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ПЕЧАТЬ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ГО ДОНОСА О ФИНЛЯНДИИ
在芬兰问题上进行爱国主义告发的报刊
列夫·托洛茨基
《火星报》33号，1903年2月1日
Zveza 翻译
列昂季耶夫，“大名鼎鼎”的卡特科夫[1]身边的“著名”亲信，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不该再给告发这个词安上贬义了。”这句话不单纯是个无耻的恶作剧，它非常恰当地为我们的反动报刊的政治纲领做了概述。《莫斯科公报》、《光明》、《公民报》和《新时代》，他们用上了手头所有的报纸业务，试图向普通居民灌输这种可耻的想法，即适时的告发是身为人和公民自然而然的职责。
我们在最新一号的《新时代》上读到其中一篇文章：“芬兰政治的地平线仍然被乌云笼罩……表面上四周一片平静，但当地谋反者的地下工作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瑞典党[2]的特务已经遍布整个地区，还在加倍努力地进行煽动。非法集会还在继续……芬兰现在事实上没有法院，因为这些玩弄权术的法官不为法律献身，而是乱党的奴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进行煽动的头目仍然逍遥法外，但如果用上一些赋予给边区首脑的行政权能，那么对付他们就不会花太长时间。”（9648号）这算什么？到底是篇报刊文章，还是说不小心把警察局特务的秘密报告给印刷上去了？而这个时候，连我们那些“用和平方式进行‘煽动’的地方自治领袖”都在“行政权能”的帮助下被一扫而空了，以及，现在整个国家都苦于同这套他们试图在芬兰也确立起来的制度作斗争……圣彼得堡的报纸则公开为专制制度的特务办事，给他们在拒绝顺从的芬兰进行的侦缉工作添砖加瓦。而俄罗斯的知识界却找不到任何办法去把这淫荡畜牲的嘴给堵上！
可耻，可耻，真是可耻！！！
《莫斯科公报》支持把俄罗斯的法院引入芬兰，取代当地“姑息纵容”的法院，它写道：“……芬兰人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以俄罗斯君王之名义办事的俄罗斯法院那样，能对俄罗斯的亲切、俄罗斯的正义和俄罗斯的宽宏大量有如此密切的了解！”正是这样！……对芬兰人而言，最近的政治进程可以说是极好地说明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无情的生活！它用微妙的狡诈，把那反动的热情转变成了一出革命的讽刺剧。
注释：
[1] 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是著名的反动派。在青年时期，他参加了斯坦凯维奇的圈子，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巴枯宁和别林斯基。1840年，他离开俄罗斯，主要从事哲学研究。他逐渐从一个理想主义的反对派转变为一个非常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这导致他与巴枯宁和别林斯基的关系急剧破裂。返回俄罗斯后的几年里，他一直在莫斯科大学讲授哲学。随后，他成为《莫斯科公报》的编辑。从1856年起，他编辑了《俄罗斯通报者》杂志，他在那里先是采取了温和自由主义的立场，然后越来越转向反动。在1863年残酷平定波兰起义期间，卡特科夫完全为沙皇政府的政策辩护。从那时起，他抛弃了他以前的“自由主义”的最后残余，成为一个公开的反动分子。他领导了与“内部敌人”的不断斗争，试图取悦政府和“高层圈子”。
在80年代，卡特科夫与波别多诺斯采夫一起，代表了最为无情的贵族反动。直到他去世前，他一直在编辑《莫斯科公报》，而在他的领导下，《公报》成为了极端保守主义的机关报。——《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瑞典人党（Шведоманы）是芬兰的一个土地贵族和金融及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党。该党的名称本身就表明了它与瑞典或瑞典化元素的关系。瑞典人党坚持保留由瑞典人带来的旧芬兰宪法，其中确保了土地贵族的控制地位，反对中等资产阶级的觊觎。瑞典人党越是坚持保留过时的宪法，就越是对沙皇政府忠诚。在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瑞典贵族总是通过其忠诚的行为努力获得一些有利于芬兰自治的让步。但是，当尼古拉二世时期的沙皇政府走上了对芬兰进行俄罗斯化的道路、“自上而下”送来帮助的希望最终粉碎时，瑞典人党转到了合法反对派的阵营。自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中心，芬兰资产阶级社会的反对派分子都围绕着他们。瑞典人党同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也建立了联系。在1904年，他们与青年芬兰党一起成立了一个联合党，即“立宪派联盟”。这个党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它越来越转向右翼，并在1907年再次分裂为瑞典人党和芬兰人党。暂时加入他们的温和小资产阶级分子——青年瑞典人——很快脱离了瑞典人党，而由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代表组成的瑞典人党的老核心成为了新的“瑞典人民党”的形成起点。——《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