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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75号,1904年10月5日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010.html

  (《灾难当前》)


  胡戈·甘茨先生是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德国记者,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学或是政治“标志”,只是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今年年初访问了俄罗斯,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并写了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书。
  这本书的标题非常耐人寻味:《灾难当前》。
  我们不必把它当成什么严肃的学术著作。不,它只是一篇很长的讽刺小品文,由好几篇一般报纸专栏长度的小品文组合而成。要是期待从一个资产阶级媒体的小品文作家那里得到什么原创性的判断或者深刻的观点,那就是天真得让人无法忍受;要是去检验和反驳他那好坏参半的结论,那就是在浪费时间,同样让人接受不了。不过,甘茨先生的书里连这种用纯粹漂亮话搭成的结论都很少,上面的话当然只是在美化它。
  如我所说,这本书名叫《灾难当前》。但是,不要因此就觉得作者在俄罗斯的时候和“虚无主义者、阴谋家和炸弹刺客”打过交道,乃至于直接地受着他们的暗示。完全不是这样。在316页的篇幅当中,只有大概二三十行是在论述俄罗斯的革命者,这本书的作者竟然说《革命俄罗斯》[1]是“崩得”[2]的机关报,而又把“崩得”变成了一个拉萨尔派的组织。愿上帝宽恕他!
  甘茨先生所有的信息都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圈子里得来的。他在我们的祖国逗留的那段时间里,一直呆在上流社会那边。彼得堡和莫斯科“最有名的”银行家、“最有名的”辩护人和“最有名的”文学家排好队列,轮流从这位德国记者面前行进而过,现在又遮住名字,从他的欧洲读者面前庄严地走过去。彼得堡的自由主义巨擘们当然不可能给这位客人传授一些自己都不会的东西。不管怎么说,甘茨先生确信,“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尊敬的大人,”——我上面已经提过,我们这位作者和“上流社会”的人打交道去了,“我的结论是,在俄罗斯,哪怕是谈论最微不足道的教学或者经济问题,也不能不触碰到上层政治。”毫无疑问,这个观察结果是甘茨先生的结论当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它的意思是,对于当代俄罗斯的所有问题、灾祸和罪恶来说,条条大路和道道小径最终都通向罗马。这个罗马就是议会制度。
  但是甘茨先生不愿意相信这个结论。
  自由主义的王公伯爵们当着他的面把俄罗斯描绘得如此暗淡无光,结果弄得他决定去和一位保守派伯爵谈谈,以此来做检验。
  伯爵问他:“您都听说了什么?”
  “我听说俄罗斯正在挨饿,而同时政府的预算却显示还有余粮。”
  “很遗憾,确实是这样。”
  “还有,知识分子已经绝望了。”
  “这也是真的。”
  “以及,要担心恐怖主义的复活。”
  “同样正确。”
  “再就是,整个俄罗斯只盼着战争失败,因为只有那么做才能终结现在这套制度。”
  “又说对了。”
  “最后,这个政权的堕落程度超越了一切衡量标准,只有罗马末年的禁卫军政权[3]可以和它相提并论。”
  “这种说法甚至还不够。”
  出路在哪里?这位德国记者每次谈话都会这样问自己和那位谈话的对象。出路在于宪法。那要怎么实现呢?在刚才引用的对话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要走这条道路的指示。专制制度将遭受彻底的军事失败,巨大的财政崩溃则会在这个过程中火上浇油。宪法是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在决定性的灾难结果袭来之前,绝不能期待目前的秩序发生任何改变。“等到我们第一次被迫把卢布贬成废纸的时候(票证短缺)——这可能会比我们现在预想的还要快——到那天,我们没法再借新债还旧债,没法再对着外国和皇帝隐瞒国内的破产,到那个时候或许就会着手变相地召开立宪会议,但在此之前不会有什么变化。”
  说这话的是一位年迈的自由派公爵,一位前“国务要人”。另一位半自由主义的公爵Х.,“曾经是沙皇信任的朋友”,他也说了类似的话。“彼得堡最优秀的辩护人之一”也这么说;接着是一位在国务问题上“特别能干”的教授,最后,连那位保守派伯爵也认可这些预见的正确性,他请那位和他谈话的记者记住,保守主义和卑鄙下流完全不是同一个意思,保守派怀疑宪法的未来,自由派赞赏宪法的未来,但是,“全面灾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制度更迭,这一点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这个“灾难”指什么?军事崩溃、财政破产,也就是说,这种客观的“自发”现象凭借它自身的力量——欧洲的交易所负责“来软的”,熟练的日本军队负责“来硬的”——催着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在宪法问题上同自由派、半自由派和非自由派的各路公爵、伯爵、教授和辩护人做交易。这些地方自治局、杜马、大学和媒体里的活跃分子用行动表现着他们身为俄罗斯人毫不动摇的军事爱国主义,心里却期待着一部宪法和一个“不管再简陋都好的议会”(ein noch so bescheidenes Parlament),而甘茨先生同情地证明说,他们上床睡觉的时候都会向上天做这么一段简短的政治祈祷:“上帝保佑我们,让我们被打败吧。”(Gott hilf uns, damit wir geschlagen werden)。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极其有可能是真相的假设,那就是:尽管司徒卢威先生按照“政治现实主义”的意图喊出了“军队万岁”这句话,在那一天他也悄悄地向“哲学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之神做了祈祷——“保佑我们,让我们被打败吧!”[4]
  他们为那部宪法和那个“不管再简陋都好的议会”做着简陋的盘算,而其中完全没有提到过反对势力和革命力量的积极表现。甘茨先生完全没有从他的谈话对象那里听到自由主义反对派在前立宪时期发挥过什么作用——这不过是因为,除了上面引用过的反对派祷词以外,他们此时没法给这位德国记者传达任何信息。甘茨先生不相信有可能发生人民革命。在这方面,在政治问题上“特别能干”的教授、辩护人和国务要人们给他灌输的是彻底的怀疑论。甘茨先生站在教授书房的小窗边,放眼望向整个革命领域,只看到了用自由主义眼光最容易看到的东西:骚动的大学生,还有几个恐怖分子。当然,学生的意图是好的。甘茨先生觉得自己看透了未来,所以怀着宽容的态度,甚至还原谅了学生们一时的社会主义倾向。但他也认为,政治热情这套铠甲在对抗哥萨克的马鞭的时候实在是很不可靠。和沙皇制度这头“龇牙咧嘴”的巨大怪物相比,几个大学生算得上什么呢?什么也不是!那除此之外呢?……或许还可能有些被压迫民族的起义和饥饿农民的暴动,它们分散在各地,而且因为这种分散而缺乏力量……然后就没有了。的确,农民革命在规模上可能会比其他革命更可怕,但是,据Х.公爵,那位“沙皇从前的朋友”说,这场革命要针对的不只有国家制度,还要“反对所有的有产者和学问人,它首先要把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全部杀光烧光……”因此,他再次强调:对于这个“最悲惨的民族”来说,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东边的军事崩溃加上西边的财政崩溃。
  那城市无产阶级呢?这位德国记者怎么说他们的?他就顺便对这“一小撮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人”抛出了几句政治蔑视的话——这就是全部了。
  而谈到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的领导者的时候,甘茨先生给出的评论可以说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愚笨和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鲁钝美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的作者写道:“以《火星报》[5]作为机关报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拿赤贫化的理论赌咒发誓——至少修正主义者想让人这么相信——希望农民按着教义手册上写的那样失去土地并且完全无产化。不久前才去世的米哈伊洛夫斯基站出来反对他们,这位先生可比《火星报》的市民们更了解俄罗斯。普遍认为(gelten)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已经被击退了。”
  甘茨先生用自由派的腔调歌唱,他们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政治上对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很敏感——我在这里要借鉴一下乌斯边斯基的话——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那块敏感的牛犊肉冻[6]。不管是门开了、仆人进来还是有人咳嗽,肉冻都会灵敏地颤抖一下。说实在的,它似乎并没有什么非要颤抖的理由,但这就是牛犊肉冻的特性。
  自由派的敏感就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只能从社会表面捞取一些现象,而且这些现象必须是已经发展完成的。只要它们还在社会内部发展成长,它们就同自由主义思想格格不入。这种思想看重的不是规律而是事实,不是大趋势而是无关紧要的小片断。但是现象本身比起沉默地创造了它们的社会力量更加变化莫测,由此自由主义情绪的交替也显得极其突然。听!工人的示威从地底下冒出来了……学潮蔓延到了街头……轰隆!炸弹爆炸了……“上流社会”颤抖着,等待着,欢庆着……但再过一瞬,一切就消失了。在那里,地底下,某种不为人知的复杂分子活动正在进行,但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上流社会”就缩成一团,蔫垂着头。似乎并没有什么理由,对不对?但这就是自由派肉冻的特性。
  这位德国记者在俄罗斯度过了今年的前三个月……那个时候交易所里的自由主义情绪正在急速坠落,人们谈到革命的时候只能无奈地耸耸肩……去年的社会抗议风潮在七月天飙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后又迅速消退了……一月在彼得堡举办的技术大会和皮罗戈夫大会[7]是这股浪潮席卷之下的最后一次活动……等到一个大事件突然闯进政治生活之后,革命群众的心理只会再一次地适应它,而它起初会允许反动派组织沙文主义的示威,这时候就会有另一波也许更加有力的浪潮来代替它。甘茨先生得以在彼得堡的人民之家目睹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他描述说,一位穿黑衣服的枯瘦先生跑进大厅,每个人都清楚地看见他对警察悄悄说了什么,而警察又对“人民”当中的一些人说了些什么;一小群人三次要求演奏国歌;人们三次站起来,“平静而耐心地”(gelassen und geduldig)聆听黑衣服先生吩咐演奏的国歌。
  但无论如何,这个事实都摆在这里。革命暂时停歇下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警察爱国主义的狂喜让自由主义的印象派们沮丧万分……当然,“上流社会”一般对号召革命不感兴趣,但它已经开始习惯于此了,因为战争的头几个月已经把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软弱的先生们吓破了胆,同时却又相信自己会取得胜利,所以就有了这么一番话:我们微不足道,但是亚洲的士兵和欧洲的银行家到底是会来拯救我们的。要是甘茨先生早几个月或者晚几个月过来,他就会对俄罗斯革命的机会和可能性得出不同的印象。而在1904年3月,他得到的只有一种纯粹的坚信,那就是专制主义快要垮台了,这种坚信正越来越强地支配着西欧的公众舆论。



注释

[1] 《革命俄罗斯》是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只有1901年底的前两期在俄罗斯(非法)出版,以后各期都在海外出版。报刊起初试图调和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之间的矛盾,并且同情自由派。它有大量来自俄罗斯的真实通讯,并且发行量很大。该刊的论述第一次明确地定义了社会革命党的行动策略基础。以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老《火星报》同《革命俄罗斯》展开了无情的意识形态斗争,普列汉诺夫就是在这时毫不客气地说出了“反动社会主义者”这个著名的表达。——《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崩得是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的犹太工人工会,1897年10月在维尔诺(维尔纽斯)的大会上成立。在1898年明斯克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加入了党的队伍,只在与犹太无产阶级具体相关的事务上独立”。1903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决议拒绝了崩得的要求——承认它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并且准许在联邦制原则下建党——并通过了关于统一性和组织集中制(中央委员会的统一领导)的决议。随后崩得退出了党。在自行召开的1906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呼吁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希望把一切文化问题移出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通过有关民族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的基础上选出的特别机构,将这些问题交给少数民族自行处理。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统一大会”上,崩得第二次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在党内斗争中几乎总是支持孟什维克一方。在反动时期,党完全分裂之后崩得再次从党内分离出来,并从1912年起与孟什维克取消派建立了密切的组织关系。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大多数崩得成员持护国主义立场,而在二月革命之后又支持联合政府和它的军事政策,并与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十月革命后,由于国际主义派在崩得内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崩得组织在犹太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加入了俄共。1920年的第12次会议上,崩得正式放弃了它主要的民族主义要求,宣告说“资本主义秩序下的民族文化自治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失去了意义”。1921年3月的明斯克会议上,崩得决定加入俄共。——《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 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罗马皇帝身边就有一支被称为禁卫军的精锐部队。禁卫军主要驻扎在罗马,享受一些特权(薪饷高、服役年限是16年而不是通常的20年并且受人尊敬),过着闲散而放荡的生活。这样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通常有9000人到16000人)如此靠近宫廷,这使得禁卫军逐渐成为罗马帝国一切政治动荡的参与者。一些皇帝被他们推翻和杀害,而另一些(承诺给禁卫军更多好处的)皇帝则在他们的拥立下登基。情况发展到后期,一些皇帝甚至从禁卫军手里收买帝位。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解散了禁卫军。——《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 甘茨先生和教授谈话的时候,他听到教授竟然希望敌人胜利而表达了惊讶之情:毕竟他的弟兄正在战场上死去。教授反对说,这种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因为“最先被送上战争舞台的是波兰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这就是他的原话,不多也不少。教授先生本来还可以再把他那自由派的厚颜无耻扩大一些,对甘茨先生说,士兵都是些愚昧的农民和工人,而自由派都是“良善社会”的人。非常凑巧的是,教授先生随后就向德国记者解释说,“le russe est libéral jusqu'à 30 ans et après canaille”(俄语的意思是:“上流社会”的俄罗斯人30岁之前是自由派,之后就变成无赖)……我认为这位说话露骨的教授早已越过了那条致命的界限。——作者注

[5] 《火星报》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海外机关报,由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同“劳动解放社”共同创建。1900年底,编辑部的成员有帕·鲍·阿克雪里罗德、薇·伊·查苏利奇、弗·伊·列宁、尤·奥·马尔托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1900年至1903年期间,《火星报》通过对当时以“经济主义”为形式的机会主义进行无情的理论斗争,在凝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伦敦)认可了《火星报》所做工作的巨大意义,并宣布它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党的工作的领导问题上,列宁对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人员组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他的压力下,大会将摇摆不定的人剔除出了编辑部——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并选举了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的新编辑部(马尔托夫拒绝加入)。鉴于大会后不久普列汉诺夫就转而同他的政治老友和解,列宁被迫离开《火星报》,自第51号起就不再在此工作。普列汉诺夫最终转向孟什维克立场之后,《火星报》——现在叫做新《火星报》,以便和原先有列宁参与的旧《火星报》作区分——从一份革命的机关报变成了在组织上搞机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模棱两可的报纸。新《火星报》在1905年10月8日的第一次革命当中停刊。——《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 这个比喻出自乌斯边斯基的《自愿或是不自愿》(Волей-неволей)。——中译者注

[7] 知识分子的反对运动在1904年1月的技术大会和皮罗戈夫大会上达到了顶峰。大约3000人参加了俄罗斯技术和职业教育活动家的第三次大会。大会上第十分会的会议(关于工人的教育)实质上变成了政治会议,分会成员公开要求言论、新闻、集会、工会和八小时工作制等自由权利。大会庄严地开除了基希讷乌大屠杀的参与者普罗宁和斯捷潘诺夫,将他们排除在参会代表之外。第二天,大会正要进行工作总结的时候,等待代表们的是一队警察,他们宣布大会关停。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代表们的反对情绪,并使他们对警察的行动提出了书面抗议。——《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1904年1月4日开幕的第九届皮罗戈夫医生代表大会把它的所有工作直接地和俄罗斯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公共医学、内科疾病和结核病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指出:
  “儿童早夭、酗酒、肺结核、梅毒和其他流行病在俄罗斯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灾祸,如果要与这些疾病进行正确而合理的斗争,就必须确保疾病发展的真正原因和防治方法这样的信息能够广泛传播,这样才有可能成功。为此,必须要有完全的人格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
  公共医学、卫生、统计和儿童疾病分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俄罗斯儿童死亡率异常偏高,主要原因是物质得不到保障和居民的智力发展不充分,从这一事实出发,大会深信,只有基于广泛的社会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地对抗这一灾难。”
  其他分会的会议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在各分会的工作结束后,警察意识到了这些“值得怀疑”的决议,阻止大会召开闭幕会议。这两场大会尽管都被警察驱散了,但还是发表了以下的最终决议:
  1.俄罗斯技术和职业教育第三次大会的成员们抗议在大会结束前强行关停大会,抗议目前的政权,因为它把系统性破坏俄罗斯首创精神和公众舆论的行为奉为原则。
  2.皮罗戈夫代表大会管理会议的决议:“医疗事业在现有的制度下不可能取得进步,只有在对人格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进行广泛改革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大会强行关停之后,警察立刻开始镇压大会的参与者。会议的领导人被逮捕,并流放到各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