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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ОЕ-ЧТО О ЗЕМСТВЕ
谈谈地方自治局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东方评论》285号，1900年12月23日
译者：Zveza
我们西伯利亚的读者和作者由于一个很自然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地方自治机关——通常是以旁观者的眼光看待地方自治事务，虽然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却完全不切实际。不过我认为过不了多久，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得抛弃之前的态度：在西伯利亚设立地方自治机关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我想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举个例子，它就像已经确立的公开审判制度那样不可避免，因为社会需求的复杂化和精细化要求一种新的现代地方治理形式，由此才催生了地方自治机关。
日渐复杂的现实需要新的机构，而这种复杂性本身决定了机构不能是中央的，而是地方的，同时，它要在某个凭经验划定的范围内独立地行使职权……这就能说明，为什么地方自治不是政论家不足挂齿的臆想，而是现实“不容置疑的命令”；这就能说明，为什么要用这么一段话来回答某些政论家狡猾的质疑和诘问：诸位先生，我很难确定地方自治机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不过我毫不怀疑，它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阶段是个必须的机构，它会在全俄罗斯的生活中取得自己应得的地位。
地方自治局的工作已经有好些年份处于长期“衰退”之中，因此不光在我们西伯利亚这里，甚至在“俄罗斯”（注：指俄罗斯的欧洲地区），社会和媒体通常也只会在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时对地方自治事务和机构提起兴趣来，但是这种状况完全没有动摇我的信心。那个时候对地方自治局的兴趣达到了振幅的最高点，随后开始一路走低，直到它变成了平淡的谈资，只能写点或是读点味同嚼蜡的通讯稿，比如某个地方自治局要发展学校网，另一个要扩充医院设施。
如果我没弄错，地方自治机关刚建立时，引得社会对它万分瞩目的不是工作活动的简化，而是与此完全相反的现象。我讲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在1880年底，内政部邀请地方自治会议就实行《1874年6月27日条例》[1]时“各省出现的变更若干决议条款的问题与想法”发表意见……尽管工作匆忙、向他们征求见解的范围也受了限制，许多地方自治会议还是就自治机关的问题向内政部反馈了大量真切而广泛的想法——这些想法在今天，在20世纪的边界之上，乍一看竟远比1880年末还要更难变成鲜活的现实。就拿地方自治局的一个基本特性来说——它的“非阶级性”……这种非阶级性相当有问题：地方自治会议里的农民代表权，甚至是所有非贵族的代表权都无足轻重，同时在许多地方，农民代表经常只是作为沉默的傀儡列席地方自治会议，被拿来应付地方自治会议“代表一切阶层”的原则，而不是受权协调和解决地方事务的“受偏爱之人”（излюбленные люди），这种情况把代表权搞得更加复杂了。这里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比如在雅罗斯拉夫省，贵族成分的自治议员必须要有3000俄亩的土地和价值7000卢布的其他财产，包括自治会议向他征收的700卢布；由选民选举出来的非贵族自治议员则需要11000俄亩土地和价值457000卢布的其他财产，每年缴纳8000卢布；农民成分的自治议员必须要有25000俄亩土地，其他财产价值25000卢布，每年缴纳6000卢布。在诺夫哥罗德省，贵族成分的自治议员需要有3000卢布的收入额（由地方自治局估算），而非贵族的议员需要19000卢布，农民议员则需要43000卢布。[2]数据说明了一切，尽管这种财产标准，这种拿资产阶级基础和贵族等级基础作比较的财产门槛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而代表总数和每个级别的代表人数之比本来还能极大程度说明问题，但很遗憾我手头并没有这种数据。
因此必须承认，一部分（而且还不是最低劣的）俄罗斯定期刊物在记录地方自治捐税的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显得相当片面，而且还成了今年的常态，尽管这种片面完全是因为目前局势的紧张。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莫斯科斯特拉斯诺伊大街(Страстной бульвар)[3]那些动作麻利的家伙恬不知耻地挥动笔头，指责地方自治局铺张浪费乃至于挥霍无度，这分明是捏造出来的，根本没有尽心尽力地调查地方自治局的财政状况，手头也拿不出数据和事实。这种指责自然是来源于对地方自治机关所依赖的社会自治原则的固有仇恨。一位年长的自治议员说：“必须要亲身积极参与地方自治会议，才能明白现实生活铁一样的要求是怎么把那些最坚决呼吁财政节约的声音给打败的，又是怎么逼得最吝啬的议员增加预算的。我在地方自治局里做了十四年实事，在这期间，我们每年都是先在会议上听到有人讲必须要最为严格地实行节约，而到会议结束时，预算支出几乎总是得再涨一些。同实际生活和客观规律提出来的要求作斗争实在是很困难。其实，当亲眼看到人们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医疗救护而死、大多数孩子依然目不识丁、道路还是破得没法行车走马等等这些现象时，你也很难不放弃厉行节约的打算。”（《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1891年第9号，17页）
对上面的话只能完全同意。但是当这位议员说“依照任何等级权利平等的原则，地方自治局不可能实质性地减轻农民等级的地方自治捐税负担”（出处同上，18页）的时候，那就只能把两手一摊：难不成“任何等级权利平等的原则”和，比方说，累进所得税的原则有什么冲突吗？除此以外也不要忘了，和“任何等级权利平等的原则”相悖的是，除了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农民土地所承担的税负比私人土地和贵族土地多得多。总而言之，牺牲贫农的实际利益而换来一些理解起来过于绝对和抽象的“平等原则”（这难道不就是遮羞布吗？），这种事恐怕没有充分的根据。不过我也毫不怀疑，在这个问题里，以及在某些“形而上”的解释里占主导地位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法律原则，而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切身利益，它的代表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占的比例完全打破了平衡。本来应该这么做：用一种以政论家看来蠢得不可原谅的天真，要求在自治局里占优势的大地主们进行彻底的自我牺牲，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度或是其他的征税制度，只要它依靠这么一条简明的原则：谁收获更多，谁就付出更多。
如果要让地方自治局赞成上面那种地方募捐制度（我重复一下，这完全不会破坏“任何等级权利平等的原则”，它只有法律上的内容，而没有经济上的内容），就必须要让底层的贫苦大众按比例列席自治会议，代表自己的利益。
地方自治局必然会听到指责它滥征赋税的声音，对此，它的辩护人会援引各种观点来解释。这些观点可以用上文引用过的那位自治议员的话来概括：“作为地方自治的代表，自治议员同时也是地方自治税款的缴纳者，因此地方自治不加重税直接符合他们的利益，毕竟，顺便一说，每笔拨款都是靠他们的财产来分担的。”（出处同上，18页）但是，这种观点只对了一半：糟糕之处在于，那些地方自治捐税负担（不是独立的税种，而是作为国家和乡镇税收的补充）特别重的阶层在地方自治局里反而仅仅是象征性地列席。
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经过上面的论述之后，结论应该已经水到渠成了：向人民群众的代表敞开地方自治会议厅的大门——这样才能够健康地纠正目前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状况。只有这样，地方自治的捐税制度才会变成真正的地方募捐，让那些指责地方自治局挥霍无度的声音变得和批评它搜刮民财或是蓄意损害财产的声音一样荒唐、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种指责是政论家的胡言乱语，让《莫斯科公报》那些神通广大的政论家也只能乖乖闭嘴。
注释：
[1] 《1874年6月27日条例》主要解决先前存在的村社调解员制度。条例规定废除村社调解员，由所谓“县农民事务机关”的常驻成员代替他的职务，实际上把整个农民管理工作包揽于一身。这个条例在自由派地方自治局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反对。
[2] 为了阅读方便，我把所有数字的最后三位都算成了整数。这些数字来源于《神之世界》杂志（Мир Божий）。
[3] 反动的《莫斯科公报》（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编辑部就坐落于此。
《莫斯科公报》是一家极端反动的报纸，成立于1756年。1850年到1855年，以及1863年到1887年间，由卡特科夫（Катков）任编辑。 与其他反动报纸相比，它更加坚决、更加彻底。 它的口号是正教、专制和人民性。 自1905年以来，在格林格穆特（Грингмут）的领导下，它成为君主派的官方机构，并系统地迫害革命工人、知识分子和犹太人，公开呼吁进行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