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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
托洛茨基
1917年8月26日
发生了什么事？
谁也说不清楚，莫斯科会议是为什么召开的。而且，所有将要参加会议的人都声明（不论说的是真话或假话），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请他到莫斯科。而且这些人差不多都对会议抱着怀疑或轻视的态度。可是，他们都正在往莫斯科去。这里面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如把处在极特殊状态的无产阶级放在一边不说，那末参加莫斯科会议的人可分为三类：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组织的代表，政府代表。
立宪民主党最充分地代表了有产阶级。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是：地主，工商资本组织，金融集团，教授协会。其中每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政治面貌。不过，害怕工农兵的心理把有产阶级组成了一个反革命的联盟。贵族官僚集团和参谋将军集团没有停止其恢复帝制的阴谋，但认为必须暂时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资产阶级自由派怀疑地斜着眼睛打量保皇集团，但很珍视他们对于向革命作斗争的支持。由此可见，立宪民主党正在变成所有各种大中有产者的共同代表。现在，在米留可夫的无耻的资本主义行径和帝国主义可耻行径中，有产者的各种野心和剥削者的各种贪求正在合流。米留可夫的政策在于：窥视革命制度的一切挫折，一切灾难和困难，暂时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以降低他们的声誉，并等待自己的时机。而古尔科又在背着米留可夫等待自己的时机。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假民主是以农民群众、城市小市民与落后工人作靠山的；而且时间越长，越可以看出来社会革命党是主要力量，孟什维克只是无关重要的配角。在这两党的领导下，起初由于群众的半盲目性压力而被抬得很高的苏维埃，随时都在丧失自己的意义，并且正在化为乌有。原因何在呢？马克思曾经指出，小市民中渺小的“伟大人物”在碰了历史的钉子时，从来不从他自己的无能为力当中寻找失败的原因，而一定要去发现谁的阴谋倾轧。策烈铁里为什么就不抓住7月3—5日的“阴谋”来解释他全部政策悲惨破产的原因？李别尔、戈茨和沃依金斯基之流在从“无政府状态”（其实这种状态对他们并无害处）拯救制度的基础时，这班先生们居然真心相信自己会像拯救卡皮托里的鹅群一样会得到奖赏。而当他们发现了资产阶级对他们的轻视随着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不力而越来越大时，他们就惊慌失措。策烈铁里这个被公认的聪明人，就被作为过于革命的包袱抛弃了。十分明显，机枪团“破坏”了革命。
如果策烈铁里和他的党站在反斥候兵、波罗夫策夫和士官生的阵营内，帮助他们为反革命的利益而解除工人的武装，那末罪过就不在于策烈铁里的政治路线，而在于受布尔什维克引诱的机枪团的出动。这就是小市民政治破产分子的历史哲学！
事实上，7月3—5日所以成了革命发展的转折点，是因为它们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党完全没有能力夺得政权。在联合政府悲惨地瓦解后，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以外似乎不会再有其他的结局。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下定决心。他们还在议论着，夺取政权就是跟银行家和外交家绝交，而这是冒险主义。当7月3—5日的事件轰动一时，苏维埃的首领们却仍在追逐耶弗勒莫夫时，有产阶级就彻底明白了苏维埃政策在他们的面前正象小商贩在银行家的面前一样：打躬作揖。正是这种情况就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整个上述革命时期都处在所谓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标志下。这种来自自由派的说法，实质上是很肤浅的。问题不仅在于曾实现许多政府职能的苏维埃跟政府并存。唐恩和策烈铁里之流为了使政权完全归于政府，确实尽了所能，无痛苦地”消除政权分裂的局面。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苏维埃和政府代表了两种以不同阶级为依据的不同制度。
苏维埃代表工人的组织。工人的组织在每个工厂内排除了资本家的独裁，并在每个企业内建立了共和制度，而共和制度跟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它必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实行监督。资本家为了保卫财产权，在上层即在政府内找到了支柱，他们推动政府加紧反对苏维埃，并使政府相信它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机构，即镇压工人群众的工具。因此，他们大喊反对“两个政权并存”。
苏维埃还代表军队中选出的组织，以及全部的士兵民主制度。临时政府跟劳莱—乔治、里保和威尔逊采取一致的步调，承认沙皇制度的原有义务，并用秘密外交的老办法进行活动，因而不能不遇到军队的新制度的对抗。这种对抗在上边也通过苏维埃极轻微地反映出来。因此就产生了对于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怨言，特别是将军们有了怨言。
最后是农民苏维埃。尽管它的领袖们犯了可怜的机会主义和愚蠢的沙文主义，农民苏维埃却受到底层农民的日益增大的压力，政府越是反对，这里夺取政权所用的形式就越激烈。政府成为大私有者的工具到了何等程度，最清楚莫过于这一事实：策烈铁里的禁令通告跟李沃夫公爵的通告丝毫没有差别。由于各地苏维埃和农民委员会要建立新的土地制度，就跟“革命”政府发生了尖锐矛盾，这个政府越来越变成了私有制的看家狗。
进一步发展革命，就是要使全部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并利用这种政权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反对私有者。但是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化，必然要使最坚决的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在劳动人民群众中起头等重要的作用。在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方面，无产阶级可在西方、首先是在德国的所谓“军事社会主义”中找到极有价值的榜样。但是，我们可能仅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和真正革命政权的指导下进行这种组织工作，所以监督生产和逐步组织生产就完全是为了反对资本的利益。当有产阶级企图通过临时政府建立起“坚强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时，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虽然还不就是“社会主义”，但它无论如何已能摧毁资产阶级的抵抗，并且（由现有生产力和西方形势而定）引导和改造经济生活为劳动群众谋福利。革命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枷锁后，就会成为不间断的，即不停顿的革命，就会利用国家政权以便废除而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胜利就要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俄国的革命越是坚决和英勇地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反抗，就会越有力地推动西方的革命运动。这就是过去和现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现实的前途。
但是，市侩式的幻想家却把这种前途看作是一种“空想的”前途。他们想怎样呢？他们自己决不会提出这种公式的。策烈铁里不绝口地谈到“革命民主”，但显然并不了解它是什么意思。不仅惯于卖弄民主词句的社会革命党人，而且孟什维克，一到阶级标准开始极明显地揭露他们政策的小资产阶级性时，就把阶级标准完全抛到一边去了。一切都在说明“革命民主”的制度，一切都在证明这种制度的正确性，甚至老牌的政治侦探在把肮脏手指插到布尔什维克的口袋内时，也无非是用“革命民主”的名义……。但是，我们不要跑得太远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派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或用联合的办法使政权“中立”，实际上就是要使革命失去领导。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要保卫作为自己机关的苏维埃，实际上就是要阻止政府在各地设立行政机关。政府不仅无力作好事，而且也没有多大力量去干坏事。苏维埃有一些颇大的计划，可是其中任何一个计划都不可能付诸实施。由上面制订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制度和由下面形成的工人民主制度使彼此陷于瘫痪。凡是它们接触的地方，都产生了数不清的冲突，部长和委员们压制革命自治讥关，指挥官们咬牙切齿地痛恨军队委员会，苏维埃在群众和政府之间疲于奔命。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部长、总指挥官和委员们上台又下台。政权的压力越是慌乱，下层群众的激愤就越强烈。上边的整个生活都是一片“无政府状态”。
显然，懦弱的双重性质的市侩“民主”制根本是不适宜的。摆在革命面前的问题越是尖锐，就越会发现这种民主制的毛病。整个国家建筑是摆在一个人或两三个人的头上。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或策烈铁里漫不经心的手势，始终都有引起国家建筑完全瓦解的可能。越往前走，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就越突出：或者应由苏维埃取得政权，或者应由资本家政府取消苏维埃。只需要外部来一个推动，整个大厦就会彻底失去均衡的。7月3—5日的事件，就是对内部注定必遭灭亡的制度的外部推动。以两种互不相容的制度“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安闲生活”，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策烈铁里已有可能在他的纪事中记载说，机枪团破坏了他拯救俄国的计划。
（摘译自1917年8月26日“无产者报”第1号）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