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拥有无数组织的政治元素的政党对理解俄国的热月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在法国革命的舞台上没有类似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法国热月时期有被各种政治集团利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这些政治集团为一定的社会利益而彼此争斗。热月派把雅各宾派当作恐怖主义者消灭。金色青年从右边支持热月派，但也威胁到热月派自身。在俄国所有这些进程、冲突和联合都是在一个党的名义下进行的。

　　在所谓清洗的过程中，人数膨胀到以百万计的党的作用表现得最为明显和说明问题。表面上是同一个党在庆祝胜利，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和10年以后，为了同一个目的——保持自己的政治纯洁性和党的统一而使用同样的手段。实际上党的作用和清洗的作用已经根本改变。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老革命党清洗那些追求升官发财的人，与此相应，各种委员会是由革命老工人组成的。相当多企图钻进政权机关的冒险家，追求升官发财的人，或者就是骗子，都被驱逐出去。相反，近年来的清洗是完全针对老革命党的。清洗的组织者是党内最为官僚主义、品质最卑劣的分子。清洗的牺牲者则是最忠诚于革命传统的人，首先是其老一代革命家。如果说在初期无产阶级政党清洗的是坏分子和资产阶级，那么现在小资产阶级官僚清洗的是真正的革命无产阶级分子。清洗的社会意义已经根本改变，但这种改变是在统一党的掩盖下进行的。在法国，我们看到，在相应条件下出现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区反对小资产阶级上层、反对得到一帮金色青年支持的以热月派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为时已晚的运动。甚至这帮金色青年现在也被纳入党或共青团。这是从资产阶级子弟、享受特权的青年人中招募来的野战部队，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特权地位或者父母的地位而准备采取最坚决的行动。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若干年来领导共青团的是科萨列夫，这是个为个人目的滥用自己高位的道德败坏分子。他领导的机关也是由这类人组成的。这就是俄国热月的金色青年。他们被直接吸收进党内，从而掩饰其作为特权分子反对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野战部队的职能。

　　在党内组成了特别突击队，由监守自盗的飞黄腾达分子、官僚们腐化的子弟、想报私仇的无耻之徒组成。这就是在共青团成者党的牌号下的金色青年。在党的会议上这些突击队对反对派的发言者大喊大叫，破坏反对派的秘密集会，在党的会议上告密和揭发，或者干脆集体破口大骂。这些金色青年拥有官僚的汽车，能够迅速地从一个会场赶到另一个会场。未能实现升官发财美梦的个人委屈全都倾倒出来，在为阵地而战的旗号下寻求复仇。

　　在法国各城市都把雅各宾派送交法庭。最顽抗的人在监狱里遭到殴打，金色青年袭击他们，许多人戴上假面具去殴打囚犯。斯大林官僚无力组织愤怒的人民。不过他们也不需要这些，相反地，他们觉得这些哪怕是从上面织织的行动对现存秩序也是一种危险。监狱中殴打、枪杀，这一切克里姆林宫的热月派都可以通过格伯乌及其部队严格按计划完成。法国热月派所依靠的那些力量，在这里就存在于党内和国家机制之内。这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制度的极权性质，它拥有全国的所有物质手段和力量。

　　热月的特点不仅仅是许多雅各宾派的背叛，还在于那些内心仍然忠于自己的称号的人的意志消沉。雅各宾派处于孤立地位，感受到逆向的强大运动，对自己的老方法和旧思想失去信心，他们采用了保护色，在危机关头保持沉默，雅各宾派的代表在国民公会上用脚投票（像苏联的说法那样），在国民公会通过反动决议的时候避免直接说出自己的看法。许多热月派对神甫仍像无套裤汉那样持敌对态度，仍像热月9日以前那样长期迫害他们。雅各宾派的表面仪式全都保留下来了。日历仍然是革命的，教会仍然供奉最高存在，甚至理性。

　　雅各宾派主要掌握街头对国民公会的压力。热月派，即雅各宾派的倒戈者，也想采用这种方法，但从另一端进行。他们开始组织衣着讲究的资产阶级子弟，这是金色青年，或者干脆就是“年轻人”，就像保守派报刊对他们的尊称那样，他们在国家政策中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雅各宾派被逐出所有的行政岗位，“年轻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金色青年不仅挥舞大棒袭击雅各宾俱乐部，而且还积极但徒劳地试图争取居民区的无套裤汉。

　　苏联的金色青年高呼打倒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万岁，完全像热月的金色青年高呼打倒雅各宾派，国民公会万岁那样。热月的国民公会几乎没有自己的力量，如果不算几支武装队伍的话。国内的实际力量是雅各宾派和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力量。无套裤汉和金色青年之间展开公开的斗争，有时还变成国内战争。热月派轮流依靠这派和那派，然而给予反动力量以明显的优势。

　　法国历史学家勒弗夫尔写道：“国民公会内多数派的反抗在金色青年的压制下变弱，这种反抗还被上流社会的生活所动摇，这种生活在沙龙中得到蓬勃发展……”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时期同时也是各种各样秘密的和半秘密的沙龙以及各种上流社会繁荣的时期。勒弗夫尔写道：“正是在沙龙里，革命所制造的富人们，靠纸币、国有财产和军火订货投机致富的人们，开始同老资产阶级或贵族纠结在一起，组成新资产阶级，他们统治了19世纪……这往往是一个成分复杂的世界，在某些贵妇人中间，在时髦的演员中间乐意组成的世界……这样，经过各种重大的考验之后，一部分回到特权地位，另一部分则尽情享受。舞会特别盛行……沙龙对政治发挥巨大影响。竭力吸引议员们加入……”

　　能对此生气吗？许多雅各宾派和半雅各宾派感觉到，他们身体的各个部分由于长期的困苦和节制而似乎变僵了。他们想舒展肢体。国民公会的多数人为了证明自己共和派观点的纯洁性，决定庆祝“公正惩罚法国最后一个国王”日。而右翼则建议并通过庆祝热月9日的决定作为回答。

　　恐怖时期从1793年5月31日开始，这时候山岳派借助于其在巴黎发动的起义把吉伦特派赶出了国民公会——在热月之前，1974年7月27日，即在罗伯斯比尔垮台之前。毫无疑问，罗伯斯庇尔真诚地希望有双手干净的刽子手，这个愿望成了推翻他的口实之一。但这也是“高尚的让·雅克·卢梭”的学生的幻想之一。罗伯斯庇尔德道德法典是建立在“犬儒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之上的，即建立在“压制所有导致把人的欲望集中到我个人的劣根性上去的东西”之上的。

　　自发出现的反动吓坏了热月中心，因为在这些盟友的背后闻到来自右边的君主主义的气息。由左翼雅各宾派开始的法国热月最后变成了反对整个雅各宾派的反动。恐怖主义者、山岳派、雅各宾派的名称成了骂人的话。在外省砍掉了自由之树，用脚践踏三色的帽徽。在苏维埃国家这是难以想像的。极权的党自身含有反动所必需的所有成分，可以在官方的革命旗帜下把它们动员起来。即使在同敌人斗争的时候，党也不能容忍任何竞争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斗争没有变成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因为党密切注视整个斗争，为它规定了一定的界限，并且似乎是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名义进行的。

　　热月时代常常被说成是道德放纵的时代。苏联也同样被说成这样，特别是那些资产阶级的道学先生们。实际上，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先入为主的粗暴夸大。无疑，在热月派中有迅速致富的原雅各宾派，他们背弃了自己的理想，同资产阶级结亲或者亲近，风尚，特别是女人的风尚离文明举止甚远。但实际上这仅仅涉及上层。法国的广大群众，不要说农民，甚至中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都继承了以往的风尚。苏联同样如此。资产阶级道学先生所说的“伤风败俗”主要出现在官僚之中。并且风尚好不到哪儿去的上层官僚对下层官僚阶层实施严格无情的风纪监督，特别是对那些败坏了父辈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声誉的年青一代。这就是斯大林官僚最近5年来所特有的那种文明举止、严格风纪、家庭崇拜的根源。

　　3年雪月4日（1794年^[1]12月24日）的法令取消了最高限价和规章。热月派迎合资产阶级社会舆论，竭力表白，他们并不想（用布瓦西·当·格拉的话说）把法国变成“修士骑士团”。热月派的反动言论有自己的内心想法。群众不是立即与反动和自己的软弱无力妥协的，郊区再次冲向中央。无套裤汉试图中止反动，继续革命。这样就出现了芽月事变和牧月事变。但是每一个新的尝试都不过是有说服力地向群众说明他们的软弱无力。如何继续革命？朝哪个方向？现在怎么办？由谁来取代今天的局势主人？在积极的无套裤汉周围形成越来越广泛的漠不关心的一极。其规模决定了反动的深度。

　　苏联热月的轨迹更为复杂。群众的不满在党内为自己铺平道路。革命一翼不想投降。反对派此起彼伏：1923—1924年、1926年、1927年。不管其规模和内容如何，反对派一波又一波地兴起实际上是革命的垂死挣扎。最广泛最有意义的是1927年10—11月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夕的反对派浪潮。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部分外省的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了秘密和半秘密集会，反对派分子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些会议还充满十月的氛围。然而更多的群众没有响应。这些会议仅仅是摧毁反对派的序幕。

　　牧月事变具有决定性意义。政府用武力镇压了骚乱，从而扭断了革命的发条。自1789年以来军队第一次听从政权的指挥去镇压人民。军队正式脱离人民，这就结束了革命，导致波拿巴的胜利。

　　1927年秋动用了格伯乌的部队去逮捕、驱散革命集会、搜查共产党员等等，虽然暂时还没有流血。不要忘记，格伯乌属于党，是从党的队伍中产生的，有成千上万经历过地下和国内战争的布尔什维克在其中工作。只是现今，1927年，格伯乌才最终变成官僚反对人民、反对党的工具。

　　在1927年11月7日举行庆祝的时候有一种传言，说反对派企图上街游行。格伯乌和民警，即警察，还没有介入这场斗争，因为斯大林还没有决定动用他们。区委组织的团队足以完成这项任务。11月7日，在一名中央委员——反对派分子的阳台上悬挂出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肖像，反对派分子被击溃。

　　初看起来，热月派并不拥有脱离党的外部力量，像法国的热月派拥有金色青年那样。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党早就成为复杂的社会混合物。

　　从成立第二个公安委员会起，政权开始一方面转入阿贝尔派，另一方面转入罗伯斯比尔手中。丹东对这种转移没有作足够的反抗，他常常不在巴黎，并且过于指靠自己的威望了。热月派有自己的社会基础。问题在于面包、肉类、住房、盈余，而如果可能的话，奢侈生活。采取规定最高限价的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式的平等，限制了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福祉的增长。在这一点上热月派很清楚需要的是什么。在他们制定的权利宣言中删除了重要的一条：“人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谁要是建议保留此极其重要的雅各宾条文，热月派就会回答说，此条含糊不清，因此是危险的，人的权利是平等的，但不是在才能上，也不是在财产上平等。热月派坚决反对斯巴达风尚，反对追求作为其基础的平等。

　　同样的社会动因我们在苏联的热月中也可以看到。问题首先在于，要抛弃革命初期的斯巴达式的限制，为日益增长的官僚的特权辩护。但是又不能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方面的让步是暂时的，其时间比发起者首先是斯大林预期的要短得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制度，意味着把财富集中资产阶级及其上层手中。官僚的特权不是运行中的经济关系的自动工作的结果。官僚把靠自己的力量，或靠自己的威望，或靠自己直接侵入经济关系所能攫取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据为己有。在国民剩余产品问题上，官僚同小资产阶级是直接的竞争者。官僚同小资产阶级之间争夺国民劳动剩余产品的斗争，乃是斯大林分子与所谓右派之间政治斗争的基础。

　　警司关于群众情绪的报告证明，群众对8月10日节即共和革命节漠不关心，群众议论：“今天议员们高兴了，革命只对他们有利。”国民公会的议员们成了普遍仇视的对象。说他们是国民财富的掠夺者，他们的奢侈生活在普遍贫穷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触目。贫民住宅区的群众议论说，归根结底还是生活在罗伯斯比尔时期好，那时国民公会关怀贫民，而现在他们大吃大喝，靠人民发财。恐怖主义者和雅各宾派被击败之后，产生，或者准确点说，暴露、爆发了热月共和派和立宪君主派之间的冲突，后者在立宪和立法会议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热月派核心的政策是在以君主派、流亡者为一方，恐怖主义者及其近邻为另一方之间随机应变。立法措施和行政措施或左或右。然而在外省，热月派及其追随者的支柱要反动得多，明显地倒向君主派。恐怖主义者感到地位动摇，于是仔细注视执政的热月集团，捕捉左转的每一个动向，竭力抓住并给予支持。热月派为反动打开了大门，现在竭力关上它，为此利用了被扼制遭削弱的雅各宾派。4年雾月4日（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停止存在。

　　我们的作者写道：“不过，可以为热月派辩护的是这样的事实，他们绝大多数是诚实的人，但缺乏一流的人物来领导他们。他们遭受无法克服的困难的打击，而断头台和迫害消灭了他们的领袖。”

　　热月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仇视山岳派，因为他们的领袖来自领导无套裤汉的那些人士。资产阶级和热月派特别害怕人民运动重新爆发。正是在这一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完全形成了。它仇视雅各宾派，疯狂地仇视，把他们看作是其最神圣的利益的背叛者，看作是倒戈者、叛徒、执政帮。

　　苏联官僚仇视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源也具有同样的社会性质。这是同样的阶层，同样的统治集团，同样的特权官僚中的人，他们抛弃自己的队伍是为了把自己的命运同无套裤汉、一贫如洗的无产者、农村贫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过有一个区别，法国的资产阶级早在大革命之前已经形成。在立宪会议上它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政治特点和方法。但它还要经历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专政时期，以收拾自己的敌人，而在热月时期恢复自己的历史传统。在许多领域热月派是雅各宾派的直接继承者。他们继续反抗恢复封建所有制和王权。他们仍然是教权派教会，首先是天主教的反对者。他们是各种科学发明、发现的保护者，建立了各种技术机构，继续准备实施米制，发展国民教育，等等。换言之，他们恢复和组织了所有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另一方面，他们又进行不谓和的社会斗争，反对导致社会平等的雅各宾革命的种种趋势，从而挖了资产阶级的墙角，使之不能成为19世纪所成为的那种阶级。尽管在许多领域热月派是雅各宾派事业的继续者，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在其社会倾向的阶级性质上，他们是雅各宾派的直接对立面。

　　最后，热月派不得不在果月18日实行国家政变，这一次他们公然践踏自己的宪法，用独裁取代合法制度。由于他们再不能诉诸人民，只好借助于军队来完成政变，从而最终把革命专政变成军事专政。

　　关于热月时代的新富，勒弗夫尔认为新富是存在的，但远逊于18世纪的富人。在知识文化和道德方面，他们对科学和历史研究毫无敬意，他们同革命格格不入。

　　在头脑简单的人看来，“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似乎推翻了俄国革命的热月时期的理论。实际上它肯定了此理论。热月的实质过去现在都具有社会性质，也不可能不具有。这是新特权阶层的结晶，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创建了根基。想扮演这种角色的有两种人：小资产阶级和官僚自身。它们携手摧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反抗。一旦这个任务完成，两者就会展开殊死斗争。官僚为自己的发展脱离无产阶级而感到害怕。官僚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击败富农、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生长并继续发展的小资产阶级，他们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因此他们竭力把自己为争剩余产品和权力而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斗争说成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企图的斗争。

　　这里不再有同法国热月相似之处了，因为苏联新的社会基础发挥作用了。捍卫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对官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法则，因为这是其统治角色的社会根源。这是他们在实施抽风般的野蛮、集中的反富农斗争中的相对进步的作用。官僚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才能够开展这场斗争并把它进行到底。他们获得这种支持的最好证明就是左翼反对派代表的大规模投降。反富农斗争，反右派斗争，反机会主义斗争，那一时期的这些官方口号，对工人和左翼反对派的许多代表来说似乎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复活了。我们那时就警告说，问题不仅在于做什么，还在于谁来做。如果存在苏维埃民主即劳动者的自治，反对富农的斗争就根本不会采取这种抽风式的、惊慌失措的和残暴的形式，而会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经济文化的普遍高涨。官僚反对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的对决，由于对决双方都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所以斗争具有极其血腥的震荡性质。多亏无产阶级的支持，斗争以官僚胜利告终，但并没有提高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

　　法国热月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在雅各宾派即下层平民摧毁了封建基础之后，热月应当为资产阶级统治扫清地盘，把无套裤汉即城市下层排除出政权。取代封建社会的只能是资产阶级。但是能够彻底摧毁封建社会的只能是下层劳动者。没有雅各宾专政就不可能扫除封建社会。没有热月，资产阶级不可能掌握革命的遗产。热月派把自己等同于资产阶级。除了资产阶级制度，他们想不出别的制度。

　　卢梭教导说，政治民主是不能同过分的经济不平等并存的。小资产阶级下层的代表雅各宾派熟悉这一学说。雅各宾专政的立法，特别是关于最高限价的法令，或者关于按固定价格收购的法令，用苏维埃的语言来说，就是强行抑制社会不平等、资本集中、大资产阶级的形成。

　　热月派的政治任务是把热月9日政变说成是一个小插曲，是驱除品质恶劣的分子，保存雅各宾派的基本核心，继续老政策。袭击的对象不是雅各宾派，而是恐怖主义者，至少在热月的初期是如此。在热月政治词典里恐怖主义者扮演的是斯大林分子词典里的托洛茨基派的作用。顺便提醒一下，按照事物的逻辑，热月运动是以指责托派搞恐怖行动结束的。

　　实际上，政权机关的全部人员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过程很快就波及外省。地方行政机关到处清洗恐怖主义者，代之以较为温和的分子。从左向右变动，不过由于清洗的速度相对缓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雅各宾派在行政机关中还是有影响的。

　　对左派的打击立即放开了右派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者的手脚。果月2日（8月19日），卢舍即那个对罗伯斯庇尔提出控诉书或者控诉法令的人，在国民公会上总结了反动的成就，要求再次逮捕嫌疑犯，并且宣称，必须“保持恐怖”。果月9日《Mehee de la Touche》发表了一篇抨击文章，其“罗伯斯庇尔的尾巴”一语极为出名。令人吃惊的是，在苏联的著作中也出现“托洛茨基的尾巴”的说法。

　　体现在公安委员会身上的雅各宾派专政持续了整一年。这个专政在国民公会上有真正的支柱，这是一个温和得多的革命俱乐部和组织。这里在革命进程与其在议会的反响之间存在典型的矛盾。革命中各阶级最积极的分子参加了斗争。而其余的人，那些中立观望的人似乎自己把自己抹去了。有更广泛的阶层参加了选举，其中有相当多半消极、半冷漠的阶层。比起革命集团来，议员在革命时代具有极为温和的观望性质。国民公会内的山岳派并不依靠国民公会来管理人民，而是依靠国民公会内人民的革命派来控制整个国民公会。

　　在热月时期，斯大林一个极其重要手段就是玩弄战争危险和他对和平的关怀。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签署的1926年7月宣言中说：“现在已经毫无疑问，1923年反对派核心关于背离无产阶级路线的危险和关于机关制度可怕增长的警告是正确的。现在你们利用战争危险来诬蔑反对派并准备摧毁它。”

　　1926年伏罗希洛夫写文章说红军是“世界和平的堡垒”（其他人也跟着这样写）。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使他们不至于像工农群众在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年代那样再遭贫困……”政府对和平的爱好表现在苏联的武装力量是“世界上人数相对最少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考虑到人民的疲倦和对和平的渴望。

　　在革命中被分割、被打散、被孤立和士气低落的一切集团、阶层、人士，现在感到来了力量，把脸转向中间分子，似乎在说：我们向你们警告过，而我们是对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热衷于革命进攻，被革命所带来的希望所鼓舞，但很快就转入灰心失望，开始脱离革命阶级，投向其对手和敌人。在革命阶级自身出现了离心力。在统治阶级内部以缓和的形式出现在全社会都可以看到的那种趋势。中间分子，暂时被革命吸引的不积极的人们，现在开始动摇起来，孤立先锋队;反之，在革命浪潮中完全消失的最反动的分子现在抬起了头，用大体上和被粉碎的阶级代表同样的语言对小资产阶级说：我们预言过这一点，革命欺骗了你们。

　　然而这仅仅是过程的一个方面。还需要分析新特权阶层形成的过程。然而让我们回过头来说。反革命的基本前提是新阶级夺取的政治权力与它所拥有的经济可能性之间不相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获得了把全部生产资料国有化可能性。但由于国家落后，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这些生产资料是极端落后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开辟了发展生产力的可能性，但其本身不管是今天、明天，还是一年、五年、十年，都不能保证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需求。在人民成为这些生产资料的主人之后，会比战前，甚至革命前更加贫困。政治暴力——而革命就是政治暴力——在经济方面不能提供任何东西。这需要在革命奠定的新的社会基础上进行长期、顽强、奋不顾身的不断劳动。节日结束了，开始了灰色的、饥寒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灰心失望是不可避免的。最有觉悟的最坚定的工人相当清楚地看到事物的逻辑，即群众的贫困不是革命的结果，而是通向美好未来道路上的一个阶梯，甚至这些工人也无法不消极起来。即使所有的人都一样贫困，但意识到它在最近几年无法消除，也不能不引起情绪消沉和政治冷漠。看到纯粹的政治措施不能立即提高生产力，理解这一点本身也不能不产生政治冷漠情绪。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贫困。革命中产生了新的特权阶层。它成了革命的化身，它捍卫革命。

　　由于热月反动为流亡者、君主派、原封建主和教会打开了大门，所以热月派不止一次地向左转，甚至寻求雅各宾派的支持，以保卫自己的社会和政治阵地。但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手法。热月的实质是为资产阶级掌握革命遗产提供机会。因此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法国的热月是历史的必然：它打开了19世纪资产阶级统治新时代的大门，在这个世纪资产阶级改造了欧洲和世界。

　　苏联热月的历史使命何在？

　　回答这个问题要困难得多，因为这一过程还没有结束，欧洲和世界的未来最近几十年还在未定之天。俄国的热月无疑会开辟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如果这种统治在全世界还没有过时的话。无论如何，反对平等的斗争，确立深刻的社会差别，都使群众的觉悟、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革命的社会主义基本成果变得一钱不值。这样，官僚就为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提供了可能性。但有所不同。在18世纪末，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强有力的进步因素。它还有待普及到欧洲和全世界。而私有制在我们时代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桎梏。

　　以上所述使我们能够确定反动和胜利的反革命的条件和前提。反动成者反革命是对用激进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的革命所造成的新矛盾的回答。这些新矛盾是什么？新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与其经济能力不相适应。如果说旧制度已经过时，但这还不是说新制度存在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发展还不是合理的、和谐的。新统治阶级还不能完全完成它在夺取政权斗争中打算干的事。用较为主观的说法是：革命的领导党无力完成它打算做的以及向群众承诺的事情。

　　即使革命阶级和平地按计划掌握了旧政权的旧生产资料并在安静的环境中改造社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的东西也不够并且远远不适合新社会的建设。一无所有。改造本身是一种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与经济水平，从而也是群众生活水平缓慢上升，有时甚至下降相联系的。

　　在国内战争和破坏的环境下进行的改造，在敌人的打击下更加降低了经济的水平，使整个社会危机具有灾难性。革命的积极成果从而被抛向远方。

　　革命高涨时代的特点是矛盾、对抗、斗争的增长，旧统治阶级和阶层的张皇失措，而另一方面是各阶级加紧团结在主要的革命阶级周围，指望在新的制度下改善自己的地位。反动时代的特点恰好相反。在执掌政权的或者接近政权的阶级中间出现不满、内讧、对抗，总而言之，离心力。相反地，原先的统治阶级，被抛弃的阶级，则互相接近，力图为受到的委屈报复，完全或哪怕部分地追回失去的阵地。

　　在热月时代不仅革命初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甚至旧制度的拥护者都支持领导热月政变的雅各宾派中的倒戈分子。君主派还不敢公开露头。君主立宪派只能指望国王。甚至追求全面实施竞争和自由流通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也只能小心谨慎地逐步走近自己的目标。他们全都需要来自执政的革命党的权威掩护。他们找到了这种掩护。

　　群众疲倦了，群众不希望再发生严重改变自己命运的新的震动。即使群众已准备好奋起，也需要有能够领导他们奋起的政党、组织。在法国热月时代没有这样的政党和组织。雅各宾派消融在国家机关之中。在苏联热月时代也没有这样的政党和组织。通过禁止党内派别，唯一的政党让官僚掌握所有支配群众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印刷机、无线电、会场、大楼直到广场。

　　毫无疑问的还有，布尔什维克和当年的雅各宾派一样，教导自己的群众养成消极服从的习惯。谁把包括革命过程在内的历史过程看作是教堂内的教学，谁就能够说，布尔什维克的过错是先前的政策，因为他们以培植热月派为自己的失败做好了准备。这种说法既对又不对。权力的集中是拯救革命的必要条件。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反对各种各样的杂音，是建设新国家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集中制必然保证领导压倒地方和小集团的主动性……对此还需要补充领导的一个特点，即布尔什维克党向群众所展示的：有学识、有远见和有能力。在所有重要问题上，事变的进程都证实布尔什维克领导是对的，这大大提高了它的威望。在列宁患病和去世的时候，这种威望极高。当然，可以就此提出大量廉价的议论来反对一般权威。但是幸运在于领导的英明。但世上的一切都具有两面。任何优势都会转变成自己的反面。这也适用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优势。

　　按照设想或按照许诺，推翻罗伯斯比尔的专政必须代之以自由主义制度。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要实施自由主义制度，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自由交换，而国家不干涉人的关系的基本领域。在产品短缺的地方，在国家不得不用规章制度之类的东西去干预的地方，国家不得不用强力迫使有关人员实行损害他们利益的节制。热月派努力迎合生产者，首先是农民的利益，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农民对国家强制征购的反抗增强了。有意思的是，在苏联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1924—1925、1926和1927年是在农村扩大自由主义制度的年份。然而俄国热月派的让步不但没有使农民自愿缴纳余粮，相反地，却使他们增强了信心，认为国家动摇了，要继续施压，以争得流通的完全自由。

　　在热月时期，所有的坏事一定记在雅各宾派和恐怖主义者头上。他们要对工人的各种骚动、农民的任何反抗、火灾、爆炸等等负贵。

　　热月，尤其是在其最初阶段的特点是极端害怕群众。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实施自己的反法律措施的。

　　热月的主要内容是恢复贸易自由。革命巩固了私有制，在存在私有制的情况，贸易自由必然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发展，社会矛盾的深化。如果说需要雅各宾专政是根绝封建社会，抗击外敌，捍卫新社会的存在，那么热月制度的任务就是为新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为贸易自由而取消最高限价也就意味着确立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权利。苏联的热月在这一点上存在毫无疑问的相同点，但就内容而言它同其法国原型存在深刻的差异。贸易自由，或者所谓新经济政策，是在1921年实施的，无论如何是在热月到来之前。诚然，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把恢复贸易自由看作是对资产阶级关系、资产阶级传统和贪欲的让步。在这个意义上，新经济政策包含了热月的因素。但政权仍然留在领导十月革命的那些人手里。政权事先对贸易自由作了限制，使之不致破坏根本制度，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所以把实施新经济政策当作热月的开端是不对的。新经济政策无疑为未来的热月准备了有分量的因素。它复兴了城乡的小资产阶级，增加了它的贪欲和要求。

　　每一个争斗的阶级都有自己的官僚。但在不同的阶级中官僚的关系是不相同的。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自然很容易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和自己的政治官僚。知识分子就其本质而言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能产生多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统治地位，部分地也多亏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在经济上的优势。知识分子从自身分离出政治人物，他们绝大多数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就日常生活而言，知识分子包括职业的政治官僚同中产阶级的上层密不可分。日常生活条件、熟人的交往和朋友圈在多数场合对思想有决定性的影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资产阶级氛围之中，这只会加强他们同资产阶级老板的联系。

　　处在对立端的是农民，尤其是农民下层。农民分散在广大地区，因此无法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自己的政治官僚和自己的政党。诚然，在农民中间，特别是在其上层，出现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立即前往城市，有才能的人都集中在首都。他们找到了新的熟人、交往和社会依存关系的领域。因此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被资产阶级所俘虏。所谓农民政党实质上不过是剥削农民的资产阶级政党。

　　无产阶级的状况不同，这个阶级集中在大城市的工厂。就水平而言它大大超过农民。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中断同无产阶级的联系，他们住在城里，工人处于他们的影响之下。

　　革命排除、摧毁、打碎旧的国家机关，这就是它的本质。群众占据舞台。他们做出决定，他们自行其是，他们立法、审判。革命的本质在于，群众自身就是执行机关。

　　当群众离开公众舞台，回归自己的住宅，躲进自己的房子，灰心失望，疲倦不堪，那时就出现真空。填补真空的是新的官僚机关。在反动取得胜利的时代，机关、军警机器发挥在旧制度下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原因就在这里。

　　尽管十月革命是非常深刻的革命，但苏联热月的大军实际上还是联合了以往执政党及其意识形态代表所留下的一切。原来的地主、资本家、律师、他们的子弟，只要他们没有逃到国外，都进入了国家机关，有的还入了党。还有原资产阶级政党的大量党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了党政机关。此外还应当加进大量小市民类型的人，在激烈的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他们站在一旁，而现在相信苏维埃国家稳固了，拼命钻进这个国家担任要职，不在中央，就在地方。

　　这整个形形色色的大军就是热月的天然支柱。原社会革命党人当然准备竭力支持庄稼汉的利益，防止可恶的工业化主义者的侵害，孟什维克则主要认为，应当给与小资产阶级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他们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既然在国家和国家机关中保存下来，自然会抓住农民作为救命稻草。他们不能指望取得什么直接成就，他们清楚地知道，必须经过保护农民的阶段。这一切都是热月的大军。然而在这些集团中没有一个能够公开抬起头来。他们都需要执政党和传统布尔什维主义的保护色。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反对把他们所遭受的耻辱永存下来的斗争。他们乐意接受布尔什维克中反对不断革命的人物作为自己的领袖，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经济复苏了，出现了不多的剩余。它自然集中在城市，并且受执政阶层支配。剧院、餐馆以及其他各种娱乐设施恢复了。在国内战争那悲惨严酷的年代处于沉睡状态的几十万各行各业的人，现在醒过来了，伸伸懒腰，参加重建正常生活的工作。所有这些人都是不断革命的反对者。他们全都希望安静、发展和加强，想要增加城市的娱乐设施。

　　对大量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很难也没有必要做出理论评价，尽管纸张短缺，这些著作确实淹没了整个苏联。斯大林本人不会再版他大体上在1923年至1929年所写所说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与他在最近十年所说所为相互矛盾，完全被推翻了。在这里哪怕用引文的形式援引这些政治垃圾，也完全是多余的。对我们来说，只要指出逐渐形成、发展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那些最重要的新思想就够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发起者藉此试探苏维埃领导层的反应。这种指导思想有三点，它们是逐步充实起来并部分地互相替换的。三驾马车是从捍卫农民利益反对工业化纲领开始的，为了论战，这个纲领被叫作“超工业化”。议论的思路是这样的：迅速工业化只有牺牲农民的利益才行，因此应当以龟速前进，工业化的速度问题没有意义，等等。实际上官僚不愿意惊动开始积累的那些居民阶层，即新经济政策的小资产阶级上层。这是官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第一个有分量的盟友。

　　在第二阶段，1924年那一年，展开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这场斗争的政治内容是，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国际革命，而是为发展我们经济所需的自身安全。官僚越来越害怕与国际革命政策有关的冒险危害自己的地位。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本身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是表现了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思想内容是逐步揭示出来的。从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中产生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直到这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明白他们参加的这场斗争的含义，这场斗争给热月准备和提供了思想武器。

　　官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中的第三个指导思想是反对平均主义，即反对平等。这一斗争的理论方面具有可笑的性质。斯大林在马克思就哥达纲领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信中发现了一句话，说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在产品的分配领域还保留着不平等，或如他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指的不是制造新的不平等，而是逐步地，即不是一下子消除工资领域旧的不平等。对引文的错误解释变成了官僚权利和特权的宣言。官僚把苏联的命运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分开的目的，不是要自己在福利和权力上同工人群众平等。一国社会主义的含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因为这保障他们的统治和舒适生活。因此疯狂地进行反对平等的斗争。

　　1931年苏联剧作家阿菲诺格诺夫的剧本《恐惧》中一名主角说：“80%被调查者的行为动机是恐惧”，其余20%被调查者是无所畏惧的被提拔的干部，他们是国家的主子。阿菲诺格诺夫本人失宠了。斯大林手中最强大的武器是指责反对派想立即实施平等。占20%的被提拔的干部在其中听到的是自己领袖的声音，而占80%的被吓倒的人不敢作声。

　　早在1920年10月31日，题为《多一些平等！》的特别命令写道：“不要在军队中给自己提出立即取消一切特权的无法完成的任务，而是竭力把这些特权减少到真正必须的最低限度。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取消不是军事所要求的，必然会侮辱平等感情和红军同志情谊的那些特权。”

　　1925年在官僚的词汇中平等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季诺维也夫在《时代哲学》一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季诺维也夫在文中提出，现在广大劳动群众都有一个要求：多一些平等。文章在当时的官僚统治集团中成了一个不和的苹果。斯大林的密友宣称，季诺维也夫的说法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完全的平等：这里的统治原则是按所完成的劳动取酬。完全正确，马克思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这个资产阶级原则（如他所强调的）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社会还没有达到能够满足公民的所有需求的高度。季诺维也夫根本不想同这个论点争论，他清楚不同类型的劳动获得不同工资的必要性。他认为工资表两端的距离应当缩小，他谨慎批评的矛头首先是针对官僚的特权地位和过多财产的。马克思和列宁当然没有预见到，官僚把自己的物质利益藏在勤劳农民和熟练工人的利益后面。他们把事情说成似乎左翼反对派企图侵犯熟练劳动的优厚收入。这种手法类似于流行的大资本家和地主把自己的自私的利益隐藏在对小手工业者、商人和农民利益的虚假关怀后面。应当承认，这是巧妙的手法。斯大林这里依靠的是享受越来越多特权的广大官员阶层的贪欲，而这些官员第一次清楚地把他看作自己的公认领袖。不管多么荒谬，平等再次被宣布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宣布反对派企图侵犯马克思主义、列宁遗嘱、较勤奋的熟练工人的工资、勤劳农民的微薄收入，侵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别墅、我们的小汽车、我们获得的权利。“过去到底为什么而斗争”——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话那时极为流行。

　　平等被宣布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斯大林捍卫不平等，捍卫上层官僚的权利——大资产者的生活，中层官僚——中资产者的生活，如此等等。其他分歧、问题、组织问题立即退到第十位。每一个官僚都知道现在为什么而斗争，把本办公室的职员拉到自己一边，因为尽管存在尖锐的等级，但大家都凌驾于群众之上。

　　国内战争以及对波兰的战争都已过去，饥荒的最严重后果已经消除，新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活跃起来了。在这一时期，斯大林越来越多地以官僚的组织者和教育者，而主要的是地上财富的分配者出现。他按照对反对派的敌视态度来挑选人才。他教导地方上的走卒如何组织权力，如何挑选工作人员，如何利用他们的弱点，如何使他们互相对立。

　　官僚较为稳定安宁的生活产生了舒适的要求。斯大林本人继续过着相对俭朴的生活，至少表面上如此，他把握住这一要求舒适的运动，他分配肥缺，挑选可靠的人，奖励他们，帮助他们扩大特权地位。对每一个问题他感兴趣的着眼点首先是挑选干部，活跃机关，保证他个人的领导。这样，虽然表面上没有脱离过去，但他已经从工人党的革命家变成新特权阶层的领袖。

　　对战争的疲劳反应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以较为和缓的形式出现。英国的劳合—乔治、法国的克列孟梭尽管得到官方的赞同，但政治上处于孤立状态。美国的威尔逊失去了声望。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是二流角色，现在站在那些因国内战争、因战争的考验和恐怖而疲惫不堪、要求转向和平状态的人们的前列。这样，在小资产阶级上层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复活了，活跃起来了。国家政权扮演了这种阶级斗争的调节者，从而改善了离工人组织而独立的地位。这就是国家机关热月蜕化的基础。准确点说，不是基础，而是根源，是这种蜕化的第一章。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从捍卫作为独立生产者和商人的农民的利益的角度进行的。以保护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利益的名义，通过中立和排除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派来推动国家政权。政治上战胜托洛茨基主义之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使租佃土地和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合法化的法令。这两项措施都比新经济政策的最初设想走得远得多。特别重要的是，与此同时政权从左向右转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为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向农民做过让步。在热月中根本谈不上这一点，因为为了更多地迎合农民和扩大让步，权力的政治组成变了。

　　反动和反革命的条件是什么？出于不同的原因，我们对革命的条件，包括胜利的革命的条件，做了很多研究。但我们对反革命和反动的条件，例如热月反动的条件，实施反革命的条件的研究却少得多。非常清楚，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连的。反革命期间，电影好像是从相反的方向开始的。它从来不会放映到底。革命的部分成果总是会保存下来的。

　　在革命中要辨别什么口号是革命所反对的，哪个阶级是完成革命的，最后，那些阶级和阶层或者中立，或者被事变的漩涡卷到某一个基本阶级那里的。革命要取得胜利，革命阶级必须成功地把多数中间阶层吸引到自己一边，从而成为民族多数的代表。阶级在社会方面、思想方面都不是单一的。在无产阶级中总是可以区分出先头部队、中间阶层和落后甚至反动的后卫。革命要成为可能，组织成政党的先锋队必须把本阶级的绝大多数吸引到自己一边，使士气低落的分子处于孤立和微不足道的状态。

　　这样，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多数团结到革命先头部队周围，把相当多的中间的、不满的、被压迫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下层吸引过来，中立其另一部分，用自己的猛攻瓦解已经过时的阶级，摧毁军队的抵抗，把其多数争取到自己一边，中立其余部分并孤立最反动的团队。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的公式。

　　自然，革命的基础是经济的一定状态、经济危机、生产力和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的体现经济进步、生产力发展的阶级与坚守旧的反动的已经过时的所有制形式的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革命的经济前提。但在这种客观的基础上还需要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上形成一定的集团、一定的政治关系、一定的意识状态。这些过程具有心理性质。归根结底它们自然是由客观的社会危机决定的。但它们有自己的逻辑和动力。正是意识、意志、准备斗争，或者相反，灰心失望、意气消沉、沮丧等变动情况，正是这种变动直接决定了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上述一切推动我们思考反动和取得胜利的反革命的条件和前提。反动或反革命是对用激进办法解决旧矛盾的革命所产生的矛盾的回答。

　　1934年6月是对纳粹政变作出反应的第一个阶段。相当数量的首脑反映群众的情绪，接受了希特勒的社会煽动，如果不是完全认真的，那么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他们认为需要第二次革命。在资本主义盟友和保护人的压力下，希特勒于1934年6月30日把相当数量的真正的纳粹派遣到这个世界。怎么能说民族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反动？

　　1925年大大扩大商品流通的自由，是最明显的热月表现，犹如多年以前取消最高限价一样。然而在这种相同后面不能不看到根本区别：这就是国家手中的生产国有化和土地社会化。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新经济政策，尤其是1925年它的扩大，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扩大意味着两种经济体系的冲突。在最初的几个步骤中，这种冲突加强了官僚的阵地，提高了他们的独立性，首先是脱离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但事先已经清楚，商品流通的继续发展和扩大，小资产阶级阵地的巩固，必然尖锐地提出列宁提出的问题：谁战胜谁？这个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僚，他们在这时候已经获得很大的独立性。就生活条件、保守主义、政治倾向而言，很大一部分官僚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然而官僚的经济根子立足于新的所有制条件之上。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不仅威胁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基础，还威胁到官僚自身的社会基础。他们可以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弃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但他们绝不会为新小资产阶级利益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这就准备了官僚与富农之间的尖锐冲突。

　　私人企业无疑花很大的力气借助于贿赂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放纵行为来腐化苏联机关。但这仍然不是官僚强烈反对私人企业主包括承租人的主要原因。后者中的某些人工作得不错，具有主动性，竭力提供优质产品，虽然价格很高。甚至国家机关也宁愿购买股东的产品。列宁提出租让制的目的，正是为了不让国家的垄断者模糊自己是不可侵犯性的这种意识。但这正是懒惰的官僚所不愿意的。在为社会主义工业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幌子下，他们实际上是为自己争取无干扰无竞争地安稳支配国家经济的垄断权。就这样逐步地扼杀混合租让公司以及其他私人企业。斯大林是这一潮流的领导人，他总是捍卫官僚利益的。

　　1922年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是非常谨慎小心的，到1923年就公开并激烈起来。从1924年开始公开进行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在以后的年代以不同的形式、不问的说法继续下去。反对平等的斗争从1925年底开始，实质上成了官僚社会纲领的轴心。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是直接为富农利益服务的。发展工业要采取乌龟速度，是为了让富农无痛苦地长入社会主义。这个哲学是右派和斯大林中派共同的哲学。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是为形成官僚同城市资产阶级与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服务的。反对平等的斗争更加紧密地使官僚不仅同工人阶级上层，尤其是同城乡小资产阶级联结在一起。不平等是存在这些盟友的社会基础、根源和含义。这样，从1923年到1928年经济、政治和国际的利益把官僚同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了。在这一时期热月与其法国原型有非常明显的相同点。在这一时期允许富农租佃贫农土地，雇用贫农做工。斯大林打算把土地租给私人40年。官僚在迎合盟友的利益和要求上走得很远。但到1927年终于发现内行经济学家早已知道的事实，资产阶级盟友的要求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富农想要土地的完全所有权。富农想要拥有自由支配自己全部收获的权力。富农想以自由商人或者自由工业家身份在城里安插代理人。富农不愿忍受强制收购和固定价格。富农同小商人、小工业家一道力求恢复资本主义。为此开始了争取国民劳动剩余产品的不调和斗争。在不久的未来谁能支配它，是新资产阶级还是苏联官僚？谁支配剩余产品，谁就能支配国家政权。小资产阶级帮助官僚镇压了工人群众和表达他们观点的左翼反对派，而官僚帮助小资产阶级凌驾于农村群众之上，现在在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之间直接展了争夺权力和收入的斗争。

　　非常清楚，官僚摧毁无产阶级先锋队、破坏国际革命的网络和宣布平等哲学，并不是为了向资产阶级投降，变成它的奴仆，或者干脆被排除出国家权柄之外。官僚被自己6年政策的后果吓坏了。于是出现了反对富农、反对耐普曼的激烈转折。

　　开始了第三时期，反对右派的斗争。在头脑简单的人看来，第三时期的理论和政策似乎是先前两个时期的发展。

　　还在1927年4月，斯大林的主要思想是在我们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不必牵扯上国际因素。一国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现在斯大林向右派证明，撇开外部环境可以使速度放慢，但问题在于，“不能撤开外部环境”。

　　这是简单抄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说法：如果撇开就可以，但不能撇开。

　　斯大林宣传说，外部危险只有武装干涉。我们向他解释说，除了武装干涉，还有低廉价格的干涉。这被叫作缺乏信心或悲观主义。现在斯大林谈论加速工业化：“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压垮。”这样，他迟了4个年头触及了我国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系数问题。我们还在1924年就在理论上，1925年在实践上（在科学技术协会和产品质量特别会议上）提出了研究这些比较指标的问题。从那时起做了些什么？

　　斯大林从龟速哲学转向了极端主义：“必须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在这种笼统的提法下，极端主义是空洞的。不是很快就能够赶上和超过的。在此期间西方无产阶级能够在政治上，也就是说在经济上赶上我们。那时它会在经济上拉我们一把的。无需……口头上如此勇敢地跳越阶段。近期的实际任务是使我们的价格和我们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人均标准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和标准，而不是落后于它们。

　　斯大林认为目前的工业发展速度是正常的速度。总而言之，在不犯错误的领导下完成的只是应当完成的。并且在1925年，产品增产20%被看作是有害的幻想或者托洛茨基主义。在《走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中，我非常谨慎地指出恢复时期结束后的这种速度。官方机关采取的速度要低得多。而政治局制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超工业化做法。现在的工业发展速度的增长不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动态有正确的预见和理解所致，而是在市场、反对派的批评和危机的鞭策下凭经验作出的，而危机多半是领导的局限性和尾巴主义造成的。

　　反对派在1925年的过错不是超工业化，而是对政治局的尾巴主义决定采取多余的教育适应的态度，对在正确方针下工业化的现实可能性估计过低。这种状况实际上至今也完全如此。

　　巴尔明写道：“从1928年起需要采取非常措施反对农民，强迫他们以过低的价格向国家出售粮食和原料。反对派提到的困难出现了。斯大林失去了头脑，采取了暴力手段。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当时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坚持回到正常的农村制度上去。于是形成了右翼，现在斯大林回过来反对他们。在心理上他善于利用开除和逮捕所引起的不满谋利。开除托洛茨基分子是勉强的，但第一次公开反对右派的运动却被党所甘心接受。”

　　这里无疑显示了斯大林玩弄权术的艺术，诚然是在对他个人极其不利的情况之下。他利用右翼反对派开除左翼反对派，因为只有右翼有严肃的原则理由害怕左翼的政策。但由于开除左翼反对派引起党内广大党员对右翼的愤慨和不满，斯大林就利用这种不满去打击右翼。他总是扮演调和者或和事佬，似乎想把不可避免的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并把采取严酷措施的责任推给党内这一翼或那一翼。

　　1927年中央委员会的正式会议确实变成了丑恶的舞台。不实际讨论任何问题。一切事务都在斯大林的御用会议上幕后解决，后来是同右翼集团——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商量。中央委员会的两次正式会议的任务是按照预先分配好的角色和发言中伤反对派。中伤的腔调越来越肆无忌惮。最高机关的最无耻的成员完全因对反对派的无耻行径而得到奖赏，他们打断久经考验的人士的发言，起先用毫无意义的反反复复的指责、大喊大叫，然后就骂街。其导演是斯大林。他在主席团后面走来走去，看着被指定发言的人，当对反对派分子的谩骂达到无耻程度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很难想像我们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

　　1927年当我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以左翼反对派的名义宣读宣言的时候，回答我的是叫喊、威胁和辱骂，就像当年在克伦斯基的预备议会开幕时我宣读布尔什维克宣言时听到的那样。提一下，伏罗希洛夫喊道：“他的神气就像在预备议会上那样！”此语比惊呼的那个人所预期的要准确得多。

　　巴尔明参加过组织局的会议，斯大林不在的时候由卡冈诺维奇决定和组织。“进入会场我就明白了，谁也不用争论，都是走形式。得到斯大林信任的人权威地决定一切。”——巴尔明写道。

　　谈到1907—1911年时期，我们看到反动浪潮是如何在无数的现象和过程中形成的，它们创造了难以遏制的力量。只有像苏瓦林这样远离沉重的历史反动的人才会把革命的退潮叫作普通的艺术形象。1917—1923年的革命就搏斗的规模和深度而言是1905—1907年革命所无法比拟的。与此相应，在世界事变的压力下苏联的内部反动具有极其深刻的难以消除的性质。区别在于，1907—1911年的反动具有完全清楚和公开的性质，因为革命是被从外部扼杀的。热月反动具有伪装的性质，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从内部被扼杀的。

　　我想像不出，在人类历史上能找到像布尔什维克党这样团结、这样精神振奋、这样忠诚、这样没有私心的范例，其体现者就是其执政司令部。有过摩擦、冲突、一句话，人类所具有的一切。中央委员也是人，没有什么人类的东西是他们所没有的。但特殊的时代使他们超越其自身。用不着理想化，不用闭眼不看人的弱点，然而还是可以说，在那些年代笼罩党内的是高山仰止的精神。

　　随着新成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市侩或追求升官发财分子的涌入，党内的气氛开始变了，并且变得很厉害。清党重新提高了它的水平。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新党员。革命的步伐被挡住了。国内战争之后，尤其是德国革命失败之后，布尔什维克不再感到自己是征战中的战士。俄国的分裂派教徒曾经说过，我们为什么要牢固的房子，让我们等待基督降临吧。布尔什维克党也有这种情绪。个人生活被推到后面，人们在等待新的伟大事变，很少考虑舒适的生活。自然，这种情绪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党在发展中遇到了额外的障碍：国家的贫困和落后、欧洲正式工人运动的保守主义。立即出现大事变的期待被代之以对长期顽强耐心工作和必要性的认识。与此同时，党从野营转向定居。国内战争年代有不少人结婚。战争结束时出现大量孩子。住宅、家具、家庭问题占据越来越多的位置。全党存在的革命团结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被对官僚和物质的依赖关系所取代。过去可以仅靠思想来争取支持者。现在许多人学会用职位和物质特权来争取支持者。

　　列宁离开了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局内大家团结起来反对一个人。人们重新站队。某些优点不见了。置于首位的是那些被仔细掩盖起来的特点，或者没有得到发展的特点。不过政治局的成员暂时依旧，对往日的记忆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并且限制了他们互相反对的行为。

　　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制约了斯大林。他们毕竟经过列宁的长期培养，他们珍视思想、纲领，虽然他们在兵不厌诈的幌子下容许自己背离纲领，破坏思想路线，但这一切还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三驾马车的分裂解除了对斯大林的思想限制。在政治局内委员们不再为不礼貌行为感到羞耻。论据失去了力最。在共产国际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无耻。那时政治局委员中已经没有人认为外国支部具有独立意义。问题只归结为要它们投票反对反对派。以前我在共产国际内多年照管法国工人运动。在1923年底和1924年共产国际发生政变之后，支部的新领导越来越背离旧学说。记得有一天我给政治局会议带来法国共产党最新一期机关报，翻译了几段纲领性文章。有几段话非常形象地显示了其无知和机会主义，以至于有一分钟时间政治局陷入了慌乱。但不能出卖自己人。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卢祖塔克略懂中学水平的法语（或者认为很懂法语）。他从我这儿拿去报纸，开始翻译同样那几段话，跳过某些字句，歪曲其意思，补之以自己幻想出来的解释。他立即得到一致的支持。

　　决定性的袭击是在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三驾马车决定背水一战。会议的气氛令人害怕。谁也不表示异议，谁也不提问，谁也不鼓掌，大家都极端紧张地坐着，不想放过一个字，力图猜出在这突然袭击背后的内幕。感到突然只是不了解情况的多数。会上已经有几十名最著名的代表，他们事先做好了袭击的准备，在普遍慌张的氛围中为会议定调。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这时候已经彼此不说话。但会上的激愤心情使他俩接近了。他们对结果很为满意，坐同一辆车回去，相互交换印象，制定未来的计划。所有这一切是三驾马车中的两名成员转入反对派队伍之后，加米涅夫在1926年告诉我的。

　　三驾马车分裂后一批得宠的人补充进政治局，他们的特点是进入的人竞相表现自己对对反对派的敌视，准备支持“领袖”的每一项措施，竭力在粗鲁上互相赶超。像伏罗希洛夫、鲁祖塔克、米高扬这样的人过去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怀着景仰之情，现在觉得这一切不过是神话而已，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感到自己是政治局的主人。面对高山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

　　就在这时候（1924年）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加米涅夫在别墅里饮着葡萄酒进行了一次倾心的谈话。在回答一生中最喜欢干的事是什么的问题时，兴奋的斯大林以罕见的坦率回答说：“盯紧牺牲品，做好一切准备，进行无情的报复，然后回去睡大觉。”同斯大林决裂后，加米涅夫不止一次提起过这次谈话。加米涅夫担心自己的原盟友使坏，但他还是没有预见到斯大林经过长时间准备后对他的可怕报复。斯大林在枪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以及其他人之后夜里是否睡得好，我不得而知。

　　斯大林广泛利用列宁生病之机搜罗忠于他的人。斯大林竭力利用各种形势、各种政治局、各色人等的组合来为自己、为自己的争权斗争、为自己统治他人的权欲服务。如果他的智力对此不胜任，他就把两个最强的竞争者打发走。他利用个人或者集团之间对抗的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这方面他拥有几乎不犯错误的本能。每遇到新的情况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自己，他个人可以从中得到些什么？当整体利益同他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总是牺牲整体利益，自然，如果他不会受到直接的监督的话，换言之，只有党的利益有利于他的影响和权力，他才会维护党的利益。依靠不犯错误的本能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斯大林总是在任何情况下，用任何借口给另一个较强的竞争对手制造困难；另一方面，他几乎同样坚持不懈地奖赏给他的支持和个人忠诚的任何表现。最鲜明的例子是消灭优秀的苏联指挥员。布哈林的评论是：他不能容忍别人有而他没有。

　　1925年斯大林保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我对他们1917年行为的批评。他写道：“个别布尔什维克确实由于7月的失败而灰心，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我就知道当时被捕的布尔什维克之中有人竟准备离开我们的队伍。但是由此做出不利于某些似乎是‘右派’（似乎是中央委员）的结论，这就是无耻地歪曲历史。”如此坚决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的引文中，有意思的是关于某一被捕的布尔什维克的说法。

　　斯大林暗示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在审讯文件中发现卢那察尔斯基在7月事变后审讯中的供词，此供词没有给他的政治勇气带来荣誉。但是对斯大林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不是这一点。1923年卢那察尔斯基出版了《革命领袖剪影》一书，其中没有斯大林，这不是因为卢那察尔斯基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他同其他人一样，头脑中没有把斯大林看作“革命领袖”。1925年情况变了。斯大林向卢那察尔斯基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他改变政策，否则将成为揭露的牺牲品。正因为如此才没有点卢那察尔斯基的名字。给了他一定的期限来摆平此事。不管怎么说，卢那察尔斯基懂得了问题何在，急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的七月罪行立即被放过。

　　斯大林把消灭新统治阶层的对手和论敌的事业与个人报复事业联系起来。他有贪婪的虚荣心，但智力贫乏，没有任何天赋，在比他少一些虚荣、性格不如他坚强但无比卓越、具有天赋、慷慨大方的人中间，他常常感到痛苦，对此，斯大林这个杰出的庸人永远不会宽恕任何人，因为这是一种精神优势。在他的记忆中记着某种程度上胜过他，甚至对他不殷勤的人。而由于所有苏联寡头以及所有官僚都是组织起来的和集中化的庸人，斯大林的个人本能同官僚的基本特点是再符合不过的了：害怕群众（他们来自群众，又背叛了他们）、对任何优点的敌视。

　　斯大林出身于革命斗士学校，这些斗士无论是在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措施方面，还是在牺牲自己生命方面，从来不会迟疑不决。斯大林就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不过斯大林把老革命家的坚决无情和坚强用来为新的特权阶层服务。斯大林借口继续旧的斗争，用契卡的毛瑟枪消灭了全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和所有最独立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新一代的代表。在用毛瑟枪有点不方便的地方，斯大林就使用毒药。几次著名的莫斯科审判毫无疑义地揭示，斯大林拥有庞大的毒药实验室和医生，他们在治病的伪装下消灭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医生们能够准确地说出那些按一定的比例，在一定的条件下从治病的药物变成杀人手段的药品的名称。此事做起来很容易，因为给布尔什维克，特别是给重要布尔什维克治病的医生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即斯大林任命的。在我以后担任红军首脑的伏龙芝的神秘死亡，斯大林妻子阿利卢耶娃的神秘死亡；因奥尔忠尼启则、马克西姆·高尔基之死人们关于下毒的议论：这两人都捍卫老布尔什维克，反对枪杀他们。斯大林如果不是超级拿破仑，那毫无疑问，他也是超级波尔吉亚（Борджия）。如果要找一个可以同斯大林相比拟的历史人物，我们不会提克伦威尔，不会提罗伯斯比尔，不会提拿破仑，不会提列宁，甚至不会提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倒是不得不提墨西哥的独裁者博尔菲利奥·迪亚斯或者土耳其的独裁者穆斯塔法·凯末尔·帕沙。为数不多的了解内情的人，我是其中之一，总是怀疑斯大林加速了列宁的死亡。我现在也准备借助于一些间接的罪证和设想来证明这一点，它们综合起来也许对审判已经足够了，不会留下疑点。

　　然而是否可以从斯大林已经具备暴君的所有特点的1938年为他还处在争权的1924年的行为做结论呢？问题是完全合理的。无论如何，谁也不会怀疑，如果列宁能在几周后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出现的话，这将意味着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从而也是他政治上的终结。病中的列宁正在为反对斯大林的不调和的公开斗争做准备，斯大林对这一点知道得太清楚了。在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元老会议上，斯大林已经在谈论列宁遗嘱，把它说成是一个在“婆娘们”影响下的病人留下的文件。

　　斯大林后退得很远。由于担心列宁所准备的对他的进攻，斯人林决定破釜沉舟，用给与苏维埃职位的办法公开招募支持者，对那些追随列宁集团的人士使用恐怖手段，不断散布谣言说列宁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是当时的气氛，就在这种气氛中列宁写下了同斯大林完全断绝一切同志关系的短信。这是列宁一生中所写的，准确点说，所口授的最后一封信。加米涅夫在此信写成的当晚（1923年3月5—6日）谈到过这封信。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谈到过这封信。玛·伊·乌里扬诺娃证词的速记纪录证实存在此信：“关于这一事件的文件是存在的。”（引自玛·伊·乌里扬诺娃给全会主席团的声明）。那时谁也不怀疑存在这封信的事实。不仅在时间排序上，并且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这封信都给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划上了最后的句号。事实证明，列宁不能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接班人。

　　在1927年的7月全会上，应反对派的要求宣读了列宁的遗嘱以及其他一些文件，并记入秘密纪录，文献说明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列宁对斯大林的极端敌对态度。斯大林建议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撤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不公布列宁遗嘱的决定，把遗嘱刊载在《列宁文集》上（自然，从来没有执行）。

　　在速记纪录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我说，列宁在第二次中风前口授的最后信件是关于同斯大林断绝一切同志和私人关系的信。克鲁普斯卡娅不说话，默认了我们所说的。那时候乌里扬诺娃同斯大林的紧密盟友布哈林关系密切，她提交了书面声明，意思是说，关于断绝关系的信只有私人性质，是一些暂时的情况引起的，并且这从下述事实也可以看出，在写这封信前不久，列宁召来斯大林，向他提出这样一个请求，这种请求只会向值得信赖的真正革命家提出。乌里扬诺娃没有进一步发挥这一暗示。我们反对派中没有人认为能够破译她所说的话，不过说的自然是列宁向斯大林索取毒药的事。

　　实际上，乌里扬诺娃的解释尽管表面上颇有说服力，但是虚假的，至少就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那一部分而言是如此。列宁有妻子和妹妹的日夜照顾。两个女人为病人不睡不眠，就像过去对健康的人那样：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从青年到老年始终是他的忠实朋友和他的全部工作的不倦参与者，而玛丽亚·乌里扬诺娃是他的妹妹。乌里扬诺娃从来不知道有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用在哥哥身上。她的性格中某些地方同哥哥一样：忠诚、顽强、不妥协；然而由于智力的限制，这些特点往往具有漫画的性质。乌里扬诺娃因列宁而嫉妒克鲁普斯卡娅，没少给她增添伤心。在列宁生前，他作为最高权或尽可能平衡两人的关系。他去世后情况变了。两位女人中自然没有一个能够成为列宁意愿的解释者。但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想成为这样的人。克鲁普斯卡娅与列宁在政治上比玛丽亚有多得多的联系。列宁把所有的秘密文件都托付给妻子，在政治上列宁同她的联系远远超过妹妹。克鲁普斯卡娅一人了解列宁对待斯大林的计划。她手中握有列宁的政治“遗嘱”，她把它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并要求（自然是徒劳的）以后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1923年）宣读。对克鲁普斯卡娅的声音是要听的，大家怕她。乌里扬诺娃立即被推到次要地位，由于对克鲁普斯卡娅的反对立场，她落入斯大林阵营。两个女人都住在旧宅里，乌里扬诺娃日复一日地使克鲁普斯卡娅的生活败兴。斯大林因列宁的遗嘱及其优势而在克鲁普斯卡娅身上进行报复。

　　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说，先前，包括写自传的时候（那时我认为还不能公开提出这一问题），我只能假设列宁知道斯大林对他的死亡感兴趣，斯大林也猜出列宁的怀疑，没能想得更多。亚戈达以及其他人的案件使我重新审视克里姆林宫历史中这一章。最接近斯大林的人原来是职业下毒人，并且在这方面为他效劳的竞是克里姆林宫医院的那些主要医生，他们为从列宁起的政府成员治病。到底从什么时候起毒药实验室列入斯大林的行政系统的呢？这一点我不知道。也许正是列宁的请求激发斯大林出现一个念头，在合适的条件下毒药也许是排除障碍的非常有效手段。亚戈达那时候已经同列宁的卫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非常清楚自己保护人和盟友的企图和担心之所在。如果斯大林本人借口其他政治局委员反对而不执行请求，那么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促使列宁想起让亚戈达来服务。可以通过正常途径来让列宁死亡，但也可以加速其死亡。事实是：在缓慢的好转之后突然死亡。

　　如果斯大林想协助死亡工作，那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他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执行它，那他为什么要把列宁的请求通知政治局委员呢？无论如何它不能期待他们的支持或协助，相反地，他相信这首先会遭到我的反对。所有重要问题不仅是背着我讨论的，也是背着我决定的。有我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只是纯形式地讨论，目的是了解我的看法，把责任推给我。那么为什么要把此事告诉我呢？对此我只能猜想，对此我早有模糊的想法，但我要说，只是莫斯科的几个审判案之后我才确信的。

　　斯大林的行为只是乍看起来像是无法解释的谜。那个时期斯大林离掌权还远。他有根据担心，事后会在遗体内发现毒药，会寻找下毒者。在这种情况下谨慎得多的办法是通知政治局，说列宁想服毒。政治局做出决定，不同意提供毒药，但列宁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毒药。

　　政治局剥夺了他合法执行列宁请求（真正的或者捏造的）的可能性。但也没有这种必要。如果列宁向他提出请求，那也不会是通过正式途径，而是通过私人途径，认定斯大林会乐意为他效劳的。可以通过最可靠的亲信以不同的途径给病人提供毒药。列宁有卫队，其中有斯大林的人。可以做到除列宁和他本人之外谁也不知道给药的用途的情况下给列宁毒药。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到底是谁为病人提供了这种服务。斯大林永远可以说，由于他根据政治局的决定而拒绝，列宁显然找到了另外的来源。这样，如果事情败露，解剖遗体时发现中毒，那么事先的警告就具有无限的价值：全体政治局委员都知道列宁想要毒药，而斯大林将此事公开地警告过政治局。这样一来，斯大林就可以保障自己全无干系。

　　剩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列宁的遗体是否进行了解剖检查？未必有人会提出这个要求。无论如何，不是斯大林（他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是局势的主人）领导涉及死亡、解剖、通告居民和葬礼的一切事务的。

　　还可以继续怀疑下去，提出列宁是否确实向斯大林索取过毒药的问题。所有这一切是否系捏造出来的一个计谋，以事先确定自己不在现场？不存在进行核查的任何危险，我们中间任何人自然都不会想去询问列宁，他是否确实试图从斯大林那里获取毒药。因此，如果在遗体内发现毒药，就无需寻找解释，因为政治局及时得知，列宁要寻死，尽管斯大林拒绝给与帮助，他还是能够找到……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列宁向他提出请求一事，斯大林既没有告诉克鲁普斯卡娅，也没有告诉列宁妹妹玛丽亚。她们俩日夜在床头照顾病人。如果列宁确实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如果他确实想要就病人的请求提出警告，那他首先就应当告诉其妻子和妹妹。而实际上，她们俩是在列宁逝世之后才得知这一插曲的。

　　这时候我已经因病住在高加索的苏呼米，黑海岸边。也许值得就此谈一谈经常重复的说法，说我失去权力是因为……因为没有参加列宁的葬礼。提出这种解释的就有瓦尔特·杜兰提，此人认为轻率是有条理的犬儒主义。斯大林的上台意味着官僚对人民的胜利，这比我没有参加列宁的葬礼具有深刻得多的根源。然而没有参加葬礼这一事实无疑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记得1925年季诺维也夫同拉柯夫斯基谈话，或者想使他对自己的胜利留下深刻印象，议论我说：“一个坏政治家，不会找到正确的策略，因此遭到失败。”那时候季诺维也夫还完全没有想到，他成了官僚反动的工具。这次谈话后一年他加入了反对派。当反对派的三驾马车（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形成的时候，党内流传一个俏皮话：他们容忍加米涅夫但不尊重他；他们不容忍季诺维也夫也不尊重他，他们不容忍托洛茨基，但尊重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准确说明了官僚对待反对派首领的态度。

　　1925年秋，斯大林把政治局的多数拉到了自己一边，停止了三巨头会议。还在1925年4月我被撤销军事部门首脑的职务。接替我的是伏龙芝，一个经历多年苦役的老革命家。他不是一个大政治家，但在国内战争中显示出无可争议的统帅才能和坚强的性格。他注定不能长期留在武装力量领导人的岗位上：1925年11月他死于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伏龙芝表现出了过大的独立性，保护军队免于格伯乌的监护：这也是12年后导致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死亡的那种罪行。军事部门新首脑的反对派立场给斯大林造成巨大的危险，而眼光狭隘的驯服的伏罗希洛夫对斯大林来说是可靠得多的工具。巴扎诺夫把事情描绘成伏龙芝有一个国家政变的计划。这只是个猜想，并且纯属虚构。不过毫无疑问，伏龙芝力求使指挥员们摆脱格伯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取消政委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告诉我，伏龙芝是支持他们反对斯大林的。不管怎么说，事实是伏龙芝反对动手术。

　　从各种资料看，事情的经过大体如下：伏龙芝患胃溃疡，但他的私人医生认为他的心脏不能承受哥罗芳这种麻醉剂，所以他坚决反对手术。斯大林责成中央委员会的医生，即自己最可靠的代理人，召开专门挑选出来的医生会诊，会诊建议动外科手术。政治局批准了这个决定。伏龙芝只好服从，迎接麻醉死亡。伏龙芝死亡的情况在苏联著名作家皮利尼亚克的小说中得到折射式的反映。斯大林立即没收了小说，并把他贬黜。皮利尼亚克后来被迫为自己的“错误”公开悔过。斯大林认为需要公布文件以间接证明他对伏龙芝之死并无过错。关于此事的党内传闻是否符合事实，我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怀疑本身是值得注意的。无论如何，到1925年底斯大林的权力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敢于把听话的医生会诊、哥罗芳和外科手术刀纳入行政清算的手段之中。然而那时候国内知道他的名字的居民未必会超过百分之一。

　　我再举一个例子。关于把我流放到土耳其（1929年2月）一事，上面已经提到的巴让诺夫写道：“这只是半个措施。我已经不认识我的斯大林了……从凯撒·波尔吉亚以来我们有了某些进步。那时在法隆葡萄酒中投入一些速效的药粉，或者让敌人咬一口苹果死去。而现在的做法是运用最新科学成就。把科施杆菌的培养液少量地不断掺入食物，可以引发奔马痨，造成迅速死亡”，——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令人不解的是，——巴扎诺夫纳闷地说——为什么斯大林没有沿用他惯用并且符合他的性格的这种伎俩。”

　　那时候斯大林是否已经会搞这种阴谋？他的传记的全部资料使我们得出肯定的回答。从梯弗利斯教会学校那时起，他就热衷于令人不安的怀疑和指责。在国内战争中他嗜血。他认为墨水和纸张在政治斗争中是微不足道的工具。只有死人才是唤不醒的！1925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斯大林决裂后，两人都在可靠的地方存放一封信：“如果我突然死亡，那是斯大林之手千的。”他建议我也这么做。加米涅夫说：“您认为斯大林关心如何回答您的论据？不，他想的是如何消灭您而不受惩罚。”“记得1923年逮捕原鞑靼人民委员会主席苏丹—加里耶夫一事吗？——加米涅夫继续说——这是斯大林发动的第一起逮捕著名共产党人事件。不幸的是我们同意了。从那时起，斯大林似乎嗜血了……我们一同他决裂，立刻起草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其中警告，如果我们‘意外’死亡，罪魁祸首就是斯大林。文件保存在可靠的地方。建议您也这么做，这个亚细亚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在我们结成短暂的联盟（1926—1927年）的最初几周，季诺维也夫就对我说：“您以为斯大林没有考虑把您肉体消灭？考虑过，并且不止一次。但是同一个念头阻止了他，这就是青年人会把贵任加在‘三驾马车’或者他个人身上，有可能采取恐怖手段。因此斯大林认为必须首先消灭反对派的青年干部。他说，到那时候再说吧……他恨我们，尤其是加米涅夫，因为我们关于他知道得太多了。”季诺维也夫补充说：“如果不是害怕青年人恐怖报复，他早在1924年就把您了结了。”这不是推测。在三巨头蜜月时期，其成员已经相当坦率地谈论了。

　　1930年当巴扎诺夫的书出版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文字习作。莫斯科几次审判之后，我较为认真地对待科施杆菌和波尔吉亚的毒药的类比了。这是从哪里来的？谁向这个年轻人灌输这些想法的？巴扎诺夫是在斯大林的接待室获得教育的。在那里议论杆菌和毒药问题，也就是说，这是在1926年以前的事，以后巴扎诺夫离开了总书记斯大林，以便两年后逃往国外，成为反动的白俄。

　　记得斯米尔加在交谈中指出过，在革命初期许多旧的裂纹被补上了，伤口结疤了，半敌对的革命集团接近了，老对手和解了，如此等等。相反地，从1923年开始的下一阶段，出现了相反的过程——所有旧的裂纹扩大了，各种矛盾激化了，所有的伤口化脓了。这说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它以及它的老样子、老传统和老成员与新特权阶层的利益发生了矛盾。热月的全部实质就在此矛盾之中。

　　有不少人，他们企图把热月制度的继续发展，其中包括所有的牺牲和祸害，归结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某种原始的基本性质造成的，似乎党是历史唯一的或者全能的因东。党是暂时的历史工具，是历史的许多工具之一，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由于这个党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这一任务，以宏伟的成果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它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要求它取代那些沉重得多的群众和阶级因素，敌视它的因素，不仅在本国范围内，而且在世界舞台上活动的因素，或者使这些因素服从自己，这就意味着陷入深深的形而上学之中。

　　作为历史工具的党的局限性就表现在，在一个合适的时刻党开始动摇，出现裂缝。从1923年起以较轻的程度，从1927年起以庞大的规模，发生老布尔什维克党被破坏、崩溃、瓦解及其干部被摧毁的过程。为了建立应叫作斯大林制度的那种制度，需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而是消灭布尔什维克党。

　　苏瓦林因其纯形式主义的僵死的思维而完全没有看到，也不理解这一点。他企图把苏维埃共和国的这种演变归结为布尔什维主义中所固有的某些原罪，似乎布尔什维主义是在荒漠或者在无形的物质中活动的，似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历史的胚胎，历史用人的材料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一切，似乎不存在社会环境，似乎没有外部的压力。

　　就材料、文献和引文的选择而首，苏瓦林的书无疑是一本极认真的研究著作。苏瓦林懂俄语，了解相应的文献，所以他写的斯大林传记有巨大的优势。但他的智力是形式化的，完全缺乏历史的穿透力和直觉。他看不到三维的现象。他寻找著作的先例，而不是发展的内在规律。

　　许多人注意到一个事实，斯大林没有同任何一个原先的对手有过长期的和解。1929—1930年以及其后的几年是普遍投降的最近年份。投降者中处领导地位的有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和斯大林的多年同事。毫无疑问，早期有许多假悔过。反对派分子试图同历史进程捉迷藏，装作斯大林的志问道合者，在保护色下等待合适时机，然后公开行动。从革命政策的角度看，这些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投降不是军事谋略的秘密行为，而是公开的政治行为，它会立即产生政治后果，即加强斯大林的立场，削弱反对派。

　　然而远不是所有的悔过都具有军事谋略的性质。巴尔明说，在第一个5年计划取得真正的或者虚假的成就之后，在摧毁反对派领导之后，许多怀疑者、动摇者或斯大林的直接反对者得出结论，不管斯大林的工作干得多么糟糕，但没有别的领导，尤其是国家在前进，所以要抛弃所有别的考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工作。

　　也有不少人在第一次悔过和从事极端秘密的反对派工作之后相信，政治局势的变化不是有利于，而是不利于反对派。这些反对派分子感到孤立无援，并且一段时间之后落入格伯乌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们出现了真正的内心危机，担心党的未来，许多人担心自己的未来，于是悔过了，诚心诚意地回到次要的工作岗位，成为吓坏了的、完全忠诚的听话官员。

　　在那些悔过和保证忠诚工作的人群中间有许多无私而忠诚的人士。他们当然不会强迫自己相信斯大林是各族人民之父一类的东西。但他们看到，他手握政权，这样那样地在保存十月革命的遗产。他们无保留地保证忠于他。虽然感到痛苦，但他们为了高于一切的政治目标，牺牲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尊严。然而他们并没有得救。斯大林不相信他们。他根本就不相信存在把政治目标看得高于个人荣誉甚至个人尊严的无私动机、自我牺牲精神。他认为，这些人是想欺骗他。由于他知道，他们并不承认他是伟人，而只认为他是个占据高位的人，所以他双倍地仇视他们。他需要的只是借口、有利的局面、政治目的，以便消灭他们，为自己的平庸而报复他们。他们都在1936年被捕、流放，许多人被枪毙。为什么斯大林需要消灭这些在一定意义上双倍忠于他的人呢？

　　这个进程就像斯大林政策的其他进程一样，是缓慢地自动地发展的，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起初斯大林不相信，并且往往有充分根据不相信悔过，担心这是特洛伊木马计。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监视、选择、搜查、邮件暗检等等，这种担心消失了。那些真诚悔过的人恢复了党籍，诚然，安排在次要的苏维埃岗位上。但是，当莫斯科的审判闹剧到来的时候，所有那些了解反对派情况、了解反对派领袖及其工作的真正内容的原反对派成员，成了妨碍消灭老一代革命家这一罪恶阴谋的最大危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等反对派活动的见证人，在居民中有几万、几十万之多。他们可以悄悄地告诉密友，指控是伪造的。这种揭露通过朋友之间的传递可以传遍全国。必须消灭这些危险的见证人。

　　但还有另一种较为私密性质的考虑，这种考虑无疑在斯大林的政治心理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在消灭反对派的同时还在神化他个人。改写他的传记，添上他所没有的特点、他所不具备的品质、他所没有建立过的功绩。此外，在真诚悔过的反对派分子中间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同斯大林有密切交往，知道他的过去，同他一起坐过监狱，这些人是骗不了的，虽然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变成受骗者。随着宣传中、报刊上、学校里掀起的令人厌恶的拜占庭风的浪潮，斯大林怎么也无法容许在重要的行政岗位上坐着了解事实真相，但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忠诚而有意说谎的人。对忠诚而又了解过去的人，斯大林比对公开的敌人更为敌视，更不喜欢。他需要没有过去的人、不知道昨天的青年人，或者另一个阵营的倒戈者，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从下面仰视他的，他需要全部更新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

　　诚然，他无法把此项工作进行到底。为了表面上维持同布尔什维克党一起统治，必须在其政治局上头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集团。这个集团是在反对各种反对派集团的斗争过程中由二流、三流和更下流的人物组成的。斯大林尽可能地使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如下境地，即他必须出卖自己昨天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并疯狂地诬蔑他们。加里宁就是这样对待所谓的工人反对派和以后的右翼反对派的。伏罗希洛夫就是这样对待右翼反对派和以后自己军事部门的副手们的。

　　莫洛托夫试图反抗，有一个时间处于千钧一发的境地。斯大林有一个本子，记载了这些亲信中每一个人的铕误、失误以及其他罪过。

　　乌斯特里亚洛夫写道，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灭绝为较为现实主义的新潮流打开了大门。列宁就此写过，说敌人正确地觉察到了危险。老布尔什维克代表了革命传统和国际联系、国际前景。从国际革命任务的角度看，这是不可取代的资本。列宁特别关怀老一代革命家，这不仅是出于同志情谊，还出于政治性考虑。

　　还在1923—1926年，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整个斗争是在保护老近卫军的口号下全力进行的。反对派受到的指责是它暗害布尔什维主义的老近卫军。

　　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以照管老布尔什维克的健康。

　　转向公开的热月表现得最为鲜明的是在政治上败坏老近卫军的声誉，然后予以肉体消灭。保护老布尔什维克健康委员会被代之以格伯乌的一支行刑小队，斯大林给他们颁发了红星勋章。许多批评家、政论家、记者、传记作家试图证明，从争权斗争的角度看，左翼反对派的策略是不适宜的。不过这种对待问题的方法本身是不正确的。左翼反对派没有能够取得政权，至少其最有判断力的领导人没有指望做到这一点。对左翼反对派，即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来说，只有在革命高潮的条件下，夺取政权的斗争才是可以设想的。这种条件下的策略是立足于进攻、直接诉诸群众、直接进攻政府之上的，在这种进攻中左翼反对派代表的队伍是不会站在最后的位置上的。后来的条件根本不同，准确点说，截然相反。在群众运动退潮的情况下，革命派不能给自己提出进行夺取政权斗争的任务。我们记得，在1908、1911以及以后的反动年代里，布尔什维克党是如何放弃直接进攻君主制度，给自己提出准备未来进攻的任务的，办法是发扬革命传统、保存一批干部、分析发展中的事变和利用一切合法半合法的机会教育工人中的先进阶层。苏联反动的条件对反对派来说要比沙皇反动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困难得多。任务基本相同：保持革命传统，党的先进分子之间保持联系，分析发展中的热月事变，为苏联准备好未来世界舞台上的革命高潮。危险在于反对派可能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过早离开战场。经过一系列斗争之后先进队伍的斗争不仅因官僚的反抗，也因群众的冷淡而遭到失败。

　　另一个危险在于，反对派相信不可能公开直接同群众，哪怕同其先锋队建立联系，于是为等待良机而无所事事。

　　1925年越飞在人民委员会对我说过：“您没有完全看清党所遭受的蜕化。其绝大多数，至少决定性的多数全是官员；比起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或者国际革命事件，他们更为关心任命、晋级、好处、特权。他们在我们的政策中看到的是唐·吉诃德行为。他们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他们在正式的讲话中把它等同于列宁主义）就是关心自己的利益。”我想起了克列斯廷斯基妻子从柏林传过来的话：“应当抛弃反对派，应当享受生活。”

　　斯大林从1923年以来不断取得的成功逐渐使他相信，可以欺骗或者强奸历史进程。莫斯科审判乃是这种欺骗和强奸政策的顶点。与此同时，它们也开始了堕落时期。斯大林开始明显地感觉到他脚下的地基在崩塌和移动。每一次新的欺骗都要求双倍的欺骗予以支持，每一次强奸都要扩大必要的施暴半径。开始了明显的没落时期，在此期间让世界感到吃惊的与其说是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不如说是卑劣的智力手段和政治手法。历史进程既不能欺骗，也不能强奸。看来审判案震惊了整个民主界，只有少数知情人士除外。谁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搞这些审判案，谁也不相信，来自反对派的危险竟有这么大。斯大林无疑没有预见到第一次审判案给他带来的后果。他本来指望事情仅仅局限于消灭他最痛恨的几个对手，并给与国外的第四国际以致命的打击。实质上，这就是他的主要政治目的。然而他自己也没有估计到打击的力量。他的刀触到了统治阶层的生命线。官僚们吓坏了，胆战心惊。他们第一次在斯大林身上看到不是平等人群中的首领，而是亚细亚暴君、成吉思汗，就像布哈林有个时候称呼他的那样。在他本人引发的推力的作用下，斯大林看到，对苏维埃和党官僚的老阶层来说他并不是不容反驳的权威（他们记得他的过去，单因这一点，他们就不会被催眠）。斯大林只好在小圈子外用刀再画一个半径更大的同心圆。恐惧与灾难同触及的生命与受到威胁的利益的数量一起增长。在老阶层中谁也不相信指控，在可怕的精神震荡的影响下他们互相谈论这一切。

　　尽管用国家政权的全部资源和最新技术武装起来的阴险行为力量颇大，从整体上看莫斯科审判案仍然以其荒谬绝伦、靠整个政权支撑的眼光短浅的人们的狂想而令人吃惊。审判案的主要指控浸透了极权主义白痴的气味，这样说并不为过。

　　斯大林以其骇人听闻的审判案证明了比他所想证明的还要多的东西，准确点说，他证明了并非他所想证明的东西。他揭示了自己的化学实验室以及其他各种实验室。他迫使150人承认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而总起来说，审判案变成了斯大林的自白。

　　明仁斯基死于1934年5月10日。次日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彼什科夫去世。格伯乌的首脑明仁斯基参加过各种反对派，曾同抵制派有联系，曾经热衷于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等等。现在他热衷于镇压机关。对他来说，除了格伯乌什么都不存在。他没有任何独立思想。为使格伯乌机关顺利运转，需要坚定地支持政权。在国内战争期间有一天明仁斯基曾经警告我小心斯大林的阴谋。我在自传中谈过此事。他忠实于三驾马车，那时它处于领导地位。三驾马车解体后，他转而效忠予斯大林。

　　1927年秋，那时格伯乌干预党内意见分歧，我们一批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我，好像还有什么人）拜访了明仁斯基。我们要求明仁斯基给我们看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证词。他并不隐瞒这实际上是伪造的，但断然拒绝向我们出示自己的文件。我问他：“明仁斯基，记得吗，有一次您在我的开往南方战线的车厢里对我说过，斯大林在搞反对我的阴谋。”明仁斯基踌躇起来。亚戈达介入了，这时候他是斯大林对格伯乌首领的监督员。他探出自己的狐狸头说：“不过明仁斯基同志根本就没有去南方战线。”我打断亚戈达说，我不是同他，而是同明仁斯基说话，并重复我的问题。于是明仁斯基回答说：“是的，我曾经到您的开往南方战线的列车去过，警告过什么，但似乎没有点名。”他的脸上流露出梦游者常有的迷茫的笑容。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就走了，加米涅夫还留在明仁斯基那里。他们有自己的账。还在不很久以前，明仁斯基在三驾马车属下，反对反对派分子。加米涅夫问明仁斯基：“难道您认为斯大林一人能够领导国家？”明仁斯基没有直接回答：“而为什么您让他获得这么可怕的力量？——他用问题来回答问题——现在为时已晚。”

　　据亚戈达本人的证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明仁斯基经常生病，由亚戈达主持工作。亚戈达还在沙皇时代已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但在党内是个不显眼的人物。1919年他是军事党团的秘书。以这个身份向我报告过两三次。他是个非常认真、十分谦恭和全然没有个性的人。消瘦，脸呈土色（他有肺病），剪得很短的小胡子，穿弗列奇式的上衣，给人的印象是个勤勉的小人物。

　　后来他转到格伯乌工作，在捷尔任斯基手下，捷尔任斯基由于个人关系自然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批波兰人。在格伯乌亚戈达似乎干类似局务委员会秘书的工作，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无论如何他是个三流的人物，在政权的头几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有几次他陪我去打猎，借口是保护我，我认为实际上是因为他非常喜欢打猎。有一次在泥炭沼泽地打猎，亚戈达离开了我，误入了不冒生命危险就无法摆脱的境地起初，他长时间绝望地喊叫，然后不断地打枪。到这时候我们才猜想到事情不妙，回来帮助他。记得在援救亚戈达中出力最多的是乌拉洛夫，原莫斯科军区司令，后来是亚戈达的牺牲品之一。

　　总的设计和编剧、杜撰的阴谋分子计划，他们中间的角色分配，所有这一切即使从司法伪造角度来看也是粗暴卑劣的玩意儿。斯大林产生了自愿招供的想法。这里并没有事先设计好的计划。逐步收集使人屈辱和放弃个人利益的方法。逐步加强压力。这样，随着极权制度压力的增加几乎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反自然的自愿招供机制。了解内情人士告诉巴尔明，表面上格伯乌许诺季诺维也夫案的16名被告保存他们的生命，如果他们按要求招供的话，这样一来，他们就牺牲了自己的荣誉，以示忠于党并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为了使他们相信，向他们通报了关于请求赦免权利的法令，这是在举行审判前5天发布的法令。

　　在被告中加米涅夫是最谨慎而又好思索的人，看来他对这个不平等交易的结果抱极大的怀疑态度。连他也成百次地自问：难道斯大林真的会决定？斯大林决定了。

　　1923年的头两个月，病中的列宁打算同斯大林展开决定性的斗争。他担心我会做出让步，3月5日他警告我说：“斯大林会搞丑恶的妥协，然后搞欺骗。”这个公式再好不过地归纳了斯大林的政治手法，其中包括对待16名被告上：他同他们搞“妥协”——通过格伯乌的侦察员，然后欺骗他们——通过刽子手。

　　斯大林的手法对被告来说并非秘密。还在1926年初，那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经同斯大林公开决裂，左翼反对派议论，我们可以同对手中的什么人结成联盟，姆拉契科夫斯基，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之一，说“不要同任何人：季诺维也夫会逃跑，斯大林会欺骗”。这句话不久就成了成语。季诺维也夫不久同我们结成了联盟，但后来确实“逃跑了”。跟在他之后“逃跑的”众人中还有姆拉契科夫斯基。“逃跑者”试图同斯大林缔结联盟。斯大林则搞“丑恶的妥协”，然后搞欺骗。被告干了屈辱之酒。在这之后他们被押到墙头枪毙了。

　　在1923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老布尔什维克奥新斯基表示了广大党内人士对“三驾马车”专政的不满。斯大林回答他说，奥新斯基无法把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中也许可以提及斯大林的这一声明，但是同格伯乌的协定剥夺了他们这种柏拉图式的满足。

　　格伯乌的新长官叶若夫采取了亚戈达发明的这一策略，并取得了同样的成果。亚戈达的秘书布拉诺夫作为下毒者被卷入了1938年2月的审判案，结果被枪决。布拉诺夫曾受命把我和我的妻子从中亚押解到土耳其，他以此在斯大林那里闻名。为援救我的两个原秘书，谢尔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我要求放他们两人与我同行。布拉诺夫害怕在土耳其边境大吵大闹，想把一切安排得稳稳当当，于是在路上给莫斯科拍了直达电报。半小时后他给我送来直达电报条，克里姆林宫答应随后遣送波兹南斯基和谢尔姆克斯来。我不相信这一点。“您反正会搞欺骗的。”——我对布拉诺夫说。“如果那样，您就叫我下流东西。”“那也不是多大的慰藉。”——我回答说。

　　1934年12月1日斯大林在列宁格勒的总督基洛夫遭暗杀。以后的审判承认暗杀是在格伯乌特工的直接领导下根据亚戈达的直接指示实施的。斯大林是否有意牺牲基洛夫的脑袋以推动对反对派的讨伐，或者在扣动手枪扳机之前他曾想制止、中断他本人组织的阴谋，都很难说。现在也许只有斯大林一人知道事实真相，因为他的所有同谋都被及时消灭了。

　　在3月9日的会上亚戈达承认，他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吩咐在列宁格勒的部下“不要阻止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这种吩咐等于命令组织暗杀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我没有想到格伯乌组织了对基洛夫的实际暗杀，认为目的是准备阴谋，把反对派分子间接牵涉进去，而在最后时刻会揭穿暗杀行为。需要大声公布，说12名格伯乌的负责官员事先知道策划对基洛夫的暗杀，格伯乌的首长命令他们不要阻止暗杀，这也许是因为斯大林无论如何需要证明自己不在现场。上层官僚窃窃私语，说“主人”开始玩弄其亲密同事的脑袋了。斯大林非常需要摆脱亚戈达，在自己与亚戈达之间挖出壕沟，填上亚戈达的尸体。这样就出现了牺牲自己1号同事的必要性。

　　维辛斯基在起诉词中把亚戈达同美国暴徒阿尔卡波内相比，并补充说：“不过，谢天谢地，我们不是在美国。”危险的类比！阿尔卡波内在美国不是政治警察的首脑。而亚戈达担任格伯乌首脑已经10多年了，虽然用维辛斯基的话说，亚戈达是“骇人听闻罪行的组织者和鼓舞者”。

　　以如此疯狂的速度修改过去历史，这也摧毁了昨日的威望。官方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死后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因为他对俄国过去的历史不够尊重。开始不仅为旧的民族爱国主义，而且也为军事传统恢复名誉。开始研究俄国军事学说，为包括1914年的俄国战略家恢复名誉。波兰战争期间在军事杂志上出现粗暴的沙文主义文章，把“波兰人天生的伪善”与“大俄罗斯人真诚和坦率性格”相对比。根据特别命令杂志被停刊，文章作者总参谋部军官沙波什尼可夫被解除工作。现在沙波什尼科夫是总参谋长，是唯一的幸免于难的国内战争时期的老军官。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活下来，能够适应，能够幸免（特罗扬诺夫斯基、迈斯基）。

　　1927年，那时我已经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改写党史的工作在我那时工作的单位（租让总管理局）也在全速进行，这时候举行了十月革命的10周年庆典。我坐在大厅旁边的我的办公室里。作十月变革报告的是租让总管理局的官员К.，他像许多人一样（如驻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驻英大使迈斯基等等），只是在变革过后几年，胜利已有充分保证的情况下才入党的。К.讲历史还不像今天这么离奇：谈的是10周年，不过还是绕过了十月变革中最著名的主要领导人的名字。К.本人有实业家、实践家的声望，但同革命毫无关系。我不禁含笑隔门听他的这一令人吃惊的报告。这以后又过了11年。在这些年头我有机会多次在收音机旁听这些先生们作的关于十月革命的报告，这些先生们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克桑德罗夫，在十月革命期间是布尔什维克的不调和反对者，许多年后同在胜利革命中生长出来的新贵族和解了。

　　苏联史书中指出：

　　“10月25—26日夜，革命工人、士兵、水兵通过强攻夺取了冬宫并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这是对的，只是没有说进攻的领导人是现在已经消失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波德沃伊斯基。

　　“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组成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列宁当选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对的，不过史书自然没有指出，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议由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来领导人民委员会。只是由于后者坚决反对列宁才收回自己的提议。

　　我们暂且援引到这儿为止。情况是非常清楚的。领导中央和地方十月起义的布尔什维克党司令部，几乎完全被消灭。幸免的只有那些及时自然死亡的人。斯大林的新司令部是由根本没有参加武装起义或处于次要岗位的人组成的。新历史把布尔什维克党的所有领袖变成叛徒，而把斯大林现在的副官们叫作国内战争和胜利起义的参加者。

　　士兵在芬兰的起义起过巨大作用，是中央委员斯米尔加领导的，但他被枪毙了；喀琅施塔得要塞的起义是拉斯·科尔尼科夫中尉领导的，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占领彼得保罗要塞是波德沃伊斯基和安东诺夫—奥弗申卡领导的。但他们消失了。现今斯大林在列宁格勒的总督在乌拉尔的士兵中进行过工作，但在10年前党内谁也不知道日丹诺夫的名字。“在白俄罗斯叶若夫训练士兵群众举行起义。”当叶若夫1935年登上大政治舞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此人的大名。

　　在20年期间，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挑选最杰出、最合适、最内行和有才干的人担任最重要的职务。苏联的外交界无疑是一批精选的人才。诚然，他们有时不懂外交上的陈规陋习，但对情况有广泛了解，受过国际教育，了解世界重要国家的首都及其报刊、政党。像越飞、拉科夫斯基、契切林、卡拉汉、李维诺夫不是每天都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巴尔明写道：“几乎契切林的所有同事都被枪毙或逮捕而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卡拉汉为什么在21人案件诬陷之前就被秘密枪决了。他在女人中间不乏成就，就像巴尔明所说的，“有根据认为，他在这个领域触及了总书记的利益，总书记是不会忘记、也不原谅任何人的。”这是完全可能的。政治报复是同私人报复并肩而行的，并且往往是前者掩饰后者。

　　军事部门在更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这里是在国内战争的战火中进行选择的，国内战争中的实际经验又加上后来多年的认真的理论工作。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加马尔尼克、雅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德宾科、普特纳、阿尔克斯尼斯等等，这些人是完全意义上的红军的大脑和心脏。

　　巴尔明写道：“在大克里姆林宫召开的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看到斯大林为图哈切夫斯基的讲话鼓掌。当图哈切夫斯基出现在讲台上时，整个大厅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他。这个欢呼声与其他的欢呼声不同，有力而又真诚。”斯大林无疑很好地辨别出了这种欢呼的味道，数年后向图哈切夫斯基指出并告诉了他。

　　1927年开除反对派的时候，红色将军施密特从乌克兰来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时侮辱他，甚至做出样子，要拔出弯刀割掉总书记的胡子……斯大林听着这一切，保持冷静，但脸色苍白，紧闭嘴唇，听着怎样把他叫作恶棍，10年后无疑还记得这一“恐怖主义”威胁。德米特里·施米特消失了，指控他搞恐怖主义。巴尔明将此事告诉了维克多·谢尔日。

　　1927年，斯大林在高加索的老同志米基瓦告诉我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情况。米基瓦试图说服对话者，需要同反对派达成某种和解，否则党将会经受一次又一次的震荡。斯大林默默地听着，显然不赞同，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然后走到对面的角落，默默地走向米基瓦，似乎挺一挺身子，踮起脚跟，举起一只手：“应当粉碎他们。”——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他是一个可怕的人。”——米基瓦说。

　　斯大林枪毙了伏罗希洛夫的4名副手，他最亲密的同事，最近几年他最信任的人。这怎么理解？也许是随着官僚及其机关作用的增长，伏罗希洛夫开始表现出对斯大林的独立性。非常可能，伏罗希洛夫的密友在怂恿她。军事机关要求严格，又是喂不饱的，往往遭受政治家和文职人员所加的各种限制。斯大林预见到同强大的军事机关的摩擦和冲突可能发展，决定让伏罗希洛夫呆在该呆的地方。他通过格伯乌，即叶若夫，背着伏罗希洛夫为他的亲密同事们准备了绞索，也不通知他，在最后时刻迫使他作出选择。显然，伏罗希洛夫出卖了所有自己的亲密同事和指挥员中的精英，这以后就成了再也无力对抗斯大林的心气沮丧的人物。这4名副手实际上是红军陆海空军的领导人和鼓舞者，他们被枪毙后，伏罗希洛夫在军队内所有多少有思想的人心目中已经声名狼藉了。

　　巴尔明就被枪毙的红军将领写道：“我可以完全青定，这些人无比忠于苏维埃祖国，他们多年来训练了红军，以迎接最近在波兰、稍后同德国进行的决定性战斗，他们在心理上不会，实际上不可能（没有力量）去做遭到指控的罪行。亲德、阴谋、同德国法西斯联系、出卖军事秘密等指控只不过是暴露其编制者道德水平的胡作非为而已。”

　　对红军优秀指挥员没有举行任何审判，哪怕是秘密审判。斯大林镇压他们的做法就像1934年6月希特勒镇压罗姆等人一样。只是在处置之后，另外8名将军（布琼尼·布柳赫尔、沙波什尼科夫等）才收到现成的判决书，命令他们在上面签字。目的是杀掉一批，败坏另一批的名声。这完全是斯大林的作风。所谓最高法庭的判决书（《真理报》1937年6月12日）指控将军们“不断”向敌国“提供谍报”，并“打算在进攻苏联的时候促使红军失败”。

　　在1938年2月的审判案中，即枪毙将军们8个月后，新法庭也顺便对他们进行审判，法庭忘记消除关于他们从事间谍工作的过于离奇的指控，指责他们准备军事政变。将军们捍卫了红军，抵制了格伯乌使之瓦解行径。他们捍卫了国防的利益。

　　是否真的有军事阴谋？问题取决于什么叫作阴谋。每一个不满，不满者之间的每一次接近，批评和议论怎么办，如何制止政府的有害政策，这一切对斯大林来说都是阴谋……在极权制度下，毫无疑问任何反对派都是阴谋的萌芽。然而红军领袖们的议论、协商、计划到底走多远了？他们全体或者多数同情右翼反对派，因为农民的不满在军队中有直接的反应。

　　农业是3/4居民的生存来源，而在1929年，即战后收成良好的一年，农场获得国民收入的1/8。由于农民对强迫集体化的不满在军内有直接反应，因此不言而喻，右翼反对派领袖与军队领袖之间的联系，对斯大林来说就是直接危险，尽管这种联系仅仅表现为政治同情。军队首长与克里姆林宫，准确点说，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在1932—1938年变得特别尖锐，因为这时候强迫集体化的后果具有特别危险的性质。

　　只有原红军军官戈连堡的著作深信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等人确实参加了阴谋。按照戈连堡的说法，他们把推翻斯大林政权看作是拯救国防能力的唯一办法。戈连堡的证据非常靠不住，与其说是建立在某种客观事实上的，不如说是建立在心理推测上的。

　　沙皇政府在战争期间以叛国罪逮捕了国防大臣。盟国外交家对萨东诺夫说：你们的政府在战争期间敢于逮捕自己的国防大臣，说明它是强有力的政府。实际上强有力的政府处于崩溃的前夕。苏联政府不仅逮捕和枪毙了实际上的国防部长图哈切夫斯基，而且消灭了陆海空的全部老指挥员。在御用报刊记者的帮助下，莫斯科多年来不断欺骗世界舆论。御用记者认为，由于清洗，斯大林政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如磐石了。

　　在1936年准备大规模清洗的同时，斯大林提出新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想法。沃尔泰·杜兰提、路易·费舍之流不惜口水谈论这民主新纪元。围绕宪法掀起的无耻喧闹，其主要目的是争取世界的民主舆论，并在这个背景下把反对派作为法西斯代理人予以消灭。

　　1933年3月7日，正当法国迫切寻求同莫斯科接近的时候，法国《时报》抱怨说，世界习惯于按照“托洛茨基的”描述来看斯大林，即比实际上要坏的多。现在，在一系列莫斯科审判和一系列揭露之后，在斯大林同希特勒结盟和摧毁波兰之后，许多人也许已倾向于承认“托洛茨基的”描述非常接近现实。

　　在准备最民主的宪法的同时，举办了一系列宴会，大谈幸福生活，斯大林在这里同男女工人或者同膝上笑着的婴儿合影。“显然在准备什么可怕之事。”——了解克里姆林宫机制的人士说道。

　　在工会争论期间，军事学院的300名学员、共产党员中，13人投票赞成托洛茨基的决议案，32人赞同列宁的决议案，250人赞同工人反对派。这些数字不仅表明党内的严重不满，也展示了党内充满了自由。整个军事学院是由红色军官即最守纪律的人们组成的，然而其绝大多数人投的票既反对军事委员，也反对政府，但并不担心这样投票会影响他们以后的命运。

　　有一类记者，莫斯科记者不断重复说，清洗的结果苏联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如磐石了。不过关于坚如磐石，这些先生们在清洗前就说过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会相信，党、苏维埃机关、红军、外交家的最重要的代表会是外国的奸细，而不是内部不满的表达者。清洗是内部的重病促使的，如果不及时除去，那么过一段时间后病情会加倍发作。

　　在最危急的时刻，中央委员会决定开展招收党员运动。想法是好的。我们公开承认，共产党员有更大可能被枪毙和吊死，而不是坐在苏维埃行政机关升官发财，这时候走到我们这儿来的人就会是真诚的。

　　在准备未来的审判案的同时，克里姆林宫政府力求在国联成立反对恐怖分子的法庭。目的是借莫斯科审判证明我是苏联恐怖案的主角，达到把我引渡给格伯乌的目的。1938年3月31日，我致信国联秘书处，证明在欧洲各国发生的一系列暗杀事件是格伯乌的特工干的，这些特工直接从属于斯大林。“借助于文件、证词和无可辩驳的政治论据，我证明公众舆论早就无可置疑的东西，这就是这伙罪犯的头目是斯大林，苏联全联盟共产党总书记。”在结束的时候我表示一个希望，李维诺夫这位顽强坚持必须引渡恐怖分子的人，不拒绝发挥自己的影响，把上述约瑟夫·斯大林送交国联的法庭处置。我不向读者隐瞒，我的提议毫无成效。并且寄予国联的其他希望也并不好一些。

　　莫斯科的一系列审判得出的结果是，列宁生前的政治局，即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其10名委员，除了斯大林和及时去世的列宁，都是外国的间谍。领导红军的是叛徒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雅基尔、乌博列维奇、加马尔尼克、穆拉洛夫、海军上将奥尔洛夫，等等。苏联重要的外交家拉科夫斯基、索科尔尼科夫、克列斯廷斯基、卡拉汉、尤列涅夫、博戈莫洛夫等都是人民敌人。领导工业、铁路和财政的是怠工的组织者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斯米尔诺夫、里夫希兹、格林科等人。共产国际的领导意外落入法西斯奸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之手。

　　根据千里之外的托洛茨基的命令，政府首脑李可夫和多数人民委员——加米涅夫、鲁祖塔克、雅柯夫列夫、罗森霍尔茨、切尔诺夫、伊凡诺夫、奥新斯基等等成了外国间谍。

　　30个苏维埃共和国首脑、最近10年的格伯乌领导人，布尔什维主义在35年间推出的最杰出的工人革命家（托姆斯基、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穆拉奇科夫斯基），俄国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府成员（他们全都参加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而那时候政权掌握在他们手里）都一无例外地成了帝国主义代理人。最后，主管政府首脑生命和健康的工作交给了投毒者。国家最高保卫机关交给了政治警察首脑亚戈达，而他却是一切罪行的组织者。在这幅图画上应当签上大师的名字：约瑟夫·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