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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КООПЕРАЦИЯ" И ПОПУЛЯ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社会化”、“合作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通俗读物
列夫·托洛茨基
1903年3月15日，《火星报》第36期
Zveza 翻译
在所谓“社会革命党”的突出特点当中有这么几条：“社会化”、“合作社”和大量的通俗读物。虽然这些品质各不相同，但我们在简讯的标题当中还是把它们归为一类，因为，首先，我们想对社会革命党的通俗读物给出简要的定性评价，毕竟迄今为止对这些读物的“评价”只有区区几千份印刷；其次，《革命俄罗斯》上那些“纲领性”的要点应当是要确保“社会革命党”有权维持自身的独特存在，而它们却被一堆胡乱摘选的引文团团围住了，我们也可以顺便看看，这些要点是以什么形式传达给农民的。
我们认为，做这项并不吸引人的工作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警告在俄罗斯活动的同志们。适合在农民当中流通的社会民主党读物数量不足，这可能会促使一些做实践工作的同志去读社会革命党的通俗读物。这后者的质量，说得客气点，叫引人深思。向农民传播这种东西有时就等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会在下文证明这一点。而现在，我们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民”读物的一个典型特点：它时常显得不成体统，这表明它对读者的人格缺乏尊重。《革命俄罗斯》滔滔不绝，说它从生理上厌恶“庸俗下流的资产阶级报刊手段”，并且对着社会主义的圣坛发誓，要“在思想和生活的一切领域展现出能够缔造新形式的建设性力量”（第11号）。但这显然是为体面先生们准备的。而在给人民的读物当中，旨在创造“新形式”的“建设性力量”却仅仅表现为不堪入耳的辱骂，这种粗野和政治没有半点关系。
我们斗胆这样认为：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之前已经……在规矩体面这个领域显示过一次（而且只有一次）自己的权力，但它会不得不再次从昏睡中醒过来，以有失体面为名禁止本党的一些读物[1]。出于“不可抗的因素”，我们不会在此进行引用[2]。
现在，我们从形式转到内容。
1902年的小册子《沙皇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由“农业社会主义联盟”出版，它的纲领规定它隶属于社会革命党农民联盟，并且与该党有联盟关系）对当代社会关系的分析是这样总结的：“总之，沙皇手里有两股庞大的力量用来对付劳动人民：第一，由官吏、士兵、警察和宪兵组成的大军；第二，大地主、大资本家-工业家，也就是有钱人。现在众所周知，这两股力量也是两个亲兄弟，或者说是沙皇专制的两只手，它们相互勾结、官官相护。只要一切领导都由沙皇任命而不是由人民选举，也就是说，只要罗斯大地上还有沙皇专制，劳动人民的这种痛苦就不会结束。”
“必须要迫使沙皇召集由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参加全国会议，无论他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秩序，就这样吧，沙皇应该听从他们，没有他们的同意就不要发号施令……只有这样，罗斯才能得享和平，也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会有更多的平等和公正。”（第33页）
太简单了！有一个沙皇。沙皇有两只手。一只手是地主、工业家和有钱人（资本主义？），另一只手则是宪兵队。只要“拴住沙皇和他的大臣们，让他们做工作报告”（第41页），“劳动人民的痛苦”就会消失，罗斯大地就能迎来期盼的和平。“全部的秘诀都在于此！” 农业社会主义联盟就这样告诉农民。（第41页）
太简单了！但与此同时……也太勇敢了！不过，农民联盟[3]早就说过：“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里，勇气是唯一可取的品质！”（《革命俄罗斯》第8号）
在《告全体俄罗斯农民——社会革命党农民联盟的宣言》（1902年）这本小册子当中，这种社会哲学又得到了发展：“单个的地主和富人只不过是小熊崽子，赤手空拳就能把他们统统抓走，但是首先得战胜大熊，也就是沙皇和他的政府。必须要做好准备，必须要积攒力量，拿着火枪和猎矛搞一场大围剿，这样才能把熊杀掉，然后就能在熊窝里肆意妄为了。”（第11和12页）这同一本小册子又说，“社会革命党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这地上寻得真理。”（第15页）。这个目标非常非常值得表扬。但是，那些自己就说假话的人并不适合执行这个任务。
农民联盟建议的斗争手段非常多样：“让牲畜践踏庄稼、盗伐树木、搞些不明原因的火灾，以及其他各种手段都能派上用场……”（第32页）除此之外，“村社始终可以……用自己的公共储蓄、公用播种机和类似的东西来挫败放高利贷的富农……”（第22页）一方面是“不明原因”的火灾，另一方面则是公用播种机。如果我们没搞错的话，这个就叫做“广泛性”。
顺便一说，我们对农民联盟的家谱一无所知；不过，由“俄国社会革命联盟” 于1899年发表的《人民权利保卫协会章程》中所规定建立的组织大概是它的组成部分。还有，在这份相当有教益的文件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所有成员都要宣誓（原文如此）或者庄严承诺，虔诚地忠于协会。”
宣誓、盗伐树木、给沙皇做核算、公用播种机，还有“促进平均”的不明原因火灾……“社会革命党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这地上寻得真理”！
他们太急于达到自己的崇高目标了，所以经常会左脚踩右脚。比如，为了避免“毫无根据的纸上谈兵”（像《火星报》这样的），他们拒绝设立某种最低纲领。只要专制制度还没有被摧毁，“对我们来说就还为时过早，不应该更加细致地阐明我们为国家所做的积极工作在未来是什么性质。”（《革命俄罗斯》第15号）这套说法是给纯洁的读者准备的。而对待“工人阶级”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就在通俗小册子里提出了详细的方案，而没等到“为国家做的积极工作”（在资产阶级宪政国家里！）这种呼吁。
农民联盟的两本小册子《俄罗斯国家的不公正制度》（第30页）和《告全体俄罗斯农民》（第28页）当中提出了两个纲领（逐点），它们非常相像，因为它们都把最低要求同最终目标混为一谈了。这样“毫无根据的纸上谈兵”应当是为“社会革命党”的“国家工作”奠定了基础，而详细地去研究它的成果就太浪费精力了。不过在这两个纲领之中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它相当令人惊奇。
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在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最低纲领中，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要求土地的社会化，二是渴望（‘关键点’）发展农业劳动协会或者合作社”（《革命俄罗斯》第14号）。
但是，如果我们再看看专门针对农民的小册子和“纲领”，在这些读物里哪怕打着灯也找不着什么合作社，而社会化则是以最出乎意料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俄罗斯国家的不公正制度》这本小册子提的纲领……的确，里面说了这样的话（第1点）：土地应该“成为公共财产”，但是同时又指出，“在完成这件事之前，必须把闲置土地或者出租给佃农私人的土地无偿增划给农民，有多少需求就划多少。”
为了理解无偿增划土地的“纲领性”意义，我们需要拿其中的第3点来说明，它是这样讲的：工厂和制造厂应属于“全体劳动人民”，并且补充道，“在实现这一点以前”，必须通过工厂立法来改善工人的状况。
可见，土地的社会化就等同于工厂的社会化，被归为最终目标之一；而在最低纲领当中，和工厂立法并列的则是……无偿增划土地。就是说，鲁金先生[4]，你们是在用你们的“增划土地”，而不是社会化，来反对我们的“归还划走的土地”[5]，对吧？不然的话，你们怎么不用你们提的工厂社会化来反对我们要求的8小时工作制呢？
《告全体俄罗斯农民》这本册子里提出的纲领就更有教育意义了。
纲领第10条要求雇佣工人“受到单独法律的保护，免受雇主的专横压迫……”而第11条：“让租用地主土地（也就是说，还有地主的土地？）的佃农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以及租金只能从净收入中收取……”第12条：“最终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将所有土地、工厂、铁路和矿山从个别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全体人民手中。”最后这一点要求听起来像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样的话，农业最低纲领里面就只剩下对租约进行监督这一条了。我们的纲领草案当中也有这条要求，和它并列的则是追求同一个目标的“归还划走的土地”。由此可见，与我们的“归还土地”相对应的既不是社会化也不是增划土地，而完全是……一片虚无。
工作做得太出色了！我们的纲领草案就像是“空中楼阁”，社会化和合作社被连根拔起，脱离了农民的生活。但社会革命党向农民普及“纲领”的时候，合作社要么完全不见踪影，要么就是和社会化一起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这是什么意思呢？鲁金先生四处开火，然而却绵软无力、毫不致命，他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放弃“片面的公式，不要期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无产化实现社会化”，因为有一条更直接的路：自下而上，通过合作社来实现。那么，似乎是必须要毫不迟疑地向“全体俄罗斯农民”指出这条道路；而实际上，农民联盟却向农民精心隐瞒了农业最低纲领当中“最典型”的这两个要点。这样一来，社会革命党不也会走向“自上而下的社会化”这种“片面的公式”么？——不过，它当然不是通过“无产化”来实现这一点，而是要用那颇有声望的战斗组织来夺取政权……还是说，它可能是在推迟它最低纲领当中“最典型”的要点，等到某些人号召它去做“积极的国家工作”再拿出来？鲁金先生，解释一下这个疑惑吧！
[1] 这些读物的例子可以参见苏辛斯基在《人民事业》（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第2号上的叙述，或者伊万·沃尔内的小册子《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За веру, царя и отечество）。——作者注
[2] 社会革命党人的通俗读物主要针对农民读者，可以说是最下流的庸俗化范例，并且打着精神食粮的幌子呈现给“人民”。作者在评论文章中已经对这些读物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我们只引用一句话，来证明这种读物的形式和它所采取的“风格”。伊万·沃尔内的小册子《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人民革命丛书第10号）中写道：“吞了农民的面包，还骑在他头上拉屎”（53页），这样的表述甚至应该说已经是最合乎规范的了。遗憾的是，出于“不可抗的因素”，我们不能引用其他更“色彩鲜明”的表达。
米·苏辛斯基的《在农民家里》（У мужиков）（来自个人回忆）这篇叙述也是如此。（《人民事业》，城市和农村工人丛书，第2号，1902年9月）——《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 社会革命党农民联盟成立于1902年。联盟由各个地方委员会组成，并向社会革命党的地方委员会派遣代表。该联盟主要在伏尔加河地区和小俄罗斯工作，主要活动中心集中在萨拉托夫、坦波夫、奔萨、沃罗涅日和切尔尼戈夫。联盟出版过几本小册子和宣言：《告全体革命社会主义工作者》、《告全体俄罗斯农民》、《俄罗斯国家的不公正结构》。它再版了一本在从前很受欢迎的著名宣传手册《巧妙的圈套》。小册子《告全体革命社会主义工作者》中也阐述了联盟的纲领。有关农民的部分，纲领这样写道：
“对于农民群体，我们把土地的社会化放在首位，也就是要把土地所有权转让给整个村社并由劳动者使用，其次是要在农民中发展一切形式的村社联合和经济合作社，使得农民逐步从资本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并为即将到来的集体农业生产做准备。”
这个联盟对农民运动的影响不大。1904年，联盟解散。——《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 见《俄罗斯革命通报》（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第3号上他写的文章《论农民的问题》。——作者注
﹝译者补注﹞：《俄罗斯革命通报》是社会革命党的杂志，由一群老民粹派创立。1901—1905年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共4号。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切尔诺夫、戈茨等社会革命党领袖都曾积极撰稿，他们的文章概述了社会革命党对革命知识分子作用、土地问题和恐怖等问题的看法。杂志积极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工党（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在一些问题上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
[5] 划走土地（Отрезки）：在1861年农民改革期间，为支持地主而强行划走分配给农民的份地。根据改革的“规定”，如果农民拥有的土地多于新制定的分配标准，或者将份地分配给农民之后地主的土地变少，地主有权在未经农民同意的情况下从农民手中夺取所谓的“剩余”土地，并利用农民缺少土地的情况将划走的土地出租给佃户，令他们做工偿债。半个世纪以来，农民坚持要求归还划走的土地，但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