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报纸《解放》自1902年起在国外出版，先在斯图加特，之后在巴黎。《解放》是由社会民主主义队伍的叛逃者彼得·司徒卢威编辑的。《解放》在成立之初就以其极其温和的特点而闻名。它效法地方自治会议里地方自治派的纲领，作为贵族地方自治派和商人杜马的代表（见《解放》第1期）。这份非法报刊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流于表面、文学上平平无奇，而由于当时的俄国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可言，这份报纸在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官僚的圈子里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俄国革命事件的影响下，《解放》开始受到其左派成员的压力，有时还主张普选权。然而，编辑部的毫无原则使得《解放》的民主主义失去了一切意义：这份报刊每走一步都在自相矛盾，听到一点风声就开始在左右之间反复横跳。
　　《解放》的主要任务从众多矛盾之中凸显出来，其特点可以归结为：把民主知识分子团结在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派周围；通过这批民主知识分子使民众对地方自治派抱有信心，然后利用这些人的声誉与沙皇政府达成一致。《解放》害怕人民革命，不相信人民革命，并且一直站在反革命的一方。1905年1月9日前两天，《解放》刊物写道：“俄罗斯没有革命的人民。”在它的最后一期，即十月份的时候，《解放》抨击了在俄国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社会民主党大学集会。10月17日之后，《解放》的编辑部回到俄罗斯，在周刊《极地之星》工作，并成为了立宪民主党的极右翼，并与《新时代》竞相攻击革命者。《极地之星》刊物则和司徒卢威的《杜马日报》一样，因为缺乏读者而倒闭了。

　　司徒卢威的主要才华——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他天性带来的诅咒——就是他总是在“受命”行事。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思想权威，所以总是为正在得势的阶级服务，从他们那接一些意识形态的委托。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代表地方自治派写了一封高屋建瓴的“公开信”（1894年）——尽管他自己根本就不是地方自治派！这似乎是他包揽的第一个政治任务。而到了九十年代，地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出现，并且躁动起来。他们还非常年轻稚嫩，对马克思主义的钻研还做得很不好，但他们都愿意乖乖地排好队——司徒卢威则坐在桌后面，给他们撰写《宣言》（1898年）。在这份宣言里他讲道——无需惊讶，毕竟这不是他的真心话！——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注定是无足轻重。1901年，他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在《火星报》（第4期）上向地方自治派发出呼吁，以忠实于社民党报纸的语气写到了“工人队伍铁一样的步伐”。但自由派开始活动起来了，司徒卢威便在仅仅一年之后组织起了《解放》刊物，开始代表温和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派了。他不再倡导“铁一样的步伐”了，而是鼓吹一种“胆识”和“智慧”相结合的政治慢步……
　　某个头脑简单的家伙问司徒卢威，他写的社会民主党宣言要归到他生平的哪一栏里，司徒卢威则向他解释说，他从来没赞同过他写的这《宣言》里的思想，只是“应要求”说了些马克思主义“教会”里占主导地位的偏见。为什么不呢？这头脑简单的人就这样把这些话刊登了出去……
　　……我们几乎可以心平气和地描写司徒卢威，因为他已经完全过时了。他没有任何未来可言。
　　在那段时间，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在政治上还模糊不清，司徒卢威这个人的模糊性让他成为了——如他自己在高兴时所说的——一切新兴潮流的“登记员”。他戴上这些潮流的假面，模仿它们的路线，促进了其中真正政治人物的成形。这便是他的意义。但混沌时代已经结束了，基本的政治界限已经划定了，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它们抹消。无论如何疯狂地修复，历史进程都无法回到出发点，政治上的不定型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也没有谁再需要司徒卢威的服务了。他从历史那里“解脱”了，之后随便去什么地方都行。
　　他自己会有什么用呢？这重要吗？一旦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个人的命运就完全无所谓了。可以断定的有一件事：恩将仇报正等待着彼得·司徒卢威。他在科学哲学上的努力曾经被认为完全不以哲学为目的，现在已经完全被遗忘了。他不适合“大俄罗斯”式的实践。本质上，他在学说领域的无能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不留神，他就会活活沦为废物——或者说已经是个废物了。今后他只能用新版布罗克豪斯词典里加在自己头上的一长串政治头衔来安慰自己了：先是马克思主义者，然后是理想主义的自由派，再之后是反犹的斯拉夫派和大俄罗斯帝国主义者……就好像他是从荷尔施泰因家族出来的（译注：指头衔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