工人们必须和一切资产阶级的传统政党破裂，以便联合农民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
想事先预见到群众革命底动员的具体阶段是不可能的。第四国际的支部应该在每一个新阶段上，以批判态度来确定自己的方向，提出一些口号去帮助工人争得独立的政治活动，加深这些政治活动的阶级性，破除改良主义及和平主义幻想，加强先锋队与群众的联系，以及准备以革命夺取政权。
十四 苏维埃
上面已经说过，工厂委员会是工厂内部底两重政权的要素。因此，它们的存在只有在群众不断增长压力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这种条件对反战斗争的特殊群众团体、物价委员会以及运动中其它一切新的中心言，也同样真实，因为这些团体甫经出现就证明阶级斗争已溢出无产阶级传统组织的界限之外了。
但这些新的机关中心很快便会开始感到它们不够和缺乏团结力。在保留资产阶级政制的条件之下，任何过渡要求都不能充份实现。同时，社会危机的加深，不仅增加群众的痛苦，而且还增加他们的焦急、坚持和压力。被压迫群众中越来越新的层份会抬起他们的头来，带着他们的要求前进。从来不蒙改良派领袖一顾的几千百万劳苦过度的“小百姓”将不断来敲打工人组织的大门。失业者将加入这个运动。农业工人、那些破产和半破产的农民、城市中的被压迫者、女工、家庭主妇、知识分子中底无产化的一层——所有这些人将找寻统一和领导。
那末，就算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怎样使种种不同斗争的要求和形式协调一致呢？历史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经过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把一切斗争团体的代表联合起来。现在还没有人提出另一个不同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目的；而且要想出一个更好的来也委实不可能。苏维埃并不为一个先天的党纲所限制。它向一切被剥削者敞开门户。凡是卷入斗争主流中底一切层份的代表，都穿过这些大门。这种组织随着革命的进展而扩大，其内容则一次再次地更新着。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流派都可以在最广大的民主基础上争夺苏维埃的领导权。因此，苏维埃的口号便是过渡要求的纲领中最高的一项。
苏维埃只有当群众运动进入一个公开革命阶段的时候才能生长。苏维埃宛如一支轴心，在它的周围联合着千百万劳苦大众，从事于反剥削者的斗争，这些苏维埃自从出现的头一刻钟起，便成为地方政府的，以后又成为中央政府的竞争者和敌对者。假如工厂委员会在工厂里造成一个两重政权，那末苏维埃便在一个国家内开始一个两重政权的时期。
两重政权是过渡时期底最高点。两种政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制——是不可调和地互相反对的。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命运全靠这个冲突的结局如何。假如革命失败，资产阶级底法西斯独裁就要跟着来临。假如胜利的话，那末苏维埃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性的社会改造就要发生。
十五 落后国家与过渡要求的纲领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说，乃是落后国家。但落后国家却是帝国主义所统治的世界之一部份。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综合的性质：最原始的经济形式结合最新式的资本主义的技术与文化。同样情形，也决定了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之政治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之最起码的成就所作的斗争，与反对那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相结合。在这一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要求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不是分成各别的历史时期，而是直接从此到彼地迈进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必须准备苏维埃之前，还刚刚开始组织工会。就这一意义说来，本纲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至少对那些无产阶级已能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是完全适用的。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残余；与民族独立，即推翻帝国主义的羁绊。这两种任务是紧相联系的。
简单地将民主政纲予以抛弃，那是不可能的。群众一定要在斗争中去超出这个政纲。国民会议（或制宪会议）的口号，在中国或印度那样的国家，还保有全部力量。这口号一定要同民族解放与土地改革问题不可分离地联系着。在初步，工人们必须用这民主政纲来武装自己。只有工人才能号召与统一农民。站在革命的民主政纲基础上，必须使工人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用革命的民主口号来动员群众，到了某个时期，就能够而且应该产生苏维埃。苏维埃在某一时期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它们对国民会议的关系，将以无产阶级的政治水平，苏维埃与农民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之性质来决定。苏维埃迟早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有苏维埃才能够完成民主革命，同时开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无产阶级斗争中，个别的民主要求与过渡要求之相对的比重，它们互相间的联系与它们提出的次序，都要由每一落后国家的特点与特殊条件来决定，在好大范围内，要由它的落后程度来决定。不过在一切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一般趋向是能够以不断革命底公式决定的，而不断革命的意义，已被俄国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1917年10月）确定地指出过了。
共产国际已经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昭示过落后国家：它怎样能破坏一个有力的与有希望的革命。当1925－27年中国发生怒涛般的群众斗争时，共产国际未能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同时又禁止苏维埃的创立。（按照斯大林的计划说，国民党这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同时可以代替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当群众已被国民党镇压以后，共产国际却在广州绘成一幅对苏维埃的讽刺画。广州暴动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以后，共产国际采取了游击战与农民苏维埃的道路，而这时工业无产阶级完全是消极的。这样踏进了死巷以后，共产国际却利用中日战争的机会，一笔勾销了“中华苏维埃”，不仅将农民的“红军”而且使所谓“共产党”也都臣服于同样的国民党，即资产阶级了。
共产国际既因与“民主的”奴隶主缔交而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则同时不得不背叛殖民地民众的解放斗争，它底背叛的方式，实在比以前第二国际所干过的更为无耻。“人民阵线”与“国防”政策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将殖民地中的千百万群众变成“民主”帝国主义的炮灰。占人类大部份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旗帜，已经确定地转入第四国际之手。
十六 法西斯国家中的过渡要求的纲领
共产国际底战略家曾经宣布过希特勒的胜利只是走向台尔曼（Thaelmann）[12]胜利的一个步骤，这句话今天听起来已经古远的很了。台尔曼坐在希特勒的监狱里，现在已经有五年多了。墨索里尼已经用法西斯主义把意大利捆绑了16年多。在这整个时期内，第二和第三国际不仅无法领导一个群众运动，甚至还无法产生一个严肃的，多少与沙皇时代革命政党相比拟的非法组织。
拿法西斯思想的力量来解释这些失败，那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墨索里尼根本就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思想）。希特勒的“思想”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吸引住工人。民众中那些一时陶醉于法西斯主义的阶层，主要是中等阶层，也已经有充份时间来清醒了。今天某些隐约可见的反对派之仅限于新教徒及天主教会的团体，这一事实不能由“种族”和“血统”这种半疯狂半胡说的理论之力量来解释，而应由民主派、社会民主派和共产国际底理论之可怕的破产来解释。
在巴黎公社大屠杀后，黑色的反动几乎统治了八年。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之后，劳苦大众之沦于昏迷之境者，也差不多有这样长久的时间。但这两个例子的现象只是一种物力的失败现象，它是为力量关系所决定的。再说，在俄国失败的乃是一个差不多尚在处女阶段的无产阶级。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派甚至还没有庆祝它的第三周岁。德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德国的领导是由两大强有力的政党形成的，其中一个已存在了70年，另一个也差不多有15年。这两个党，有千千万万选民跟在它们后面，竟于战斗之前便在精神上瘫痪了，而且不经一战便投降了。历史上还没有记下堪与比拟的灾难。德国无产阶级并不是在战斗中给敌人击溃的，它是被自己政党的胆怯、卑贱、背信所摧毁的。那末它现在对它几乎三代以来惯常相信的一切事物失掉信念，又何足奇？希特勒的胜利反过来巩固了墨索里尼的地位。
西班牙或德国内部，革命工作的长期失败，只是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国际底罪恶政策的报应。秘密工作不仅需要群众的同情，还需要其前进层份自觉的热情。但那些历史上已经破产的组织能希望人家给它们以热情吗？凡是以亡命者领袖资格出现的，其中大多数或已堕落入骨，成为克林姆宫以及格伯乌[13]的代理人，或者是那些社会民主党的前任总长，它们还梦想工人们将来能以某种奇迹使他们回到那些已失掉的位置。难道还有一分钟可以想象这些老爷们能够做“反法西斯”革命底未来领袖吗？
而且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事变——奥国工人的溃败、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苏维埃国家的堕落——都不能帮助德意两国的内部发生革命高潮。因为德意工人想得到政治情报，多数依赖于无线电播音，所以我们便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莫斯科的播音台所放送的，掺合了愚蠢和傲慢的热月[14]的诳骗，已经成为全能主义国家工人颓丧的一个最有力的因素。在这一方面，也像别的方面一样，斯大林只是充当了戈培尔[15]的助手。
同时，使法西斯主义得到胜利的阶级矛盾，仍旧在法西斯的政制之下继续发展着，且正在逐渐地掘毁它的基础。群众是比以前更不满了。成百成千能自我牺牲的工人，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着革命的鼹鼠工作。没有直接尝过那旧传统与大希望被粉碎之痛的新生一代，已走在前头。无产阶级革命底分子运动式的准备工作，在沉重的全能主义墓石底下不可抗拒地进行着。但要想把潜伏的力量爆发成公开的叛乱，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前途，一个新的政纲和一面新的无疵的旗帜。
主要的不利条件就在这里。法西斯国家底工人要想选择一个新的政纲是异常困难的。一个政纲是靠经验来确证的。但在全能主义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正缺乏群众运动的经验。将来多分要靠在某一个“民主”国家中的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胜利来推动法西斯领土上革命的运动。由于一种财政或军事的大灾难，也能发生同样的效果。目前必须进行以宣传为主的准备工作，这种工作只有在将来才能收获大规模的成果。但在这一点上，有一件事是可以确信的：革命浪潮一旦在法西斯国家爆发，将马上成为一股洪流，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不会因为复活已死的威玛宪法之类的试验，而半途中止的。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第四国际与那些在破产中苟延残喘的旧党之间，开始发生一种不可调和的分歧。德国流亡者的“人民阵线”是一切可能的人民阵线中最恶毒与最无信义的一种。实质上，它表现一种无能的渴望，希望与一个乌有的自由资产阶级合作。假如这合作得到成功，它也不过给无产阶级准备了一连串西班牙式的新的失败罢了。因此，无情地暴露“人民阵线”底理论和实际的虚伪，乃是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首要条件。
当然这并不是说第四国际拒绝把民主口号当作动员反法西斯群众的一种手段。恰恰相反，这一类口号在某些时机是能够尽一种认真的作用的。但民主主义的公式（出版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等）在我们看来只是无产阶级独立运动中底偶然的或插话式的口号，而并不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如西班牙的情形！）套在无产阶级头上的一条民主的绞索。这个运动只要多少具有了群众性质，民主口号便立即与过渡的口号交结起来。我们可以预想，工厂委员会的出现，将在那些旧式的例行公事者从他们的办公室里匆匆出来组织工会之前；苏维埃之普及于德国，将在一个新的制宪会议开催于威玛之前。意大利及其它全能主义与半全能主义国家将也不例外。
法西斯主义使这些国家陷于政治的野蛮主义之中。但它并没有改变它们的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手里的一个工具，不是封建主手里的一个工具。一个革命的政纲应根据阶级斗争底辩证法，而不应根据那些受了惊的破产者的心理，这点对法西斯国家也一样。第四国际厌恶地排斥那些政治上化装跳舞的方法。这些方法已使斯大林主义者，往日“第三时期”[16]的英雄，轮流着戴着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德国国家主义派、自由派的假面具出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掩护他们那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脸相。第四国际经常而且到处在其自己的旗帜下出现。它公开的向法西斯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提出它自己的政纲。全世界的进步工人都已坚决地相信，将来只有在第四国际的领导底下才能推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和模仿者。
十七 苏联与过渡时期诸问题
苏联以一个工人国家的资格从十月革命中出现。生产手段的国有，这一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必须的前提条件，开展了生产力迅速生长的可能性。但同时这个工人国家的机关，却已经历了彻头彻尾的堕落；它已由一种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一种反对工人阶级底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愈来愈成为一种对国家经济怠工的武器了。一个落后和孤立底工人国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转成为全能的特权阶级——这不仅在理论上，此刻就是在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之最有力的反驳了。
苏联就这样地包含着可怕的矛盾。但它仍旧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诊断。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即具有一种两者择其一的性质：或者是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一个机关，它将推翻财产的新形式，且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或者工人阶级将摧毁官僚制度，开启到社会主义之路。
在第四国际的各个支部看来，莫斯科审判案之发生毫不足奇，且并不把它当作克林姆宫独裁者个人疯狂的结果，而把它看做热月的合法的产物。它们是从苏维埃官僚内部底不可忍受的冲突中生长出来的，而这些冲突又反映官僚与人民间的矛盾，以及“人民”自己当中正在加深的矛盾。这些审判案底流血的“疯狂”性质，可以测度那些矛盾底紧张性，同时由此也可以预知那个大结局的行将到来。
那些拒绝回莫斯科底前任克林姆宫驻外代表的公开发言，已用他们的方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官僚中已发现了一切政治思想形态：由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埃乃斯·来士Ignace Reiss）[17]一直到十足的法西斯主义（F．布田科(F. Butenko)[18]）。官僚内部的革命份子只是极小的少数，他们消极地反映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不断生长的法西斯反革命份子，以更大的一贯性来表现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准备充当买办角色的候补人，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认为新的统治层只有在吸收“西方文明”，即吸收资本主义的名义之下抛弃国有化，集体化和对外贸易的独占权，才能保证他们的特权地位。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的散漫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自由派的倾向，这些倾向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归趋。
在这个所谓“没有阶级”社会的下层里，毫无疑问地也有极类似于官僚分派的集团存在，只不过表现得较为缓和且其配比正相反罢了，自觉的资本主义倾向主要的是集体农场（kolkhozi）中兴旺的部份，而且只占人口中微小的少数。但这一层份却给那些以普遍贫困为代价而积蓄个人财富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基础，而且这些倾向还得到官僚的自觉的鼓励。
高踞于那个愈来愈扰乱社会平衡底高度矛盾的制度之上的热月寡头贵族，现在主要地已缩成为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的集团，它以恐怖主义的办法来苟延残喘。最近的司法罗织，其目的是在打击左派。清除右派反对派领袖的目的也是一样，因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右派集团，从官僚的利益及倾向的观点看来，也代表一种左的危害。波拿巴主义的集团为自存计，同时又因为害怕它自己的布田科之流的右派同盟者，便迫得把老布尔什维克的一整代，几乎一个不留地杀掉，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革命传统在群众中的活力，同时也证明了群众的继长增高的不满。
西欧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昨天还把莫斯科审判案验明为毫无掺杂的纯金，今天又坚执地反复说明“苏联内部既没有托洛茨基主义也没有托洛茨基派”。但他们却无法解释何以每次清党都是在与托洛茨基主义危险斗争这面旗帜下进行。假如我们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一个已完成的纲领，或甚而当作一个组织来考察，那末毫无疑义，“托洛茨基主义”现在在苏联还是极端微弱的。但它之所以有不可摧毁的力量，就因为它不但表现着革命的传统，而且还表现着今天俄国工人阶级底真正的反对态度。从克林姆宫集团的观点看来，工人们反官僚所积聚的社会仇恨，恰好就构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它带着极厉害的与确有根据的畏惧心理，害怕工人底深刻而模糊的不满，与第四国际组织发生了联系。
老布尔什维克一代的处死，以及中年和青年一代革命代表的处死，已打破政治平衡，使之更有利于官僚中的右派——资产阶级及其全国的同盟者。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即右派，将在下一时期以更大的决心，设法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使它更近于法西斯形式底“西方文明”的模样。
从这个前途出发，则“保卫苏联”的问题便得到了很具体的性质。假如明天资产阶级法西斯派——就称它“布田科派”吧，想夺取政权，那末“来士派”就不可避免地要列阵于街垒的反对面。虽则它或许暂时做了斯大林的联盟者，但它却不是保卫波拿巴主义的集团而是保卫苏联的社会基础，即保卫那一份从资本家那里夺来而变为国有的财产。假如“布田科派”确实与希特勒联盟，那末“来士派”将在国内和世界斗争场上内保卫苏联以抵抗军事干涉。除此以外，采取任何其它路线都是一种叛卖。
这样说来，在严格规定的例子中，虽不可事先否认有和官僚中热月的部份建立“联合阵线”以抵抗资本主义反革命公开进攻的可能性，但在苏联的主要政治任务，还是在推翻这个同一的热月官僚。它的统治多延续一天，则经济中底社会主义成份的基础便多一天腐蚀，并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而共产国际正走上这个方向：它在绞杀西班牙革命以及败坏国际无产阶级斗志的行为中，充当了斯大林主义集团的代理人及同谋者。
正如在法西斯国家中的情形一样，官僚的主要力量并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于群众的幻灭，以及他们之缺乏一个新的远景。斯大林的政治机关，除了更为放肆的野蛮之外，它与那些法西斯国家的，并无什么不同，因此正如在法西斯国家一样，将来多分要由国外事变来推动苏联工人的革命兴起。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今天已是反斯大林派独裁斗争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许多征兆已经显示出来，因为共产国际没有直接格柏乌的基础，所以它的塌台将在波拿巴主义集团以及整个热月官僚制度的塌台之前。
苏联革命底新的高涨，将无疑地在反社会不平等和反政治压迫底斗争的旗帜下展开。打倒官僚的特权！打倒史达哈诺夫运动！打倒苏维埃贵族及其等级！给一切劳动形式以更大的工资平等！
争取工会及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这种斗争将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展开。
苏联官僚以希特勒和戈培尔式普选权的虚构，来代替苏维埃这个阶级机关。现在不仅须恢复苏维埃底自由的民主形式，而且还须恢复它的阶级内容。正像过去曾禁止资产阶级及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样的，现在必须把官僚及新兴贵族逐出苏维埃。在苏维埃内只能给工人、集体农场下层份子、农民及红军士兵的代表以位置。
如果不给苏维埃中的各个政党合法化，那就不能使苏维埃民主化。工农将由他们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所承认的苏维埃政党是哪些政党。
根据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利益，从上到下，修正计划经济！工厂委员会应该恢复监督生产的权利。根据民主方法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应监督生产品的品质和价格。
按照参加集体农场底工人的意志和利益，改组集体农场！
应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底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林姆宫的全部外交函件。打倒秘密外交！
热月官僚导演的一切政治审判案，在完全公开与坦白和正直的辩论的光照之下，重新审定。只有被压迫群众底胜利的革命起义，才能恢复苏维埃政制，并保障它向社会主义作更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群众起义，这个党就是第四国际党！
打倒该隐！（Cain，圣经上杀弟的人——译者注）——斯大林的官僚匪党！
苏维埃民主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十八 反对机会主义与无原则的修正主义
法国里昂·布鲁姆的政见和政绩，又一次表明出改良主义派甚至从历史底极悲惨的教训中，也不能学到什么。法国社会民主党奴颜婢膝地抄袭德国社民主党的政治，行且得到同一的结果。在这几十年内，第二国际便一贯地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缠结在一起，事实上已成了它的一部分，而且正在和它一道腐烂。
第三国际却在资本主义的恐慌已确定地把无产阶级革命放在议事日程上的时候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今天在西班牙及中国的政策——匍伏于“民主”及“民族”资产阶级之前的政策——表明共产国际也同样不能进一步学到什么，而且也不能改变自己。苏联官僚已在苏联成为一种反动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它也不能尽一种革命作用了。
无政府工团主义[19]一般地已经过了同样的演变。在法国，里昂·石屋（Leon Jouhaux）[20]的工团主义官僚，久已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资产阶级代理机关。在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已经抖去它底外表的革命主义，一变而为资产阶级民主四轮车上的第五轮。
以伦敦局为中心的中派[21]组织，只是代表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国际之“左”的附属物。他们已表明完全无能去弄清国际形势的真相，并从此得出革命的结论。它的登峰造极的代表就是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这个党已在革命的条件之下，证明它完全不能追随一条革命的路线。
世界无产阶级所长期遭受的悲惨失败，已命定那些官式组织采取更大的保守主义，同时驱使那些幻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去追求“新路”。这正如通常在反动和衰落时期所见的情形一样，庸医和江湖术士在四面八方涌现出来，要求修正革命思想的整个路线。他们不从过去学习，而干脆地“排斥”过去。有些人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另些人又宣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塌台。有些人把那些出卖革命的人所犯的错误诿责于革命学说；另一些人则大骂医药，因为它并未保证一种得心应手和大演奇迹的治法。更为大胆的人则答应去发明一种万应灵药，并且预先主张停止阶级斗争。有许多“新道德”的先知们，正准备靠伦理的以毒攻毒的办法去复活工人运动。这些使徒们多数在未抵战场之前已把自己弄成功为一个道德的病夫。于是，那些久已湮没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前期底故纸堆中的药方，便在“新路”的外貌之下贡献给无产阶级。
第四国际向第二、第三、阿姆斯特丹，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等国际的官僚，向它们的中派扈从；向不改良的改良主义，与格柏乌联盟的民主制度，并不和平的和平主义，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无政府主义；向那些平生对革命怕的要死的“革命家”，宣布不可调和的战争。所有这些组织，都不是未来成功的保证，而只是过去的腐朽残余。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将把它们一扫清光。
第四国际不寻求也不发明万灵药。它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把它当作唯一足以令人了解实际、揭露失败真相以及自觉地准备胜利的革命学说。第四国际继续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因为他是第一次向无产阶级表演如何夺取政权的。第四国际扫除那些庸医、江湖术士、以及那些不请自来的道德老师。在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最高的道德就是社会革命的道德。凡是足以提高工人阶级自觉，而使他们相信自己力量，使他们决心在斗争中作自我牺牲的一切方法都是好的，凡是使被压迫者在压迫者之前表示畏缩和卑屈；凡是破坏群众反抗和不满精神；凡是以领袖的意志代替群众意志；以强迫代替说服；以蛊惑和罗织代替真实底分析的方法，都是不可容许的。因此，出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反面的斯大林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及其道德的死敌。
正面地面对现实；不要寻找最少抵抗的捷径；以真名呼实物；要把真理告诉群众，不管真理如何苦；不要害怕阻难；从小事到大事都要真诚：把我们的纲领建立在阶级斗争的逻辑上：行动的时刻一到便要勇敢——这些就是第四国际的原则。它已表明它能够逆流前进。就要来临的历史浪潮将把它高高地举起。
十九 反对教派主义
在无产阶级历史组织底叛卖影响之下，在第四国际的周围，已有种种不同的教派情绪及集团，生长或再生出来。它们骨子里是反对争取部份要求和过渡要求，即，反对在工人阶级的目前情况中，争取他们的基本利益和需要。在教派主义者看来，准备革命就是使自己相信社会主义之优越。他们主张不理睬“旧”的工会，即，不理睬几千百万有组织的工人。好像群众还能够生活在实际阶级斗争底环境之外似的——他们对改良派组织的内部斗争淡然置之——彷佛我们不干预群众的日常斗争便能够争取他们过来似的——他们拒绝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作一区别——彷佛群众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觉得有所不同似的。
教派主义者只能分辨两种颜色：红和黑。他们把实际简单化，为的使自己不受诱惑。他们拒绝在西班牙的交战阵营间来一个区别，所持的理由就是这两个阵营都有一种资产阶级的性质。他们拿这同样的理由认为必须在日本和中国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拒绝否认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间底原则性的不同，而且为了苏维埃官僚采取反动的政策之故，他们拒绝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以保卫十月革命所产生的新的财产形式。他们自己不能找到门路接近群众，却拼命骂群众不长进以致没有革命的观念。
这些无生气的政治家们，一般地都用不着那一座以过渡要求为形式的桥梁，因为他们根本无心跨到彼岸去。他们只是在一个地方鬼混，以反复背诵那千篇一律的贫乏而抽象的词句为满足。在他们看来，政治事变是一个评论的机会而不是一个行动的机会。既然那些教条主义者，与一般的荒唐鬼和奇迹大家一样，每走一步都在现实之前倾跌，他们便生活在一种永远愤激的状态中，抱怨“制度”和“方法”，而且不断打滚于小阴谋中。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他们惯常实施一种专制的制度。教派主义的政治虚脱症给机会主义者的虚脱症以补充，有似影之随形，显示它并没有什么革命的远景。在实际政治之中，教派主义者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是与机会主义者，尤其与中派主义者联成一气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许多从第四国际桌子上偶然捡些面包屑来滋养一下的教派主义团体和派系，过着一种“独立”的组织生活，他们自命不凡，但缺乏任何胜利机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平心静气地让这些团体自生自灭。但教派的倾向将来也会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发现，而且在个别支部的工作中会发生很坏的影响的。和他们再也不能妥协，连一天也不能妥协。正确的工会政策，乃是归依第四国际的一个基本条件。谁不找寻并寻得到群众去的道路，谁就不是一个战士，而是党的累赘。拟定一个政纲，并不是为编辑部或讨论俱乐部的领袖着想，而是为数千数百万人的革命行动着想。肃清第四国际队伍中的教派主义以及无可救药的教派主义者，乃是革命成功的一个起码条件。
二十 开辟到女工之路！开辟到青年之路！
由西班牙革命底“领袖们”一手造成的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法国人民阵线的可耻的破产，以及莫斯科司法骗局的暴露——这三件事合起来给了共产国际一个不可救治的打击，而且偶然的给了它的同盟者：社会民主党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些重伤。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组织的党员将立即转入第四国际。较老的一代已经尝遍可怕的失败，将大批地离开革命运动。而且，第四国际决不想转变为一个革命的伤兵、幻灭的官僚政客底收容所。恰恰相反，为了预防目下充满于旧组织机关内的小资产阶级份子有注入我党的可能起见，必须采取严格的预防手段：对非工人的，尤其是从前党官僚出身的候补党员，要延长对他们的考察时间；禁止他们在头三年内充任任何负责职务等。第四国际里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政客、旧国际的脓包的任何地位。只有那些愿意为运动而生，不愿损运动以利己的人，才能走近我们。革命工人应该感觉到自己是主人。我们的组织向它们广开门户。
当然，甚至在那些曾经一度站到最前列的工人们当中，也有不少疲倦和幻灭的。他们至少在下一时期将仍旧会是一个袖手旁观的人。当一个政纲或一个组织衰亡的时候，负担这政纲和组织的一代人也和它们一道衰亡了，革命运动要靠那些对过去不须负责的青年人来恢复活力了。第四国际特别关心于无产阶级青年一代。它的全部政策都力求唤起青年相信他们本身的力量和未来。只有青年人新鲜的热情和进取的精神，才能保障斗争的初步胜利；而只有这些胜利才能把老一代的最优秀份子送回革命的道路。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那些机会主义的组织，由于他们的本性使然，其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工人阶级的上层，因此它们忽视青年和女工。但资本主义的没落却给那些靠工资过活的及管理家务的妇女以最沉重的打击。第四国际的支部应该在工人阶级内部最受剥削的层份中，因此应该在女工当中，寻求支持的基础。他们将在此处发现热心、无我及决心牺牲的无尽宝藏。
打倒官僚及钻营禄位主义！开辟到青年之路！转向女工去！这些口号大书特书地写在第四国际旗帜上面。站到第四国际旗帜底下来呵！
二十一 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底下来！
怀疑论者问：但是创立第四国际的时机已经到了吗？他们又说“人工地”创立一个国际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在大事变中产生云云。一切这些反对论调只能表明那些怀疑论者不配建立一个新国际而已。他们几乎干什么都不配。
第四国际早已在大事变——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最大失败——中生长。这些失败的原因就在旧领导的堕落和背信中找出来的。阶级斗争不容有一息的中断。对革命的目的来说，第三国际已跟着第二国际死亡了，第四国际万岁！
但是宣布它创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吗？......这些怀疑论者还不肯静下来。我们答说，第四国际用不着被“宣布”。它已经存在而且正在斗争。它薄弱吗？是的，它底队伍的人数并不多，因为它还年轻。他们主要地还是些干部。但这些干部却是未来的保证。除了这些干部之外，在这个星球上目下尚没有一个革命派真正够得上这个名字的。我们的国际在数量上虽仍微弱，但在理论、政纲、传统、以及在其干部的无比历练上是强有力的。谁在今天看不到这一点，那就让他立即站开去罢。一到明天，事情就会更加明白的。
第四国际今天就已受尽斯大林派、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法西斯派应得的仇视。在任何人民阵线中，没有也不能给它留一点位置。它不可调和地向一切拴在资产阶级裙带上的政治集团宣战。它的任务——废除资本主义的统治。它的目的——社会主义。它的方法——无产阶级革命。
没有内部民主——就没有革命的教育。没有纪律——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四国际的内部结构是以民主集中制底原则为基础的；在讨论上充份自由，在行动上完全一致。
人类文化的当前危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团结在第四国际内的先进工人，向他们的阶级指出这个危机的出路。他们贡献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求解放底一切被压迫者斗争的国际经验之上的。他们贡献出一面无疵的旗帜。
各国男女的工人，走到第四国际的旗帜底下来吧，它将是你们行将胜利的旗帜！
[1] 「新政」（New Deal），指一九三三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所施行的那套挽救空前严重大危机的政策。内容主要有：举办公共工程来吸收失业工人，缩短工作时间，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禁止童工，保障工人与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利，鼓励农民领取政府津贴来自动减少农作物的产量，政府收购及储存剩余粮食，由联邦政府监督在全国实行失业保险及其它社会保险方案，废除金本位，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刺激市场，政府监督银行和股票交易所，政府监督托辣斯，改革税收制度，改革文官制度，改革法院等等。可以说，「新政」是集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之大成，也是开战后所谓「新资本主义」之先河。
[2] 阿比西尼亚（Ethiopia），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遭意大利军队侵略，次年五月全国被占领，到一九四一年才复国。
[3]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The Workers 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 (POUM)）是三十年代西班牙一个中派主义（参看注廿一）的党，曾在西班牙革命内战中起重大作用。该党的党员大部分是工业最发达的加泰隆省内的工人，领导人则主要是过去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后来不满意史大林某些政策的，其中有些曾一度参加托洛次基派。该党一方面对共产党作左的批评，但在最重要的实际政策上则与他们一样，例如参加资产阶级所支配的联合政府等。一九三七年六月，该党整批领导人遭苏联派驻西班牙的特务直接逮捕，同时被联合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其领袖安德烈·宁随即被苏联特务杀害。
[4] 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是一九三五年法国工人阶级各党（共产党和社会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激进社会党）所成立的联盟组织的名称。这种阶级合作路线随后被同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采纳为正式的总路线，一直施行到一九三九年史大林与希特勒签订协定时为止。二次大战结束后，各国共产党按照史大林的指示，又在各种不同名义之下恢复这种路线。
[5] 美国产业工会运动（CIO）──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美国主要的工会组织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AFL）属下的行业性工会。这些工会领袖是一些充满阶级妥协精神的极端保守而且专制的官僚，会员限于熟练工人。一九二九年经济大恐慌爆发后，工人群众的思想显著地激进化起来，不但在政治上左倾，而且迫切要求成立比较富于战斗性的产业性工会，把不熟炼的工人和脑力劳动者也组织起来。为了防止这个群众运动落到革命份子手中，罗斯福总统出面支持改良派的工会运动，劳联一部份领导人也转过来领导组织产业工会的运动。一九三五年底成立产业工会委员会。他们起初在劳联范围内活动，争取在产业基础上来把旧工会改组。但劳联主席死硬反对，甚至为此开除了共有一百万会员的十个全国总工会。于是产业工会委员会成为独立的工会联合机构。一九三八年正式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总工会，即产业工会大会（产大，CIO）。后来，产大的战斗性日渐降低，劳联也不再死硬排斥不熟练工人和产业性工会组织，两者终于在一九五五年底合并成为劳联产大。
[6]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Comintern），一九一九年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作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代替那已经丧失进步作用而且分崩离析了的第二国际。各国共产党本来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总部设在莫斯科。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间，尽管苏联处于内战和不稳定的局面中，共产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每年都能举行。这四次大会的决议案，是共产主义革命纲领的基础，自从史大林官僚集团当权后，世界大会就不再依期举行。第五次大会延迟到一九二四年，第六次一九二八年。同时，共产国际逐步变成苏联官僚对外政策的辅助工具。一九三五年所举行的第七次大会，采取「人民阵线」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总路线，当时托洛次基便宣布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结束共产国际的大会。此后果然共产国际就再没有举行过世界大会了。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史大林为了讨好美英帝国主义，正式将共产国际解散。
[7] 来翁·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 ）是三十年代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一九三六至三七年间任人民阵线政府总理，一九五○年去世。
[8] 第二国际（劳工与社会主义者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成立于一八八九年，作为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一八六四至一八七六年）的继承者。第二国际是各国（主要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个很松懈的联合组织，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容纳在内。最强大并有权威的支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主要的各国支部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行动，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主义的原则，于是第二国际的进步作用告终，国际组织也实际瓦解。一九二三年恢复国际组织，但已成为十足的改良派了。
[9] 孟什维克（Mensheviks）──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九○三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即少数派），前者由列宁领导，后者由马尔托夫领导。后来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布尔什维克代表坚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孟什维克渐渐变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派。最后，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本身改名为共产党，孟什维克与资产阶级合作，反对苏维埃政权，仍留在第二国际内。
[10] 俄国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ies）成立于一九○○年，它的思想初期大体上继承民粹派的传统，抱有社会主义理想，希望靠一般的人民（以农民为主）的力量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化，以俄国古老的村落共同体为基础，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进步作用和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理论。后来它主要的政纲就是要求土地国有化，和实行既非资产阶级又非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成为一个非常庞大而无定形的组织，在农民和士兵中有巨大势力。右派社会革命党领袖坚持与资产阶级合作，参加临时政府，反对苏维埃夺取政权，他们的政纲变成空话，结果群众渐渐被布尔什维克争取过去。左派社会革命党支持十月革命，并在初期参加苏维埃政府，但一九一八年三月因反对对德和约而退出政府，七月举行暴动，转入反革命阵营。
[11] 阿姆斯特丹国际（Amsterdam International），即一九一九年复活后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职工国际），因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故名。这是个改良派的组织，受第二国际影响，极端反共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实际停止活动，到一九四五年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时正式解散。
[12] 台尔曼（Thaelmann）是纳粹上台前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及总统候选人，执行史大林的路线，致使欧洲最强大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法西斯面前不战而降。台尔曼一九三三年被纳粹投入集中营，于一九四五年被处死。
[13] 格柏乌（GPU），在这里泛指苏联的政治警察。苏联政治警察机关先后使用多种不同的名称，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其简称GPU译音为格柏乌。格柏乌本来是用来镇压真正的反革命份子的，后来在史大林派官僚手中变成无恶不作、凶残之极的反动工具，主要用来对付真正的革命者、一切政治上不同意见的人，以及任何受官僚集团怀疑或不喜欢的人。堕落后的共产国际便完全受格柏乌控制。
[14] 热月（Thermidorian），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所采用的革命历的第十一月份的名称。一七九四年特尔米多月九日，罗伯斯比尔的革命政权被推翻，法国政局开始向右转，最后造成拿破仑上台及第一共和国灭亡。特尔米多事变表示从革命转为反动，但没有达到反革命，因为革命所创造的新社会制度仍然保存着。托洛次基常拿苏联史大林主义的反动和特尔米多相比。
[15] 戈培尔（Goebbels）是纳粹党的宣传部长，纳粹覆亡时自杀。
[16] 「第三时期」（Third Period）──这是史大林派的一种看法和一种路线。一九二八年，他们宣称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第三时期」，即无可挽救的危机和立即灭亡的时期。根据这个估计，共产国际命令各国共产党采取极左冒险主义的政策，希望迅速取得政权。这路线造成许多恶果，最重要的是在德国，他们大大低估了纳粹党的威胁，却指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完全抛弃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结果让希特勒登台。「第三时期」路线施行到一九三四年，然后被右倾的「人民阵线」路线代替。
[17] 来士是共产国际和格柏乌派驻西欧担任秘密工作的一名高级人员，是真正为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参加格柏乌工作的战士。他因为厌恶史大林的反动统治，尤其是对一九三六年开始的莫斯科审判案大寃狱深刻反感，下决心脱离史大林官僚机关，参加建立第四国际的队伍。一九三七年七月，他从巴黎寄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宣布他的转变，同时在西欧秘密工作人员中策动同样的转变。九月四日，他被史大林派遣的凶手诱往瑞士洛桑附近杀死。
[18] 布田科是苏联外交使馆中一名武官，脱离苏联官僚集团后，完全转变到法西斯主义立场上。
[19] 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和一般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反对任何议会行动，反对政党，此外，它认为工会的独立行动足以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设想一种由工会管理的新社会秩序。
[20] 来翁·石屋（Leon Jouhaux）是法国总工会的总书记，从一九○九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于一九五四年去世。
[21] 中派是工人运动（以及其外围的激进运动）中处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任何派别。马克思主义代表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改良主义是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的立场。中派主义却没有独特的社会基础，它是工人之中某一层次正在从左向右转变中的过渡立场，因此有左倾中派主义和右倾中派主义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