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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马克思主义
托洛茨基
(1939年4月)
这本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作出的简洁而又不加歪曲的阐释。毕竟，迄今为止，在劳动价值理论的阐述工作上，尚未有人做得比马克思本人更好。《资本论》的第一卷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完整系统的基础所在。奥图·吕勒先生（Mr. Otto Rühle）怀着高度慎重和对自己工作的深刻理解，精编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删节本。被删掉的首先是一些已经失去时效的例子和说明；继而是一些文章的引文摘录，以及与这些文章作者们的争论。这些引文现在只属历史上的轶闻趣事，作者也早已被人淡忘；最后，给删去的是那大量的文献，如议会法令，工厂调查报告，等等。尽管这些文献对理解过去的一个时代是多么的重要，可是它们在精简陈述理论而不是回顾历史的专著中是没有位置的。吕勒先生在删去这些材料的同时，作出一切努力以保留这项科学分析的发展脉络的延续性和行文论述的统一性。我们相信，其中的逻辑推论和思想上辩证的转变丝毫没有受到违反。这本删节本有理由要求读者给予全神贯注、反复琢磨地细心阅读。为了帮助读者，吕勒先生更给文稿加上了简明的小标题。
在未入门的读者看来，马克思的一些论证，尤其在第一章，也即是最难读的一章，似乎有着太过离题的推论，太多琐碎而不必要的分析，或太过「形而上学」。事实上，这种印象之所以产生，是对过分习以为常的现象缺乏科学性的探讨而习惯了的结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商品已经成为了生活中无所不在、行之有素而又耳熟能详的一部分，以致我们昏昏欲睡，甚至不会试图考虑人为什么会把用以维系生命的重要物品让出，以和无实际用途的一小块金或银交换。事情不仅限于商品。市场经济的所有范畴（各种基本观念）作为不言自明的事物，似乎毋须分析便得到接纳，仿佛它们是人类关系自然而然的基础。经济过程的实况仍然是人的劳动、原材料、工具、机器、劳动分工，在劳动过程的参与者之间分配制成品的必要性等等。在人们头脑里所持有的各种经济过程的概念中，如「商品」、「货币」、「工资」、「资本」、「利润」、「税收」之类的名词只是半神秘性的意象。人们不理解也不能控制他们。为了解释这些概念，一次彻底的科学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在美国，一个人拥有一百万美元会被称为「价值」一百万美元。「市场观念」深入人们思想的程度比世界上其它地方更甚。直到最近，美国人罕有对经济关系的本质作出思索。在这个经济体系最为强大的地方，经济理论却是继续极其贫乏，只在美国经济危机现时严重化之下，公众舆论才迟钝地面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无论如何，对于经济发展，谁若不去克服无批判地接受现成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想法的习惯，谁若没有紧随马克思的步伐，得出结论认为商品最精要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有机体的基本细胞，那将证明是永远都没有能力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和最敏锐的现象，得到科学性的理解。
马克思的方法
人们把科学确立为对自然的客观再现的认知，却又顽强不懈地把自己摒除在科学之外，为自己预留各种特权，其形式是一种据称是超感性力量（宗教）或无时间性的道德戒律（唯心主义）的交相媾合。马克思把人类这种可憎的特权，斩钉截铁、一劳永逸地剥夺去了。他把人类看成是物质自然的进化过程里的自然联系，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马克思的目的，不是要发现经济的「永恒规律」。他否认有这种规律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承先启后的历史，每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各自按其自有的规律运行。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往往是由生产力，也即是由技术和劳动的编制的增长所决定。社会的变化达到了某个程度，性质上是数量的变化，它并不会改变社会的基础，也就是不会改变财产的普遍形式。然而当成熟的生产力达到了某一点，财产的旧有形式已不能把它承载，继之而来的便是社会秩序的激烈变化，并附之以连串震动。原始公社由奴隶制所取代并补充；奴隶制由农奴制继承，后者有着封建的上层建筑；城市的商业发展把16世纪的欧洲带入资本主义秩序，由此经历了数个阶段。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一般地研究经济，而却是研究自有其特定规律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的诸种特性，他才会旁及其它的经济制度，附带一提。
原始农民家庭的自给自足经济，由于受到自然的力量和传统力量两方面的支配，所以不需要「政治经济学」。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是受奴隶主的意志统治，而奴隶主的「计划」反过来则直接取决于自然规律和日常惯例。同样的说法，也适用到中世纪的庄园及其农奴。在所有这些事例，经济关系在的低层次是清晰无误、一览无遗的。但当代社会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它毁坏了旧式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关系和传统的劳动模式。新的经济关系已把城市与城市和乡村与乡村、省与省、国家与国家相连接。劳动分工已在地球上盛行。这些社会联结把传统和惯例捣碎后，本身还没有构成为确定的蓝图，反之人类的意识和预见相离甚远，仿佛是背着人。随着劳动分工，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团体间、阶级间和国家间的互为依赖，不是由任何人来指挥或管理。人们各为别人工作而互不相识，不问别人的需要，而抱着希望或甚至自信他们的关系将会以某种方式自行调节。总的说来，确是这样──或毋宁说社会生活中的习惯使他们这样。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的主观意识内——在其意向或计划内——绝对不可能找到资本主义社会一再循环的起因。早在科学对之作出严肃思考前，资本主义的客观循环已经化为公式。时至今天，绝大多数人对支配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一无所知。马克思探讨经济现象所运用的方法的整个力量所在，是他并非从一些个人的主观观点出发，而是把社会当成一个客观整体，由此出发来探讨各种经济现象，就如一个实验博物学家探讨蜂巢或蚁穴。
对于经济科学而言，有着决定性重大意义的是人们做什么和怎样做，而不是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有什么想法。社会最根本的基础，不是宗教和道德，却是自然和劳动。马克思的方法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是由存在到意识，而不是相反。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因为这种方法既注视自然又注视社会，这两者都是进化的，而进化本身则是矛盾的力量之间永不停息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与官方科学
马克思有他的前辈。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李嘉图）在资本主义成长之前，在它开始畏惧明天之前，已经达到其顶峰。马克思对这两位伟大的经典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激。可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错误是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社会一种永恒的状态，而不仅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从对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开始，揭露出其错误和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进而展示出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诚如罗莎·卢森堡非常恰当的评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古典经济学的产儿，一个以母亲生命为代价的产儿。”
惟其在有血有肉的社会内而不是学者式的脱离尘世的封闭的研究，科学才达到其目的。把社会扯向不同方向以至于支离破碎的所有利益的激情，对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关于财富和贫穷的政治经济学——都施加影响。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掉头不顾，不对剥削制度进行科学分析的工作，却忙于对经济事项做贫乏的描述，忙于研究经济的过去，而更糟糕不过的，是为了令资本主义政权言之成立，干脆捏造事实。在当前，官方的教育机构所教授的资产阶级极力所宣扬的经济教条，其中不乏重要的资料事实，但这种教条完全无法把经济过程作为一个整体串连起来以发现其中的规律和远景，并且亦毫无这个目的。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死了。只有通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才能得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知识。
劳动价值规律
在当代社会，交换是人的基本联系。任何劳动产品一进入交换的过程，便成为商品。马克思从考察商品开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基本细胞推断出那些在交换的基础上客观地自我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不受人的意愿所支配的。惟有从这个方向探求，才有可能解开基本的疑团——在这人们只为自身设想而没有人为所有人设想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在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经济体，是怎样地产生出其相应的比例。
工人出卖他的劳动力，农民把商品带到市场，贷款者或银行家拨出一宗借贷，店主提供一批货式，工业家兴建厂房，投机家买入和卖出股票和证券——他们每个人都自有打算，自有私底下的计划，自有对工资和利润的盘算。然而，由于这些无秩序的奋斗和行动逐渐形成了某种经济整体，这个经济整体诚然并不和谐，反之更是矛盾的，然而这不仅为社会提供了生存，甚至是发展的可能性。总的来说，这便表示，那些纷扰完全不是纷扰；它是以某种方法自动地调节着，假如不算是有意识的话。理解这把各个不同的经济面囊括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机制，便是发现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
明显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内，是有着无数而繁复的规律统治着经济的各个不同层面——工资、价格、土地、房租、利润、利益、收贷和股票市场。不过，所有这些繁复的规律，最后归结起来化约为一个经由马克思发现、探寻到底的单一规律，这便是劳动价值的规律；这个规律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调节器。价值规律的实质十分简练。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一个任由市场处置的劳动力大军，他们生产各种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社会分工造成了生产的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存在。商品以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最初的时候是直接的“以物易物”，之后是用黄金或者货币之类的媒介进行交换。商品最基本的性质是等价交换，人们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基础和衡量尺度。成千上万的生产者被驱赶，出现了劳动的分工，然而社会并没有因此而走向瓦解，因为商品的交换必须依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进行。市场，作为商品交换的活动场所，通过交易或者回绝，来决定商品是否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因此决定社会上的各种必要商品的分配比例以及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力的供需。
事实上，真正的市场上的那些实际操作过程纷繁复杂，是无法用几句话解释清楚的。劳动价值也会出现振荡现象，价格在其上下波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对其进行了阐释。
全部价格的总和总是和全部价值的总和是相等的。这是由于，最后归结起来，只有经由人类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才会经由社会安排并付诸使用，而价格不可能突破这个局限，就是托拉斯的垄断性价格也不可能。劳动若没有创造出新的价值，即使是洛克菲勒也无可进帐。
不平等的剥削
然则，商品之间的交换若是按照投资在商品上的劳动数量来进行，在这种平等的交换中，怎样会出现不平等？在众多商品中，马克思通过揭露其中一种商品的殊异性质，解决了这个疑团。这项商品叫做「劳动力」。它是一切商品的基本。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就如所有其它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价值是按照投资在劳动力上的劳动的数量来计算的。例如维系劳动者的生活和再生产所必须的生活数据的数量。不过，消费这项商品——劳动力——就是工作，也就是创造出新的价值。这些新创造出来的价值的数量，比起劳动者本身所取得的数量和他花费在维持他的生存的数量，是要庞大得多。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为了剥削劳动力。这样，剥削就成了不平等的根源。
产品中的一部分是用来维系劳动者本身的生存所需，马克思将这一部分称为必要产品；将工人生产超过这个必要产品的，称为剩余产品。奴隶肯定是生产剩余产品的，否则奴隶主便不会保留任何奴隶。剩余产品肯定是由农奴生产的，否则农奴制便对土地贵族没有用途。而在更大程度上，雇佣劳动者也在生产剩余产品，否则资本家便毋需要购买劳动力。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所在，都只是为了争取剩余产品而斗争。谁拥有剩余产品，谁就是局面的主人——拥有财富，拥有国家，持有通往教会、法庭、科学和艺术的“万能钥匙”。
竞争和垄断
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们，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由竞争决定；这种关系长期以来是资本主义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大企业比起小企业，更享有各种优势，技术、金融、编制、经济，还有相当重要的政治上的优势。资本愈多，能剥削工人便愈多，便必然要在竞争中胜出。这便是资本密集化和集中化无可变更的基础。
竞争对技术进步起着刺激作用的同时，不仅逐渐耗竭着中间的层分，并且也在自我消耗。一批为数愈趋少数而力量愈趋庞大的大资本家领头人，逐渐在众多中小型资本家的残骸或半残骸上冒升出来。就这样，从「诚实」、「民主」和「进步」的竞争中，生长出「有害」、「寄生」和「反动」的垄断集团。垄断集团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伸张本身的势力，至本世纪开初，已经采有明确的形态。现如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权威的代表已经公开承认了垄断集团的胜利。前美国司法部长荷马·S·卡明斯抱怨说，竞争作为抑制的作用已经逐渐转移；在很大范围内，甚至只是作为一度存在过的状况的朦胧提示。不过，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出诊断预测的时候，他早已指出垄断是资本主义的内核中的固有倾向，而那时的资产阶级世界仍旧把竞争看成是自然的永恒规律哩。
垄断消灭竞争，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解体。竞争曾经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推动力，并且是资本家的历史依据。由于同样的原因，消灭竞争，标志着股票持有者演变成为社会的寄生虫。竞争须有若干自由：自由的气候、民主和商业都会的政体。垄断则需要政府愈专断愈好；也需要关税壁垒、「属于它自己」的原始物资的来源和市场的活动场所（殖民地）。垄断性资本解体的遗言，是法西斯主义。
财富集中和阶级矛盾的增长
资本家及其拥护者在人民和税务官的目光之下，用尽一切办法来掩饰其财富集中的真正程度。资产阶级报章无视于显而易见的事实，仍然企图维护资本家投资是「基于民主基础上的」分配的幻觉。《纽约时报》反驳马克思主义者说，美国仍有三——五百万名雇有劳工的不同雇主；而尽管联营股份公司无疑是代表着庞大得多的集中资本，比三-五百万名个别雇主要多，但美国仍有着「五十万间有限公司」。这种玩弄整体和平均数字的手法，只是要诉诸掩饰，而不是披露事物的真相。
从大战开始到1923年，美国的厂房和工厂的指数从100下降到98.7，产业生产的总额则从100上升至156.3。在（1923-1929）那耸人听闻的数年繁荣间，似乎每个人都大发其财，商业机构的数量却是从100下降至93.8，而生产则从100升至113。不过，受到冗肿的肉身束缚着的商业机构的密集性，却远够不上它们的灵魂──所有权的密集性。美国在1929年不错是有30万间有限公司，一如《纽约时报》正确地评述。这里必要补充的只是，这30万家的其中200家，也即是全部数字的0.07%，直接控制了全部有限公司49.2%的资产；4年之后，比例更跃升至56%。在罗斯福政府时代，比例相信只会是有增无减。实际控制着这200家最重要的有限公司的，只是为数很少的人。美国的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在1937年2月发现，在过去20年来，最大的有限公司的其中12家所作的决定，相当于是对美国一大部分产业界作出指令。这些大公司的董事局主席成员的数量，和美国共和政府的行政分支即美国总统的内阁成员的数量大致相等。不过，这些董事局主席们无法估量的强大权势，却是内阁成员们望尘莫及的。
在银行和保险业制度里，同样能观察到相同的过程。美国五家最大的保险公司，不仅吸纳了其它同业，甚至也吸纳了许多银行。银行的总数量，主要在所谓「合并」的形式下减少了，也就是这些银行在本质上被吸纳了。营业额快速增长。在众多银行之上，冒出了一个超级银行的寡头集团。银行的资金和产业的资金合并，成为了金融超级资本。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内，假设产业和银行以同样的速度迈向集中化——实际上，集中化的发展速度在增加——那么，在紧接而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垄断资产阶级们将会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囊括殆尽，不剩分毫。
这里用了美国的统计数字，乃是由于这些数字更是准确和引人注目。在本质上，集中的过程在属性上是国际性的。在整个资本主义各个不同时期，经历危机周期的各个阶段，通过所有政治统治方法，通过和平时期乃至武装冲突时期，财富大量集中在愈趋少数人手上的过程一直无间歇地进行着，并且会一直进行下去，永不止息。在〔第一次，下同〕世界大战的年代，当各个民族流血捐躯，当资产阶级国家被国债压垮，当财政制度已滚入穷巷并把中产阶级一同拖垮，寡头们从血腥和乌烟瘴气中铸造出空前庞大的利润。在战争年月里，美国几家最大的公司其资产增加2倍、3倍、4倍或更多。其红利暴胀达300%、400%、900%，或更大的百分数。
在1840年，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付梓前8年，法国著名作家托克维尔在他著述的《论美国的民主政体》书内写道：「庞大财富趋于消失，小富数量趋于增加」。
这段行文被重复讲了无数次，最先是作为对美国的参照，后来则用来参照一些较年轻的民主政体，如澳洲和新西兰。托克维尔的观点，在他当日诚然已经是错误的了。然则，财富的真正集中，乃是继美国内战后才正式开始，其时已是托克维尔的临终前夕。在本世纪之初，美国的2%人口已经拥有超过全国的半数财富。到1929年，同样的2%的人口已拥有全国五分之三的财富。在同一时候，36000户富裕家庭的收入，相当于1100万户中等和贫困家庭的收入。在1929-1933年的大衰退年代，垄断性企业已经毋须诉诸公众的施舍，反而更高踞在普遍衰落的国民经济之上。接续下来，由新政催酵而生的微微颤颤的工业复苏，又让垄断资本家们刮去一大羮油膏。失业人数在最低时是从2000万人减至1000万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最上层的富贾——不超过六千名成人——积累了多得荒唐的红利。这些数字，是美国副司法部长杰克逊在就任反托拉斯助理司法部长期间提出来的明证。
富有学者良知的相当保守的经济学家费汀南·伦德贝里在他那部引起轰动的著作内写道：「今日的美国系由最富庶的60家族所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和控制，由不多于90个次富的家族支撑。」除此外，或许还可以加上大约350个处在第三阶梯的家族；这类家族年入超过10万美元。居支配地位的是前60个家族，它们不仅支配着市场，同时也支配着全部政府机构。他们才是真正的政府，一个在银元民主制下的货币政府。
「垄断性资本」的抽象观念，就这样地赋予了有血有肉的内容。这当中的意思就是，一个庞大民族的经济和政治财富，经由一小撮家庭由血统和共同利益维系而成的一个独特的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来差遣。人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集中的规律，出色地通过了考验。
马克思的教义是否过时？
由竞争、财富集中和垄断而来的问题，自自然然会带出下列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否和亚当·史密斯等人的理论一样，仅具有历史的意趣。抑或是继续有着实际的重大意义？回答这个问题所根据的准则很简单：假如一种理论正确地估计到发展的路向，并且比其它理论更准确地预见到未来，其就会是我们时代最先进的理论，哪怕这种理论已经行之有年。
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他的事业初期，实际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继后则修正了马克思学说的所有更具有革命性的部分，特别是招致资产阶级甚为不悦的那些部分。在1928年，在松巴特迈向其事业的终结之前，他推出了用来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抗衡的《资本主义》一书；这本书给译成了多国文字，可能是近年来为资产阶级经济辩护陈词的最著名的书籍。桑巴特在本书内向《资本论》的作者的宗旨致以唯心的赞许之后写道：「马克思预言：第一，雇佣劳动者的悲惨迭增；第二，随着手工业和农民阶级的消失，普遍『集中』的出现；第三，资本主义灾难性的崩溃。这些状况，没有一种出现。」基于这错误的预测，桑巴特对立地提出了他自己的「严格地科学」的对立的预言：「资本主义在其发展方向上已经开始作出自我改造，它会继续沿着这个相同的方向，从内部自我改造，在其达到最高峰点时，将会变得越来越加平静、严肃和合理。」让我们试图沿着这条基本线索来核对谁是正确的吧：马克思的诊断是灾难，松巴特的诊断是平静、严肃和合理。读者会同意谁呢？这个问题值得给以正视。
「悲惨迭增论」
所以，财富在一极的积累，马克思早在桑巴特之前的60年写道，「会同时在相反的另一极，即生产出以资本的形式出现的产品的那个阶级的一极，积累下来的悲惨、困厄、奴役、无知、凶残和精神堕落。」马克思这个在「悲惨迭增」名目下的论点，一直受到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改良派的攻击；尤其在1896—1914年期间，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且给予工人——尤其是工人的上层分子一些让步时，更倍受攻击。世界大战之后，资产阶级怯于本身的罪行和十月革命，走上了宣扬社会改良的道路——其价值被通货膨胀和失业实时勾销——以致让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教授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进步性改造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雇佣劳动者的购买力的增长，桑巴特在1928年向我们保证道，「和资本主义生产扩大的比率成正比。」
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最繁盛的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矛盾更形恶化；在那时相当广大的某些等级的劳苦者的生活水平的提升，然而却看不到，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占得的一份却是减少了。就这样，美国的工业生产在转入疲惫时期之前，从1920－1930年跃升了50%，而同一时期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只增加了30%。换言之，虽然有桑巴特言之凿凿的保证，劳工在国民收入占的一份却是大大地减少了。1930年开始，预示失业增加；至1933年，或多或少有系统地给予失业者援助，但失业者收到的救济金，仅为他们工资损失的一半。所有阶级一起不断「进步」的幻想，至此销声匿迹。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被绝对下降取代了。工人大众开始要樽节开支，先是减少娱乐，继而是衣物，以至最后是食物。一般质量的物品、产品，先是由次等的品种来替代，不久更是由最劣等的来替代。按生活费用定期作出工资调整的规定条款这台自动楼梯急激下泻，而各个工会看来像个束手无策的人，苦苦守着这台自动楼梯一起泻下。
美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6 %，而美国拥有的财富占全世界40%。尽管如此，美国全国却有三分之一人营养不良、衣物不足，生活在非人环境里，这是罗斯福也承认的。对于那些较少特权的国家，更有何话可说？上次战争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无可争论地证实了所谓的「悲惨迭增论」。每一个能干的统计学家，甚至那些记得算术的基本规则的政治家，现在都承认当今社会的两极化在增加。
作为每个帝国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法西斯政府只不过是帝国资本主义在衰落和反动到极致时的化身；当资本主义的衰谢把维持无产阶级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幻觉完全磨灭殆尽，法西斯政府遂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法西斯主义独裁就是公开承认贫困的趋势，而这是较富庶的帝国主义民主政体仍然试图用伪装来掩饰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所以这么仇恨地迫害马克思主义者，正由于他们的政权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诊断的可怕的确证。当戈林以其刽子手和小丑的特有声调宣称枪杆子比黄油更重要，当卡廖斯特罗－卡萨诺瓦－墨索里尼忠告意大利工人要束紧他们的黑衫上的腰带，文明世界表现出义愤填膺或是装作义愤填膺。但同样的情形不也是在帝国主义的民主政体内普遍出现吗？
每一处，都用黄油来涂抹枪杆子。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学懂束紧裤头并且没有黑衫。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沦为乞丐，依靠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以至私人的慈善金度日。
后备军和失业者的新次等阶级
产业后备军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工厂货仓供应机器和原始物资，或店铺供应成品一样必不可少。没有一支劳动力后备军，生产的总体扩张或资本对产业循环周期定期涨退的适应，便不会有可能。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固定资本（机器和原始物资）是以牺牲可变资本（劳动力）而得到增加——马克思得出这个结论：「社会的财富愈大…产业后备军也就愈大…固定的剩余人口的数量也就愈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愈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规律」。
这个命题和「迭增悲惨论」融为一体，许多年来一直给指摘为「夸大其词、辞」、「带倾向性」和「蛊惑人心」，现在已成为事情恰如其分、无可责难的理论性的反照。现下的失业者，再不能给看成是「后备军」了，因为这群失业者的基本成员，已不再有被重新雇佣的任何希望。反之，这支失业队伍注定要被不断加入的新失业者扩充壮大。崩溃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培养出一整代从不曾有过一份工作，而且也不会有希望找到一份工作的青年人。这个新的、介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次阶级，被迫依靠社会的支付来过活。据估计，在1930－1938年的9年间，失业从美国经济中去除了多于4300万劳动力年均工作量。考虑到在1929年繁荣期的顶峰时，美国的失业人数有200万人，而在继后的9年间潜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500万之众，由此观之，在那9年里损失的劳动力年均工作量，必定是无可比拟地高出更多。被失业的瘟疫蹂躏至此的社会政体，已是病入膏肓，无可药救的了。在差不多八十年前，当这种疾病还仅是细菌的时候，已经被正确地诊断出来了。
中产阶级的衰落
资本集中的统计数字也同时显示出，中产阶级在生产里所占的比重及它在国民收入里分得的一份，一直在持续下降。至于小有产者，或是被大有产者并吞，或是降到更次一级的低位而丧失了自主性，受人奴役，牛马不如。在同一时候，资本主义的发展不错是催生了一支人数有所增加的所谓「新中产阶级」——技术人员、经理、服务员、文员、律师，医生等大军。可是，有关于这个阶层人数的增长，即使在马克思当时也没有奥秘可言的了。这个阶层和老的中产阶级没有共通之处——后者是本身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实质的经济独立的保证。至于「新中产阶级」，则比工人更直接地依赖着资产者，很大程度这个新中产阶级是工人的监工；再者，人们已经察觉到，有数量不少的「新中产阶级」中人，是生产过剩下的冗员，其后果将是社会地位的降格。
「可靠的统计数字数据显示出，」一位人士指出，「为数十分多的产业单位已经彻底消失，而作为美国生活的一个因素的小商人，正在渐进性地被消灭。」这位人士，与我们之前引述过的美国前司法部长卡明斯一样，都是和马克思主义者各不相干的先声。不过，尽管马克思早已有言在先，桑巴特与他的前人和后来者一起提出反对：「随着手工业和农民阶级的消失，普遍的集中仍不曾出现」。在如许的论句、不负责任和无诚信下，不啻令人难以分辨是哪番论据更有说服力。像每个理论家一样，马克思首先是把每个基本的趋势按其纯粹的方式个别孤立出来，不这样做，便根本无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不过，马克思本人是完全有能力通过具体分析来观察生活的各种现象的；这些现象，是各种不同的历史因素浓缩而成的产品。物质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下跌速度，又或者，行星的轨迹会备受外来的骚扰；这些事实，都不会使牛顿定律无效。
为了理解中产阶级的所谓的「顽固性」，人们必须记着，中产阶级最终命运的两种趋势，即它的没落和它从破产演变成无产阶级的过程，不是沿着均匀的步伐或相同的幅度进行的。随着机器盖过劳动力的优势不断增加，中产阶级的破产愈是持续下去，其超过它们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愈大，以至到了某些交接点，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必定会停止下来，甚至反溯而行。
就像生理学的运作规律在生长中的有机体得出的结果会和消亡中的殊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规律也是如此，它坚持发展中的或是解体中的资本主义的运作规律各有差异。这种差异，在城乡互为关系的差异里分外鲜明地显示出来。美国农村人口的增长相对人口的总体增长较低；直到1910年时，农村人口的绝对增长一直继续，超过3200万人。在随后的20年里，尽管全国总人口有急进的增加，农村人口的数字反降为3040万人，即减少了160万人。但在1935年，农村人口再回升，达到了3280万人，比1930年时多了240万人。乍看起来，这种逆向过程令人费解，但这个现象一点也没有违反城市的人口增长趋势是以农村人口减损为代价的事实。同样，也没有违反另一个趋势，即中产阶级是愈趋原子化了，这种原子化的趋势并且极其尖锐地展现出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解体。在危机最尖锐的1930－1935年时期，农村人口增加：事实很简单，几乎200万众的城市人口——干脆说，就是200万名饥饿的失业者，迂回到乡村去，即回到被农夫弃置的小片土地或是亲属的农场去，以让被社会摒弃的劳动力能派上用场，能有用于自然经济生产来拖延半饥馑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完全忍饥挨饿。
因此，问题不是小农夫、手工业工人和店主的稳定性，倒是他们的处境凄惨完全无助。中产阶级不仅远远不是将来的保证，而且是过去的不幸和悲剧的遗骸。资本主义不能把这个阶级一笔勾销，就试图令它有多低下就多低下，有多悲惨就多悲惨。当农夫的，非但得不到他的小片土地应得的租金，得不到资本投资的利润回报，甚至也得不到一份不错的工资。同样地，市镇上的小人物，也随经济的生而生，经济的死而死，庸庸碌碌，在烦恼中苟活。中产阶级之无产阶级化，不仅是由于赤贫化所致。这种状况，令人难以找到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社会而反驳马克思的理由。
工业危机
过去的几个世纪和本世纪初叶，资本主义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它的周期性危机看上去只是偶尔的小烦恼。在对资本主义乐天信念大行其道的年代里，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道：民族的和跨国的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只是预示着对市场的管制，而这只不过是最后崩溃前回光返照的征兆。桑巴特说危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战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已经让我们今天的“危机问题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仅仅是十年后的今天，类似的论断看上去已经沦为了笑柄。相反，马克思的预测却愈加凸显出其说服力。人的器官可能因为若干次意外疾病的中沉淀的毒液的缘故而积重难返，同样，垄断资本主义因其本质也已经腐朽。
可真教人感到出奇，资产阶级新闻界半心半意地反对垄断，却又诉诸这些寡头以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纽约时报》讥讽地评说，60家族若是操纵着美国的经济生活的话，「就是显示到美国的资本主义远不是『没有计划』的……而却是十分整齐地组织起来。」这样的评论真实让人不知所云。
资本主义已不能把任何一种它的趋势发展到底。正如财富的集中没有把中产阶级取消一样，垄断也没有消除竞争，只是破坏了它，把它搞得一团糟。所有六十个家族并不不是按「计划」生产的，这些计划的各种变体计划完全无意为各种经济部门作出协调，倒是有兴趣损害其它垄断集团和整个民族的利益来提高本垄断集团的利润。这些计划的互为交错，在最后结算中，只会是加剧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垄断独裁和混乱不是互为排斥的，相反，却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的。
继桑巴特郑重推测推出他那对危机这个难题全然漠不关心的科学一年之后，在1929年，美国便爆发了危机。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繁荣之后，一下子滑落到极可怕的衰竭的死胡同。在马克思的时代，没有人能预想出如许巨大的震撼！美国的国民收入在1920年首次提升至690亿美元，但在次年便立即下降至500亿美元；换言之下降了27%。在继后数年，又恢复了繁荣，国民经济再度上升，在1929年，达到了810亿美元的顶点，但旋即在1932年跌至400亿美元，也即是跌了一半有多。假如以1929年的劳动力和国民收入水平为标准，当时「只有」200万失业人数，在1930到1938年九年间，人年均工作量损失了4300万人次，国民收入损失了1330亿美元。倘若这些都不算是无政府状态的话，我真不知道什么算是？
「崩溃论」
自马克思去世至世界大战年间，资本主义的成就让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会官僚的脑袋和心灵差不多要彻底臣服了。逐渐进步的观点（「进化论」），真是从此稳操胜券，一往无前，而革命则被看成是野蛮主义时代残留下来的遗骸。马克思的诊断，例如资本主义的高度积累、阶级斗争恶化、危机深化和资本主义的破产，并没有给加以改进以让这些诊断更为准确，反之，却是受到本质上截然相反的论断所抗衡，例如成为较平均地分配国民收入、阶级矛盾软化，和资本主义社会日渐改良。在那个经典年代，最有才华的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希望给政治民主体制逐步注入社会的内容。这就奠定了改良主义的精髓。这就是另一种代行的诊断。这些预测，现在有多少倍言中的呢？
垄断资本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是连锁的危机。每一次危机就是一次大灾难。为了挽救局部的个别的灾难而动用上的关税堡垒、通货膨胀、增加政府支出和负债，给下一次的、更深更广的危机打下了基础。为争取市场、原始物资和殖民地的斗争，使军事灾祸成为不可避免。一句话，就是为革命的灾祸作出准备。真的，要同意桑巴特说的所谓的“年迈的资本主义会与年俱增地更加「平和、安静和合理」”，实在不容易。说资本主义在丧失其最后一点理性的痕迹，也许恰当一些。不管怎样，「崩溃论」压倒了和平发展论，是毫无疑问的了。
资本主义的腐烂
对社会而言，市场控制不管是多么的昂贵，人类到了某一阶段，大约是直至世界大战期间，透过局部的和全面的危机得到了成长、发展和丰富了自身。对于那个年代，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仍然是相对地进步的因素。可是，到了现在，价值规律的盲目操作拒绝再进一步提供服务。人类文明来到穷巷，止步不前。尽管技术思想又再一次胜利，物质的生产力仍然是停滞而无增长。对经济的基本部门停止作新的投资的结果，是建筑行业的世界性萧条，这是最清晰无误的没落的症状。资本家干脆是不能再相信他们自己的制度的未来。由政府来刺激建设，意味着当加税和缩减「自由自在」的国民收入，尤其当政府的主要的新建设是直接为战争的用途而设计的。
在人类活动最古老、并和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最密切的领域——农业，紧缩﹝政策﹞带有特别恶毒和低劣的特性。私人所有制以其最反动的方式——小地主对农业发展设置和障碍，已不能再令资产阶级政府感到满意，它不无频繁地诉诸立法措施和行政措施的援助，人工地对生产加以限制；这种作法，可以令到处在没落时期的行会的手工艺人胆战心寒。历史将会记载，最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向减少种植的农夫颁发补助金，国民收入因而被人为地减少。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占人类压倒性多数的饥民人数，在我们这个行星里继续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尽管在经验和科学支持下具有宏大的生产性的可能性，却没有在日益腐朽的危机中出现。为了保卫一个陷入毁灭、疯狂的社会秩序，保守派认为那是明智的政治；他们谴责向这种疯狂作斗争的社会主义者，称之为毁灭性的乌托邦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新政
为把资本主义从历史性的灭亡中拯救出来的两种方法，是法西斯主义和新政。这两种方法以各种面貌出现，在现今世界范畴上拼过你死我活。法西斯主义为了阻止无产阶级斗争复兴，遂把捣毁劳工组织、破坏社会改革和彻底取缔各种民主权利，作为其纲领的基础。在拯救「民族」和「种族」的名义下——这些名义是由腐烂的资本主义专横地塑造出来的——法西斯国家的官方政策，把败坏工人、令中产阶级贫民化予以合法化。
新政的政策，是企图用贿赂工人和农民贵族和方法来拯救帝国主义民主，在广泛的范围，这个政策适用于富裕的国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典型的美国政策。政府试图把这个政策的部分支出转嫁到垄断者肩上，劝诫他们提高工资、缩短劳动工作日，从而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扩展生产。里昂·勃卢姆试图把这条训示转介到“法国小学”，可是枉费心机！法国的资本家和美国的资本家一样，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却是为利润而生产。法国的资本家一向就预备把生产设限，甚至可以把已制造出来的产品毁坏——要是他的国民收入能从中得到更大的一份。
新政纲领计划自相矛盾之处，从下面可见一斑：政府一方面向资本的大商贾谆谆训诲，谓不患多患寡；另一方面，却又向削减生产者发放奖金。其混乱之极，无以复加。你们能做得更好吗？——政府用这个挑战把批评者驳倒。所有这一切的意思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局面是绝望的。
从1933年开始，也即是过去6年来，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向失业者一共发出了150亿美元的救济金。这个数目只是杯水车薪，代表着工人丧失的工资的极少部分。但从另一方面看，考虑到下降的国民收入，这却是一宗庞大的数目。在经济相对复苏的1938年期间，美国的国家负债增加了20亿美元，跃到380亿美元的新点，比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最高负债点还要多出120亿美元。1939年初，国家负债再进至400亿美元的新点。接着会是什么？债台高筑，对子孙后代诚然是个负担。然而新政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有过去世代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只有十分富裕的民族才能够用这么穷奢极侈的政策来自我纵容。但即使这样的民族也不能无限期地依靠挥霍上几代来过活。成绩虚构而国家负债实质增加的新政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极度反动，以及爆发一场帝国主义的劫掠扩张。换言之，它是朝着与法西斯主义政策相同的途径走去。
反常还是正常？
〔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认为「美国在形式上民主而实质上专制，是历史上最奇怪的反常状态之一」；他说：「美国这片由大多数人统治的土地，直到至少1933年时（！）是由垄断者操纵的，而这些垄断者反过来受到一小撮数量上微不足道的股票持有人的操纵。」这项诊断，除去暗示垄断集团的统治随着罗斯福上台后会停止或减弱这一点，是正确的。不过，伊克斯所称为「历史上最反常的状态之一」，实际上却是资本主义无可置疑的常规。强者支配弱者、少数人支配多数人、剥削者支配劳动者，在在都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基本规律。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分野，只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幅度上要巨大得多，也更残酷得多。在美国，封建主义历史的缺席、富庶的自然资源和拥有活力充沛、富有事业心的人民——一句话，所有能预兆民主体制无间断地发展的先决条件都已经具备，被很多人视之为异想天开的财富集中因而能在这片大陆上进行。
伊克斯部长答应领工资的群众，替他们向垄断的寡头们讨回公道，他信口开河地说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是今日罗斯福总统阁下的先行者“实际上，所有我们祖国这些伟人们之所以名垂青史，”他在1937年12月30日这么鼓吹道，“就是因为他们不屈不挠地同财富及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进行斗争。”当然，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不屈不挠的斗争”到头来的结果还是财阀的统治。
伊克斯先生毫无根据地声称这场战斗一定胜利，又告诉民众“联邦政府无意与开明企业家为敌，新政的敌人只是那60个保守的寡头家族，他们将其它商人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我们这位权威的发言人并没有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在美国民主的保障下，在伟大的先贤的努力下，这些保守分子依然能让其他开明企业家屈服于他们的淫威。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梅隆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古根海姆家族、福特家族以及其它诸多大家族，并非合众国的入侵者，与科特兹入侵墨西哥毫无共同之处，这些人都是从「人民」中有机地生长出来的；说得更精确些，是从「开明的产业家和商人」中生长出来，沿着马克思预测的脉络而成了资本主义天然的顶点。既然一个年轻力壮、处于全盛期的民主政体也不能制衡处在初始时期的财富集中的过程，那么，还有可能教人相信——哪怕是相信一分钟——一个衰败中的民主政体，能足以令已臻至极致的阶级对抗的软化吗？无论如何，按照新政的经验，是无法产生这种乐观的。身处政府理事会高位的罗伯特‧H‧杰克逊在反驳大商家对政府的指控时提出数据证明，在罗斯福在位时，资本大亨们获得的利润远远超出他们自己在胡佛总统时代所不曾梦想的高度；从而可见，罗斯福打击垄断集团的成效，无论如何也不曾超过他的前辈。
尽管改良主义者感到自己应该去保卫资本主义的基础原则，但改良主义者因其本质使然，证明他们自己是无力用经济管辖的措施来驱策他们的法律。他们除了说教，可以做什么呢？伊克斯像其它内阁成员和新政的宣传者一样，最后都以呼吁垄断资本家们不要忘记礼仪和民主政体的原则来收场。这和向上苍求雨有什么分别？毫无疑问，马克思对生产资料拥有者的看法，更要科学得多。我们从《资本论》读到：「作为资本家，他只是资本的个人化。他的灵魂是资本的灵魂。但资本只有一个单一的存在目的……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的行为要是由个人的品格或内政部长的感情抒发来主使决定，那么就不可能会有平均价格、平均工资，也不可能有簿记或任何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然而簿记行业继续鼎盛，并且还是赞成历史唯物观的强有力的论据。
司法空谈
前美国司法部长卡明斯在1937年11月说：「除非我们毁灭垄断，否则垄断会找到方法来毁灭我们的大部分改革，以至到了最后，会降低我们的日常生活水平。」卡明斯一方面援用令人瞠目的数字以证明「财富过分集中和经济控制的趋势是清楚无误的」，同时他亦不得不承认用立法和司法手段打击托拉斯的斗争迄今仍是毫无结果。他抱怨说，当涉及到「经济结果」的事情，「很难去证实一个险诈的意图」。这正就是问题所在！尤有甚者，是反托拉斯的司法斗争更带来了「乱上加乱，混淆不清」。这个巧妙的迭句，颇为恰当地表达出民主制法制在打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时是多么的无助。没有根据能希望卡明斯先生的继任人墨菲先生会更有幸能解决这些难题；正是这种装腔作势，见证了空谈在经济思想活动、经济领域是多么的无助。
把昨天带回到今天
对于罗斯福政府任下的前预算案总监刘易士‧W‧道格拉斯教授谴责政府、「在一个领域攻击垄断的同时，又在其它多个领域中扶育垄断」的说法，人们除了同意之外，别无他话。可是，就事物的本质来说，却又不会有另一种局面。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政府就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
垄断资本家们是统治阶级现时最强大的部分。政府无从对垄断进行一般性的打击，也即是无从打击它按其意志来进行统治的阶级。当政府打击其某方面的垄断时，便必须寻找其它方面的垄断的盟友。当政府与银行和轻工业界联盟的时候，它有时能够向重工业界的托拉斯施予打击，尽管这样做并不会令后者停止赚取惊人的利润。
道格拉斯没有拿科学来和官方的空话针锋相对，却仅是拿出另一种空话而已。他把垄断的泉源看成是来自保护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并且据此而发现拯救社会的方法不在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却是降低关税。他预计：「除了恢复市场自由，」否则「其它所有机构如企业、言论、教育和宗教的自由能否生存便成疑问。」换言之，要是不恢复国际间的贸易自由，那么，不管在何处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生还的民主政体必然会让位给革命专政或法西斯专政。然而，没有内部的贸易自由——也即是竞争，国际间的贸易自由是无从想象的。而在垄断的支配下，竞争自由无从想象。不幸的是，道格拉斯先生和伊克斯先生一样，也和杰克逊先生、卡明斯先生、乃至罗斯福先生本人一样，并没有费神向我们开出他打击垄断资本主义的药方，同样，并没有开出打击革命或极权政体的药方。
贸易自由就像竞争自由和中产阶级的繁荣一样，无可奈何花落去。把昨天带回到今天，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改良派现在余下的唯一药方：给中小型产业家和商人带回来更多自由；把货币和信贷制度改变，以有利于中小型产业家和商人；将市场从托拉斯的主宰下解放出来；消灭股票交易所的职业投机家；恢复国际间的贸易自由，等等，无边无际。改良主义者甚至梦想限制应用机器，禁制技术，因为这些东西令社会的均衡受干扰，引起忧虑。美国一位首屈一指的科学家，就这类倡议尖酸地评论说，最保险的做法显然是返回到快快乐乐的阿米巴虫的阶段；若这样做不行，也可以当个心满意足的猪猡。
密立根和马克思主义
可是，不幸地，这样一位科学家：罗伯特·A·密立根博士，也是一样的往后看而不是往前看。在他1937年12月7日以保卫科学的名义所做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的统计数字显示，在科学得到最迅速的应用的过去的50多年来，人口中「获利的受雇佣者」的比例有稳定的增长」。这种用保卫科学的伪装来保卫资本主义，不能说是快快乐乐的。过去半个世纪来，恰好正是「时间的联系破裂」、经济学和技术的互为关系尖锐变易的时期。密立根所指的时期，包括了资本主义衰落的起始和资本主义最繁荣鼎盛的时候。
对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衰落的状况，三缄其口，就是为资本主义开脱。密立根博士对我们说，没有提高生产类别的话，任何一种分配制度都无法满足人的需要。毫无疑问！密立根拿这种顺手拈来的扯淡来拒斥社会主义，但这种言论即使是对亨利·福特也难以带来光彩的。可惜这位有名的物理学家没有向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失业者们解释，他们可以怎样参与提高国民收入。泛泛空谈个人主动性和提高生产力的救赎恩宠之类的抽象说教，肯定不能为失业者带来工作，不能填补预算案的赤字，也不能把民族的商业带出穷巷。
让马克思得以排众而出的是他多方面的天才、和理解各个不同领域的内在关联所衍生的各种现象和过程的能力。他不是自然科学的专家，但却是最先赏识这个领域的伟大发现的重大意义的人之一，如达尔文主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马克思的卓越，更多是借助于他的方法而不是他的智力。资产阶级科学家或者会认为他们的思想比社会主义优越，不过，密立根的事例不啻再一次证明了，在社会学的领域上，资产阶级科学家们仍然是夸夸其谈的庸医。他们需要学习的是马克思的科学思想。
生产力的可能性和私有制
1937年年初，罗斯福总统在向国会致词时，表达了他意欲把国民收入提高到900亿至1000亿美元的愿望；不过，他却没有提示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个计划按其本身是十分温和的。在1929年时，失业者约有200万人，国民收入已达到810亿美元。按照既有生产力的趋势，不仅能够绰绰有余的达到罗斯福的计划，并且还可以相当大幅地超过之。机器、原始物资、工人，样样具备，更不用说人民对产品的需要了。假如在万事具备下这个计划仍然不能实现——而确是无可实现——那便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扩充生产的需要之间出生了无法调和的对抗。由政府赞助、著名的「生产力潜力全国性调查」根据零售价格作出计算后得出结论说，1929年用于生产和各类服务的开发总数约近940亿美元。而生产力全部实有的可能性要是都得到使用，这个数字更会提高到1350亿美元，即平均每个家庭每年43.7万美元，足够让每个家庭享有体面和舒适的生活水平。必须补充的是，「全国性调查」的结果是根据美国现有的生产编制来计算的，而这些生产编制是从资本主义“无政府”的历史中生成的产物。假如这些装备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基础上重新装置的话，则生产的计算结果会相当大幅度地超越上述数字，能让所有人在极短的工作日的基础上享有高度舒适的生活水平。
所以，拯救社会毋须要制衡技术发展，毋须关闭工厂，毋须用奖励来驱使农民破坏农业，毋须把三分之一工人变成贫民或拥护狂徒来当独裁者。所有这些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名而实行的耸人听闻的措施完全是不必要的。急切而必需的措施是剥夺那些寄生虫们对于社会产品的支配权，并在合理计划的指导下，重新组织社会生产。只有这样才能扫荡尽社会中的污秽，治愈其顽症。所有能自食其力的人都应该拥有一份职业，工作日应该逐步缩短，社会成员的日常必需品必须得到保障。那个时候，“资产”、“危机”、“剥削”之类的词语将成为“历史名词”，人类将最终跨越一个历史的门槛，真正的人性将绽放光芒。
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马克思曾经这样写道：“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数目不断减少，贫困、被压迫、被奴役、退化和被剥削的群众越来越多；但日益壮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模式之桎梏。生产手段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最后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的丧钟就会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主张并非其个人偏好或者臆想，命令或者训斥根本无法重建这个社会；从一方面来说，历史发展的内核决定了生产力一定成熟到了一定程度；另外一方面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却又受到价值规律的摆布。某些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上冥思苦想，对马克思的学说置若罔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非必然，而仅仅是具有可能而已。这是种言之无物的钻牛角尖。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无意暗示社会主义会不须经过人的意志和行动的努力而自行来到——这种想法简直荒谬绝伦。马克思预言，由于经济崩溃，资本主义发展势必告终——这崩溃刻下就在我们眼前发生——除了把生产资料社会化，其外别无其它出路。生产力需要有一个新的组织者和新的主人，而由于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毫不怀疑工人阶级经过付出错误和失败的代价后会达致对局势的理解，并且或迟或早得出必要的实际结论。
把经由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资料加以社会化所带来的好处，现在已不仅通过理论来展示，并且也从苏联的实验中得出展示——尽管这实验仍带有诸多局限性。不错，资产阶级式的反动派不无诡计地拿斯大林政权作为稻草人来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可是事实上，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说过社会主义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更遑论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苏联民众继续活在困苦之中，无所不能的特权阶层骑在全民族和民族的苦难之上，官僚的铁腕横行无忌——所有这些都不是推行社会主义经济的方法所造成的结果，而却是被围困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圈内的苏联的孤立和落后的结果。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也能在劣境中展示出其无可匹敌的优点。
各种名目的资本主义拯救者，从民主派到法西斯分子，为了防范「剥夺者就要被剥夺」而企图对资本巨头的权力加以限制，或起码是给以变形伪装。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其中许多人甚至公开承认，改良主义改革企图的失败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所有人都没法展示他们用来拯救资本主义的方法只不过是反动的方法和毫无希望的泛泛空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断，从而在另一个方面得到确证。
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自1929-1932年大危机时期开始大行其道的技术统治的计划，是在正确的前提上确立的；这个前提就是，只有通过把处在科学的最高水平的技术和为社会服务的政府联合起来，才有可能令经济合理化。惟当技术和政府从私有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个联合才有可能。伟大的革命任务正是从这里开始。为了把技术从私人利益的小集团阴谋中释放出来并且把政府置于为社会服务的位置，就有需要「剥夺剥削者」。惟有一个有兴趣于解放自身、反对垄断性的剥夺者的强大的阶级，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惟有与无产阶级政府的步调一致，合格的技术专家阶层才能够建设一个真正科学的、真正属于全国民的经济，亦即是社会主义经济。
要是能在和平、渐进和民主的道路上达到这个目的，诚然最好。可是已经过时的社会秩序从来都不会毫无抵抗地让位给它的继承者。民主政体在它处在年轻力壮的盛年时既然也证明是没有能力阻止富豪统治夺去财富和权力，那么，有可能期望年老破败的民主政体会有能力变革由60大家族不受约束的统治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吗？理论和历史教导我们，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即革命，是社会政体转移的先决条件。即使在美国，要是没有内战亦无法废除奴隶制。「暴力是每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至今为止仍未有人能够推翻马克思就阶级社会的社会学而提出的这条基本的原则。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为社会主义打开一条通道。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
北美洲共和国在技术领域和生产组织形式上远远超出其它国家。在未来，全人类而不仅是美国人将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可是，就在这同一个国家里，社会进程的各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步伐，这取决于各个特殊的历史条件。美国一方面享有巨大优势的技术，然而另一方面其经济思想不论右翼或左翼却是极其落后的。约翰‧L‧刘易斯的见解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大致相若。若考虑到刘易斯所处的位置的性质，他的社会作用虽不能说是反动，可比罗斯福无可比较地保守得多了。在某些美国人的圈子里，人们倾向不作任何科学性的批评，干脆地用一句「非美国的」来否定、屏弃这种或那种激进的理论。可是，做出区别的准则又在哪里？
基督教义连同对数、莎士比亚诗歌、公民和人的权利意识，及其它不无重要性的人类思想的产物一同被输入到美国。今天，马克思主义也被归入这个类别。
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斯把以下这些罪名加给本文作者：「极端的非美国的教条狭隘性……」然后运用很懂得怎样和对手周旋的杰斐逊的机会主义精神来对付俄国的教条主义。华莱斯显然从未有过这种念头，即一个民族之采取妥协政策，并非出于某些非物质的民族精神的作用使然，而实际上只不过是物质条件的产物。一个迅速致富的民族，因其具有充裕的物质储备而能在敌对的阶级和党派之间进行调解。另一方面，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妥协的基础亦会随之消失。只因美国具有用之不竭的处女地、无尽的天然资源和看似是无穷尽的发财致富的机会，才免于「教条狭隘性」了罢。真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然而当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来临，妥协的精神也无法阻挡内战的爆发。而无论如何，构成「美国主义」基础的物质条件现在已日益成为过去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深刻危机。
劳工界的圈子如同资产阶级界的圈子一样，当马克思发现的价值规律在每个人的思想中发挥作用的时候，作为解决日常性实时任务的经验主义思想似乎已经足够派上用场的了。可是，这同一个规律在今天已经陷入不可调解的自相矛盾。它不是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削弱自身的基础。妥协的折衷主义思想以及它的哲学前辈实用主义已经远远不敷应用；相形之下，把马克思主义贬抑成「教条」的否定或轻视态度，就变得日益空洞、反动，以至十分可笑了。相反，是「美国主义」的传统思想已经成了无生命力的僵化的「教条」，除了引起错误和混乱，别无用处。在这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应用到美国，则益发具有生命力和针对性。《资本论》的理论基础虽然取材于各国的材料，尤多是英国的材料，它则是对纯粹的资本主义、广义的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本身所作的一项分析。当资本主义以处女姿态成长、无历史土壤的美国毫无疑问地最接近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
恕我冒昧华莱斯先生：美国是按照马克思的见解而不是杰斐逊的原则而发展起经济的，正如承认美国是按照牛顿定律来围绕太阳转动，也不至于冒犯到这个民族的自尊。马克思在美国愈是受到漠视，他的学说在当前就愈激发起人们的兴趣。《资本论》给美国的痼疾提供了无可指责的诊断和不可更易的症候预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学说比起胡佛和罗斯福、格林和刘易斯的思想见解更富有一种新的「美国主义」的味道。
不错，美国现时是有大量关于美洲经济危机的独具创意的著作；不问这些著作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反正这点通常都缺乏——只要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是就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各种毁灭性的趋势提供了一幅客观的图像，则他们的考察看起来就像是马克思理论的直描。不过，当这些作者们顽固地自我约束，不作任何确定结论而自限于暗淡的预测，或使用「国家必须理解」、「公众舆论必须考虑」之类庸俗的劝谕时，保守的传统原形毕现。这些书籍，就如刀不设刃，罗盘不备指针一般。
美国在从前不错是有过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是看上去有些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毋宁说，是三种怪异类型。第一类是那些被逐离欧洲的政治流亡者，他们尽其所能但得不到任何反响；第二类是孤立的美国团体，如迪里昂派。这一类人，随着事态发展并且也由于本身的错误，结果变成了小宗派；第三类是受到十月革命所吸引，并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但与美国无关的学说而给以同情的业余爱好者。所有这三类人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运动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开始出现。在这方面，美国亦一如其它方面，将在几步跳跃里就赶上并大大超越欧洲。进步的技术和进步的社会结构将在学说的领域内铺平它们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最优秀的理论家将会在美国的土壤出现。马克思将会成为美国先进的工人的导师。《资本论》第一卷的删节本，将会是他们接近完整的马克思的唯一开初的一步。
资本主义的理想镜子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其时，英国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仍未受到挑战。商品经济的抽象规律在资本主义达到最高度发展的国家内自然而然地找到最充分的体现——即是最少依靠过去的影响而得到体现。马克思的分析虽然注重英国，但他的眼界却不局限在英国而却是在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他把当时所处身的英国用来作为资本主义在那个时代里最好的一面镜子。
英国的霸权现在已经成了历史长河中的追忆。作为资本主义始祖的优势早已转为劣势。英国的技术和经济结构已经陈腐过时。这个国家继续凭借业已成为一份昔日遗产的殖民帝国在世界上占有席位，而不是凭借进取性的经济潜力。这点恰好解释了张伯伦用基督慈悲的态度来对付法西斯分子在国际间的强盗行径，这种态度教大家目瞪口呆。英国的资产阶级不得不意识到他们衰落的经济已经愈来愈无法和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兼容，一场新的战争势必将带来大英帝国的没落。法国「和平主义」的经济基础本质上和英国异曲同工。
德国恰好相反：她利用了本身的历史落后性在资本主义迅速上升期中带来的便利，用全欧洲最完备的技术把自己武装起来。由于民族根基浅窄、天然资源短少，德国动力充沛、发乎必需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势力的所谓均衡状态中遂演化成为一股最具爆炸力的因素。希特勒癫痫式的意识型态不过是德国资本主义癫痫病的倒映而已。
比起德国，美国除了为数众多的无法估价的历史角色的优势，美国的发展享有不可计量地广阔得多的领土和丰富得多的天然财富。北美洲共和国在本世纪之初把大不列颠英国抛开老远之后，成为了世界资产阶级的坚固堡垒。深植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所有潜能，在那里找到了最高的表达形式。资产阶级在我们这个行星再不能找到一处地方能超越它在美元共和国达到的成就；这个共和国已成为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最完美的镜子。
正如马克思宁可引用英国的统计数字，如英国的议会报告、英国的「蓝皮书」等等作为他的陈述的根据，出于相同的理由，我们在这篇简略的导言里主要是取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的经验来作依据。不须赘言，要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中援引相应的事例和数字并非是难事，但这么做不会带来质的增加，得到的结论也会相同，差别只在于那些事例会更少些震撼性了罢。
正如法国一个金融家贴切地指出，法国的人民阵线经济政策不过是美国的新政「小人国改编版」。显而易见的是，在理论分析上，与巨人打交道要比和小矮人打交道无可估量地方便得多。正是罗斯福的大规模实验显示了只有奇迹才可拯救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刚好制止了奇迹的发生。符咒和祷告从未停止，但奇迹就是不来。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假如能有重生，则只会发生在美国而不会是其它地方。但重生没来。巨人不能达成的事，小人们更难达成。我们在美国的经济领域漫游的意思，就是要为这个简单的结论打下基础。
宗主国和殖民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上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按字面的意思来看待这个见解。每个走上资产阶级发展道路的国家，毫无疑问的都有生产力增长和社会不协调加深的过程；然而，人类所有发展中必然经历过的、有着自然和历史性原因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之间不平衡的状况，只有在资本主义下才变得尤其尖锐，并使到不同经济类型的国与国之间产生了从属、剥削和压迫的千丝万缕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只有为数很少的国家，已全面地经历过马克思作过详尽分析的从手工业、家庭工业进至工厂的有系统的符合逻辑的发展。商业、产业和金融资本从外部侵入落后国家，一方面破坏着自然经济的原始形态，另一方面把受到破坏的自然经济纳入西方的世界性的产业和银行制度之内。在帝国主义的鞭子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觉自己被强迫拉离某个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滞留地在某个水平上。印度的发展并非是英国发展的复制本，她是后者的增补本。可是，为着理解如印度之类落后的附庸国的多重性的发展的形态，就有必要时刻记取马克思从英国的发展中得出的经典蓝图。劳动价值的规律一视同仁地指导着伦敦城投机者的算术和远在天边的海得拉巴城的货币兑换交易，两地的区别，只在于后者所采用的是更简单、更少些使用手腕的方式。
发展的不平衡给先进国家带来莫大利益，尽管程度不同，然而其继续发展是在损害落后国家、把落后国家变为殖民地或至少是令它们无从跻身资产阶级贵族行列。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财富不仅来自剥削本国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也不仅来自劫掠本国的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来自对海外殖民地的系统性的掠夺。通过对其他民族的剥削，资产阶级的剥削得到补充，他们的权力加强了。宗主国的资产阶级从而能从殖民地得到的超级利润中拨出一部分，来稳住其本国的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上层。若不是这样，就压根儿不可能有任何方式的稳定的民主政权。在其扩充了表现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已变成、并会继续维持一个只有最具贵族派头和最剥削的民族才有资格享有的政府形式。古代的民主建基于奴隶制；今天的帝国主义民主是建立在抢掠殖民地的基础上的。
形式上几乎全无殖民地的美国，却是历来所有国家中最富特权的国家。来自欧洲的富于进取性的移民侵占了一个无比富庶的大陆，把土著居民杀尽灭绝，掠夺了墨西哥最好的地区，把狮子之国的世界财富据为囊中之物。从那时积存下来的肥脂，沿至资本主义没落时代的今天仍然大派用场，得以润滑民主的齿轮和轮胎。
新近的历史经验以至理论分析表明，民主发展的速度及起稳定性，是与阶级矛盾的紧张程度成反比的。在较少特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是俄国，另一方面是德国、意大利之类的国家），由于不能产生相当数量和稳定的工人贵族，民主从未能真正发展起来，故而是较易向独裁屈服。不过，资本主义每况愈下的瘫痪状态也正在给最具特权和最富裕的国家准备相同的命运；差异只在于时间的先后而已。工人生活条件无以控制的恶化，令资产阶级赋予工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的可能性愈来愈少，哪怕这个权利是局限在资产阶级的议会架构之内。任何人如果对于法西斯主义取民主而代之的过程给予其它解释，都只不过是唯心的蒙骗和自我蒙蔽而已。
帝国主义在毁坏资本主义旧有的宗主国民主的同时，又妨碍着民主在落后国的兴起。在新时代，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完成民主革命——尤其在农业关系的领域——的这个事实，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所致；帝国主义已成为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的主要绊脚石。垄断的寡头和他们的政府对落后国家的天然财富进行掠夺，并蓄意压制落后国家的工业的独立发展；在同一时候，又向这些国家内最为反动、寄生的和半封建的本地剥削者提供财政、政治和军事支持。当代世界经济最恶毒的瘟疫是人为地保存农业野蛮状态。殖民地人民为解放自身的斗争，越过了中间介入的阶段，将其必要的斗争转化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把自身和宗主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联成一线。至于殖民地的起义和战争本身，比以前更激烈的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致使资本主义世界复苏的奇迹比先前更渺茫。
世界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达成的两项历史功绩，一是把技术置于高度水平，另是把世界各个部分由经济纽带联结起来。有条理地利用我们这个行星上资源的物质的先决条件从而得到保证。但资本主义无从完成这个迫切的任务。各个划地为牢的民族国家及其关税所和军队继续成为病祸扩散的窝藏所。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早已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从而让一度是进步的历史因素演变成不可忍受的遏制。帝国主义战争仅是生产力反抗国家界限的爆鸣而已，因为国家界限对生产力已成了过度的限制。所谓的绝对主权的计划，和回复到一个自足的、设下界线的经济体毫不相干；它看来不过是把民族基地改造就绪，以能随时投入到一场新的战争。
人们一般相信，自凡尔塞条约签订后，地球上的势力范围已经被分割干净。但新近的众多事态在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行星仍有着许多土地不曾受到抢掠或不曾受到充分抢掠。意大利奴役亚比西尼亚，日本试图吞占中国，德国厌倦等候以前的殖民地重投怀抱，遂把捷克斯洛伐克变为殖民地。意大利强行进入阿尔巴尼亚，巴尔干半岛的命运现在岌岌可危。美国对「外来者们」包围着拉丁美洲竖起警觉。帝国资本主义的基本政策仍然是为争取殖民地而斗争。不论世界是如何地分割得细致无遗，分割的过程永不停息；重新分割世界界线的问题在帝国主义势力交易的关系里只会一次又一次的再度成为当前要处理的问题。这就是目下各种重新备武、外交动荡和战争结盟的实在理由。
把迫在眉睫的战争当作是民主思想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来显示的所有企图，都属于庸医骗棍或愚昧之徒。政治形态有所变化，但资本家的胃口依旧。假如英伦海峡两岸任何一方明日建立起法西斯政权——这个可能性是任谁也不敢否认的——巴黎和伦敦的独裁者将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样，几乎不会放弃他们对殖民地的侵占权利。无可抗拒地伴随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危机而至的，是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而拼个你死我活的绝望的斗争。
局部的改革或七拼八凑的修补将无助于事。历史的发展已经来到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即只有广大群众的直接干预来能扫除所有反动的障碍物，新的政权将奠定基石。计划经济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亦即是先从一个民族开始继而是在全世界层面把理性引进人类关系的领域。这个过程一旦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将从一国扩散至另一国去，其威力将远远超过今日法西斯主义泛滥的势头。落后国家在先进国的榜样和援助之下，势将被卷入社会主义的涡流中去。彻底腐烂的关税闸门将要坍塌。令欧洲和全世界四分五裂的各种矛盾，将会在社会主义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框架里、在欧洲以至全世界找到自然而然的、和平的解决方案，获得解放的人类将把自己提升到最完整的高度。
字于墨西哥，D.F.柯约亚岗（Coyoacan, D.F.）
1939年4月18日
（本文是《卡尔·马克思思想万岁》一书的前言。中文本译自寻路人出版社1970年版小册子《马克思主义与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